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没有多少年，就踏上侵略中国的道路。1874年举兵侵台，为其发端。应该说，在这一侵略事件中，日本并没有完全达到其侵略目的。其重要原因，是沈葆桢在这场反对日本侵略斗争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一分析局势，确定备战方针
1874年5月6日，日兵入侵台湾琅＠①，5月29日，清政府任命沈葆桢为钦差办理台湾等处海防兼理各国事务大臣，迅速赴台巡视。他首先对当时国际形势和日本国情作了较符实际的分析，指出日本侵台“大有骑虎之势”，欲罢不能；而台湾原住民不可能战胜日本“蓄意新练之兵，其破也在意中事，破则必踞其地，而我之战事起”[1]。总之，中日交战有很大可能性。他认为，如果日本“胁我以非理，立即奋勇拒敌，不以开衅罪之”[2]，“此时，以挞伐之威，并不得谓衅开自我”[3]，主张及早做好反侵略的准备。同时，他也看到，日本在国际关系中处于孤立的地位。日本侵台消息传出后，即受到列强的抵制。沈葆桢看到了这点：“中西人人发指，非虚言也”[4]。然而日本敢在国际上孤立的情况下举兵侵略台湾，是由于清政府的苟且偷安。他指出日本“非窥我苟安旦夕之意，亦不遽蹈＠②抵隙而来”[5]。他针对这种局面，反复地强调“备战”的方针，并提出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对日斗争的重要决策四点，即联外交、储利器、储人才、通消息。
（一）联外交。沈葆桢认识到列强对日本侵台的态度是“虽疑其奸，亦无从遽发其复”，因此，沈计划“将递次详将日船遭风各案，摘要照会各国领事，其不候照复，即举兵入境，并与生番开仗各情形，亦分次照会，请其公评曲直”。沈葆桢认为这一措施至少可以达到两个策略性的目的：“如其怵于公论，敛兵而退，上也；否则展转时日，我将集备设防，其鬼蜮端仉，亦可随时探悉。”[6]
（二）储利器。沈葆桢清醒地指出，“日本非西洋之比”，但也“不可谓非劲敌”，日本的陆军，“虽西人亦惮之”。日本的战船虽非中国各船之敌，但具有进攻性，这是当时日本海军的优势。他说：“该国尚有铁甲船二号，虽非完璧，而以摧寻常轮船，则绰绰有余。彼有而我无之，水师气为之夺”[7]。为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购买两艘铁甲船，此外，还应购买水雷、后膛枪、火药等军需。沈明知清政府因循苟且已成痼疾，所以特别强调备战的迫切性。他奏称：“明知所费不赀，必有议其不量力者，然备则或不可用，不备则必启戎心。乘军务未萌之时，尚可为牖户绸缪之计，迟则无及矣”。
（三）储人才。沈葆桢在向清政府报告兵力调度和布置的奏折里，提出“广储人材”的意见。他特别强调“此时消除萌蘖，须得折冲樽俎之才”，积极物色有外交学识的官吏。他向清政府提出了原台湾道黎兆棠和吏部主事梁鸣谦两名。他们不仅与沈有深交，而且也“洞悉详情”。
（四）通消息。沈葆桢在清朝大吏中，显然是一位具有近代信息意识的洋务派。当时，闽台已有轮船作为交通工具以传递信息。然而，沈葆桢仍然觉得它有其局限性，要受气候的限制，特别是台湾海峡恶劣气候的限制，“欲消息常通，断不可无电线”，并具体提出敷设由福州经厦门至台湾的水陆电线。这是我国最早敷设电线的一个计划。
毫无疑问，沈葆桢这篇奏稿，充分体现了他对日斗争的战略构想。即以备战求免战，而基本总则立足于备战，辅以外交谈判。所以，他认为为了把战争消灭于萌芽之时，花钱备战是必要的。
1874年6月17日，沈葆桢到达台湾后，对日本至台湾的侵略活动有了更具体的了解：1.日侵略者利诱少数原住民和汉族庄头投靠日本。这时，琅＠①18社已在日本侵略者压迫下投降，牡丹社不降，则武力加以攻剿，对汉族各庄头人则以“当官”为诱饵加以拉拢，并令他们加紧“招降”高山人各社[8]。2.日本扩大对台湾东北的侵略活动。据台湾道称：“苏澳一带，自上年以来，常有倭人来往。本月初三日，有日本船一号，驶往后山沿海而去，船内备有糖、酒、哔吱等物，声称欲与生番联和，在后山起码头，做生理”[9]。6月13日，“有日本兵船一只，船名牧源吾，载兵一百余名，由台湾南路开行，绕后山一带，过噶玛兰洋面，驶进鸡笼口，买煤一百五十吨开去”[10]。台东地区，一向是原住民居住的地区，他们大多处于原始社会渔猎阶段，与台湾西部平埔人形成鲜明的对比。清政府为了避免民族纠纷，简单地制定了汉族人民不得进入台东地区的*，这不但延缓了当地高山人的社会进步，同时也给日本及西方列强乘虚而入的机会。
根据上述日本向台湾东北部扩张的情况，沈葆桢大胆地向清政府提出“开禁”台东的建议，成为19世纪70年代后全面开发台东的先驱。
沈葆桢十分重视对原住民的团结工作。他一方面看到“番民为其甘言财利所诱”，另方面又看到高山人反对日本压迫的积极性。沈葆桢指出：“各社番目ｔｕǒ＠③粤庄头人吁乞归化……。今日本肆虐，心实不甘……用兵之日，各愿先行”[11]。沈葆桢正确分析了原住民的态度，从而颇有远见地提出“驱倭抚番”的斗争方针，实行团结原住民的政策。这不但是日后“开禁”的关键，同时也是争取原住民支持对日斗争的一个重要决策。
沈葆桢到台后，对西方列强也有进一步的认识。他指出：“西洋各国，在通商口岸，兵船来往，本无虚日，遇两国构衅，尤必确探风声，至交战时，且作壁上观，将其胜负关键，飞报本国，笔之于书，其结习然也。使倭人得志于生番，西人必不令独享其利。若就目前而论，则必不冒不韪之名，为倭分谤”[12]。这些认识，比刚来台时对列强的认识来得实际，不抱什么幻想，因而“联外交”一项，到台湾后再不提出，而把重点放在对日进行交涉、备战、团结原住民方面，即：“一曰理谕，一曰设防，一曰开禁”。这三个互相关联的对日斗争战略方针，中心是设防。设防包括了沈在大陆时提出的“储利器”、“通消息”、“储人才”几个方面。总之，沈葆桢到台湾后，根据台湾局势，发展了在大陆时对日斗争的设想，更全面更具有战略意义地提出理谕、设防和开禁的决策，对保证挫败日本占领台湾的阴谋活动，起了关键的作用。
二理喻、设防和“抚番”并举
对日斗争方针确定后，沈葆桢便迅速地次第施行。6月21日，沈葆桢即令福建布政司潘ｗèｉ＠④、台湾道夏献纶、洋员日意格和斯恭塞格一行四人由安平抵达ｌáｎｇ＠⑤＠①，向日本西乡从道递交沈葆桢亲自主稿的公文，并要求他们与日“反复辩论”，“逐条穷诘”。在公文里，沈葆桢提出：
（一）惩办高山人杀害琉球人一事，“乃中国分内应为之事，不当转烦他国劳师糜饷而来”，表明该事件纯属中国内政，不容别国干涉；
（二）日本“以船载兵，由不通商之琅＠①登岸”的侵略行动，已引起台湾人民的不安，西方列强“群以为骇人听闻”，指出日本侵台极为孤立；
（三）揭露日本为琉球人被牡丹社人所杀抱不平的虚伪。他指出：“夫牡丹社，戕琉球难民者也，埤南社，救贵国难民者”，而日本却“将有攻埤南社之”举动。因此，沈有力地揭露了日本的狼子野心，“贵国既波及无辜各社，可知意不在复仇”，而是地地道道侵台。沈葆桢理正词严地声明：“无论中国版图尺寸不敢以与人”[13]，表明了维护领土主权完整的决心。
这篇公文由沈葆桢亲自撰写，足见其重视的程度，用意在于“破其狂愚”。这篇公文反映了沈葆桢的近代主权意识和维护它的严正立场。他肯定了牡丹社人杀害琉球人，是属于中国的内政和法律问题，应由中国政府处理，日本无权过问。他还以强有力的逻辑，揭穿日本为琉球人复仇的虚伪面目，表明中国人不惜一战保卫寸土的决心。《申报》为此发表评论说：“理直气壮，言之中肯”，“中国之直，日本之曲，一览而愈昭矣！”这一公文把日本的真面目暴露于世人面前了！
6月22日开始，潘ｗèｉ＠④在递交沈的信件之后，即举行多次谈判。第一次谈判，潘ｗèｉ＠④要求日方表明侵占牡丹社之后下一步行动，日方答称：“以后有无话说，应俟日本朝廷之示”。回避了扩大侵略的意图。潘ｗèｉ＠④要求日方答复沈葆桢的照会。日方同样闪烁其词，声称俟日本政府指示。6月23日，日本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在答复潘ｗèｉ＠④上述问题时，仍然以“以后之事，总须候朝廷示下”[14]。西乡在这次谈判中，实际是执行了日本政府预先制定的《要略》的狡猾策略。《要略》要求台湾日本侵略军头目不过问外交谈判，只执行军事侵略行动，以免使日本活动处于被动之中，而且能使日本在北京的谈判取得有利的讨价还价的地位。
为了剥夺西乡所谓“惩办”牡丹社人的借口，潘ｗèｉ＠④向高山社发布告示，要求各社具结，保证“永不*”，并声明“该处系中国管辖，应由中国按律办理”，“复将各番社具结情形函知，并以柳原所议第三条业已办定，牡丹社系中国所属，应归中国自行正办，请其退兵，以便中国派兵前往办理”[15]。西乡原企图按原订策略，回避“惩凶”、退兵实质性问题，现已无可回避，便约再议。6月25日，潘ｗèｉ＠④继续与西乡谈判。会上，潘ｗèｉ＠④声称愿意满足柳原在北京提出的“杀害我人民者诛之”的要求，同时要求日本退兵。声明表示：“惟该处系中国所属，应由中国派兵办理”[16]，并要求停止继续屠杀原住民。西乡至此图穷匕首见，公然声称原住民地区“非中国版图”，赤裸裸地表露其并吞之野心。潘当即反驳，“牡丹社实系中国版图，载在志书，岁完番饷，可以为凭，因系中国所管，故应由中国办理”，“又告以中国版图甚广，如湖南之ｙáｏ＠⑥、贵州之苗、四川云南之猓，皆与生番相类，不得不谓之中国版图”[17]，表明原住民也是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双方谈判没有结果。6月26日，潘ｗèｉ＠④再次会见西乡。西乡坚持其无理的侵略中国领土的立场。潘ｗèｉ＠④据理力争，并将台湾府志一本，“内开琅＠①十八社系属归化生番，交其阅看”。西乡遂支吾其词，并将话题转到“惩凶”一事。潘ｗèｉ＠④提出：“专办牡丹社，其高士佛社因何剿办？”西乡竟狡称有日人两人被牡丹、高士佛、里乃三社人杀，竟回避日军屠杀包括上述三社的事实。潘ｗèｉ＠④再次表明：“立约永远不剽杀一事，现已令各社具结，已照柳原要求办妥，应将具结由本邦办寄给柳原查核”，这一着，无异剥夺了西乡出兵的借口，“中将意甚不悦”，并无耻地宣称：“中国官员未到之前，所有未与相拒各番社已商议明白，似中国可不必管。”[18]态度蛮横无理，“意将决裂”。潘ｗèｉ＠④也不退让，声色俱厉地指出：“舍中国有凭之志书，谓不足信，而硬派生番各社非我所管，譬如长崎系日本所管，我硬派非贵国辖境，有是理乎？”西乡无言以对，转而横生枝节，提出所谓兵费“补贴”，暗示清政府得给120万元。潘ｗèｉ＠④明确表示拒绝：“贴补兵费是不体面之事，中国不能办理。既系贵国擅行兴兵前来，更无贴补之理。”[19]潘ｗèｉ＠④在这场斗争中，态度坚定，针锋相对，坚持维护我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很好地执行了沈葆桢的意图，是具有积极意义的。然而，由于西乡坚持侵略立场而未取得具体结果。
潘ｗèｉ＠④在与日本侵略者西乡从道谈判过程中，还不失时机地努力推行沈葆桢“驱倭抚番”的方针，团结高山人，揭破日本的欺骗宣传。为此，潘ｗèｉ＠④、夏献纶以布政使衔台澎兵备道名义告示各社：
本钦〔〕奉圣旨渡台前来，邦钦差沈大臣办理此事。当查牡丹社生番杀害琉球国人，固属凶恶；第该处系中国管辖，应由中国按律办理，以符条约……本司现会同本道乘坐轮船亲往琅＠①，面见日本带兵官西乡中将，断不任其再及他社。为此示谕番社人等，务安本业，本司、道当设法保护，自不听其越及各社。
这一告示对安定民心，鼓舞高山人士气起了重要作用。6月23日，潘ｗèｉ＠④派县丞周有基、千总郭占鳌进入高山族各社，并带领各社头人一百五六十人到潘ｗèｉ＠④驻地。各社头人同声表示：“日本人到此分扎各处，将绝其生路，请为保护，令彼设法退兵”。潘ｗèｉ＠④对他们表示了友好的态度，要求“前来具结，当为作主”。6月24日，来驻地要求具结的共有15社。“惟牡丹社、高士佛、果乃三社未到，因有日人攻剿不敢出来也”。潘ｗèｉ＠④“复以好言慰之，分尝银牌、衣服、皆欢欣鼓舞，并递禀请设官经理，以后永隶编氓”[20]。这表明了原住民对祖国有着巨大的向心力。
6月28日，袁闻柝抵达埤南，“传集各社头人，剀切开导”，宣传沈葆桢反对日本占领高山社的方针。至此，25社头人51名及各社群众二三百人均表示愿意“出具切结，以后遇有遭难船只，永远保护，不敢戕害”。袁闻柝又将头人带至安平，给予银牌、衣物奖励。各社头人，“更觉鼓舞欢欣，愿听使令”[21]。埤南共72社，人口约万人。因为是战略要地，为日人窥伺之主要地区，且早已派人前去拉拢著名头人陈安生。所以，争取各社头人，是挫败日本侵略者阴险计谋的关键。陈安生心向祖国，不为收买，并至安平见沈葆桢，表示要率众改易恶习。沈葆桢分给银牌、衣物，派船送回。这些措施，团结了原住民，特别是各社头人，有力地挫败了日本分化原住民的阴谋。
沈葆桢推行的安抚政策越来越受到原住民的欢迎。7月20日，台湾镇张其光进驻凤山，当地昆仑饶、望祖力、扶圳、鹿坡角、山猪毛社纷纷出社迎接清军。张其光进抵下淡水，同样受到扶里烟6社头人及社众的欢迎。
在实际行动中，沈葆桢则极力保护汉人和高山人免受日人蹂躏。7月11日，“有倭兵五人在柴城调戏民妇张杨氏，其族人张来生前往阻止，为倭奴刀戳，身受重伤数处。乡邻掷石喊扑，一倭头额被伤，乃率五六十人寻杀”。沈葆桢得讯后，立即行文西乡，要求“查办”[22]。7月28日，袁闻柝带原住民头人买远等56人到安平见沈葆桢，“苦求派兵驻防其社”，使原住民免遭日人蹂躏。沈葆桢因势利导，组织原住民武装自己，“令袁闻柝招募土勇五百，无事以之开路，有事以之护番，名其军曰‘绥靖’。”[23]
沈葆桢针对当时高山族地区的复杂情况，认为当务之急是团结民心，把它作为对日斗争的基础。他在一封信里提出：
……昔羊太傅与东吴对垒，纯以恩信礼让诱怀敌人，故为千古儒将。此时必不急于争胜。但愿民番有所依附，不至遭其荼毒耳……目下最要者，曰结人心。良民固须保护，即有为倭人利诱者，且勿苛求，我军亦借伊可探倭人动静。曰通番情。近敌之地，生番不能不两属，然非本心，宜谅之。曰审地利。虽极要之地，内地必有小径，倭破牡丹社，即土人导之翻山而下。偶有倭人到营，不妨以礼相待。勿遽声色相加，彼亦无从生衅。[24]
这里，我们更进一步了解到了沈葆桢对日斗争的战略思想。他虽立足于战，但也不轻视*斗争，特别强调要团结人心，广泛团结台湾人民和少数民族，视此为成败关键。
三“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
在确定理喻、设防、开禁的对日斗争方针之后，沈葆桢在设防方面又采取了几项战略性的措施。
6月30日，潘ｗèｉ＠④一行回安平，向沈葆桢禀告谈判的经过。接着沈向清政府奏称谈判失败，并说：“倭奴虽有悔心，然窥我军械之不精，营头之不厚，贪鸷之念，积久难消，退兵不甘，因求贴费，贴费不允，必求通商，此皆不可开之端，且有不可胜穷之弊，非益严儆备，继难望转圜。”[25]显然，以实力为后盾的对日斗争已提到日程上来，不能再有什么犹豫。沈葆桢还清醒地实事求是地分析了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他一到台湾，就十分震惊地看到“台地无一可防”，“台地班兵，全不可用，团练可助胜，而不可救败。生番固愿助官，奈毫无伎俩。陆勇仅千人，为办廖有富一案，内地调来千人，以御外侮，未免过于单薄”[26]。至于武器方面，情况是“台地千余里，竟无一炮”。
日本在侵略台湾之前的兵力如何？这里可以做个估计。海军方面，大约有17艘军舰，排水量13832吨；陆军战时状态可达5万多人[27]。中国方面，这时海军已略具规模。福建船政局已造成军舰11艘，江南制造局也有5艘军舰建成，排水量18348吨。此外，福建、广东已购买的海东云、长胜、安澜、镇涛、澄清、绥靖、飞龙、镇海、澄波等军舰，总共达25艘。中国兵力在总体上超过日本。到1874年5月22日，日本军舰入侵台湾的有“日进”、“孟春”、“三国”、“高砂”、“牧源吾”等及运输船13艘[28]。在陆军方面，据报道：“东人之在台湾者，计共五千五百名，其中为兵者四千名，当有一千五百名大抵系随营之人也。”[29]沈葆桢基于“通盘审已量敌”的估计之后，认为对日本的斗争，决非“虚声所能慑”，“只有步步踏实做去”[30]；提出了“厚集兵力”的战略性决策。他认为只有“厚集兵力”，才能“消其贪鸷之心，而速我抚缓之局”，“战备一集，而后理或可行，否则唇焦舌敝，无济也”[31]。据此，他十分迅速地制定了全台的防务部署计划：
（一）陆防方面：拨调北洋、南洋洋枪队五千名来台设防；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六营，是张其光统率；北路兵力由一营增至两营，由台湾道专其任。此外，又令前署台湾镇曾元福“提倡南北乡团，以资保固，并分招后山响导，谕致屯番生番各头人，与之要约”[32]。
沈葆桢继承林则徐“民心可用”的进步思想，看到渔民“衽席风涛”，“招此辈以易班兵，民间既开生途，防务尤为得力”[33]，深信民众力量的作用，“台地民心可用，当事能拊循而激励之，足以敌忾”。他认为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对人民反侵略的自发斗争加以压制，虽然是不得已的，而“今日情形迥非昔比，似宜明饬镇道，如民间受其荼毒，立须声罪致讨，官民同命，草木皆兵”，只要官民同命，便可使“全台屹若长城”[34]。沈葆桢这种进步的思想是他能够在台进行“厚集兵力”的*思想基础。
（二）海军方面：沈葆桢在大陆时，已了解到日本向西方购买铁甲舰两只以为侵台之用。该舰是当时一种先进的舰种，在海军中具有决定意义。沈对此有深切了解，奏请设法向西方购买两艘。1874年9月间，沈葆桢再次要求福建船政局赶造兵船。“多造一船，即愈精一船之功，海防多得一船，即多收一船之效”。他还大胆地提出自造铁甲舰的计划，“购致者权操于人，何如制造者权操诸己”[35]。
（三）修筑西式炮台。10月，第一座西式炮台在安平海口建成，“外可遥击敌船，内可近卫郡治”，使安平成为防守日军入侵的坚固屏障。
沈葆桢在陆路设防计划的推行，颇为顺利。7月12日，夏献纶率部自打狗经沪尾、鸡笼于7月16日抵苏澳驻扎，加强了对台东北地区的防御。同时，沈葆桢又令夏献纶一营驻苏澳外，另募兵两营。前署台湾镇曾元福招募壮勇500人，由税务司薄朗训练成洋枪队。另派员去广东招募五营来苏澳。7月底，“淡兰乡团业经举办，添招练勇亦已成军”[36]。此外，开山筑路同时并举。从苏澳到南风澳，两日之内，即开成，进展迅速，又招勇300人，料匠200人，计划开辟至歧莱通道。南路的防务，交由台湾镇总兵张其光负责。该道兵力一营，拟再募一营。兵力做如下布置：游击王开俊一营驻东港，总兵戴德祥一营驻凤山，张其光驻彰化。7月17日，日军调兵进占枫港，并至茄鹿塘设哨，以威胁枋寮我驻地。沈葆桢为了加强枋寮防务，令王开俊由东港带兵进扎枋寮，以戴德祥一营由凤山扎东港[37]。7月20日，潘ｗèｉ＠④、曾元福、税务司薄朗等反至凤山旧城，招募土勇，奖励乡团。8月24日，罗大春率部由厦门抵达苏澳，代替夏献纶负责台东北的开山筑路和防务。经过沈葆桢及其部下的艰辛努力，到8月间，“南北防备略有端倪，乡团募勇渐次举办”[38]，并改变了中日在台兵力的对比。清军方面，北部正规军一营，楚勇、土勇四营，总计2500人，南部广勇八九营约4560人，加上原有三营1500人，合计达8500名，兵力大大超过日本在台4000名的兵力[39]。
8月2日，沈葆桢向李鸿章要求调拨的淮军自徐州宿迁出发，兼程南下，沈葆桢特派七艘轮船载运。8月25日，第一批淮军抵达台湾的凤山、旗后，直指日军前沿驻地。沈葆桢得此消息，“如久旱得霖，大喜过望”[40]，亲自接见提督唐定奎，称赞该部队“沉毅勇敢、深怀敌忾之心”[41]。9月24日，第二批淮军抵达旗后，旋驻凤山。淮军是当时清军装备最完善的一支劲旅，大部分由洋枪洋炮装备起来。于是“一时兵勇骤增，声势颇壮”[42]。10月24日，第三批淮军抵达澎湖，这时《北京条约》则已签订。
海军方面，船政局造的12艘兵轮在台湾海峡也完成了布置计划。据沈葆桢奏称：“辰下海防吃紧，扬武、飞云、安澜、靖远、振威、伏波皆兵船也。前嘱日意格向赫德借海关之凌风轮已到，臣拟派此六号常驻澎湖，随之派习合操阵式。福星一号驻台北，万年清一号拟驻厦门，济安一号拟驻福州，以固门户，尚嫌单薄。保远、琛航、大雅三船，本商船也，现派迎淮军，并装运炮械*，往来南北，殊少旷时……沪船之到闽者，现只测海一船，仅供闽沪递通消息”[43]。沈葆桢出于战略上的需要，对此仍不满足。他说：“非得大枝劲旅，仍无以壮民气而戢戎心”，并明确地指出：“陆待淮军，水待铁甲，方为万全之策”[44]。淮军布防台湾的任务已完成了。
然而，在购买铁甲船的防务计划方面却遭到严重挫折。早在1874年6月间，福州将军文煜已托日意格在上海采购。9月初，船政局总监工叶文澜及日意格从上海来函称：“所议英国之船，非英使周旋其间，无从成数。日尔曼一船，有船无炮，制成且逾十稔，水缸只堪用两年”[45]。至此，沈十分失望，称：“傥费百余万币金，易一朽烂之船，将益为外人所侮”[46]。这是沈葆桢在物色铁甲舰第一次遇到的挫折。
四坚持“坚忍持之，必有成议”的正确方针日本在台湾的侵略军，“内虽多故，外仍示强……日练枪炮，且称大兵万余将至，以耸吓居民”[47]。又据8月25日《申报》报道：“日本又经另出一策：先派柳原使臣与都京各官议事，倘有不和，欲于接信之时，即行突下死手，拟出中国意外，攻陷上海之制造局并袭掳湾泊吴淞之大战船”[48]。日本放出这种消息，意在配合日本在北京的谈判，向清政府施加心理上的压力，争取更有利于日本的退兵条件。
这种“消息”，果然对清政府内部妥协派产生了作用。据沈葆桢给李鸿章的信里透露：“晓洋务者咸谓倭兵挫于台湾，其报复必于他处，沿海防不胜防”[49]，产生了悲观畏敌的情绪。罗景山于8月24日抵苏澳时，各省督抚十分不安，“惟恐台地兵到开仗，致防不胜防，劝令坚忍，信函沓来纷至”[50]，“各路劝勿开仗之信，纷至沓来，且有云恐铭军忍不住者”[51]。最有代表性的是江苏上海道沈仲复上“销兵刍言”，竟荒廖地提出“献地”列强以求和平的主张。
在这一妥协思潮影响下，沈拟借洋款购买海防装备的款项从600万两被削减至200万两。沈葆桢深知有人作梗，在《林颖叔方伯》一信札里称：“大府来札以六百万，今忽缩为二百万，必有尼之者”，沈对此十分不满，指出当局的食言，“谕旨在目，当事之言在耳”[52]，竟一改初议。他不得不为“购铁甲船之款，大费唇舌”[53]。结果仍未能如愿。因为清政府认为和议可成，不必多此一举。“盖惑于沪上谎报，谓柳原入都允照三条办结，故以此举为可废，又虑责以食言，因作此狡猾伎俩也”[54]。这里所言当事者，当指福州将军文煜。这位掌福建海关大权的大臣，可以代表其他妥协派官僚的心态。日本撤兵后，铁甲船仍不能成交。
早在8月间，沈葆桢已看出日本黔驴技穷的窘态，敏锐地觉察到“倭备日增，倭情渐怯”的迹象。他指出“倭营貌为整暇，实有不可终日之势”[55]，“虽勉强支持，决不能久也”[56]。尽管如此，日本仍在使尽狡计，以求一逞。这点，沈葆桢也看得十分清楚：
要之，倭将非不知难思退，而其主因贫成虐，不惜以数千兵民为孤注，谣言四布，冀我受其恫喝，迁就求和，倘入其觳中，必得一步又一进一步。此皆屡试屡验之覆辙。[57]
沈葆桢总结了历史经验及日本所施行的狡猾伎俩，提出了妥协不可取的思想，并对这种思潮加以驳议。他说：“议者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则战事起，臣等以为台地得淮军、得铁甲船而后抚局成”。相反，“急欲销兵，转成滋曼”[58]。针对清政府怕战的心理，指出：“臣等之汲汲于备战者，非为台湾一战计，实为海疆全局计。愿国家勿惜目前之巨费，以杜后患于未形。彼见我无隙可乘，自必贴耳而去”[59]。这种以实力为后盾的战略思想的正确性则为20年后甲午战争所证实。沈葆桢已在70年代看出日本对中国的潜在威胁，多次主张要防患于未然，而对购买铁甲，加强海防，终生为之奔走呼号。这点将留待另文再进一步说明。
沈葆桢上述的布防，推行“厚集兵力”的方针，进一步体现了他的战略思想，即以备战求免战，与魏源、左宗棠的能战才能守，能守才能和的战略是一脉相成的。后来，他在给盛宣怀的信里，说明为什么必须在台“厚集兵力”时指出：“不战屈人，询上上之策，但我必有可以屈人之具，而后人不得不为我屈”[60]。这句话，点出了沈葆桢在台湾危机中以实力为基础的战略。而购买铁甲加强海防为其重要的一环。他在致林颖叔信里，进一步做了说明：“弟亦甚不欲战，所以必调洋枪队购买铁甲船者，冀彼知难而退耳”[61]。他因此深信，在台湾危机中“坚忍持之，必有成议”。
沈葆桢备战的一系列措施，使日本占领台湾的种种计策宣告破产，证明了他的主张的正确性。70年代初，日本的实力还不可能一口吞下台湾，也不可能轻意与中国全面交战。为了达到占领台湾这一目标，日本制定了一套策略，即《台湾番地征伐要略》，主要内容是：1.外交与武力占领双管齐下，日本“谈判”代表不管军事，侵略军头目不管谈判，“在空言推托，牵延时日之际，就完成其事”，即以“不失和好”的代价，使清政府承认其占领台湾的既成事实。2.“怀柔绥抚土人”[62]，武力屠杀双管齐下。
不管沈葆桢是否确切掌握日本这一侵略阴谋，但他提出的“抚番驱倭”，攻心为上以及设防和开禁的战略思想，却正好击中日本的狡猾计谋，客观上配合了北京的外交谈判。特别是“厚集兵力”的战略措施，对日本侵略者起了极大的威慑作用。8月6日，日本天皇授权大久为全权公使，“向大清国皇帝所任具有同样权力之大臣，转达朕意，并缔结条约或协定”[63]。这固然是由于在台湾侵略兵病亡日多，国际上日益孤立，军费开支日益浩大，同时也由于沈葆桢等大臣在台湾和东南沿海认真备战，打击了日本的侥幸取胜，特别是不战而胜的心理。“倭奴闻淮军之来，颇有怯志”[64]。在台湾的日军侵略头目“闻唐军之至，急欲退兵，日来盼柳原回音甚切”[65]。由于沈葆桢表现出决心一战的态度，倒使日本方面急于从外交谈判中寻求出路。
8月19日，日特使大久保利通路经上海，就感受到中国备战的气氛。北京清政府曾促使李鸿章进京与日本代表谈判。李鸿章这时态度还是积极的，称“事至今日，与日本谈判，已属无用，应迅速决定交战，布告全国”[66]。对于清政府大吏这类言战的消息，大久特别予以高度重视。而“中国方面加速造舰一说（指沈葆桢奏请清政府继续于船政局制造兵船一事──笔者注），特别使我感到紧张”[67]。显然，日本高层官吏也已感到沈葆桢“厚集兵力”的沉重压力。沈葆桢“坚忍持之，必有成议”，逼使日本在与总署谈判中处于十分软弱的地位。
9月14日，大久来总署谈判，重弹“生番不服教化，地非中国所属”的老调，狡谋百出，企图在谈判桌上取得战场上取不到的东西。总署在这次谈判中，态度较为坚定，声称“台番地方，本属中国，不待辩论，久为中外共知”。往返驳论，不欢而散。总署在这场谈判中，与沈葆桢在台湾战场上一样，持“坚忍持之，必有成议”的方针，坐以待劳。果然，拖到10月2日，日本按奈不住，大久照会总署，虽仍“执意狡辩，谓数日如无办法，即欲回国”。却不得不声称：希望寻找“两便办法”，放出了一个妥协信息。总署函告，“真欲求两便办法，自可详细熟商”。果然，日本很快反应，来函商订谈判日期。在谈判中，日使故弄玄虚，要总署提出方案。总署认为“两便”之说出自日本，应由日方先提出，“彼此推迫，至再至三”。至此，日方端出了牌底：“拟将本国兵撤回，由中国自行办理。惟日本国民心、兵心难以压服，必得有名目，方可退兵。该国于此事费尽财力，欲台番偿给，台番无此力量，中国如何令日本兵不致空手而回。”[68]一个侵略者向被侵略者索取兵费，无疑是以战胜者自居。这个原则问题，总署认为，“兵费一层，关系体制，万万无此办法”。总署则提出了自己的方案，“不责日本此举不是，该国兵退之后，由中国自行查办，其被害之人，酌量抚恤”[69]。大久“仍执兵费为辞”，总署“决绝驳之”。其实，日本已无力继续打下去。大久后来在日记里写道[70]：经仔细考虑，此次奉命任务，实为极不易之重大事件。如果谈判不得终结，就此归朝，则使命不完成，固不待论。而最可忧者，则国内人心，以事情迫切，有战争朝夕可至之势。如人心无法收拾，战端终于不得不开之期，可以立待。若然，不但胜败之数，固然可惧。且我无充分宣战之名义。柳原公使觐见虽遭拒绝，但仅此不足言战。若然，势必至无理开战，届时，不但人民有议论，且将受各外国之诽谤，蒙意外之损害，终而招致损失我独立主权之大祸，亦不能谓其必无。
在此和战两难之际，大久又再次妥协，称“中国碍难之处，已经会意”，放弃了所谓的“兵费”赔款要求，转而提出“至少”白银二百万两的勒索，受到拒绝。10月26日大久“悻悻然作登舟之计”。而总署提出了抚恤费十万两，建筑物补偿费40万两。这个方案很快地被日本接受。
整个谈判过程，日本一直在讨价还价，同时也步步退却。总署不但在领土归属问题上不退让，即在具体“抚恤”数额的确定，是根据总署的意愿而不是日本的要求。这些情况跟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有根本不同。后者完全是根据列强的意愿并在枪口下签订的，清政府没有任何讨论的余地。因此，中日《北京专约》是双方妥协并根据清政府意愿签订的一个条约。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呢？如上所说，日本原先的如意算盘是不战而占领台湾，估计清政府不会出兵台湾。日本这次侵台政策，便是建立在这一错误估计上的。结果与其愿望相反，清政府令沈葆桢加强台湾防务。在这一前提下，沈葆桢以“不战屈人”的战略方针，即“厚集兵力”的措施，以及“坚忍持之”的态度，使日本的全部策略化为乌有。日本这时又无法用武力来达到长期占领台湾之目的，退兵便是其唯一的出路。这一局面的出现，符合了沈葆桢对当时局势的分析，也是他提出的以备战达避战的战略所产生的效应。总之，沈葆桢在台的防务，大大加强了总署与日本谈判的地位。如果总署再坚持下去，逼使日本无条件退兵也是有可能的。
[1][2][3][5]《沈文肃公牍》（抄本）“致李子和制军”；“致李少荃中堂”；“致李雨亭制军”。以下简称《公牍》。
[4]《始末》（一），第16页。
[6]《始末》第17页。
[7]沈所云日本此时拥有铁甲2艘，误。
[8][9][10]《始末》（一），第62、63、71页。
[11]《始末》（一），第29页。
[12]《始末》（二），第28页。
[13]王元稚：《甲戌公牍钞存》，第73页。[14][15]《钞存》第78、79页。
[16][17]《钞存》第79、81页。
[18][19]《钞存》，第82、85页。
[20][21]《钞存》，第79、85页。
[22]《钞存》（四），第103页。
[23]《钞存》第111页。
[24]《沈文肃公牍》（一），抄本“致玉山游戎”。
[25]《钞存》第83页。
[26]《始末》（一），第29页。
[27]田中＠⑦五郎：《日本军队史》，第119页。[28]井上清：《日本近代史》，第115页。
[29]《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第197页。
[30][31]《沈文肃公牍》（一），“致李少荃中堂”（抄本）。
[32]《始末》（一），第46页。
[33]《始末》（一），第29页。
[34]《始末》（一），第29页。
[35][36]《始末》（一），第122页；（二），第87页。
[37][38]《钞存》，第103、105页。
[39]《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第197页。
[40][41][42]《始末》，第64、64、167页。
[43]《始末》（一），第121页。
[44][45]《公牍》“致王玉山＠⑧戎”（抄本）。
[46][47]《始末》（一），第117、167页。
[48]《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第279页。
[49][50]《公牍》（一），“致李少荃中堂”。
[51][52][53]《公牍》（一），“致夏筱涛观察”、“致李颖叔方伯”。（均为抄本）。
[54]《公牍》（一），“致盛杏荪观察”（抄本）。
[55]《清季申报台湾纪事辑录》（三），第317页。
[56]《公牍》“致李少荃爵相”、“致唐俊侯军门”（抄本）。[57]《钞存》，第122页。
[58]《钞存》第122页。
[59]《公牍》“致林颖叔方伯”。
[60]《公牍》“致林颖叔方伯”。
[61]《对华回忆录》第42页。
[62]《对华回忆录》第60页。
[63]《公牍》（一）“致段小湖观察”。
[64]《公牍》“致苏振轩”。
[65][66]《对华回忆录》第60页。
[67][68]《始末》（一），第175页。[69]《对华回忆录》，第66页。
字库未存字释：
＠①原字王加乔
＠②原字王加段
＠③原字讠加乇
＠④原字雨加尉
＠⑤原字王加郎
＠⑥原字犭加摇右
＠⑦原字物下加心
＠⑧原字辶加游右（资料来源：《史学月刊》1995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