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饬内政
嘉庆亲政时，对清王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内政的疲败，二是内乱的频仍。嘉庆在位凡25年，实际当政22年。在此期间，嘉庆从维护封建统治的根本目的出发，大力整顿内政，力图通过对朝政的整肃来遏止清王朝走向衰败的趋势，恢复乾隆朝前期的鼎盛局面。
嘉庆对内政的整饬是从诛和珅着手的。嘉庆在清除和珅后，即以此为契机，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同时从以下几个方面开始对内政加以整顿。
其一，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祛邪扶正。
嘉庆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咨取，庶民隐得以周知”。嘉庆于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副集思广益至意”。嘉庆四年六月，嘉庆又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朕即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为了表明广开言路的诚意，嘉庆于亲政后，立即重新处理了乾隆中后期两起因直言获咎的案件，对蒙冤者大加褒扬。一件是曹锡宝案。曹锡宝，乾隆初，以举人考授内阁中书，充军机处章京。曹锡宝历任京官，对仗势飞扬跋扈、贪赃营私的和珅深为痛恨。曹锡宝深知凭着他一个小小的监察御史，无法撼动拉大旗作虎皮的和珅，几经踌躇，决定从和珅奴仆、管家刘全身上打开缺口。刘全为和珅家“世仆”，因长久服役和家，深得和珅信赖，后来成为和家大管家，为和珅掌管税收及和家开设的当铺等。刘全恃和珅之势，招摇撞骗，营私受贿，积攒起大量财富，“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曹锡宝就此写了奏折，他在参奏之前，先奏折送给同乡吴省钦看。吴省钦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和珅。和珅随即令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之处，亦令其立即藏匿。这样，当曹锡宝弹劾刘全之疏到了乾隆手中，乾隆并以此诘责和珅时，和珅故意表示：虽然平时自己对下人戒约严厉，但也难免他们日久生事，请求皇帝严察重惩。乾隆遂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曹锡宝详细加以询问，又令步军统领遣官跟随曹锡宝到刘全家察视，自然是什么问题也没有看出来。乾隆为此对曹锡宝严加申饬，又抓住折中“杜渐防微”一词，认为其语不得当，要军机大臣、大学士等覆询。乾隆最后以曹锡宝“未察虚实，以书生拘迂之见，讦为正言陈奏”之罪，将其革职留任。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曹锡宝郁郁而终。‘嘉庆亲政后，对曹锡宝大加赞扬，他在谕旨中说：“故御史曹锡宝，尝劾和珅奴刘全倚势营私，家赀丰厚。彼时和珅声势薰灼，举朝无一人敢于纠劾，而锡宝独能抗辞执醱奏，不愧诤臣。今和珅治罪后，并籍全家，资产至二十余万。是锡宝所劾不虚，宜加优奖”。嘉庆决定加恩追赠已于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含冤而死的曹锡宝副都御史衔，并破例给“其子江视赠官予膺”，“以旌直言”。还有一件是尹壮图案。尹壮图，乾隆三十一年(1766年)进士，后改庶吉士。屡迁至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尹壮图正直敢言，不畏权贵，他在和珅权势薰天时，对由其一手经理、乾隆非常重视的议罪银制度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意见。和珅在乾隆后期的主要作为之一，是替乾隆大肆敛财。和珅曾替乾隆建立了一套专门用以敛财的议罪银制度。议罪银又称“自行议罪银”，“白请认罚银”等等，是乾隆要那些犯有过失或根本没有过失的地方督抚、盐政、织造、税关监督等握有财政大权的大员，不断地向封建王朝和皇帝个人输送钱财的一种制度。乾隆对每年的这笔议罪银非常重视。和珅为乾隆经营议罪银，大肆敛财，更得乾隆之宠。然而，议罪银制度实行的后果是非常严重的。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尹壮图上疏乾隆指出：“督抚自蹈愆尤，圣恩不即罢斥，罚银若干万充公，亦有督抚自请认罚若干万者”，这样做的结果是“在桀骜者藉口以快其饕餮之私，即清廉者亦不得不望属员之做助。日后遇有亏空营私重案，不容不曲为庇护。是罚银虽严，不惟无以动其愧惧之心，且潜生其玩易之念”。尹壮图请求乾隆“请永停此例，如才具平常者或即罢斥，或用京职，毋许再膺外任”。尹壮图在上疏中指出实行罚银充公的后果，一是纵官贪污、营私，二是对真正犯有过失的官员也起不到任何惩戒作用，日久必然导致吏治的更加败坏。尹壮图因而请乾隆“永停此例”。乾隆对尹壮图的直言忠谏却大为反感，可也不能公开禁止他发表意见，于是以攻为守。他在为此发布的上谕中，首先言不由衷地对尹壮图的言论表示了有保留的赞赏：“壮图请停罚银例，不为无见”。接着对自己实行议罪银制度的宗旨加以辩护，称“朕以督抚一时不能得人，弃瑕录用，酌示薄惩”。最后，乾隆以咄咄逼人的口气要尹壮图拿出因实行议罪银制度产生严重后果的证据来：“但督抚等或有昧良负恩，以措办官项为辞，需索属员，而属员亦藉此敛派逢迎，此亦不能保其必无。壮图即为此奏，自必确有见闻，令指实覆奏。”耿直的尹壮图并不准备退缩，他再次上疏。在这次上疏中，尹壮图不仅坚持前疏中的观点，还把当时官吏贪污问题作了更深刻的揭露。尹壮图指出：“各督抚声名狼籍，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尹壮图还请皇帝“简派满洲大臣同往各省密查亏空”。以圣世之主自诩的乾隆，看了这个奏疏，对尹壮图的态度立即由不满转为愤恨，在上谕中怒气冲冲地指责尹壮图的覆奏不仅并未指实前疏所奏，反而又“称经过诸省商民蹙额兴叹，竟似居今之世，民不堪命”。乾隆责问尹壮图，你的这个看法“闻自何人?见于何处?”必须“指实覆奏”。乾隆的怒气溢于上谕的字里行间，吓得尹壮图不得不作退让，“自承措词过当，请治罪”。骄横的乾隆不愿就此罢手，命户部侍郎庆成偕同尹壮图赴山西查劾各级仓库。从大同府库开始查起，又查了山西布政使库，皆无亏空。尹壮图知道不会查出结果，上疏乾隆“请还京治罪”。乾隆不答应，又命庆成偕同他再赴直隶、山东、江南诸省查验，所查诸府县仓库，同样“皆无亏”。其实，早在尹壮图出京查劾前，和珅早已令被查之地做好了准备，各地经过一番腾挪，再在帐簿上大做手脚，尹壮图如何能查出亏空?再加庆成系和珅私党，是和珅举荐他偕同尹壮图去查劾各地仓库的。“庆成所至，辄游宴数日，乃发仓库校核”。尹壮图空忙一场，非常懊恼，乾隆还不忘对他讥讽挖苦，尹壮图还在途中，乾隆寄谕与他，问“途中见商民蹙额兴叹状否?”尹壮图这时已没有胆量再和乾隆对抗下去，只得覆奏称：“目见商民乐业，绝无蹙额兴叹情事”。尹壮图否定了自己过去所奏之事，乾隆还不想放过他，又令庆成传旨，非要他“指实二三人，毋更含糊支饰”。至此，尹壮图向乾隆表示彻底认罪，“自承虚诳，奏请治罪”。尹壮图回到北京，被下刑部治罪，刑部比照“挟诈欺公、妄生异议律”判其坐斩决。
乾隆在把尹壮图耍弄够了之后，又换成虚怀若谷的圣君模样，令“不必遽加重罪，命左授内阁侍读，继又以侍读缺少，改礼部主事”。其实乾隆不杀尹壮图，实际是要留尹壮图作一个反面教员，“以谤为规”。别的君主往往是杀一儆百，乾隆则留一儆百，这大概要算圣君乾隆的高明之处吧。尹壮图侥幸留得一条活命，但已心灰意冷无心从政，不久即以母老乞归田，退出了乾隆时期的*舞台。尹壮图一案，嘉庆是详知其底蕴和来龙去脉的。他认为像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是应该加以重用的。因此，嘉庆在亲政后，立即命尹壮图“即行来京候旨擢用”。尹壮图内心的伤痕尚未平复，所以当嘉庆令其来京候旨时，仍以“母老乞归”。嘉庆不仅没有因此而怪罪于他，反而赐其母大缎两端，加尹壮图本人给事中衔，还赐其奏事折匣，“命得上章言事”。嘉庆的诚意消释了尹壮图的疑虑，终于应召至京。
嘉庆亲政后，就是以这些实际行动，表明了诏求直言，祛邪扶正的决心。
这样，在嘉庆亲政后的一段时间里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的局面。一时间，言官竭诚献纳，纷纷指陈时政，弹劾贪官庸吏。嘉庆对言官指陈，其中有关国是，切中事宜者，多所采纳，立即施行；对据实上陈，直言无隐之科道，给予鼓励和擢用。嘉庆十五年(1810年)嘉庆将“平日遇事均属敢言，间有指陈亦皆明白晓事”的科道冯赞勋、金应麟、黄爵滋、曾望颜等擢任京卿，用以“风励言官”，“广开忠谏之路”。嘉庆对有言事之责的科道官员不断提出“遇事敢言，一切毁誉荣辱之念，俱不应存于中，惟于国计民生实有稗益，或除奸剔弊确有见闻，均当剀切直陈，母稍隐讳”的要求。嘉庆还告诫那些因直言获得提升的官员，不要因为自己不是言官，就“遂甘缄默”，以后他们还应当“屏除私见，尽心尽职，不避嫌怨，力矢公忠”。嘉庆甚至要求他们不仅对关系民生国计及牵涉内外臣工者仍应据实指陈，即便对他自己，在用人行政方面，如有关失，“亦当随时进言，以资采纳”。嘉庆还信誓旦旦作出保证说：听言一节“非徒博纳谏之虚名，……言行相顾，始终不渝”。嘉庆对那些即便来自普通地主阶级知识分子的有益建议，也加以采纳并给予奖励。嘉庆四年九月，河南偃师县民人杨道纯转呈策表，提出除积弊、苏民困以固国本等建议，嘉庆大加赞扬，他说：“杨道纯以民人而条陈事件，不特并无违碍，所言皆系地方应办之事。……所陈各项，今次第举行。……杨道纯深有合于庶人传语之义”。嘉庆因此将杨道纯“以从九品未入流，交与直隶总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补”。同年十一月，安徽贵池县民人方士杰呈递封奏。嘉庆又以所奏文理清通，所奏事件尚属可行”，“赏授入学生员，准其乡试”。嘉庆七年(1802年)陕西恩贡生加捐州同职衔何泰条奏一件，陈请“敬天勤民，敦崇治本，徽叙官方，整饬士习以黜奢崇俭、挽回风化”。嘉庆认为何泰所陈诸事俱能“切陈时事，其中不无可采”，令赏给大缎两匹，并要地方官向何泰转达谕令：“回家安静读书，勉图进取，以备将来量才录用”。
其二，诏罢贡献，黜奢崇俭。
乾隆中叶后，土地的高度集中和敲骨吸髓的封建剥削，将广大农民逼向绝境。与啼饥号寒的农民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封建统治者的穷奢极欲、醉生梦死。乾隆中叶以后官场的奢侈之风首先来自宫廷。乾隆晚年骄奢*逸。他不仅在南巡时，耗资无算，还利用庆典之机大肆铺陈，广收贡献。
嘉庆亲政后，立即降旨诏停贡献，上谕力论贡献之害，他说：“试思外省备办玉铜甍、书画、插屏、挂屏等件，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胶削，民何以堪?况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视之直如粪土也。朕之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物康阜，得贤才以分理庶政，方为国家至宝耳。……再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转不如意也。”
当时许多官员，为了获得皇帝的青睐，往往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嘉庆力图扭转这种官场风气。嘉庆对一些地方官员讳灾不报的行为尤其深恶痛绝，遇到这种事嘉庆毫不留情地加以惩治。嘉庆五年一月，云南威远一带水灾严重。井灶、民房、衙署、盐仓皆被冲坍，被灾百姓、盐工3400余丁口，冲坍房屋工400余间。云南巡抚江兰对这样严重的灾情却隐匿不报。特别恶劣的是，在嘉庆派人已经对灾情查证确实后，江兰仍不据实陈奏，反称被灾地区收成十分丰稔。嘉庆非常恼怒，认定江兰存心讳灾不报，纯属“玩视民瘼”，立即将其革职，令其即行回籍。虽经三令五申，即便是对说假话的官员进行严厉惩治，嘉庆也没有办法让那些说惯了假话的官员说真话。江兰讳灾不报受到惩治之后，类似的事情又发生了几起，嘉庆只得一次次地告诫，一次次地对有关官员进行惩治。嘉庆七年(1802年)，山东发生了严重蝗灾。嘉庆几次颁发谕旨，饬令地方详查灾情；而山东巡抚和宁竟在奏报中声称：“济宁等州县，间有飞蝗，并不食稼。”嘉庆严厉指斥和宁“讳灾不报，实属玩视民瘼”。毫不留情地将和宁以溺职例革职。嘉庆对和宁的惩处，还是没起作用。无独有偶，两年之后的嘉庆九年(1804年)六月，同样的情况又发生在直隶。“平日办事尚为认真”、颇获嘉庆好感的直隶总督颜检，在向嘉庆汇报直隶当年收成情况和蝗灾情况时，谎话连篇，拒不以实情相告。颜检先是在麦子尚未收割时，就预为铺陈，先说大话，说直隶小麦可获“十分”收成。嘉庆对颜检预报产生疑问：“十分乃系上稔，岂可多得?……实未免措辞过当。”颜检继则隐瞒直隶蝗灾灾情和由蝗灾造成的损失情况。当嘉庆在宫禁中发现了飞蝗，令颜检查明直隶境内蝗灾情况而后复奏时，颜检在奏报中却说：直隶蝗虫现已捕扑尽净。还说飞蝗不伤禾稼惟食青草。颜检的这番假话未免说得太离谱了点。普天之下都有谁见过能分得清庄稼和青草，只吃青草不吃庄稼的蝗虫呢?更何况嘉庆已经掌握了蝗灾造成损失的实际情况。仅在广渠门外，田禾被蝗虫吃掉的已有十分之四。至于说到直隶境内的蝗虫已被捕扑尽净，嘉庆认为更属弥天大谎了。因为嘉庆自己在宫中披阅奏章时，飞蝗竟然落在御案之上，太监一下子就捕捉到十余只。宫禁既有飞人者，那么郊原田野不知更有几何?嘉庆决心对谎话连篇的颜检加以惩治。最终以欺罔、粉饰之罪，将颜检交部议处，并严厉警告他：“嗣后惟当痛改前非，实心任事，遇有地方灾欠事务，尤当一面查办，一面据实陈奏。……若再有讳匿迟延，经朕查出，必当将该督严行惩处，不能曲为宽贷矣”。
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还表现为各级官员的怠惰偷安，尸禄保位，因循塞责，玩视民瘼。当时朝廷大员们“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蔽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各省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尤为牢不可破”。更有那些贪官污吏，因循塞责，藉此贪渎营私。广东英德县知县陈寅于审办案件时，并不随时完结，以致数年之内，在押病毙犯人共有数十余名。这种情况不仅广东一省才有。一些官员之所以对所办案件迟迟不结案，是因为他们往往欲藉案件以索贿，故而多方搜剔，或以一人而牵连众人，或以一案旁及他案。辗转追求，公差四出。而胥役等每到一村，敲诈勒索，“有钱则正犯纵令他逸，无钱则旁人亦被牵连，必至贿赂已通，欲壑已满，始肯审结一案。而由县详府，由府详司详院，一杖责可完之案，而百姓之身家已破，甚至久禁囹圖，长途解送，因此拖毙人命”。有时一个案件，竟有拖至十余年未经办结者。内政的疲败是清王朝走向衰落的重要标志。嘉庆当政期间，虽力图通过告诫、惩治，乃至率先垂范，来遏制弥漫官场的奢靡、怠惰、矫饰等恶劣风气，达到弊绝风清、重振纲纪的目的。事实证明，嘉庆这些有限的整顿措施，并没有能使疲败的内政得到根本改观。对外政策
嘉庆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除了着力于内政的整饬和全力扑灭农民起义而外，由于资本主义势力的东侵，他也不得不处理棘手的和西方资本主义的关系问题。
首先是如何对待鸦片流毒的问题。鸦片流毒在中国泛滥成灾，是西方新老殖民主义者向中国大量偷运鸦片造成的。
对于从乾隆朝以来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问题，嘉庆是主张严禁的。嘉庆主张严禁鸦片源于对鸦片流毒危害的认识。嘉庆十五年(1810年)三月，北京广安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人城的杨姓烟贩，嘉庆令将烟贩交刑部严审办理，并在上谕中指出：“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嘉庆根据当时“购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日趋严重的情况，认为崇文门专理税务，仅于所属口岸地方稽察，恐怕就会有许多地方稽察不到，嘉庆命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协同配合，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嘉庆还从正本清源的考虑出发，令于闽粤出产之地，由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断其来源”。申谕广东、福建、浙江、江苏沿海各督抚认真查察，“嗣后海船有夹带鸦片烟者，立行查拿，按律惩办。如委员胥吏有卖放情弊，均予以重惩。傥竟透人内地货卖，一经发觉，著穷究来从何处?买自何人?不得以买自不认姓名商船，搪塞蒙混，当将失察卖放之监督及委员吏役人等一并惩办不贷”。嘉庆的严饬和警告看来没有发生任何作用。自此后，各处海关照样私纵偷越，有的海关甚至私征鸦片烟税银以肥私囊。这就使得鸦片输入内地不仅没有被遏止，反而流毒愈炽。为了扼制鸦片流毒，嘉庆十八年(1813年)七月，嘉庆再次重申*，指出：“鸦片烟一项，由外洋流人内地，蛊惑人心，戕害生命，其祸与鸩毒无异”，因而必须严加禁止。嘉庆为此制定、颁布了对吸食鸦片烟的侍卫、官、兵、民人及内廷太监的处罚办法。规定：侍卫官员买食鸦片烟者，革职杖一百，加枷号二个月；军民人等杖一百，枷号一个月；供役内廷的太监，如有违禁故犯，立行查拿，枷号两个月，发往黑龙江给该处官员为奴。嘉庆同时再次严饬广东、福建、浙江、江苏等沿海各关，如查有奸民私贩鸦片烟，冒禁过关，一经拿获，将鸦片烟立时抛弃人海，奸商按律治罪。对于敢于阳奉阴违，并私收税课的管关监督，嘉庆责成该省督抚，实力查参，将该监督先行革职，由驿具奏。嘉庆保证对他们一定从重惩治。嘉庆在打击内地贩卖吸食鸦片的同时，进一步采取措施，杜绝鸦片的输入。嘉庆五年(1800年)，嘉庆“降谕查禁从外洋输入鸦片和在国内种植罂粟”。嘉庆十四年(1809年)，嘉庆令广州“公行必须具结保证他们所承保的每艘船在到达黄埔时，船上没有装载鸦片”。嘉庆二十年(1815年)，两广总督蒋攸锸等奏请酌定查禁鸦片烟章程，并请于西方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明立赏罚，使地方官在对其惩劝时能有所遵循，嘉庆立即批准了蒋攸铥等地方官员所请，他在批复的上谕中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至粤省行销鸦片烟，积弊已久，地方官皆有失察处分，恐伊等瞻顾因循，查拿不力，嗣后有拿获鸦片烟之案，除查明地方委员等，有得规故纵情事，应严参办理外，其仅止失察者，概行宽免处分。……获兴贩烟斤自二百斤至五千斤以上，分别纪录加级，及送部引见”。嘉庆对于与鸦片输入密切相关的白银外流问题也重视起来。嘉庆十五年(1814年)正月，军机大臣苏楞额奏称，近年以来，洋商贿通洋行商人，每年将内地银两偷运出洋，至百数十万之多。洋商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外洋低潮洋钱运进，任意欺朦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严禁海洋私运白银出洋。嘉庆深以白银大量外流为忧，指出：“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他令蒋攸锸等迅速查明，每年被外商偷运出洋的足色纹银到底有多少?如何订立一个章程，来“严密禁止”白银的外流。
嘉庆在当政期间所要处理的对外交涉问题，不仅是鸦片流毒这样个别具体的问题，事实上，嘉庆统治下的中国，当时已面临着遭受资本主义全面侵略的危险，嘉庆在懵然无知中被历史置于与资本主义列强交涉的舞台上。
自嘉庆亲政以来，英国侵略者不断在中国沿海进行骚扰活动。嘉庆对日益增长的来自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威胁始终保持着警惕性。嘉庆十年(1850年)，英国护货兵船四艘来到广州海口，并带来英王文书，信中表示愿以“兵力帮同缉捕”蔡牵起义军。嘉庆对英国“兵船来广”高度警惕，他谕令粤督倭什布：必须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又命即将到任的新任粤督那彦成，“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以慑外夷而靖海疆”。嘉庆对于英王文书中表示的以“兵力帮同缉捕”起义军的意向，明智地加以拒绝，他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兵力，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嘉庆十三年(1808年)九月，英国又藉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四艘停于香山县。后来，见广州无备，竟将兵船驶进广州海口，停泊于黄埔。在广州海面，还屡次发生英国护货兵船不遵停泊外洋定制、擅自将兵船驶至虎门的事情。嘉庆对英国兵船在广东沿海的活动十分重视。他为此严正声明，葡人与法人自相争杀，是他们之间的事情，“中国并不过问”，但是，“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嘉庆对英国兵船在澳门及广州沿海频繁活动的目的有着清醒的认识，他一针见血地指出：英国帮护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统统不过是借口，真实原因“系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据”。嘉庆对心怀叵测的英国侵略者不断发出严厉警告：“即速撤兵开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嘉庆在对英军实行严厉警告的同时，以五百里的特急谕令，告诫粤督吴熊光：“边疆重地，外夷覔敢心存觊舰，不可稍以示弱”，命令他“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豫备，一有小逼，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此事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然而，广东地方官员未能迅速贯彻实行嘉庆急如星火的防御政策。粤督吴熊光认为“英人志在贸易，其兵费出于商税，惟封关足以制其死命，若轻率用兵，彼船炮胜我数倍，战必不敌，而东南沿海将受其害”。主张慎重行事，因而没有立即遵命调将遣兵。嘉庆对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的“懦弱不知大体”非常恼火，指责他们“惟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嘉庆为此传谢申锈他们“不应如此糊涂懈怠。……试思边防重地，任令外夷带兵阑人，占据炮台，视为无关紧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嘉庆怒将过去非常信任的吴熊光褫职，下吏部严议，以百龄代其任。不久又将其遣戍伊犁。孙玉庭则因此被革职罢归。嘉庆的不妥协态度和得力的防范措施，使英军阴谋无法得逞，英国侵略者只好“开帆远去”。嘉庆十四年(1809年)，当这一年的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指示粤督百龄：“于本年该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其后，英国兵船仍有不遵定制停泊外洋、将兵船擅自驶至虎门的事。嘉庆十九年(1814年)十二月，嘉庆谕令粤督蒋攸锸：“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曰制，不许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禁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使知畏惧”。嘉庆在对广东海口的英国兵船、商船加强监督、防范的同时，还加强了对居于中国的商人和传教士等外人的管理。嘉庆十九年十二月，嘉庆批准了粤督蒋攸锸制定的“防闲策”，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屑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管之处”。嘉庆垃对居于京师的外人作了种种限制和规定。当时，在京师充当钦天监监正、监副及内阁充当翻译89外人，计十一人。嘉庆十六年(1811年)，嘉庆饬令其中4人回国，对继续留京的7人的行动加以限制。规定他们不得与旗人相交接；不得私相传教；不得离开京师潜往外地等等。嘉庆对英国的警惕和防范，还在对英使团的接待中充分表现出来。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英国向中国派遣了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这个使团携带一封英王文书，负有与清政府谈判的使命，企图通过谈判使清政府同意英国提出的建立外交关系、开辟天津、浙江为通商口岸、割让浙江沿海岛屿等要求。嘉庆对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使团来华提出一系列无理要求之事记忆犹新。近年来英国兵船在广东沿海的骚扰活动，更使嘉庆对这个使团的来意充满疑虑。因此，阿美士德使团一到北京，嘉庆就对其实行了严密的防范隔离措施。嘉庆命令护军统领秀宁、格布舍各带章京10员，护军100名，在英使团城内居住地会同四译馆、城外居住地水湖公馆“昼夜巡查看守，严禁该夷人等擅自出入。不许内地居民私往窥视。如不遵者，即行锁拿，奏交刑部治罪。其赴礼部筵宴时，并著该护军统领，带领章京护军等，严行弹压，用昭整肃”。当阿美士德使团在京等待嘉庆接见时，护送英使人京的五艘英船，在没有知会清政府的情况下即启碇离开天津海口南下广东。嘉庆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令船只经过之地的地方官员，加强戒备，“不准一人上岸，断不可令其寄碇逗留”田。嘉庆虽未看英王文书，但从英人行踪已察觉英国企图把天津作为新的贸易口岸的打算，因此他在给粤督蒋攸锸的谕旨中指示说：英人“其意似专欲来天津贸易，以遂其垄断之谋，该督总当设法，将伊国来京之意严行杜绝，使之不萌此念”。嘉庆对英国侵略者的防范和警惕，是在英国兵船屡犯广东沿海之后采取的，因而具有正当防卫的性质。
不可否认的是，嘉庆在处理中外交涉时，仍然固守着传统的闭关锁国政策，对外部事物一概采取盲目排斥态度。嘉庆四年(1799年)十一月，嘉庆向两广总督吉庆查询广州海口纹银外流的情况，吉庆在复奏中称：“西洋夷商来粤贸易，向系以货易货。或有不敷价值，亦系互用番银，尚无携带纹银出洋之事。惟贩来钟表玻璃等物，以无用易有用，未免稍损元气。若内地不以此等为要物，夷商自无从取巧”。吉庆在复奏中把钟表、玻璃视作无用之物，这不是个别人的偏见，它反映了把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作为立国之本的整个封建统治阶级的认识水平。嘉庆在为此颁发的谕旨中，把吉庆的想法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他说：“朕从来不贵珍奇，不爱好玩，乃天性所禀，非骄情虚饰。粟米布帛，乃天地养人之物，家所必需。至于钟表，不过为考察时辰之用，小民无此物者甚多，又何曾废其晓起晚息之恒业乎?尚有自鸣鸟等物，更如粪土矣。当知此意，勿令外夷巧取，渐希淳朴之俗”。嘉庆作为封建帝王，“不贵珍奇，不爱玩好”，自有可贵之处，然而，将反映时代技术进步的新事物，视为无用之物，视为粪土，采取全盘否定、一概排斥的态度，这又不免失之于片面。嘉庆在接待阿美士德使团时，其防范意识是无可非议的。然而其中对外使觐见礼节的斤斤计较，将外国负有交涉使命的使节称为“贡使”、携带礼物称作“贡物”、以及在给英王文书中充满着的以天朝上国自居的傲慢态度，这一切则不能不是中国封建统治者固步自封、愚昧无知、夜郎自大的劣根性的表现。
结语
嘉庆时期严重的社会问题，既是乾隆朝的遗产，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正是这种必然性，使嘉庆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日益严重的社会弊端。作为封建最高统治者的嘉庆，能不能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经衰败的朝政有较大改观，使当时的中国，拥有一定的力量，外以对抗侵略，内以避免政局的进一步动荡呢?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但嘉庆没能做到。总结其失败的教训，将留给后人许多有益的启示。
综览嘉庆一朝政务之得失，从全局看，嘉庆在处理清王朝当时面临的两大社会问题时，没有抓住问题症结之所在并倾全力加以解决。嘉庆在亲政时，虽然已经看到，百姓所以“不顾身家性命，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多方婪索，竭其膏脂”所致，然而他并没有采取强有力的手段打击惩治那些贪官污吏。即便惩治，也是初则电闪雷鸣，继则细雨和风。嘉庆在诛灭和珅时，将和珅死党吴省钦给予降职和革职回籍的处分，但“未几而又起吴省兰矣，召见之时，又闻其为吴省钦辨冤矣”。嘉庆初政时，由于因循畏葸而获罪的陕西巡抚秦承恩，初被褫职，逮京论大辟，不久，却又“诏以承恩书生，未娴军事，宥归。寻遣戍伊犁”。如翰林院编修洪亮吉所言：嘉庆惩治贪官污吏和渎职官员“重者不过新疆换班，轻者不过大营转饷”。更多的时候，嘉庆采取的不过是警告和虚声恫吓。然而，一些威胁性言辞，对于那些已经陷于贪赃枉法泥淖中不能自拔的官员早已失去了任何警厉作用。严厉的惩治，对严重败坏的吏治来说是惟一行之有效的手段。嘉庆对他们的姑息宽容，是与他整肃纲纪的口头宣言和愿望背道而驰的。而嘉庆在处理另一严重的社会问题即阶级矛盾的尖锐、农民起义的屡扑屡起时，则心狠手毒，果断迅速，充分显示了组织、指挥的“才能”。嘉庆在处理两大社会问题上截然不同的做法，是由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因为农民起义从根本上危及了清王朝的统治，是你死我活、生死存亡的斗争，而吏治腐败等弊政，不过是统治集团内部的问题，它对清王朝的统治不会构成近期的威胁。两害相权，嘉庆自然要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先。因此，嘉庆不能重振朝纲带有必然性，它和嘉庆本人的才能并没有多大关系。
嘉庆在整饬内政方面的失败，还要归咎于其革新尝试的半途而废。嘉庆亲政之初，雄心勃勃，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号，在一个时期内对乾隆朝的弊政多所更张。为时不久，竟自食其言，公开批判起“咸与维新”的提法。嘉庆四年(1896年)十二月，国子监祭酒法式善条奏事件，折首有亲政维新之语。没想到，维新一词竟惹恼了嘉庆。他在对法式善横加指责后，公然宣称：“朕以皇考之心为心，以皇考之政为政，率循旧章，恒恐不及，有何维新之处”?此后，嘉庆虽然仍不时颁发一些革新朝政的上谕。但这些上谕或者是在非要害问题上小题大作，或者高调空唱，成为沽名钓誉的手段，对革除弊政不起多少实际作用。广开言路是嘉庆亲政后最具革新精神的措施。他屡下求言之诏，并信誓旦旦，作出不罪言者的保证，然而，言犹在耳，即对上书军机大臣言事、所言又切中时弊的洪亮吉大兴问罪之师。嘉庆四年八月，洪亮吉在上书中指出，嘉庆亲政后，言励精图治，“当一法祖宗初政之勤，而尚未尽法也。用人行政，当一改权臣当国之时，而尚未尽改也。风俗则日趋卑下，赏罚则仍不严明，言路则似通而未通，吏治则欲肃而未肃”。洪亮吉所陈，是嘉庆亲政后确实存在的问题，只因言词尖锐且又切中要害，使嘉庆怒不可遏，斥责洪亮吉“语涉不经，全无伦次”，将洪亮吉交军机大臣会同刑部审讯。审讯结果是将洪亮吉照大不敬律拟以斩决，不久，免死改为遣戍伊犁。洪亮吉因言获罪，朝野震动。嘉庆亲政后言路大开的局面也随之而结束。嘉庆自己也承认，“罪亮吉后，言事者日少。即有，亦论官吏常事，于君德民隐休戚相关之实，绝无言者”。尽管后来嘉庆意识到“岂非因亮吉获罪，钳口不复敢言?”还为此下诏说：“朕不闻过，下情复壅、为害甚巨。亮吉所论，实足启沃朕心，故铭诸座右，时常观览，勤政远佞，警省朕躬。”嘉庆还将洪亮吉原书宣示中外，以“使内外诸臣，知朕非拒谏饰非之主，实为可与言之君”。嘉庆传谕伊犁将军，将洪亮吉释放回籍。然而，嘉庆的这些弥补措施，已无法挽回洪亮事件的影响。
对乾隆中期以后，社会经济停滞这个事关清王朝兴衰的根本问题，嘉庆并没有采取任何得力措施给社会经济发展以新的活力。“重本抑末”的传统经济思想禁锢着他的思想，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使他在经济政策上显得比康、乾更为保守。矿山的开采，在清代时禁时弛。嘉庆是严厉禁止开矿的。嘉庆自亲政后，屡次谕令臣工不得言利。他在反对言利的名义下，以开矿聚众滋事为由，不断下达封禁矿山的命令。嘉庆十九年(1814年)，因军需河工费用浩繁，财政日渐短绌，嘉庆欲觅开源之方。当时许多大臣因循旧例，不顾遗害累累，惟知开捐例，卖官鬻爵。朝臣中也有人对开捐集财的做法提出不同意见。吏部尚书英和提出：“治国不可言利，而圣人不讳理财，理财不外开源节流。”“既应讲求开源之计，不得以事涉言利，概行斥驳。”他主张，对矿山“毋庸封闭，或官为经理，或任富商经理”，“取弃置之物以济生民之用，实属有益无损，且可赡养贫民。虽聚集多人，而多人即藉以谋生，人有谋生之路，即无滋事之心。虑其滋事不令谋生，不免因噎而废食”。英和主张的正确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嘉庆仍以“开矿流弊滋多”为由，顽固地拒绝废除开矿*。虽明知“捐例本非善政”，仍然以开捐作为开源筹饷之方。清代，关内各省大批流民通过各种渠道出关进人辽宁、蒙古等地开荒、垦殖。清初的封建统治者实行了明智的开放政策，但是自康熙七年（1668年）开始，清廷实行了对盛京和整个东北地区的封禁政策。乾隆时和嘉庆时期进一步实行厉行封禁政策，对关外的发展十分不利。嘉庆对西方资本主义的侵略具有高度的警惕性，予以严密的防范，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嘉庆对于先进事物，采取盲目愚蠢的拒绝态度，这对中国与世界的交往，促进国内经济发展，是十分有害的。
（文章来源：《明清论丛》第1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