常有满遗分子借口攻击汉人对少数民族也有战争行为，给满清大屠杀辩解，似乎双方是一回事。实际我们查阅历史，就能发现汉族王朝在儒家思想的指导下对少数民族的战争是绝对不同于蒙元和满清的。
一、儒家主张以“文化之争”取代“民族之争”，要求尊重蛮夷，对待蛮夷一视同仁。
《论语·子路》子曰：“居处恭，持事敬，与人忠，虽夷狄不可弃也。”《论语·颜渊》:“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结兄弟也。”
强调教育同化：《荀子·儒效》“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是非天性也，积靡使然也。”
永乐帝在出兵征安南时专门下诏书说：“安南皆朕赤子·······”。他要求将帅只办首恶，不许骚扰百姓，不许掘坟挖墓，不准抢劫，不准奸*，不准乱杀无辜，否则“虽功不宥”。可见，对少数民族的保护措施在正统的汉皇帝这里规定是很严格的。
而少数民族的首领则大都是纵兵抢掠，烧杀奸*，这就是文化上的根本区别。
二、主张“和为贵”，“怀德修远”，“以德服人”
《论语·季氏》:“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三、扶危济困， 孔子有“兴灭国，继绝世”的思想，汉朝与匈奴为世代仇敌，在匈奴遇到灾害时候，
却远途送去救济物资。《汉书·匈奴传》：“会天大雨雪，一日深丈余，人民畜产冻死，还者不能什一”，“又重以饿死，人民死者什三，畜产什五，匈奴大虚弱。”有人要求：“可因其坏乱举兵灭之”，御史大夫萧望之以为不因“乘乱而幸灾”建议“遣使者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宣帝“从其议”。元帝时，呼韩于单于复上书言众困乏，汉诏云中、五原郡转谷二万斛以给焉。东汉初，“匈奴中连年旱蝗，赤地数千里，草木尽枯，人畜饥疫，死耗太半”建武二十六年南单于内附时“转河东米粮二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以赡给给之。”
在明代，朝鲜在被日本侵略后，明代两度出兵击退日本，而不求朝鲜一寸土地，一文财货。
这种儒家扶危济困的传统，一直延续到当代中国。可曾见蛮夷之间有危难互助的文献记载，相反趁火打劫却是屡见不鲜，这是文明社会和野蛮社会的区别之一。
四、在文化伦理道德上决不后退，“裔不谋夏，夷不乱华”(《左传·定公十年》)。
不主动挑衅，发动战争，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自卫反击。懦弱的忍让无济于事，主张“以直报怨”。
汉武帝时，也搞过和亲但对于贪婪的匈奴无济于事，汉武帝说：“汉家庶事草创，加四夷侵凌中国，眹不变更制度，后世无法；不出师征伐，天下不定。为此不得不劳民。”
五、胜利后仍然主张“和亲政策”优待重用蛮夷首领，保存蛮夷原有文化和政权结构。
汉代封匈奴“因其故俗为属国”。（《史记·骠骑列传》）“各依其本国之俗而属于汉，故言属国”。诸葛亮“七擒孟获”后，帮助发展当地经济但不留官。匈奴王子金日磾是武帝的托孤大臣，孟获也在蜀国为官。
而满清呢却实行“改土归流”。
六、华夏民族的扩张不同于西方殖民也不同于蒙元、满清的征服。
华夏民族的扩张，其特点是移民性质的，多是由于躲避战乱等原因去偏远地区，垦殖定居，逐渐将当地变为农业区，华夏文明地区。最近的例子也有，就是大量华人闯南洋去东南亚。听说过华人屠杀当地人吗？征服后开发也有。比较著名的就是汉武帝击败匈奴后，在西域开发，屯垦轮台。
对于华夏文明下的中国封建社会，财富利益主要集中在中原，对外拓边，得不偿失，对蛮夷之地不感兴趣，即使是进攻也多数是防御性的，这种于国于民无益的扩张，儒家是坚决反对的。有意识政策性扩边开发殖民，在整个华夏民族历史上少之又少。
如果说和当地人有冲突，可能有但不是主要方式。由于古代偏远地区地广人稀，当地人经济文化落后，根本不会利用土地资源。大量荒地处于未开发状态。华夏人到来后，基本不是暴力掠夺下的开发。
这种情况直到解放后还存在，比如开发北大荒，比如新疆建设兵团开发新疆， 新疆建设兵团建立基地以不和当地人争利为原则，开发的都是荒地。
类似这些农业开发只有先进的华夏农业文明才能实现。
在历史上，周武王大会800诸侯，其中有不少是蛮夷，周朝作为天下共主存在，而各个蛮夷诸侯，在周代纷纷向华夏民族转化，楚就是一个例子。而吴国本来也是蛮夷之地，吴太伯是周宗室去吴国建国，吴地逐渐华夏化。萁子去朝鲜也是类似情况。可见中国华夏民族版图之形成，主要不是靠武力扩张。而是文明整合。秦的功绩是统一了原来分散的华夏文明地区。这和蒙满入侵是本质的区别。
即便是武力，比如秦国征服南越，这和满清、蒙元的性质仍然不同。因为当地并没有政权，而大多处于部族甚至部落状态，在这种部落状态并没有国家民族归属感，游牧部落甚至没有土地归属感， 不能简单用民族战争的观点来看待，用侵略看待。类似的俄罗斯扩张西伯利亚。美国西部大开发。 秦军征战南越， 完全不同于蒙元满清入侵奴役压迫其他民族，而是推动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促进当地文明化。
七、民族同化不等于民族灭绝
有满遗喋喋不休的讲，明朝曾经灭绝了棘人，试图强加给汉人朝代有种族屠杀的暴行，这是徒劳的, 明代对棘人并没有种族灭绝的企图。种族灭绝是从肉体上的完全消灭。事实是这样的吗？这场战争的性质和汉代反击匈奴的性质没什么两样。但是棘人这个民族太小了，要自然保存自己的民族很困难。象历史上的许多民族一样，征服和被征服的过程就是其消亡的过程。 这种自然趋势一直到近代都在发生，不会象今天那样政府出面象保护稀有物种一样的刻意去保护小民族的存在。
还有人说明朝建国时，也同样强迫境内大量的蒙古、契丹、女真等民族。统一服装，强迫通婚等来证明满清入关剃发令的合理性，不过他们忘了一个事实是：在元代蒙古人、色目人一直以外来的征服者自居，根本没有中国人意识，而汉人也把他们当成外国人，至少是外族人。外国人到中国来当然应该遵守中国的法令，特别是对这些刚刚被推翻的民族征服者，当地政府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有什么可奇怪的呢？而对于少数民族聚居区，不论是汉、唐、明都十分尊重当地的风俗，决不搞强制同化。这点能和满清的“薙发变服”相比吗？
历史上大民族的扩张和小民族的自然消失都是很自然的现象。这种自然消失主要是被同化和融合。比如匈奴、金人、还有元代留下的大量色目人。这种消失就是小民族融合入大民族中去，不论是当初的征服者还是被征服者他们唯一的历史道路就是被同化。 落后的小民族的消亡是必然趋势，这种消亡是以被大的先进民族同化或者说融合的方式实现的。
这种消亡有两种途径，一种是被大民族征服，另一种是征服了大民族而后被同化。就后一种而言是一种历史倒退，毫无疑问都是伴随着极大地破坏了先进民族的生产力，屠杀奴役了大量人口。在残酷的民族征服中，其自身生产生活方式得到了进化，发生了改变，最终融合入大民族中去。所以如果我们跳出了狭隘的民族观念，我们是不会赞成这种形式的民族融合的。
民族同化应该是由先进民族去同化落后和野蛮的民族，而不是相反。因为同化的过程实际就是落后民族吸收先进生产力，改变其生产生活方式的过程。而用野蛮民族的生活方式去强制同化先进民族是倒行逆施，则是搞逆向同化，注定要失败的。阎崇年讲满清的德政竟然说：“清朝没有强迫汉人用满语，否则几十年后，汉语就消失了。”这是历史的无知，就这种强迫使用征服民族的语言而言，金人入侵宋朝后实施过，金世宗强制汉人学女真文。陆游诗中有：“舞女不记宣和装，庐儿尽能女真语”。可最终历史证明其以失败而告结束。翦伯赞说满族等少数民族“由于受到落后的民族主义的偏见，闭关主义思想根深蒂固，他们还想挣脱文明的诱惑并力图保存那些对于他们的生活已经没有什么实际价值的民族特点。例如女真统治者屡次下令禁止女真人用汉姓，禁止女真人学汉人装束，清朝统治者反对满汉通婚，八旗和汉人杂居。禁止满洲人经商务农。封锁东北不准汉人开垦。甚至实行逆向同化，这种种措施是对文明的抗拒。用恩格斯的话是“对历史发展潮流的反抗”，“是愚昧对教养、野蛮对文明的反抗””。历史上汉文明具有生产生活方式的先进性、合理性，对少数民族从不搞强制同化。相反落后民族试图强制同化先进民族却屡见不鲜。
历史学家翦伯赞还说：“同化是大的生产力高的民族使小的生产力低的部族或民族在它的影响下，消失自己的民族特点，变成大民族的一部分。因此在同化过程中大民族越变越大，小的部族或民族就越变越小，最后变得没有了。历史上汉族就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我们不必过分忧虑某些少数民族会被同化掉，对于民族同化翦伯赞有如下看法：“这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同化虽然大半带有程度不同的强制性，但仍然是一种进步的历史现象。因为同化是落后民族加入了先进民族的经济和文化体系，就是落后民族文明化。”(见《翦伯赞历史论文选集》·《关于处理历史上的民族关系问题》)
列宁说过：“如果一个人没有陷入民族主义的泥沼就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的民族同化。不但不应该反对资本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封建时期的民族同化也不应该反对。”(《列宁全集·第二十卷》)那么我们更不用担心社会主义时期的民族同化现象，而世界的未来就是天下大同。
作为真正意义上的种族灭绝，蒙元和满清等少数民族都搞过。成吉思汗灭国四十。 满清灭绝准格尔部，都是从个体上真正的消灭， 被发现的没有一个人能活下来。
真正做到了斩草除根。
要特别注意的是历史上汉族从来没有用“种族主义”对待过少数民族，“夷入夏为华”。这充分说明了汉族和游牧民族的战争实质是进步和落后，文明世界和野蛮世界的战争，这点是某些历史学家故意忽视和混淆的。他们批判的“大汉族主义”大多是站在错误的、落后的、野蛮的立场上对抗教养和文明。
当代文化界、历史界在民族历史问题上的通病就是漠视文明和野蛮在历史发展上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