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璈与刘铭传，分别是台湾建省前后在台主政的最高地方行政长官。他们都经历并参与了中法战争中的台湾战役，而且在战争期间还曾发生过很深的矛盾。战后，刘璈因刘铭传的一再严劾，先是被革职查抄，而后又被处以斩监侯，改流黑龙江，两年后即在流放中病殁。而刘铭传则作为首任台湾巡抚，在台做出了一番颇受称赞的业绩。正因为如此，对于战争期间二刘关于台湾的防守及二刘间的矛盾，其时其后都有不少人认为刘铭传是而刘璈非，把所有的功劳，都记在刘铭传一个人头上，对刘璈则只是一味的贬抑和指责。对于战前刘璈为治理台湾所作出的种种努力和所取得的各项成绩，尤其是对于台防的整顿和战前的部署，以及刘铭传在战争期间的调度与战后对刘璈的参劾中的失当之处，更少有人给予充分的注意和比较客观公正的评价。根据现存的有关材料，我们只要稍加清理，便不难发现，其间自另有是非曲直。
一关于战前的防御与部署
早在光绪九年（１８８３）法国侵略越南，公然向中国挑衅之初，刘璈即向治军广西的岑毓英上书称：“今日之事，鲜不韪战而诽和，抑知和战皆系一理，事决于和，不能不先决于战，盖能战而后能和。为越南计，为中国计，是在和缓而战急。”［（１）］并请其协助黑旗军抗敌。他的主张，得到了岑的嘉许。后来岑抚刘永福而用之，固有左宗棠等人的极力主张与清廷所许，但在某种意义上说，也就正是采纳了刘璈的建议。与此同时，他自己即一方面驻扎台南，办团练，筹战守，另一方面则禀请督抚驻台，居中调度。随后，他又于同年十一月初详覆督抚，禀报了筹布全台防务大概情形，陈述了分路设防，因地制宜，求胜于陆的策略，将台防分为五路，酌派五军统领：山前自恒春至风山及台湾之曾文溪为南路，统军５０００名。曾文溪至嘉义及彰化之大甲溪为中路，统军３０００名。此两路临近首郡，为全台根本，归镇、道分统。自大甲溪至新竹、淡水及宜兰之苏澳为北路，统军４０００名，由提督曹志忠领之。后山自花莲港、水尾、埤南、三条崘抵凤山界为后路，统军１５００名，归副将张兆连领之。澎湖为前路，统军３０００名，归澎湖水师协将苏吉良领之。“俾得临时自为战守，绝不求人……自分守援之责成”，“如本路稍缓，仍当饬援别路之急”，“路与军虽分，而势力仍合”［（２）］。
光绪十年（１８８４）二月，他又制定并颁布了《全台团练章程》，在各府、县设局办事水陆团练，与作为活营布置的提督章高元所统淮军、提督杨金龙所带湘军恪靖仁营虚实互用，配合分路驻防各军，随时应变。
后来有不少人认为，上述分防布置，系刘铭传抵台后重新部署的结果，实在是有悖事实。实际上，刘铭传于光绪十年七月抵台后，只是召集包括刘璈在内的各路统领召开了会议，将刘璈所部署的曹志忠部北路防军、先他而去的孙开华所部擢胜三营及祥左营等军隶于麾下，在台北设立大营，以基隆、沪尾（今淡水）两港为据点，重点布防北部，而将台南防务委交刘璈而已。也就是说，他除将台湾防务分为南、北两大系统外，对刘璈原已制定的分防部署和陆战策略，并未作丝毫的改变。
至于防务中的重南重北问题，固然是二刘间的不同，但并非他们发生矛盾的焦点。不少论者往往以此是刘铭传而非刘璈，事实上也未免有失偏颇。本来，在此以前，台湾首府一直在台南，*和防务的重心也一向在南部，刘璈初任兵备道时，曾议将道府移往台中，但尚未能做到，先已开始修建的台北府城，也尚未竣工，自然，当时台南尚为首郡，乃士气民心所系，且粮饷、军需及各项储备均在彼府库，确关台湾根本，倘有疏失，影响自然非同小可。且他议以镇、道分统南、中两路，而台湾镇吴光亮已自任中路，他统军驻守台南，实出自然。再说，他还在汇报五路布防的同时，便“以各统将职衔相当，无人节制。令必不行，事必终误。……应请宪节东临，……以便居中调度”［（３）］。因督、抚均批示不能渡台，他又曾要求奏请简派知兵大员驻台督办，并表示：他自己“虽偏在台南，仍当凛遵奏饬，相机妥筹，随时报办，断不敢以分路统军稍涉推诿”［（４）］。在兵力配备上，在此前后来台的祥左营与孙开华部擢胜三营均在办理台北防务，他又曾令士绅林维源“自备资斧”，募勇２５００名“专顾台北”，“无事分防内山，兼务开垦除害，藉以兴利；有事调赴海防，联办团练”［（５）］。加上曹志忠统领的北路防军４０００人，计划中的兵力，台北实际上已远厚于台南，而且还有章高元所统淮军、杨金龙所带湘军两支游师调资策应，可见他重南并未轻北。
而在另一方面，刘铭传的重北，实际上也不过是势之所然。他去台时，已有台湾镇、道率军分驻台中、台南，而他最先到达的是基隆，而后是台北，当战事一触即发之际，他自不能不立即投入备御。加之，当时整个台澎地区全部兵力不过２万，而北部一路已占近１／３，他也理应据此以设大营。他驻防台北，完全是自然的事，并非特别之举。相反的，如果他移驻台中甚至台南，恰恰是其之失。就此而言，二刘并无多少高下是非之分。
后来战争固然发生在台北，但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二月，法军统帅孤拔也曾率船队到达台南的安平港，通过驻台英领事约见刘璈。刘璈不顾左右劝阻，训示炮台守将：“有警，即开炮击，勿以余不在中也。”［（６）］之后，他便昂然登上了法国军舰。当席间谈及军事时，孤拔傲然问道：“以台南城池之小，兵力之弱，将何以战？”刘璈即不卑不亢地答道：“诚然。然城土也，兵纸也，而民心铁也。”［（７）］一下就得孤拔无言以对，随后便率舰队离去了。此次虽未动刀枪，但倘非有刘璈的大无畏精神与凛然正气，加上事先的备御，战事亦或不免。总之，关于台湾的防守，就当时的形势与台湾的地理及后来战争的实际情况而言，刘铭传强调北部防御，固然是正确的决策，但多半是其势所然；刘璈主南，并非事出无因，而且他主南并未轻北。而就战守部署及战争策略而言，二刘基本上是一致的，而且刘璈早有部署在先，刘铭传在某种意义上不过是因人成事而已。
二“二刘交恶”中的是是非非
二刘在战争期间产生了很深的矛盾，渐而达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从表面上看，似乎责任全在刘璈一方，因为他从一开始便颇不受刘铭传的节制，又曾未按刘铭传的要求协济军饷，还曾大肆攻诋刘铭传在基隆战役中撤兵救援沪尾，退保后路的行动，致左宗棠据以上奏朝廷，刘铭传遭严旨切责，其营务处知府李彤恩被禠职。其实，他们发生矛盾的根由，完全在于湘、淮两派间由来已久的不和，上述诸端，不过是这种矛盾的反映。
根据现存有关史料记载，刘铭传抵台后不久，也就是同年十月，左宗棠以钦差大臣身份抵达福州，督办福建军务，但已前去主持福建一道军务的刘铭传，却并未将有关台湾防务的情况报告给左宗棠。刘璈原本是台湾最高行政长官，又出左宗棠部下，自然难免与左联系密切而颇不受刘的节制。不受节制固为刘璈之失，但也正如刘铭传本人不和左宗棠联系，只考虑台北地区局部的防守，而不协调配合整个东南地区全方位的抗战一样，只是因为受了长期以来的派系矛盾的影响，二刘间的嫌隙由此而生，并不是刘璈个人的问题。相反，刘璈能及时向左反映情况，恰恰弥补了刘铭传的不足。二刘因为饷项问题而发生的争执，是加深刘铭传对刘璈恼怒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刘璈后来常受指责的一个方面。其事实情况是：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十月，刘铭传因饷事上奏时，曾指责刘璈：“台道六月报存库八十万，仅借台北七万”，然而，新任闽浙总督杨昌濬奉旨查核的结果，却是：“刘璈于六月内即拨解九万八千余两，六至十月又解银三十四万一千余两。此外，刘璈还支应南、中、前、后四路营饷及粮台经费，购制军装、火药、电线，修理炮台，起建兵房炮垒，一切共用银七十四万六千余两。”［（８）］由此看来，刘铭传所奏，实在难避诬告之嫌。后来，在沪尾战役期间，刘铭传曾飞电刘璈，令拨饷５０万两，刘璈以台南军饷不足，不从，其时其后又曾有人对其大加指责。其实，鉴于当时的实际情况，刘铭传所索数额，未免过大，刘璈实在是无从拨解。以此苛责刘璈，也未免有失公允。即使如有些人的估计，台南府库中曾存银１５０万两左右，到杨昌濬核查时，已用去１１０万两，其后各路防军仍需支应，匆促之间，怎能一下拨出５０万两协济台北？
至于基隆战役中刘铭传因接沪尾告急飞书，作出撤兵救援沪尾，退保后路的决定，其间亦自未免有措置失当之处。刘璈上书左宗棠以揭其短，固或夹有私嫌，左宗棠闻之震怒，予以严参，亦未必不因派系因素影响，但当左到任后，刘铭传既不通报情况，也不协调部署，将左完全撇在一边，俨然饮差，自亦难辞其咎。更何况左宗棠所据，有刘璈抄呈的台北知府陈星聚所奉刘铭传禀批？陈曾屡请进攻基隆，倘离府城仅３０里的沪尾岌岌可危，有守土之责的台北知府岂敢还自清远攻８０里之外的基隆？即或真如刘铭传在上奏辩解时所称，陈果真不识兵机，同时年老糊涂，所言不足为据，那么，与他同在基隆作战的湘、淮将领曹志忠、章高元等人，都曾坚决反对在主力完整的时刻撤兵，章高元甚至不忍前功尽弃，痛哭“扣马而谏”，又作何解释？他们都曾久经战阵，并非不识军机者，又未必都与刘铭传心存芥蒂，而且恰恰相反，他们从一开始便衷心地接受刘的指挥，相互间合作很好。由此可见，同一事而众口一词，即使根本决策正确，其具体措置也未必尽当。何况后来的沪尾之捷，实系孙开华等部之功，待刘铭传率援军赶到时，战事已经结束，援军并未起到多大实际作用。正因此，自不应因其后来在台的治绩而概为回护。三参劾的不实
就在中法战争结束后不久，即光绪十一年（１８８５）五月十三日，刘铭传奏称：据禀包办洋药厘金董事陈郁堂隐匿厘金，“叠经札提陈郁堂来辕讯究，竟敢抗延不到。台湾道刘璈督办税厘，上年秋冬饷项万分支绌，宜如何筹画搜查，顾持危局？乃任该商吞匿巨款至六万余两之多，事前既为隐庇，事后更加徇纵……上年十一月底，禀报台南饷竭，溃散堪虞，截留台北协饷五万两，商吞巨款，若罔闻知。本年三月底，该道会同沈应奎禀请全台洋药厘金每年加征十万元，仍由陈郁堂包办。臣批该商侵吞隐射，业经札提来辕，应侯讯办确查，再行核议。该道硬行抗办……于奉批后就复具详为商人回护，显系通同作弊，侵没饷需。臣已檄令撤任，听候查办。”［（９）］此即刘铭传参劾刘璈之缘起。
从表面上看，刘铭传据以将刘璈撤职查办，进行参劾的理由，是他包庇奸商，“显系通同作弊，侵没饷需”。然而，就在该摺的末尾，他又声叙：“除将刘璈贪污狡诈劣绩多端另摺奏参外，一面催提奸商陈郁堂到案，研讯有无通同作弊情形”。由此可见，这显然不是他要参劾的真实理由。否则，摺前既言“显系”，虽含揣测，却已十分肯定，而摺尾却又明确指出尚待“研讯”，岂不自相矛盾？我们只要稍微研究一下上引摺文，便不难明白，其真正的原因，全在于刘璈先曾截留协饷，后又“硬行抗办”，不受节制，因而于此借端报复。再说其奏参刘璈“贪污狡诈劣绩多端”的另摺，也就是他于同年五月二十六日所上的《严劾刘璈摺》，现尚存于《刘壮肃公奏议》中。在该摺中，他共参劾了刘璈五小罪、四大罪、十条劣绩，同样也多不实，且不乏臆测或偏听轻信，未经查证之辞。我们只要将其所劾各款略作研究，便不难发现其中的漏洞。
其所劾五小罪，系指台湾军务、盐务、厘务、矿务、吏治之坏自刘璈始。除第二、三条所指于盐务中“任用私人、互为奸利”，于“厘务中私得洋银”或尚约略可信外，其余各条均非事实。譬如其第一条为：“刘璈履台数年，不但台北、澎湖毫无布置，即台南安平、旂后两口，除沈葆桢前筑炮台外，竟未添一营垒，筑一炮台。每年巨款虚糜，未购一精利枪炮。台南各军不闻操练，徒藉提截旷以掩虚冒，致各营空额日多。是军务之坏，自刘璈始。”要说刘璈到任后，未新添营垒，新筑炮台、购置精利枪炮，确是事实，然而，军务之坏，则决非自刘璈始。刘璈接任时，台湾军务的混乱与败坏，已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譬如台湾原有的由各营抽调兵勇组成的格林炮队，在刘璈履任前虽已操练有年，但当他到任检阅时，所见却只有“*、洋烟，藐无忌惮。教习徒自装炮，令人开放，而度数的要，秘不示人。兵勇习成疲玩，出入自由，而彼此牵连，漫无专责”［（１０）］。因之，他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十月起曾多方设法整顿，但终因台湾镇吴光亮与其意见不一，总督何璟偏向于吴，而省中物议亦指其文武不和，他才不得不作罢。即此一端而论，其败坏固非自刘璈始，而终未能彻底整顿，于他而言，亦实系无可奈何。关于炮台问题，他曾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春间，委由安平协将周振邦负责修葺安平土炮台，安排经费不过８００两，而竟有内渡委员向总督何璟开陈摺略提出非议，何在给他“摘录数条，俾资留意省察”时，也专门列了“安平添设土炮台”一节，而且是作为首条，致使刘璈不得不禀复声明：“不过修葺，并非建造”［（１１）］。由此可见，在他任内于各口未新添营垒，新筑炮台，亦并非他个人之咎。关于武器问题，他于光绪九年（１８８３）十月曾针对“郡城军装局所存枪炮药弹，为数本属不少。乃一经点查，如后膛枪子，则年久变坏者有之，不合膛不能移用者有之。初买之时，配子有限，用之易尽。如爱惜其子，不发操演，或所发太少，军营操之不熟，虽有利器，置之无用；广发勤操，子药立尽，有枪无子，与无枪同。至后膛大炮，子药尤贵，品类各殊，配购极为不易。海上无事，犹可取资外洋；防务稍紧，势必远莫能济”的实际情况［（１２）］，禀请于台湾府城或台中地区择购疏旷地段，设立“修配枪炮子药局”一所。经批准后，即派人到上海采购原材料，办成了一所自制火药的小厂。本拟待办有成效后再行扩充，兴办大*厂，只因技术人员缺乏，资金短缺，加上后来中法战争的干扰和战后不久刘即被参去职，计划才未能实现。同年十一月，他又曾上书督抚，详请咨商两广、两江督抚和南、北洋大臣，调拨或购办水雷、船只到台运用。还曾派员赴上海、香港等处觅购商船，拟改作具船。在这一系列举措均未成功的情况下，他即于光绪十年闰五月间派员赴香港购买了三只小火轮船，分驻澎湖、台南、台北以资转运，藉补大轮船及水师之不及。由此可见，他未购得精利枪炮，并不说明他未作努力。而且，也未必只有用有限的经费，从外洋去购买昂贵且难以修配的枪炮，才是尽心尽力。至于说“台南各军不闻操练，徒藉提截旷以掩虚冒，致各营空额日多”，则据其《巡台退思录》所收公文及总督何璟的有关批文可知，更与事实不符，无须深辩。
即就其比较近实的第二、三条而言，在刘璈任道职前，台湾各方面的管理均很混乱，都存在诸多的问题与漏洞，未见得盐务、厘务两个领域便独清整。刘璈营私即或有之，但要说盐务、厘务之坏“自刘璈始”，自也未免夸大其辞。
刘铭传所劾第一大罪，乃称自光绪十年“八月十三日基隆退守之后，台北饷需奇绌，该道不独丝毫不济，忽于八月二十日咨行署提臣孙开华、曹志忠等，据称台北十二营俱至六月十六日起加足夫价一百九十二人……该道明知台北无饷，意在诱协各营哗溃，使敌得乘我之危”云云。事实上，如前面曾经述及的，刘铭传在光绪十年十月间即曾因饷事上奏指责刘璈，新任闽浙总督杨昌濬亦曾奉旨委人查核，其结果与刘铭传当时指责的“仅借台北七万”即已远不相符，于此则更称“丝毫不济”，可见尤非事实。再说，当时营制，本是每营长夫１９２人，刘璈咨行孙开华、曹志忠等加足夫价，既以拨去了足够的经费为前提，又本诸营制，而且又适逢当时局势危迫，人心不定之际，当可起到定军心而励士气的作用，怎么反而成了“耸各军以图内乱”的大罪呢？
其所谓第二大罪称：“初九、十月间，法虽封口，并未严查，我军犹得以用民船偷渡。该道见台北饷械尚能转运，独于十一月初照会英领，谓法人封口废弛，法遂于十五日重行禁口”，即所谓“激强敌以绝台援”。据现存各种史料记载，法军以台湾进行封锁，始于光绪十年九月十五日，而最严厉的控制，始于十月下旬，并非如刘铭传所说九、十月间“并未严查”。尽管我们现在难以详细了解刘璈“于十一月初照会英领”的详细原委和具体内容，但根据连横所著《台湾通史·外交志》所载，当封锁开始后，他曾一面晤商各国驻台领事，请他们出面干涉，一面密写奏章，说明法军有五个方面违犯国际公法，有五个方面有碍国际通商，请沿海督抚代奏。正因此，清廷还曾命南洋大臣派舰船会同北洋舰队赴援台湾。由此可见，他自不会有意去“激强敌以绝台援”。
其所谓第三大罪称：“十月底该道详报派捐全台二百万，并未分饬举行，即报捐款已收，*亦经购运，全台军饷足恃，详请左宗棠、杨昌濬奏咨，断朝廷拯救之心，绝各省济援之路……诳朝廷以陷督师”，因限于材料，难逆详情，且信其真。
其所劾第四大罪则称：“据江苏候补道陈鸣志面称，上年腊月底奉督臣杨昌濬委，赴台湾府查询库款，据呈清摺，道府两库结自上年六月起至十一月止，旧存新收共一百零九万两，尚有提存兵饷截旷并购存稻谷三项银二十余万两，除沪尾关税、台北厘金盐课项下由台北提用剔除十二万，拨解台北饷银七万，另由该道提存彰化、嘉义十五万，统计六至十一月台南尚存银一百万两等情。乃该道至十一月底即报台南饷竭，立有溃裂之虞。如果无饷，其冒滥曷可胜言；如果有饷，藉口截留台北协饷不发，其险恶更不可测”。然而，我们若将此与前引杨昌濬上报朝廷的调查结论稍一对比，便不难发现，若非陈鸣志在其中有意挑拨、隐瞒，则刘铭传本身的问题及对刘璈的冤枉显然可见；若果系陈鸣志所报不实，而刘铭传既未经复查，又未与杨昌濬核实，即据以上奏，亦未免过于轻率。
其所劾十条劣迹，其间固有不少是早已招致物议或曾经何璟等查询的问题，但也乏失实或夸大之处，甚至有的本是当时习见的通例，并不能算是刘璈个人的劣迹。如第一条所称台南湘军各营所缺勇夫截旷、价银交归刘璈，而他由其内帐房酌发部分管带、帮带的薪水，这在清末统军将领中本是常事，不足为怪。且刘璈所收截旷，都备有详细收支帐目，并未全行纳入私囊。其第二条指其光绪十年间在台南镇海等营实行存饷点验制度，导致“勇丁多弃饷而逃，各营空额概不令补，空饷提为截旷”，“上年五六月间竟有空勇至三百余人者”。存饷点验制度办理不善倒是事实，但并非造成空勇的真正原因，刘璈也并未规定“空额概不令补”。他只是曾组织裁汰有洋烟、*恶习的疲勇及一些老勇、弱勇，为了防止此革彼招，要求验看箕斗，这个出发点本是好的，至于各营因嫌麻烦而不添募勇丁，则是另外的问题。再说，在刘璈接任前，台湾各营中的虚冒问题早已普遍存在，只是各营多少不一，未经具体查核而已。刘在整顿军纪、营务时查出了问题，虽未能使各营如数补足，但至少减少了无谓的军饷开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一任虚冒、疲沓成风的问题。
总而言之，刘铭传所劾，虽达１９款之多，但多半即何璟当初曾多次查核的谣言，正如刘铭传本人后来在台进行整改时，“蜚语流布，劣绅土豪阴事阻挠”一样［（１３）］，原本未足轻信。再就刘璈之劾、之放在左宗棠去世后不久，而经刘铭传密保的继任者，即奉查台湾府库存款，却导致杨昌濬与刘铭传上奏的结果大相径庭的陈鸣志来看，其间的缘由与虚实，也就不难想象。
四《巡台退思录》的奏毁及其它刘璈在台时的部分公文，曾被编成《巡台退思录》三册，据连横所著《台湾通史》载，刘铭传曾奏毁其版。我们检阅现存该书可知，它所汇录的各项公牍共计１１４篇，除首篇《开山抚番条陈》作于同治十三年（１８７４）秋外，其它均系其兵备道任内的文稿，所载时间始于光绪七年（１８８１）九月，迄于光绪十年（１８８４）八月，也就是从履任的第二个月至基隆失陷时止。其所涉及的内容，无非是处理“开山抚番”问题，整顿海防、营务、煤务、厘务，筹备台湾战守。其中直接涉及刘铭传的，仅最后一篇，即基隆失守后给左宗棠等上司的禀文。依常理而言，所收既均为给上司的禀文、详复及给同僚的移文，或给下属的札饬，自不致散布多大流毒。因为不少文稿后附有何璟等人的批答，刘铭传在参摺中称其为“与何璟文牍龃龉，尽刻成书以形其短，布散各省，莫敢谁何”。从表面上看来，刘铭传的奏毁，似乎是出于打抱不平，为了主持公道。然而，作为直接当事人的何璟等人，对此却并未置一辞。而在另一方面，根据刘铭传的一再严劾，务欲将刘璈置之死地而后快来看，他的奏请禁毁，自然另有原因。
那么，个中的原因，是不是缘于该书中涉及刘铭传的最后一篇呢？这篇文章题为《禀基隆失守大队拔回台北府城缘由》，系光绪十年八月二十一日刘璈写给左宗棠、杨昌濬等人的密禀，文中根据台北知府陈星聚等地方文武及基隆坐探委员的禀报，大略说明了刘铭传从基隆撤兵的原因、经过及其后基、沪等地的战况，只是通过“伏查基隆为台北要口，狮球岭尤为基隆至郡城要隘。万一基口难防，而狮球岭势所必扼”，委婉地指出了刘铭传不听陈星聚、曹志忠等人的力劝，“仅于狮球岭下留曹勇奋勇三百名，其余均随行退郡”的失当。随后，又以二十日探报：“狮球岭各营盘等被法踞，将我大炮旋转安放”，说明刘铭传虽“已准曹统领调往七堵驻扎，以图进复”，但“台北门户已失，沪尾及郡城自属惊慌”。该文固然可以影响刘铭传的声誉，但凡事皆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尤其是兵事，虽则胜败攸关，但或着眼于战略，或着眼于战术，或立足于整体，或立足于局部，所见不同，本是常事，并无多大关碍。况且，左宗棠据此上奏朝廷，刘铭传遭严旨切责，已经众所周知，而且刘铭传本人也已上奏辩解，自然，也就没有多大因该文而奏毁全书的必要。事实上，后来该书还存有抄本，近世又曾刊布，但并未因为有此一文而影响到对刘铭传的评价。相反，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当时刘铭传从基隆撤兵，退保后路的决策是正确的。由此可见，固因该文激怒了刘铭传，成了他后来要一再严劾刘璈并奏毁其书的一个重要原因，但决不是全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
我们只要将书中所涉及的内容及刘铭传所劾刘璈各款进行比照，便不难发现，刘铭传之要求禁毁，更主要的不外乎以下三个原因：其一即后来曾给他带来不少赞誉的有关台湾的战守策略与部署，刘璈早有成议在先，而且早已作出相应安排，并已初步落实，这在《巡台退思录》所收的有关公文中，显然可见，后来这一切全都归到了刘铭传的头上，实质上，不过是冒人之功；其二即刘铭传所劾刘璈各款多属不实，该书中不少的公文及何璟等人的批答即可足证其诬，欲蔽是非，自不能不去其书，毁其版；其三则由该书可见，刘璈在台主政期间，对于台湾的*、经济、军事各领域的整顿，地方的开拓与建设，学术文化的倡导以及民风的转移等等，都做了大量的工作，而且也多有成效，尽管也有过一些缺点与失误，但相对而言，他不仅不是罪人，相反应是功臣。
当然，就事实而论，刘璈之被劾固是一桩冤案，但也无庸讳言，刘璈在台湾兵备道任内，一向恃才傲物，独断专行，既与同僚台湾镇吴光亮不协，又先后与上司何璟、刘铭传发生抵触，还长期受到了上下舆论的指责，可见，他本身也存在不少的问题。但就总体而言，二刘在台主政期间，都做了大量的工作，为台湾的治理与开发，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刘铭传在台的业绩，众所周知，无需笔者赘述，刘璈的作为，则仅就前文所及，亦可略见一斑。就中法战争期间两人的表现及相互关系而论，双方都各有是非，而且他们的矛盾与冲突，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问题，我们不应苛责任何一方，而应以事实为依据，给予公正客观的评价。
注释：（１）（６）（７）连横：《台湾通史·刘璈传》。（２）（３）刘璈：《巡台退思录·详覆遵议筹布全台防务大概情形应否奏咨分行以资预备由》。
（４）同上：《详明遵批分任南中两路并请督办节制由》。
（５）同上：《禀覆函饬调移山后勇营加招土勇劝捐城工兼另劝林绅捐助防务由》。
（８）《法军侵台档》，台湾文献丛刊第１９２种第三册。
（９）《刘壮肃公奏议·奸商吞匿厘金道员通同作弊请撤任委署查办摺》。
（１０）刘璈：《巡台退思录·禀拟拨练兵专操炮队请示遵行由》。
（１１）同上《禀覆内渡委员所陈摺略各情形由》。
（１２）同上：《禀请设立修配枪炮子药局由》。
（１３）连横：《台湾通史·刘铭传传》。（资料来源：《湘潭大学学报（哲社版）》1995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