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８４２年８月２９日中英双方签订的《南京条约》，是近代中国第一个割地赔款的屈辱条约。条约规定：“因大英商船远路涉洋，往往有损坏须修补者，自应给予沿海之处，以便修船及存守所用物料。今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大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①］这一条款是中国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社会的主要标志。
毋庸置疑，《南京条约》的签订与香港的割让，作为享有至高无上权力的道光皇帝ｍíｎ＠①宁，应负有不可推卸的首要的历史责任。由此，我们称道光帝是近代中国第一民族罪人是不过分的。然而，历史现象是错综复杂的，简单的历史结论无助于对道光帝作出历史的、客观的、准确的评价。鉴于此，本文拟对道光帝在英国侵占和割占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演变作全面考察和评析，偏颇之处，祈望方家匡正。
自１８４０年年底英国企图侵占香港至１８４２年８月底英国割占香港为止的近两年时间内，道光帝对英国侵占、割占香港的态度有着明显的变化过程。综观其变化过程，大体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
１８４０年１２月底英国垂涎香港至１８４１年２月１６日琦善“代逆恳求”“让与”香港之举止为第一阶段。此阶段，道光帝的态度是：对英军企图染指香港保持高度警惕；对琦善“代逆恳求”“让与”香港之举进行严厉斥责、惩处。
１８４０年９月２８日，昏愦而又刚愎的道光帝以“内而奸民犯法，不能净尽；外而兴贩来源，并未断绝”，“本年英夷船只，沿海游奕，福建、浙江、江苏、山东、直隶、盛京等省，纷纷征调，糜饷劳师，此皆林则徐等办理不善之所致”为由，将“林则徐、邓廷桢著交部分别严加议处”［②］，随即任命琦善为钦差大臣署两广总督赴广东办理“夷务”。１１月２９日，琦善抵粤后便开始“求和”活动。１２月４日，英国方面向琦善提出包括“要大马头一处，永远居住，如澳门样式”条款在内的和议条件１４项。［③］英方提出的所谓“澳门样式”的“大马头”，事实上是觊觎着类似香港等粤、闽、浙沿海的某一岛屿。１２月１４日，琦善将和议情形上奏朝廷，称：该夷“又言：所占定海，无难交还，惟必需于广东、福建、浙江等省沿海地方，另行酌给一处，以便退交定海。”［④］琦善在此奏折中同时又表示：“惟请给地方之说，若仰沐圣恩，假以偏隅尺土，恐其结党成群，建台设炮，久之渐成占据，贻患将来，不得不先为之虑。”［⑤］对于琦善所奏和议情形，道光帝于３０日谕军机大臣，表示：“该夷反复筹张，难以理谕，匪特澳门等处紧要隘口，不能准其贸易，即沿海各口岸，何处非海疆重地？今该夷挟定海为要求之具，种种鸱张，殊为可恶！”并“著琦善一面与之论说，多方羁绊，一面妥为豫备，如该夷桀骜难驯，好乘机攻剿，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该夷既有陆路兵丁名色，著琦善督饬阖省水陆将备，认真防范，以逸待劳，倘事有变更，即奋勇攻击，以慑夷胆。”［⑥］同日，道光帝又发出调兵上谕：“著裕泰等于湖南省派兵一千名，宝兴于四川省派兵二千名，桂良等于贵州省派兵一千名，务令详加挑选，预备调遣。一俟接到琦善资调，立即前往，合力堵剿，毋稍迟误。”［⑦］
１８４１年１月６日，道光帝接到琦善“英人强索香港拟准在厦门福州通商”的奏折。琦善在奏折中称：“奴才先访得该夷求请地方，其所垂涎者，一系粤省之大屿山，一系海岛，名为香港，均在老万山以内，距澳门不远。伏查大屿山袤延数百里，地居险要，早经建筑炮台，亦有守备。即香港亦宽至七八十里，环处众山之中，可避风涛，如或给予，必致屯兵聚粮，建台设炮，久之必觊觎广东，流弊不可胜言。”［⑧］道光帝在此奏折上朱批道：“愤恨之外，无可再谕。”［⑨］
对于英国欲强索香港之野心，道光帝在同日连发七道上谕：其一，令琦善发兵挞伐。上谕称：“逆夷要求过甚，情形桀骜，既非情理可谕，即当大申挞伐”，“著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倘逆夷驶近口岸，即行相机剿办”［⑩］；其二，令赴浙查办事件的钦差大臣伊里布“确探情形，倘有夷船驶近口岸，即开放枪炮，痛加剿洗。其自粤回浙夷船，及留屯定海逆夷，一有可乘之机，不必俟广东知会，即行相机剿办［①①］；其三，“令湖南四川贵州各督抚，前派之兵四千名迅赴广东”，“听〔候〕琦善调遣”［①②］；其四，严防夷逆北犯，“令讷尔经额于天津海口，严密防范”［①③］；其五，令耆英“先事预防奉天海口”［①④］；其六，令“惟勤等于吉林兵丁内，挑选熟精鸟枪者五百名，豫备调遣”［①⑤］；其七，谕耆英“切实察看”新任奉天复州城守尉扬桑阿布防“是否得力”［①⑥］。这一系列上谕，充分表明道光帝是绝不允许英国染指香港，随时准备以战争对付侵略。
然而，琦善对道光帝的谕旨阳奉阴违，对战事毫无布置。１月７日，英军破清军沙角、大角炮台。道光帝得报后，立即发出上谕：“琦善著交部严加议处，仍督率调到各官兵，奋勇堵剿，迅奏朕功。”［①⑦］
尽管如此，琦善一味屈膝求和。在英军将攻虎门之际，琦善即于１月１３日上奏朝廷，称：“粤东外洋，孤悬之岛屿甚多，此时即仍不准其给地寄居，其桀骜之情已露，势必内图进攻，外图侵占，而此间之水师，拒守尚不能力敌，若欲其于外洋占得之后，再图克复，实奴才所不敢轻言。与其被该夷用强占夺，似不若示我皇上宽大之恩，俾知钦感。奴才遂不揣冒昧，就该夷致提臣文书，发给回文一件，允其代为奏恳，于外洋给予寄寓一所。”［①⑧］所谓“代为奏恳，于外洋给予寄寓一所”，实质上就是准备把香港给予英国。不过，此间道光帝还以为琦善是“权宜之计，佯允所请，暂示羁縻”［①⑨］，故对琦善未加予斥责。１月２０日，琦善上《英人愿将定海交还沙角献出恳求香港泊舟寄居折》中称：英夷“愿将定海交还”，“并将粤东之沙角炮台献出”，作为回报，琦善“仰恳圣恩”，“准该夷自道光二十一年起，仍前来粤通商，亦仿照西洋夷人在澳门寄居之例，准其就奥东外洋之香港地方泊舟寄居”［②⑩］。同日，琦善又奏《目击英人无理情形万不得已量允所请折》和《英人书遵交定海沙角请于尖沙嘴香港寄居片》。对琦善上述奏请，道光帝即谕军机大臣严厉指出：“该大臣（指琦善——引者）冒重罪之名，委曲从权，朕已鉴此苦衷。惟该夷反复无常，既不将定海交还，复敢屡次开炮寻衅，若不加以兵威，安能令其畏服？现已明降谕旨，布告天下，志切同仇。”［②①］与此同时，道光帝“派奕山、隆文、杨芳带兵赴粤剿办”［②②］。
在琦善与英国全权代表义律议和之际，英军在１月２６日强占了香港。而在北京的道光帝迟迟未得到这一信息。因此，在英军强占香港后的近一个月时间内，道光帝仍谕令前线将领设法“进剿”，不使英军染指香港。２月１５日，道光帝令靖逆将军奕山、参赞大臣隆文、杨芳“一意进剿”。上谕说：“逆夷在粤猖獗，必得声讨致罪，聚而歼旃，方足以伸国法。此间虽有交还之说（指交还定海——引者），难保非逆夷诡计，奕山等经朕命往督办，惟当一意进剿，无论该夷是否交还定海，总须一鼓作气，设法擒渠，断不可为其所惑，致误机宜。且香港地方，岂容给与逆夷泊舟寄住，务当极力驱逐，毋为所据，即使该夷将来畏罪交还香港，亦俟届时奏明请旨。此时惟有整我师旅，悉数歼除，是为至要！”［②③］
道光帝严令“一意进剿”，琦善却一味妥协求和。２月１日，琦善竟将义律照会与其奏折一并“冒呈御览”。义律照会中称：“现在事事既已说定，本公使大臣全赖贵大臣爵阁部堂诚信，知必如议于二十一年正月初旬以内，就行开港贸易。兹备公文咨会伯统帅，请即让还沙角、大角等处，所有兵船军师，撤退九龙所近之香港岛地驻扎。”［②④］道光帝于２月１６日见奏折及琦善代陈“照会”，即朱批道：“朕断不似汝之甘受逆夷欺侮戏弄，迷而不返，胆敢背朕谕旨，仍然按递逆书，代逆恳求，实在情理之外。是何肺腑？……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②⑤］同日，道光帝发出“琦善著革去大学士，拔去花翎，仍交部严加议处”的上谕［②⑥］。上谕还严正指出：“英逆两次在浙江、广东肆逆，攻占县城炮台，伤我镇将大员，荼毒生灵，惊扰郡邑，大逆不道，复载难容。无论交还定海献出炮台之语不可凭信，即使真能退地，亦只复我故土。其被害之官弁，罹难之民人，切齿同仇，神人共愤，若不痛加剿洗，何以伸天讨而示国威？著奕山、隆文兼程前进，迅即驰赴广东，整我义师，歼兹丑类，务将首从各犯及通夷汉奸，槛送京师，尽法惩治。”［②⑦］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对英国企图强占香港的基本态度，我们认为：道光帝作为中国的最高统治者，竭力维护国家对香港主权严正立场是值得肯定的；对琦善的严肃处理和为防止英军强占香港而调兵遣将，表明了道光帝维护国家对香港主权的决心。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此阶段的道光帝仍有昏庸之处。如，１８４１年１月７日，户科给事中万启心奏请“起用林则徐邓廷桢专办战守”［②⑧］，道光帝对此置之不理；又如，１月１２日，太常寺卿革职留任唐鉴上《琦善难为主将折》，认为“琦善意主苟安”，“全无威略”［②⑨］，道光帝对此议亦不以为然。倘若道光帝能及时采纳万、唐两人的主张，那么，广东的局势必定大为改观，至少英军不会如此轻易地强占香港。
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６日道光帝接到英军强占香港的奏报至１８４２年５月下旬道光帝令耆英仍带钦差大臣关防赴任广州将军止为第二阶段。此阶段，道光帝对英军强占香港的态度是：反对英军强占香港，屡屡谕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并对对香港被英强占负有直接责任的琦善从重惩处。
１８４１年２月２６日，道光帝从广东巡抚怡良的奏折中得悉香港已被英军强占。奏折中称：“英夷即在香港地方贴有伪示，逼令该处民人归顺彼国，……该夷意以香港视为己有。要害之地为其所据，相去虎门甚近，片帆可至。”［③⑩］道光帝得到香港被英军强占奏报当天，接连发出四道上谕：一是从严惩处琦善。上谕称：“现据怡良奏报：英逆盘踞香港，称系琦善说定让给，已有文据；并伪发告示，称该处百姓为英国子民。览奏殊堪痛恨！朕君临天下，尺土一民，莫非国家所有。琦善擅与香港，擅准通商，胆敢乞朕恩施格外，是直代逆乞恩。且伊被人恐吓，奏报粤省情形，妄称地利无要可扼，军械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摘举数端，危言要挟，更不知是何肺腑？如此辜恩误国，实属丧尽天良。琦善著即革职锁拿，派副都统英隆，并著怡良拣派同知州一员，一同押解来京，严行讯问。所有琦善家产，即行查抄入官。”［③①］二是令奕山到粤后一意进剿。上谕称：“英逆胆敢占据香港，出有伪示，不法已极！”令“杨芳怡良等先行防堵”，令靖逆将军奕山等“到粤后，惟有会集各路官兵一意进剿，设法擒渠，歼除丑类，务使片帆不返，尽数殄灭，方足以彰天讨而快人心。”［③②］三是“责成杨芳会同怡良、阿精阿、关天培、郭继昌等和衷商办，分头布置，加紧提防，倘稍涉疏虞，定惟杨芳等是问。”令杨芳、怡良“一俟奕山、隆文到粤，即行大张挞伐，极力攻剿，毋使稍留余孽，致滋后患。”［③③］四是令钦差大臣江苏巡抚裕谦在浙江“迅加进剿，歼此丑类，务使片帆不返，以彰天讨而快人心。”［③④］
道光帝因香港被英军强占而在一天内连发四道上谕，有力地表明了道光帝维护国家领土香港不受英国强占的决心；上谕中要求前线将领“大张挞伐，极力攻剿”，表明了道光帝收复香港的决心。
自此起至次年５月下旬，道光帝为收复香港作了不懈努力。
此阶段，道光帝屡屡严令前线将领设法收复香港。３月６日，道光帝令奕山、隆文、杨芳、祁＠②等一方面“切实查明”英军强占香港的地域及香港的地理形势，一方面令奕山等赶快收复香港。上谕强调：“即使香港并非险要亦必设法赶紧收回，断不准给予该夷，致滋后患。”［③⑤］４月２日，道光帝得到杨芳关于“逆夷欲进省河，官兵奋力击退”奏报后，当即嘉奖杨芳，并令杨芳等将领“和衷计议，乘胜进剿，总须断其后路，四面兜擒，方可尽数歼除。至该逆所占香港，务须设法克复，使逆夷永绝窥伺，方为不负委任。”［③⑥］５月１１日，道光帝得到英军驻泊尖沙嘴［③⑦］及香港情形的奏报时，道光帝即向奕山等发出谕旨，称：“所有前经该夷占据之香港，并现在寄泊之尖沙嘴穿处地方，均著该将军等于进剿得手后，全将该夷驱逐，各地尽行收回。”［③⑧］７月１４日，道光帝得悉奕山等关于英人在毗连香港之裙带路修筑马路的奏报时，道光帝即发出上谕，强调指出：“香港地方紧要，岂容该夷久据？著奕山等不时密探，该夷在彼有无另蓄诡谋，作何举动，随时防范，无稍疏虞。将来如有可乘之机，必应将该地方设法收复，方成事体。”［③⑨］
尽管道光帝一再谕令奕山等赶快设法收复香港，但奕山等人收复香港的军事行动毫无进展。８月１日，当道光帝获悉英船退出虎门时，道光帝又令奕山等设法收复香港。上谕称：“香港地方，系属中国土地，断不准因琦善有准给寄居之说，任其阴图盘踞。至汉奸通夷助逆，最为可恨！……前已有旨，令奕山、齐慎、祁＠②、怡良会商妥筹。祁＠②、怡良系该省督抚，尤属责无旁贷，其应如何收复香港，如何解散汉奸，务须和衷商办，斟酌万全，以副委任。”［④⑩］１５日，得悉“飓风打碎英人房寮马头并漂没船只”消息后，道光帝立即谕令奕山赶紧收复香港。上谕称：“香港一带，该夷无可栖身，著即赶紧收复，暂时派兵看守。”［④①］
应该承认，道光帝抓住地利、天时之机遇，不失时机地谕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其动机是纯正的——不使国家尺土一民落入逆夷之手。然而，由于前线将领的昏庸无能，攻战不力，加上清军在其他战场节节败退，终使收复香港之目的未能达到。８月２１日厦门失守，１０月１日定海沦陷，１０月１０日镇海失陷，１０月１３日宁波不战而失。战场上的失利，使朝廷内外的投降妥协势力困扰和左右着道光帝。尽管如此，作为一国之君的道光帝仍不放弃收复香港的决定。１８４２年２月２７日，英国政府机关移往香港，就在这一天，道光帝对不能收复香港负有直接责任之奕山等人严加训斥。道光帝说：“奕山等自派委办〔理〕夷务以来，已及年余，何于此事竟全无把握？自古用兵之道，无论或战或守，皆必确有把握，乃能迅速奏功。若如奕山所奏，既称香港不能不取，何以又云必须能守而后能战？祁＠②称为严防省城，大局似可无虞。又云香港无陆路可通，不敢谓遽能得手。似此游移无定，徒以坐拥重兵〔重兵坐拥〕，每月糜费军需三十余万，毫无裨益，何所底止！兹将〔再〕行申谕奕山、祁＠②、梁宝常会同妥议，从长筹划。若再徒托空言，支吾搪塞，自问当得何罪。”［④②］及至５月２５日，道光帝令耆英仍带钦差大臣关防，驰赴广州将军之任时，道光帝又谕耆英：“至香港地方，岂容逆夷久据，现在广东炮台等工，如已妥为豫备，正可乘机进取，明攻暗袭，收复香港，以伸国威，即著责成该将军一力筹办，毋负委任。”［④③］然而，此时浙东战事频频，耆英未能及时赴粤就任，不久，耆英参与江宁议和。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为收复香港所作的努力，笔者认为，道光帝尚能坚持国家、民族的立场，反对英国强占香港，并抓住某些机遇，不失时机地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是具有爱国心和一国之君责任感的表现。而前线将领未能有任何收复香港的举措，归根结底，是道光帝任用了一批平庸无能、阳奉阴违、妥协乞和之辈。此阶段，闽浙总督颜伯焘曾奏请道光帝“林则徐可当广东之任”［④④］，而道光帝仍一意孤行，不予理睬，不久，还将林则徐发配伊犁“效力”，这不能不说是道光帝的昏庸与偏见。当然，我们还应注意到，道光帝对琦善作了严厉惩处。１８４１年３月１３日，广州汉军副都统英隆奉命押解琦善赴京，６月中旬抵京后，琦善解交刑部。道光帝“派睿亲王、庄亲王、惠亲王、定郡王、大学士、军机大臣、六部尚书会同刑部审讯”，并于８月９日发出上谕：“已革大学士琦善，著照王大臣等所议，斩监候，秋后处决。”［④⑤］对琦善的惩处，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道光帝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
１８４２年６月英军攻占上海县城、伊里布照会英军乞求和议至１８４２年８月底《南京条约》签订为第三阶段。此阶段，道光帝由丧失收复香港的决心发展到最后允准割让香港。
如前所述，在１８４２年５月之前一年多时间内，道光帝一再谕令前线将领收复香港。自６月起，由于广东方面将领对收复香港毫无举措，又由于战火已烧到长江下游，加上朝廷内外投降妥协人物的影响和左右，因此，道光帝对于收复香港的决心已经丧失。１８４２年６月７日，奕山在奏报香港情形的奏折中说：“至逆船在香港情形，迭据水师提臣转据大鹏协禀报：沙山〔沙〕嘴之惩膺台、官涌之临冲台，已被该逆拆毁。复于裙带路、赤柱之上湾、中湾、下湾地方，随时修建营盘，兵房鬼楼马头等工，亦时有拆毁，并有前被火烧修复者。又于裙带路、灯笼洲两处修建炮台，安设铜铁大炮三十四位，均有夷目带领夷兵驻守，侦察甚严。复有汉奸在该处修造草棚铺房，交通买卖。其对面之尖沙嘴，更有兵巡各船连泊。是该逆竟以香港为巢穴，而汉奸亦藉以为逋逃薮，奴才等现虽防守，刻刻不敢忘战，俟有可乘之隙，再当相机妥为办理。”［④⑥］对于奕山奏报的香港情形，道光帝在上谕作这样表示：“逆夷踪迹靡常，情形诡诈，著该将军等随时侦探，即行具奏，仍严密防堵，毋稍疏虞。”［④⑦］这里，道光帝只强调“防堵”，再也不提“进剿”、“收复”香港了。
６月２１日，奕山奏折中提及“在香港裙带路造有夷楼五十余间居住，将原盖篷寮尽行拆去”［④⑧］。对此，道光帝在７月８日的上谕中说：“逆夷于香港裙带路地方，公然建造楼房，安置妇孺，显有久据之意。该将军等相度情形，（于）能于逆党聚居之处，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亦足快人心而褫逆魄。”［④⑨］这里，道光帝尽管注意到英国人在香港“显有久据之意”，但他没有令奕山“收复”，只是要求奕山“掩其不备，乘间纵火焚烧”。
显然，在南京和议之前的几个月间，道光帝对改变英军强占香港这一现状已显得无能为力，甚至可以说，他已无可奈何地默认了英军强占香港的既成事实。
７月上旬英军侵犯上海后便溯江而上向中国腹地进犯。此际，钦差大臣署杭州将军耆英，乍浦副都统伊里布、两江总督牛鉴等投降派纷纷活动，向英军乞降求和。面临着军事上节节溃败的道光帝不得不依重于耆英等投降派人物向英军乞降求和。７月１６日，道光帝谕耆英乘机派陈志刚与英人议和。密谕称：“广东现在通商，未闻该夷有误伤商人之事，且该逆如果真心求和，于通商而别无妄求，朕亦何乐而不罢兵？即令仅止求给香港一处，栖止贸易，或该国船只，偶至闽、浙口岸，暂时停泊，售卖货物，旋即驶去。虽非旧例，然随时变通，朕岂不思保全沿海生灵，聊为羁縻外夷之术。无如该逆逞凶陷地，屡肆鸱张，既来犯境，即不得不集兵防堵。今观伪示，该逆有悔罪之意，或可乘机开导。著耆英即密派陈志刚等前往该处，作为己意，谕以大皇帝恩威并用，即如上年〔二十一年〕在广东讲说时，一面议及通商，一面即攻坏炮台，在皇帝大度包容，并不计较，亦未有因误伤人命，不许尔国通商之事。何以尔国径赴沿海各省，妄行滋扰，占我城池，伤我百姓，须知天道好还，众怒难犯，尔国似此行为，揆之天情人理，顺乎逆乎？亦安能常享贸易之利乎？今汝既有悔罪之意，何不趁此商量，如果能将各船全数退回广东，即刻罢兵，我必奏明大皇帝，将香港一处，赏给尔国堆积货物，与中国照常贸易。”［⑤⑩］７月下旬，英军进犯镇江，镇江副都统海龄率军抵抗不支。道光帝便于７月２６日密谕耆英、伊里布与英军再商戢兵。密谕就香港问题再次表示：“前已谕知耆英，将香港地方暂行赏借，并许以闽、浙沿海暂准通市。”［⑤①］道光帝这两道密谕，提出了处理香港问题的原则：一，香港不是永久割让，而是“暂行赏借”；二，“暂行赏借”给英国的用途是“堆积货物”。这两条原则与前阶段道光帝一再强调“收复香港”相比较，已远远倒退了。尽管如此，道光帝多少还保留着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君主在本国领土问题上应有的立场。
８月４日，英国兵舰驶抵南京。英国侵略者以军事威胁与*讹诈压耆英、伊里布等人就范，实现其割地、赔款、开埠等侵略目的。此时，道光帝决定放手让耆英、伊里布“设法羁縻。”８月６日，道光帝在答耆英奏《遵办对英羁縻情形折》的上谕中称：“计此次谕旨到时，伊里布业已前来。自当会同妥商筹办，一切朕亦不为遥制。”［⑤②］耆英、伊里布等得到道光帝“一切朕亦不为遥制”的承诺后，便从８月１２日至１４日与英方在南京仪凤门附近的静海寺进行实质性的谈判。８月１４日，耆英、伊里布、牛鉴联衔上《形势万分危急已允通商割地赔款折》。奏折中通报英国割地方面的条款是：“系索讨香港作为马头”。［⑤③］耆英等在奏折中还说：“该夷所请各条，虽系贪利无厌，而其意不过求赏马头，贸易通商而止，尚非潜蓄异谋。与其兵连祸结，流毒愈深，不若姑允所请，以保江南大局。”［⑤④］对于耆英等奏折中奏请的英国“索讨香港”的要求，道光帝在同日发出的上谕中则明确表示：“香港准其赏借，厦门、宁波、上海等处亦可准其贸易，但只许来往通商，不准久住据为巢穴。”［⑤⑤］
耆英等人对道光帝在香港问题上的态度是清楚的。然而他们被英军的船坚炮利吓破了胆。８月２２日，耆英等将包括割让香港在内的粗定条约上奏朝廷，“并请钤用御宝”；同日耆英等又上《请于所议条款内钤盖御宝以免决裂片》。道光帝对前折朱批道：“可恶可恨之至！”［⑤⑥］对于后片，道光帝朱批道：“何至受此逼迫？忿愤难言！”［⑤⑦］同日，道光帝谕军机大臣等，称：“耆英等奏，连日与英夷会议，粗定条约一折。览奏忿恨之至！朕因亿万生灵所系，实关天下大局，故虽愤闷〔懑〕莫释，不得不勉允所请，藉作一劳永逸之计，非仅为保全江、浙两省而然也。”［⑤⑧］８月２９日，耆英、伊里布、牛鉴和璞鼎查分别在条约文本上签字。３１日，耆英等奏《详陈议和情形折》。同日，道光帝就耆英等所陈情形发出上谕称：“耆英等奏，详陈夷务情形，亲往夷船妥为招抚一折。览奏忿懑之至！朕惟自恨自愧，何至事机一至于此？于万无可奈之中，一切不能不勉允所请者，诚以数百万民命所系，其利害不止江、浙等省，故强为遏抑，各条均准照议办理。”［⑤⑨］至此，道光帝允准了包括“大皇帝准将香港一岛，给予英国君主暨嗣后世袭主位者，常远主掌，任便立法治理”条款在内的“和约十三条”。
综观此阶段道光帝在香港问题态度由丧失收复香港决心发展到主张“赏借”，最后同意割让香港的变化，我们认为，香港割让的主要责任应归咎于道光帝本人。倘若道光帝不给予耆英等人“便宜行事”的权力，不承诺“一切不为遥制”，那么，耆英等人也不会如此迅速地答应英方所提出的侵略要求；倘若此时道光帝不主张议和，而及时采纳８月１日吏部左侍郎杜受田奏请的用“火攻一法”，攻击进犯南京的英国兵舰，那么，战争的形势或许会朝着有利于中国方面转化。因此，香港被英国割占，就中方而言，其罪责归咎于道光帝是不过分的。当然，我们也注意到道光帝接受议和条款是迫于国内外情势。彼时彼地的道光帝感到：“（一）英人船坚炮利，非力所能敌；（二）前此料其船不能入长江者，今乃知其能；（三）长江既据，则盐漕无出，南北断绝；（四）英人将北上天津，危及京畿；（五）前此料其只能水战，今乃知亦能陆战；（六）满蒙将领，更无可用之人；（七）国内情形不安，不了此局，内乱将起；（八）英人并无土地野心，所求不过通商；（九）防费浩巨，不如以此款抚之。”［⑥⑩］所以，在最后接受条约时，他的心情痛苦万分。据记载称：“传闻和局既定，上退朝后，负手行便殿阶上，一日夜未尝暂息。侍者但闻太息声，漏下五鼓，上忽顿足长叹，旋入殿，以朱笔草草书一纸，封缄甚固，时宫门未启，令内侍持往枢廷。”［⑥①］这表明道光帝充当清代第一个答应外国侵略者要求的帝王，“实出于不得已”［⑥②］。注：
①④⑤⑥⑦⑧⑨⑩①①①②①③①④①⑤①⑥①⑦①⑧①⑨②⑩②①②②②③②④②⑤②⑥②⑦②⑧②⑨③⑩③①③②③③③④③⑤③⑥③⑦③⑧③⑨④⑩④①④②④③④④④⑤④⑥④⑦④⑧④⑨⑤⑩⑤①⑤②⑤③⑤④⑤⑤⑤⑥⑤⑦⑤⑧⑤⑨《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第２３１５、６１５、６１５、６１８、６２０、６２７、６２７、６３１、６３２、６３３、６３３、６３４、６３４、６３５、７１１、７１４、７１９、７３４、７３７、７３７、７７３、７７４、７７４、７７９、７７９、６４２、６６０、８０３、８０４、８０５、８０６、８０７、８３４、９０２、９９９、１００５、１０７７、１１０７、１１２１、１７１２、１８０６、１０９７、１１１８、１９２７、１９３０、２００７、２００９、２０５４、２１２７、２２１６、２２６１、２２６１、２２６３、２２７５、２２７６、２２７７、２１８１页。
②《信及录》，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刊，第２２７页。
③参见姚薇元：《鸦片战争史实考》第７６页，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⑥⑩⑥①⑥②《软尘私议》，《鸦片战争》丛刊，（五），第５２９页。＊
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曰下加文
＠②原字土加贡
（资料来源：《求索》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