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3月底至6月中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蚌埠禹会村遗址[注: 遗址是指人类活动的遗迹，属于考古学概念。遗址的特点表现为不完整的残存物，具有一定的区域范围，很多史前遗址、远古遗址多深埋地表以下。]进行了第五次规模性发掘，发掘位置位于二区偏北部位的水泥板场之下。该地点在前期的发掘中，曾经揭露出不同类型的祭祀坑、祭祀沟等迹象，本次发掘的目的，主要是为进一步了解二区遗迹的分布情况，积累更加丰富的资料，因此，再发掘是学术研究[注: 孙武兵法初探序言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克劳塞维茨曾指出；战争不是神物，战争是发展的科学，余窃以为以兵圣孙武为代表的中国兵学思想文化无疑正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成果的杰出典范；同时又]的需要。同时，由于农村建筑的不断扩大，对遗址现状的保护将造成一定的破坏，所以，再发掘也是对遗址保护的需要。
本次发掘揭露面积1200平方米，主要获得了以下收获：
一、揭露一处大型人工取土坑。取土坑累计面积约400多平方米，分布于本次发掘探方的西部，由大小不一、深浅有别的土坑连为一片。坑底和坑壁，人为挖制的痕迹明显，每个坑中均为堆积的不规则层面的冲积淤土，淤土中包含有较多的碎陶片，个别有破碎成堆的完整陶器。从清理的现象可以判断，该片土坑的形成，应该与当时的建筑用土、制陶用土有直接关系。在取土坑形成之后的一段时间内，该地点又曾发生过较大洪水的侵袭，以至形成坑内不规则淤积面的堆积土，并掺杂有冲击在淤积土中的陶器、石器或陶器碎片的现象。
二、新发现三个祭祀坑（jsk6、jsk7、jsk8），均为圜底深坑单层抛弃埋藏器物，坑内器物破碎的个体明显，为有意识抛弃掩埋而成。JSK7，其形状和器物的埋藏现象比较特殊，坑的平面形状呈不规则“十”字形，而坑内的器物又自然分成了五个组合，第一组，有六件器物组成（罐2、盆1、鼎2、残陶器1）；第二组，有七件器物组成（罐3、盉1、盆1、残陶器2）；第三组，为一件器物（鼎）；第四组，有四件器物组成（鼎2、残陶器2）；第五组，有三件器物组成（鼎1、罐1、残陶器1）。出土的陶器种类特点：第一，陶器器类单调，以鼎、罐和薄胎陶盉为主。第二，陶质普遍酥松，现场清理能明显看出器物在坑内的个体，但由于破碎和酥松的原因，多数器物却无法提取。同时，在其他的祭祀坑内，还伴有较多的磨石出土。目前为止，二区共发现了八个祭祀坑，并可分为竖穴深坑埋藏完整器物、圜底深坑分层抛弃埋藏完整器物、平底浅坑单层埋藏器物、平底深坑单层埋藏完整器物、圜底深坑单层抛弃埋藏器物等不同的现象。
三、新发现一段隔离墙。隔离墙位于取土坑的南部边缘，呈东－西向布局，残存长度近10米，宽度仅为0.11米－0.13米，出土时仅为墙基槽，墙体土质浅白，与地层区分明显，是采用槽式堆筑而成，剖面墙体近似圆锥形，一边坡度较陡直，一边呈弧度弯曲，下部较尖，基槽内未发现柱洞迹象。该迹象应该与建筑无关，可能作为短期的隔离设施。
四、新发现一条通道。2006年，我们在对禹会村遗址第一次钻探时，曾在一区的祭祀台基西侧钻探出有南－北走向的路土迹象，但当时限于周围的环境没有探明路土的详细情况，后在2009年和2010年发掘时，因祭祀台基西侧又铺成了水泥路，使发掘工作的进一步扩展受到了限制。本次发掘，证实了从一区祭祀台基西侧与二区活动区之间，有一条宽约2米不等的人工通道，经解剖证明，通道为槽式堆筑路基、其上又进行铺垫而成。其通道的走向与2006年钻探时的现象为一致，是由生活区通往祭祀台基部位的要道。
由此我们可以得出如下认识，一区的祭祀台基应是当时功能专一的重要场所，二区（包括三区在内）的迹象，除具有祭祀活动的因素外（如不同类型的祭祀坑、祭祀沟），但与生活相关的内容（如灰坑、灰沟和简易式工棚建筑等）也较丰富，可以看出，一区的祭祀台基，是为祭祀活动提供的神圣场所，并且有严格的制度或进出场形式。二区的迹象在较大程度上则表现出了以生活和与之相关的活动场所。（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王吉怀）
（《中国文物报》2011年10月21日4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