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日新
高尚全同志在《炎黄春秋》２００６年第９期发表的最新文章，多次否定传统的计划经济和计划，在第四大段点我的名说:“刘日新同志在《从‘计划’改‘规划’谈起》一文中指出，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是天经地义的”，“新自由主义特别仇视公有制和计划经济”，“如果按照他们的要求这样走下去（原文为:在历数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主张:私有化，市场化，外向化，小政府化后，指出几个数据:现在我国国有工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不到20%，市场定价占比重９０%以上，我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已达到７３.８%，外贸进出口额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将近７０%，外资企业占出口额的绝大比重等之后，然后说“ 这样下去”）一个好端端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国家，将要变成帝国主义的殖民地和附属国。”（原文在这后面还有一句:“我们党领导全国人民几十年流血流汗得来的革命和建设成果，将付诸东流，这是多么可怕的前景!”）高尚全认为，我的这些话似乎犯了不可饶恕的错误。现在我要重申:上述这些观点是完全正确的。在这篇文章中仍坚持我的观点，并且强调: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就是天经地义的!下面理论联系实际，摆一些事实，讲一点道理，与高尚全等“精英”学者争鸣一番。
在面对的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的问题上，我们同高尚全等主流“精英”学者存在意见分歧和对立。奇文对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是“天经地义”的，很反感，实际上是因为你们和我们所念的“经”不同。我们念的“经”，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之“经”;而你们念的“经”，是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之“经”。还应当客观的说一句，年纪稍大一点的主流学者的学术观点并不是整齐划一的，有的在解放前学的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一套，根深蒂固，解放后新的理论根本上没有学进去，如高尚全等（以后还要具体谈）;有的学了一点马列主义，但近些年又赶“时髦”，离经叛道，“转向”了，故我依然。至于一些年轻同志，在这个问题上，有的一时辨不清是非，不能责怪他们。因为如刘国光教授所说，多年来我们的教育方针有问题，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西方经济学窃剧了主流地位。我相信，他们会慢慢醒悟过来的。事实上有的已经醒悟并行动起来了，发表了许多批西方经济学新自由主义的文章，表现不凡，令人高兴。
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为什么是天经地义的?
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在中国，最早提出来的是毛主席，不像主流学者说的，是建国后照搬照抄苏联模式。早在全国解放前１５年，即１９３４年１月，在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时候，毛主席就指出，中国将来要实行计划经济，才能避免资本主义的经济危机。他说:“…只有我们战胜了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只有我们实行了有计划的有组织的经济建设工作，才能挽救全国人民出于空前的浩劫。”（《毛泽东选集》第一卷第１３４页）
建国后没几年，毛主席说:“人类的发展有了几十万年，在中国这个地方，直到现在方在取得了按照计划发展自己的经济和文化的条件。自从取得了这个条件，我国的面目就将一年一年地起变化。每一个五年将有一个较大的变化，积几个五年将有一个更大的变化。”（１９５５年《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上册，第３１１页按语，人民出版社，１９５６年）
１９６２年，毛主席在七千人大会上说:“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引者按:即公有制为基础的计划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会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毛泽东文集》第六卷第２９７页）
毛主席的上述观点，是把马列主义运用于中国的表现。
马克思曾经说:“生产资料的全国性的集中，将成为自由平等的生产者联合体所构成的社会的全国性基础，这些生产者将按照共同的合理的计划自觉地从事社会劳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第４５４页）
恩格斯说:“…大工业造成一种绝对必需的局面，那就是建立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在这个新的社会组织里，工业生产将不是由相互竟争的工厂主来领导，而是由整个社会按照确定的计划和社会成员的需要来领导”。（同上，第一卷第２１７页）
列宁也指出:“只有实行巨大的社会化的计划经济制度，同时把所有的土地、工厂、工具的所有权交给工人阶级，才可能消灭一切剥削。”（《列宁全集》第１０卷第４０７页）
按照马列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搞计划，首先在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付诸实践，并且取得了巨大成功。苏联经过三年恢复，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２８-１９３２年）实现了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钢产量由４２５万吨增至５９３万吨，居当时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由于经济大危机，美国的钢产量同期由５２３７万吨减为１３９０万吨）。以后，苏联坚持搞了６０年计划工作，正步步紧逼建国已有２００多年历史的美国，在教育、宇航等方面领先于世界。二战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通过实行国民经济计划，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世界银行这个著名的经济组织曾经说:“１９１７-１９５０年间，占世界人口１/３的国家退出了市场经济的舞台，并建立了另一种经济体制（按:应译为经济制度）的试验。最早是在前俄罗斯帝国和蒙古，而后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中东欧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随后在中国、北朝鲜和越南，它们都进行了大量的努力，对生产进行集中控制，并通过国家计划的方式分配所有的资源。这项巨大的试验改变了世界的政治与经济版图，确定了２０世纪的大部分进程。”尽管下文讲了一些很不准确的话，接着又说:“计划制度曾经取得相当巨大的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产出增加，实现了工业化，向全体人民提供了基本教育、卫生保健、住房及工作，而且似乎不受３０年代大萧条的影响。收入的分配相对公平，广泛的（或者说低效率的）国家福利使每人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商品与服务。”（世界银行《从计划到市场 1996年世界发展报告》第１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应该说，世界银行的这些话，尽管有些贬低，总的还是比较客观的。而用我们的话来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指明了社会发展的方向。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制度，较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显示出无比的优越性，在经济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广大劳动人民的社会地位和物质生活，同旧社会相比有如天壤之别。可我们的高尚全会长，却在最近的奇文中说:“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带给人们的只是经济发展的低效益与人民生活的贫穷与落后”。这同世界银行所说的计划制度取得了相当巨大的成就，改变了世界历史的进程，两相对照，发现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高官，还不如地地道道的西方资产阶级经济学者说的客观公正，这是立场问题，认识问题，还是品质问题?真是可鄙亦复可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