若干年来，在有关洪承畴的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顺治十年(1654年)洪承畴经略西南五省，镇守长沙四年多，过于保守，拘泥以守为战，以致坐失良机，如顺治十一年底，坐视李定国兵败广东，退往广西；又如顺治十三年对湖南战略要地辰州弃而不守等等。事实上，自顺治九年，南明与清廷的战争在西南出现僵局，直到十四年九月孙可望降清，这一僵持状态才被打破。而在此之前，对于南明武装，洪承畴不仅未能主动进击，甚至最终绝望到借病辞去，个中隐情需要予以澄清。这是否如孟森先生所说乃洪氏于南明永历尚微存天良一线之故[1]，也还需要更有说服力的证据。所以我草成此文，谈谈这些问题。
(一)
在考察洪承畴经略西南问题时需要注意三个因素，这既是洪氏出镇西南的背景，也直接决定了他经略西南所采取的战略方针以及身家结局。其一，南明方面李定国、刘文秀等人东征北伐，意味着永历政权所拥有的军力足够与清军抗衡，南明与清朝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清廷为此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态势；其二，作为两军对垒的前线，湖南具有特殊的地位；其三，清廷统治者内部在*上出现的改弦更张趋势。这三种因素交织作用的结果是：洪承畴作为西南五省经略，独掌大权出镇湖南，老师靡饷屯兵坚城，不但没有受到惩处，反而处处得到迁就。这样的事实，说明了这个阶段的历史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么简单，而是更加隐晦、曲折和复杂。
从顺治九年开始，以西南地区为中心的第三次抗清高潮出现，意味着南明与清廷之间的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此之前，抗清复明运动两起两落，清军战线逐渐推进到西南地区[2]。顺治八年正月，清定南王孔有德进驻桂林，以总兵马蛟鳞克柳州，线国安、全节、马雄等分守南宁、庆远、梧州，进逼贵州[3]；八月，清平西王吴三桂、都统李国翰奉命征四川，九年分兵攻取成都、嘉定、叙州、重庆等川北、川南地区，驻师绵州，兵锋直指南明永历政权。面对清军的箝形攻势，南明方面毫不示弱，“可望承制命定国、文秀经略楚蜀”[4]。五月，李定国与冯双礼率步骑八万，出师东征，从贵州镇远出发，下偏桥，攻沅州、靖州，破武冈、宝庆，直逼桂林，七月四日攻破桂林，清定南王孔有德不敌自焚。八月，李定国北上永州、衡州，分兵经略江西吉安等地。九月，孙可望自将“驾前军”会同白文选等，号称十万，出兵沅靖，十一月攻入辰州，斩杀清辰常总兵徐勇，从根本上扭转了自顺治六年以来南明在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清廷没有料到南明能够组织如此强劲有力的反击，急忙调整战略部署，命定远大将军敬谨亲王尼堪“止往贵州，取湖南宝庆后入广西剿贼”[5]。尼堪遂率八旗劲旅猛扑湖广，李定国避其兵锋，退出衡州，于城外设伏击毙尼堪，“余军舆尸归，上下忧虑，不遑他事。”[6]清军在湖南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
湖南以外的地区，南明与清朝在军事上的接触也进入相持阶段。
在四川，与李定国东征同时，刘文秀率军六万北伐，“蜀人闻其至，所在响应。诸郡邑为吴三桂所克者次第失陷，战于叙州，被围数重，三桂走绵州。”[7]清平西王吴三桂自血战入关后，惟在四川遇此劲敌败北，刘文秀军在川南所向披靡，八月收复叙州、重庆、嘉定、成都等地，包围川北的保宁，三桂敛军退守，后虽以文秀轻敌，三桂险胜，但十二月孙可望部将李化入成都，“成都州县复设官”，川南、川西和夔东仍为南明所守，“大清与可望照旧地方据守”[8]。在湖北，第二次抗清高潮后退走西山的原李自成部将塔天宝、党守素、李来亨、袁宗弟等，从川东南进入郧阳的原明末陕西农民军首领姚天动、黄龙为首的十三家余部姚黄，原郧阳总兵王光恩之弟王光兴、王光泰兄弟的武装，也频频在郧襄、荆州一带骚扰清军，“声气相通”，“不时出没”；湖广的局面，“上窘于天，下迫于逆寇，赋税无征，制兵单薄……封疆危急实有万分。”[9]
李定国因与孙可望的矛盾，避走广西，准备联合郑成功海上武装共图两广，又开辟了另一个战场，“大清两王以定国在广，疲于奔命。”[10]
清军不仅在军事上面临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危险，而且，后方也没有完全巩固，经济凋敝,财政困难[11]。清廷内部甚至出现弃楚、粤、桂、赣、川、滇、黔七省而与南明媾和的主张[12]，这实际上就是一种*危机。形势的变化甚至在国外也引起反响：朝鲜廷臣认为清朝“危亡之兆已见”[13]，日本原来对南明乞兵抱冷淡态度，“近来其议稍变，或有欲救之议。”[14]
面对岌岌可危的局势，清廷决策者不得不进行战略收缩。以下几个方面，都表现出清廷实行战略收缩的意图：
军事上，开始与活跃于东南沿海的郑成功进行和谈。九年十月清廷以刘清泰出任浙闽总督，带着郑芝龙所写的信件，“遣人往谕成功及伊弟郑鸿逵等知悉”，劝之接受清廷建议。偷袭郑氏“金穴”厦门的福建巡抚张学圣、道员黄澍、总兵马得功、巡按王应元等也被撤职，还连发两谕招抚郑氏，不断放宽谈判条件。[15]
*上，特别颁诏赦除前罪，规定“自顺治十年五月二十五日以前凡又啸聚山林劫掠道路曾为土贼者，无论人数多寡，罪犯大小，但能真心改悔，自首投诚，悉准照曹四达子事例尽赦前罪。”[16]纵观清初尽赦前罪政策，不外除旧立新、尊崇喜庆、争取人心三端，而以争取人心、作出*让步为大端。如顺治五年底大同姜反清，清廷曾连颁三诏，强调悔罪投诚者，从前罪犯可以宽宥、赦免[17]。此次颁诏，无疑也是为了争取人心而特别采取的*让步策略。此外，清廷还打出提倡礼义忠恕的幌子，出人意料地表彰起李自成攻陷北京时殉君死难及顺治元、二年间抗清死难的志士[18]，这样，既可表明朝廷为正朔所系的内涵，又可从多方面分化抗清阵线。
经济上，清廷也作出让步，给予部分抗清活动激烈的地区一点实惠，颁诏免除钱粮。如十年四月分别免除湖南“寇荒”六、七、八、九年拖欠钱粮及福建拖欠的钱粮[19]，既是承认事实，也寓收买人心之意。这种全面收缩的态势，无疑是清廷统治遇到严重障碍的表现——清朝与南明的对抗就此进入相持阶段。在两军对垒的西南前线，湖南是最具代表性的地区。清初以来，这里的局面反反覆覆，清朝的统治势力曾两次到达湖南，又先后被抗清势力一一逐出，局势非常微妙。
明末以来，湖南就是兵火连天的战场。顺治二年原明湖广总督何腾蛟等联合李自成余部共同抗清，苦心经营，勉力支撑，曾经有过粗安的局面。顺治四年二月清廷以孔有德、尚可喜、耿仲明等“汉三王”南征湖南，在长沙设官安民，出现过“城市无惊”,“太平有象”,“惟不禁抢夺，各乡百姓男妇被掳掠甚广”[20]的现象，五年三月，清军班师。在此前后，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等陆续叛清，南明方面李过等遂联合数十股武装，分头进攻湖南，“各府州县尽为贼有，仅保长、辰两孤地，百姓之存者又死，田地之熟者又荒矣。”[21]清廷在湖南的统治被推翻，“难民皆不欲回原所，甘止湘潭倚何(腾蛟)公为泰山。”这是湖南的第一次反复。
顺治六年二月，清廷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率军南征，“在劫人民尚不知是握金亲王大兵，皆昏迷不想逃生，希望如三王之师，城市如故之往例也。”[22]没想到，清军在湖南各地大肆烧杀抢掠，在湘潭曾开刀屠民一周有余，尸首纵横遍地，腥臭逼人，惨不可言。继而定南王孔有德提师入粤，以续顺公沈永忠镇守宝庆，“皮骨仅存之民并征五六七年之荒粮”，还要负责供应定南王、续顺公两营兵饷，解运宝庆和广东，船运则滩高水险，陆运则肩挑背负，百姓之苦甚于牛马。总之，“尽天下之民，极百姓之苦，未有甚于湖南者。”[23]清军虽然再次占领湖南，但根本没有统治基础，政权摇摇欲坠的危险始终存在。顺治九年五月李定国出师后，镇守宝庆的续顺公沈永忠首先倡逃，镇将随后驱官民同窜，弃宝庆，走湘潭，舍长沙，直奔岳州。“文武官员尽离城守，城乡民人避死山谷”[24]，长沙城内无官无民的状态持续了一个多月。长沙以南地区尽归南明,“湘阴以上皆伪置将吏”[25]。因宝庆失守，粤西告溃，出现“民心尽变”[26]的局面，这是湖南的第二次反复。
清廷统治再次土崩瓦解，说明湖南民心仍然倾向南明。李定国进入湖南之际，各地士绅“纷起义兵谋恢复”，“富民悉倾其家”[27]，“窥我大兵虚实，探我大兵进止”，“倾心从贼，已为贼之心膂之托”[28]。显然，南明军队拥有深厚的*基础，得到民众大力支持并非偶然现象。而且，清军第三次占领湖南之后，在军事上也没有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
顺治十年三月，接替尼堪的清定远大将军屯齐与孙可望驾前军在宝庆岔路口相遇，“可望以定国去，虑诸军有图己者，既不敢严督诸军前战，诸军亦以驾前军奋欲立功，不愿与并力，以致于败。”[29]孙可望虽败但实力尤存，辰州、靖州、沅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在南明掌握中，清军只夺回常德、长沙、宝庆、永州等中心城市，双方在常德、宝庆一线展开拉锯战，地势有利的湖南西部仍被南明军队牢牢控制着。在湖南不仅存在一条明清双方的军事对峙线，也存在十分明显的*对垒。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首先必须稳定战线，争取民心，其次还须设法铲除当地抗清武装及其群众基础。这一切，迫使清廷不得不知难而上，即刻挽出一个强有力的人物，来收拾湖南的混乱局面，借以稳定全国的形势。结合入关以来清廷内部*变迁的轨迹，我们可以对形势有更加全面的了解。多尔衮摄政后期，清廷内部已出现改弦更张的趋势，统治方针的基点开始由坚持满化的崇德*向满汉联合转变[30]。由于汉族士民不肯屈服于武力高压，促使清朝统治者逐渐反省“远迩百姓犹未同风”的根本原因之所在，对例行政策有所检讨[31]。这种趋势在顺治帝亲政后更加明显。他本人曾如饥似渴地学习中原传统文化，也愿意听取汉官建议，热心于寻求治国平天下的法宝。顺治十年正月三十在他生日之际，赐宴群臣。宴毕，命图海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名夏的回答是：“治天下无他道，惟在用人，得人则治，不得人则乱。”再问如何得人，答案只有一个：“于群臣中择素有德望者，常赐召见访问。”[32]因而他能学以致用，一到关键时刻即有上乘发挥：及时选出“素有德望”者——洪承畴来支撑局面，这无疑是清廷内部*变迁与风云际会恰到好处的结合，也可见顺治帝所具有的治国开基才能。
顺治十年正月曾卷入满族贵族党争、以谭泰事得罪满洲贵族的内秘书院大学士洪承畴调任弘文院。五月，顺治帝认为，清军虽然攻下湖南、两广等地，但地方尚未安定，云贵还为南明控制，急需寻求“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治理者”，“遍察廷臣”的结果[33]，只有大学士洪承畴克当斯任。洪氏既膺“夙望重臣”之荣，即升任太保兼太子太师、内翰林国史院大学士、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督军务兼理粮饷；与此相应，开复前已得罪“永不叙用”的左都御史湖南长沙人赵开心[34]。而赵一返回北京，即疏劾湖广巡抚迟日益、偏沅巡抚金廷献、郧襄巡抚赵兆麟“剿抚无能”，所属地方“寇盗充斥，得旨下部察议。”[35]这是否可视为清廷重新收拾湖南局面的先声？
洪氏此次经略西南的权限，与顺治二年招抚江南实不可同日而语。顺治二年洪承畴出镇江南，凡满汉大兵、直省经制官兵各有统领，洪承畴只能“会同固山额真叶臣及督抚镇等官调遣约束”，军事上进止机宜，“密与平南大将军贝勒勒克德浑参酌施行。”[36]这就是说洪承畴实际上还要听从贝勒勒克德浑的指令，地位最多与八旗固山额真叶臣相等。但这次情况却判若两人。清廷在授予洪承畴敕书中规定“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具疏报闻。”其权限几与汉三王相同[37]，甚至八旗满洲的亲贵将军也不得不听从他的指令；统辖范围包括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即今湖北、湖南、江西、广西、云南、贵州六省)[38]，大大超过招抚江南时期实际上只辖江南一省(包括今安徽和江苏两省及上海市)；事权更加扩大，五省总督、巡抚、提督、总兵“悉听节制”，“总督应关会者，必咨尔而后行。”[39]。所行之事，“若系密切机务，任尔便宜。”这便宜行事的权力包括朝野内外文武百官任用“军前及地方”的调动权；所辖范围内各省文武官员的升、转、补、调的行政权；文官五品以下、武将副将以下有违命者可以先斩后奏的刑事权。总之，凡有关军前之事，所欲任用人员，吏、兵二部不得拘例掣肘，应用的钱粮须立即解与，户部不得稽迟[40]。六部几乎成为西南军前的专衙，洪氏集军、政、刑、财等大权于一身，戎节之重，一时无出其右者。器满易盈，从另一角度看，这是否也意味着洪承畴到湖南绝然没有任何妥协的余地，背水一战已成定局？(二)
对应于赫赫威权，洪承畴在经略西南期间，配备一庞大幕府，我们称之为长沙幕府。这是五省经略职能的产物，它的使命及工作侧重点，则显然与幕主的指导思想一脉相承。
洪承畴离开北京前，就提出一个具有明显倾向性的战略思想：“臣受命为五省经略，以平贼安民为责任，贼之胁从数多，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但此贼负固已久，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41]对于这一思想，我们必须给予足够的重视。“平贼安民”，也就是最终消灭南明抗清武装，这是洪氏经略西南的总体目标，具体行动方针则是以*手段招抚“胁从”为主，以“真剿”的军事镇压为辅，在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及其生存土壤的基础上，通过军事决战夺取最后胜利。这个战略思想的提出，表现出洪氏对当时形势的把握是十分准确、精到的，它不仅与清廷当时总体战略走势相一致，为战略相持阶段的必然产物，也是洪氏经略西南期间所有举措的出发点——庞大的长沙幕府正是对应于这一指导思想而产生的，它的特点、功用无不与之息息相关。
实际上，长沙幕府就是洪承畴经略西南期间的司令部，主要由两部分人组成：一是经略经制直辖的官员吏目，即长沙幕府的额定幕僚，他们均食俸清廷；二是洪氏从各处延揽的额外幕客，大多为湖南及附近地区的士绅，他们就食于洪承畴。此外，长沙府及洪氏辖下各督抚提镇参与事务关会者，也可视为幕府成员。因而长沙幕府十分庞大，不仅人数众多，而且成分复杂，来源多样，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以下论述，原则上兼及长沙幕府的直辖官吏和幕客，当然在幕客、尤其是湖南籍幕客方面花的笔墨多一些。
一、长沙幕府的启动和扩大
顺治十二年三月十二日，洪承畴开府长沙[42]，日理万机，十分繁忙。“日间接见文武将吏，出入亲近兵民”[43]，长沙幕府随即形成并开始启动，其成员纷纷奔赴各地，对清军收复地区实行有效管理。他们的身份大多为“军前供事”、“军前效用”或“随征”人员，都是洪氏出京携带及一路吸收的幕僚，湖南当地的幕客较为少见。
1、长沙幕府初次亮相
长沙及四周道、府、州、县的地方官，大都由幕府成员出任，这是清廷所派驻湖南的第三拨地方官，活动范围大致在岳州府、常德府、长沙府、衡州府、宝庆府、永州府、郴州府等地。
长沙道吴正中，绍兴人，原为宣城令，起家吏员，“随洪经略至湖广长沙守道”[44]。长沙府署理知府张道澄，为原明辽东御史张铨第五子，山西沁水拔贡。崇祯十六年七月曾率自备马兵二百“儒衣从军”[45]，后任江西南康府推官[46]。顺治十一年三月赴长沙幕府，当时急需用人，即留军前行令，“署理长沙府事。”[47]在任之际，张道澄主要负责与战备密切相关的要务，如赴永州打造扒杆粮船三百只，用于转运粮饷，供应粤西官兵；在常德紧急修造战船之际，特地承命前往催督、监工，卓有成效；还会同永州道、府、州、县修理东安县颓城，费省功多。可见他是洪氏甚为得力的助手，备受器重，十二年十月，就任常德府通判。
宁乡知县蒋应泰，字汇征，顺天大兴人，由拔贡教习，擢广西兴安知县。顺治十二年过湖南，“会经略洪承畴便宜用人，留补宁乡。”[48]。出任之际，洪承畴曾嘱之“为国恤民”，因而他到任后首先改革驿站制度，取消征派民间夫马[49]。十五年八月，升补长沙府同知，所遗宁乡知县员缺由洪承畴“军前供事官彭琦”充任。[50]
宁乡知县彭琦，江南上元人，儒士。“由经略办事题授”，顺治十六年任宁乡知县，十八年卒于官[51]。
宁乡典史汪文达，上元人，顺治十五年由洪承畴委署。[52]宁乡一地，从知县到典史等掾属，都由长沙幕府成员出任，前后两任知县也都出自长沙幕府。
湘潭知县刘见龙，浙江人，原任四川昭化知县，顺治十一年，“随经略洪幕，以功授湘潭令”[53]。在任期间，修复驿递，招徕民人,盖造营房，备办军需，无不竭蹶有效。一年后，升任桂阳州知州[54]。
湘潭知县史宗尧，清苑人，内院书办，原任龙阳知县，有能声。洪承畴“留之军前，委以繁难诸事，皆能力办。”[55]顺治十三年,刘见龙升任桂阳知州后,由他继任湘潭知县，转运供给无虚日。顺治十四年孙可望投降之际，张罗受降供帐，应付“满汉重兵压潭索糗”，设处有方，巨细如约，并主持纂修了清朝第一部县志。[56]
常德府桃源知县郝宗福，旗下人员，顺治十年闰六月随赴洪承畴“军前效用”，十一年八月委管益阳船，押运宝庆粮米，“往来逆贼出没之地，险苦备尝”[57],顺治十二年九月任桃源知县。
沅江知县吴弘道，淮安人。顺治十年九月洪承畴过淮安时“投用军前”[58]，带往湖南，居幕下二载，开垦屯田及采办军需各项，颇效勤劳，十二年荐任沅江知县。宝庆府经历宋成名，江西生员，在洪承畴“军前候用”[59]，顺治十二年就任是职。
新化知县陈元璐，瞿塘卫经历，顺治十二年三月从洪承畴幕委署就职，“正值贼警,探明塘报,戒严城守，修筑门楼，堪以任使。”升任宝庆府管粮通判。[60]
衡州府常宁知县朱瑛，字晋白，江苏无锡人，顺治六年进士。就职之际，“民流土荒”，他招集人民，恢复社会秩序。顺治十一年协助洪承畴出兵剿灭湘粤边界的抗清武装，“筹备供亿，具著机略，擢宝庆同知，承畴特疏荐之，瑛竟以亲老归。”[61]
郴州府桂阳知县杨正萃，岳州府华容生员，“顺治十年经略洪承畴驻长沙，便宜节制，举华容秀才杨正萃令桂阳。”上任时，“城内仅有民舍两椽，为官兵栖止。”为解决粮食问题，到“诸岩贷粮以济”，在地方没有完全平定之前，“集众高岭立寨”，居民惊魂渐定[62]。
兴宁知县徐腾，号光甫，顺天大兴县生员，“奉经略洪题授”，顺治十五年就任，御游兵，疏盐课、清税粮，葺祠宇，莅治十载，士民祠祀。[63]永州府知府黄中通，字夫，号抑公，福建晋江进士。顺治六年除授广西太平府知府，未任。顺治十一年，洪承畴“调赴军前效用”，十月到达长沙[64]。十二年就任永州知府，“招集散亡，通工易市”，永州城墙及城内的公署、鼓楼，东安、祁阳及衡、郴等地共二十四处城墙均由他督修完成[65]。在长沙幕府中，黄中通青云直上，仕至广西按察使。[66]
沅州府黔阳知县茹道通，北直人，由经略洪承畴题授，顺治十五年任黔阳县令。“时地方初辟，又值岁饥，收拾凋残，民多去思。”[67]
此外，广西兴安县知县刘兆龙，字六驭，湘乡人，顺治四年贡生，“经略洪承畴荐之，知兴安县。”[68]时为顺治十五年，当地城无居民，他“召集开垦，躬稼自给。”[69]
以上除兴宁知县徐腾、黔阳知县茹道通为顺治十五年任外，其余幕僚就任各处道、府、州、县均在顺治十一、二年之间。可见当时清廷能够控制的也就是长沙、常德、衡州、郴州、永州、宝庆等地区的重点城市，而常德、宝庆二府已属冲边地带，为“逆贼出没之地”，“贼警”不断，正是双方军事对峙的分界线所在。沅州府在顺治十五年才纳入清廷版图，在这之前，一直由南明控制，明清双方对峙的状况在此也一目了然。在清军所能控制的区域内，各地大多凋残、破碎，民不聊生，幕府成员就任之后，首要任务都是招集流亡，恢复生产，稳定社会秩序，同时安排战守，恢复和建立清朝的统治地位。他们为湖南各地重新纳入清廷有效管理范围，起了很大的作用。从以上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长沙幕府最初的成员，多数为洪氏从顺天、江淮、浙江、福建、江西等地随带或征调的幕僚[70]，湖南当地幕客极少参与活动，这固然与官员回避制度有关(华容生员杨正萃署理桂阳知县，似为应急之举。此外，只有湘乡贡生刘兆龙出任广西兴安知县。)，更与湖南经过三次反复、社会上仍然弥漫浓厚的反清风气有关，这正是摆在洪承畴面前的一个极大难题。
2、洪承畴争取士绅及扩大长沙幕府的努力
为了改变湖南地方人心不定、社会上普遍存在的抗拒心理，洪承畴确立了“今日急务，首在收拾人心”[71]的方针，将争取士绅作为收拾人心、改善形势的突破口。“至即解罗帜，礼遗逸，散薮泽之奸，人心顿定。”[72]湖南人心在很大程度上系于士绅的动向，稳定时局的关键就在于能否争取到湖南士绅的合作。因此，洪承畴以极大的耐心，通过走访士绅、平反叛案、招徕入幕、推荐出仕等多种手段，对湖南士绅进行了艰苦细致的争取工作。
顺治十一年春天，洪承畴到宁乡附近的八角庵走访原明吏部尚书周堪赓。
周堪赓，延安府同知耀冕子，年十九为诸生，天启四年、五年连捷成进士，官至南京户部尚书。李自成攻陷北京时，堪赓在原籍，曾遁沩山僧寺，后改名换姓游历于岭表瓯海间。永历元年(1647年，顺治四年)，与郭都贤同举内阁大学士，未就。顺治九年，李定国到衡州，“堪赓与都贤、陶汝鼐立出见定国，至南岳谒庙而还。”可见周堪赓与陶汝鼐、郭都贤等均为支持南明的明朝遗民。
洪承畴到长沙后，特意打听堪赓的消息，只带着少数随从前往堪赓所在的董家村，不以坚拒为意，殷勤问候，“相持泣坐，促膝语地方疾苦甚悉。”入夜始上马离去。时间是顺治十一年三月，堪赓逝世前的一个月。当时堪赓已经卧病在床，但还是提醒洪氏注意湖南荒粮问题，“时大湖南北郡县叠罹兵燹，白骨青磷，荆棘千里，承畴疏免荒粮百十余万，民庆更生，人谓堪赓之惠云。”[73]
郭都贤，字天门，号顽石、些庵，益阳人，天启二年进士，崇祯十五年巡抚江西，永历时以兵部尚书召。“先是，洪承畴坐事落职，先生奏请起用。”凭借与郭都贤的旧谊，洪承畴“以故旧谒先生于山中，馈以金，不受。奏携其子监军，亦坚辞。”[74]洪氏广泛地利用原来的旧关系，架起了联络士绅的桥梁。
洪氏到达长沙之前发生的一宗叛案，为他争取湖南士绅提供了难得的机会。
陶汝鼐字仲调、燮友，号密庵，宁乡人，拔贡生。与郭都贤齐名，两人“生同里，长同学，出处患难，同时同志”，是“楚南遗献最著”者。[75]顺治十年二月，汝鼐涉及一宗复明大案入狱，“既被逮，罪不测。其长子之典间关奔走，请代父死。郭都贤为营救于经略洪承畴，乃得释。”[76]郭都贤虽然拒绝了洪氏的招徕，但为了营救朋友，不得不出面与洪氏周旋，洪氏就此打开了局面。
实际上，周堪赓、郭都贤都曾参加抗清活动，与陶汝鼐一起到南岳联络过李定国。告密者、原南明长沙府役潘正先囿于所闻，十年二月出首告密时，以陶汝鼐为首的二十多人被捕，周堪赓、郭都贤等却成为漏网之鱼。被捕者关押在长沙府狱，受到严刑逼供，受此案牵连的湖南各地人士多达百余人(或说三百多人)。原湖南偏沅巡抚金廷献对形势变化不够敏感，仍然坚持“不可不重处以靖根诛”[77]的一贯做法，在湖南大肆*威。洪承畴上任后，秉承清廷战略收缩的意图，一反原任地方官的政策，也改变了清廷过去处理类似复明大案的常态，对此案进行出人意料的处理。
十二年五月，洪承畴公开审理陶汝鼐叛案，“坐幕府前集中士民观听讯”[78]。审讯的结果是全部释放因抗清活动而暴露的湖南士绅，而将告密者潘正先斩首，这在清初处理诸谋反大案中是个特例[79]。洪承畴之所以特别处理陶汝鼐案件，并非是他个人仁慈或一时心血来潮，而是由当时的战略形势决定的。此案发生后，湖南“旧绅多被系，富民悉倾其家。”[80]所涉及的士绅人数众多，影响范围极广，为了缩小打击面，极力争取各方支持力量，洪氏甚至不惜采取特殊手段（如将告密者斩首这样过激的做法），而清廷对此并无异议，这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廷战略收缩的力度和后劲。通过这个机会，洪承畴迅速改变了对清军十分不利的微妙形势，取得了稳定局势、争取民心的主动权，这才是此案处理结果的奥妙所在。
洪承畴还以招聘入幕的方式，大张旗鼓对湖广各地的头面士绅进行争取工作。
刘亨，字康侯，湖北江陵人，是洪承畴考进士时的房师（坐师）刘楚先的孙子。洪氏出征湖广，道经江陵，“酹酒楚先墓，辟亨参谋幕府”，刘亨称疾不从，还在房中挂上倪元镇的画像表示自己的志向[81]。
谢四新也是拒绝洪氏聘请的湖广士绅之一，洪氏到达湖广之后，“遣人请谢四新，不至，答诗四首。”内有“还乡大将师南举……姓名原是旧征辽”之句，表明自己“顽民性癖爱丘山”，坚决不与新朝合作的的心迹[82]。谢四新也与洪氏有旧，不肯改变遗民立场，拒绝了洪氏的招徕。
王嗣乾，湖南邵阳人，与兄嗣翰均为南明丙戍(1646年，清顺治三年)举人，明亡不仕，“洪承畴欲招致之，不得。”[83]北路王氏，是邵阳甲族，嗣乾与同郡车以遵、武冈潘应斗、攸县刘友光等人交好[84]，都是宝庆地区著名的遗民代表人物。
车鼎瑛，邵阳人，“车氏固邵阳巨族，当鼎革之际多逃匿深山不出。”唯独鼎瑛例外，应召至洪氏幕府任材官，并“至新化招张圣域兄弟”[85]，因此得到会同教谕的酬报[86]。车鼎瑛前往招徕的张氏兄弟出于新化大族，与邵阳车氏旗鼓相当。张圣域，字定远，新化人，崇祯八年拔贡，累官衡州教授、衡阳、万安知县。归乡后，与兄圣型结茅严塘，教授生徒以自给，足迹不履城市。入清，“经略洪承畴遣材官车鼎瑛征之不起”[87]。张氏兄弟多人，均隐居不仕。
张圣型，字九畴，少负不羁，博洽能诗，崇祯改元恩贡，仕至连山县令。崇祯三、四年间归隐三江口，闭门课子，二十余年足迹不履城市，著有《江海长啸集》。弟圣垣、圣域、圣陛、圣都能诗善画，圣为崇祯三年武举。[88]
张圣陛，字九仪，明诸生，明末弃儒服，业医，“亦有托而逃也”。圣陛兄弟六人均以文章气节显著，被称为“高士萃于一门”[89]
洪承畴以车氏为媒，招徕张氏兄弟，可见他对湖南的世家大族是十分注意的。车氏称为“白马田车氏”，先世籍江南镇江，元末出仕广西平乐，因世乱留居当地。明永乐年间仕宦相继，景泰年间始迁宝庆，定居邵阳。车承道，万历进士，仕至浙江左参政。大任、大衡、大乘、大聘、大敬等均有功名[90]。“车氏名宿甚多，大任实为之倡”[91]。车大任与张居正曾孙张同敞为好友[92]，车以遵即为大任之子，是湖南著名遗民。大敬之孙车万育亦有名当世，其次女为洪氏推荐出仕的吴李芳子伯夔之妻[93]。谢如玠，字二酉，为耒阳诸生，慷慨轩昂，具经济才。“以兄如珂殉难崇祀，遂益自砥砺。岁甲午经略洪承畴以币聘，将提请授官，玠以老固辞。”[94]甲午就是顺治十一年。
龙孔然，字简卿，湘乡人，明末诸生，隐居不仕。入清讲学为生，多所造就。“经略洪承畴欲留幕内，力辞归。”[95]所著《拯湘录》、《堕粮逸案》，“皆深切时务”[96]。
洪承畴曾想延揽入幕但没有应召的湖南士绅还有善化李先登[97]、耒阳伍岱[98]等人。
洪氏或亲自走访，或派幕僚出马，以极大的努力游说湖广士绅，结果屡屡碰壁，遭到冷遇，大批人士拒绝入彀。可见，湖广士绅中遗民风气盛及一时，抗拒心理依然严重，这就是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也是清朝统治势力难以深入湖南的根本原因。只有淡化、乃至消除湖南士绅的抗拒心理，“收拾人心”才有希望，这也是清军站稳脚跟的前提。所以洪承畴将争取湖南士绅作为稳定局势的突破口，是十分必要的。
推荐出仕，是洪氏争取湖南士绅的又一手段。
吴李芳，字茂孙，茂生，邵阳人。邵阳吴氏于明嘉靖年间从江西丰城迁居南乡，也是宝庆府的世家[99]。崇祯十二年，吴李芳年十六，即中举人。他博洽多闻，通晓时务，在永历朝由监军道积官至左都御史、两广总督。返乡后，摈迹里中。洪承畴荐之出仕，“李芳固辞，而左右劝驾者嬲之不已。”洪氏的争取工作，在吴李芳身上发生了效果。他显然愿意猎取清朝功名，但为了多少摆脱以降清得官的恶名，利用自己在科举上的不足，“请以原名赴礼部试”，经应试数次，最后得中康熙三年进士，“效命兴朝”[100]。
顺治十四年洪承畴又荐举长沙人胡尔恺出仕。胡尔恺，字石江。天启七年举人，崇祯十年进士，授安徽太平府推官。弘光时，马、阮当国，拂衣而归，乡居不仕。洪承畴认为“湖南兵火之后缙绅绝少”，而胡尔恺“恬修醇行，足为湖南风励。”[101]可见洪氏荐之出仕实寓通过争取士绅以稳定湖南人心之意，与前所述平反叛案、招徕入幕等手法同出一辙。平反叛案，是给予生活出路，推荐出仕，是给予*进阶，招徕入幕，可以说是这两者的结合。洪氏争取湖南士绅，可谓费尽心机，结果自然不会徒劳无功。
实际上，白马田车氏、井头村吴氏、北路王氏、新化张氏等互为姻娅之簪缨世家，对湖南地方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胡尔恺、吴李芳等出仕清廷，陶汝鼐、郭都贤等后来都消极避世，他如王嗣乾、张圣域兄弟、龙孔然、谢如玠等，虽然没有接受洪氏聘请进入幕府，继续隐居当遗民，但只要他们不参加抗清活动，洪承畴的目的基本上已经达到，何况有些原来想当遗民的人分子后来也陆续转变*立场，走上了在清朝考科举的道路[102]。
3、长沙幕府的扩大在洪承畴千方百计、坚韧不拔的努力下，许多湖广士绅和外地流寓或服官湖南的人员先后进入长沙幕府，成为洪承畴的左膀右臂，长沙幕府进一步扩大。
陈宏范入幕，是洪氏争取遗民成功的一个显著例子。“洪文襄幕客陈乃锡宏范者，异人也。初为明诸生，明亡，与陶仲调、朱子昭辈相结纳，毁家养士，志图匡复。”陈宏范本来是与陶汝鼐、郭都贤等比肩的遗民代表人物。“既知乾祚已定，乃幡然变计，佐文襄戎幕，招抚黄州山寨，论功授偏沅副将，辞归，以诗酒自娱。”[103]
湖南人邓显鹤后来专门研究了乡邦遗民的事迹，其中提到了郭都贤、陶汝鼐、车以遵、王夫之、潘应斗、王嗣乾、陈宏范等人的特点，特别指出“凡此诸家皆湖外遗民……惟陈乃锡以前明诸生，为洪文襄招抚各寨，荐授副将，不受，归。林文忠题其手书五言诗卷云：将军揖客相逢晚，莫救松山十万哀。”[104]陈宏范以遗民身份进入长沙幕府，不论其动机何在，接受洪氏指令，招抚黄州山寨的抗清武装，还曾以功荐授副将，这是不争的事实。
张大德，字克明，善化人，幼颖异，研通经义及星相韬铃，为巡道赵详星参谋，“经略洪承畴访知，凡举大政必令同赵至幕府商决”，后赵详星带着张大德赴任滇黔，以军功升任守备，坚请归养。[105]无疑属长沙幕府的智囊人物。
曾启先，字嗣贤，湘潭人。原为何腾蛟部将，崇祯帝授予他明威将军的称号，“经略洪承畴南征，辟至幕下，从征罗部、铁溪诸城，启先单骑走谕，降其众。”洪氏荐之任安顺知县，以母老辞归。[106]
邹卓明，江西吉水人，明儒邹元标之孙，崇祯十三年进士德淇子，顺治间以恩荫授常德卫指挥。“为人有机略，敦行好义，从经略洪公承畴开辟楚南，多所赞画。”[107]
彭而述，字子篯，号禹峰，邓州人，明崇祯十三年进士，授阳曲知县，丁母忧，终明之世未仕。顺治初，英王阿济格南征，曾授分守永州道，后以地方失陷落职，“往来宝庆为寓公最久”[108]，后归里。顺治十三年，在尚书王永吉的推荐下，进入洪氏长沙幕府，“片语倾动洪丞相”[109]，“遂命而述参其军事……绘黔楚山川形胜并战守方略井井”[110]，得补衡州兵备道，后升湖广分巡上湖南道副使，管云南右布政事，卒于左布政职。
刘自烨，字鱼计，号杜三、鸾佣，攸县人，明崇祯九年举人[111]。为人豪侠，富有才气，曾献计助明朝官军剿灭农民起义军[112]。顺治十三年，在长沙幕府与彭而述相交[113]，后任推官，以裁缺改补沙河知县，居官有声，升行人，未任卒。著有《香山草堂诗十种》、《南园杂述》、《批注李文正乐府》、《胥抄》等[114]，并纂修了清朝第一部《攸县志》。康熙以后改名友光。
周应遇，号鹤泉，善化贡生。“入经略洪承畴幕，题补云南迩海道，在任三年，以清廉著，未几归。”[115]而他原来的身份是“伪投诚按察司”[116]，可见周应遇原服官永历政权，后降清进入长沙幕府。
与周应遇情况相似的还有廖文英。廖文英，广东连州贡生，崇祯年间曾任南康府推官[117]，在南明，仕至巡抚。顺治十一年降清，为洪承畴“效用军前”。次年被“委往湖南两粤交界八排瑶山地方安抚瑶目人等。山深人众，各就安插，取有归顺甘结。”升任衡州府同知[118]。投诚人员进入长沙幕府，人数众多，档案中有许多这方面的材料，洪氏利用他们熟悉南明内情的优势，从事分化、瓦解抗清武装的工作，颇见成效。
郑斌，沅州人，顺治时官教授，“十五年随经略洪承畴恢复沅州，改擢本协副将。”这时，清军已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对于苗民中仍存在武装抗清的现象，郑斌“威惠交济，苗民皆安生乐业。”[119]
王钟，字价生，四川垫江诸生，“多智略，强记诵，随经略洪公平定云南，檄致山林，安辑苗瑶。”[120]王钟虽是四川人，但因流寓湘乡，得以进入长沙幕府。
周之翰、张大慧、张大奇，三人与邵阳车鼎瑛同时“以事经略得官”。周之翰，新化人，以功任广西昭平知县；张大慧，武冈人，生员，官贵州永从知县[121]；张大奇，武冈人，洪氏荐任云南嵩明州知州[122]。以上人员大都是洪氏招抚、平定少数民族地区的得力助手。
罗君聘，字文奎，湘阴人，顺治中从大学士洪承畴经略湖南、云贵。当清军三路大兵到达云南时，粮饷运输跟不上，不得不分驻宜良、富民、姚安等处就粮，洪氏“以君聘督转运，有成劳，檄授姚安通判。”[123]
彭应，字钦约，石门人。顺治时效用广东，擢广西千总。“奉经略洪委，运粮有功，改升庆远府沙池州州同。”[124]这是两位熟悉地理方位、道路布局，专门承担粮饷运输重任的幕客。
傅有钟，会同人。“经略洪承畴称其才猷练达，智识明敏，授中军都司职，后随征有功，授参将。”[125]
梁国豹，字腾云，耒阳人。“少有勇略，顺治五年洪阁部驻衡，招集勇敢进剿滇黔，应命随征有功，题授副总职衔。”[126]他们都是幕府中的武士，或出身名门，敦行好义，或英勇机智，明敏练达。他们的入幕，无疑使洪氏遽得劲助，如虎添翼。
这些新加入长沙幕府的成员，大都在明朝已博取功名，且各有所长，不是能征善战的果敢之士，就是地方上有影响的人物，有的还在南明身居高位，是抗清队伍的中坚分子。他们转变立场，进入长沙幕府，也许各有不同动机，或为追求进一步功名，或者为有所作为，但无论如何，洪氏的感召也起了不小作用，说明招抚策略还是成功的。他们进入幕府，承担各种战略任务，不仅直接削弱、瓦解了抗清武装的有机组成力量，还以他们身体力行作为社会上普通民众的观瞻马首，打击了抗清武装赖以生存的群众基础，成为洪承畴实现其既定战略目标的有力工具。
二、长沙幕府对西南战局的影响
洪氏出京前业已决定的战略思想，即以*手段招抚“胁从”为主，军事决战为辅的方针，至此得到全面贯彻和执行。长沙幕府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到目前为止，史学界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故在此稍加铺叙。
1、削弱、瓦解抗清武装
在长沙幕府中，有专职从事招抚活动的幕僚，他们的任务，就是利用新招徕幕客的社会关系，前往抗清武装活跃的地区，进行招抚工作。
周师忠，镶白旗下阿达哈哈番。顺治十年六月洪承畴“请旨调发随征”，十一年三月到达湖南，“专用以力任招抚”，在十一年七月内，招到南明总兵胡跃龙等多人，又招到南明将军李有实等，受到嘉奖，升职广西分守左江道参议[127]。周师忠所招到的南明将军李有实，是湖北黄州山寨武装的领导人之一[128]。黄州府位于湖北、河南、安徽、江西四省交界地带。湖北的蕲水、黄州、麻阳、罗田，安徽的潜山、太湖、英山、霍山，河南的光州、固始、商城、汝宁等州县在地理上连成一片，具有地势险要的共同特点，“皆阳渎而阴岳，左扬而右荆……其出入径道，隘仅错趾，悬崖左右，列河环之，路阻谷深，摇骇心目。”易守难攻，山寨武装就此兴起，在明末盛时有“名寨四百八十九”，蕲黄四十八寨最为著名。“寨有长，充之者大都缙绅儒流，其能自达者则受大吏札付而行事，或奉明宗姓，声其王公之秩以镇之，至今有寨王称。”[129]黄州山寨的组织者，大都为各地士绅名流，各寨之间也都有联系，要瓦解山寨武装，只有提纲挈领、从山寨领袖下手。周师忠就是抓住这条线索，顺藤摸瓜，在招抚黄州山寨中频频得手的。功劳虽然记在他的身上，但其中起关键作用的还有一个人，这就是洪氏幕客、长沙遗民陈宏范。
陈宏范入幕后，曾“招抚黄州山寨，论功授偏沅副将”[130]，无疑他在招抚黄州山寨的过程中多有贡献。有迹象表明，他有可能是通过曾经入幕、后又离去的湖广麻城人曹胤昌穿针引线的，他曾经也是湖北山寨的领袖人物。
曹胤昌，字石癖、石霞，麻城人。崇祯十二年乡试第一，十七年成进士。授嘉定知县，遇巡按考察，问刑名钱谷几何，答曰“文章颇能几句，簿书非职所长”，因而左迁福建都转运使司照磨。“值鼎革，解绶归里。”[131]“洪阁部承畴入楚，檄致军中，佯狂谩语，醉吐洪茵，又以诗诮之，遣归。”[132]显然，曹胤昌是态度坚决的遗民，而洪承畴在延揽士绅入幕时，采用的恐怕是非常手段，将湖广各地知名人士“檄致军中”。曹胤昌虽被迫来到长沙，仍然不肯合作，只得放他归去。不管曹胤昌与陈宏范是否旧相识，在长沙幕府中两人有过接触，这应该是合情合理的。陈宏范可以利用或者通过曹胤昌的关系，对李有实等人进行招抚工作，因为李、曹从顺治初年起就是共同抵抗清军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而曹胤昌愿意帮这个忙，可能与他的遗民身份有直接关系。顺治二年，曹胤昌和至交、曾受命为唐王兵部尚书的周损、周损从子羽仪等“结寨县西之朱山，有卒三百人，马数十匹，李有实等在东山应和之。”成为蕲黄四十八寨之一，“军官自总兵以下，遥受明藩札付。”顺治六年以后，一度曾被清军平定的山寨武装重新兴起，二月，三尖寨长张福寰奉石城王朱统錡命来联络四十八寨，于是各寨寨长王、周损、曹胤昌、李有实、陈于密等一千五百人往谒朱统錡，各授职有差。顺治七年，石城王遇难，有实“复遁归东山，胤昌则转入云南。”曹胤昌、李有实均听命永历政权，曹胤昌到云南，是否接受了重要使命？“越二年（明永历七年），有实更出攻黄州诸堡，下江防道吕阳领黄冈张本恕等乡练剿抚定之。”[133]张本恕为黄冈诸生，这在县志中得到证实[134]。明永历七年，即清顺治十年，李有实进攻黄州，是否与曹胤昌的云南之行有关，尚没有直接证据，“因湖南孙逆猖狂，贼首陈誉早、李有实叛形复炽”[135]，这是确定无疑的。兵败投诚，虽属正常现象，但不能说没有疑点[136]，在明清争战未见分晓的情况下，双方势力互相渗透，也不值得大惊小怪，曹胤昌愿意出面做工作的初衷可能就源于此，此事尚待进一步研究。最后的结果是，一方面，黄冈生员张本恕带领清军正面进攻山寨，另一方面，周师忠通过陈宏范这一线进行迂回招抚，李有实终于带领官兵三百五十二人进入长沙投诚，“自愿在军前立功报效”，被授予副将职衔[137]，黄州山寨武装就此解体了。这虽然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但类似利用幕客进行的分化、瓦解南明武装的做法，在当时却是十分普遍的。
再举一个例子，是洪氏如何利用投诚人员瓦解抗清基地的事实。
幕客廖文英，连州生员，曾为南明巡抚。投诚后，洪氏派他前往家乡连阳八排地区进行招抚活动。这一带是瑶族聚居的山区，包括连州、连山、阳山三地，曾长期为抗清武装所占据。顺治八年原李成栋部将、后归孙可望的陕西人马宝进入八排连山，“驻县三年，称爵府。”“兵瑶通好，互相肆虐。”抗清武装与瑶民遥相呼应，使清朝统治势力难以进入。洪承畴一方面利用廖文英等投诚人员进行招抚，一方面出兵进剿。结果马宝“由三江、石田引而西去”[138]，又一个抗清基地被瓦解了。
正因为利用投诚人员进行招抚活动卓有成效，所以洪氏对投诚人员的反复行为，处理十分宽大，这一点也是值得注意的。孙可望总兵欧正福，桂阳州人，顺治十二年赴广西总兵马雄处投诚，被送交洪承畴安插就绪，十三年欧正福将准备反叛，被张万福等设法拿获。“今正福志在耕田，似应随其便宜。”[139]对于投诚以后又想反悔的人，没有格杀勿论，仍然放回耕田，可见洪氏招抚南明武装用心之深沉、手段之狡诈、希望之迫切。
目前在洪承畴研究中有一种意见，认为在战略相持阶段过分依赖招抚政策，这是不当的，也不可能取得多大成效。对此，我不敢苟同。在相持情况下，对抗双方的军事实力大致相等，短时期内在双方对峙的正面战场上取得重大突破的可能性不是很大。双方斗智斗勇，可见高下的恐怕还是战场以外的领域，是双方所依托的人力、物力、财力、地理优势等等。洪承畴对如何从相持转入反攻，无疑具有通盘考虑，他的指导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中就蕴含了将进行持久战的信息。不招抚就不能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不招抚就无法铲除抗清武装的社会基础，夺取对方的军事基地，建立稳固的防线。这些都是从战略相持转入战略进攻阶段的必要条件，也是促使双方力量从量变到质变飞跃的有效手段，是以较小代价取得较大成功的可行之路。但这些条件都不是在短期内可以一蹴而就的。
洪承畴利用长沙幕府进行招抚活动，取得了重大成效。第一，弥补了清军兵力不足、在复杂地形中无法发挥战斗力的弱点。
顺治十三年兵部有一题本，提到荆州总兵郑四维鉴于荆门近逼“寇锋”，建议将安陆驻防移至此地，但安陆所属的钟祥、潜江、景陵、沔阳等州县，因为四面环湖，“素称绿林出没之所”，东、北面的黄州、德安，也有“各寨伏莽耽耽思逞”，洪氏只得采取折衷方案，将安陆驻防一分为二，一移荆门，一留安陆[140]。显然湖北各地抗清武装占据有利地形，打击、骚扰清军，使得清兵防不胜防，守不胜守。不惟兵力不敷，即使拥有优势兵力也无从发挥，“从来满兵所到，贼即败亡”，“但鸟道羊肠，马匹不便驰骤”，湖广总督祖泽远“为此不敢吁控”满兵前来剿贼[141]。派出幕客单刀赴会，则往往可以寓奇于胜，收到出其不意的效果，取得千军万马所无法达到的成功。这一点，在陈宏范等招抚黄州山寨、廖文英招抚连阳八排山寨的活动中都有典型的表现。
第二，削弱对方有生力量，加强自己的力量，为转入进攻阶段奠定军事基础。
顺治十三年南明知府郭子治、知州刘亢等率士民投诚，洪承畴十分兴奋，觉得这不仅“使职多一民而贼少一助”，且“巫夔之间耕凿久驰，竟成荒土，贼之外地无委积可恃，动多掣肘。”[142]很显然，清军与南明争夺“外地”的斗争,正是相持阶段清军军事行动的主要目标,也就是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加强自己力量的有效手段。顺治十二年四月郧阳抚治胡全才全力奉行招抚政策，招到南明益国公郝永忠部下负责守卫清风寨口路的总兵谢宗孔带领所属人马投诚，部分人员被编入清军，其余的给票递送原籍[143]。这既瓦解、削弱了南明武装，也增强了清军力量，便于进行各个击破，可谓一箭双雕。
通过这一阶段的战斗，清军逐渐肃清了与云贵抗清武装相呼应、作为湖南战场依托的湖北山寨武装，广东、广西各地的苗瑶武装和抗清基地，取得了较大成果。顺治十二、三年之间，湖北蕲黄山寨武装、湘粤赣交界的苗民武装已被分化、瓦解，销声匿迹。郧襄一带活动了十几年的姚黄十三家农民军也遭到毁灭性的打击[144]，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社会基础确实遭到了极大的破坏和削弱。
第三，动摇南明武装的军心。
长沙幕府的活动，“既为招抚榜样，更足离散贼心。”[145]削弱抗清武装的军事力量只是洪承畴的目标之一，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招抚活动，达到“离散贼心”，使对方出现*分裂。这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稍后，我们还将进一步讨论。
朱应升，应天上元(今南京市)人，崇祯十二年举人，在天启、崇祯年间曾与张溥、吴应萁等人结社齐盟，“以丹铅进退天下士”，令人从风而靡[146]。入清后先任颖州学官，后出为巡按御史，顺治十年转宝庆府推官，招抚流亡，抚绥残黎，不遗余力，顺治十三年因岁贡芽茶延误日期被解职。解职后，他协助偏沅巡抚袁廓宇作分化、瓦解南明军队的工作，“实心招抚”，争取到孙可望部将姜春生、姜和生、总兵王瑞泰、王仁晴、谢成龙、谢才尚及道员孙应赓等投诚[147]。这一系列投诚事件，是通过血缘、乡党关系的纽带，连瓜带蔓引发出来的，对抗清队伍的破坏作用不言而喻。因此，洪承畴深惜朱应升的才干，“檄至军前效用”，其“赞经略洪承畴幕，出谋发虑，动合机宜。”洪氏对他的意见十分重视，“一夕飞骑报敌人入境，公（指朱应升）曰：不鼓渊不整队而至者是敌内讧，非犯顺也。迟明，果孙可望崩溃来降，趋经略开门纳款军中，咸以为军中诸葛云。”[148]看来朱应升也是长沙幕府的智囊，对洪氏极具影响力，这个“军中诸葛”是否也为洪氏制定进剿云贵三个必要条件的主谋，是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2、加强清军战备
洪承畴不仅利用长沙幕府的招抚活动，作了较为充分、全面的*准备，还通过艰苦、细致的战备工作，为进行军事决战准备了较为充分的物质基础。
开府长沙之初，湖南几乎是个废墟的世界，“城皆瓦砾，公招降流移，兵民始聚。”[149]洪承畴及其幕府成员首先必须招集人民、恢复社会秩序。湖南酃县经过明清战争，户口几乎减少了一半[150]。顺治十一年知县傅继说招集流亡，仅得老幼一千二百人[151]。桂东知县汪震元下车伊始，招集流亡，全县仅存何时济、李青等六十三人，“抚养生聚，民气渐复”[152]。清军要在湖南站稳脚跟，恢复经济是当务之急。在这方面，长沙幕府同样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1)开展屯田
湖广军前的屯田，是当时全国性屯田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53]。洪承畴接受幕客建议，普遍在各地推行屯田，作为恢复社会经济的基本措施之一。
到达长沙之后，洪氏“念赋重土荒，分遣屯田，官给牛、种，岁征子粒，贷其赋三年，增赋十数万而无损于民。”[154]湖南在清初经过几次反复，饱受战争破坏，经济凋敝，人民逃亡，生产几乎处在停顿状态。在逼人的现实面前，幕客张旭初提出的屯田建议受到了重视。
张旭初，字熹若，山东临朐人。顺治三年进士，授辰州推官，以道阻赴任违限，落职归里。顺治十年洪承畴经略西南，“总督力荐，复补长沙”[155]，“征赴军幕以参谋画”。他建议湖南兵燹频仍，师难宿饱，“非屯田积粟”，不能经理两粤，更谈不上进剿滇黔。“大臣深然其议”，即分派他经理宁乡，“辟地七千二百有奇”，后来又到长沙协助管发放军粮四万余石[156]。看来，张旭初的建议很快得到反响，他本人在长沙幕府的工作，也很见成效。
明代以来就有卫所屯田的军屯制度和移民屯垦的民屯制度，洪氏屯田即是这些制度的酌情应用[157]。酃县知县李朝事记载：“明邑田额粮七千石……(顺治)十一年大兵廓清，虽陆续招集，苦无农具，经略洪承畴给发牛种，民渐居业。余履任后，单骑躬亲劝垦，今已开三千九百七十七石零。”[158]在攸县，顺治十一、二年，曾两次由经略洪承畴“给发牛种垦田”，垦出田地四十二顷九十亩，并一直延续下去[159]。蒋应泰在宁乡“兴屯奏效”[160]；吴弘道出任沅江知县前，主要从事“开垦屯田及采办军需”[161]等等，可见屯田在当时是具体责成幕客和地方官在各地普遍实施的。通过屯田这种形式，带动垦复抛荒田和开种成熟的荒闲田，起了促进各地恢复生产的作用。
当然，屯田的收入用来补充军需，这才是洪承畴在湖广大力推行屯田的原动力。顺治十六年，洪承畴曾提到“十一年起至十四年止，凡湖南屯田、江西折米及职军前盐利、木利生息，接济军需，各项奏效文册，职俱一时并行督造。”[162]在此，也不排除直接调拨军前将士从事屯田的可能。
总之，在洪氏派出大批幕客从事屯田或管理工作以后，各地逐渐恢复了生产和社会正常的秩序，军需也得到一些补充。如衡阳县，顺治十二年“经略大臣洪承畴征云贵，驻府城，治兵、增民田粮。”，十五年，“始开征垦荒粮”[163]，我想，这荒粮中可能也有部分屯粮。而“增民田粮”则是在民田中普遍增收的田赋，也用以补充军饷，即所谓的“洪饷”。
(2)征收“洪饷”在经略西南期间，洪承畴在所能控制的区域内增收田赋，这就是“洪饷”，也称九厘银：“(顺治)十二年经略洪承畴征云贵，驻府城，治兵增民田粮，即九厘饷，民间谓之洪饷。”[164]
“洪饷”实际上就是明末加派的“三饷”之一辽饷，万历四十六、七、八年加增，标准是每亩加增银九厘，后再加三厘。清廷所标榜的废除明朝弊政、蠲免“三饷”加派的誓言由于现实的原因无法兑现。“九厘银……国初免征，后因云贵用兵，经略洪奏征充饷，遂成定例。”[165]原来湖南各地的正赋有漕运、南粮，以秋粮形式征收，还有夏税丝、夏税麦、夏税农桑丝，新增绢价、颜料、条编银、丁银等项目，至此，九厘饷即辽饷又成为一项“新”的科条。“洪饷”起征的时间，各地先后不一，湖北是顺治九年，湖南则以清廷实行有效统治的先后为序，宁乡在顺治十一年，多数地方为十二年，如衡阳、清泉、耒阳、安仁等地[166]。南明占领区内当时则无法征收。顺治十四年清廷将九厘银作为正赋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式列入《赋役全书》中，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征收[167]。所以，湖南长沙府的三项主要税源——民赋、更名、屯卫中，“地亩另派”的九厘饷银在民赋、更名中均有征收，与杂课等都“按亩摊征，分部起解”[168]。
(3)造船运粮，保证后勤供应屯田与征收洪饷，虽然可以补充部分军需，但湖南毕竟是兵燹频仍之地，收成也需假以时日，洪承畴军前粮饷主要还得依靠江南、浙江、江西、湖北等地供应，粮饷运输一直是个大问题，洪氏也是倚靠长沙幕府得以解决。
洪承畴开府长沙后，湖广军前的粮饷就通过长江、经洞庭湖、湘江，源源不断地运到此地，储存并分发各地。由于西南地区地势险要，山峻道险，滩高流急，长途水陆运输是个巨大的难题。如离长沙最远的粤西官兵的粮饷，首先须由长沙转运衡阳，从衡阳南行，再以扒杆船或雇佣民船，经永州转运桂林，一路艰难可以想见，衡阳城外曾有顺治十二年洪承畴为转运军粮专门修造的九座粮仓[169]。至于常德、宝庆等地的粮饷，则是用特制的船[170]转运的。曾有诗专门描绘民夫运粮供应西南大军的悲惨命运：“万夫喘汗运刍粟，七百里路米一肩。草间亡命利盗劫，豺虎食肉流饥涎。十人裹粮九不返，大军待哺肠雷□”。长沙幕府中大批专门从事运粮的幕客对此应有切身体会。
如“隶文襄部”的“王将军(小注：可就)”运粮贵阳，途经诸葛洞，相传这是武侯诸葛亮运粮的故道，为横江巨石所阻。王将军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决定招集人夫，凿开横江巨石，“百夫运土千夫绳，铁锥入水水沸腾，凿之许许彻昼夜”[171]，终于打通故道，完成任务。这个“王可就”显然也是长沙幕府成员[172]，从事运粮的王凤岐等人也与之身分相同。
镶蓝旗下投诚官山西人王凤岐、江南怀远生员徐国维等，在“军前效用”，委买粮料、接济军需、管押水陆转运事务[173]；桃源县令郝宗福上任前的主要功绩就是专门管理益阳船，负责押运供应宝庆的粮米；湘阴人罗君聘随洪承畴进入云南，专门负责宜良、富民、姚安等地的粮食转运工作；石门人彭应也是专职从事运粮的幕客。
主管湖广军前粮饷事宜的幕僚是洪氏“姻亲”黄志遴[174]。黄志遴，字铨士，鸥湄，福建晋江人，顺治三年进士，是清朝福建通籍的第一人。选庶吉士，官至少詹事，出为湖广左布政，劝民农桑，以为守令倡。“时经略洪承畴驻楚，督征滇黔，志遴挽运转输，咄嗟立办。”[175]俨然是幕僚领班的角色。湖广布政使一职，职掌钱谷，在腹里内地已称繁难，何况非常时期，凡滇、黔两省及广西一省兵饷，都责成转解，数目既多，路途又远，兼以大兵云集，需用更急。因此，洪承畴特意委用“姻亲”子弟担任，以便“多方计算，刻期速运。”[176]
为了粮饷能迅速、及时运抵前线，洪氏还下大力气抓交通工具，曾“造官船八百余艘”[177]，大都为幕僚的功绩。原署长沙府后任常德通判的张道澄，仅顺治十二年一次就赴永州打造扒杆粮船三百只。清军开始进攻云、贵后，在辰州集结船四百只，专门负责运送从常德至辰州、沅州的粮米[178]。
(4)贩盐赢利，接济军需
洪承畴在湖广军前，还曾多次贩盐赢利。史有明文的记载就有三次。谈迁记载了顺治十年洪承畴船队南下途中在户部钞关所在地临清贩盐之事，“派各文武吏输价若干”[179]。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在自陈履历中称“于十一、十二两年再次买盐，未经奏请，帮银加米违例遽行。”[180]本来贩卖私盐是严行禁止的，但洪承畴以“接济军需”为名大量贩盐，清廷也就开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又如湖广管理驿传盐法道，与行盐事务密切相关。顺治十二年湖广驿传盐法道为于时跃，当时湖广每年“金粟仰给吴楚凡百余万，公檄行数千里外，越洞庭、潇湘，溯流而上，过分水岭，舻舳相衔，不致乏绝。”又“兵略夙娴，在行间久御诸将帅，恩威互济，如指臂腹心。”[181]可见上下合作愉快，后升任广西巡抚，由曾在江南任职的分巡上荆南道卞三元接任，“湖广用兵之区，更需疏引招商，行盐利民。”[182]他们两人对湖广军前贩盐之事定然多有贡献。
(5)办理各项军前庶务
长沙幕府成员，当然是办理湖广军前各项庶务的最佳人选。粮饷收发、转运、草豆收贮、支放、买马、修城、筑路、整顿驿站等等，都由幕府人员上下其手、前后照料、四处支应。
顺治十二年蒋应泰出任宁乡知县，整顿驿站、“杜派民马”成为一项颇有遗响的益政[183]；湖广驿传盐法道于时跃因为驿站关系到军情塘报，全力清查整顿，“裒多益寡，驿站渐有起色。”[184]至于洪氏最初派到各地管理地方的幕僚，大多将修复当地驿站作为要务办理，长沙驿站经过洪氏亲自整顿之后，运转有效[185]。甚至幕僚的部下也以买马招兵为己任，得到洪氏鼓励[186]。另如黄中通出任永州知府，除转输军饷之外，也曾与张道澄等一起修理东安、衡阳等地的城墙。
凡此种种，都属军前庶务，是战备工作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与洪承畴在湖广前线布置的军事防御体系又有直接关系，因此，军事防御体系的建立与完善，不能不说也有长沙幕府的一份功劳。
(三)
顺治十年十一月，洪承畴在武昌有《微臣到任》一疏，提到“多得贤良，安民劝农，以守为战；简拔将领，练兵制胜，以战为守。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的计划[187]。联系洪承畴的战略思想，很容易看出这两者之间的内在关系，这就是洪氏贯彻战略思想的具体行动方针。概言之，就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两个方面的内容。为最后消灭南明永历政权，洪氏作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以长沙幕府为核心，一方面从*上进行招抚工作（包括直接针对抗清武装及争取湖南士绅、间接破坏其社会基础的种种活动），另一方面，努力完成战备任务。“以守为战”中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的内容，我们在争取湖南士绅，扩大长沙幕府，屯田、征饷等论述中已多有涉及；在此基础上，洪氏最终完成了决战的准备工作，建起一个四面防御的军事体系，这就是“以战为守”的内容，是洪氏开府长沙期间完成的又一项重大工程，下面结合具体史实进行阐述。
一、调集精兵良将
“以战为守”，洪氏自己的诠释是“简拔将领，练兵制胜”。
受命经略西南之初，洪承畴凭着自己“阅历边疆，颇悉调兵事宜”的老资本，立即拟就一份全国范围内所有精兵强将的名单，将所谓的“山、陕、关、辽堪战兵丁”调往湖南前线。不管边疆腹里，各督、抚、提督、镇标内符合条件的“选择调取，数不求多惟求其精”，宣称“臣有此把柄，方可调度如意，剿抚中机。”[188]从他的名单中，我们可知：洪承畴指名调取的军前将领大都是其旧部，如旗下官李本深、白广恩、原任福建提督刘忠、宁夏总兵刘芳名、徽州总兵胡茂祯等。虽然洪承畴不象明代以来的武将，有自己的家将私兵可供驱使，但以旧日部将率领各地挑选的精兵良将，实际上也能收到同样的效果。可见洪承畴在从江南背黑锅回朝坐冷板凳其间并没有忘怀政事。
洪承畴的经略军前营制，共计一万一千多人，其中亲兵1600多人，由李本深、刘忠、胡茂祯等统领。顺治十二年五月，经略军前营制正式建立，有左、右、前、后提督四镇与左、右两虾营及前、后、中三副将营共五营，称为四镇五营。四镇为左标李本深、右标张勇、前标南一魁、后标胡茂祯；五营为左虾营张大元、右虾营马鹞子[189]、标前营王永祚、后营卜世龙、中营刘应志，而其中右标提督总兵张勇“尚未抵汛”[190]。本来，洪承畴从京城带出一千多官兵，加之抽调各地陆续到达的官兵，新编经略左标、前标、后标提督总兵[191]，这才形成经略营制的目前规模。这些调集到湖广军前的官兵都是经过甄别的精兵良将，如“北直、山东、江、浙腹里弱兵不得混入”，即使到达湖南的官兵凡装备、素质不良者均“酌给路费，归还本营”，一律退回。[192]
二、建设“五千里长边”
除了调集精兵强将外，“以战为守”的另一个内涵是“树我之藩篱”。具体地说，就是建立一条从湖北到广西，穿过湖南常德、宝庆的千里防御线，一个被称为“五千里长边”的军事防御体系，这是洪氏运筹帷幄、变被动为主动的另一重要步骤。可惜的是许多先生们都没有注意到这一点，本来，这倒是一个极好的赞美洪氏杰出军事才能的机会[193]。
洪承畴的具体部署是：“调拨经略官兵，举郧抚、设郧镇以堵刘、郝诸逆；立武昌城守，设洞庭水师，以壮全楚腹心。分一提、三镇驻武，以固辰、沅门户；立一抚、两镇驻宝庆，竭遏武、靖狡窥；永州、祁阳等处节节设镇，以控五千里长边。又以朝廷发大兵取滇黔，必先复广西，开入滇之路，乃设抚、提两大镇，驻桂林，又全帅一大镇驻苍梧，此其大较也。”[194]此外，长沙幕府成员彭尔述证实了这个计划：“经略五省太傅洪统兵长沙，得以便宜承制，置将吏，于是以四镇驻常，两镇驻宝，一镇驻永，一镇驻祁，线伯驻粤西，数千里内四年之间棋置星布皆重镇……贼画地相戒勿深入。”[195]这就是所谓的“五千里长边”——“永州、祁阳、衡州、湘潭、益阳、常德、彝陵、荆州以迨郧、襄，节节设镇，五千里之长边，首动尾顾，此呼彼应，而楚中之气脉贯若连星矣。”[196]以上战略要地的设置与档案材料完全符合。洪氏这个以“五千里长边”为特征的军事防御体系，主要是通过三大步骤建立起来。
第一步：确保常德。在常德驻扎重兵的基础上，又添设了水师营，并在湖北与湖南交界的彝陵增设水师营，在荆彝以北设立郧襄水师营，水陆并防，重兵压境，从北到南拱卫常德。
顺治十一年，先期到达湖南的镇将李本深、胡茂祯等人进入常德驻守，又以江南上江调来、新升湖南右路副将孙喜策任“本地主兵”常德副将之职，与辰常、沅州等“协防客兵”共同驻守。[197]
顺治十二年五月，刘文秀等进攻常德失败后，“逆贼两出辰河，今复造船窥犯”[198]，洪承畴意识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的常德仍然防护不严，关键就在于缺乏水师。“常德逼近辰沅，当下流要冲，中有河路达洞庭、以至岳州，片帆可到，乃武昌之藩篱，荆州之门户。”[199]为了使清军官兵不致无船截剿、立岸拍手，洪氏认为“今日第一急著必添设战船水师，为目前剿御及将来进取根基。”九月，增设常德水师提上议事日程[200]。十月，洪承畴考虑到北线防御的漏洞，请求增设彝陵水师营。“荆州丛山复莽，素称贼薮。其遗逆李来亨、马腾云、王二、王三及姚黄等为害固已多年，然平日不过出谋窃犯，今则联络孙逆，受伪职、资伪饷，串为一气，分犯肆逞矣。武冈则有贺九仪等掣我兵之肘，常德则有伪南安王刘文秀等乘水直犯，彝陵则有张、崔二逆突如其来，诸逆计定谋成，一时俱出……而彝陵孤悬边末，众寡不敌，辄有五月五日之变，此足见兵力有单厚而利害之不同也。”[201]顺治十二年五月刘文秀、卢明臣等以水陆大军六万进攻常德，虽以水陆配合不当失利，但对洪承畴来说不啻为一记警钟，他马上意识到自己的薄弱环节，雷厉风行地设置了常德水师营、彝陵水陆官兵三千名。
顺治十三六月，在原郧襄总兵左右两营的基础上，又添设一个水师营，一共三千官兵，以防守长江上游滩浅易涸最容易被突破的十余处地方[202]。水师营设立后，由顺治八年投诚“熟知贼情地理”、在郧阳巡抚胡全才手下效命的于大海[203]任副将。
这一举措，针对中原抗清势力的活动，旨在防止其与西南抗清武装联合的可能。
顺治十三年二月，南明桂藩总督李启晟潜入郧阳，与郝摇旗接头，准备联合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的复明武装共同起事，被郧阳巡抚胡全才遣千总朱光祚等逮捕，缴获敕书、关防、印札等报闻，李启晟被诛杀。[204]胡全才也是长沙幕府成员，原任江西饶南道，顺治十年六月随洪氏到达湖广，不久受命为郧阳巡抚。李启晟即李企晟，“先在韩城一带与虞胤同韩昭宣结草作乱，私立伪韩王，行伪永历事。”[205]曾长期在山西、陕西、河南、山东等地活动，秘密联络、发展各地抗清势力[206]。由此可见，增设川、陕、豫交界的郧阳水师，加强兵力配备，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可以防止活跃在房山、竹山地区的郝摇旗、刘体纯等人联络中原、窥视湖南的可能，同时还可以借此截断孙可望军队的北翼支持。“清盛兵据郧襄，永忠、体纯不能出，食且绝，复南会李来亨、王光兴、结寨于巴巫之西山。”[207]在清军严密防卫下，郝摇旗、刘体纯等最后进入夔巴交界的西山地区，依山恃险进行固守。
第二步：在确保常德的基础上，重点防御宝庆，在益阳、东安、祁阳、兴宁等地添兵设将，增设驻防，力保湖南的心脏地带长沙、衡州等地的安全。
顺治十一年三月，洪承畴在宝庆抢设驻防，由刘忠、王平等驻守[208]。
顺治十二年八月，洪承畴具疏题准设立祁阳总兵、益阳总兵、东安副将[209]。由于湖南是洪承畴整个防御体系的重点，北起常德，南至永州，地方广阔，兵力单薄，为使上下左右的清军能够相互呼应，除在宝庆设置两镇外，又在常德、衡阳、宝庆、永州等地的中间地带增设益阳、祁阳、东安三处驻防。
益阳总兵，从江西南赣拨兵及就地招募，共有三千人马，由刘进忠率领；祁阳总兵，从陕西调集总兵陈德率兵前往，也有三千兵马，两镇都在顺治十三年八月成营[210]。只有陈德本人“自陕西起行，路既遥远，又因丁艰阻滞，至十四年十二月内，始得抵汛管事。”[211]陈德到达后，驻扎祁城，知县董钦承奉檄借民房，屯扎兵士[212]。
东安副将，从岳州、河南等地调取一千二百名官兵，由李孟夏率领，于顺治十三年十二月成营[213]。东安城墙由洪承畴幕僚黄中通、张道澄等负责修建。
益阳介于常德、长沙之间，祁阳、东安与永州各成犄角之势，三处增设驻防，不仅使常德、长沙、宝庆之间原有的兵力可以相互呼应，而且，宝庆的防卫大大加强，好象的巧妙一着子，就走活了全盘棋。以后的事实证明，洪氏如此布置是非常必要的，否则，清军还将长久持续处处设防、被动挨打的局面。
顺治十一年，洪承畴还接受守备牛灿建议，将原来驻扎东南兴宁的三百官兵添一二作五，分设桂阳、宜章、临武三营，新增两桂营和宜郴营。两桂营游击驻桂阳，分防与江西交界的桂东、桂阳和兴宁三县；宜郴营参将驻宜章，分防与广东交界的郴州、宜章、临武三县。[214]两桂营和宜郴营的设立，在平定与两广、江西交界的汉、瑶抗清武装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第三步：为了加强广西方面的防御，洪承畴请求增兵一万五千名。其中的一万名分布梧州、浔州、郁林、横州等处，五千分布于桂林省会。新增官兵分别从广东、江南、江西南赣、山东、河南等地调集，基本上在顺治十四年年中安插完毕，以线国安、全节两镇驻扎桂林，马雄驻扎苍梧。[215]加强广西的防卫力量，其作用与加强湖北的薄弱环节一样，是为了截断孙可望军队在南面的支持。这三个步骤，在顺治十四年的下半年基本完成。
纵观这一体系，北部以常德为重镇，即可北防鄂西的西山、蕲黄农民军、山寨武装南征，又可南接驻守辰、沅等地的孙可望部将北战，故仅常德一地就设置四镇，经略左标李本深、后标胡茂祯、辰常总兵杨遇明、沅州总兵张鹏程及副将孙喜策等都聚集一地，还以郧阳巡抚、武昌城守、洞庭水师等为缓冲力量，固守常德。南部以宝庆为要地，以东安、祁阳、永州为依托，共同屏障长、衡；并将桂林、苍梧一线作为缓冲地带，防止以云贵为根据地的抗清武装从南翼突袭湖南，桂林离湖南最近，苍梧与广东交界，必要时即可出击柳州和浔州。显然，洪氏坐镇长沙是整个防御体系中心，而湖南则成为相持阶段中的主战场。为“安湘樊而奠中州，固全楚以巩江南”[216]，力保与孙可望部将直接对峙的常、宝安全，待机打击南北两翼的“后路”、“旁路”之敌，就成为湖广前线清军的主要任务。军事防御体系建成以后，不仅湖南境内的清军可以互相声援，在更大范围内，湖南与湖北、湖南与广西的遥相呼应也成为可能，湖广前线的防卫大大加强。
洪氏这三步棋子一落定，其“以分守扼防为用兵要领”[217]的特点就凸现出来了。如果说，多得贤良、安民劝农的*、经济举措是“以守为战”策略的主要内容，那么，以“分防扼守”为特征，建立一个首尾呼应、南北共防的军事防御体系，就是“以战为守”的要点。事实上，两者都着眼于防御，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区别，只不过侧重点有所不同而已。在军事上，洪氏始终采取保守的、以防御为主的策略。“分守扼防”，实际上就是四面设防，全面防御，这常被认为是兵家之忌。洪承畴之所以敢顶风而上，倚势的就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战略思想──“不招抚必不能平贼”、“不真剿必不能成真抚”。在洪氏看来，相持阶段中，军事力量主要是为配合*招抚而起作用，因而防御体系作为一种威慑力量，并非以承担抵御强烈军事进攻任务为主，而是作为*招抚的辅助和后盾，等待条件成熟，转变为进攻的力量。正如洪氏自己所言“请增设湖南、湖北、粤西各处水陆官兵，虽为目前堵剿之实，正为将来进取之远图。”[218]
所以，“以守为战”也好，“以战为守”也好，洪氏的着眼点在“守”而不在“战”，归根到底是为了形成一种强大的*攻势，一方面，“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另一方面，“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通过*攻势，达到不战而胜的目的。这才是洪氏战略思想的精髓所在，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的终极目标。招抚、离间、瓦解南明武装的种种伎俩，“五千里长边”的建设，无非都是实现这个目标的手段。对于这一点，不仅当时许多人不理解，就是后人的理解也存在种种问题，或者是有所了解，但不深入，或者是根本没有理解，仅凭想象和猜测，信口开河，对许多问题作出了南辕北辙的解释，这是尤其需要引起注意的。
(四)
洪承畴将进剿云贵的计划一拖再拖，惟寄希望于组织强大的*攻势，因而在相持阶段中，军事上没有明显的建树，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寸土未恢”[219]，并绝少主动出击，这就不免引起当时以及后人的许多困惑。当时朝廷内外就存在以户部左侍郎王弘祚、四川总督李国英为代表的一批怀疑派，他们曾揪住洪氏这条辫子，大作文章[220]，只因未得到顺治帝响应而罢休。再回头看看文章开头所提到的三个问题，可见现在人们依然持有与古人相似的疑惑，对洪氏仍然不够了解，尤其是对其战略思想缺乏全面深刻的了解。
第一个问题：顺治十一年十月，李定国率兵围广东新会，屯兵城下两月不下，十二月靖南王耿精忠、平南王尚可喜与靖南将军朱玛喇合兵反击，李定国一败于兴业，再败于横州，自宾州走南宁，清军收复一度被李定国占据的高、雷、廉三府二十五州县[221]。此时洪承畴为什么没有出兵截击李定国？
在考虑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需要对西南地区自然地理状况有所了解。
当时，战事发生在广东、广西交界地带，与湖南并不直接交界，属于湖南主战场的侧翼。从地理位置看，最有利的截击地点是广西境内的梧州、浔州等地。从湖南前往，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沟深滩险，交通十分不便。在兵贵神速、谬之毫厘，差之千里的紧要关头，洪承畴不能不慎之又慎。
顺治十一年六月，李定国准备发动夏季攻势，攻打肇庆。柳州、贵县等地的部队积极行动，添兵添象，各地群众也踊跃配合，在戎墟的前锋部队离驻扎在梧州的清军、广西提督右翼总兵马雄的人马只有二十里地，而当时驻扎省城桂林、离梧州只有七百里的提督线国安和左翼全节考虑无法“舍省城以援梧”，不敢贸然移动，何况“离桂林千有余里、离梧州将二千里”的湖南官兵。相距遥远，这固然是一个交待得过的原因，但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这就是“孙逆党众见占距辰州、沅州、武冈各处”，湖南官兵不敢“遽以他发”[222]。这虽然说的是顺治十一年六月时的情况，但到年底局面并没有丝毫改变。如果洪承畴以湖南官兵截李定国归路，他需不需要为自己的后路担心？“孙逆挥我官兵往援，以靖、沅贼兵截断粤西险道，则我首尾难顾，进退无据，反置孤兵于徼外，何以自全？”[223]从湖南赴广西作战，前出地就是永州。而永州正是从长沙、衡阳到粤西一线粮饷运输的中转站，若永州之兵空巢而出，占据沅州、靖州的孙可望部将从武冈、城步、新宁等地暗度陈仓，截断粤西运粮饷道，李定国若再杀一个回马枪，湖南官兵不能全身而退已成不了之局，广西官兵又势必再演一出魂断桂林的悲剧。这样的危险，洪承畴是冒还是不冒？
联系当时湖南官兵的实际情况，洪承畴也不能仓猝出兵。
李定国在广西发动夏季攻势时，湖南境内的清军并非平安无事。
十一年六月，洪承畴麾下官兵叛逃，引起自上到下极大的震动。三月，洪承畴初抵湖南，即以李本深、胡茂祯、张鹏程等进驻常德，抢占制高点。而他们所打的第一仗就是“于常德各处要口前后堵截”，捉拿逃兵，对象是洪氏亲自点名从陕西、甘肃、宁夏等地调集的边堡“堪战”官兵。当时提督刘忠、旗下官白广恩、副将王平等率陕西、宁夏固原等处官兵经长途跋涉到达长沙，准备分发附近州县就粮休整。恰遇贝勒屯齐等班师，宝庆附近的战略要地随即被孙可望部将夺回，“逆贼随坐塘于邵阳县之隆回、和尚桥等处，离宝庆府城止一百余里。”洪承畴不得不立即将人疲马乏的陕甘官兵投入战场，抢先占领战略要地宝庆。此时宝庆“三面临贼，孤悬一隅，城内无又百姓，城外东关百姓不多，市上全无盐菜各项。”陕西官兵本来已疲惫不堪，到达宝庆，又缺房少菜，加上水土不服，疾病大作，五月五日发生了集体逃跑事件，共逃走官兵193名，后追回108名。洪承畴不禁十分泄气：“职任经略抵湖南方及两月，逃兵之事，一见于岳州，再见于宝庆，是兵不能御，何以剿贼？”[224]从全国各地调集的官兵尚未齐集，就发生两起逃兵事件，军心如此不稳，如何出兵“剿贼”？因此，洪承畴力行整顿，从人马到器械，决心练出一支兵强马壮的队伍，这个过程一直持续到十二年的上半年[225]。从洪氏亲自指挥的经略营制在十二年五月才完成编营的情况看，整顿队伍的工作可能延续了一年多。如此，则十一年底，仓猝指挥不能“剿贼”的部队出击李定国名为败军但身经百战的军队，这在我们看来也是不可想象的。
所谓的仓猝，还包括其他与战备有关的因素尚未具备。宝庆发生逃兵事件时，原宝庆中路总兵官许天庞分防新化及常德尚未回来，偏沅巡抚袁廓宇“到任未及一月，抚标并无战兵”，他单骑赴任，率领内丁数十名匆匆忙忙赶到宝庆，“督率道府各官修盖营房，备办粮草”[226]。左路总兵官张国柱调到永州驻防，地方官也没有做好准备，长沙幕府的黄中通顺治十二年上任，首先就是招集流亡，修城造房，着手恢复工作。清军虽然夺回了湖南一些重要的中心城市，但大都为颓城或空城，安排驻守，布置防线，需要时间。湖南西部的沅州、靖州、武冈等战略要地仍然在南明掌中，与江西、两广交界的郴州、桂阳等地，又不断受到“红寇”的骚扰[227]，湖南本身尚且危如累卵，又如何能分兵四向？
最后，说穿了，洪承畴手中也是无兵可出。
退一步说，即使经过半年的整炼，洪氏调到湖南的各地官兵可以胜任作战任务，也能适应当地的环境，那么洪承畴在顺治十一年底可以支配的兵力仍然严重不足。当时湖南除了长沙、常德、衡州驻有重兵外，宝庆、永州等地的驻防尚在安排、调济之中，顺治十一年洪承畴唯一完成的战守布置是新设两桂营和宜郴营，并出兵剿灭了“红寇”[228]。正因为兵单力薄，他才不断呼吁，要求在湖北、湖南、广西各处添兵设将，才会有十二、三年之间大规模的增兵添将的举措。“湖南地方辽阔，冲口甚多，逆贼窥伺非止一处，而见在官兵甚为单薄，顾东遗西，顾南遗北。战守尚难分布，开拓未有根基”。[229]这是十二年底的情形，那么，十一年底只会更槽，顾东遗西，顾南遗北的情形只能更加繁重，洪承畴实际上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如前所述，顺治十二年以后，清廷在湖广前线陆续添设多处驻防，五月，经略营制也正式编设成营。在此之后，洪承畴的军队才有可能稍加展布。如刘文秀等以六万大军水陆两路进攻常德时，洪承畴自己坐镇衡州指挥，调发经略标中营、后营副将刘应志、卜世龙赴宝庆协防，以前标总兵南一魁到广西会剿[230]，洪氏分兵赴广西作战，至此才得以实现。在此之前，这既不现实，也不可能。
第二个问题：顺治十三年十月，洪承畴为什么弃辰州而不守？
这个问题，涉及全局的形势，情形稍稍复杂一些。上一节中，我们叙述了洪承畴的军事防御体系，其中贯穿一条南明武装与清军的对峙线——这就是从彝陵、常德、益阳、湘潭、衡阳、祁阳、东安、永州、桂林到苍梧的“五千里长边”。在这条战线以西，基本上是南明军队掌握的地盘，与清军作战的“外地”[231]，对清军来说，则属“内地”。战线以东，是清军的防区，属于南明军队的内线作战区域。防守并稳定这条战线，断绝南明军队深入内线作战的可能，同时通过外线作战，消灭对方有生力量，这就是相持阶段洪承畴的主要任务，清军与南明军队所进行的也就是这种争夺沿线战略要地和军事据点的战斗，但成绩并不理想。还是以常德之战为例。常德告警之时，洪氏“偕长沙大兵同至衡州，堵防宝庆，以分贼势。而荆、澧大兵直趋常德，乘夜初起，大破贼众。”[232]为什么常德告警，洪承畴反要携兵南趋衡州、分兵宝庆？常德之战，洪承畴只以左标李本深配合满洲大兵作战，自己坐镇衡阳，而中营刘应志、后营卜世龙堵防宝庆，后又调赴永州，接防广西，前标南一魁也赴广西会剿，等于是分兵四出，直到常德战事结束，形势稳定之后，洪承畴才离开衡阳，与满洲固山额真季什哈等一起从湘潭回到长沙[233]。这种战况，颇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意味，说明清军没有掌握战略上的主动权，所以必须处处设防，被动防守，以防止南明武装从武冈、洞口、沅州、靖州等地出发，全线压向宝庆、衡州，冲击清军的防区。清军在湖南战场常常应接不暇，顾此失彼的战略原因就在于此。
城步县位于宝庆府西南，居宝庆、靖州、桂林、柳州之上游，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北攻沅靖，则沅靖不守，东北攻宝庆、武冈，则宝庆、武冈不守，东攻新宁，则新宁不守，南攻桂林、柳州，则粤西震动。“故城步虽小而为宝庆最要之地。”[234]城步县内二都的枫门岭尤为要中之要，西扼云贵咽喉，东阻宝庆肩背，为城步第一要地。回首顺治九年，李定国东征，尚未抵达宝庆，续顺公沈永忠就首先倡逃，一溃千里，就是因为孙可望部将占据着这个战略要地，使之欲守不能，不得不弃之保命；再看三藩之乱后期，吴三桂的残兵败卒占踞枫门岭，仍然坚拒数月，使清军举跬步不前，也因此地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地位。相持阶段中（一直到孙可望降清之前），不仅枫门岭、城步在南明掌握中，附近的新宁、武冈、靖州、沅州等地也都为孙可望部将所据守，南明军队如果配合得当，清军要攻破他们的防线决非易事。
战略要地的分配，在军事上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清军与南明争夺武冈失败，决定了军事对峙线只能在武冈以东、宝庆府中部的紫阳河一带分界。清军第一次取得武冈在顺治四年八月，维持时间不到一年。至五年七月南明方面反正部将陈友龙攻陷武冈，清军失守。随即郝摇旗(永忠)与陈友龙自相攻击，陈友龙败去，武冈由郝部将占领。
顺治六年四月，济尔哈朗统率清军，以汉三王为前锋，夺回宝庆，“固山刘提督到州，郝将遁去。”但这次维持时间更短，只有半年。十月二十八日，武冈又为忠武营部将马进忠占据。
顺治七年二月，定南王孔有德进攻湖南，马进忠遁去，续顺公沈永忠据守宝庆，这次清军守了二年多。至顺治九年六月二日沈永忠逃离宝庆，清军再次失去武冈。
顺治十年三月。宝庆岔路口一战，孙可望兵败，清军第四次夺回宝庆和武冈。但扼要枫门岭、洞口等仍然在孙可望部将手中，所以几个月后，清军又失去了武冈，“十二月州复为孙可望部将贺九仪所据。”这已是武冈第五次易手了。[235]
此后“清调其贝勒等北归，以洪承畴经略湖南。承畴议守永、宝以困可望。可望因复下靖、武，相持于紫阳，贵州粗安。”[236]清军无力推进战线，南明方面也因内部矛盾不能进一步发动攻势。沅州、辰州是对峙沿线的战略要地。“沅州乃湖南之门户，距辰、靖各数百里，或师行而粮不敷，或寇至而援兵难以遽应，是以屡得屡失也。”[237]湖南西部靖州和沅州是从贵州出击湖南的前沿阵地，中间隔着土司地区的辰州也在南明的势力范围之内，常德之战后，“逆贼大势，全聚辰州。”[238]辰州成为南明军队的前出地，兵力雄厚。尽管清军多次出兵争夺的沅州和辰州，结果仍然是“师行粮不敷”，或“援兵难以遽应”，一无所获。
引起局面发生根本变化的关键因素是南明方面孙、李内讧。顺治十四年八月孙可望发动内战，九月战败准备投降，十月中旬前后一直由孙氏部将据守的紫阳河一带关隘，如南岳庙、和尚桥、隆回、磨阳隘、野猪冲、洞口、武冈等几乎是在一夜之间尽行弃守[239]，南明与清军对峙的僵局最终被打开。在这之前，甚至武冈的诸生要参加清朝的考试，也必须溜到邵阳，假借投诚的名义进行[240]。
顺治十三年十一月，驻守荆州的宁南靖寇大将军阿尔津同都统卓罗攻下辰州，当时的形势并没有发生有利清军的根本变化。“先是，辰州屡下，缘守兵寡，辄复为贼陷。”阿尔津攻下辰州后，建议或移常德总兵驻守，或以自己所部满兵留守，洪承畴以“常德兵力难分，劲旅不宜擅留”为理由拒绝，引起阿尔津强烈不满，认为辰州可守，则沅靖可达，沅靖一得，即可进取滇黔，两人就此发生矛盾。洪氏只得将矛盾上交，让顺治帝裁决，结果“上命阿尔津班师，以征守事委承畴速筹。”[241]清廷之所以将满洲亲贵大臣调离前线，以战守之事全盘委托洪承畴，其中的奥妙并不难理解。
就在阿尔津率满兵攻下辰州以后，孙可望即下令武冈、辰溪、溆浦等地的部队分头出兵，益阳总兵刘进忠在新化部署的防卫力量受到攻击，右营游击吴国友分守溆浦，四百名官兵被陷，吴“身受二枪，头上一刀，睡在草地”战死。而洪承畴所率的长沙满汉官兵则因不能判断敌情而无法动弹，“恐先故出溆浦以诱我兵，或暗出宝庆、东安各处，皆未可定。如长沙官兵一有移动，彼时即难转回兼顾。”这正是战略相持阶段由于不具备战略优势，兵力调转不灵，捉襟见肘窘境的典型表现。
溆浦、辰溪、武冈等地的南明部队同时运动，而且“洞口逆贼日报增添”，参与行动的有“沅州、会同、黔阳伪王、将军兴国侯、武安营等七家人马，的有四五千”[242]之多，兴国侯是指冯双礼，武安营是陈国能的部队。可见孙可望是下定决心要夺回辰州，洪承畴弃守辰州，实在也是迫不得已。
再说，阿尔津驻守辰州，供应满洲大兵粮饷草豆也给洪氏造成极大的压力。当时主管粮饷供应的是湖广左布政黄志遴及署理督粮道事武昌知府梁知先，在运输途中米豆、草料纷纷漂没、搁浅，供应不及，梁知先受到严谴，而黄志遴虽然“职司发运……迟缓缺少”[243]，但因与洪氏关系特殊得到庇护，被免于处分。[244]可见由于清军在军事上不占上风，后勤供应也趑趄艰难。致力于在湖广前线建立一个全面防御的军事体系，洪氏的良苦用心在此可见一斑。它不仅使清军在前线可以互相呼应，后方供应也能快捷有力地跟上。全面防御体系一旦完成，离取得战略主动权就靠近了一步。但此时至少还须耐心等待一年。顺治十四年十月，也就是孙可望决定投降清军之前，辰州与沅州、靖州、武冈一样，都是南明军队的防区，在双方力量对比发生根本变化之前，清军深入内线作战是十分危险的，因此，即使一度得手，也不得不放弃。这正是洪承畴决意弃守辰州、极力营建军事防御体系以支持其*招抚，通过招抚削弱对方的有生力量，争取战略转机早日来到的根本原因。
在战略转机尚未到达之际，固守辰州并不现实，急功冒进的阿尔津干扰了洪承畴的战略部署，而他以宁南靖寇大将军的身份与经略洪承畴的意见相左的情况下，清廷只能将他调回北京，以免引起不必要的纠纷，这是完全正确的。
到此为止，清廷对洪承畴仍然表示信任。但这种信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洪承畴心里并没有把握，而他所面临的压力却越来越大。这就直接关系到第三个问题，即顺治十四、十六年洪承畴两次借病辞去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先说顺治十四年六月第一次借病辞去。我们已经知道，到顺治十四年的下半年，洪承畴在湖广前线的军事防御体系基本完成，离清军掌握战略主动接近了一步。恰恰就在此时，六月三十日，洪氏却借病乞去，其中有何隐情？
自顺治十二年以来，清廷就不断催促洪氏进剿云贵，而他的态度一直十分坚决，非同时具备三个条件绝不出兵：这就是官兵齐集、粮饷充足、事机凑合。顺治十二年底他以“兵未能齐，粮未能足，或时事机会未能凑合，职亦不敢轻举妄动，以成不了之局，贻后来之患”的理由，将兵部催促进兵云贵的计划轻易推到十三年秋冬[245]。十三年八月，他又老调重弹，认为条件尚未具备，“楚粤官兵尚未齐集，进取事机尚未凑合，此顺治十三年秋冬之交，计算酌量未可轻举。”[246]至顺治十四年年中，湖广前线的军事防御体现基本完成，而且兵部在十三年年底已将准备“明年春天”进兵云贵的计划上报顺治帝[247]。可以说，至此，对进兵云贵的计划，洪氏已是一推再推，无可再推了。此时的形势与顺治十年洪氏受命之初相比，已经发生很大变化。
顺治十一年底以来，清廷与郑成功海上武装和谈失败，东线战事起动，清廷不得不调兵遣将，布置东线的海防前线。这对西线的洪承畴来说压力遽然增强，不管是在*上、军事上还是财政上。
在旷日持久的相持中，湖广前线的人事班子发生了不少变动。顺治十三年二月，因浙江总督佟岱与巡抚秦世祯不睦，清廷将两广总督李率泰调往浙江任总督，另以固山额真王国光总督两广[248]。李率泰本来是洪氏经略西南之际专门推荐的辅佐人选，至此因东线战事而离开。
顺治十三年二月初九，曾取得常德大捷的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陈泰病卒于军中。
九月京察。湖广总督祖泽远以才力不及降一级，解任回京，由李荫祖继任[249]；湖广巡抚林天擎原为洪承畴极力举荐的“真才真品，有谋有为”的幕员[250]，也因“才力不及”降一级，照旧留任，又以微故连降五级，调外用，由内院学士张长庚接任[251]。顺治十三年以后湖广方面大员总督、巡抚均以“才力不及”连连降调，这是否是对湖广军前“寸土未恢”之总指挥官的一种暗示？在人事变动背后是否隐含着来自朝廷甚至是顺治帝本人的压力？清廷的*信任究竟还能维持多久？这对洪氏来说不能不是一种巨大的压力。
随着东线战事起动，清廷不断在东南沿海增兵设将，并将东西线战事相提并论。
顺治十二年五月，清廷以固山额真石廷柱为镇海将军，统领汉军官兵驻防京口，这是顺治年间清廷在直省设置的西安、江宁、杭州外的第四个驻防点，额兵三千[252]。
十三年六月，清廷决定在福建增设汉军驻防三千，以郎赛为帅，分驻漳州、泉州[253]，顺治十四年移驻福州，并专设满洲营[254]。
十四年十月，专防东南沿海的水师部队建成，以苏州总兵官梁化凤统领驻扎崇明[255]。
顺治十三年六月清廷颁诏江南、浙江、福建、广东督抚镇等“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256]这与七月二十四日敕谕湖广、江西、陕西、四川、广西各督抚提镇招抚的行文如出一辙，只是将贼渠郑成功之名换成了孙可望。[257]可见，清廷将东西两线是放在同一水平面上考虑了。如果说在此之前，清廷原来想以东线和平换取西线的胜利，固特授洪氏前所未有的权力，对之有求必应，百依百顺，那么此时这种可能已经消失，清廷不得不开始应付两线同时作战的局面，这对深谙主子用心，又了明兵家之忌的洪承畴来说，只会愈发觉得高处不胜寒。
而且，湖广前线的局势也象一个逐渐收紧的口袋，不仅对南明军队的压力日紧一日，清军总指挥洪承畴也是越来越紧张。
顺治十四年中期前后，湖广前线的军事部署基本完成。一方面，战守分布准备就绪，官兵大都到位，只有个别情况例外(如新设祁阳镇总兵陈德，于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底才到达汛地)。共计湖北、湖南、粤西归洪承畴直接指挥的十几个提督、总兵的兵力，已达数十万之多[258]。要命的是，集结完毕的军队内部并不稳定，已经出现军心涣散的苗头了。胶州进士李世锡(霞裳)顺治八年出任湖北嘉鱼知县，曾经作过一首《哀沅》诗[259]，描绘了顺治中期湖北郡邑残破，人民逃散，又遭大疫，军士多病死，道理相枕藉的实况。军心不稳并非文学作品中的想象和夸张，而是确确实实存在的危险。顺治十五年五月，清军开始战略进攻之初，逃兵事件再次大规模爆发，就是一个明证[260]。甚至在洪氏前线司令部长沙幕府内部，也弥漫着悲观、萧瑟的情绪。彭尔述在顺治十四年作的一首诗，就生动地描绘了自己似笼中困兽般无奈的心情，“转困鸡肋滞江津，十载雕戈老战尘……酹酒还浇陶太尉，霜风旅鬓一伤神。”从清军顺治四年进入湖南，至十四年正好十年整，而目前的情形正象鸡肋，欲弃不能，欲取不得，虽然自己有心象东晋大司马陶侃那样建功立业，却只能借酒浇愁，在伤感和憔悴中老去[261]。作为前线的统帅，洪氏对部下的实际情形，不可能一无所知，但这一点他不能点破。另一方面，湖广前线的粮饷在顺治十四年年中也都基本到位。如顺治十四年部拨盐课协济粤西及湖广军前银共十二万两在五月份已经解到，“官兵愈加振奋”[262]；又顺治十三年江南欠饷十七万两及苏松常三府十一年欠饷一万多两“已通解全完”，“计七月中旬以后可望解到”[263]。可见当时湖广军前的粮饷供应情况还是良好的。清廷无疑为此克服了巨大的困难：在“一岁至缺四百余万”[264]的情况下，“国用所以不足，皆由养兵”[265]的压力只有落在洪承畴的头上了。
那么，洪承畴顶着这种种压力，还在等待什么？他等待的是进军云贵三个必要条件中最重要的“事机凑合”的时刻。回顾洪氏的战略思想，很明显，官兵齐集、粮饷充足，事机凑合这三个条件就是“以守为战”和“以战为守”的宗旨：“多得贤良，安民劝农”可以得到粮饷和后方的安全，“简拔将领，练兵制胜”是官兵齐集的前提，也是“联络土司，使不为贼用，以树我之藩篱”的保证，最终目的是“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从收拾人心、稳定局势的以守为战，到建立军事防御体系的以战为守，打击、铲除抗清武装及其赖以生存的社会基础，洪氏的目的只有一个，加强自己，消灭敌人，促使南明方面出现*分裂。无疑他之所以一再坚持进剿云贵必须三个条件同时具备，缺一不可，实际上也就是为了争取不战而胜这个最好的结局。在洪氏眼里，官兵齐集，粮饷充足，尚在其次，他顶着压力，冒着危险，等待的就是事机凑合的时刻。在此，集中体现了洪承畴所具有的战略眼光和作战气势，可以说他确有过人之处。
对于全局的形势，对于南明领导的抗清斗争，洪氏有着深刻的了解。从当前情况看，前线的清军已占有一定优势，只要能稳住局势，稳操胜券的希望还是比较大的；从长远角度看，南明控制区仅仅为中国西南一隅，而清廷占领区的人力、物力、财力都极大地超过对方，进行持久战对南明的压力也越来越大。惟有一点，清廷无法不能与南明抗衡——这就是人民的向心力。在多数人眼里，南明是承继明朝三百年统治的正统汉族政权，而清朝是茹毛饮血的野蛮夷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大规模的战争、武力高压并不能使广大汉族人民屈服，尤其是民族气节坚定的高尚分子。没有经过一定时间的进化、蜕变乃至融合，弥漫于全国的反清气氛不会很快消散，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汉族人民不会口服心服。洪承畴在湖南以极大精力从事招抚工作，抓紧“事机凑合”的希望不肯放松，实在是抓住了问题的关键，“招抚机括”也一度成为朝廷内外墨守的金科玉律[266]，这决非偶然。所谓的“招抚机括”应该包括争取民心、招徕士绅，分化、瓦解抗清武装的有生力量和群众基础等等内容，其中“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以溃彼之腹心”则是核心所在。俗话说，堡垒是从内部攻破的，孙可望与李定国有矛盾，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在洪氏眼里，孙、李矛盾，就是一个可加以利用的很好“事机”，为什么他不能设想这个“事机”有进一步扩大的可能，从而最终从根本上消蚀对方，出现分崩离析的局面？他在湖南“以守为战”，“以战为守”，翻来覆去地折腾，所做的一切不正是为促使孙、李矛盾这个内因发展？衡量一个军事家是否有过人之智，其中一个重要标准就是他能否根据现有的条件预计将来的局面，并努力推动局面向设想的方向前进。洪承畴经略西南，是他一生中经历的最后一场大战，清廷寄予重望，赋予极权，无疑使他能够比较从容地制定战略战术，几臻炉火纯青的战争艺术遇上了恰逢其时的表现机会。台湾李光涛先生认为“洪承畴之经略南疆，乃在于兵马钱粮的应手，以及得力于投降榜样，而不是以战争取胜的。”[267]这是个颇有见地的看法，还需注意的是，洪氏将“投降榜样”更置于“兵马钱粮”之上，所以他认定自己能够等到“计离贼党，使自为解散”的那一天到来。
但不幸的是洪承畴最终还是没能等到“计离贼党”从而可以“优加爵赏”的机会。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得到了上映岗土目报告的李定国动向：“逆贼李定国差伪总兵吴之凤赍伪敕令旨到镇安，称伪永历已移驻云南省，李定国锡封伪晋王，即领贼众复图犯两粤等情，并抄录伪敕书到职。职细释来文，似孙、李二逆又有复合之势。”[268]对于孙、李矛盾这种有关“招抚机括”核心内容的情报，洪承畴是绝对重视的。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错误的估计，给他致命一击，使他陷入绝望的深渊，导致他第一次借病乞去。事实上，当时孙、李不仅没有可能和好，矛盾的发展反而到了不可调和的地步，三个月后双方就在云南曲靖交水进行了一场大战，结果是孙可望落荒而逃，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投降清军。但洪承畴已经等不及到那一天了，这又一次暴露了他个性中足以左右其人生道路的最大弱点——极不坚定。在洪氏眼里，整整四年以来，在孙、李有矛盾的情况下，他所指挥的清军也没有占到任何便宜，若是两人有和好的可能，他还有什么好日子过？在他看来，南明武装简直就是一道无法打破的坚冰，在这道坚冰面前，他不禁心慌气短起来。作为一个军事统帅，洪氏无疑是有才能的，他所制定的战略思想绝对正确，他的工作事实上也被证明卓有成效，但他唯独缺少成就一个成功军事家所必备的要素，这就是坚定不移的信念，执着追求崇高理想和既定目标的定力。正是这个弱点，使他在十六年前的辽宁松山前线，作为明军最高指挥官，经过两个多月的徘徊、犹豫之后，还是一失足成千古恨，迈出了遭万人唾骂的可耻一步，投降当时的敌方后金政权；现在，历史又恐怖地重演了：退却绝不可能，前进又毫无把握，与其冒险重蹈松山兵败的覆辙，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策。于是仅仅在得到这个消息的两天之后，六月三十日洪氏就上疏以病乞休[269]。李光涛先生认为这是“避难”[270]，洵为至言。至此，洪氏自己也十分清楚：若再次兵败，不仅乞命敌手绝无可能，清廷也岂能轻饶了他？以六十有五之年，双目几瞽之身，兢兢业业，讫讫矻矻，最终落得如此境地，何苦来着？洪承畴不禁悲从中来，“陡患危笃之疾”[271]，既是无可奈何的借口，也是顺理成章的结果，更是他唯一可以选择的全身法宝，所有的信心和力量就在这一刹那间崩溃了、消失殆尽，以绝望而避难，并非言过其实。
清廷随即批准洪氏解任[272]，并决定“经略员缺，相应不补”[273]。因此，洪承畴建议将经略营制中八旗官员、甲兵、丁壮内年貌精壮、有能力买马备器者，听湖广总督、湖广巡抚和偏沅巡抚就近遇缺补用，其余人员“同职回京”，尽量使所属“各有着落”[274]。这完全是交待后事的口吻，时间是顺治十四年十月。满朝文武，甚至是顺治帝本人似乎也感染了洪承畴的绝望。值得庆幸的是，这种绝望并没有机会维持多久。就在洪承畴上奏交待后事、清廷决定不设经略的一月之前，九月二十八日“秦王已差官持书前往经略处”[275]，洪承畴没有收到来信，当然也不知道他的面前已经出现了孙可望这个救星，清廷更是无法得知南明内部的具体实情。一个半月之后，孙可望的信使到达准备收拾行囊的洪氏军中[276]，清廷立即改变决定，洪氏“留原任管事”[277]，统领所属官兵，同宁南靖寇大将军固山额真宗室罗托等由湖南前进，相机收取贵州。虽然洪氏所坚持的进剿云贵的三个条件最终还是实现了，但历史似乎与他开了一个不轻不重的玩笑，仅仅相差三个月，本来可以功德圆满的洪承畴却禁不住来自各方的沉重压力，在时运不济、阴差阳错的阴影中递上了以病解任的奏本，胜利的桂冠再次与他失之交臂。
至此，对洪氏“争功”之说，我觉得也靠不住。期待云贵内变，一直是洪氏希望之所在，精力专注之目标。若他再耐住性子，等待三个月，事情就完全如他所预计的一样，根本不存在争功的嫌疑。再说，他争到了什么？他可有资格争功？虽然孙可望一经投降，他立即病愈，表示要振励精神，勉图竭蹶，慎终如始，却再也不能恢复原来的地位了。清军转入战略进攻阶段后，分三路进攻云贵，洪氏只是其中的一路，尚且要与宁南靖寇大将军、宗室罗托协商[278]，地位陡然下降。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洪承畴再次乞病解任[279]，可见他对自己的处境和地位还是十分清楚的，他知道，在大局已定的情况下，自己的使命宣告完成，只能以体力不支这种最平常、不引人注目的方式告退，或许带着走狗良弓之悲，但绝对不敢表露。分内之事还得勉力完成，如“为诸军任饷，十七年八月以前仍不能卸经手之责”[280]。可以说，这就是洪氏第二次乞病解任的内情。
对于洪承畴的乞请，清廷也没有加以挽留。洪氏乞病解任的揭帖在十月十六日到达朝廷，仅仅一周之后的二十三日，清廷即“特准解任回京调理”[281]，行政效率如此之高，如此不假思索，这只能证明以往的信任有加，仅仅是一种权宜，一篇迫不得已的权宜，并非真正信任无猜。敕命以来一直如梗在喉，此时洪氏自寻阶梯，正中清廷下怀。五省经略的赫赫威权，只是历史长河遇到坚强礁石激起的一朵小小浪花，转瞬即逝，从来就不能当作铁板钉钉的真实旧事重提，更不能成为洪氏争功的砝码。顺治十六年之后洪氏地位的尴尬，是有目共睹的事实。他最终只能成为又老又废的闲人，凄凄惨惨死在北京，是心机过度还是被清廷无情抛弃？历史是残酷的，又是顺理成章的，这与洪承畴个人天良是否存在关系不大，倒是与他关键时刻总是不够坚定的个性大有干系。我们不可能重演历史，也不可能完全恢复历史的原貌，但应该追求对历史作出更合理、更接近真实的解释。当然，本文仅仅是一个初步的尝试而已。
注释：[1]参见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跋》，载《明清史论著集刊》下册，第470－479页，中华书局1984年9月版。
[2]第一次抗清高潮始于顺治二年（1645年）。随着南明鲁监国和隆武政权先后建立，清军战线的推进，在东南地区普遍出现了以反剃发斗争为标志的抗清斗争，形成了第一个高潮；在湖广，原明总督何腾蛟、巡抚堵胤锡等与李自成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部实现联合，编营十三镇抗击清军，以二年年底进攻荆州达到顶点，三年二月荆州之战失利后高潮消退。第二次抗清高潮始于顺治五年，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广东提督李成栋及山西大同总兵姜瓖等先后反正投明，改变了明清双方在前线的力量对比，永历政权遽得劲助，南明军队先后控制了两广、贵州及四川、湖南、江西的大部，山东榆园军的活动也达到最大规模，形成第二个高潮。清军几乎倾巢而出，各个击破，终以金、李、姜等人战死、永历政权走上琐尾流离道路而告结束。
[3]王钟翰点校：《清史列传》卷78，《贰臣传甲•孔有德》，中华书局1987年11月版。
[4]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李定国传》，光绪十年邵武徐氏刊本。
[5]《清史列传》卷2，《宗室王公传》二，《尼堪》。
[6]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一《孝宗实录》，四年（清顺治十年）十一月乙未。第九册，第3835页，中华书局1980年3月版。以下简称《李朝实录》。
[7]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下册，第682页，中华书局1957年5月版。
[8]费密：《荒书》第175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年1月版。
[9]《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六辑，第181页，顺治九年七月十二日《车克等为农民军四起饷绌兵单请调兵拨饷事题本》，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10]《西南纪事》卷10，《李定国传》。
[11]顺治九年十一月初二清廷令固山额真卓罗为靖南将军，与固山额真蓝拜率军增援广东，既为防止李定国军东进，也可增加谈判的砝码，但十二月初八即以钱粮不敷撤回京师。见《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庚午条、十二月丙午条。《清实录》第三册，中华书局1985年8月版。
[12]刘彬：《李定国纪年》附《晋王李定国列传》，中华书局1960年5月版。
[13]《李朝实录》下编卷一《孝宗实录》，五年五月乙未庚寅（清顺十一年）第3837页。
[14]《李朝实录》下编卷一《孝宗实录》，六年乙未二月（清顺治十二年二月）第3842页。
[15]见《清世祖实录》卷69，顺治九年十月丁未条；卷72，顺治十年二月乙未条；卷75，顺治十年五月己卯条、壬午条；卷79，顺治十年十一月戊戌条、卷85，顺治十一年七月己丑条等。
[16]《清世祖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己卯条。
[17]《清世祖实录》卷41，顺治五年十二月庚子条、丁巳条、卷42，顺治六年正月乙亥条等。关于清初赦除前罪政策，还可参见何龄修：《李长祥的复明活动——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载《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年6月版。
[18]《清世祖实录》卷70，顺治九年十一月甲午条。
[19]《清世祖实录》卷74，顺治十年四月甲辰条，癸亥条。
[20]周秀英：《湘潭县志》卷32《艺文》二，休宁汪辉《湘上痴脱难杂录》，嘉庆二十三年刊本。
[21]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7《政绩》，顺治十年巡抚金廷献《请蠲赈疏》，嘉庆十五年刊本。
[22]周秀英：《湘潭县志》卷32《艺文》二，《湘上痴脱难杂录》。案：握金亲王即指郑亲王济尔哈朗。
[23]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7《政绩》，顺治十年巡抚金廷献《请蠲赈疏》。
[24]《明清档案》第19册，A19-99页，顺治十一年四月十七日之二，《兵部尚书噶达洪题为经略洪疏参续顺公沈怠废难留请旨定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出版。
[25]《明清档案》A25－15，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十三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湖南失守疏防官员请敕部议》；《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53－562页，《经略洪承畴密揭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0年9月版。
[26]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7《灾祥?兵难?附记》，乾隆十二年刊本。
[27]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纪?清》，民国卅年六月刊本。
[28]金廷献：顺治十年六月揭帖《湖南生员举人翰林等投靠农民军进行抗清斗争及其失败情形》，载《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243页。
[29]《小腆纪年附考》卷18,下册，第690页。
[30]参见姚念慈《多尔衮与皇权*》一文，载1996年《清史论丛》，1996年12月辽宁古籍出版社。
[31]《清世祖实录》卷43，顺治六年四月十二日庚子条。[32]《清世祖实录》卷72，顺治十年正月丁酉条。
[33]《清世祖实录》卷75，顺治十年五月庚寅条。
[34]《清史稿》卷244,《列传》31，《赵开心》，第32册，中华书局1976年7月版；《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闰六月戊子条。
[35]清国史馆：《汉名臣传》卷1《赵开心》，台北明文书局1985年影印本。
[36]《清世祖实录》卷19，顺治二年七月壬子条。
[37]《明清档案》第17册，A17-81，顺治十年闰六月五日之一《皇帝敕命洪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中原稿为“事关藩王及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后涂改为“事关续顺公者平行咨会，相见各依宾客礼。”可见清廷原欲赋予洪承畴与汉三王平等的权利，后也许是考虑到这样做太露骨，恐引起汉三王不满，才改为与续顺公沈永忠平级。
[38]第一次授予洪承畴敕印时有广东而无江西。大概是考虑到广东已派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管辖，故改为切近湖南而“袁州吉安一带余贼未靖”的江西。《明清档案》第17册，A17-81，顺治十年闰六月五日之一《皇帝敕命洪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及《明清档案》第17册，A17－134，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缴原领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敕印》。
[39]当时的湖广包括今湖南、湖北两省，设一名总督，三名巡抚：即湖广总督，湖广巡抚，偏沅巡抚和郧阳巡抚。
[40]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2页，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17册，A17-81，顺治十年八月十五日之一《皇帝敕命洪经略湖广、江西、广西、云南、贵州五省》。
[41]《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7页，顺治十年闰六月十三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疏稿》。《明清档案》第17册，A17－76，顺治十年六月（日不详）之九《五省经略洪承畴题报选调山陕宣大关辽堪战将兵》、A17－77，顺治十年六月（日不详）之十《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调山陕宣大关辽堪战将兵》二份文件的内容相同，只是形式不同，一为题本，一为揭报。
[42]《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0页,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铅印本。
[43]《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98页，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44]刘献廷：《广阳杂记》卷1，第23页，中华书局1985年10月第二次印刷。
[45]《明清史料》辛编，第十本，第959页，崇祯十六年七月初三日《兵科抄出山西泽州沁水县贡生张道澄奏本》，中华书局1987年10月影印本。
[46]盛元：《南康府志》卷12，《职官一?文职?国朝》栏目：有“张道隆，顺治间任，沁水拔贡”，此张道隆即为张道澄之误，同治十一年刊本。
[47]《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35，顺治十二年十二月（日不详）之八《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就近委补有司》。
[48]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九《官师传?蒋应泰传》。
[49]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记?清》。[50]《明清档案》第32册，A32－132，顺治十五年八月二十八日之三《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厅县官员》，《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1页，同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51]王余英：《重修宁乡县志》卷7《职官志?名籍?国朝知县》，嘉庆二十二年刊本。
[52]王余英：《重修宁乡县志》卷7《职官志?名籍?典史》。
[53]白：《湘潭县志》卷16《秩官》；卷17〈名宦附流寓〉，乾隆四十六年重修本。
[54]《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52页，顺治十二年十二月《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35,顺治十二年十二月（日不详）之八《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就近委补有司》。[55]《明清档案》第25册，A25－35,顺治十二年十二月（日不详）之八《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就近委补有司》。
[56]白：《湘谭县志》卷17《名宦附流寓》。
[57]《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2页，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4册，A24－16，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有司》。
[58]《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2页，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4册，A24－16，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有司》。
[59]《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6页，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3册，A33－145，同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佐领官员》。
[60]《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6页，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3册，A33－145，同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佐领官员》。
[61]李桓：《耆献类征初编》卷249《僚佐一?朱瑛》，第23页,光绪十年湘阴李氏刻本。
[62]范大桂：《汝城县志》卷19《政典志?武备》，民国二十一年刊本。案：洪承畴驻节长沙应为顺治十一年。
[63]黄榜元：《兴宁县志》卷11《秩官?政绩》，《秩官?知县》，光绪元年刊本。
[64]吴拱世编：《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98页，顺治十一年十一月十九日《报明楚粤侯任道府官员仰祈敕部酌用事密揭帖》，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1月版。
[65]黄任：《泉州府志》卷50《国朝循绩?黄中通》，乾隆二十八年修，民国十六年补刊本；宗绩辰：《永州府志》卷13《良吏传?黄中通》，道光八年刊本。
[66]《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94页，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及《明清档案》A35－64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广藩司》。
[67]张扶翼：《黔阳县志》卷7《秩官?知县》，康熙年间刻本。
[68]黄楷盛：《湘乡县志》卷17《人物?宦业》，同治十三年刊本。
[69]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0《人物?国朝?刘兆龙》。
[70]《清世祖实录》卷76，顺治十年闰六月辛巳条记载，有随行旗下官李本深等87员与洪承畴一起参加陛见。《明清档案》第31册，A31-76，顺治十四年正月十四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预补营将》也提到洪承畴随带出征的旗下官员有96人，其中一半多均在湖南等地得以补授实缺。又《明季南略》卷16，第521页记载洪氏离开北京前“随行官一百二十员俱引见”，稍有参差。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看来，洪氏从北京出发，随行官员近百人。
[71]《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72页，顺治十一年三月二十八日洪承畴《楚省藩司甚重员缺得人为要谨就近拟补仰祈敕部覆议事揭帖》。
[72]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6《名宦?洪承畴》。
[73]以上未注明出处者，均见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十，《先民传十?明周堪赓》。
[74]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45，《遗逸?郭些庵先生事略》。[75]《国朝先正事略》卷45，《遗逸?郭些庵先生事略附陶汝鼐传》。
[76]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记》。
[77]《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湖南生员举人翰林等投靠农民军进行抗清斗争及其失败情形》（顺治十年六月金廷献揭帖），第242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4年5月版。
[78]邓显鹤：《沅湘耆旧集》卷第三十《密庵先生陶汝鼐》，“日华歌(有序)”附录，道光二十三年新化邓氏南村草堂刻本。
[79]关于此案具体情况，可参见何龄修《湖南的抗清复明运动与陶汝鼐案》一文，刊1997年《明史论丛》，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年10月版。
[80]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县年记》。[81]杨承禧：《湖北通志》卷154，《人物》三十二，《隐逸传》，民国十年湖北省公署刻本。
[82]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5，《经略洪承畴纪略》，上册，第137页，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3月版。
[83]黄文琛：《邵阳县志》卷9，《人物上?政学?王尚贤附》，光绪二年刊本；姚柄奎：《邵阳乡土志》卷1，《历史?耆旧?王尚贤附》，光绪三十三年刊本。
[84]黄文琛：《邵阳乡土志》卷2，《人类?氏族?北路王氏》；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25《胜朝耆旧传十三?遗民》。
[85]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40，《国朝耆旧传》十五《才俊》。
[86]孙柄煜：《会同县志》卷8，《秩官?教谕》载:“国朝车鼎瑛，邵阳人，顺治十五年任。”光绪二年刊本。按：实际上，会同教谕是个小官，可见酬报并不丰厚。
[87]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25，《胜朝耆旧传十三?遗民》。
[88]刘洪泽：《新化县志》卷17《人物?遗民?张圣型》，同治十一年刊本。
[89]刘洪泽：《新化县志》卷27《隐逸?张圣陛》。
[90]姚柄奎：《邵阳乡土志》卷2《人类?氏族》第21、171页。
[91]黄文琛：《邵阳县志》卷9《人物上?政学?车大任》。
[92]黄文琛：《邵阳县志》卷10《杂志?流寓?张同敞》。
[93]《沅湘耆旧集》卷127《国朝耆旧传一》页四熊赐履所作墓志铭。
[94]宋世煦：《耒阳县志》卷6《人物志?隐逸?国朝》，光绪十一年刊本。
[95]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0《人物?国朝?龙孔然》。
[96]黄楷盛：《湘乡县志》卷18《人物?儒林?龙孔然》。
[97]张先抡：《善化县志》卷23《人物?李先登》载：“李先登，号文岸，性敏嗜学，诗古文词俱佳。由崇祯岁贡授湘乡教谕，督师何腾蛟擢军前监记，以养母辞归。国初诏求山林隐逸，偏抚金、经略洪征聘俱不就。家居教子弟，扶进后学，周烈、王琼辈咸出其门。”光绪三年夏刊本。
[98]宋世煦：《耒阳县志》卷四之五《武功?实任》载：“伍岱，字任吾，娴武艺，顺治四年洪阁部驻衡，见而奇之，题请授以沆州副总，力辞归。”案：文中顺治四年有误，实为顺治十二年。
[99]姚柄奎：《邵阳乡土志》卷2，《人类?氏族》页23。[100]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27，《国朝耆旧传一?吴李芳》。案：吴李芳并非顺治十八年严我斯榜进士，而是康熙三年的进士。
[101]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7，《政绩?经略洪承畴荐举疏》。
[102]刘谦：《醴陵县志》卷8，《人物志中?人物传三?廖志灏》载：“相传志灏尝与湘衡遗民往来谋光复，顺治间何腾蛟、李定国先后据衡州，各地纷起响应。志灏于山中秘造兵器，畜鹅鸭数千头于池，以乱其声。及明师败退，乃深自韬晦，辟舍治易，得免于祸。”后为“康熙间贡生”，廖志灏以顺治年间抗清中坚分子到康熙间贡生的转变，事实本身就耐人寻味，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
[103]郭则沄：《十朝诗乘》卷2，页29，台湾学生书局1976年2月影印民国二十四年刊本。查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8《选举?贡士?国朝》有“陈宏藩”其人，怀疑即陈宏范。但陈宏范为明朝诸生，待再考。
[104]杨钟羲：《雪桥诗话三集》，第15页，北京古籍出版社1991年8月版。
[105]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0，《人物?国朝?张大德》；光绪《善化县志》卷23，《人物》大致相同。
[106]周秀英：《湘谭县志》卷27《人物四?政绩传?国朝?曾启先》。
[107]贺奇：《常德府志》卷8《人物志?流寓》，康熙年间（北图善本室目录记为康熙九年刻本，恐怕不确。卷9《艺文志》第68页《详革里夫重修沿江花猫各堤碑记》提到康熙二十七年九月十二日的时间，可见非康熙九年所刻。）刻本。刘凤苞：《桃源县志》卷6《兵刑志?兵制》，光绪十八年刊本。
[108]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26《耆旧传?隐逸?彭而述》，道光二十九年修，民国二十三年重印本。
[109]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9《张晦先柱史歌》附真定张纯熙《送彭禹峰先生应诏赴都门歌》，康熙四十八年彭始博刻本。[110]王士俊：《河南通志》卷59《人物三?国朝?彭而述》，民国三年重刻本。《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8页，顺治十六年五月十四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4册，A34－51，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调补湖南道府官员》。
[111]刘自烨：《攸县志》卷4，《选举》，《乡举科?明?刘自烨》，北图藏顺治年间刻本。
[112]刘城：《峄桐集?诗集》卷6，《答刘杜三自烨次原韵》有言：“共兹豪侠意，独我遁思幽。尔有金门策，谁言榆塞秋？纵横才子意，勤恳圣心忧。待刷虚声耻，驱车谢许讴。”
[113]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2，《刘杜三诗集序》云：“衔命参军枢相幕府，始得交所为鸾佣孝廉。”
[114]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0，《人物?国朝?刘友光》；卷49《艺文?著述?国朝》。
[115]张雄图：《长沙府志》卷30，《人物?国朝?周应遇》。
[116]《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98页，顺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云南监司官员先后委署历有月日请敕覆议事揭帖》。
[117]盛元：《南康府志》卷12，《职官一?文职?明推官》有“廖文英，连州拔贡”的记载。
[118]《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52页，顺治十四年九月初九《择补湖南缺员厅官请敕覆议事揭帖》。
[119]李桓：《耆献类征初编》卷327，《材武一?郑斌》。
[120]黄楷盛：《湘乡县志》卷18，《人物?流寓?王钟》。
[121]潘应星：《武冈州志》卷7，《人物志?岁荐》，一栏有“国朝：张大慧，由生员，见任永从知县。”康熙二年刻本。
[122]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40，《国朝耆旧传?车鼎瑛》后附传。
[123]郭嵩焘：《湘阴县志》卷33，《人物传下》页1，光绪六年刊本；《耆献类征初编》卷249，《僚佐一?罗君聘》完全根据县志材料。
[124]申正扬：《石门县志》卷10，《武功志?国朝》，同治七年刊本。
[125]孙柄煜：《会同县志》卷7，《兵防?武功》。
[126]宋世煦：《耒阳县志》卷4之5《武功?实任》。案：文中顺治五年为顺治十二年之误。
[127]《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54页，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特举旗下积劳官员拟补极边要缺事揭帖》。
[128]《明清档案》第25册，A25-92，顺治十三年正月二十三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题报湖北招抚有功县官职名》记载：“查得招抚投诚伪将军李有实等案内麻城、黄陂等县各知县皆系黄州府所属”。
[129]王葆心：《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1，《形势编》第23页、《鄂寨编》第33页，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七集，第四册，台湾文海出版社影印晦堂丛书本。
[130]《十朝诗乘》卷2，第15页。
[131]余晋芳：《麻城县志前编》卷9《耆旧?文学?明?曹胤昌》，民国二十四年铅印本。杨凤苞：《秋室集》卷5《曹石霞纪略》，第29页，光绪九年陆氏刻本。案：杨凤苞记其“顺治八年潜归里”，概指云南之行。因为早在顺治二年他已经在家乡组织山寨武装了。
[132]闵尔昌：《碑传集补》卷35《曹应昌传》，第1464－1465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1月版。案：闵尔昌避雍正讳，以“胤”为“应”。
[133]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1，《鄂寨编》，第63－65页。
[134]刘恭冕：《黄冈县志》卷24，《兵事》记载：康熙十三年冬，“于成龙牒知士荣据黄土坳，乃遣诸生张本恕等征集乡勇分守山隘”，光绪八年刊本。
[135]《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247－248页，顺治十年八月初十佚名题本《孙可望进军湖南湖北易道亨李有实等起而响应及其失败情形》。
[136]李有实投诚后，他的儿子李森，“匿东山，倔强如故”，还有黄冈永宁乡人何士胜、士荣兄弟“预此次东山之役，解散后，其兄弟乃走长沙，与吴三桂通。未几，士胜没，士荣仍在长沙观衅。”(《蕲黄四十八寨纪事》卷1《鄂寨编》第65页。)后来，何士荣乘三藩之乱，在黄冈再次发动山寨武装抗清，最终被于成龙平定。联系前后事实，李有实投诚是否别有企图，确实值得怀疑。
[137]《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28页，顺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军前十二年分收支兵马钱粮事揭帖》。
[138]李来章：《连阳八排风土记》第111－112页，“马宝结瑶据县”，中山大学出版社1990年12月版。
[139]《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5页，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9册，A29－85，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伪官投诚分别安插并招抚有功各官请准叙录》。
[140]《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3页，《兵部题本》，《明清档案》第28册，A28－21，顺治十三年六月（日不详）之八《兵部揭覆郧襄增兵事宜并请内院撰给武将敕书关防》。
[141]《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六辑，第194页，顺治十年七月二十一日《祖泽远为会剿农民军机宜事揭帖》，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142]《明清档案》第30册，A30－12，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投诚文职姓名并请准照例降授》。
[143]《明清档案》第23册，A23－4，顺治十二年四月《郧阳抚治胡全才揭报伪将奉诏来归分别奖赏》。
[144]《明清档案》第27册，A27－61，顺治十三年五月之十三《郧阳抚治胡全才揭报歼灭姚黄积寇并请优叙有功》中提到：“剿杀姚黄等贼，烧毁贼营房万余间，盔甲五千余副，招抚伪总副参游52员，兵民男妇11350名，敖尔吉男妇552名。”。
[145]《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98页，顺治十六年十二月二十日《云南监司官员先后委署历有月日请敕覆议事揭帖》。
[146]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2，第24页，《朱允升文集序》。
[147]《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5页，顺治十三年十一月十四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残件，《明清档案》第29册，A29－85，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伪官投诚分别安插并招抚有功各官请准叙录》。
[148]邓显鹤：《宝庆府志》卷109，《政绩录五?朱应升传》及附录胡尔恺所作《朱公去思碑记》。
[149]卫周祚：《洪承畴墓志》，北图善本室藏，收入《北图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第62册，中州古籍出版社1990年5月版。
[150]杨岳方：《酃县志》卷20，《拾遗》记载：“酃旧编九里，明中叶增为十一里，顺治十五年邑令李朝事详请偏沅巡抚袁裁为六里，康熙三十五年又新编一里。”同治十二年刊本。
[151]杨岳方：《酃县志》卷11，《事纪?兵燹祥异》。
[152]郭岐勋：《桂东县志》卷7，《兵防志》，民国十四年重修本；黄榜元：光绪《兴宁县志》卷14《人物志?名宦?汪震元》也记载汪震元“知县事，甫下车，纠集遗黎，仅六十三家。”
[153]顺治十年，清廷颁布了垦荒令，在全国范围内普遍实行屯田，在湖广还设立了湖南、湖北两个兴屯道，由湖广巡抚林天擎管理，参见王毓铨等著《中国屯垦史》下册，第四章，《清初的社会经济与清政府的屯垦政策》的有关内容，农业出版社1991年12月版。
[154]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6，《名宦?国朝?洪承畴》。
[155]李图、刘耀椿：《青州府志》卷46，《传》二之九，《人物传》九，清咸丰九年刻本。
[156]李桓：《耆献类征初编》卷249，《僚佐一?张旭初》。[157]以长沙府为例，明代即设长、茶二卫，屯田遍布各地，只有安化未设。乾隆年间，总计长沙卫、茶陵卫、常德卫三处田产共有八千多顷，占长沙府民田田产的十分之一弱。据张雄图：乾隆《长沙府志》卷7，《赋役志》统计。
[158]杨岳方：《酃县志》卷20《拾遗?田赋?李志小引》。
[159]刘自烨：《攸县志》卷2，《田赋》。
[160]张先抡：《善化县志》卷18《名宦?蒋应泰》。
[161]《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2页，顺治十二年九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4册，A24－16，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南有司》。
[162]《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76页，顺治十六年闰三月二十九日《经略各标十四年钱粮先已奏销应造实在兵马文册未及另造事揭帖》。[163]罗庆芗：《衡阳县志》卷第二《事纪》第二之二，同治十三年刊本。
[164]宋世煦：《耒阳县志》卷1之9，《祥异》。
[165]黄楷盛：《湘乡县志》卷3，《赋役》。
[166]参见郭松义：《从辽饷九厘银的重新征收论清初的三饷蠲免》一文，载《中国农民战争史研究集刊》第二辑，第123－1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1月版。
[167]《大清会典事例》卷177，《户部?田赋?赋役全书》载：“(顺治)十四年题准：九厘银，昔入存留，今改起运。南粮本折，昔留南用，今抵军需。”光绪二十五年刻本。
[168]张雄图：《长沙府志》卷7，《赋役志》。
[169]罗庆芗：《衡阳县志》卷4，《建置八》：“漕仓九廒，在北门外临蒸故驿，云顺治十二年经略洪承畴督运衡阳，建以储军米者也。”
[170]船据估计是一种船身狭窄但操纵灵活的小船，春夏水涨船高时可运米十五石左右，冬季水浅的时候只能运米七、八石左右，行船速度“自沅州运米至镇远，每次往返约行一月有余……一年之内计只可运米八、九次。”见洪承畴顺治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密揭帖》，北图善本室所藏。
[171]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十朝诗乘》卷2，第50页。
[172]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10，《记下》，《自沅抵贵日记》及《自贵至镇远日记》中也提到了凿开诸葛洞之事与“裨将”王可就这个人。
[173]《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第407页，顺治十四年正月十四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174]黄志遴的叔父黄徽胤是洪承畴的“姻亲”。顺治八年五月御史张煊在弹劾吏部尚书陈名夏植党行私诸款中，曾提到“拟太仆寺卿，舍傅景星三年俸满之左通政，而越升黄徽胤一年俸浅之少卿，徽胤为洪承畴姻亲，任意迎合”之语，见《清史列传》卷78，《贰臣传甲?张煊》，第6501页。又《洪承畴传》中也提到“太仆寺少卿黄徽元因承畴姻亲骤升正卿”之语，都是指同一件事。黄家是福建晋江开风气之先的簪缨世家，志遴曾祖黄凤翔为嘉靖四十年举人，隆庆二年榜眼，“泉中科第不不乏，而明及第自凤翔始。”见黄任：《泉州府志》卷43，《明列传七》。祖孙两人均为明清两朝开福建风气之先的人物。志遴父熙胤也官至刑部侍郎，见《泉州府志》卷45，《国朝列传》《黄熙胤传》。
[175]黄任：《泉州府志》卷50，《国朝循绩?黄志遴》；朱升元：《晋江县志》卷11，《人物传五?仕绩?黄志遴》，乾隆三十年刊本。
[176]《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94页，顺治十六年十一月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5册，A35－64，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选补湖广藩司》。
[177]卫周祚：《洪承畴墓志》，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
[178]洪承畴：顺治十六年七月十六日《密揭帖》，北图善本室所藏。[179]谈迁：《北游录》,第37页，顺治十年九月初八日事。中华书局1960年4月版。
[180]《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0页，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8册，A28－13，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为自陈不职请赐罢斥》。
[181]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5，《序四》，《贺粤西制府序代》。
[182]《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1页，顺治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2册，A22－35，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究竟选补堪任道臣》。
[183]刘宗向：《宁乡县志》故事编第九，《官师传》。[184]《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1页，顺治十二年二月十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2册，A22－35，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究竟选补堪任道臣》。
[185]易文基：《长沙县志》卷13《兵防》记载：“自明朝设林湘驿、铜官驿、站船后载，置脚马五十六匹。顺治十二年乙未，经略洪承畴驻长沙，见驿冲繁，请增马一十二匹，后偏院移驻沅州，差使从宝庆、靖州往来，以至湘乡邵阳二县详请适中地方公设腰站，名湘邵驿，将本县额内站马共拨一十八匹，协济湘邵腰站。”
[186]如左标提督李本深营随征副将王有仁，顺治十年领亲丁战马至湖南驻守，“或捐资招兵，或备银买马，随营效力，志在功名。”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75页，顺治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0册，A30－113，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预补营将》。
[187]卫周祚：《洪承畴墓志》。现存洪承畴档案文件中，似乎没有发现文中所提到的这个奏疏。
[188]《明清史料》甲编，第四本，第307页，顺治十年闰六月十三日《经略大学士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17册，A17－76、A17－77同。
[189]马鹞子，即王辅臣，参见《广阳杂记》卷4，第182－183页。
[190]《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35页，顺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清定岁终奏报以肃马政事揭帖》。
[191]《明清档案》第31册，A31－30，顺治十四年七月二十六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用过火牌请敕部核销》。
[192]《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第307、310等页，顺治十年闰六月《经略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17册Ａ17-76/77亦同。
[193]可参见苏双碧主编：《洪承畴研究》中的有关文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10月版。
[194]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洪承畴传》，第522页，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195]彭而述：《读史亭文集》卷15，《孙渠归顺记略》。
[196]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洪承畴传》，第522页，中华书局1984年12月版。
[197]《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3页，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18册，A18－116，顺治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酌议调补营将》。
[198]《明清档案》第23册，A23－177，顺治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戎势重大请设常德水师》。
[199]《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3页，顺治十一年正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18册，A18－116，顺治十一年一月二十八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酌议调补营将》。
[200]《明清档案》第23册，A23－177，顺治十二年九月十四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戎势重大请设常德水师》。
[201]《明清档案》第24册,A24－99，顺治十二年十月《五省经略洪承畴揭陈防御荆州贼逆之策》。[202]《明清档案》第28册，A28－21，顺治十三年六月（日不详）之八《兵部揭覆郧襄增兵事宜并请内院撰给武将敕书、关防》。
[203]《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89页，顺治十一年四月二十八日《调用投诚官丁以资剿抚事揭帖》。
[204]清国史馆：《汉名臣传》卷1《胡全才传》。又《清世祖实录》卷99，顺治十三年三月庚辰条记载：“郧阳抚治胡全才奏报饶营千总朱光祚等擒伪总督李启晟，获伪印、关防、敕札等物。”
[205]《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160页，顺治十三年祖泽远题本《陕晋抗清实力与郝摇旗联络及其斗争情形》。
[206]参见何龄修：《虞胤、韩昭宣起义与傅山》一文，载《明史研究》第二辑，黄山书社1992年12月版。
[207]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40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208]《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6页，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09]《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71页，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祁阳益阳二镇东安一营招募兵丁支用部拨盐课银两事揭帖》。
[210]《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1页，顺治十三年八月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8册,A28－77,顺治十三年八月十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兵粮未足难以预期进兵滇黔》。
[211]《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71页，顺治十五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祁阳益阳二镇东安一营招募兵丁支用部拨盐课银两事揭帖》。
[212]刘希关：《祁阳县志》卷10,《兵防》，同治六年刊本。
[213]《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86页，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14]黄榜元：《兴宁县志》卷10，《武备?兵防》；郭岐勋：《桂东县志》卷7，《兵防志》。
[215]顺治十四年初，从广东调拨的五千官兵已分赴广西浔州、横州、郁林、武宣等处汛地安插停当，见《明清档案》第30册，A30－36,顺治十四年正月十四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江南上江调拨官兵已抵粤西安插请敕部核计粮饷草料》。顺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三从江南上江安庆、徽州、宁国三营所调500名官兵到达桂林；十四年初从江南调集的水陆官兵1000名随后也到达桂林。十四年二月从山东、河南调取的1500名官兵到达长沙，六月初三在桂林安插完毕，见《明清档案》第31册，A31－22,顺治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河南、山东调补粤西官兵抵汛安插》。只有第二次从江西南赣调集的1000名官兵至顺治十四年四月，尚未到桂林，见《明清档案》第30册，A30－115,顺治十四年四月二十九日之一《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两江改调粤西官兵抵汛安置情形》；《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71页,《经略洪承畴揭帖》亦同。
[216]《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68－69页，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恭陈湖南湖北情形并分驻剿御事宜事题本》。
[217]卫周祚：《洪承畴墓志》（康熙四年二月二十七日），北京图书馆善本室藏。
[218]《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62页，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经略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4,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请备办明年秋冬会剿滇黔贼寇事宜》。
[219]《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0页，顺治十三年六月二十九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8册，A28-13，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为自陈不职请敕罢斥》。
[220]《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四月壬戌条。四川巡抚李国英奏言：“我国家兵威无敌，而小丑敢逆颜行，非兵不强，饷不足，由封疆之臣畏难避苦、利钝功罪之念先入于中，以致贻忧君父耳。”很显然，矛头就是针对洪氏的。
[221]《清世祖实录》卷91，顺治十二年四月己巳条。
[222]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50页，顺治十一年七月初二《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223]《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38页，顺治十年十一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224]《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6页，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25]《清世祖实录》卷89，顺治十二年二月戊午条记载顺治帝得知洪承畴此时正“在彼操练军兵，整修器械”，故取消了派驻八旗官兵驻防武昌的决定。
[226]《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46页，顺治十一年六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27]黄榜元：《兴宁县志》卷18，《杂记?纪异》记载，顺治十一年“红寇复扰”，知县“合桂东官兵进剿，贼众乏食，尽从江西、广东散去。”这时“红寇”活动频繁，看来与李定国的军事行动有密切关系。
[228]郭岐勋：《桂东县志》卷7，《兵防志》；杨岳方：《酃县志》卷11，《事记?兵燹祥异》。
[229]《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63页，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经略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4，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请备战明年秋冬会剿滇黔贼寇事宜》。
[230]《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32页，顺治十三年七月十八日《军前十二年分收支兵马钱粮事揭帖》。[231]如顺治十三年南明知府郭子治等率士民投诚，洪氏十分兴奋，认为“巫夔之间耕凿久驰，竟成荒土，贼之外地无委积可恃，动多掣肘。”就是一个例子，这个成就并非是军事胜利。见《明清档案》第30册，A30－12，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投诚文职姓名请准照例降授》。
[232]《明季南略》卷16，《洪承畴传》，第522页。
[233]《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06页，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常德剿贼大兵已旋荆州会议另发大兵驻扎澧州事密揭帖》。
[234]戴联壁：《城步县志》卷5，《形胜》，同治七年修，民国十九年重刊本。
[235]周思仁：《武冈州志》卷8，《流寇纪略》，乾隆二十二年刻本。
[236]《永历实录》第1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10月版。
[237]《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六辑，第172页，顺治八年七月十一日《沈永忠为沅州失陷请拨军粮以资进剿事题本》。
[238]《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07页，顺治十二年七月初六日《常德剿贼大兵已旋荆州会议另发大兵驻扎澧州事密揭帖》。
[239]十月十五日据紫阳中路坐拨把总向应芳报称：“高、丁贰家拨兵，自南岳庙一带，于十三日酉时撤转”，“已上靖州。又闻武冈杨武亦要上靖州”，十五日“逆贼将磨阳隘、野猪冲一带预拨尽行撤回”。十七日据刘先扬报称，“逆贼于初九日到武冈，调杨武兵转，杨武心中十分不快。十一日，吩咐各兵收拾，十六日起身，只见各贼甚是慌忙。又云，初八日，逆贼调高贼，于十三日掳掠洞口而去。”载《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六辑，第296页，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张长庚为孙可望递书降清事揭帖》。
[240]周思仁：《武冈州志》卷9，《艺文志》，车万育《改复大学碑记》。
[241]《清史列传》卷4，《大臣划一传档正编一?阿尔津》，第一册，第241页。
[242]以上未指明出处者，均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70页，顺治十三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243]《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46页，顺治十四年二月初六日《辰州大兵粮米署道玩误事密揭帖》。
[244]黄志遴虽然“解常德料豆，浅阁湖中，未免迟缓”，“但本官勤慎，会计职前，时未遽同参。”见《明清档案》第31册，A31－24，顺治十四年七月十六日之三《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署道运解粮米迟误有因请准宽宥》。
[245]《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62页，顺治十二年十二月初三“经略洪承畴密揭帖”，《明清档案》第25册，A25－4，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请备办明年秋冬会剿滇黔贼寇事宜》。
[246]《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1页，顺治十三年八月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8册，A28－77，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兵粮未足难以预期进兵滇黔》。
[247]《清世祖实录》卷104，顺治十三年十一月辛亥条。案：这实际上是兵部错误理解(抑或是故意如此)洪承畴揭报中的字面意思引起的。在洪氏十三年八月初十的揭帖中，他汇报了从各处调兵增设湖北、湖南、粤西官兵的情形，行动最迟缓的粤西新增一万五千官兵，“必今岁冬春之交乃可齐集”，意思是十三年秋冬之交，自己不敢轻举妄动，以后能否大举出兵，尚须视官兵齐集、粮饷充足、时机凑合这三个条件是否完全具备。但兵部就抓住粤西官兵“今岁冬春之交乃可齐集”的字眼，而将他一再强调的事机凑合抛到一边，决定顺治十四年春天出兵，并上报顺治帝，大概是想拉大旗作虎皮，借顺治帝压迫洪承畴应承十四年出兵。
[248]《清世祖实录》卷98，顺治十三年二月庚午条。
[249]《清世祖实录》卷103，顺治十三年九月己巳条。案：祖泽远降调后，由原郧阳巡抚胡全才继任，但胡全才很快死去，继任者李荫祖，时年二十九。见《清史稿》卷231，《列传》18，《李思忠附荫祖》，第31册，9338页。
[250]《明清档案》第18册，A18－97,顺治十一年一月初八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请简用湖广抚臣》。有意思的是孙可望投降后，洪承畴留任经略，进剿云贵，再以“职军前机务重大，全藉大小贤才分猷共济”为由，将林天擎再次调赴军前，“共商剿抚重务”，十月又荐他任云南巡抚。见《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83页，顺治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3册，A33－29，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举林天擎预备云南巡抚之任》。
[251]见《清世祖实录》卷103，顺治十三年九月己巳条；卷104，十月己丑条、十一月丙寅条。
[252]定宜庄：《清代八旗驻防制度研究》第28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8月版。
[253]《清世祖实录》卷103，顺治十三年六月癸卯条。
[254]海外散人：《榕城纪闻》，载《清史资料》第一辑，第11页。中华书局1980年8月版。
[255]《清世祖实录》卷112，顺治十四年十月庚寅条。
[256]《清世祖实录》卷102，顺治十三年六月壬辰条。
[257]《清世祖实录》卷103，顺治十三年七月庚午条诏云：“如贼中伪官人等有能悔过投诚，带领兵马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孙可望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吝。”
[258]姚文燮：《无异堂文集》卷5，《洪经略传》记载：“经略七省，驻湖南总大兵数十万皆听节制，渐次剿抚，贼不敢东窥，致自相戕灭，公之力也。”北图藏康熙年间刻本。
[259]《雪桥诗话三集》卷2，第78页：“沅江水，何深沉，沅江桥，长百寻。上有修廓多阴凉，内有卧病之军士。或悲泣，或呻吟，出望军幕遍四野，无船不得过桥下。不闻军中歌舞声，但见壮士戚颜哀音半如哑。过桥北，还入城，屋无壁，惟空楹。其中病军和纵横。死人相望，贵者以火葬，贫者委尘泥，鸢鸟快其上。又见马骨蔽地，行者掩鼻不能前，填塞巷陌，不知战骑之死凡几千。疫气郁郁，瘴云元黄，遗黎狂走心皇皇。”
[260]顺治十五年五月发生了洪承畴部下随调进攻贵州的提督各镇、各营汉兵于中途逃赴湖南的大规模逃兵事件，逃兵波及的范围北起湖南益阳、安化、衡州府之安仁县，南到桂阳州的桂阳县、广东仁化等地。逃兵杨定国、李世龙等共有693名，“内凡经略及经制提督各镇、各营所在俱有，惟多寡不同，且中有不食粮饷随从余丁。”这说明尽管清军已经开始战略进攻，但军心在长期的对峙之后已经有所动摇和涣散的事实，一旦遇到适当时机就爆发出来了。见《明清史料》甲编，第五本，顺治十六年二月十五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261]彭而述：《读史亭诗集》卷12，《七言律》，《长沙感怀》之二。
[262]《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75页，顺治十四年五月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0册，A30－136，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两淮协济粤西饷银如期征解请叙录饷司官员》。
[263]《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78页，顺治十四年七月十六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1册，A31－23，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兑收江南协济粤西饷粮》。
[264]《清史稿》卷232，《列传十九》，《范文程》，第31册，第9353页。
[265]《清史稿》卷244，《列传三十一》，《王命岳》，第32册，第9614页。
[266]顺治十二年孙可望亲族、妹妹、妹夫等“奸细黄恺附来黄绢内有名亲族”多人被清军拘捕，因“经略辅臣有或看守羁养意味招抚机括等语”，故三法司会审后仍“将各犯羁监收养”。见顺治十二年十月二十九日，刑部尚书图海题本《清政府审拟孙可望家族》，载《清代农民战争史资料选编》第一册上，第302－303页。
[267]参见李光涛：《李定国与南明——兼论洪承畴之经略南疆》一文，载《明清史论集》下册，第591－614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4月版。
[268]《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第161页，顺治十三年八月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28册，A28－77，同日《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兵粮未足难以预期进兵滇黔》。
[269]《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77页，顺治十四年六月三十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70]《明清史论集》下册，第613页，台湾商务印书馆1971年4月版。
[271]《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84页，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272]《清世祖实录》卷110卷，顺治十四年六月辛丑条。
[273]《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153页，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初八日《特举旗下积劳官员拟补极边要缺事揭帖》。[274]《明清档案》第31册，A31－76，顺治十四年十月二十九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随着虾员及八旗官员尚未安插请敕部预计撤留》。
[275]《清代档案史料从编》第六辑，第300页，顺治十四年十二月初七日《张长庚报滇黔内讧孙败降清揭帖》。
[276]十一月十五日，洪承畴接到孙可望来信，见《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顺治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明清档案》第31册，A31－96，同日之二《五省经略洪承畴揭报伪秦王孙可望率众投诚请旨颁赏》。
[277]《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84页，顺治十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278]《清世祖实录》卷113，顺治十四年十二月癸未条。
[279]《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第598页，顺治十六年八月二十八日《经略洪承畴揭帖》。
[280]孟森：《洪承畴章奏文册汇辑》，第214页，《跋》。参见同书第210页，洪承畴：《云贵先后投诚伪官员兵丁人口支过银米查明造册事题本》（残本）。
[281]《清世祖实录》卷129，顺治十六年十月庚戌条。十月戊子朔，庚戌为二十三日
【资料来源：《燕京学报》新7期（1999年）、新8期（200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