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主张实践的哲学思想
颜李学派颜元(一六三五——一七O四年)、李塨（一六五九——一七三三年）主张实践，都有唯物主义思想。他们认为离开事物就没有学问，要有学问必须实习。颜元又名习斋，意思也是离开实习就没有学问。他们主张自己种地，认为种地就是学问，主张参加劳动，认为离开事物就说不上道理，道理是通过实现得来的。王阳明主张知行合一，认为良知就是知，致良知就是行，这就是知行合一，结果变成知而不行。颜李学派就强调行，说知而不行等于不知，反对王阳明知而不行的学说。他们强调功利，认为做事要有实际效果，要起作用，只有坏的功利思想不行，而没有功利也不行。
另一派学者叫李颙(一六二七——一七O五年。清代讳颐，所以许多书写作李容)字中孚，号二曲，陕西盩庢人。他坚苦力学，没有师承，所以不恃门户之见。他主张“明体适用”、“反身实践”，重视实学实用。山西的傅山(一六O七——一六八四年)，字青主，太原人。也主张实学，主张经世致用。他认为著述必须有“一副坚真雄迈的心力”，必须“闭户十年读经史”。李颐和傅山以及浙江的吕留良(一六二九——一六八三年)都具有民主思想，反对民族压迫，清军入关后，坚决不与清政府合作，不妥协。康熙几次征聘他们，吕留良作了和尚，傅山作了道士，李颙誓死不出。到了康熙四十二年(一七O三年)，清军入关已六十年了，康熙到西安，想见李颙一面，他还是不去见。康熙对李颙的儿子说：“你的父亲可以算是完节了。”他们都不说空话，讲究实际，他们的影响当然不能与黄宗羲等大思想家相比，但是在当时也起了一定的作用。应该指出，他们的民族民主思想是有时代局限的，并非近代的民主思想。清朝统治者虽然没有迫害他们，但是也没有提倡他们的学说。4．统治阶级提倡的朱学
清初，为统治阶级所提倡的是程朱学派思想。它的代表有应撝谦(一六一九——一六八七年)、汤斌(一六二七——一六八七年)、陆陇其(一六三O——一六九二年)、熊赐履(一六三五——一七O九年)、李光地(一六四二——一七一八年)、王懋竑(一六六七——一七四O年)。他们都讲朱熹之学，统治阶级也提倡这一套。所以这些人有的作了清朝的高官。他们的特点在于把朱学也见诸实践。汤斌、陆陇其是当时最有名的所谓清官。应撝谦、王懋竑都主张身体力行。熊赐履、李光地则又不同，是伪道学，他们都是大学士，实际上学术造诣不深，是以朱学为手段希望得到皇帝的恩宠。
清初也有讲王学的，如孙奇逢(一五八四——一六七五年)、黄宗羲、李颐都是，汤斌也是从王学转入朱学的。在朱学盛行之后，也有崇尚王学的，如康熙时江苏的彭定求(一六四五——一七一九年)、道咸时江西的吴家宾(一八O三——一八六四年)。清代学者调停于朱学与王学之间的较多，如江苏顾栋高(一六七九——一七五九年)、山东范明征。5．中期的戴震
戴震(一七二三——一七七七年)字东原，安徽休宁人。他的思想学说可以代表中期思想的主流。他认为在整个宇宙中存在着阴阳五行，“阴阳五行，道之实体”(《孟子字义疏证》中)，“举共实体实物而道自见”(同上书下)。他认为阴阳五行是生不息运动着，而且有一定的规律。他对于宇宙的看法是“有物有则”，“未有生生(运动)而不条理者”，也可以说是承认有客观规律。宇宙是可知的，他承认有必然性。他说：“实体实物，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他的思想是进步的，影响很大。他的这种思想用在做学问上就主张专精，再加上细，就不致流于粗泛。他认为在作学问上泛和粗都不会有好结果，不经过认真钻研就随便下结论，这就是浮泛。清*据学派在顾炎武以后首推戴东原。
但是专精也有流弊，这就是容易埋头于故纸堆中脱离实际。清代后期学术不发达，专门钻牛角尖，专门钻牛角尖，这和他的影响有关。当然，也和当时的客观环境有关，因为清代搞了几起文字狱，许多学者受到了迫害，为了避免祸害，就宁可关起门来钻牛角尖了。
戴东原的主要思想反映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这部书是专门解释《孟子》的，在许多术语的解释中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体系。他的著作很多，学问很扎实。
我们已经看到：清初和中期因为反对唯心主义传统而出现了新的思想因素，治学方法也有所不同，反映在做学问上，就出现了考据学派。
(二)考据
考据学派即清代所谓汉学，又称朴学，提倡汉代人对古籍的解释，把这种方法用来做学问，对每一个东西的解释都要弄清楚，找出线索。他们反对宋学，反对宋人专门讲道理，不问实际。对于文字训诂、三礼名物，宋儒不甚讲求，汉儒却区别分明，毫不含混。古籍记述不清，就要考据。所以当时称为汉学。后来有人攻击汉学支离破碎，著名学者程廷祚(一六九一——一七六七年)也说“墨守宋学已非，墨守汉学尤非”，于是汉学的名字成了口实。而且汉儒有西汉东汉之分，有贾谊、董仲舒、刘向、刘歆、王充、仲长统等不同学派，而清*据学派只尊崇东汉许慎、郑玄，不能泛称汉学。因此汉学就改称朴学。意思是有根有据，朴朴实实，反对空虚、浮夸。社会上之所以有人反对他们，是因为他们脱离实际。汉学本身虽然有发展，但的确是越来越繁琐，越支离破碎，脱离实际。
他们认为做学问首先应该从文字开始。要懂得字形，字音、字义，这才能正确地懂得内容。考据学的基本功就是文字学。清代关于《说文》、《尔雅》、《广雅》以及古韵的研究成果最突出，远远超过前代。最著名的有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王筠《说文释例》与《说文句读》、姚文田、严可均《说文校议》、姚文田《说文解字考异》、严可均《说文翼》，郝懿行《尔雅义疏》、王念孙《广雅疏证》、戴震《方言疏证》，以及江永《古韵标准》、戴震《声韵考》与《声类表》、段玉裁《六书音韵表》、钱大昕《声类》等。
中国最早的学问是经书。在考据学派看来，经学是做学问最基本的，所以清代的经学很发达，前人没有做的工作，没有注意的方面，没有提出的问题，他们做了。
古人的著作很多，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古人的研究成果我们究竟如何接受呢？古人的书有的刻过，有的没有刻。古书的内容有同的有不同的。于是又出现了目录版本之学。例如关于易经、书经，古人有些什么著作，他们的观点有什么不同，必须要知道目录学。这一书有几种版本，各版本有什么不同，这就必须要研究版本学。书中既有异同的地方，古书又有散失的，全需要研究，于是又出现了校勘辑佚之学。这些方面清代也比前代发达可信，有很多专门家。目录学有朱彝尊、姚际恒，版本学有黄丕烈、顾广圻，校勘学有何焯、卢文弨，辑佚有马国翰、黄奭，都是从考据学发展起来的。
清初顾、黄诸家的思想方法己开辟考据的门径，而胡渭、阎若壉诸家的著作更树立了考据的范例。但是考据学派的形成则在乾隆时，而没落于嘉庆后。所以考据学派又称乾隆嘉学派。讲考据的人看不起高谈性命的理学，和专做八股的科甲，而科甲中人又看不起考据学家没有“功名”，于是在乾隆中发生一次大争辩。代表考据派的戴震认为“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外都属空谈。反对考据的钱载(浙江著名诗人)认为考据是“破碎大道”，无补于学术。双方争论激烈，于是考据与反考据两派的分野愈益分明。经过争论以后，考据学派有的更加坚定，更加钻牛角尖，有的提出考证、义理、文章三者的统一，成了考据的别派。考据别派主张，讲考据要兼采义理(学术理论)，要有材料，还要有辞章修养，而义理不要分汉、宋，都应兼采。这种主张导源于黄宗羲，以后有方苞、顾栋高、全祖望、江永、翁方纲，到了姚鼐便把它明白提出来。嘉道时的钱仪吉也属于同样主张的学者。
考据学派的兴起，是阶级矛盾逐步尖锐的反映。当生产发展以后，土地兼并逐渐加剧，剥削逐渐残酷，阶级斗争自然越来越广泛，而封建统治就更加黑暗。统治阶级中一部分比较开明的士大夫，他们不敢做贪官暴吏，又不敢公开起来反对，也不敢用文字托言讽刺入文字狱，所以逃避到故纸堆中埋头做考据。钻研得越深，也就逃避得越远；前人以为考据之兴是升平气象，那是不正确的。至于清代的文字狱，也是阶级斗争而不是民族斗争。
(三)史学
史学在清代也很发达，研究的人很多，面也广，书也出了不少，但是就没有出现一部超过《资治通鉴》的大著作，也没有创造出象宋人的“纪事本末”和“会要”的新体裁。所以似乎比宋代差。但是清代史学有它的特点。
清代修《明史》，收集了丰富确实的材料，再加上《明实录》和档案，先写成《明史》初稿，再经过几十年的讨论修改才定下来，因此它比过去的正史要好。不但比宋、辽、金、元四史好，就是宋代修的《新唐书》、《新五代史》和它比较起来，《明史》的价值还要高些。中国旧的纪传体史书中，《明史》是较好的一部，只有前四史、《晋书》、《隋书》价目值较《明史》高些。
编年史有毕沅的《续资治通鉴》，远不如《资治通鉴》，可是也有它一定的成绩。夏燮的《明通鉴》也用了不少的功。
纪事本末有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当然观点有问题，但也是有名的著作。
魏源的《圣武记》也是比较好的书。有他自己的看法。
此外，对历代史书的注释方面有梁玉绳的《史记志疑》，钱坫的《补史记注》，王先谦的《汉书补注》、《后汉书集解》，惠栋的《后汉书补注》，赵一清的《三国志注补》，梁章矩的《三国志旁证》，吴士鉴的《晋书斟注》，彭元瑞的《新五代史补注》等等，至于关于地理、天文、兵、刑、经籍各方面的单独研究更多。历史著作中还有作比较研究的。马骕的《绎史》用古籍各方面的材料来证明中国古代的历史，尤其是中国原始社会和奴隶社会这两段的历史。严衍有《资治通鉴补》，将历史中的材料都摊出来，看司马光的《资治通鉴》把那些材料删了，那些材料弄错了。沈炳震有《新旧唐书合钞》，赵绍祖有《新旧唐书互证》，是将两书并列对比，看它们的异同。这些著作对史学研究是有帮助的。
还有考史，如钱大昕的《卄二史考异》、王鸣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卄二史剳记》、全祖望的《经史答问》、杭世骏的《诸史然疑》。洪亮吉的《四史发伏》、洪颐烜的《诸史考异》。钱大昕精于历算；王鸣盛长于职宫、地理。赵翼对于二十二史整个书的好坏综合进行评论。全祖望、杭世骏的书只是提出了问题。
还有在对历史上的问题从怀疑而进行研究的，如崔述的《考信录》，所谓“尽信书则不如无书”，要考了以后再信，所以称为考信录。论列的都是先秦古代史的问题。
论研究历史方法的有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其中有关于论史、论文章、论治学方法等问题。
关于地理之学，清朝也是很注意的。如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顾祖禹的《读史方舆纪要》，还有官修的《大清一统志》等。此外还有全祖望、赵一清、戴震、张匡学、孔继涵、杨守敬等的对《水经注》的研究，以及康熙、乾隆时的测绘地图，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都是重要的。杨守敬已在鸦片战争后，附列于此。从上面可以看出。清代史学是有成就的，是和其他学术一样有发展的。不仅如此，它还有突出前代的贡献。首先是史论。从《明史案》、《日知录》和《读通鉴论》开始，就是总结历史经验为当时*服务的，目的非常鲜明而正确。中期以后，还有祁韵士的《己庚编》、包世臣的《中衢一勺》等等，惜乎不太多。其次是边疆史地。过去历史着重*，着重中央，而对边疆落后地区的经济、文化注意得少。清代从西北史地开始，有刘统勋《四城图志》，松筠《新疆识略》，苏尔绰《新疆回部志》，祁韵士《皇朝藩部要略》，张穆《蒙古游牧记》，何秋祷《朔方备乘》(张何死于鸦片战争后)，佚名《卫藏通志》，严如熠《三省边防备览》等，都是前代所无而关系到现实*的。其三是南明史。历代王朝更替，历史家只注意胜利者方面，而清代对南朝史研究很突出，有温睿临的《南疆绎史》，邵廷采的《东南纪事》、《西南纪事》，计六奇的《明季北略》、《明季南略》，徐鼐的《小腆纪年》、《小腆纪传》，还有《明季稗史》十六种，《荆驼逸史》五十一种。其四是元史蒙古史。编纂的有钱大昕的《元史稿》，邵远平的《元史类编》，魏源的《元史新编》，和后期屠寄的《蒙兀儿史记》，曾廉的《元书》。翻译的有乾隆时从蒙文译的《蒙古源流》，有光绪时从西文译的洪钧的《元史译文证补》。其他考证笺注的更多。其五是传记汇编。
(四)文学
清初爱国文人很多，成就也不小。其中一派是反映人民疾苦，反映民族压迫的，这一派如黄宗羲、顾炎武、傅山、王夫之、归庄等是主流，值得我们注意。
诗词方面，一派是有广泛的现实内容的，另一派相反，专门讲声韵，没有现实内容。前者的代表人物，诗有吴伟业(《梅村集》、《吴诗集览》)，词有陈维崧(《湖海楼词集》)，后者诗有王士祯(《带经堂集》、《渔洋山人精华录》)，词有朱彝尊(《曝书亭词注》)。中期诗人著名的有郑燮，是属于前一派的，袁枚属于后一派。戏曲方面有洪@（原字上日下升）的《长生殿》，孔尚任的《桃花扇》。此外有尤侗、李渔、李玉等，都是初期作家。李渔有《笠翁十种曲》，李玉有《一捧雪》、《清忠谱》。《一捧雪》的主题思想是反动的。归庄有《万古愁》，对封建帝王和清军入关时的官吏都有讽刺，但对农民起义军也有诬蔑。尤侗的作品主要是杂剧。
初期小说有蒲松龄的《聊斋志异》。中期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对封建社会作了尖锐批评，它继承了讽刺文学的传统，而且集其大成，还有所发展。曹雪芹的《红楼梦》是中国封建社会的解剖，最富于现实主义。他通过生活细节，描绘出封建统治阶级的奢糜，而宣告了封建制度必然灭亡，达到了现实主义的最高峰，也存在伤感色彩。它对封建社会有叛逆性反抗性，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有好逸恶劳的成分。它的文学艺术成就极高，特别是语言风格。稍后有李汝珍的《境花缘》，有浪漫主义的手法，但是批判的精神不够。
还有一部小说值得一提，就是钱彩、金丰的《说岳全传》，这是有所寄托而写的。因为清兵入关，于是联想到要宣扬岳飞的抗金。当然艺术价值不那么高。也是清代初期作品。
清代文化方面还有一个特点，这就是清代纂辑的书籍。(五)清代纂辑的书籍
清代官修的书籍范围很广，各方面部有，部头虽然没有明代《永乐大典》那么大，可是数量还是很多的。值得一提的有一七二五年（雍正三年）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共一万卷。
直到现在我们还利用它。它把古代以来的文献分六编、三十二典、六千一百零九部汇集抄出来，用起来很方便。它引用的文献比较全、比较新。《经济汇编食货典》卷十七，引用了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年)滋生人丁永不加赋的资料。《历象汇编历法典》卷七十七，引述加利勒阿发现木星四卫星的资料，加利勒阿今译伽利略(Galiled l564—1642)，中国旧籍很少提到他的姓名。但是引用材料的说明不够，例如关于苏州织工的问题，是从《苏州府志》抄下来的，用的是哪部《苏州府志》?是明末的还是清初的？就没有交代，因此也就不能明确它所反映的具体时间。这部书可以利用作为我们从事科学研究的线索，尤其是经济方面的材料。有人贬之为“陋书”，这是不对头的。当然，它不是第一第一手资料，我们不能照抄，要查明它的根据出处，查出材料的时代，甄别它的可靠性。这是化第一手资料为第一手资料的方法。《图书集成》是用铜活字印刷的，投资很大。另一部大书是《四库全书》，是用墨笔写的精缮本。宣纸朱栏，缮写纸张、装订都极精，不但学术价值高，艺术价值也很高，较之刻本又不相同。(明代的《永乐大典》也是这样的。)从乾隆三十七年(一七七二年)开始收集，至乾隆四十七年(一七八二年)完成。它是把收集到的古今书籍，按经史子集四部分四十四一类汇集起，抄存起来。在收集过程中，有的书烧毁了，有的删改了，最后编成了《四库全书》。这部书的编纂，对传布文化有很大的贡献，但在摧残文化方面也起了很大作用。《四库全书》共抄写了七部；北京故宫的文渊阁(在文华殿后)、圆明园的文源阁、沈阳故宫的文溯阁、热河避暑山庄的文津阁四部是正本；杭州西湖的文澜阁、扬州大观堂的文汇阁、镇江金山寺的文宗阁三部是副本，书型较正本小些。圆明园、镇江和扬州的三部先后被毁，杭州的一部也损失过半，后来经过抄补齐全。目前还存四部。有人说《四库全书》有错字，有空白页，这曾经是事实，是乾隆时已经发现的，当时就作了修补，现在留存的本子已经是全部修补后的本子了。
总之，清代在保存和传布文化方面也是有贡献的。
（资料来源：中华书局1980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