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17世纪初年，西方传教士就来到上海传教。19世纪中叶，随着中英《南京条约》等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以及上海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他们更接踵而至，从事精神侵略。上海小刀会起义之后，他们对上海人民这次反抗斗争的态度如何，进行哪些活动，产生什么影响，无疑都是值得加以研究的问题。
一
西方传教士是站在外来侵略者的立场上，对待上海小刀会起义的。
1853年9月7日，上海小刀会发动武装起义，迅速占领县城，所谓秘密社会，就是指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秘密结社活动，多以“社”或“会’相称。首先，秘密社会与民间结社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如广泛存在于民间的各种结社的互助方式，就为秘密社会所吸收，采纳。其次，秘密社会又不同于一般的民间结社，它不仅仅是单纯的民间互助团体，而是民间反抗官府的秘密组织，同时，它具有隐蔽性、秘密性，有一套流行于会内成员之间的暗号、隐语系统，非会内成员不得而知。由于秘密社会大多结帮成派，又有许多不为外人所知的颇具黑幕性质的组织结构，所以近代以后又俗称帮会、*。本文试图就明代秘密社会的状况进行初步的探讨，并对天地会的起源提出新的看法。
一、明代的秘密社会
明代民间的结社活动极其频繁，会社名称形形色色。[1]可以这么说，在清代以前，秘密社会活动的发展，至明代巳达到了极盛。换言之，几乎所有清代秘密宗教处决知县袁祖德，并活捉了道台吴健彰。这个消息仿佛象晴天霹雳，使中外敌人异常震惊。美国牧师晏玛太当即向美国公使马沙利作了报告，并充当其译员，从租界往县城察看，随后马沙利急忙写信给小刀会首领大元帅刘丽川，“要他保证对美国教会予以尊重”(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上海小刀会起义史料汇编》1980年7月第2版（以下简称《汇编》）第787页。)，晏玛太又“自告奋勇，替公使致送公文”(泰勒：《晏玛太传》，见《汇编》第535页。)。当晚，刘丽川访问马沙利时答道：“清朝当局腐败暴虐，推翻清朝的统治是势所必至的。”并且说明起义军“与太平王有联系，奉行太平王的法令，对于外侨一定秋毫无犯”。美国方面又提出：“如果将道台带出县城，美国领事馆愿负保护之责。”(《北华捷报》第163期，见《汇编》第57页。)刘丽川立即拒绝。可是，美国侵略者仍想营救曾同美商合股开设旗昌洋行的吴健彰，准备从停泊在沪的舰上调派二百名士兵前往劫持，由于“怕后果不妙”(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79页。)，会戳穿其“中立”的假面具，激起上海人民的公愤，便改为派遣两个美国人霍尔与史密斯去探望吴健彰，同他商定逃脱的办法。当起义军发觉吴健彰已被外国侵略者劫往租界，怒火中烧，“决定向租界进攻”，且连夜猛攻租界达十余次之多，“炮声震天”，使晏玛太等人“感到十分可怕”(泰勒：《晏玛太传》，见《汇编》第536、537页。)。
传教士既对被俘的清朝官吏设法相救，又为清兵的反扑提供方便。吴健彰逃出后不久，遂纠集军队企图攻占县城。他们第一次攻城，就是在晏玛太家附近发动的。以后的情况也是这样。美国牧师卡巴尼斯写道：“清朝官兵继续利用我们教会的建筑物，作为他们进行战争的中心”(《北华捷报》第167期，见《汇编》第70页。)。很明显，在这场你死我活的阶级搏斗中，美国牧师完全站在清朝政府一边，支持它对起义军的武装进攻。
不仅如此，传教士还大肆污蔑小刀会起义军。晏玛太将上海人民这次反对清朝封建统治者和外国侵略者的斗争，称为“一度无用的和破坏的地方乱事”(晏玛太：《太平军纪事》，见《汇编，第532页。)，立场极其反动。英国牧师雒魏林也恶毒诽谤起义军使用“毒辣手段”等等(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21页。)，这完全是一派胡言！刘丽川就曾明确宣布：“照得锄奸除暴，为民非所以害民；发政施仁，戡乱非所以扰乱。城厢内外，勿用惊迁；士农工商，各安常业。”又说，“本帅已严饬部下兵丁，不得取民间一物，不得奸民间一女，违者重究”(《大明国统理政教天下招讨大元帅刘示》，见《汇编》第4页。)。这些纪律是付诸执行的。清方禀报承认：“匪徒（指起义军）号令极严，如有抢夺，随即正法示众”(《忆昭楼洪杨奏稿》，见《汇编》第148页。)。英商怡和洋行上海分店致香港总行的信中同样提到：“他们纪律严明，并不随便乱杀老百姓”(《上海怡和洋行致香港总行的信》，见《汇编》第503页。)。这些铁的事实对上述的污蔑是有力的批驳。
基督教（常单指新教，也称耶稣教）牧师对起义军采取敌对态度，天主教神父则有过之而无不及。天主教神父批评基督教牧师“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里，对太平天国充满着幻想，并把这些幻想传给了英美的领事和军官们，给上海城带来了灾难”(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74页。)。而且咒骂起义军，说“他们只是一伙盗匪，此外什么也不是”。又说“他们公开的口号是改朝换代，但他们真正的意图是抢劫和分赃。”上海地区耶稣会会长翁毅阁还跟法国的领事与舰长明确表示了反对起义军的意见。天主教神父对起义军这样刻骨仇恨，不是没有原因的。自1853年3月太平军攻克江苏南京后，天主教神父从由南京逃出来的教徒口中，“很快就确信：太平军只是些强盗，根本不能建树什么，他们的基督主义也没有什么值得重视的”(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74页。)。这些神父对于太平天国拜上帝会“所采取的新教的形式有一种特殊的反感，而上海的三合会（指小刀会）却又自称是和太平天国有联系的”(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17页。)。并且天主教在董家渡建立了教堂，环绕教堂周围又有许多当地教徒的住所，起义军占领上海县城后，“这个天主教势力中心的利益显然受到了威胁”(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第1卷第517页。)。因此，天主教神父一开始就疯狂反对起义军。
可以看出，上海小刀会起义后，西方传教士为了维护和扩张其势力，左袒清朝政府，诋毁起义军，充分暴露出他们敌视上海人民革命斗争的侵略本性。
二
上海小刀会占领县城期间，西方传教士继续加强其精神侵略活动。
如上所述，小刀会起义当天，刘丽川表示对外侨“一定秋毫无犯”的话，是切实履行的。第二天9月8日，恰是天主教圣母圣诞日，神父梅德尔前往城内访问教徒，全无阻碍。他说：“我碰到好些叛乱分子（指起义军），在路上，尤其在西门岗哨处，我同他们交谈。到处人们都知道徐家汇和董家渡这两个名词，待我象朋友和弟兄一样”(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80页。)。他们还保证徐家汇和董家渡“两地的安全”(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881页。)。事实表明。起义军容许自由传教，对传教士的活动没有加以限制。他们进城传教的活动，一直继续到1855年1月县城临近失陷之前。在城外，他们也抓紧传教工作。如天主教就以董家渡和徐家汇两地教堂为主要据点，向教徒和其他群众布道。传教士于城厢内外传教的同时，且到上海邻近地区进行活动。英国牧师麦都思及其同道们“经常在上海近郊一带传道”。(戴存义夫妇：《戴德生的早年时期》，见《汇编》，第691页。)法国天主教神父则以原先在青浦、松江、浦东和崇明的堂口作基地，加强传教工作。传教士就这样将教会的影响，进一步伸展至上海周围一带。
传教士又利用当时战争的特殊环境，开展医务工作。雒魏林的医院“大门向双方受伤人员时刻开放着”(兰宁、柯灵：《上海史》，见《汇编》第763页。)。然而来此就医的主要是清兵，因为他们常打败仗，伤员较多。他有时进城内诊疗所去，见到身受重伤的起义军，也给以治疗护理。天主教神父一样抓住机会医治伤兵。1853年10月中旬，梅德尔以董家渡教堂附近一间空着的税关房子和后面的另一间小屋开设医院，并同主教赵方济要求法军军医到这里诊治受伤的清兵。传教士医治伤员是有自己的企图的。他们对来院的伤兵宣讲“福音”，给以洗礼，传布教会的影响。
除了治病，传教士还做些救济的“善事”。他们曾带大米进城，“在诊疗所把米粮散发给穷苦的平民”(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27页。)，有时则利用传教的机会赈济。他们这样做，表面看来好象在大发慈悲，实际上是要吸引群众，笼络人心。这对起义军团结群众坚持斗争来说并不是有利的。
值得注意的是，传教士且力图将自己的信仰传播给起义军。1853年9月25日，美国牧师罗孝全访问刘丽川时，就提到自己当过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宗教师”，谈及基督教教义。罗孝全说：“我对他讲知‘十诫’和其历史，并告诉他‘太平军奉此为初期的军律。’”(《北华捷报》第166期，见《汇编》第65页。)传教士的宣传对起义军产生了一定作用。1854年5月11日，刘丽川发布了“为纠正风俗，消灭邪教”的告示，抨击佛教、道教，号召人们“放弃邪教，端正习俗，毋再崇拜偶象，再进庙堂焚香烧纸”(《太平天国大元帅刘示》，见《汇编》第23页。)。同月17日，他在“昭告人类始源事”的告示中，要求“兵丁士民人等，应即洗心革面，明辨是非真邪，及早觉悟，崇拜天父上帝，切勿为邪僧妖道所迷惑。”(《大明太平天国统理政教招讨大元帅刘示》，见《汇编》第24页。)于是，上海城内掀起了反对传统的神道说教的斗争，许多庙宇被完全或部分地破坏，大量的偶象从庙宇里搬走，装在篮子、水桶里运出去烧毁或者抛弃，表明起义军已经接受太平天国拜上帝会的信仰。究其原因，主要是来自太平天国的影响，当时在沪就有人直接宣传拜上帝会的主张(《北华捷报》第177期，见《汇编》第95、96页。)，但是，同传教士的宣传也不无关系。法国代理领事爱棠说过，小刀会“福建人首领林阿福曾来向他宣称，他和他手下人中的三千人都要信天主教，其理由是：领袖刘丽川是受教于英国牧师麦都思，陈阿林是受教于美国牧师卡巴尼斯”(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791页。)。这段话不一定完全准确，然而或多或少反映出小刀会首领们同传教士有所接触，受到感染。至于起义军将士，也曾至教堂听传教士讲道。
当然，两者存在一定关系，并不是说彼此之间没有本质区别。小刀会起义军同太平天国一样信从上帝，是要借助上帝的权威，向清朝封建统治阶级所维护的神权和迷信发起冲击，他们在告示中甚至将邪神也斥为贪官污吏。传教士则不然，他们宣传上帝，从根本上说，是要扩张西方教会的势力，为列强侵华效劳，显然，两者的实质是截然相反的。而且小刀会也从未同外国教会建立联系，没有听从传教士的旨意。在访问刘雨川时，罗孝全曾经表示“愿意照样施教于其部下之广东人”。刘丽川立即推诿说：“等候南京（指太平天国）派人到后再商量诸事。”(《北华捷报》第166期，见《汇编》第63页。)事实说明，小刀会对传教士的活动不是毫无警惕的。
关于两者的信仰并非一致的问题，不必说天主教神父，就连基督教牧师也有觉察。雒魏林曾谩骂起义军道，他们的生活和行动“跟基督教义公然抵触；他们沉迷在强夺、谋杀、*欲、一切使人性堕落的罪恶行径中”(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30页。)。麦都思则怀有自己的打算，他在谈到上海有人宣传拜上帝会的主张时说：“我们还是按照原来计划进行：他们宣传的教义，如有遗漏，我们将加以补充；错误之处也必予以纠正。这样，太平王可能成为我们传道的先锋，当我们传播圣经时，人们已对圣义有些基础了。”(《北华捷报》第177期，见《汇编》第96、97页。)由此可见，传教士甚且图谋对太平天国与小刀会的主张进行“纠正”，并加以利用，以达到其不可告人的目的。
必须指出，传教士对于小刀会的措施还粗暴进行干涉。1853年10月底11月初，天主教神父获悉起义军要对城中几家教徒征收捐税，如陆家（一译为罗家）须交一万银元，为了庇护教徒，梅德尔便请爱棠帮忙，爱棠一口“答允干预此事”，并同舰长德柏拉磋商后，写了一份照会，声称：“城里的居民如因教友身份而受迫害，那么，我们都将视为这是对法国的敌对行为。”(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288页。)小刀会对此作了让步，没有征税，缺乏必要的斗争。梅德尔得寸进尺，利用这一事件使好多户教徒搬出城去，同时有几户教外人，其中一家姓姚的是“富贵人家”(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891页。)，也由于他的保护，逃出了城。其他传教士又为一些想要离城的居民取得许可证。这对县城的防守无疑起了消极的作用。
十分明显，小刀会起义后，传教士的活动并没有放松，而是利用当时的情况，加紧从事传教等工作，扩大其影响，使“宗教逐渐伸展到社会各阶层中去”(《有关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报告、信件和日记》，见《太平天国史译丛》第2辑第228页。)。小刀会改信上帝，开展清除偶象的斗争，同传教士的宣传是有一定关系的，但彼此的信仰有着根本区别，不能混为一谈。小刀会对他们提出在军中传教的要求加以抵制，而对他们的一些干预活动却斗争不力，反映出对其面目尚缺乏足够的认识。
三西方传教士为了配合清兵围攻上海县城，还对起义军开展劝降活动，并煽动列强进行围困和武装干涉。
小刀会起义军击退清兵的围攻之后，传教士便参与诱降阴谋，妄想瓦解起义军。1853年12月，清朝署江苏巡抚许乃钊派已革知府谢继超等人入城招降。据爱棠猜测，此事“也许有耶稣教牧师们，特别是那位老麦都思参加”，由他们担保(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794、795页。)。对于敌人的诱降诡计，起义军断然给以回击，将谢继超等人处决。不久，赵方济派人向署松江知府蓝蔚雯、署上海知县孙丰提出，他要商同法国公使和美国、英国领事，“从中作保，令刘丽川等一概投诚，以救合城百姓”(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卷第11页。)。在赵方济的策动下，1853年年底与次年1月，法国公使布尔布隆与英国领事阿利国曾对起义军诱降，要他们撤出县城，也受到起义军“公开的拒绝”，刘丽川“态度坚决，反对使叛军（指起义军）驯服的任何建议”(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823、801页。结社与秘密社会的活动，均可以从明代找到其源头，只是因为晚明至清初这一段时间内档案资料的匮乏，才使得明清两代秘密社会活动的渊源关系变得较为模糊。而秘密宗教结社则不同，由于各个教派宝卷的得以保存，使得弄清楚两者之间的渊源关系显得较为容易。就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事实也确是如此。但笔者确信，随着史料整理工作的展开以及研究的深入，弄清楚明清两代秘密社会之间的渊源关系，将为时不远。
一个庞大的游民阶层的存在，是构成秘密社会必须具备的社会土壤。明初朱元璋立国，对游民问题大加惩治。首先，他要求统治下的臣民百姓，无论是出仕、务农，还是做工经商，都要各务本业，决不允许闲惰。[2]其次，他规定，若有军官军人学唱，就“割了舌头”，若下棋打双陆，就“断手”，蹴圆踢球，就“卸脚”，做买卖经商，就“发边远充军[3]。明成祖朱棣也有乃父之风，他对游惰之民的禁止也极严厉。他下令，让那些无恒产却又好讼的““奸民”，即无赖游民，归于田亩，授田耕种”[4]。
明太祖、成祖这种雷厉风行的措施，使明初几十年时间里部分消除了乡村土地兼并的不合理现象，农民大多依附于土地上，从而导致城乡无赖阶层缺少必要的后备军。所以，在明初的洪武、水乐、洪熙、宣德几朝，无赖游民的活动仅有零星的记载，并无大量出现的迹象。与此相应，秘密社会的活动也是销声匿迹。
正统以后，由于乡村豪强兼并土地日趋激烈，更由于农村赋役繁重，一些自耕农或半自耕农纷纷宣告破产，脱离了土地，或流落到城市，成为城市平民，或窜迹山林，成为流民。所以明英宗在正统六年(1441)的诏令中也不得不承认，“近年有司劝农不至，种耕者少，游惰者多”[5]。又据记载，成化二十一年(1485)五月，都察院右都御史朱英上奏，认为近来京畿旱荒，民不自保，只好人城就食，以致“流移之民聚集日多”[6]。京城内饥民的增多，一方面给社会治安带来一些麻烦，另一方面也不断滋生出社会闲散人员。同时，由于明中期以后商品经济渐趋繁荣，随之就有了一些新的天下码头的崛起。据载，诸如荆州、樟树、芜湖、上新河、枫桥、南濠、湖州市、瓜州、正阳、临清等处，都是天下商货辏集的大码头，[7]它们或在长江沿岸，或为运河钞关，大多为水陆要路，交通发达。在这些城市或商业大码头，由于商货会集，各色人物荟萃，所以奸伪、诈骗之事时常发生。
正因为如此，所以自明中期以后，在城市中无赖游民大批产生。如成化年间，有一种无赖游民即“喇唬”的活动日渐猖獗。从当时的兵部尚书余子俊的上奏中可以得知，喇唬是指闾巷恶少与各处逋逃罪囚结聚党类后的称呼。[8]这批人不务生理，好逸恶劳，三五成群，好恶相济，结成党群。他们的活动，或打架斗殴，行凶*；或横行市肆，强取货物，或充当揽头，兜揽钱粮，从中糁杂糠土，获取暴利，有时甚至在运河与长江沿岸的交通要道，私设关津，打抢货物，霸占一方码头。[9]
这些无赖游民，是否歃血拜盟，由于资料缺乏，目下尚不敢遽下论断。但他们结帮成派，已具帮会雏型，这却是毋庸置疑的。如正统五年(1440)，通州张家湾军余邵文斌九人，各立“郎头”、“铁脸”、“阎王”、“太岁”、“先锋”、“土地”等名号，“往来上下码头，斯侮良善，吓骗财物”，恃强凌弱[10]。成化六年(1470)，山西太谷县杜文翥，自号“都太岁”与兄弟一起结交一批恶少，号“十虎”、“二贤”、“八大王”，横行乡里，时常聚众做一些不法之事。[11]在南京，也有一批无赖莠民，结成带有*性质的秘密帮会。这些莠民团伙，有时以所结交成员的多寡取绰号，于是就有了“十三太保“、“三十六夭罡”，“七十二地煞”等称呼，有时又以自己所执器械取绰号，这样就有了“棒椎”，“劈柴”、“槁子”等称号。[12]从这些莠民团伙的活动来看，诸如替人营办婚丧、打官司、报私仇。带有互助性质，与清代秘密社会颇为近似。至于“十三太保”、“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的取名，以及以所执器械取名，更是秘密社会组织所惯用的手法。如清乾隆十三年(1748)，福建宁化县就出现了“十三太保铁尺会”，其所执器械即为铁尺。[13]自宋江以“三十六天罡”起事以后，尤其经小说(水浒传)的渲染，使“三十六罡”之说在下层平民中广泛流行，而此风在秘密社会中则尤盛。所以，在明代苏州一带，无赖游民所组织的秘密社会团伙则称“天罡党”[14]大致自正统以后，讼棍多由无赖游民组成，并且形成了自己的秘密组织。如直隶丹徒县有徐义等数人，不事生产，“唯持人短长，告讦以取钱帛”。他们“共刺血誓，生死无相背”，还自己取绰号，分别有“开山龙”、‘猛烈火”，“言鹦鹉”，以此吓诈当地百姓。[15]从“共刺血誓，生死无相背”来看，他们已有歃血拜盟的行为，而且形成了自己的秘密团体。正德、隆庆以后，在北直隶的保定、真定二府，也有无赖讼棍的活动，他们“聚党伙告”，陷害他人。[16] “聚党伙告”云云，事实上就是结成秘密团伙的明证。不仅如此，当时保定府还有一种“刁头”，也以告讦为业。他们每次告讦，均广泛散香，从会众中敛钱，号称“香会”。[17]而在淮安、扬州一带，这些奸棍替自己的组织取名，叫做‘躲雨会”。意思是说他们能躲避风雨。在山东，奸棍则自称其组织为“三只船”，意思是说“不畏风波”。[18]万历以后，杭州的一些不逞之徒也“结党联群，内推一人为首”，专以告状、诈骗为业。每天早晨，徒党“会于首恶之家，分投探听地方事情，一遇人命，即为奇货”。[19]从“结党联群”、又有魁首、每天聚会来看，这个无赖团伙也当属秘密社会团体。
在讼棍这类秘密社会中，不能不提及“访窝‘与“访行”。访窝在嘉靖至万历年间即已出现。如当时江西贵溪有一巨窝，“各处采访者皆集焉”[20]可见这是个无赖游民的巨窝，而且这种带有秘密社会性质的访窝，已是文通官府，共为不法。当然，这类秘密团体还当推明季存在于苏州一带的“访行”最为著名。考访行的源流，大概以邵声施为宗主的时候为较盛。当时，邵声施创设了“保生社”，其下的同党有朱灵均，邹曰升、陆惠云等，再下面还有一些人，号称“干儿”。不久，访行的组织就有八大分、八小分这些称号。直到王九玉执掌访行的牛耳，内部开始角立门户，党徒就一分为二，于是又有了南习匕两部。等到王九玉死于狱中，其下的党徒竟相雄长，出任访行宗主的人，不下数十人，而依附于他们的无赖棍徒，也以千百计，“访行之盛，至于斯极矣”。[21]
在明代的秘密社会中，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期以后在各处出现的“打手”及其秘密组织“打行”。据载，打手始自成化初年。当时巡抚佥都御史韩雍暂时雇募“敢勇”以征寇盗，“事平罢之，不为定例”。可见，在成化初年，打手只是以“敢勇”的名称出现。嘉靖初年，才有打手的正式出现。其后，广东各府县自己可以雇募打手，“各支给工食，而军门所支月粮遂为虚名矣”。[22]明中期以后，打手在两广地区的势力极盛，尤其是广州、新会两地，打手更是云集。如明人茅坤就说，在明朝的抗倭军队中，“其余当不过柳州水东岩之游民，与广州、新会打手之屑而已”。[23]其实。广西一带不仅出“游民”，打手、杀手也极有名。据载，广西之兵凡隶属于将军营者，称为“杀手”，而隶之各个哨堡者，则称“打手”。[24]此外，在江西南赣的徭役名色中，也有“打手”与“力士”两种。[25]这不仅说明打手江西也存在，同时力士也大致与打手相近。如戚继光抗倭时，所募兵中也大多为浙江东阳、义乌的力士。
打手之起，最初不过流入“镇夷”军队中，或者镇压地方性的“寇盗”。后抗倭军兴，打手、杀手、力士就纷纷流入抗倭军队中。由于这些打手本身就是无赖游民，所以入伍以后，其行为也与“盗贼”一般无异。每遇调发，这些打手就“千百为群，恃羽檄文移，公行剽掠，所过无不残灭”。等到乱事定后，他们自己也攘臂而起，成为绿林豪客，或结成秘密社会性质的打行。
在经济富庶的江南地区，尤其是苏州、松江二府，出现了一大批专职替人报私仇的社会闲散人员。他们“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26]这批不良之徒，结党成群，凌弱暴寡，势不可挡。这些无赖正是当时名震江南的打手，又称“青手”，而打手的组织则称“打行”。
就打行的发展过程来说，先是兴盛于苏州，随后才迁延到松江。时间大致起于嘉靖中叶，至万历八年(1580))以后达到极盛。嘉靖三十八年(1559)，翁大立就任应天巡抚，严禁打行，侦缉诸恶。于是，打手们只好一起歃血拜盟，用白头巾抹额，各持长刀巨斧，夜攻吴县、长洲及苏州卫的监狱，劫囚自随。天明，打手们冲出葑门，斩关而出，逃入太湖，成为绿林豪客。[27]经过这一次变故，苏州打手的势力受到部分的打击，但并没有被消灭。自此以后，打行的活动逐渐转移到松江、嘉定一带。如明末嘉定人侯峒曾就说；“打行薮慝，敝邑(指嘉定县一一引者按)为甚。小者呼鸡逐犬，大者借交报仇，自四乡以至肘腋间皆是”。[28]
打行打人有一套秘密的规矩，内部成员转向传授，外人不得而知。[29]另外，打行一旦为官府所追捕，就歃血拜盟，窜入绿林，这大概就是所有秘密社会的必然结局。
在清代的秘密社会中，青帮即青门中人大多由盐枭、光蛋、漕运水手组成。其实，明代的贩私盐枭也结成了秘密帮派。据实录载，早在天顺年间，南京的盐徒就“私遣铳炮短枪”，公开拒捕。[30]在各地的盐场中，还有一些积年无藉之徒，号为“长布衫”、“赶舡虎”、“白赖好汉”等名色，“专一挟制客商，吓诈财物，以为生计”。[31]这些盐枭十五成群，除公开贩私以外，有时也劫夺江中客商。[32]盐枭除了贩私盐之外，还“结党行劫”，互相仇杀。如施天泰、龚腾、王班头、董琦等，都是太仓沿海一带极为闻名的枭棍，“始则因利贩私，既而结党行劫，又至出海通番，互相仇杀”。[33]可见，这些盐徒平时就形成一股黑势力。从盐枭自称外号以及有结党行为来看，明代盐枭也是构成秘密社会的一股黑势力。
综上所述，明代秘密社会的势力极盛，帮派林立，而其成员构成，大致不外乎无赖棍徒、盐枭、打手、讼棍之类，并且均有自己的团伙，立有会、社名，也有歃血拜盟的行为。所有这些，都为天地会的产生提供了社会基础。
二、天地会起源于明代
自辛亥革命以来，关于天地会的起源问题，海内外学者的研究成果颇多，但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近据报载，天地会诞生地和创始人已被确认，即福建省云霄县高溪村为天地会的诞生地，创始人是提喜和尚，创会时间为乾隆二十六年。这一结论，被称之为“本世纪我国历史学的重大发现”[34]云云。
其实，关于天地会的起源。过去就有争论。据有的学者统计，已有十三种之多，将来仍会有争议。据笔者看来，将乾隆二十六年提喜和尚在高溪村创立天地会一说，作为史学界的共识，似乎为时尚早。笔者通过对明代秘密社会状况的考察，再综合参考前人对天地会的研究，重新提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一说，供学术界参考。
天地会起源于明季的说法，最早是由王重民先生提出来的。他的根据是明末潘季驯《兵部奏琉》中《擒获妖党》一疏。据此疏载，明万历十年(1582)二月十日，苏松常镇兵备道揭帖称；督率兵快，诣龙华庵，将海住等拿获，又将甘露寺憎汪元洪等捕获解府。据汪元洪称，他有异姓兄弟十八。北方五人，名为黄思、黄仁、黄义、顾实、贞静，以仁义礼智信为号，名目“北票”。汪元洪与雪峰、贞成、蔡元溪、元明等人，以金木水火土为号，名日“南票”。相约于四月初一日，南票在南京报恩寺，北栗在北京天宁寺，同时举兵，据此，王重民认为洪门之创立，即纪念汪元洪。入清后演为朱洪竹或朱洪英。汪元洪兄弟十人，编为南北两票。均有五祖之资格。而异姓兄弟以票为号，尤与洪门组织相台。故洪门乃始于明季。[35]纯用此疏记戟，以证明天地会始于明季，证据确嫌单薄。然此疏至少可以说明在明末，异姓兄弟结拜极为盛行。同时，王重民先生的高明之处在于将异姓兄弟结盟以“票”为号与天地会组织中的“五房”联系在一起。事实确是如此。在明代，“票”作为一种组织团体，也是十分流行的现象。如在陕西长安县，其编里组织与一般通行的里甲制有所不同，其中奏王所食更名地。编为忠、孝、廉、洁、仁、义、礼、智、信九牌，而屯卫所辖的屯卫地，则以“票”为单位，编成十三票。[36]尤堪注意者，在明代，“票”不仅是组织单位，同时又有以“五”数为票者。如袁黄在宝坻县设社仓，就以“五家为一票，票有头”。[37]这种以五数为票，与天地会分五房的做法，其间的承传关系颇值探究。故笔者认为，天地会并非至清乾隆中期破获以后才得以出现，其间必然有一个起源以及变迁、发展的过程。
笔者重新提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决非过去旧说的翻版，而是在大量发掘占有资料的基础上，独辟新的角度，考察天地会的起源，并提出以下两条直接证据。
第一，天地会之名见于万历初年，大致比潘季驯的上奏早三年，即万历七年(1579)。史载：(万历七年正月)诛妖犯王锋等，散其党。锋系武成中卫舍余。幼为僧，后还俗，师事妖人林福。左臂疤痕似半月形，脊背多白点如星，肋下有白点，形如北斗，腿上有三黑子，自称天地三阳会。又盖三阳殿，造混元主佛三尊，傍列伪封蔡镇等为三十六天将，捏造妖书、违法器物，煽惑男妇六十余人，以度劫为名。事觉，伏诛。
这是一条极为重要的史料。这是因为，万历七年的“天地三阳会”，与万历十年汪元洪“妖党”案，时间极为接近，两者之间必然会具有某种联系。据笔者所知，至今仅有研究明清秘密宗教结社的喻松青先生，在《明清白莲教研究)一书申提到过“天地三阳会”。[39]遗憾的是，喻先生没有详引“天地三阳会”的内容，并将其与天地会这一秘密社会加以结合研究。
从上引资料来看，“天地三阳会”与“天地会”必然存在着渊源关系。理由如下：
(一)据留下的天地会文件《西鲁序》或(西鲁叙事，均认为天地会的创始人为僧人万云龙，即所谓的“万大哥”，而天地三阳会的创设人为王锋，“幼为僧，后还俗”，也具有僧人的身份。
(二)据伦敦不列颠博物院所藏“洪门总图二”，可知天地会设有佛祖殿。下列五房，长房为蔡德忠。[40]而上引史料中的天地三阳会，亦设三阳殿。三阳殿即佛殿，“傍列伪封蔡镇等为三十六天将”。虽然三阳殿中傍列达三十六人，但长者为蔡镇，亦姓蔡。同时，“三十六天将”之说，在天地会所传文书中亦能印证。如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西鲁序》，也说及天地会创设时，招集天下英雄，共有一百一十八人，为“学三十六名天罡，七十二名地罡”。[41]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恰好证明天地会文件《西鲁序》，虽为传说，却有史影可寻。(三)据上引史料载，王锋创立天地三阳会之前，曾师事“妖人林福”。那么，这个林福在后世传说的天地会文书中又是如何体现的呢?据嘉庆十六年官府文获的广西东兰州天地会成员姚大羔所藏《会簿》，说五房为长房吴天成、二房洪大岁、三房李色地、四房桃必达、五房林永招。[42]可见，五房林永招也姓林。又据《西鲁序》，天地会始创时期的五虎将，分别为吴、方、张、杨、林五姓，后者亦姓林。无论是后五房中的林永招(又作昭)，还是五虎将的林姓人物，大概均与林福有一定的关系。
(四)众所周知，天地会又称洪门，后又陆续改称“三点会”、“三合会”。据陶成章《教会源流考》，三点会者，为取洪宇旁三点之义。后“或嫌其偏而不全，非吉祥之瑞，乃又取共之义而连称之，又改号曰三合”。[42]“三”字之说，并非全取自“洪”字旁三点之义。中国古时即称三为阳数。如《春秋元命苞》官，“阳数起于一，成于三，故日中有三足鸟。’又如(易》乾坤诸卦，其数皆必为三。故《黄帝内经素问·六节藏象论篇》日，“天以六六为节，地以九九制会，……三而成天，天而成地，三而*。”而在明代天地三阳会中，“三”字之说甚确。天地三阳会之取名，大有比附的含义，即因为王铎左臂疤痕似半边月形，脊背多白点如星，肋下有白点、形如北斗，腿上有三黑子，故称“天地三阳会”。后世天地会《会簿》中有八拜之说，其中前四拜为“一拜天为父，二拜地为母，三拜日为兄，四拜月为嫂”[44]。“天地”之称，在天地三阳会中已出现。拜日为兄，当源于阳从日，而拜月为嫂，盖起于王铎“左臂疤痕似半月形”。另在天地会的文书图像中，有一“木杨城”，又写成“穆杨城”。《尚书·洪范》日：“三日木。”可见，木生数三，成数八。此木杨城，杨当为阳之讹，木又为三数，显然木杨城者，即“三阳城”之隐称。而在明代天地三阳会中，有三阳殿，盖木杨城图像源于三阳殿。又天地会入会仪式中有“拜斗钻刀”这一项，所用木斗内藏满米粮。除了旗帜之外，有不可少的几种物件，即灯、剑、镜、戥(即秤)、尺、剪、算盘等等。这种“斗灯”，为道教建醮中最重要的项目之一，斗内物件，一如上述。可见，天地会与道教的关系非浅。而中国民间的秘密宗教为杂糅佛道而成。明初秘密宗教多行“拜斗”之仪，为朱元璋所定法律禁止。当民间秘密宗教死灰复燃以后，拜斗之仪也随之恢复。故天地三阳会中，又有王铎身上白点形如北斗之比附，显然也属道教拜斗转化而来，从而与天地会保持着一定的渊源关系。即使固如陶成章所说，即三点、三合之名得自洪字旁三点，却也能从明代的秘密宗教结社中找到证据。从系统上讲，天地三阳会当为弘阳教的起源。弘阳者，最初当为“洪阳”，如成化年间收缴销毁的各类妖书中，就有《金锁洪阳大策》。可见，洪门的意思，大概起自‘洪阳”之说，而非纪念朱洪武之义。弘阳教又称阳门，即可为证。
(五)据有些研究者确认，天地三阳会当为其后弘阳教的原型。三阳者，即为弘阳教的三阳说，也就是红阳、白阳与清阳。据喻松青先生考证，弘阳教的创始人为韩太湖，即飘高祖，又号弘阳子。他生于隆庆四年(1570)，直隶广平府曲周县人。于万历二十二年(1594)正月十五日在太虎山中悟道，立教开宗。
这位弘阳教的创始者韩太湖，大概就是天地会传说《西鲁序》中前五房方大洪的原型。贵阳修志局本天地会文件。曾提到“只剩五人，走至龙虎山，五虎大将会成张敬绍、杨文左、林大洪带了数百罗汉兵下山挡着清兵。”守先阁本天地会文件《西鲁序》亦说：“五人又被渭(清)兵追赶，黑夜追至白云连天，始脱罗网。兄弟又走，走到龙虎山，有吴左天、方惠成、张敬招、杨文左、林大纲，一走走到岳主庙修行。”而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引《西鲁叙事》，则说五人“走至广东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中居住”。所有这些记载，都是韩太湖创设弘阳教历程的变型。首先，韩太湖与方大洪谐音。其次，韩太湖在太虎山得道创教。而天地会文献则将其改为龙虎山。再次，《西鲁序》称五祖在广东省惠州府石城县高溪庙结盟创设天地会。这个高溪庙决非实有其地，而是一个托称，却与韩太湖极有关系。萧一山辑《近代秘密社会史料)所收四张腰凭，其中三张均有“飘”字。萧一山在按语中认为‘飘”字不可解。[46]其实，“飘”字与韩太湖却有关系。韩太湖号称“飘高祖”，又称“飘高老祖”。如果将“飘”宇与高溪庙结合起来看，那么可知飘、高溪庙均从“飘高祖”一称分解、变化而来。其中“溪”字当从“湖”字变化而来。天地会文献中《二房祖诗》云：“二房插草方大洪，红旗飘飘镇广东。高溪起义扶明主，夺转明朝立大功。”诗中就藏有飘、高两字。另外，据喻松青先生考证，无极老祖有五子，而飘、高祖又为无极老祖的第五子。[48]天地会中关于五祖的传说，可能就是从弘阳教系统的无极老祖有五子变化而来，弘阳教中无极老祖二子释迦立乾坤之说，也为天地会所承袭，如天地会文献图录中就有“乾坤图”。[49]当王铎创设天地三阳会时，曾立三阳殿，殿中供奉混元主佛三尊。这三尊主佛即弘阳教系统中的混元老祖、无生老母、真空古佛，他们均安天立地，职掌天宫，帅领诸祖。所以，早在成化年间搜缴的“妖书”中，就有很多涉及天、地之称的“妖书”。如《番天揭地搜神记经》、《安天定地绣营关》、《通天彻地照仙炉经》、《六甲明天了地金神飞通黑玩书》等[50]。据此可知，早在成化年间，民间秘密社会的秘书中，就有很多关于天、地的说法。另外，弘阳又称洪阳、红阳，如弘阳教有《混元弘阳苦功悟道经》、《红阳宝忏中华序》，这大概是天地会又称洪门、红帮的根由。
第二，天地会、洪门中的秘密文书即《海底》，最迟在明代成化年间即已出现。清代帮会中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在清军入台以前，郑克爽将全部有关天地会的文件，包括《金台山实录》、天地会成员花名册及“延平郡王招讨大将军印”装入铁箱，于清军进驻台湾前，沉入海底，然后拔剑自刎。此铁箱沉入海底后，被海水冲至福建，后由渔民陈寿亭捞得，道光二十五年由郭永泰购得，帮里的人将这些文件编纂成书，这就是《海底》。究之史实，此说确实子虚乌有。但天地会的文件称为《海底》，却颇值得玩味。据载，在清末从属于天地会系统的哥老会的隐语中，曾称会内秘密书为“金不换”、“海底”。[51]这些称呼，恰好能在明代成化年间搜缴的秘密文书即“妖书”中见到。据《明宪宗实录》与《皇明条法事类纂》载，成化十年(1474)，山东道曾搜缴到不少“妖书”。其中有一部名《海底金经》。[52]显而易见，《海底金经》就是清代天地会秘书“金不换”、“海底”之称的历史原型。而且“海底”一称，作为隐语，在明末民间一直被引用，称为“海底眼”。如《西游记》第三四回：“小妖见说着海底眼，更不疑惑。把行者果认做一家人”。冯梦龙《醒世恒言·勘皮靴单证二郎神》；“王观察见他说着海底眼，便道：“‘这厮老实，放了他好好与他讲’。”凌濛初《拍案惊奇》卷十四说到光棍“扎火囤”被一泼皮识破，也提到“海底眼”一词，显然其意也当为底细、秘密。当然，由于明朝廷的销毁以及历史的沉湮，现在已无法见到明代成化年间即已存在的《海底金经》，但此书必然会在民间秘密流传，以至在清代天地会的秘密文书中再次出现。
综合上述两条直接证据，可以得出以下结论：天地会起源于明代的秘密宗教结社。简言之，天地会即洪门(红帮)当起源于明代的弘(洪、红)阳教；清门(青帮)当起源于明代的罗教。在秘密社会与)。接着，阿利国又同吴健彰商议招降之事，吴健彰“答以愿将下手戕官之犯捆献，方可禀商督抚，奏请大皇帝恩施办理”。结果诱降仍告破产，阿利国只好“以贼匪（指起义军）不愿投诚回复中止”(贾桢等：《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第7卷第11、12页。)。法国神父之所以热衷此事，是有其图谋的。怡和洋行上海分店致香港总行的信函中写道：“如果布尔布隆能说服叛党献城，清军就会划一块乡下地皮给法国人以为报酬”(《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见《汇编》第513。)。所以，天主教主教唆使法国、英国等外交人员出面诱降，并非如他口头上所谈的是由于要“救合城百姓”的“人道的原故”，(《上海小刀会起义新史料》，见《汇编》第514页。)而是怀有自己的卑鄙目的的。
随后，基督教牧师又直接出面招降。1854年12月11日，英、美两国领事写了一封公函送到起义军副元帅陈阿林处，“建议从中调停，着手和平解决这一重大争端，其条件就是叛党立即投降；而对官兵一方，可以说服他们采取宽大处理的办法。”当时在场的戴德生将此函作了翻译，并且挖空心思进行诱降。戴德生写道：“我跟他谈了一大堆话，力图诱导他接受公函所提出的调停。”但是，无论这个英国牧师如何蛊惑，始终动摇不了起义军的坚强斗志，陈阿林“不愿听到要他们投降的话，公开宣告他决心战斗到底”(戴存义夫妇：《戴德生的早年时期》，见《汇编》第691页。)。继而雒魏林也从事劝降。在法军开始进攻起义军之后，他征得法国海军上将的同意，与另一个英国牧师伟烈亚力入城游说，向起义军首领们施加压力，说什么在法军行将大举攻城的形势下，起义军如果打算抵抗，“那是一点希望也不可能有的”，城内的“食粮势难久持”，起义军“必然快要饿死”。雒魏林承认，“为此我竭力敦劝他们听从海军上将的要求”。然而，起义军首领们没有被吓倒，坚定地表示，“他们已经决心打到底。他们人多势盛，力量强大，尽管法军会给他们造成重大的损害，打死他们的弟兄，但是放弃县城，对他们来说，就是意味着全部灭亡，因此他们决不投降。”雒魏林见恫吓无效，又进行诱骗，说起义军迟早要被打败，到那时就没有什么条件可讲了，而现在双方可以作好安排，使起义军的生命得到保全。可是，首领们给予的斩钉截铁的回答是：“不！我们决意同生共死。”(雒魏林：《在华医药传道记事》，见《汇编》第641、642页。)
传教士一面诱降，一面大搞其他的毒辣阴谋。天主教神父同法国外交官员和海军军官关系密切，如同《北华捷报》所提到的：“天主教会对法方人员起一种确实的影响作用”(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801、802页。)。神父们便凭借这种关系，鼓动法军设置障碍，围困起义军。法国军舰在县城对面出现。而且从1854年9月起，法国侵略者支持清兵在县城北门一带开始沿河筑墙（接着美国与英国也协助修筑），11月下旬，一道围墙筑成了。它东起黄浦江边，沿着环绕北城的河浜北岸，向西北伸延直至距洋泾浜南岸不远的地方，把上海县城孤立起来。这一切都与天主教神父的活动有关。非但这样，天主教神父还煽动法军进行武装干涉。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的英国朋友呤□对此作了无情的揭露：“法国领事和法国的高级军官，全都是受教士所支配的，他们为了自己的利害打算就援助清军，蛮不讲理地把三合会从上海县城驱逐出去。”(呤□：《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上册第129页。)法国外交人员顾随在《回忆录》中也提到，法军决定进攻起义军，其原因之一是“耶稣会神父们的热烈劝说”(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310页。)。布尔布隆还曾函告爱棠，说吴健彰在致其信中“明显地表示要候我们以武力夺回县城之后，他才肯奏明皇上保护我们的宗教利益，而且颇不客气地表示即以这一奏请作为帮助的报答”(梅朋、弗莱台：《上海法租界史》，见《汇编》第871、872页。)。这更清楚地泄露出法军的进攻行动同神父们的关系以及背后的真正原因。正是由于天主教神父的密谋，法国侵略者终于撕下“中立”的伪装，对县城的小刀会起义军发动进攻。1855年1月6日，法军与清兵互相勾结，挑起了所谓“北门之战”，起义军奋勇抵抗，使中外敌人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天主教神父又暗中破坏起义军的突围斗争。住在董家渡的赵方济和梅德尔常常到洋泾浜去，奔走于法国领事、法国侵华海军司令以及江苏巡抚吉尔杭阿之间，共同策划对付起义军。梅德尔尤为可恶，“他希望有朝一日叛乱分子（指起义军）会大批大批地投降”，“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304页。)，每天把他所能知道的起义军计划告诉在徐家汇的耶稣会会长伏伯禄，以便向法军和清兵报告。1855年2月上旬，起义军为了打破中外敌人的严密封锁，摆脱粮尽援绝的困境，决定派出一部分队伍突破包围，进袭松江，并以此为基地，继续战斗。梅德尔侦悉这一打算，立即作了报告，伏伯禄便告知吉尔杭阿，清兵马上在通往松江的徐家汇一带加强警戒，且开炮轰城，使起义军袭取松江的突围计划全遭破坏。2月17日下午六时，梅德尔又给伏伯禄写信道：“我听说‘红头’（指起义军，因他们头包红巾）要想在今晚出走，已经作好了准备工作。”(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912页。)这个讯息是否转送清朝兵营虽然尚不清楚，但从伏伯禄当夜同其他人一道戒备，以及刘丽川等起义军突围出城至距离徐家汇不远的虹桥很快被清兵消灭的情况来看，两者之间不会毫无关联。梅德尔外表慈善温和，实则毒如蛇蝎。他的情报活动所起的危害作用是不可低估的。
在中外敌人的联合镇压下，坚持斗争一年半之久的小刀会起义军终于悲壮地失败了。阶级敌人疯狂进行反攻倒算，西方传教士也乘机攫夺权益，扩充势力。当清兵占领上海县城后，美国牧师随即从清朝政府手里取得教产，并得到赔款五千元，这笔赔款“足敷修复所有教产，而且还留下少数余款存入教会库房”，同时，他们加强传教活动。晏玛太说：“我们重整旗鼓，向偶象的堡垒进攻。”“我们每周举行七次聚会，平均出席人数约有二千五百人。在这困难重重之中，市民听到和平福音的真理，战后比战前更有兴趣。”(泰勒：《晏玛太传》，见《汇编》第542页。)英国牧师也极力扩大学校与医院，开辟新的礼拜堂。天主教神父更是如此。县城刚刚落入清兵之手，梅德尔就写道：“这两天以来法国的势力和天主教的势力有了从未有过的发展。”(高龙倍勒：《江南传教史》，见《汇编》第914页，)天主教神父还狡猾地利用法军帮助屠杀起义军一事，向清朝官吏索取报酬，得到在上海附近一些县城及重要市镇上安居下来的许可。于是，他们加快了传教的步伐，从1855年至1880年，受天主教教会培训的就有一千多人，出现了他们所称道的“一股认真的归化活动”(史式徽：《江南传教史》第1卷第355页。)。
总而言之，西方传教士为了瓦解与扑灭起义军，玩弄了反革命的两手策略，既从事诱降，又策动围困和武装干涉。小刀会起义军同中外敌人展开了毫不妥协的斗争，表现了顽强的反抗精神。在绞杀上海小刀会的过程中，主犯虽然是资本主义列强的各国政府，传教士只不过是其爪牙，但他们确实扮演了极不光采的角色，起了十分恶劣的作用，而且乘机扩张其侵略势力。
【资料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秘密宗教结社之间，并非如陶成章所说，“盖教盛于北而不盛于南，会盛于南而不盛于北，此实由南北人思想不同而然，非可强合也。因思想之不同，而教会之结果，乃各异其趋。”[53]恰恰相反，教与会之间是分中有合，合中有分。然就其源流而言，会当源出于教。至于这种关系，陶成章也承认，教与会也有联合之趋势，即白莲、洪门，“皆奉五祖”。揆之清代天地会发展的历史过程，可知秘密社会与弘阳教，罗教两派密不可分。
清嘉庆年间林清领导的天理教起义，在当时震撼一时。天理教仍当属于三阳会，弘阳教系统。清代的天理教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殊可注意。中国人民大学档案系和清史研究所编辑的《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其中收有《军机处录副奏折)一则，大概为林清、李文成天理教起义后查获的一件“伪札”报告。首先，引札内言；“同奏大义，结异姓以为骨肉，共矢精忠，扶明主而定乾坤。”可见，天理教也有异姓结拜之习。其次，札内说及举事之日，“仍以川大车日为总旗，洪、泊、淇、江、汰为五营”，而临阵之际，“仍以开口本、出手三为暗号”。这更与天地会如出一辙。又如龙华会系统的青莲教，道光年间其首领周位抡被捕时，他所持的杏黄旗上有“敕令万云龙”宇样，而当时湖南的天地会“皆以四川峨眉山会首万云龙为总头目”。[54]由此可见，龙华会系统的青莲教与天地会的关系也极密切。八卦教属于三阳教系统。乾隆年间，八卦教的一位首领刘照魁，也与天地会案件相涉。据载，刘照魁离开新疆的时候，广东饶平府天地会案内的遣犯詹清真和一个叫李桃的，都托他带家信到广东去。在李桃的家信中，有以下的话：给万扶明李桃洪顺天服明合同。另尚有一图，即“服明合同”，为天地会的凭证，图中有“洪”宇，并有三点。这是八卦教与天地会发生关系的一条证据。另由八卦教的理论“天地人凑三才”、“十字合同”、“无影山前”、“青阳气”来看，显然也与天地会存在着某种程度的联系。[55]清末，浙江的秘密社会极为繁多，最有名的是各种秘密社会的联盟“龙华会”，属哥老会系统，号称‘洪门”，又称“洪家”，显然也是天地会的支流。[56]将哥老会的联盟称为龙华会，就是借用了民间秘密宗教结社的名称。早在明天启三年(1623)，大同王普光就“聚党为龙华会”，自称“沌元教主”。可见，清季秘密社会之龙华会，与带有秘密宗教色彩的龙华会之间，也有一定的关系。
再来看看青帮即清门与罗教的关系。据载，青帮成立于清初。其成立之初，青帮就对漕运水手加以紧密的控制，并操有生杀予夺的大权。据清朝官方文书的记载，清代有漕七省的水手，“多崇尚罗门邪教，而浙江、湖北、江西三省，其党更炽。奉其教者，必饮生鸡血酒，人名册籍，并蓄有兵器，按其念经，则头戴白巾，身著花衣”。[58]从漕运水手“饮生鸡血酒”来看，他们也有拜盟的习惯。这些水手，帮派内也时常发生斗殴或抢劫事件。如康熙五十七年(1718)，浙江漕帮水手与湖广帮，在武清县相遇，“争斗杀伤多人”。康熙六十一年(1722)，严州、庐州等帮在山东地带，“行劫盐店”。又据《实录)载，江、浙等省的粮船水手，“向有老官之名，设教拜师等事。其说教本为敛钱树党，与实在习教匪徒不同”[58]。《实录》说这些漕运水手，“与实在习教匪徒不同”，说明秘密社会与秘密宗教有所区别，但这种区别也并不明显。因为这些水手信教罗教，而据清门《通槽》记载。青帮所谓的前三祖，即金纯、罗伦、陆单，其中罗伦即罗清，为罗教的创始人。这种青帮与罗教的合流，不仅仅说明罗教为青帮所吸收和利用，而且足以说明罗教与青帮之间存在着一定的渊源关系。
除了上述两条直接证据外，天地会起源于明代说，尚有很多间接证据，胪述如下：
第一，从属于天地会系统的“一钱会”，在明季即已出现。据载，雍正八年(1730)，福建厦门李彩等人结拜“一钱会”，每人各出银一两，打造军器，相约以后遇事时皆要出银一两，互相帮助。故取名“一钱会”。[60]其实，早在明末天启三年(1623)，福建泉州已经有“一钱会”团体的存在。《实录》载：“吏科右给事中阮大铖官，泉州有一钱会，盖人醵一文以聚众也。风闻辅臣史继偕子史八舍阴为盟主，泉之士绅言之发指。乞谕抚按官，凡邪会异教预行禁止，其已经发觉者，务根究正罪如律，不得徇情庇护，贻害一方”。[51]可见，福建的一钱会在明末即己存在，而且从其性质为“邪会异教”来看，也当属于秘密结社。至于说一钱会为大学士史继偕伊子史八舍“阴为主盟”，不过为“风闻”，可能不足信。第二，构成清代秘密社会主要成员之乞丐、游民的“会茶”，在明代也久已成风。而这种会茶之俗，大概就是天地会内流行茶碗阵的出典。据明入谢肇淛言，明代北京多乞丐，单是五城坊司所辖的乞丐，其数就不下万人。这些乞丐，大抵游手*之辈，不事生产，得一钱即踞地共掷。钱尽，继以襦挎，不数掷，裸呼道侧矣”。[62]北京的乞丐在当时破称做“叫化子”。均为一些“游戶好闲、不斧生理、强横少壮之徒”。平时一手提着酒瓶，沿街索时酒食财物。如果遇到盗贼，就“随同打劫”。[63]可见，明代乞丐有时也与“盗贼”土匪混在一起，也是走江湖一类人物。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北京的瞎子乞丐还结成自己的“茶会”，“会辄数十人”[64]。这大概已开启丁清代乞丐结会的先河。如嘉庆十年(1805)，王瞎子在江西临川县就与担子会中萧烂脚等人，结拜弟兄，创立“边钱会”。结拜之时，乞丐出米一斤，窃贼出鸡一只及钱一二百文，同买酒肉”。[65]
此外，明代北京的无赖把棍也有会茶的习俗。明代把棍的出现，大概是在明末泰昌、天启、崇祯年间。泰昌元年(1620)御史张泼上言：“京师奸宄丛集游群，有谓之把棍者，有谓之拿讹头者。”明末人姚希孟也说，当时都城里号称“把棍”的游手无赖之徒，其平日所为也大多以“拿鹅头”与“生事诈人”为业[57]。“把”是把棍的组织团体，其意盖源于拜把子与结盟。恶棍聚在一起，结成团体，就称“把”。明代的把棍常假借“会茶”的名头，结聚银钱，或千，或数百，如果把棍的恶事被人告发，就用这些结聚的钱打点盲府。把棍有各自的群，各把之间由于利害冲突，也时常发生群殴。那些被殴的把棍，也不甘心，于是“结把以求胜，以把胜把，而把遂不可胜穷”[68]。可见，把棍以“把”作为区分不同派别的组织团体，以“会茶”作为同伙把棍的经济纽带。这种“把”，已与后世秘密社会的异姓结拜一类的拜把子以及清代哥老会中的“舵把子”等，如出一辙。这种无赖游民的会茶，在明代小说中也有所反映。如《*》小说中西门庆、应伯爵这批无赖破落户，平常定时会茶，联络感情，最后结拜做了兄弟。明代无赖游民这种会茶、拜把结盟的形式，在清代的秘密社会中犹有遗存。如清代福建的无业游民，聚众联群，号称“会茶”。“一入其会，无论富民高枕无忧，即医卜星算英敢侮予。为鼠窃，为花会，为强凌弱，众暴寡，旁观敢怒不敢官。有师傅焉，设规条，毋强抢，毋劫杀，犯者加酷刑”[69]。可见，清代无业游民的会茶，也以互助为其基本特色。这些茶会中，有很多参加者为“罗汉脚”，而罗汉脚后又大多加入了“王爷小刀会”[70]，而有些则干脆加入天地会，即“以天地会人众势强，利于纠枪，无不听从入会”[71]。
第三，据严烟供词，“天地会起于川省，年已久远，后来十三人潜赴各处起会[72]。当清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就责成地方官员追查此事。于是，四川总督李世杰上奏，认为在川八年，时加访问，“并未闻有天地会名目”，又云自乾隆四十八年(1783)调任总督以来，密加稽查，“并无天地会之名”[73]。李世杰的上奏并不足信。因为天地会大多秘密行动，在被破获之前，自然官府不可能知道天地会的存在。何况地方官员为逃避责任，即使风闻此事，也不敢轻易上奏。其实，即使天地会之名当时未见记载，但秘密社会的活动在四川早已存在，这就是名闻川省的“国啯噜子”。啯噜于最早出现在雍正年间，活动于川陕黔鄂四省边界一带，其成员基本上为一些无业游民，即“亡籍之徒”，平时靠劫富济贫为生。自乾隆八年(1743)以后，四川啯噜子的活动日趋频繁。史载：“川省数年来有渐广、江西、陕西、广东省外来无业之人，学习拳棒，并能符水架刑，勾引本省不肖奸棍，三五成群，身佩凶刀，肆行乡镇，号曰啯噜子。”[74]
啯噜是四川的土语。清人李调元《童山诗集》有一首《啯噜曲》其序云：“啯噜本义国鲁，骂人呼*钱者通曰啯噜，皆作本声，“如曰群奴。” 啯噜会也叫啯噜党，而清统治者则统称其为“啯匪’。有人认为，“啯噜”就是“哥老”，而“啯噜会”则是“哥老会”。如清人左宗棠就称：“盖哥老会者，本川黔旧有啯噜之别名也。”[75]笔者认为，这种说法是有事实根据的。所有清代绿林团体的名色，均可以从明代找到他们的源头。哥老会又称“袍哥”，而袍哥则又有袍儿哥、光棍、海皮、袍皮闹等社会上种种流行的称呼。称袍哥为光棍，其称就源于明朝，它一方面是借用了当时北京的官话，另一方面也是因为袍哥中的大部分人就是无赖游民。称“袍哥”为“袍儿哥”，这一称呼又起于明代。在明代，四川就有“保儿”一称。如明人康海在《与乾州太守赵君书》中称，“山东响马”与“四川保儿”，在当时均很有名[76]。响马就是绿林土匪。既然保儿与响马并称，想必明代的保儿大致也是一些与响马相同的绿林人物。保、袍音近，“袍儿”大概就是从“保儿”音转而来。另，“保儿”一词，又指妓院龟头。而啯噜一词，据李调元的解释，也有群奴意。龟头、群奴均为贱流。显然，明代四川的保儿与清代的啯噜子、袍哥是一脉相承的。同时，明代四川除保儿以外。尚有“宮强盗、“小弟兄”这一类绿林土匪。据载，自嘉靖七、八年(1528—1529)以后，由于旱荒，川民家无余蓄，于是“徒配有‘官强盗’之名，河道有‘小弟兄’之号一。“官强盗”、“小弟兄”云云，均是绿林土匪的名号，也当属于秘密社会组织。尤其是“小弟兄”横行于河道，更可说明他们的组织也有结盟拜把形式的存在，因而与清代四川的哥老会(又称哥弟会)相近。此外，清代四川啯噜子中有一部分又称“棒客”，而在明代，同样有“棒党”、“棒棍”的存在。如明末人吴牲曾言，河南永城县“居本省偏南，与南直隶之萧、砀，山东之曹、濮，北直隶之开州、大名错土接壤。莲妖(指白莲教一一引者)棒党。实繁有徒”。如当时永城县的何喜龙、胡宗文等人，都是“不逞棒棍”。[78]棒党与白莲教并称，可见棒党也为秘密社会组织，而清代四川啯噜子中的棒客，又当源于明代的棒党、棒棍。如此种种，均可说明明代的秘密结社与清代天地会、哥老会之间有一定的承传关系。但由于这方面史料的缺乏，其间的脉络目前尚无法作更深的探讨。
第四，人所周知，“社”为盗贼之称，而在清代的官方文书中，则一概将包括天地会在内的秘密社会斥骂为“会匪”。在明末，广泛存在着“社贼”以及奴仆结会闹事的史实。如广东新宁县，明末“社贼”已成当地一件大事。史载；“先是滨海诸县，田里多旷，无业游民愿投富户为佃仆，藉其资本以垦辟。承平日久，富室间不以礼待下。乘岁饥世乱，互助煽诱，乡族中贫而无赖者亦或与焉。立社村外，歃盟与富室敌，甚者杀其主，阖门遭祸。次则抄掠财谷，禁止粜籴。”关于明季佃仆结会起事，谢国桢先生已有专文论述[80]。据此文可知，当时湖广麻城有“里仁会”，他们“纠率同党，歃牲为盟”，在江苏金坛县，有“削鼻班”，他们“纠盟五人，号五虎，歃血定刎颈交，约同志为乱”；在漂阳，则称“拚党”，“创殿”；在松江，则有顾慎卿组织的“乌龙会”；在上海川沙，则有顾六率仆向主人索契，名目“报冤”。
所有上述佃仆、奴仆的结社结会活动，都与张献忠领导的大西农民军的活动有关，而大西军中，也颇多江湖人物，如卖解、跳猱、灼蔡(算卦者)均成为大西军的间谍[81]。这些佃仆的结社，从他们的“歃盟”、“歃牲为盟”、“歃血定刎颈交”等仪式来看，显然也是异姓结拜活动。在明季，将这些会社活动一概骂为“社贼”。清兵下江南后，“社贼”组织及活动趋于星散沉寂，然而从“社贼”到“会匪”，其间的渊源关系倒值得研究。第五，天地会作为异姓结拜兄弟的组织，主要是受到了《三国演义》中刘。关、张“桃园三结义”故事的影响，而《水浒传》小说中宣扬的忠义思想，即梁山泊好汉提出的“替天行道”的口号，也为天地会所承袭，演化成“顺天行道”。另外，作为天地会支派的哥老会，其开山式中之“镇江东梁山之出山東”有如下官，“古帝王乌牛白马，告天地而起义桃园，破黄巾贼而鼎足三分。继起者，或据瓦岗而立寨，或镇梁山以称雄，贤豪崛起，不一而足。”[82]可见，天地会以刘关张结义及瓦岗寨、梁山泊众英雄好汉为楷模。隋末瓦岗寨之事，见于明代袁于令小说《隋史遗文》。
需要指出的是，《三国演义》、《水浒传》、《隋史遗文》等小说均出现于明代。同时，由于小说坊间刻本的大量流行，在明代民众中已造成极大的影响。如三国戏虽然被《远山堂曲品》贬斥为“鄙俚”，但在民间的影响力实在不容忽视。在明代散出选本中，三国戏的入选率极高，即可证明三国戏在明代极受欢迎。其他如王釋登《吴社编》记民间社会时常演出的社戏，有‘虎牢关”、“单刀会”、“三顾草庐”，李玉《永团圆》传奇“会衅”中记录庙会的节目中有“战温侯虎牢”及“独行千里羡云长义高”，《鼓掌绝尘》小说三十三回对宿会演剧的记录中也有“关公挑起绛红袍”、“使猛力的张翼德轮棒轮刀”等，可见三国戏在明代民间是常演的剧目，而独行千里的关戏正是其中重要的一支。关羽的祭祀及封号，在明代也极隆重。明初，祀关公，称为“汉前将军”。至万历末，神宗敕封关羽为“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振天尊关圣帝君”。“关圣帝君”的封号，也为天地会成员内部的关公崇拜所采纳。如天地会成员刘梅占所存红布花帖抄件即称：“自古称忠义兼全，未有过于关圣帝君者也。”[84]而在明代，关帝之祀，又遍布穷乡僻壤，影响极大。即“穷乡妇孺，小有灾患。又惟帝是呼是吁”[85]。
同时，《三国》、《水浒》等书，在明代即已对秘密社会形成一定的影响。如张献忠起事后。“日使人说《三国》、《水浒》诸书，凡埋伏攻袭咸效之一”[86]。张献忠进军四川后，除修建梓檀神庙外，又建壮缪侯祠，“皆极巨丽”[87]。尤其是《水浒》一书，更被后世人所仿袭，以致于“艳草窃为义民，称盗贼为英杰”。书中的忠义思想对明末的农民起义也有影响，所以清人顾苓说：“《水浒》之作，以为张士诚讽谏也。士诚不察。而三百年后，高杰、李定国之徒。闻风兴起，始于盗贼，归于忠义，未必非贯忠之教也。[88]撇开《水浒》之作为“讽谏”不谈，其中所反映出来的《水浒》一书对明代秘密社会的影响也是不言而喻的。
三、余论
通观明代秘密社会的基本状况，可知天地会产生于明代已具备了比较实在的社会土壤。明代僧遭的无赖化以及卫所军兵的无赖化，甚至大量流人秘密社会，是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重要信息。这可以从两方面加以分析。
一是据天地会西鲁传说，其创始人为少林寺僧人。而明代僧道人物已大量参与秘密宗教结社。故吏称“近者荆蜀叛逆，皆此辈(指僧人一一引者)为之。[89]又说：“昔者倡妖言之赵才兴，固僧人也。近者造妖书之萄庆，亦僧人也。”[90]为此，明人王士性就河南僧俗界线的混淆以及僧人与秘密宗教结社的关系作如下揭示：“中州僧人从来不纳度牒，今日削发则为僧，明日长发则为民，任自为之。故白莲教一兴，往往千百为群随入其中，官府无所查核，为盗者亦每削发变形入比邱中，事息则回。无论僧行，即不饮酒食内者百无一人。”[91]王氏所言中州僧人，当然包括少林僧人。在天地会的西鲁传说中，有关于少林僧人征西的说法。这在明代的史籍中也可找到其根据。所不同者，并非征西，亦非征“罗刹”，而是征东，抗倭寇。明李绍文《云间杂识》有一则《三十六僧抗倭》。叙明嘉靖年间，倭寇肆虐上海一带。当时江浙一带有一些武僧，主动抗击倭寇。其中有三十六人最为枭捷。蔡可泉主督平贼之事，招募僧兵数百人，为首者号月空和尚，次号自然和尚。关于少林武僧月空抗击倭寇之事，顾炎武《日知录》也有记载，称“嘉靖中，少林僧月空受都督万表檄，御倭于淞江。其徒三十余人，自为队伍。持铁棒击杀倭甚众，皆战死”。
二是在探讨天地会起源的诸家说法中，其中有一家认为福建舅藤牌兵创设天地会[92]。此说虽无足信，但此说提出地方募兵与天地会之间的关系，却颇值玩味。在清季，哥老会中大量流入散兵游勇即可为证。在明代，当倭寇肆虐之时，抗倭军队中除少林僧兵以外，最善战者也莫过于打手、杀手、*、力士。打手、杀手主要分布于江西、江苏、两广，力士遍布于江西以及浙江金华之东阳、义乌。而抗倭的主战场大致也在福建、浙江，这些地区在清代均是天地会活动比较频繁的地方。可见，西鲁传说中的少林僧兵征西以及《广阳杂记》中藤牌兵征罗刹，或许就源出于明代少林僧兵、打手、杀手流入抗倭军队中之征东史迹。
天地会产生于明代的时间，最早可上溯到明代成化年间(1465一一1487)，下限不迟于明万历二十二年(1594)弘阳教的创立，而其最明显的标志大概就是万历七年(1579)王锋创立天地三阳会。这一结论的依据，就是天地会起源于弘阳教。
由于目前资料的缺乏，更由于天地会传播的秘密性，自万历以后，直至清乾隆中期以前，天地会的活动情况尚无法搞清楚。但不能因此而否定明末清初天地会存在的可能性。这其中的原因，笔者同意陈旭麓先生在《秘密会党与中国社会》一文中所言，即“顺治、康熙、雍正三朝档案大都散失”，“档案可以证明已载的事情，但不能排斥已经出现而未载的内容”。[93]其实，天地会这种秘密结社必然有其起源及其兴衰的过程。就拿别的系统的秘密社会情况来说，有的研究者认为，“康熙年间秘密结社尚处于初期阶段，不仅规模较小，而且尚未立有会名”[94]。但随着史料发掘的展开，这种判断巳失去其正确性。仅就笔者所知，顺治年间，在福建省会福州，就有一批不逞之徒，结成“五头社”，“纵横乡曲，良民受其害，有司不敢谁何”[95]。康熙元年(1662)，福建建宁一带，有十几个“喇棍”，拥戴李祥为首，结成“天罡党”[96]。如此等等，均可说明，随着研究的深入，天地会传说阶段的历史，终究会被破译。
注：
[1]参见拙作，《明代的社与会》，载《历史研究》1991年第5期。
[2]分见(御制大浩续编》第二，《松江逸民为害》；第三，《互知丁业》；第七十四，《罪除滥设》。
[3]《南京刑部志》卷三。
[4]《明太宗实录》卷一二四，永乐十五年正月。
[5]《皇明诏令》，卷十一，正统六年十一月初一日。
[6]《明宪宗实录》卷二六六，成化二十年五月丙于。
[7]叶权：《贤博编》。
[8]《明宪宗实录》卷二0九，成化十六年十一月壬辰。
[9] 参见拙著；《中国流氓史》第159一160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
[10]《明英宗实录》卷六五正统五年三月。
[11]《明宪宗实录》卷八六，成化六年十二月己酉。
[12] 顾起元：《客座赘语》卷四，《莠民》。
[13]《清高宗实录》卷三二九，乾隆十三年十一月己卯。
[14]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五，《祁彪佳赴池水》。
[15] 《明英宗实录》卷三四，正统二年九月。
[16] [17] 《古今图书集成·方舆汇编·职方典》第一○三，《真定府部》；第七，《保定府部》。
[18]张萱：《西圃闻见录》七九，《风俗》。
[19]万历《杭州府志》卷十九，《风俗》。
[20]伍袁萃:《林居漫录畸集》卷五。
[21]明佚名：《虞谐志》。
[22]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第十七册，《广东》上，引《广东通志·职官表序》。
[23]茅坤：《条上李汲泉中函海寇事宜》，《明经世文编》卷二五六。[24]万历：《广西通志》卷二十二，《兵防志》二。
[25]徐学聚：《国朝典汇，卷十，《赋役》。
[26]耿橘：《开荒申，，《农政全书校注》卷八引。
[27]朱国桢：《皇明大事记》卷三十，《苏州打行》；《明世宗实录》卷四七八，嘉靖三十八年十一月丁丑。
[28]侯峒曾：《侯忠节公全集》卷七，《与万明府书》。
[29]范守己：《曲洧新闻》卷三。
[30]《明英宗实录》卷二九五，天顺二年九月。
[31]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五十。
[32]章懋：《代题议处盐法利弊以裨国用瑰》，《皇明疏钞》卷四二。
[33]周用：《浙直盐法疏》，《皇明疏钞》卷四二。
[34]《文汇报》1993年4月21曰。
[35]王重民：《天地会始于明季说》，《子曰丛刊》第5辑，1948年12月。
[36]民国《长安县志》卷十，《土地志》上。[37]《宝坻政书·积贮书·申请行朱子社仓公移》。
[38]《明神宗实录》卷八三，万历七年正月己巳。
[39]参见《明清白莲教研究》第47页，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40]参见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
[41]《天地会》（一），第3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0年版。
[42]《天地会》（一），第5页。
[43]萧一山《近代秘密社会史料》附录。
[44]《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
[45]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44页。
[46][47]《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卷五。
[48]《明清白莲教研究》第49页。
[49]《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一。
[50]戴金编：《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二，《申明禁约妖
书妖言例》。[51]山口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近代史赞料》总五十七号，第267页。
[52]《皇明条法事类纂》卷三二，《申明禁约妖书妖言例》，《明宪宗实录》卷一三六，成化十年十二月甲午。
[53]《近代秘密社会史料》卷二附录，《教会源流考》。
[54]李垦沅：《李文恭公奏议》卷七，《查弁教匪大概情形折》。
[55]关于八卦教，可参看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第250—263页。
[56]陶成章：《浙案纪略》卷上，《纪事本末》。
[57]《明熹宗实录》卷三二，天启三年三月丙寅。
[58]励廷议：《奏请严禁邪教水手折》。《宫中档雍正朝奏折》第二辑，台湾故宫博物院印行。
[59]《清宣宗实录》卷八七，道光五年八月壬戌。
[60]庄吉发《清代天地会源流考》第2l一22页。
[61]《明熹宗实录》卷三二，天启三年三月癸巳。
[62]谢肇淛：《五杂俎》卷五，《人部》一。[63]《皇明条法事类纂》卷四五。
[64]张瀚：《松窗梦语》卷一。
[65]《朱折》江西巡抚先福折，嘉庆十六年五月初三日。
[66]粱同书：《直语补证》，《昭代丛书癸集》卷三七。
[67]姚希孟：《条上韩老师书》，《明经世文编》卷五。
[68]《明光宗实录》卷五。
[69]陈盛韶：《问俗录》卷五，《会茶》。
[70]《军录》福建水师提督黄仕简粹折，乾隆四十八年正月廿八日。
[71][72][73]《天地会》（一），第96页，第103页，第126一127页。
[74]《清高宗实录》卷二三，乾隆八年十月乙卯。
[75]左宗棠：《左文襄公奏稿》卷二。
[76]《明经世文编》卷一四0。
[77]张俭：《圭山杂著》卷六，《民情议》二。
[78]吴牲：《柴庵疏集》卷五，《流妖煽惑可虞疏》。
[79]赵天锡：《宁阳杂存》卷二，《佃仆杀主》。
[80]参见谢国桢《明末农发大起义在江南的影响——“削鼻班”和“乌龙会》”一文，载《明末清初的学风》。
[81]毛奇龄：《后鉴录》。
[82]山口升：《中国的形势及秘密结社》，《近代史资料总七十五号》第264页。
[83]张尔歧：《蒿庵闲话》卷一。
[84]《天地会》（六），第304页。
[85]王思任：《杂记·罗愤关圣帝君庙碑记》，载《王季重十种》。
[86]刘銮：《五石瓠·水浒小说之为祸》。
[87]王士桢：《陇蜀余闻》，《昭代丛书乙集》卷二三。
[88]顾苓：《塔影圈集》卷四，《跋水浒图》。
[89]《明宪宗实录》卷二五，成化二年正月癸亥。
[90]《明英宗实录》卷二三九，景泰五年三月。
[91]王士性：《广志绎》卷三。《江北四省》。
[92]周贻白：《洪门起源考》，载《东方杂志》第43卷16号。
[93]中国会党史研究会编：《会党史研究》，上海学林出版社1987年版。
[94]秦宝琦：《清前期天地会研究》第114页。
[95]周在浚：《行述》，《赖古堂集》附录。
[96]李世熊：《寇变后记》。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