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以后，英国殖民主义侵略者用大炮打开了古老的中国大门，全国各族人民面临着反对封建黑暗统治和反帝救国斗争的双重任务。农民革命的烈火熊熊燃烧，反帝浪潮风起云涌。革命英雄，群星灿烂。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者，层出不穷。广西各族人民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投入了这个伟大的洪流中。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革命运动，震撼了世界；吴凌云领导的新宁州起义，动摇了清朝江山；刘永福的黑旗军，奏出了悲壮的革命交响曲。这一切的一切，有力地阻止了腐败的清政府卖国贪生的可耻行径，粉粹了帝国义侵略者灭亡中国的野心。本文仅就刘永福这一历史人物，提出一些粗浅的评说，祈与同行者共同切磋。
（一）广西壮汉族农民的革命领袖所以这样说，是从他的家世和实际行动中获得启示的。其祖父刘应豪，住广西白州（今博白县）衙前村（今名富新村）秧地坡，是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除讲树艺桑麻外，他不之涉”的厚道农民。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地主豪绅敲骨吸髓的剥削，加上无可抗拒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过着寅食卯粮、朝不保夕的贫困生活。祖父母被折磨死后，更是家贫如洗。父亲刘以来和叔父以定被迫逃荒他乡，迁至钦州防城司古森洞小峰乡，批耕富户山坡岭地谋生，兼作小买卖帮补。家境稍好时父亲年届四十，才娶了邻村再嫁妇陈氏，不久生下永福。永福比随母来的李哥小，排行第二，乡人惯称其为刘二。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全家又迁上思州平福新圩八甲村，靠开垦荒坡种植山薯、蔬菜维持生活，年刚八岁的刘永福就得参加繁重的田间劳动，以求得糊口渡日。但是，天不从人愿，只好再迁到迁隆寨（今上思在妙）柜口村，批耕垦荒，受尽熬煎。咸丰四年（1854年），父母和叔父相继亡故，兄弟俩连埋葬费用亦无法筹措，地主富户又上门逼债，只好拍卖房产抵偿，借住邻村陆姓茅房，靠打柴草卖、捉鱼捞暇为生，含辛茹苦挨过了三年。此时，刘永福已是二十岁的青年，血气方刚，深感“大丈夫不能为数百万生灵造福，已觉可羞，况日夕啖稀粥以充饥，尚不能继，又焉可郁郁久居此乎！吾当出而相机作事耳！”（《中法战争》（一）第171页）表明刘永福已经有了一定觉悟，认识到封建专制的黑暗统治，是广大农民贫困的罪亚渊薮，必须行动起来，打碎铁枷锁，才能求得生存的出路。于是兄弟俩和穷乡亲们，一同外出参加农民军，先投入那良（壮族村）人郑三部，次改投吴二部，再改投王士营而到黄思宏军。由于刘永福勇敢机智，颇有谋略而逐步得到人们的拥戴，成了农军骨干。同治五年（1866），率领部下二百农军投到延陵国吴亚终部，在归顺州（今靖西）安德北帝庙竖起了黑旗军大旗，成为壮汉农民革命军的领袖。
这里需要进一步探讨的是，刘永福先后投入的农民军，有的是壮族当领袖，有的是汉族当领袖，而所有几支农军中的成员，都是以壮汉族农民为主。后来建立的黑旗军成员，也是一样，壮汉族农民是这支农军的主要战士。刘永福所以成为黑旗军的领袖，除了他的卓越组织指挥才能、英勇善战的谋略外，恐怕与他是一位壮化了的汉族有微妙关系。他父亲刘以来迁居钦州防城司古森洞以前的祖父、曾祖父，是汉族，后来父亲讨了当地陈氏为母。陈氏，看来可能是壮族，因为古森洞是壮族聚居区，宋代曾在那里设立古森洞，以当地壮人为洞官，明初设立如昔土巡检司。后来虽然迁入了一些汉人杂居，但都逐步融合于壮族，直至清代末期，壮族仍然是那里的主体民族。刘母陈氏带来的前夫子李保哥，就是地地道道的壮人名字。刘永福生长在那里，操壮族语言，行壮族风习，接触的是壮族人民，多次迁居都在壮族地区，投的农军也多为壮族，娶的妻是吴亚终妹，壮族女子。由此可知，刘永福应该属壮化了的汉族，因而在农军中有很高的威信，受拥戴为黑旗军首领。称之为壮汉族农民军领袖，这是无可非议的。
（二）反对殖民主义侵略的英雄
刘永福生长于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深化的年代。全国各族人民面临着国家民族沦亡的危险关头。反封建反帝的双重任务，历史地落在各族人民的身上。刘永福正是肩起这一历史重任，站在斗争前列的典型代表。
从1849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856年第二次鸦片战争，英法帝国主义侵略者的魔爪就伸入我国西南边疆和邻邦越南。1860年英、法侵略军攻陷天津，直扑北京，强迫清政府签订中英、中法《北京条约》。不久，法国侵略者把侵入中国的3500名军队调到越南。1867年，法军强占了越南南部六省，目的就是要向北打通红河，侵占我国西南边疆的云南和广西两省，实现其建立“法兰西东亚大帝国”的狼子野心。在越北坚持反封建斗争的黑旗军，首先受到威胁。1873年底，法国驻西贡总督派海军少将安邺率军向越南北部进犯，攻破北圻首府河内及附近四省，严重威胁越南京都顺化，刘永福黑旗军应越南政府的邀请，出兵与越军共同抵抗法国侵略者，河内城郊一战，大败法军，阵斩了安邺等为首的侵略者官兵数百人，打乱了侵略军的计划。
1882年春，法国西贡总监黎眉又派交趾支那海军司令李维业率军北上，再次攻陷河内。黑旗军为了支援越南人民抗击侵略者，保卫我国西南边疆的安宁，与越南军民在河内纸桥同法国侵略军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仅用两小时，就歼灭了以李维业为首的侵略军二百余人，取得了纸桥战役的重大胜利。黑旗军被越南人民誉为“北圻长城”，紧不可摧，刘永福也因此获得了全国人民给予的“刘大将军”称号。
光绪九年（1883年）底，法国侵略军六千人进攻应越南政府邀请入越抗法、驻守在山西（河内西面）的清军营地，挑起了中法战争，清政府被迫于次年四月向法国正式宣战。驻守在越南西线战场的刘永福黑旗军，接受了清政府的改编，与滇军互相配合，多次阻击了法国侵略军的北犯，有力地支援了东线清军的作战。1885年3月，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法战争的巨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法国政府又因内部政局动荡而急忙同清政府议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也认为“乘胜即收”是求和的好机会，于是下令停战。6月，在天津与法国代表签订了《中法新约》。中国西南边疆的大门被打开了，清政府同意在云南、广西两省的中越边界开埠通商，并任用法国人修筑铁路。法国不胜而胜，中国不败而败。这一羞辱的外交，是清廷的黑暗腐败和李鸿章之流的投降卖国行径造成的，它丝毫也损害不了坚决抗法的黑旗军，刘永福是反对殖民主义侵略者的爱国主义英雄，是当之无愧的。
这一点，我们还可以从刘永福在台湾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行动中得到说明。1894年，中日爆发了甲午战争，清政府将当时任广东南澳镇总兵的刘永福调到台湾驻守，允许重建了八营黑旗军（4000多人）。次年4月，清政府投降求和，割弃台湾，全国各族人民强烈反对，刘永福被推为大将军，继续抗日。8月，在台中彰化大甲溪南岸的保卫战中，重创了日本侵略军，10月，日军转攻台南嘉义，黑旗军弹尽粮绝，清政府又强令不予供应，只好乘夜退出，内渡大陆。台湾虽然陷落了，但台湾人民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始终没有停息。这充分说明，刘永福的爱国主义英雄形象是不可磨灭的。
（三）民主革命的参加者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刘永福奉调任“帮办台湾防务闽粤南澳总兵关防”职，下定“万死不辞”的决心，以保卫台湾同胞，坚守祖国疆土为己任，在台中、台南与日军拼死作战。岂知清廷投降派北洋大臣李鸿章已和日本侵略者签订了可耻的投降条约“马关条约”，并下令封锁台湾，不许以*粮饷接济刘永福黑旗军。在此弹尽粮绝的危难中，安平炮台失守，台南陷落，刘永福只好抱着满腔怨气，长叹“内地诸公负我，我负台民”，而连夜乘英轮德士利号内渡厦门，取道漳州、潮州、汕头、海丰、陆丰转回广州。
刘永福对腐败无能的清廷投降卖国行径早已心怀不满，遂萌发了革命念头。1897年春回钦州闲居。次年，粤督谭钟麟电催回穗任军械局职，委辞不干。1899年回南宁招募营勇，重建黑旗福军四营。回穗后几次奉令出兵镇压农民械斗而不行，力陈“并无作乱之事”真情，采取说服教育调解，使百姓免遭祸殃，深得众人称颂。
1899年冬，义和团革命斗争席卷北京。刘永福奉调入京镇守而迟迟不行，后经多次催促方始起程。但队伍抵衡州时，又奉电调回广东惠州、潮州弹压农民革命军。刘永福率军转回韶关后静观形势，直至事态平息始返广州。广东巡抚德寿又命令永福前往办理善后，永福以不熟悉情况而拒绝接受任务。刘永福同情农民，支持革命之心绪已在实际行动中显现出来。随后奉调惠州驻防年余。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粤督陶璜调永福署琼州镇，永福以情况不熟，地僻山荒难以适应，请改调碣石镇，获准。陶璜对刘永福德高望重，兵多将强早就畏惧三分，千方百计削弱刘永福兵力。1903年，下令将刘部张来营调回省城。刘永福手下仅剩两营，已无足轻重，于是禀请销差。经两广总总督岑春煊批准，遣散为农，自己变成空名镇守。此时，刘永福对清朝官吏的腐败已是十分痛恨，次年（1904年），干脆以风湿病发作三请辞职，粤督李鸿章批曰：“声望素孚，威扬中外，纵有微恙，卧治也可，”不予批准。只好回广州沙河刘家祠休养治病。广州是孙中山革命党人宣传活动的中心之一，刘永福接受革命思想越来越多，认识越来越深，思想起了深刻变化，于是，从同情支持革命到积极参与革命，成为民主革命先躯者。主要的表现在：
1905年9月，越南革命志士潘佩珠与王族阮述来至广州沙河刘家祠拜访刘永福，邀请刘大将军出任策划越南革命的军事行动，刘永福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并且答应越南革命军组成后，派黑旗军原部将吴凤典组织钦廉和左江一带壮汉族子弟兵编为别动队，与越南人民并肩作战。阮述留在广州，经常与刘永福联系策划。第二年，潘佩珠与阮强来广州刘家祠访阮述，提出组织越南维新会（1912年改为光复会）领导越南人民起来驱逐法国侵略者，光复越南。刘永福给予大力支持，同意在刘氏祠堂开成立大会和建立会址。
潘佩珠与中国民主革命先行者孙中山是知交，孙中山对他影响很大。他在越南组织领导民主革命运动与中山先生互为呼应。越南革命党人经常来往于刘家祠堂，对刘永福的民主革命思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刘永福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也逐步有所认识和了解。时年虽已古稀，仍祈望能参加民主革命营伍，为创建民国“贡献余力”。1907年，再次向粤督周馥请辞获准。秋天，回博白迁葬祖父母于钦州。次年返钦州“三宣堂”闲住。其时正逢孙中山派遣黄兴、王和顺领导钦州三那（那思、那彭、那丽）农民抗捐斗争失利，刘永福把王和顺藏于堂内，清军统领郭仁璋带领清军前来搜捕，刘永福亲自出面坐在堂中，怒斥郭仁璋为“小人”，不许轻举妄动。郭仁璋无可奈何，只好领兵退走，王和顺免于遭难。当晚深夜，令兵丁带上二千光洋，护送王和顺经十万大山转往越南河内，并秘信通知其妻黄美兰在云南河口的内弟黄茂兰送两挑光洋至河内支援孙中山先生革命，积极筹划河口起义。孙中山任命黄明堂为总指挥，王和顺、关仁甫为副总指挥，指挥部就设在黄茂兰家。黄茂兰是刘永福内弟、黑旗军部下，清政府缩编黑旗军时回云南河口老家任清军管带，革命党人通过刘永福的关系取得了他的信任，同意在他家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刘永福对河口起义作出了应的努力。
1911年3月29日，革命党人在广州发动起义失败不久，刘永福于7月奔赴广州，在王和顺等介绍下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爆发，刘永福不顾年迈体弱，与留粤的革命党人联络活动，积极响应革命，10月30日赴港。11月9日广东宣告独立，11月14日返穗，应广东都督胡汉民之请，出任广东省民团总长，节制广州十数万民军。永福就任后，尽自己最大的努力，整理营伍，发布通告，分兵巡守，维护社会秩序，为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作出了重大贡献。越两月，全省革命秩序大体安定后，永福即请辞去民团总长职务，告老返乡，住在钦州三宣堂。
1915年，窃国大盗袁世凯为了巩固自己“大总统”的地位，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不惜牺牲国家民族的利益，来换取日本侵略者的支持，企图复辟帝制，刘永福闻讯后，义愤填膺，即拍电上京，请缨抗日，反对复辟，获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拥护。
1917年元月9日，刘永福走完了一生的历史途程，在钦州老家逝世，终年80岁。这个出身贫苦的壮汉农民革命领袖，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英雄，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和参与者的去世，使全国人民大众悲痛涕零。连当时接任大总统的黎元洪也发出唁电说：“宿将溘逝，骇悼殊深”。国务会议恤典给治丧费两千元，生平事迹付国史馆立传，墓葬于钦州城东老虎头山上（今钦州市沙埠乡沙寮村外）。由此观之，说刘永福的晚年已是民主革命的支援者和参加者，这是无可否认的。
（四）关于刘永福的评价
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评价任何一件历史事物，必须从当时的历史条件和社会环境中去考察，然后才可能得出比较合理的结论。评价刘永福同样不可例外。上面已经提到，刘永福生长的年代，正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深化的年代，全国各族人民面临着反帝反封建斗争的双重任务。地处西南边疆的广西各族人民，除了与全国各族人民一样，受着封建统治者沉重的压迫和剥削外，首先受到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冲击。人们既要开展反封建斗争，寻求生活出路，又要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维护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尊严。在这样纷繁复杂的阶级矛盾与民族矛盾的斗争形势面前，许多近代农民革命领袖并不能理性而完整地处理好这种关系，而是视之为对立，在反封建斗争时忽视了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或是在反帝斗争中不顾反封建的斗争。与刘永福一样同是农民军出来的黄崇英，走的就是这样的一条路。他转入越南后不接受越南当局的安抚，而是一味占地割据，并与法国侵略者拉扯关系，请其官兵帮助训练新兵，结果受到中越两国军民的围攻与夹击，走向败亡的绝路。而刘永福黑旗军选择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他率部入越后，先接受越南政府的安抚和封赏，再接受清朝政府的改编，联合中越两国军民，共同扫除地方割据势力。抗击法国侵略者，结果获得发展壮大，成为抗法战争的中坚力量。两相比较，前者违背了各被侵略国人民的利益，违背了各国人民反侵略斗争的历史潮流，后者维护了各国人民的利益，顺应了反封建反帝斗争的历史潮流，因此，刘永福和黑旗军不愧为反帝的爱国主义英雄。
过去，国内外史学界对刘永福的抗法行动，有褒有贬，分歧很大。如法国史学界有人认为：刘永福率领黑旗军抗法，是狗咬乌龟，“多管闲事”；越南的学者50年代曾盛赞刘永福黑旗军是抗法战争的“功臣”，而70年代后由于中越关系的恶化而谩骂低毁，说是清朝的雇佣军。我国学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有的认为刘永福黑旗军脱离吴亚终部的农民军，是分裂和削弱农民革命队伍，是投降和妥协，不可取；有的认为，刘永福投入农民军的动机“只是十分简单而现实的生存意识，而非抽象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理想”。我觉得所有这些评价，未免有所偏颇。为了帮助我们深入一步的认识问题，不妨引述恩格斯的一段论述。
恩格斯说：“如果要去探究那些隐藏在——自觉地或不自觉地、而且往往是不自觉地——历史人物的动机背后、并且构成历史的真正的最后动力的动力，那未，应当注意的，与其说是个别人物，即使是非常杰出的人物动机，不如说是广大群众，使整个整个的民族，以及在每一民族中间又使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这是可以引导我们去探索那些整个历史中以及个别时期和个别国家的历史中起支配作用的规律的唯一途径。”又说：“但是这一切在人们的头脑中采取什么形式，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各种情况决定的。”（见《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刘永福投入反封建的农民军，正是在清朝统治者腐败无能，对外屈膝投降，割地赔款，对内敲诈勒索，横征暴敛，搅得民不聊生的时候。官逼民反，岂能束手待毙？后来接受越南政府的安抚和封赏，接受清政府的改编，也是在世界资本主义由自由资本主义进入垄继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历史阶段，“开始了掠夺殖民地的大高潮，分割世界领土的斗争达到了极其尖锐的程度。”（列宁《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六《列强分割世界》），法国侵略者的魔爪伸入了东南亚，把越南视为“法王王冠下新增加的一粒明珠”，“亚洲诸民族，首先是中国尊奉法王为唯一国王”的时候。我国西南边疆，危在旦夕。中华民族大敌当前，正所谓“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刘永福黑旗军参加抗法斗争，既援助了邻邦，又拒侵略者于国门之外，怎样能说是“多管闲事”？
越南史学界在中越关系“同志加兄弟”的年代，曾经肯定刘永福的黑旗军是“抗法的功臣”，到了70年代中越关系恶化时，又贬“黑旗军是清朝的雇佣军”。这种从*需要来改变腔调的作法，本身已经是一种“伪科学”，无需多费笔墨论述。
至于说“刘永福参加农民军，只是十分简单而现实的生存意识……”问题，上面曾引述的恩格斯的那段话，已经明确地作出了答案。一个能够使整个整个的民族和每一民族中间的整个整个阶级行动起来的动机，而且不是暂时的而是持久的斗争行动，用“简单的生存意识”能够说明当时的社会现实和问题的本质吗？刘永福黑旗军从反封建斗争开始，转变到反帝斗争的整个行动过程，是在特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日益深化的中国产生的，是被侵略国家的各族人民为了保卫民族生存权利所采取的必然行动，它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
还有一些人指责刘永福脱离吴亚终，从反封建转变到接受越南政府安抚封赏，接受清政府的改编，是一种“分裂农民军，妥协投降的可耻行为”。问题提得十分尖锐，是个原则性问题，值得商榷。
从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观点看来，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排除一切必要的妥协。在错综复杂的革命斗争中，“拒绝采用机动办法，拒绝利用敌人之间的利益矛盾（哪怕是暂时的矛盾），拒绝同各种可能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不稳定的、动摇的、有条件的同盟者）通融和妥协，这岂不是可笑到了极点吗？”（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225页）。刘永福黑旗军正是在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面前，当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侵略者的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时，转变成封建统治者的同盟军，共同抗法的，这在当时并没有什么可指责的地方。后来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而变成统治阶级的成员，哪又是另一码事。刘永福不愧为一个农民革命领袖和爱国主义英雄。
当然，这样评价，并不是说刘永福是一个丝毫没有缺点毛病的、十全十美的英雄，事实上，他与历史上许多伟大的历史人物一样，由于历史条件和阶级局限性，使他在处理与农民军之间的关系上，在与滇军协同作战、被越南封建政权利用和排斥，以及当清政府“乘胜即收”的可耻行径，奉令撤军遣散等方面，仍然存在许多错误的，但这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正如毛泽东同志曾经说过的那样，很多站在正面指导时代潮流的伟大历史人物大都有他们缺点……，这是要从历史条件加以说明，使人理解，不可以苛求于前人的。
（资料来源：《广西民族研究》1992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