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逢甲（1864—1912年），字仙根，号蛰仙、仲瘀、仓海，出生于台湾苗栗县铜锣湾的一个塾师家庭，他“幼负大志”，“为秀才时，毅然以天下为己任。”[1]他不仅是一个爱国诗人、教育活动家，而且当日本侵略的铁蹄踏上台湾时，他奋袂而起，投笔从戎，积极参加各种抗日保台的活动。在整个抗日保台的过程中，他参与了许多军事活动，在这些活动中显示了他的军事才略和胆识。因此，对他军事思想的研究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
一、未雨绸缪，提出“守土拒倭”的战略方针
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也，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甲午战争爆发之际，作为一个普遍文人的丘逢甲，敏感地认识到日军对台湾的侵略企图，发出了“天下自此多事矣！日人野心勃勃，久垂涎于此地，彼讵能恝然置之乎？”[2]的慨叹。为做好抵抗日本侵略的准备，在1894年9月，他开始组织台民，督办团练（同年11月，改称“义军”）。他“倾家则以为兵饷”，开始招训义军[3]。他以“守土拒倭”为口号，动员台湾青年入伍，保卫台湾。他说：“吾台孤悬海上，去朝廷远，不啻瓯脱。朝廷之爱吾台，曷若吾台民之自爱。官兵又不足恃，若一旦发生不测，朝廷遑复能顾吾台？惟台人自为战，永自为守耳。否则祸至无日，祖宗庐墓之地，掷诸无何有之乡；吾侪其何以为家耶？”[4]
“守土拒倭”方针的提出，实际上要求台湾人民对日本有可能进行的侵略，只有依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而不要对“朝廷”“官兵”抱太大的希望。这恰与后来清政府割舍台湾的行为相一致，也说明丘逢甲不仅对国际形势有清醒的认识，而且对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也有很深刻的了解。在他的号召和努力下，台湾的防务建设大有起色，“全台编册有一百六十余营，特别编练者三十二营”[5]，形成了一支人数众多的台湾抗日义勇军。他的抗日保台备战工作得到了当时台湾巡抚唐景崧的赞赏。据唐景崧1894年10月28日奏称：“臣于闻之初，即商邀在籍工部主事丘逢甲遴选头目，招集健儿，编伍在乡，不支公帑，有事择调，再给粮械。现台湾府所属四县已挑集一万四千人，编为义勇二十六营，造册前来。南北两府，并令丘逢甲一体倡办。该主事留心经济，乡望式符，以之总办全台义勇事宜，可以备战事而固民心，于防务不无裨益。”[6]台湾巡抚唐景崧也肯定他倡办的“义勇事宜”“于防务不无裨益。”，其军事组织能力可见一斑。
事态的发展果不出丘逢甲所料，1895年3月，李鸿章到马关谈判后，日本侵略者便攻占了澎湖，加强了对台湾的扼控，在接着的谈判达成的停战协定中，又把台湾划在了停战范围之外，“惟奉天、直隶、山东暂止战，南洋各省不在内。”[7]日本侵略者吞并台湾的野心暴露无遗。随之，日本强迫清政府割台的消息传来，以丘逢甲为代表的台湾绅民上书清政府，坚决抵制日本割台的蛮横要求，坚决表示：“桑梓之地，义与存之，如敌酋来台湾，台民惟与开战！”[8]台湾绅民的抗日决心和*，在清政府内部也引起了极大的震动，据光绪帝老师翁同和在日记中记载：“得台湾门人俞应震、丘逢甲电，字字血泪，使我无面目立于世矣。”[9]然而，腐败无能的清政府最终还是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消息传来，举国悲痛，“台人骤闻之，若午夜暴闻轰雷，惊骇无人色，奔走相告，哭于市中，夜以继日，哭声达于四野。”[10]割台之事，激起了台湾人民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极大愤慨，极大地激发了台湾人民抗日保台的*。
由上可知，在中日初战，割台之议未起，而作为一普通文人的丘逢甲，对中外局势就能有如此清醒的认识和估计，并且未雨绸缪，设计保台方案，其远见卓识，实属难能可贵。
二、“严肃军纪”的治军思想
吴子曰：“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军队做为一个高度集中具有特殊任务的武装集团，必须具有严格的军纪，丘逢甲对清军涣散的军纪有十分清醒的认识。因此，他提出首先整顿队伍，严肃军纪以提高部队战斗力，“逢甲时进策于景崧，又请严肃军纪”[11]，对此，唐景崧却充耳不闻，以致于叛乱首先便在清军内部发生了。4月22日，台北发生了李文奎砍杀长官的事件。事变发生后，唐景崧不但没严惩祸首李文奎，反以“安抚为名”，将其提升为营官加以重用。时正驻防南崁的丘逢甲闻讯后“深以为忧”，并专程赶往台北，力劝唐景崧“严肃军纪，雷厉风行，杀一儆百”[12]。而唐景崧竟不听。此后，“军士遂欺景崧之无能，浸骄不可制，至是益紊乱无纪律矣。”[13]由于唐景崧拒绝采纳丘逢甲的建议，使清军军纪愈加松弛，给以后的抗日保台带来了极为严重的后果。正是李文奎，在6月4日乘前线溃兵涌进台北，秩序混乱之际，佯称请唐景崧出战，率其同党及一伙溃兵，闯入抚衙大肆抢劫，纵火焚房，迫使唐景崧仓皇逃出抚署衙门。
6月3日，日军攻占基隆，形势陡然危急起来，通往台北的军事险要仅剩狮球岭和八堵两处。对于如此重要的军事战略要地，唐景崧仅派了个他宠信的中军副将黄义德去防守八堵。而黄义德是个为人狡诈之徒，并非爱国敢战之才。他“至八堵，闻日军势盛，胆几丧，遽舍八堵施归。”[14]并谎称“狮球岭已失，大雨不能扎营，日敌悬六十万金购总统头，故乘火车急驰回城，防内乱。”[15]结果日军未费一弹即占领天险狮球岭。4日，黄义德部又以索饷之名闹市，致使台北秩序大乱。对于这个贪生怕死，谎报军情，而又纵容部下“索饷”“闹市”之徒，“逢甲愤而请斩义德以谢台民，并严罚一二乱兵为首者，以厉其余，景崧不敢从。”[16]唐景崧再次拒听丘逢甲的建议。面对如此松弛之军纪和软弱无能的唐景崧，丘逢甲叹曰：“祸患之来，迫于眉睫尚不能整饬军纪，徒畏葸游移，坐令其哗变，天下事尚可为乎？”[17]面对危难，他只得回南崁元帅庙，严饬义军备防[18]。
虽然丘逢甲极力主张“严肃军纪”，惩办违反军纪之徒，并屡向唐景崧进言，但唐景崧刚愎自用，拒绝采纳他的建议，使清军“军纪荡然”，诸军“各自为统，呼应遂以不灵，甚至与居民相寻斗，视法纪如弁髦。”[19]松弛的军纪加速了清军防线的崩溃。因而，清军军事出的迅速失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与此相反，丘氏所率义军军纪严明，令行禁止，表现出了极强的战斗力，给侵台日军以重创，其作用甚于清军，这在后来的抗日作战中表现尤为明显。
三、军事组织编制思想这里主要指义军的军事组织编制。《尉缭子》曰：“凡兵，制必先定。制先定，则士不乱；士不乱，则刑及明。覆军杀将，则万人齐仞，天下莫能挡其成矣。”军事组织编制的优劣对战斗力有很大的影响。然义军初创之时，并无严格的组织形式，与清军也保持一定的独立性。起初，“逢甲日支公费数百金，兵则食数军之半饷，器皆取于官，或听民自捐。不占营垒，无事安居，有事候征调。”[20]全台编册有一百六十余营”[21]之多，但大多有名无实，“村田之乌合，未受节制，虚报浮填，图领兵械，使应前敌，不堪一成也。”[22]面对战斗力低下而又缺乏统一组织的义军，丘逢甲上书唐景崧曰：“义军之出，可惜太迟，其间不无人才，皆未练习。勇丁善枪者虽然，将未上能使之人自为战，未可末节制之师。”[23]因此，他一直想统一各地义军，使之有统一的组织体制，至3月下旬，被任命为“统领各路义军关防。”[24]自此，义军才有了固定的组织编制体制。
1894年8月，丘逢甲将全台壮丁正式编为一百六十营，先期集训三十二营，“以诚、信、壮、靖等十六字名营，每字五营。咸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勤加训练。成军不久，卓著成绩。”[25]组织编制初步显示了作用。此外，每字统领五营，设一统领，每营五百人，最小者为三百六十人，设一管带，营单位又依据战斗力分为前、中、后、左、右五营，合五营编为一个作战单位。有时候则将前、中、后、左、右各营加编为正副两营，用十营作为一个作战单位。丘逢甲名义上指挥全省义军。但是，由于各地地域和交通的关系，实际上只是统领诚、信、壮、靖四个字二十营的义军。并且，他还亲手制订了诚、信两字义军的编制表：
中路义军“诚”、“信”二十营一哨编制表义勇“诚”字义通“信”字
正中营：谢道隆正中营：丘先甲
副中营：陈昌岐一千人副中营：唐连壁一千人
正前营：丘国霖正前营：杨道东
副前营：李镇安一千人副前营：洪文魁一千人
正左营：连炬森正左营：丘玉成
副左营：魏宣明一千人副左营：赖国芳一千人
正右营：品炳山正右营：丘敏功
副右营：陈懋勤一千人副右营：林朝元一千人
正后营：陈锡范正后营：陈秉乾副后营：林国清一千人副后营：李广升一千人
由于义军有了正规、严密的军事组织编制，有了系统的组织训练，从而大大增加了部队的组织纪律观念，极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虽然义军的武器装备较差，训练不足，但战斗力却比唐景崧的正规军强，在台湾人民的抗日斗争中起到了中坚作用。他的部将吴汤兴、姜绍祖、丘国霖、徐骧等所部义军同日军英勇作战，重创日军，挫败了日军的进攻计划。如在大湖口战斗中，日军被击毙数十人，伤亡惨重，后来在敌人优势火力的轰击下，义军才被迫撤退。据日方战史记载：大湖口战斗中，义军所表现出的英勇无畏的精神，与台北方面官军之混乱溃败情况，有云泥之别。由于义军和人民群众英勇顽强的抵抗，使日军付出了比整个甲午战争还要大的代价才完全占领了台湾。从抗日保台的整个过程，我们不难看出义军所表现出的强大战斗力是清军所无法比拟的，这除了有台湾人民爱国热情的激励之外，还应归功于义军较严密的军事组织编制制度，正是严密的军事组织编制，才使台湾人民的分散之力，凝聚成了强大的合力。
四、以台北为战略防御重点的防御思想
在日本入侵台湾之前，唐景崧曾“饬各路严加防范”，加强战备。但当时全台的部署形势仍是“陆兵各处设防，因势兵而力弱，又防不胜防。战则众寡不敌；援则劳逸悬殊，缓不济急。胜负之计，似其势使然，不待交兵而可决也。”可见，唐景崧的军事部署是失当的，这种部署实际上并不起什么作用，不但使兵力分散，而且部队间相距又远，没有重点防御，这就使得“战则众寡不敌；援则劳逸悬殊，缓不济急。”此外，唐景崧和刘永福在越南共事时，就“意见不同，怨仇日深。”为了抗日保台的大业，刘永福从大局出发，主动捐弃前嫌，亲往台北，与唐景崧共议台湾防务，然唐“疑刘有异志，颇相猜忌，不肯假以事权。”从而导致了刘永福离台内调的念头。丘逢甲为了全台的安全，主动调和唐刘的关系，以使他们共同防卫台北。因为他深知，“景崧虽号知兵，而防敌御寇远不逮永福。全台形势尽集于台北，台南非其比。台北失，足以牵动台南，台南失，未足以牵台北。景崧一人守台北，无永福以佐之，恐守之非易，台北一破，台南将孤守无能为矣。”事态的发展，也完全证实了这一点，台北失守导致了全台的快速崩溃。尽管丘逢甲“焦唇敝舌，继之以泣，景崧坚持不为动，（唐、刘）二军遂分。”英勇善战的刘永福离开了台北，使台北这个战略重地的防务变得十分单薄，导致了台北的速亡，从而对全台的抗日斗争产生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丘逢甲因此而叹息曰：“其殆天乎！”最终“坐误事机，台北失守”使台湾人民的抗日形势处于被动。事后，有人对此事评价曰：“倘景崧能捐私怨而急公义，俯就逢甲之请，则台湾未必终亡。即亡，亦未必若是之速，可敢决也。逢甲之智，殆可谓烛照而数计矣。”对丘逢甲重点守台北的思想作了充分肯定，给予了极高的评价。
1895年6月4日夜，唐景崧微服逃往沪尾，6日乘德轮“鸭打号”内渡。7日，日军未费一弹便占领了战略要地台北。丘逢甲闻台北陷落，大哭不止，曰：“吾台去矣！误我台民，一至如此！景崧之肉其足食乎？”对台北的陷落悲愤不已，并认为“吾台去矣！”再次反映了他对台北战略地位重要性认识的深刻性。他一贯强调加强台北的防务，力主由唐刘二人共御强敌，然终因唐景崧低劣的个人素质最终导致了台北的陷落，使台湾人民的抗日保台事业陷入了困境。
五、依靠台湾的民力财力，自主保台，并亲自抗击侵略1895年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台湾各地即传条约中有割台的条款，在事实未被证实前，丘逢甲就致书唐景崧曰：“如议和者竟有割台之举，默察台地情形，必至内乱。此时无绳尺之可抱，倘有英雄者出，但封疆大臣中能有隐助以军灭，即足集事，饷则竟不心问矣。浩劫茫茫，未知天心保属，于此令人思郑延平一流人不置。”他委婉地劝唐景崧要学民族英雄郑成功，勇担拒倭保台的重任。烟台换约之后，割台之事已无可挽回，丘逢甲于是邀集林朝栋、陈季同等官绅商量对策，设计保台方案。曾任驻法参赞的陈季同提出了“民政独立，遥奉正朔，拒敌人”的主张。丘逢甲在日寇入侵的危急情势下说：“余早知有今日矣！虽然，台湾者，吾台人之所自有，何得任人之私相授？清廷虽弃我，我岂可复自弃耶！”
1895年5月29日，日军开始向台湾发动了大举进攻，并很快占领了台北。6月6日，唐景崧逃回大陆，台湾岛上只留下了丘逢甲等义军抗日将领奋力抵抗。日军占领台北后，继续向南进犯台中门户新竹，为了保卫新竹，丘逢甲与丘国霖、姜绍祖、吴汤兴、徐骧等联合设防，他们与日寇展开了激烈的争夺战，阵地几次易手。据日人记载：“人民就是士兵，其数不得而知……。见我兵寡则来袭，见我兵众则远遁林中”，“不论何时，只要我军一败，附近村民便立即变成我们的敌人，……我们的对手非常顽强，丝毫不怕死。”[26]据当时的《东京日报》登载的有关战报也说：“大姑陷、三角涌、中士历地方的‘士民’属所谓客家种族，从来为台湾第一的狞猛人种。因此，他们反抗我皇师，极尽顽梗跳梁，并非无因。”“士兵本来是当地愚民，因而战必顽强抵抗，这点是和中国的佣兵不同的。”[27]在当时“日军乘势沿铁路南侵，直达新竹县”的危急时刻，丘逢里所率的“义军与遇，极力抵抗，血战二十余昼夜，卒以饷绝弹尽，死伤过重，不支”而退[30]。在新竹二十余昼夜的保卫战中，丘逢甲所部的台中各路义军，对日本的侵略进行了顽强的抵抗，粉碎了日军迅速南进的狂妄计划。同时，也为台南刘永福军的部防争取了一段极其珍贵的准备时间。在新竹战斗中，由于丘逢甲的正确指挥，给侵略者以重创，极大地鼓舞了台湾人民的抗日斗志。但终因义军装备落后，“饷绝弹尽，死伤过重”而不得不退出战斗，但义军的英勇顽强使日军也不得不表示赞叹。丘逢甲在唐景崧逃跑内渡、日军猛烈进攻以及对他“严索”的极为严重的恶境中，仍亲率义军同来犯之敌进行顽强的战斗，直至最后。在“知事不可为”的情况下，仍欲“据山死守”，欲与台共存之，其保台心之决可窥一斑。然终因义军在军事上的失利，使他抗日保台的希望变得极为渺茫，最后只得痛而内渡。
丘逢甲作为一个近代进步的教育活动家，早年从事桑梓教育，当日寇侵略的铁蹄踏上祖国的神圣领土时，又奋起挽救国难，并亲赴疆场，率部与来犯之敌浴血奋战，又显示出了一个军事家所具有的恢宏气势，也给近代军事留下了珍贵的一笔。作为一个普通的知识分子，在祖国的危难时刻，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和祖国的统一而忘我奋斗，这不仅令那些卖国之徒汗颜，也令我们后人感奋不己，尤其是他在军事活动中所表面出的勇气和胆略更值得我们学习。
注释：
[1]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2]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3]丘瑞年：《先兄仓海行状》。
[4]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5]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6]《清季中、日、韩交涉史料》（六）《总理衙门收署台湾巡抚唐景崧文》。
[7]姚锡光撰：《东方兵事纪略》《中日战争》（一）第84页。
[8]《清季外交史料》109卷，第5页。
[9]翁同和：《翁文恭日记》。
[10]江瑔：《徐骧传》，《小说月报》第9卷，第3号。
[11]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2]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3]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4]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5]俞明震：《台湾八日记》。
[16]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7]江山渊：《丘逢甲传》，《中日战争》（六）。
[18]吴德功：《让台记》。
[19]思痛子：《台湾痛思录》。
[20]思痛子：《台湾痛思录》。
[21]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22]《挥尘拾遣》。
[23]丘琳辑：《丘逢甲信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24]丘琳辑：《丘逢甲信稿》《近代史资料》1958年第3期。
[25]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26]《中日战争》（六）、《台湾抗战日方资料》。
[27]周仛、魏大业：《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
[30]丘琮：《仓海先生丘公逢甲年谱》。
（资料来源：《台湾研究》1997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