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4年12月19日，中英双方在北京签署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它确定英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还给中华人民共和国”，我国政府则于同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
时隔六年，1990年4月4日，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这个旨在保持香港的长期稳定和繁荣的基本法，受到了香港各界人士由衷的赞扬。但令人遗憾的是，最近以来，港英当局却违反中英联合声明，人为地给香港回归祖国设置各种障碍。因此，简要地回顾一下香港问题的历史，对于正确理解党和政府在香港问题上的原则立场，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1840年，英国政府为维护对中国的非法鸦片贸易，远涉重洋，向中国发动了一场侵略战争。为了给对华战争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英国议会曾运用“民主”的手段，在战争前夜进行过三天“精采”的辩论。尽管当时某些富有正义感的议员毫不留情地指出：“我不知道而且也没有读到过，在起因上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不义的战争，还有比这场战争更加想使我国蒙受永久耻辱的战争。站在对面的这位尊敬的先生竟然谈起在广州上空迎风招展的英国国旗来。那面国旗的升起是为了保护臭名远扬的*贸易；假如这面国旗从未在中国沿海升起过，而现在升起来了，那么，我们应当以厌恶的心情把它从那里撤回来。”（引1自《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208页）但是，英国政府早已内定了统率远征军的人选。身为外交大臣的帕麦斯顿更狂妄地宣称：对待中国的唯一办法“就是先揍它一顿，然后再作解释。”（转引自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第38页）于是，这届国会便以271票对262票通过对华作战案。不久，一支庞大的英国舰队出现在中国海面。
正如某些学者所说的那样，鸦片战争已经表明，腐朽的反人民的中国统治势力的存在对于帝国主义侵略是最有利的。鸦片战争时的清朝政府虽然曾想抵抗侵略，但是容纳不了在自己内部产生的林则徐这样的民族英雄，它敌视人民甚于敌视外来的侵略者，因而侵略者能够如愿以偿。
“你拿我的鸦片，我拿你的岛屿作为交换”——这是战前英国资产阶级上流社会流行过的一种说法。
“我建议……如果需要占领靠近广州的岛屿或港口的话，占领香港是必要的，因为那里控制着一大块安全的锚地。”——臭名昭著的大鸦片贩子查顿在战前曾进一步向帕麦斯顿这样献过策。帕麦斯顿则完全同意查顿等人主张占据香港的建议。他毫不掩饰地表示：“我们可以占据大潭湾及岛（指香港）。这地方作为港口，较澳门为佳。海水既深，陆地环绕，常年可用，易资防守。它是山地，但已经开垦，在食物上可以独立。岛上的西南方有一个地腰，是很好的贮货所。”（引自《鸦片战争》资料第2册第664页）
正因为英国急于在中国找到一个立足点、一个“贮货所”，所以，当清廷代表于1842年8月29日被迫在屈辱的《南京条约》上签字时。英国不仅得到了2100万银元的赔款，并可到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通商无碍”（由于当时是失去主权情况下的开放，只能是入侵者单方有益！）等权益，而且还以“法”的形式割占了香港。该条约的第三，条这样规定：中国“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既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据守主掌，任便立法治理”。从此，香港便成为“英国女王之领土之一部分”，岛上居民成为“英国女王的臣民”。1843年4月5日，英国又正式在香港设立殖民政府。港英当局为了强化统治，在这个小岛上遍设炮台，修建营房，并训练大批警察密探，对居民实行严密的监视和控制。时人记载当时的情况是：“本地理事之官，视唐人如草芥，作生命为虫蚁，……有雇工受殴辱，告而不理者；有番人欠帐，问讨反责者；有因小过而重罚银者，有番人酒醉而到门辱骂，忍气吞声者；有半夜叫开铺门，任其索拿，押其犯夜者……种种冤屈，不可胜数。”（引自佐佐本正哉编：《鸦片战争的研究》资料篇第312页）
然而。英国并不以攫取香港岛为满足，它又虎视眈眈地窥视着隔海相望的九龙半岛。
“要同中国缔结一项条约，就必须在刺刀下命令它这样做，用大炮的口来增强辩论。”有个殖民分子这样说。
果然，1856年，英国又联合法国发动了侵华的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战争前后打了四年。
1858年3月，英舰“加尔吉打”号舰长霍尔正式向海军部提出占据九龙作为香港的外围的建议。1860年2月，英国领事巴夏礼便派兵强占了九龙。3月21日，巴夏礼在广州迫使两广总督劳崇光签订协议，将九龙半岛南端的尖沙咀地区“永租”给英国，每年租金500两。
当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英法联军（还有沙俄和美国）又胁迫清廷代表在倾斜的谈判桌上签订了《北京条约》，南九龙和香港一样，又正式割让给英国。
到19世纪末叶，中国的国势更加衰败。历史曾记下这样惊人的一幕：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结束时，日方谈判代表竟对清廷议和代表李鸿章傲慢地说道：没有什么可谈判的，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条约文本，你只有“答应，不答应两句话”。李鸿章只好在那个没有平等可言，唯有受尽屈辱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画了押继日本之后，沙俄、德国、法国等西方列强也加快了掠劫中国的步伐。
在那场分配“东亚病夫”“遗产”的角逐中，英国又乘机拓展其香港殖民地。1898年4月，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以法国租借广州为口实，向清政府提出租借整个九龙半岛，否则就进占福建和浙江。在英国的要挟下，腐朽的清政府只好俯首听命。当年6月9日，李鸿章再次代表清廷在英方一手炮制的《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上签了字。该条约内称：“溯查多年以来，素悉香港一处非拓展界址不足以资保卫。今中英两国政府议定大略，按照黏附地图，展扩英界，作为新租之地。其所定详细界线，应俟两国派员勘明后，再行规定，以99年为限期。”（引自王铁崖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第269页）据此，深圳河以南的整个九龙半岛，以及东起大鹏湾，西至深圳湾，南至南丫岛的辽阔海面和大屿岛等200多个岛屿，被英国强租99年。它使香港的行政区面积扩大了十倍——总共1045．67平方公里。新“拓展”的地界被称作“新界”。“新界”的接管自1898年7月1日开始，直到1997年7月1日零时期满。
尽管英国通过上述三个不平等条约强割、强租了香港，但爱国的香港同胞并不甘心做女王陛下的臣民。早在1844年前后，当地居民就采取各种形式进行反抗，如抗缴苛捐杂税、袭击岗哨、捣毁洋行等等。1899年4月初，耀武扬威的英军来到“新界”搭棚驻扎，愤怒的群众旋即捣毁了“棚席”，迫使英军一度撤退。港英第四任总督包令曾发出过这样的哀叹：“我们现在正吃着战争的恶果”。
无情的历史事实表明，英国强割强租香港，既严重破坏了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又践踏了国际法准则。此事就连一些英女王陛下的臣民也感到不光彩。一位名叫彼得·韦斯利·史密斯的英国学者曾针对《展拓香港界址专条》说道：这“是一个不平等条约。所以这样评价，是因为只有一方从中得到好处。中国暂时丧失了土地，没有得到补偿。况且，在起草条约时，缔约双方并非处于平等谈判地位。”面对如此掠夺性的、奴役性的条约，人们不禁要问：当时的中国政府为什么要签字画押呢？说到底。那时的中国是个贫穷、衰弱、落后的国家，在与世界外部的联系中一直处于受人支配的地位。有的学者曾形象地指出：在西方列强的眼中，近代中国恰似一个大西瓜。既然这个大西瓜有皮，有肉，有水。有于，那么，或多或少，或厚或薄，谁都想切它一块，啃它一口……正是在这种可悲的氛围中，香港被迫割让给英国。这是近代中国受屈辱的一个缩影。
如今，中国人民受欺侮被奴役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独立自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像巨人一样昂首屹立在世界的东万。
自新中国诞生以来，中国政府一再明确表示对香港问题的一贯立场是：香港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在条件成熟的时候，将恢复对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
我们认为，收回香港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神圣职责和使命。因为它将彻底洗去压在炎黄子孙心头上的一大历史耻辱。
最近以来，港英当局违反1984年签订的中英联合声明，提出“政改方案”，蓄意给香港回归祖国设置障碍。这是不得人心的。港英当局必须撤回其“政改方案”。重新回到中英联合声明轨道上来。已经强大起来的中华民族，是不会在这个原则问题上作出让步、接受任何与基本法不衔接的方案的。（资料来源：《人民日报》1993年2月1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