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澳门的勘界谈判
（一）澳门界务交涉的由来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拟订期间，围绕澳门划界问题，中葡双方曾有过激烈斗争。葡人与英国人赫德、金登干相勾结，擅自在条约中“永驻管理澳门”一款后面，加进了“及属澳门之地”等字，为以后借口划定“属地”，任意扩占我国领土埋下伏笔。当时两广总督张之洞、广东巡抚吴大澄等人察觉到葡萄牙人的阴谋，主张首先划定澳门界址，才能与葡萄牙签约。为此，他们多方搜集澳门界址资料，作为交涉时的依据。1887年9月间。 吴大澄带领几名高级官员前往澳门附近调查界址变化情况，发现澳门界址比较复杂，“有葡人原租之界，有三十余年久占之界，有十余年新占之界，有近数年图占未得之界”（注：《清季外交史料》，卷73，《张之洞奏澳界纠葛太多澳约宜缓定折》、《总署奏葡约现有成议谨陈办理情形折》。）。具体情况如下。
第一，原租之界。葡人于1553年开始居留澳门，当时只建造了一些房屋，并未划定界址。1622年，葡人私自建造围墙一道，聚居墙内，这道围墙便成为澳门的自然界址。城墙有3道城门，即三巴门（上有大炮台）、水坑门和新开门。这个原租界一直维持到1849年。
第二，久占之界。1849年，澳葡挑起澳门事件，不仅破坏我国对澳门行使主权，而且开始向澳门以外地区扩张。1863年，葡人拆毁澳门城墙，先后占领了附近的塔石、沙岗、新桥、沙梨头、石墙街等村庄；在澳门南面的西沙、ｄàｎｇ＠①仔、路环等海岛上建造炮台，作为殖民据点。这些都发生在19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之间。所占之地称为久占之界。
第三，新占之界。19世纪70年代至80年代初，澳葡先后占龙田、旺厦（即望厦）、荔枝湾、青洲等地。这样从围墙以外到关闸地方都被澳葡兼并，称为新占之界。
第四，图占之界。1887年条约中葡谈判期间，葡萄牙企图占领澳门西面的对面山（即拉帕）48个乡的大片土地，还想占领大、小横琴岛。这是葡萄牙图占而未得之界。
张之洞、吴大澄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解决澳界的方案，认为应把澳界分为陆界和水界两个部分。陆界方面，“应于立约时坚持围墙为界，不使尺寸有逾”；水界方面，“所有水道准其船只往来，不得援引公法兼管水界”（注：《清季外交史料》，卷71，《张之洞奏葡国永租广东澳门请审慎立约折》。）。随后张之洞还提出具体的处理办法：“除原租围墙以内之地仍旧听其居住，已侵占者明示限制，察其于我有无大碍分别租给收回，未侵占者力为划清，严加防范。其海面按照公法与之议明，不容擅占。以后须责成地方文武随时认真稽查，并派兵轮常往巡哨，督抚提臣每季出巡，即不致再有侵占”（注：《清季外交史料》，卷73，《张之洞奏澳界纠葛太多澳约宜缓定折》、《总署奏葡约现有成议谨陈办理情形折》。）。但是这些明智的意见，没有为总理衙门所采纳，总理衙门答复说：“惟界址一层，从前久经含混，刻下若欲与之划清，势必彼此争执，终归罢议”。因此主张采取所谓“急脉缓受之策”（注：《清季外交史料》，卷73，《张之洞奏澳界纠葛太多澳约宜缓定折》、《总署奏葡约现有成议谨陈办理情形折》。），“于约内言明澳门界址，俟勘明再定，并声明未经定界之前，不得有增减改变之事”。澳门划界问题就这样被搁置起来。
中葡《和好通商条约》墨汁未干，葡萄牙便开始在澳门附近地区进行扩张活动了。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在帝国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潮中，葡的表现也愈益猖狂。当时葡在澳门附近地区的扩张活动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北面侵略关闸以北地区。于1890年在关闸外设立路灯，同时宣布不许我国在北山岭炮台和汛房驻军。
西面占领对面山各乡村。它借口曾在湾仔和银坑附近水面设立过航标，宣称这些乡村已在其统治之下。1900年，香山县令孙盛芳乘船经过湾仔附近海面，竟被葡指为侵犯其水界而强行扣留。1907年，葡萄牙当局又派兵侵入湾仔和银坑，向村里的渔民草油厂和医院勒收捐税。
南面夺取十字门的几个岛屿。1890年，葡萄牙强行在ｄàｎｇ＠①仔岛和路环岛上修建炮台和兵房，并向当地人民勒收船税和房产税。后又一度侵入大、小横琴岛，在岛上修建兵房，并公开向中国索取这两个岛屿。两广总督谭钟麟严正拒驳，并拆毁葡建兵房。1902年，葡萄牙公使白朗谷仍照会清外务部，借口疏浚河道，索取大、小横琴岛为澳门属地。1908年，葡人又在九澳修建兵房，开辟马路。
东面则企图把澳门水界扩展至九洲洋的中心。
葡萄牙殖民者的扩张活动还伴之以外交上的讹诈。
1880年12月11日（光绪十五年十一月十九日），拱北关税务司贺壁理（英国人）作为葡萄牙的交涉使来到前山，向澳门同知蔡国桢出示一份“澳门水陆地图”（注：蔡国桢：《澳门公牍录存》，页1～8。）。“该图东至九洲洋，南至横琴、过路环，西至湾仔、银坑，北至前山城后山脚，周围百余里皆加以红线划入葡人界内”。葡人据此反诬中国轮船停泊青洲海面是侵犯澳门水界。蔡国桢予以驳斥，严正指出：“若徒以一国所绘地图红线即云定界”，则“我亦可另绘一图，自三巴门起加一红线至海边为止，谓葡人仅管澳门半岛，并无水界，彼允乎不允”？贺壁理理屈词穷，就蛮横地威胁说澳葡当局准备出动军舰轰开中国轮船。蔡国桢当即指出：“若说到轰船之话，一切道理都不必说，请阁下代为寄语，等他轰看。……原想他派兵轰船，由他开端起衅，我方好乘机做事，愿他速轰为幸”（注：蔡国桢：《澳门公牍录存》，页1～8。）。贺壁理见讹诈不成，只好灰溜溜地返回澳门。
1902年，因白银贬值，中国海关关税税率不足值百抽五，遂与各国谈判修改税则。葡萄牙没有派代表参加谈判，拒绝签署新税则，而要求单独同中国谈判。1902年初，葡萄牙派上院议员白朗谷为公使前来北京议约。白朗谷一到北京就向外务部递交照会，要求划定澳门“属地”和兴建广澳铁路。他认为：“前订条约已认澳门附近属地为葡国永居管理，应将属地之界址广阔等项大量妥订”。至于何为澳门“属地”，他提出，“按对面山一岛居澳门之西，小横琴、大横琴二岛居澳门西南，各该岛系澳门生成属地”（注：《清季外交史料》，卷165， 《外部奏增改中葡条约缕陈商办情形折》。）。他还声称，如要葡萄牙同意签署新税则，清政府除按上述要求划定澳门属地之外，还应让葡萄牙享有另外两项特权，即允许葡人在澳门附近地区兴建各种工程，及“由澳门至广东省城修造铁路”。葡萄牙以拒签新税则为手段要挟，目的也是为了“暗侵界址”。对此，清外务部给予驳斥。但在交涉过程中，又同意葡人修建广澳铁路，规定铁路建成使用50年后归还中国，并在通商方面给予一系列优惠待遇（注：莱特：《中国关税沿革史》，页381。）。葡萄牙虽然用讹诈手段获得建造广澳铁路的特权，可是由于缺乏资金，迟迟未能动工，最后自动毁弃合同。
最终导致中葡澳门划界交涉的导火线是“二辰丸案”。1908年2 月5日，日本商船二辰丸偷运枪炮*入境，在路环岛附近的大沙沥海面被我海关水师截获。由于罪证俱在，日本船主也被迫承认犯罪，表示服从惩处。但是日本政府却和葡萄牙殖民者串通一气，抵赖、反扑。2 月14日，日本公使林权助向清外务部发出抗议照会，硬说二辰丸是在葡萄牙人管辖的水域中航行，反诬清政府越境截捕商船，“显示违约”，“举动野蛮”；要求清政府“速放该船，交还国旗，严罚所有非法之官员，并陈谢此案办理不善之意，以儆效尤”（注：《清季外交史料》，卷210，《日使林权助致外部辰丸被粤扣留奉令抗议希饬速放照会》。 ）。2月18日，葡萄牙公使照会清外务部， 声称：二辰丸“系装载枪枝运卸澳门。该船被拿，有违葡国所领沿海权，并有碍葡国主权，阻害澳门商务”。要求中国政府“即刻释放”（注：《清季外交史料》，卷210，《葡使致外部华船在葡领海捕获日船饬速放照会》。）。赫德也出来干预此案。他在3月1日向外务部提交的“节略”中声称：“澳门既居洋界地位，则澳门前列之海面即为通行之海，并非是中国之水面”。要求中国“认此次误扣之咎，释还船只，并鸣炮敬日旗或赔偿业主”（注：《清季外交史料》，卷210， 《外部致张人骏税司赫德条议处捕获日船办法电》。）。
在帝国主义的压力面前，清政府步步退让。最初，中国主张“二辰丸案”由中日双方按照海关章程进行审理，但日方断然拒绝。其后，外务部于3月3日通知日本公使，拟请英国舰队司令对此案进行“公断”，也遭到日方的拒绝（注：《清季外交史料》，卷210， 《日使林权助与中堂等会商二辰丸案语录》。）。
3月6日，清外务部照会日本公使，对二辰丸上日本国旗被中国士兵扯下一事表示歉意，并答应“将办事失当之员弁加以惩戒”（注：《清季外交史料》，卷210，《外部致日使道歉换旗照会》。）。 清政府如此忍让屈服，日方仍不肯罢休。3月13日， 日本公使林权助向外务部提出解决该案的5项要求：一、立即放回二辰丸；二、在放还二辰丸时， 中国兵舰鸣炮示歉；三、扣留的*由中国购买，货价为21400日元；四、处置对扣留二辰丸负有责任的官员；五、赔偿此事件所造成的损失（注：《清季外交史料》，卷212， 《日使林权助致外部扣留辰丸提议赔偿损害请照允照会》。）。林权助声称，只有全部答应这5项要求，二辰丸案才能和平了结。3月15日。 软弱无能的清政府表示全部接受日方提出的条款。
消息传到广东，舆论哗然。广东绅民自发掀起了抗议示威和抵制日货运动。这一运动很快蔓延至上海、香港、广西等地，南洋华侨也加入了爱国运动中来。与此同时，中国人民对与日本朋比为奸的葡萄牙殖民者也表示了极大的愤慨。广东人民对葡肆意扩占澳门以外领土的行径本来就深恶痛绝。早在1907年底，广州、香山、香港等市县的绅商、士民就纷纷请愿，要求政府“派员来澳（门）划分界限”（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1，《香山县士绅请粤督力争海权书》。）， 二辰丸案的发生，更使要求划界的运动迅速发展起来。1908年底，在人民的强烈要求下，清政府指派驻法公使刘式训前往里斯本，同葡萄牙政府商谈澳门划界问题。1909年2月，中葡双方达成协议， 决定派员查勘澳门界址，并规定划界期间，葡必须停止在中国领土上征收地钞，并不得借“浚河”名义扩占领土，已经侵入我国内地的船舰必须撤出，等等。葡萄牙表面上表示接受这些规定，但又提出要中国撤走前山至北山岭一带的驻军，以作为交换条件（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 《外部致张人骏准刘使电澳门事葡请两国各派员会勘电》，《张人骏复外部葡领云澳门勘界请先议撤舰撤兵等事以示和平电》。）。实际上，当中国方面忠实履行协议撤走北山岭驻军之后，葡舰游弋内河，勒收船钞和浚河活动却没有停止（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 《外部致张人骏准刘使电澳门事葡请两国各派员会勘电》，《张人骏复外部葡领云澳门勘界请先议撤舰撤兵等事以示和平电》。）。
（二）艰难的香港谈判
1909年的上半年，中葡双方为划界谈判做准备工作，首先确定谈判地点和代表人选。中国方面主张谈判在广州举行。但是澳葡当局对广东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抗怒潮非常恐惧，极力反对以广州作为谈判地点。他们与港英当局串通，提出以香港为谈判地点。清政府迫于无奈只好答应。很明显，葡提出在香港进行谈判，其目的是为了便于葡、英双方联合向中国施加外交压力。
葡萄牙派马沙铎担任谈判代表。此人是一名战将，曾任葡属东非殖民地总督。葡萄牙派出职业军人作为谈判代表，显然是为了在谈判中对清政府进行军事讹诈。在马沙铎到达中国的同时，一艘葡舰也开抵澳门，向中国炫耀武力。清政府原拟派广东籍官员担任谈判代表。但葡人断然拒绝与广东籍代表谈判，清政府只得改派曾任中法云南交涉使的福建籍官员高而谦。面对广东人民的反葡声浪，葡“群情惶恐”，连续开会商讨对策。最后议定5项对抗措施，报请本国批准：一、速派勘界员至澳勘界； 二、准许澳督有权便宜改良*；三、速办广澳铁路；四、速将1904年中葡商约签押交换；五、疏浚海口（注：《外交报》已酉四月二十五日，第244期，页18。）。同时， 葡萄牙在谈判前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作为先决条件，包括禁止勘界维持会活动，查封《香山旬报》，规定“新开香洲埠不得有妨害澳门商业举动”，以及“在澳华人必须加入葡国国籍”（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2，《澳界片片录》， 又见《香山旬报》，1910年，第53期，页1～5。）等等。这些无理要求遭到人民的激烈反对，清政府亦断然拒绝。
7月15日（阴历五月二十八日），中葡谈判在香港举行。马沙铎在第一次会议上便抛出了他的勘界方案，声称澳门包括：一、澳门半岛，由马阁至关闸。二、海岛，有对面山（包括湾仔、银坑、南屏、北山等28乡）、青洲、ｄàｎｇ＠①仔、路环、大小横琴，以及马骝州等小岛。三、领水，以大陆地腋岛附近之水路。四、关闸至北山岭为“局外地”（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2，《澳界片片录》，又见《香山旬报》，1910年，第53期，页1～5。）。按照这个方案，葡萄牙新扩占的领土将比原租居地面积大30倍。马沙铎在谈判中大放厥词，说澳门从来不是中国领土，早在1574年葡人已占领关闸以南整个半岛，因此，1887年条约所说的“属地”，应当是指澳门以外的各个岛屿。至于条约为何不注明“属岛”，马沙铎却避而不谈。马沙铎还公然把葡多年来闯入澳门附近各乡村张贴的告示、勒收租税的单据，以及擅自建造炮台和开辟马路等等，都作为葡萄牙已对这些地方拥有主权的证据，并声称：“久占之地，即有主权”（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6， 《高而谦呈外部葡使谓久占之地即有主权应调查再议电》。）。企图以这种强盗逻辑为其殖民扩张主义辩护。
在葡萄牙的强词夺理、恫吓讹诈面前，清政府的交涉显得软弱无力。当时清政府明知马沙铎的种种谬论不值一驳（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9， 《高而谦呈外部报与葡使议潭仔路环及内河海面事彼置若罔闻电》。），也不敢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却以让步谋求妥协。外务部当时的主张是，查明葡人的原租界作为澳门本土，原租界围墙外已被占领的地区划为属地；至于澳门附近岛屿，不论是否已被占领，一概极力拒驳，并不许葡萄牙人在澳门附近划定水界。至于葡萄牙人在ｄàｎｇ＠①仔、路环两处占领地所建立的炮台，则计划在澳门半岛觅地抵换，收回炮台（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5， 《高而谦呈外部澳门附属地应否承认乞裁夺电》。）。这些意见传达到谈判代表高而谦那里的时候，他又擅自作了修改，变为允许澳葡在ｄàｎｇ＠①仔和路环已占地居留，而不作为属地（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0，《高而谦呈外部澳门划界葡使奢求只得停议请旨定夺电》。）。但马沙铎对清政府这种妥协仍不满足，划界交涉从一开始便陷入僵局。
葡萄牙人加紧采用讹诈手段，企图以炫耀武力打开僵持的局面，达到其侵略目的。谈判期间，他们不断向澳门增兵，使澳门驻军由400 人增至700多人。同时增派兵舰，扩建炮台，不断加强其作战力量， 并侵扰附近各岛各村（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12，《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7月底，葡萄牙军舰和兵船侵入我国内河游弋、测绘，夜间停泊南屏乡河岸，用探照灯照射村庄，惊扰村民。8月21日， 澳葡当局勒限望厦村居民1 周内拆毁该村全部民房（注：《论葡人蔑视我国》、《澳门划界近闻》，载《香山旬报》，1909年第35期。）。与此同时，葡萄牙在外交上不断向清政府施加压力。葡外交部宣称，中国如不满足它的索地要求，将把澳门划界问题提交海牙国际法庭“公断”。如果清政府既不妥协，又拒绝接受公断，他们就要把澳门送给其他大国，而向中国宣战（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7， 《外部致高而廉葡人所占潭仔路环可以龙田旺厦抵换电》。）。葡萄牙还企图利用英国势力压清廷屈服。8月， 英国公使公然出面干预中葡谈判，对清外务部宣称，中国应无条件地接受葡萄牙的全部要求，否则就交由海牙法庭“公断”。
面对葡、英两国的恫吓威胁，清政府态度软弱，步步退让。高而谦向葡使提出，中国愿意“割弃澳门半岛（由妈阁至关闸）。以及青洲、ｄàｎｇ＠①仔、路环等地，附近内河和海面由中葡共管”（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6， 《外部复高而谦葡若借他国势力强占四岛人心不服希婉劝葡使电》；卷12，《外部致袁树勋澳门界事停议请饬维持旧状勿生事端电》；卷7，《高而谦呈外部澳门事似以延宕为宜电》， 《高而谦呈外部海牙公断恐各国袒葡不如自与磋议电》。）。他认为既然上述这些地方已被葡人占领，或已处于其势力范围之内，“无索回之望”，不如奉送葡人以达成协议，“澳界尚有半得半失之望”（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6， 《外部复高而谦葡若借他国势力强占四岛人心不服希婉劝葡使电》；卷12，《外部致袁树勋澳门界事停议请饬维持旧状勿生事端电》；卷7，《高而谦呈外部澳门事似以延宕为宜电》， 《高而谦呈外部海牙公断恐各国袒葡不如自与磋议电》。）。但葡方并不因此而满足，仍坚持索取对面山和大、小横琴岛，全部控制“水界”。清政府想以妥协求和平，结果更助长了侵略者的凶焰。
清政府妥协退让与葡萄牙人的蛮横无理，激起了广东人民的无比义愤。各地勘界维持会纷纷集会，发布抗议文电，声讨葡萄牙的侵略野心。他们要求清政府从速调派军队把守澳门附近关口，并从经济上封锁澳门，制其死命（注：《论葡人蔑视我国》、《澳门划界近闻》，载《香山旬报》，1909年第35期。）。勘界维持会没有把希望完全寄托在清政府身上，而决定在这岌岌可危的局面下，“为自卫计，赶置*，举办联乡团防”。8月25日， 香山县勘界维持会通过“联办九十八乡民团章程”（注：《香山勘界维持会特别会议评论》，《香山旬报》第34期。），宣布成立民团，拿起武器，随时准备给侵略者以迎头痛击。
人民的奋起斗争，阻止了划界交涉中的妥协趋势。8月间， 外务部给两广总督的电文中，虽然仍在指责勘界维持会“鼓吹舆论，广布危言”，“造言生事，扰乱治安”，并要求地方官员“严行出示禁止，以免酿成事端”，但勘界维持会所发动的声势浩大的抗议运动，毕竟使清政府不能不有所顾忌。9月间，高而谦会见勘界维持会代表时大放厥词，公然宣称划界交涉有3条出路， 即“和平”（接受葡萄牙的全部要索）、“公断”（提交海牙国际法庭裁决），或“战争（谈判破裂诉诸武力）；要求爱国民众接受他的以妥协求和平的方针。勘界维持会代表怒斥高而谦“以弃地弃民为和平办法”（注：《论葡人蔑视我国》、《澳门划界近闻》，载《香山旬报》，1909年第35期。）。这位谈判大臣深感众怒难犯、民意难违。他向外务部诉苦道：“谦处局中，觉反汗之不易，虑旁观之有辞，……既恐识见迂谬，贻误事机，又虑贪得无厌，难以为继”，“意见参差如此，民情激烈如彼，稍一不慎，致酿事端”（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5， 《高而谦呈外部澳门附属地应否承认乞裁夺电》；卷10，《高而谦呈外部澳门划界葡使奢求只得停议请旨定夺电》。）。粤督袁树勋也向外务部进言：“现在民间保地之心甚切，勋有地方之责，若未能尽惬民情，此后于地方行政，必因之而生阻碍”（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9， 《袁树勋致外部澳门事如移省办理应由高使与葡使直接商议电》。）。在爱国民众团体的压力下，清政府不得不表示“下系舆情”，在谈判中驳拒葡人的无理要求，并提出将谈判地点移至广州，“籍示粤民团绪，不肯弃地之意”（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0，《高而谦呈外部澳门划界葡使奢求只得停议请旨定夺电》。），马沙锋见讹诈手段难以得逞，在11月14日第9 次会议上“拂袖而去”，悍然破坏谈判（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12，《外部致袁树勋澳门界停议请饬维持旧状勿生事端电》。）。
（三）划界交涉期间的人民运动中葡澳门划界谈判即将举行的消息传出，广东人民群情激昂。3 月8日，毗连澳门的香山县绅商学界代表300余人，在恭都北山乡举行会议，共谋对策。与会代表认为，“此次划界亟宜集合大团，力筹挽救”，一致决定成立“香山县勘界维持会”，发动人民力量，充当澳门划界谈判的后盾，“候划清界限，妥善无误，始行解散”。维持会提出了澳门划界的方针：在水界方面，坚持全部水界应属中国控制，但允许葡船在澳门水面航行；在陆界方面，坚持以澳门原有围墙为界，收复围墙外葡人占地，绝不容许葡人占领澳门以外一寸土地（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6，《香山县士绅因中葡划界集议记事》。）。
在香山县勘界维持会的积极推动下，3月间， 省府广州成立了“勘界维持会总会”，并在香港成立分会，通过决议，决心把划界斗争进行到底（注：全名分别为“广东省勘界维持总会”、“旅港勘界维持分会”。）。广东自治会也接连3次召开特别会议， 邀请香山县勘界维持会代表参加，共同商讨澳门划界问题，要求政府收回澳门主权（注：《澳门划界初记》，《东方杂志》，卷6，第4期。）。此后，北京、上海、梧州、厦门、长沙等地商民以及海外桓香山、旧金山、东京、吕宋、西贡、仰光、曼谷、沙扮越等地侨民，都纷纷发来电报，对澳门划界斗争表示坚持的支持。3个月间， 勘界维持会收到各处商民团体发来的声援函电数以百计，并筹集了大笔经费（注：厉式金：《香山县志续编》，卷6。）。
香港谈判破裂后，中国人民反抗葡萄牙殖民扩张的斗争更趋激烈。1910和1911年间，先后发生了“路环血案”，以及“浚海交涉”两大事件。
葡萄牙企图用武力实现侵略目标。它一方面借口澳界“各持现状”，阻挠我国在对面山、大小横琴和ｄàｎｇ＠①仔、路环各岛以及关闸至前山地区行使主权，并要求清政府“弹压”人民自发组织起来保卫家乡的爱国行动（注：《宣统朝外交史料》，卷9， 《袁树勋致外部澳门事如移省办理应由高使与葡使直接商议电》；卷10，《高而谦呈外部澳门划界葡使奢求只得停议请旨定夺电》；卷12，《外部致袁树勋澳门界事停议请饬维持旧状勿生事端电》。）；另一方面则积极加强军事部署，武力侵犯这些地区。其攻击的重点在路环。
路环是一个面积7平方公里的小岛，原名九澳，以岛的东北角之九澳湾而得名。后又以岛西部的路环村作为岛名。它位于澳门南面8 公里的海上，是十字门的入口，岛上约有居民1900人，多以打鱼为生（注：缪鸿基、何大章：《澳门地理》，页32、54。）。1864年，葡萄牙侵入该岛的荔枝湾，占地数十亩建造炮台，屯兵一二十人。1910年7 月广东新宁、开平等县发生教案，某些天主教徒的子女被掳困在路环岛上。教民向澳门主教求救，主教怂恿澳葡当局趁机以“剿匪”为名，派兵进攻路环。岛民奋起自卫，3次打退侵略者的进攻， 并夺回葡人在岛上建造的炮台，其后澳葡当局增调军舰，倾其全力围攻。清政府的军队却坐视不救。岛民奋战半个多月，*缺乏。8月4日，葡军在岛上登陆，大肆烧杀抢掠，“村民数百家惨遭锋镝以死”（注：《路环村民之惨死原于界务之未定》（时评），载《香山旬报》第67期。）。还有一艘满载难民的渔船被葡舰击沉，38人无一生还（注：《旅港勘界会上袁督书》，载《东方杂志》，第7卷第8期。）。这是葡萄牙殖民者欠下我国人民的又一笔血债。
血案发生后，“举国士夫骇汗相告，各埠华侨函电询问”，强烈要求废约收回澳门（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3，《省城勘界维持会布告》；卷4，《香山勘界维持会呈张督宪禀》；卷4，《香山勘界维持会上咨议局请愿书》。），1910年11月17日，广州、香山、香港等地的勘界维持会分别举行特别会议，决定组织请愿，要求废约收回澳门；同时发动义捐、筹集经费以加强民团武装，准备“*一战以收回澳门”（注：茶圃：《今后之中葡交涉》，载《国风报》第1年第26号。）。政府再次派遣驻法大使刘武训前往里斯本，要求葡萄牙恢复澳门划界谈判。但同时却指令广东各级官员对爱国民众加以“劝抚”。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葡萄牙武力占据路环后，气焰更加嚣张。 1911年初，又在澳门附近的海面和内河航道上大搞所谓疏浚工程，企图通过这种手段取得内河外海的控制权。其具体目的有三：一、控制前山内河，即从澳门北至亚婆石，西至对面山岛岸边一带，为下一步侵入对面山和前山一带地区做准备；二、控制十字门海面，进而入侵大小横琴岛、ｄàｎｇ＠①仔岛和路环岛；三、占领九星洲海面，即西起马骝州，东临九洲洋，北至香洲以北，南达路环一带，以控制珠江口，隔断广东西部高廉雷琼四府至广州的航道，扼杀新建的香洲埠。
疏浚航道工程始于1908年。凡是已经疏浚的海面，葡萄牙均设置浮标，表示该段水界为其所占。由于中国人民的反抗，工程经常中断。 1911年3月初，澳葡当局又开始其“疏浚”活动，派出军舰2艘、快艇10艘，运载工役100多名，曾两次闯入前山内河，掘毁白石角和亚婆石两处田基123米，强行疏浚。6月间，葡萄牙又同香港麦端那洋行的英商订立合同，委托英国人疏浚ｄàｎｇ＠①仔以北海面（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3，《省城勘界维持会布告》；卷4，《香山勘界维持会呈张督宪禀》；卷4，《香山勘界维持会上咨议局请愿书》。）。 葡就是用这种“由水及陆”的侵略手法，蚕食澳门附近的中国领土。
中国人民奋起进行反“疏浚”的斗争。当时辛亥革命正在酝酿过程中，人民革命情绪十分高涨。他们指责政府在划界交涉中“柔懦不振，媚外辱国，放弃责任，不敢与较，徒放空炮以欺吾民”（注：《粤省辛亥革命回忆录》，载《近代史资料》1957年第1期。）。4月间，勘界维持会上书请愿，提出了解决澳门划界问题的两点建议：一、政府速派军队驻扎湾仔与前山要隘，并发枪给民团，作好武力抗击葡扩张的准备；二、在广州重开划界谈判，广东官员和勘界维持会的代表共同参加（注：李直：《论外部竟无一详细澳图》，载《铁城报》1911年8月。）。 请愿书受到各界人士的热烈支持。7月，广东咨议局讨论了该请愿书， 通过了相应的决议。要求政府认真对待葡萄牙的侵略企图。两广总督张鸣歧不得不表示俯顺舆情，对葡采取强硬态度（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3，《省城勘界维持会布告》；卷4，《香山勘界维持会呈张督宪禀》；卷4，《香山勘界维持会上咨议局请愿书》。）。 清政府也同意由广东政府全权处理澳门划界交涉问题。
7月，张鸣歧派员到澳门交涉， 要求葡萄牙当局立即停止疏浚工程。同时又派二十五镇参谋官黄士龙巡查澳门附近的防务。黄土龙提出一个军事与商业并举以驭掣澳葡当局的方案。军事方面：加强北山岭和湾仔炮台，使两处互为犄角；同时加强各隘的防务；商业方面，鼓励和支持民间建设香洲埠，并在湾仔开辟商场，动员澳门商民移往开业，从经济上制裁澳葡。这样，“葡人不能以兵力自力自恃，商务又逐渐凋残，款绌兵单，彼焉能自立”（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4， 《广东咨议局呈请督宪阻止葡人浚河及张督答咨议局文》；卷12，《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卷5，《澳界片片录。》）？ 张鸣歧采纳了这个方案。8月25日广东政府向前山增派新军以后，照会澳葡当局， 要求立即停止疏浚工程（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4， 《广东咨议局呈请督宪阻止葡人浚河及张督答咨议局文》；卷12，《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卷5，《澳界片片录。》）。
当时派往前山的新军达1000多人，军舰4艘。新军倾向革命， 曾参加1910年广州起义，与1911年黄花岗之役亦有联系。他们在驻地秣马厉兵，枕戈待旦。当地人民情绪热烈，纷纷筹饷劳军。香山县的地方民团也改编为人民义勇队，从政府那里领到部分枪械装备，活跃在前山防线上（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4， 《广东咨议局呈请督宪阻止葡人浚河及张督答咨议局文》；卷12，《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卷5，《澳界片片录。》）。
中国加强前山防务使澳葡当局十分惊慌，急忙从本国增调军舰和军队来澳，准备负隅顽抗，同时向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请求外交支持。一些大国也企图插足其中。香港某报首先发难，就新军驻防前山一事进行威胁恫吓，声称：“中国岂不知如此一举，必令各国之有权利于中国者尽为葡人之助乎”（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4， 《广东咨议局呈请督宪阻止葡人浚河及张督答咨议局文》；卷12，《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卷5，《澳界片片录。》）？8月30日，各国驻广州领事联合访问粤督张鸣歧，要求“调停”。张鸣歧表示：“新军驻澳门交界，国防所系，属我主权，断难撤退”（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4，《广东咨议局呈请督宪阻止葡人浚河及张督答咨议局文》；卷12，《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卷5，《澳界片片录。》）。 在中国方面坚持斗争之下，8月底，澳葡当局被迫表示“愿化干戈为玉帛”，疏浚工程终于停止（注：郑勉刚：《澳门界务录》，卷4， 《广东咨议局呈请督宪阻止葡人浚河及张督答咨议局文》；卷12，《黄士龙禀陈澳界情形》；卷5，《澳界片片录。》）。
澳门划界斗争激发了人民的爱国热情。当时人们普遍认为，除了*和军事上对葡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外，还应采取有效的经济抵制手段。早在1849年亚马勒制造“澳门事件”时，总督徐广缙就提出过“以商制夷”的方针，并把澳门海关转移到黄埔港，大批澳门商人离开澳门到黄埔贸易。一时间，澳门贸易冷冷清清，一落千丈。此次划界交涉期间，香山人民又毅然行动起来，创建香洲新埠。
1909年初，香山旅港爱国商人王诜、伍子政、戴国安、冯宪章等人筹划在香山县吉大、山场两乡中间一块名为沙滩环的700 亩荒地上创建商埠。此处即今珠海市内，距澳门约13里，面临大海，背枕群山，水陆交通十分方便。香港轮船约两个半小时、广州轮船约5小时便可到达。开辟商埠的重要目的之一是吸纳华侨资本，安置归国华侨。香山县是广东的著名侨乡，“近年以来，华侨之寄居外洋者幸获巨资，束装归里。而土豪族恶屡肆欺凌，鹤唳风声，闻者裹足。故常有客死异乡，不复恋怀乡土者，无他，内地保护之未周也”。于是，华侨归国如何安置，是当时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香港商埠的创建及时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受到当地社会的普遍欢迎。与此同时，开辟香洲埠也是同葡斗争的一种重要手段。广东官员陈庆桂的奏折称：“臣屡接乡人函电，均以葡人不遵原约，恐酿事端为言。臣愚以为外人即不肯退让，我若急求了事，则所丧必多。然虚与委蛇，究难定议。须另筹办法，为釜底抽薪之计，使彼狡谋莫逞，自然就我范围。盖葡人之欲推广澳界者，有利可图也。为今之计，莫妙于附近自辟港埠，以为抵制之方”（注：《陈庆桂奏筹办香洲埠折》，载《香山旬报》第48期，页22～24。）。在澳门附近创建香洲埠，使商人从澳门迁移新埠另行开张，这个办法获得了当时人们普遍赞同：“我邑人经商澳门以千万计，岁中用度，所费不赀。然篱下依人，时形亏耗；野心狼子，复逞强权。此我辈所日夜思维，思得一当以塞此漏卮，伸我抑郁者也。今建立商埠，恰与毗连，外洋交通，彼此一致。相率旅澳之商民，移萃新辟之商埠，在商民往来进退倍觉自如。宁复有依依恋栈，甘受外人之压制而不来者？偿我损失，去彼凶横，是举之关系靡轻也”（注：尧孙：《香洲商埠之将来》，载《香山旬报》第15期，页7～9。）。
按照创建香洲埠的规划，在此700亩荒地上，首先沿海岸筑堤，然后划分横直街道，建铺建屋。首期建铺共1千间。同时建造商务公所1间，以便处理日常商务。又建造巡公所、学校、公园、消闲场所、戏院等等。据当时预算，建埠经费约需178万元。王诜等4人自筹开办经费10万元；另有各方面筹集48万元。其余款项在开埠后继续筹集。该埠本名沙滩环，但因地处香山县属的九洲洋，故改名香洲埠（注：《劝业道为沙滩环开埠事具督院禀稿》，载《香山旬报》第16期，页35～43。）。
广东政府十分重视香洲开埠工作。总督亲自审阅王诜等人的禀稿，并迅速批准。为了加强香洲埠招商的吸引力，清政府还特地批准香洲埠自1911年5月1日起，为无税口岸，免征一切进出口税（注：《香洲埠准为无税口岸关》，载《香山旬报》第91期，页49；第96期，页66。）。
1909年～1911年的澳门划界交涉，是中国人民反对葡萄牙扩张的一次重要斗争，也是近代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次斗争再次表明了中国人民不甘忍受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压迫的反抗精神，显示了团结战斗的伟大力量。
民国初年澳门的界务争执
（一）民国政府政府与葡萄牙交涉澳门界务
20世纪初，中国与葡萄牙的统治形势都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10年葡国爆发民主革命，推翻君主制，建立共和国。1911年中国发生辛亥革命，废除帝制，实现共和。两国在新政权建立之时，都想在外交上有所建树。因此双方外交频繁接触，企图在澳门问题上有所突破。但是这些交涉完全是以原来的谈判为基础，实际上是清末划界交涉的继续。葡国梦想中国接受稍加修改的马沙铎方案，顺利达到扩展澳界的目的；而中国方面则仍然坚持高而谦的方针，力保澳门周边地区的领土主权。双方立场不同，分歧严重，交涉旷日持久，难以达成共识。
1910年11月间，中国承认葡国新政权。葡国外交部对中国驻法国公使刘式训表示感谢，并云：“前曾面告，俟承认后可议澳事，共筹公平解决办法。如贵国愿即开议，我亦乐从”（注：《外部收驻法大臣刘式训电》，载《澳门专档》（二）（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93年版），页589。）。
葡国革命后，政局动荡不定。香山人民和广东地方政府纷纷要求外务部，“趁此时机将澳界收回”。人民保卫家园的强烈愿望推动了政府当局。尽管当时清朝的统治已经处于风雨飘摇状态，外务部仍在澳门交涉中采取了比较积极的方针。11月13日指示刘式训与葡国政府交涉，争取早日解决澳门划界问题。如果不能如愿，则声明以后划界事务仍由中葡两国直接商办，不容他国干涉。万一葡国有将澳门转让他国的意向，则中国将根据非经中国允许不得转让的条款，趁机收回澳门，所耗费巨款亦将预为筹划。不过其后葡国政府一口否认有转让澳门的意向（注：《外部致驻葡大臣刘式训电》，载《澳门专档》（二），页590～591、621。），而清政府也就将澳门问题搁置一旁。
次年发生辛亥革命后，人民积极上书民国政府，期待新政权能在澳门问题上有所作为。尤其是葡人频频采取侵略行动，力图吞并拱北岛（又称对面山），激起当地人民无比愤怒。“凡为澳界拱北地方之民，皆有切肤之痛”。勘界维持会会长、香港太平洋行商人杨瑞楷，“乃拱北地方子孙相继之民，深知地方受害”（注：《外交部收勘界维持会杨瑞楷等人呈》，载《澳门专档》（四），页28～32。）。他代表香山县拱北96乡的民意，多次上书广东省总督和北京外交部总长，详细列举了葡人历年占界侵权，苛待华人的各种案例，反复阐明澳门界务的症结所在，强调指出：“我国边界指不胜屈，屡受外人欺凌，势难哑忍，而澳界为尤甚，葡国虽小，狡计甚大，如强邻压境无论矣”（注：《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ｌù＠②函》、《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葡国公使符礼德问答》，载《澳门专档》（四），页87、74～75。）。他提出将拱北海关移设于湾仔，以防止葡人侵占，保卫领土主权。可是民国政府对于杨瑞楷爱国爱乡的主张，不但不予以有力支持，反而认为“诚恐该代表之言，易兹误会，引起仇外举动，于大局无益有损”，要求广东当局“即请查明，严行诫劝，毋得煽惑滋事”（注：《外交部收勘界维持会杨瑞楷等人呈》，载《澳门专档》（四），页28～32。）。
对于葡使提出的澳界谈判问题，孙宝琦总长当时便表态，同意从速加以解决，并于当天发信通知广东都督和民政长官，指出澳界谈判“事关重大，必须内外兼筹，方有把握”，要求广东地方政府对谈判提出资料和意见。
5月14日，符礼德再次拜会北京政府外交总长， 询问有关澳门界务谈判问题，中国政府是否已经筹备妥当。葡方急不可待地表示，希望此事“从速了结”，双方谈判时也毋须根据旧籍，不必咬文嚼字，不用向广东官员征求意见，只要总长本人和公使会商妥当便可。他声称，只要这样做了，澳门界务“必得良好的结果”（注：《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ｌù＠②函》、《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葡国公使符礼德问答》，载《澳门专档》（四），页87、74～75。）。在葡使一再催促下，外交部也开始进行谈判的准备。
5月24日，外交部致电驻葡代办郭家骥， 询问葡萄牙外交部对澳门界务的意向。得到“葡政府甚愿接洽办澳门界务”的回答，从而确认符礼德代表葡政府的立场。其后，外交部于6月12日派遣驻墨西哥公使陈ｌù＠②前往广东澳门附近地区，调查澳门界务情况，收集资料，征求意见。6月24日，陈ｌù＠②又聘请庄允懿为助手。 庄允懿曾任香山县知县、前山海防军民同知，亦曾担任高而谦的划界参赞，对澳门事务十分熟悉，又非常热心。通过庄允懿找到香山县前任知县殷绍章，获得光绪十七年（1891年）龙田、旺厦等乡户口册1本。 这是中国一向对龙田、旺厦等乡拥有主权的有力证明；其后虽然葡人破坏中国主权，悍然侵占了这些乡村，但在1896年和1903年，龙田、旺厦仍有少数业户向香山县交纳钱粮，说明香山县政府对这些乡村的管辖权，直到当时尚未完全断绝（注：《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ｌù＠②函》、《外交总长孙宝琦会晤葡国公使符礼德问答》，载《澳门专档》（四），页87、74～75。）。陈ｌù＠②、庄允懿等人于6月20日离京南下，7月5日抵达广东，7月12日抵澳。在广东和澳门地区实地调查澳门界务情况，撰写报告，摘抄案卷、图书资料等共计15种之多。8月5日回京。8月7日向外交部提交了《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报告书》和《调查澳门界务情形意见书》。报告书提到葡人在澳门扩张的情况：
1.关闸左右皆葡国兵房，守关闸兵10余名；上挂葡国国旗，凡过客出入，形迹可疑者，略加盘问。
2.青洲方围不及1里，状如土阜，葡人新筑长堤，使之与半岛连接，西北有英国人开设的水泥厂。
3.三巴门已被葡人拆毁，但旧址仍隐约可辨，有街仍名老三巴，即葡人原有界址。
4.龙田、旺厦龙田村于1879年（光绪五年）为葡人所占；旺厦于1883年（光绪九年）为葡人所占。其占领之法极为简易，即由三巴门往北开一马路，马路所达之点，左右横线，民房田舍改归所有。此外不过编列门牌，安置路灯而已。
5.银坑泊有葡国旧式小兵舰“马交号”，该舰载重不及千吨，从来不轻易移动。停泊口内，藉壮观瞻而已。
6.ｄàｎｇ＠①仔有葡炮台一座，葡兵房一所，其余荒地为葡人坟墓。
7.路环路环山下有葡人咸丰年间所建旧兵房二所，山上有葡大炮台一座，并新洋式兵房一大座，1912年开始建造，今年竣工。另又在九澳山上新建兵房一所。
8.大横琴有我国商人在该岛马尿河开采石矿。今年4月间， 葡国兵官曾前往干涉勒索，被我国商人拒绝（注：《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ｌù＠②函》，载《澳门专档》（四），页111～114。）陈ｌù＠②根据调查所掌握的情况，针对葡人侵占土地的野心，在意见书中提出，应当分别于银坑、湾仔、马骝洲、大横琴和青洲对面海附近，加派军队和警察以壮声势，防止葡人趁机侵占领土。与此同时，恢复民国以来被胡汉民裁撤的前山海防同知，并派出谙熟外交事务的官员常驻前山，与葡官员办理交涉。陈ｌù＠②又指出，当勘界谈判开始之时，必须抓住以下3个要点：
1.海权宣布澳门海道作为公海，中国船只可以自由停泊，中国还有办理水上巡警，维持地方安全之责任，同时禁止在海道**。
2.海岛对面山之湾仔、银坑、青角、大小横琴、九澳等岛屿，必须力争，绝不放弃。
3.关闸葡人无理要求将关闸以北10里范围内，宣布为“公地”，必须坚决反对。建议勘界之后，在关闸以北一、二里内建造另一关闸，则澳门以北界务永远可无侵占之虑（注：《外交部收驻墨西哥公使陈ｌù＠②函》，载《澳门专档》（四），页111～114。）。
总之，陈ｌù＠②对界务的方针是：以加强军事实力为基础，在谈判中针锋相对，寸步不让。陈ｌù＠②等人调查期间，7月20日， 勘界维持会会长杨瑞楷从香港向北京外交部发信，揭露葡人侵略阴谋，要求政府在谈判中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妥协退让。同月27日，拱北乡民杨应权等人又致电北京政府，指出：“闻澳界将议，查澳门烟*扩增，祸流全粤，附近之地，受害尤深。况葡人占邻比原图已增数倍，只应于既占领收回，万不能于未占地再许。无论葡人如何，民等誓死不从增地之意。务乞严词拒绝，俾拱北数拾万之民免沦奴隶。异日国家有事，我拱北民人当执殳以为前驱。临电不胜激切待命之至。拱北玖拾六乡代表杨应权”（注：《外交部收拱北乡民杨应权电》，载《澳门专档》（四），页110。）。
显然，人民积极参与外交大事，对于政府当局的政策措施等方面产生一定影响。同年12月25日，外交部致函广东将军龙济光、巡按使李开先，要求添派军警驻扎上列澳门附近各个要塞，以为勘界准备（注：《外交部致广东将军龙济光等咨》，载《澳门专档》（四），页125。）。
11月18日，葡使符礼德又主动拜会外交部，与秘书刘符诚会谈。葡使再次提出举行勘界谈判。至于谈判的方式，可以首先订期开私人之谈判，相互交换意见，求同存异，争取达成协议，为举行正式会议打下基础。符礼德还声明，葡政府绝无意扩张土地，但也不会放弃条约所规定的界址。至于内河问题，也很容易解决。其办法是：中国船只可以任意行驶出入，但停泊澳门海岸，则应受澳门管理（注：《外交部致广东将军龙济光等咨》，载《澳门专档》（四），页125。）。 这些话表面上冠冕堂皇，不过一旦进入具体的界务交涉，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果然在12月18日，葡国外交部来信声称，澳门界务谈判应以马沙铎在1909年7月22 日提出的“节略”为基础（注：《外交部收驻葡萄牙代办郭家骥函》，载《澳门专档》（四），页126。）。这说明， 葡萄牙扩张澳门界址的目标一点也没有改变。
1915年1月，葡使南下调查澳门界务，外交部派秘书刘符诚以私人名义陪同前往，以便及时掌握情况，并与葡使随时交换看法。他们在澳门和广州，先后举行多次非正式谈判，最后于2月中旬返回北京。此行1个多月，双方关系融洽，但立场迥然不同，故未能达成任何具体协议。而在这时候，葡人的违约扩界活动日益加剧，中葡双方的界务争端频频发生。
首先是浚海问题。葡人购买浚海机船，于1915年开始“在澳门西北莲峰店前对门，青州之下，沙冈之上浚深河道，为筑船坞之用。又将莲峰庙左之炮台山毁掘取泥，由青洲筑路之上，关闸之内，及莲峰庙门一带，填筑海圩。其莲峰庙前地，均密筑铁道，驾驶泥车。又在关闸海边建筑兵房”（注：《外交部收广东将军龙济光等电》，载《澳门专档》（四），页201～202。）。经勘界维持会代表和广东地方当局揭露，北京政府外交部训令驻葡使馆郭家骥与葡国政府交涉，要求葡人立即停止澳门浚海工程。可是，葡政府却有意敷衍，推说情况不清楚，待了解后再答复（注：《外交部致广东将军龙济光等电》，载《澳门专档》（四），页201～202。）。就这样很轻易地搪塞过去了。
其次，葡人于1916年7月10日，派小巡船擅自越界停泊湾仔长码头，私租几处民房，强行登岸居住。再次引起民外交轩然大波。11月7日，外交部秘书王景歧会晤葡使符礼德，进行交涉。符礼德声称葡兵已经撤离拱北岛（湾仔），而澳门总督认为，在拱北岛上租房的葡人不必离开，驻泊的兵舰也不离开，因为葡萄牙国认为那是属于澳门的水面。11月14日，王景歧再次会晤葡使进行交涉。中方指出，根据广东省长报告，葡兵未曾撤离拱北岛，但葡使仍未加理会，相反却要求中方关照广东省政府和当地人民保持和平，避免激烈行动。
中国政府早就估计到界务交涉的艰巨性，事先通知广东方面在澳门附近加强军警力量。这时兵力部署纷纷到位，引起澳门葡人惶惶不安。11月30日，符礼德会晤中国外交次长，声称，中国忽然在前山增兵800名，使澳门人民甚为疑虑，要求中国政府解释增加军队的理由。前山是中国领土，增兵与否，葡人无权干涉，因此中国政府也未曾予以理会（注：《外交部致广东省长朱庆澜电》，载《澳门专档》（四），页243。）。
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乙内加水
＠②原字为笔的上半部分下加录（资料来源：《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澳门专号》199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