葡萄牙人为了达到永久占据澳门和获取澳门领土主权的目的，从16世纪末叶起，即在耶稣会士的鼓噪和积极参与下，制造了种种似是而非、查无实据的舆论。其中，在西方流传最广的，就是“葡萄牙人于1557年帮助广东官府击退了围困省城的海盗之后，广东大吏和中国皇帝为葡萄牙人颁发金叶表文，并赠澳门，以表酬谢”，即所谓“助剿海盗得赐澳门”之说。迄今，仍有不少葡萄牙人和其他西方人对此坚信不疑，甚至认为中国收回澳门，是不守诺言、出尔反尔[1]。可见，此说影响危害之大。有鉴于此，必须将事情的来龙去脉梳理清楚，恢复其历史真实，以正视听。
（一）葡萄牙人编造“助剿海盗得赐澳门”的故事，并非起于广东地方官或朝廷重臣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门之初，因其违背天朝体制，对其去留问题展开的激烈争论[2]，而是万历末年，澳门耶稣会士与澳门议事会之间在澳门及青洲“占有权”（a posse）问题上出现的内讧[3]。
万历中后期，耶稣会传教先驱罗明坚（M. Ruggieri）、利玛窦（Matteo Ricci）等为天主教传行中国打开大门之后，耶稣会士为在中国的大门口建立一个入华传教士培训基地并招引华人奉教，不但于万历二十二（1594年）在澳门半岛中南部正式开办了讲经、布道和培训传教士的圣保禄学院[4]，而且还寻求到澳门半岛西北部，即与澳门一水之隔的青洲山上修建住宅、校舍和教堂[5]。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耶稣会士未经广东官府允许，即在青洲大兴土木。香山县官员虽曾出面干涉，责令拆除，但因两广总督戴燿一味姑息[6]，这座气势雄伟的教堂还是盖了起来[7]。此后十数年间，耶稣会士在青洲的土木工程未尝中断。与此同时，澳门的葡萄牙人也在澳门半岛上修建房屋，甚至还借口防御荷兰人的进攻澳门，大肆“收买、蓄养健斗倭夷”，看家护院、构筑围墙、建造炮台[8]。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两广总督张鸣冈檄令驱倭出海，部议从之。海道副使俞安性、香山县令但启元奉命下澳察看，“复条具五事，勒石永禁”（即所谓《海道禁约》五条），并立于澳门议事会大门入口处[9]。虽然“督理蚝镜澳事务西洋理事官”唩嚟哆（Vereadores）已代表澳门议事会在《海道禁约》上画押，表示接受并严格遵守，但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在澳门和青洲筑墙建屋的活动并未因此而稍为停止。万历之后，泰昌、天启之际，广东官府终于派兵拆毁了澳门和青洲的围墙及房屋[10]。以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马多士（Gabriel de Mattos）为首的耶稣会士认为，在青洲修建教堂和房屋所占土地，是耶稣会士从当地居民那里购买的，并且已在青洲经营了达十八年之久，犹如葡萄牙人对澳门的占有一样，对青洲具有当然的占有权。因此，青洲的建筑被拆毁，澳门议事会理应出面向广东官府提出交涉。对此，澳门议事会在1621年（天启元年）5月15日答复圣保禄学院院长马多士时指出：“按照中国的法律规定，任何人如果不收取地租，那么，他连巴掌大的一块土地的主人也不是，事实上，中国皇帝才是整个中国领土的真正主人，就连我们留寓的这块土地都是中国皇帝的。所谓中国皇帝将这块土地送给葡萄牙人的金叶表文（Chapa，又称“金札”。），其实并不存在。中国官员让我们在这里居住，不过是因为我们要同中国人通商贸易。此外，他们曾经不止一次地向我们声明，说我们居住的这块土地是中国皇帝的，而且，正如前些年所发生的事情那样[11]，他们如果要想让我们离开这块土地，我们一旦接到通知，就得立即迁走，离开这个地方。当时我们的议事会代表们（按，即“唩嚟哆”。）既没有对这块土地的占有权进行申辩，也没有出示有关我们对这块土地的占有权的凭据。如果说中国官员改变了原先让我们离开这里的主意，那是因为本城（按，指澳门。）不得不向他们保证遵守他们提出的五项条件（按，指俞安性《海道禁约》。），而其中一条就是禁止我们修建新的房屋（按，即第五条“禁擅自兴作”。），尤其不准我们在本城以外的地方大兴土木。当时的议事会代表已经在这项规定上画”之说，却从客观上对葡萄牙谋求澳门领土主权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据1629年（崇祯二年）的一份葡萄牙文手稿称：1557年（嘉靖三十五年），葡萄牙人应中国人的请求，打败了一伙由一个名叫Chincheo（按，在这同一份葡萄牙文手稿中又写作Chincheu。）的叛逆者指挥的海盗，因而获得了中国皇帝有关将澳门这个昔日为海盗渊薮的港口赐予葡萄牙人栖止的圣旨（Chapa）。Chincheo 带领残余逃往暹罗之后，葡萄牙人奉皇帝圣旨移居澳门，并且像现在这样，每年支付五百两纹银[15]。1629年的这份手稿中虽然指出了这个海盗首领的名字，并且说他是个叛逆者，但是，据考证，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既没有葡萄牙人帮助广东官府打击海盗的事情发生，东南沿海也没有一个名叫 Chincheo 的海盗首领。Chincheo 很像是16世纪初葡萄牙文献中记载的“泉州”。如果把“Chincheo”、“带领残余逃往暹罗”及有关葡萄牙人帮助打击海盗的记载联系起来看，这份手稿作者所说的，似乎是泉州籍海盗林道乾。或许文献混淆了林道乾的籍贯和名字。据考，“殷正茂遣香山吴章及佛郎机击林道乾，是在1573年（万历元年）林道乾奔投外国（柬埔寨）以后一两年间的事情”[16]。也就是说，距离手稿所说的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相差十几年。如果说 Chincheo 是个“反叛者”，那么，此人不是一个背叛朝廷的官吏，就是一个策动兵变的将领。经查证，自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葡萄牙人入居澳门至崇祯二年（1629年）这份手稿文件的形成，中国东南沿海发生的较大一次兵变，就是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的柘林兵变，并且平息这场兵变也与澳门葡萄牙人的积极效力有关。
对于此次柘林兵变，中国史籍虽有记载[葡萄牙冒险家平托在1614年出版的《远游记》中说：“葡萄牙人同中国人在浪白澳通商直至1557年，后来，由于当地商人的吁请，广东官吏才同意我们在澳门港贸易”[30]。人称“吹牛大王”的平托，其在书中既未指出葡萄牙人协助广东官府驱逐海盗，亦未提及什么朝廷或广东官府赏赐澳门的“金札”。
1621年春，澳门圣保禄学院院长马多士就广东官府派兵拆毁耶稣会士在青洲所建房屋事致函澳门议事会，要求议事会出面与广东官府交涉。马多士信中提到“皇帝降谕（Chappa），将澳门赏赐葡萄牙人”。
1621年5月15日，澳门议事会在给马多士的答复中指出：“事实上，中国皇帝才是整个中国领土的真正主人，尤其是我们留寓的这块土地，它也是中国皇帝的。所谓中国皇帝将这块土地送给葡萄牙人的表文（Chappa），其实并不存在。中国官员让我们在这里，不过是因为我们要同中国人通商贸易”。毫无疑问，此前，马多士曾经提到过表文。
1621年，马多士再次强调：“（澳门）这块土地曾经是中国皇帝的，但现在却是葡萄牙国王和居住在这个地方的葡萄牙人的，证据是，中国官员把它送给了葡萄牙人，并且得到了中国皇帝的认可。……正是在这一年（1557年），中国官员将该港送给了葡萄牙人，以便他们在那里贸易。……赠予该港口和本城所在地这件事，还可以得到进一步的证实，即葡萄牙人为这个王国剿灭了一个侵扰广州城的著名海盗，为此，他们将这个更靠近广州的港口送给了葡萄牙人，正如该城早期居民所肯定的那样。由于这次效力，葡萄牙人在这个港口的根基就更牢固了，中国的高级官吏十分满意，而且，为了表示谢意，他们给每个葡萄牙人都颁发了一道金札（chapa de oiro）”。马多士所谓“葡萄牙人帮助中国剿灭著名海盗”，其实说就是1564年葡萄牙人帮助平息柘林兵变事；把1564年发生的事，说成了1557年的事情。
葡萄牙阿儒达宫图书馆所藏1629年的一份手稿称：“1557年，葡萄牙人应中国人的请求，打败了一个由名叫 Chincheo的反叛者指挥的海盗团伙，因而获得了皇帝将昔日为海盗渊薮的澳门港赐予葡萄牙人栖止的圣旨（Chapa）”[31]。此手稿不过是在重复马多士的论调。
葡萄牙耶稣会士曾德昭（álvaro Semedo）在1637年完成的《中国通史》中说：在距离上川岛五十四英里处，“还有一座中国人称之为 Gau xan的岛屿[32]，葡萄牙人称之为Macau。该岛甚小，易于防守，更利于盗贼藏身。当时确有贼匪盘踞其中，四出骚扰，中国人一直在设法予以剿灭，然而，或许是因为缺乏勇气，或许不愿冒此风险，以致剿匪之事竟被无限期延宕。中国人知道葡萄牙人骁勇善战，遂请葡萄牙人代为除之，并且许诺，如果葡萄牙人将盗贼逐出该岛，则将该岛让与葡萄牙人居住”[33]。曾德昭未指出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他只不过是说中国人曾经许诺，但没有说中国人是否履行了诺言。
1665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类思（Louis Buglio）在《不得已辩》中讲：“明季弘治年间，西客游广东广州、浙江宁波，往来交易。至嘉靖年间，有广东海贼张西老攘澳门，至困广州。守臣招西客协援解围，赶贼至澳歼之。是时，督臣疏闻，有旨，命西客居住澳门”[34]。所谓“海贼张西老攘澳门”，纯属杜撰，中国史籍亦无嘉靖皇帝恩准葡萄牙人居住澳门之记载。看来，利类思连葡萄牙人是什么时候来到中国都不知道。他居然把葡萄牙人来中国广东和浙江等地通商贸易的时间提前了近三十年。1488—1505年，葡萄牙人连太平洋都还没有进入，怎么可能来到中国东南沿海通商贸易呢？
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ean Baptiste du Halde）在1735年编纂出版的《中华帝国全志》中说：15世纪末，欧洲人就曾到广州或宁波通商贸易，直至16世纪中叶，海盗 Tchang-si-lao横行广东沿海，强占澳门，并且围攻广东省城。中国官吏恳请商船上的欧洲人协援。欧洲人解围后将Tchang-si-lao追至澳门杀死。总督向皇帝报捷，皇帝降旨，将澳门让予欧洲商人居住[35]。杜赫德显然是摭拾了利类思编造的有关“海贼张西老攘澳门”的故事。
更为离奇的是，一个名叫索内拉（Sonnerat）的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竟在其撰写的游记中说：“1518年，葡萄牙兵船首次在广东停泊时，该省正遭受盗匪的袭击和骚扰，葡萄牙人对于剿灭这伙盗匪颇感兴趣，很想在中国人面前一显身手。葡萄牙人百战百胜，终于肃清了盗匪。由于剿匪成功，葡萄牙人在广东入海口附近获得了一处荒凉且布满乱石的小岛，他们在那里建起了澳门。葡萄牙人也因此享有许多优惠，但后来又被剥夺了。中国人把澳门让给了葡萄牙人，但却在其附近修筑了一座堡垒[36]，控制着澳门和葡萄牙人居住区，而且中国人稍有不满，即断绝葡萄牙人的生活必需品”[37]。索内拉的这番叙述，连葡萄牙学者都无法接受[38]。
马戛尔尼（George Macartney）使华团秘书斯当东（George Leonard Staunton）在1797年发表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中写道：“澳门市政府大厦（按，即澳门议事会。）是一所二层花岗石的建筑，花岗石柱上用中文刻着中国皇帝割让澳门的文件”[39]。其实，斯当东所说的“花岗石柱上用中文刻着的中国皇帝割让澳门的文件”，不过是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海道副使俞安性发布并勒碑立于澳门议事会的《海道禁约》，其内容与“中国皇帝割让澳门”毫不相干。斯当东所谓“花岗石柱上用中文刻着中国皇帝割让澳门的文件”，纯属违心之言，不过是因为马戛尔尼使团一行回国途经澳门时，曾经受到澳葡政府的盛情款待。但也不排除英国人以此打消葡萄牙人的疑虑，进而探察澳门地理和设防情况的可能。（三）
继马多士之后，直至20世纪初，编造“助剿海盗得赐澳门”故事的人，绝对不止上述几位，而相信此故事并且为之进行辩护和寻找依据的，则更是大有人在。马多士所谓的“金札”，着实坑害了不少人。从17世纪初，到20世纪中叶，葡萄牙人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寻觅这道“事关葡萄牙对澳门主权”的“金札”。关键时刻，葡萄牙政府还曾下令限期找到“金札”，但始终未能如愿。学者、传教士及其他人的个人搜寻不计，仅葡萄牙政府为谋求澳门主权，就曾起码四次责成专人寻找“金札”。这几次分别是：
一，天主教北京教区主教、葡萄牙人索智能（Policarpe de Souza）于1757年去世后，在将近十年的时间里，北京教区主教始终出缺，葡萄牙政府鉴于二百年来数次遣使中国都未获得成功，遂利用罗马教廷授予的“保教权”之便，于1782年任命葡萄牙籍方济各会士汤士选（D. Frei Alexandre de Gouveia）为北京教区主教，同时做葡萄牙常驻中国的使节。葡萄牙政府任命汤士选为北京教区主教的目的，主要是想借助北京教区主教同皇帝宠臣及在清廷供职的耶稣会士联系之便，设法使皇帝以明降谕旨的形式，恢复从前葡萄牙人享有的各种待遇、给予新的优惠条件、承认葡萄牙对澳门半岛及对大部分香山县的绝对和独立的统治权（Dominio absoluto e independente）、恩准将澳门辟为自由港并建立葡萄牙澳门海关等[40]。为此，葡萄牙国务兼海事暨海外大臣卡斯特罗（Martinho de Melo e Castro）曾经于1783年派人在国内和澳门乃至印度果阿，寻找一切可以证明拥有澳门主权的文献和史料，其中就包括那道“最有说服力”的“金札”。然而，最后还是一无所获。效[45]。十几年时间过去了，葡萄牙对中国而言，仍然是无约国，其对澳门的主权仍然没能通过条约取得法律上的承认，所以，葡萄牙既不能享受其他有约国的“最惠国”待遇，又不能名正言顺地行使澳门主权，葡萄牙政府遂决意在掌握充分证据的情况下，同中国政府重开议约谈判，争取澳门主权。为此，葡萄牙政府再次差人在国内外搜罗证据，但最终还是没有找到所谓的“金札”。无奈，葡萄牙外交部只好以仅有的部分“有利”资料为基础，勉强于1882年（清光绪八年）用法文编写了一份《葡萄牙对澳门主权备忘录》[46]，分发给列强政府及其驻华公使馆，为“葡萄牙拥有澳门主权”大造舆论，并希望取得列强的同情和支持。
四，1945年，抗日战争结束后不久，国民政府即通知葡萄牙政府宣布放弃在华治外法权，全国各界人士甚至纷纷要求国民政府收回澳门。此时，葡萄牙政府对来自任何方面有关澳门主权的议论都十分敏感。1945年10月9日，中央大学经济学教授朱偰在“National Herald”（《自由西报》，英文。）上发表了一篇有关收回澳门和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文章，题目为 Macao should be returned to China，葡萄牙驻华代办得此消息后，很快向本国政府做了汇报。萨拉查（António de Oliveira Salazar）总理做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责令殖民部尽快撰文申辩和反驳，并且要求外交部有关部门不惜一切代价，立刻在国内外寻找“中国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的一切证据，特别是那道承认葡萄牙占据澳门的圣旨（即“金札”）[47]，以便同中国政府进行有关澳门主权的交涉。为此，葡萄牙殖民部邀请本部澳门事务顾问、葡萄牙海外扩张史专家、殖民高等学校讲师雷戈神甫（António da Silva Rego）用英文撰写一部“葡萄牙行使澳门主权简史”，并且尽可能翻译成多种文字公开发表[48]。然而，萨拉查政府为寻找葡萄牙对澳门主权的证据所做的一切努力，正如雷戈本人在所著《葡萄牙在澳门》中所说的那样，“不管怎么说，传说中和澳门居民记忆中的那道‘金札’，看来并不存在。此外，就连可以肯定曾经见过或考察过它的任何直接证据都找不到。葡萄牙政府自然最关心对此费解之物的诠释，并且也承认曾经多次下令在葡萄牙坚持寻找那道‘金札’，然而，令人遗憾的是，并未取得任何重大成果”。至于清光绪十三年（1887年）中葡《和好通商条约》的签订，以及澳门主权的归属问题，雷戈在书中写道：“1887—1888年葡中通商条约将澳门置于不稳定和令人担忧的状况之中，即划界。不过，该条约也可以使我们放心，那就是，中国在条约中承认澳门为葡萄牙所有”[49]。雷戈此言，不过是为了使萨拉查政府能够从中得到些许安慰而已，因为，身为史学家和葡萄牙政府澳门事务顾问，他绝不可能忽视1887年中葡条约中至关重要的另外一款，即限制性条款——“葡萄牙坚允，未经中国首肯，则葡国永不得将澳地让与他国”。此外，在雷戈神甫完成《葡萄牙在澳门》初稿之后，政府总理萨拉查及外交部官员认为该书在论证葡萄牙对澳门主权方面，证据不够充分，没有较强的说服力，因此，在继续翻阅国内各大图书馆和档案馆的同时，又指示葡萄牙驻外使馆，务必设法迅速找到中国皇帝将澳门赐予葡萄牙人的那道“金札”，或者与中国皇帝承认葡萄牙对澳门主权相关的御旨。结果，搜遍了大英博物馆、法国国家图书馆、印度档案馆和澳门档案馆，最终，还是一无所获。外交部顾问亚尔玛达（José d`Almada）只得根据搜集到的所有资料，于是年10月完成了一篇题目为《澳门》的文章[50]。亚尔玛达这篇文章因在论述葡萄牙对澳门的主权方面，既没有使用什么新的资料，又没有什么新的观点，未能公开发表，最后只是作为内部文件，供葡萄牙政府及其驻华公使在对华修约和处理澳门相关事务时参考。就是圣旨，任何人都不得违抗。假如真的像耶稣会士利类思等人所说的那样：“皇帝降旨，命西客居住澳门”，那么，为什么在葡萄牙人入居澳门刚刚十年，以广东御史庞尚鹏为首的地方官竟敢屡次试图“焚其居室，散其徒党”？为什么曾经接受过葡萄牙人帮助平息叛兵的俞大猷还主张“水陆并进，与之大作一场”呢[54]？既然皇帝将澳门赏赐给了葡萄牙人，那么，为什么海道副使俞安性还要发布《海道禁约》并勒碑立于澳门议事会内，要澳门葡萄牙人严格遵守，否则即驱逐出境？为什么明朝政府还要在澳门置设提调、备倭、巡稽等，行使国家主权的机构[55]？这些都充分说明，自从葡萄牙人来到中国沿海通商贸易，无论是明代还是清代，没有任何一位皇帝将澳门割让给葡萄牙。而明代广东官府允许葡萄牙人在严格遵守中国法律法规的条件下寓居澳门，不过是为了地方的商业贸易利益；清代允许葡萄牙人继续居住澳门，亦不过是沿袭前代旧制，或者说是“新官不理旧帐”，以致到了清末，澳门葡萄牙人终成尾大不掉之势，“澳门问题”亦成“历史遗留问题”。
注释：
[1] 1997-1998年，笔者在葡萄牙搜集资料期间，一些档案馆馆员、学生等，就向我提出过类似的问题。他们困惑不解的是：“澳门是中国皇帝送给葡萄牙的，几百年过去了，中国为什么又要回去了”？两年前，笔者在葡萄牙驻华使馆图书馆遇到一位在中国某大学授课的葡萄牙教授，他非常坦诚地对我说：“我们上小学时，课本里就讲‘澳门是中国皇帝赏赐给葡萄牙的，因为葡萄牙人帮助中国打败了侵扰沿海多年的海盗’”。他一直认为，有关中国皇帝赏赐澳门的金札肯定存在。
[2] 嘉靖三十二年，广东官府允准葡萄牙人在澳门搭寮栖息并互市广州，此后不久，即有大批葡萄牙人携眷接踵而至。他们不仅在澳门半岛修建房屋，而且还欺压当地华人、蔑视守澳官。嘉靖末年，广东地方官中，有人担心葡萄牙人“豹狼改性”，“拥众入踞香山，分布部落，控制要害，鼓躁直趋会城”，积极主张悉行驱逐；也有人从通商贸易及地方经济利益考虑，主张容留葡人，同时于澳门以北险要之处建关城一座，设官把守，即“建城设官而县治之”。庞尚鹏：《百可亭摘稿》卷1，《陈末议以保海隅万世治安疏》（清道光十二年刻本）；《明经世文编》（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影印本）卷342，吴桂芳《议阻澳夷进贡疏》；霍与瑕：《霍勉斋集》卷19，《呈揭》（清乾隆二十五年本）；卢坤：《广东海防汇览》卷3，《险要》。
[3] 青洲，即青洲山，位于莲花茎南端西部，原是一个孤立海中的小岛，16世纪中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