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是一个*地理概念。中国的边疆包括陆疆与海疆。陆疆是指沿国界内侧一定宽度的地区，必须具备下述条件的地区才可称之为陆疆地区，即是一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二具有自然、历史、人文诸多方面自身特点。据此，当代中国的陆疆省区包括：黑龙江、吉林、辽宁、甘肃、云南、内蒙古自治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藏自治区、广西壮族自治区。顺便提及，在当今人们习惯中，常将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贵州等省区也称之为边疆地区，这是不确切的，我们可以称它们为边远省区，但不能称之为边疆省区。因为这些省区均不具备有与邻国相接的国界线。
中国的边疆又是一个历史概念，它是随着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和发展逐渐形成和固定下来的。因此，在讨论历史上边疆问题时，应考虑如下三个相互关联的因素。首先是指与当今中国边界相连接的省区，其次则是以此为基础上溯古代，参照历代封建王朝边疆的实际情况予以综合考察。这就是说，当代的边疆不能与古代的边疆简单地划上等号，中国古代疆域呈现稳定性与波动性相结合的特点。至清帝国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疆域最终形成。具体地说，就是今天的中国加上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帕米尔高原以东、蒙古高原和外兴安岭以南的广大地区。这一范围内的地区，大多在历代中央王朝的直接统治之下；有的曾先后归中原王朝管辖；有的曾由当地民族或非汉族建立过政权，而这些民族已经成了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
近代中国边疆问题，应该包括1840年以来上述地区的*、军事、外交、经济、社会、民族、宗教等等方面，内涵十分丰富，因为边疆问题本身是一个社会系统工程。
囿于体例和篇幅，本文拟选择如下三个专题研究成果略加评述，即：1近代中国的边疆管理，2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3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对每个问题只能介绍重要者，遗缺与不当，当难避免。
一、近代中国的边疆管理
清朝政府根据“因地制宜”、“因俗而治”方针，针对各个边疆地区不同情况，制定了相应政策，设置了相应的管理机构，并不断完善、强化对边疆地区的管理。但进入近代以后，边疆危机频仍，清政府原先推行的行之有效的边疆政策走向破产。同时随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逐步形成，中国的经济成分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明显变化，地方行政机构不断出现严重失灵和失控状态，在边疆地区表现尤为严重。清政府在边疆管理上也采取了一系列补救应变对策，包括从中央到地方的边疆管理体制上的调整。对此问题的研究，虽远不及对清朝前期边疆政策研究深入，但也日益引起学者们的关注。刘子杨编著《清代地方官制考》(紫金城出版社，1988年)，对近代以来边疆地区官制，以及负责海防事务同知以下官吏的变化作了较详尽概述。徐学林《中国历代行政区划》(安徽教育出版社，1991年)，则对更少为研究者问津的中华民国时期的地方行政设置和管理作了虽简略但颇为全面的介绍。综论方面还有赵云田《近代我国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作者从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半封建化进程的的逐步演进，国家*机构的陵替和调整的大背景出发，认为“晚清时期边疆民族中央管理机构最大变化，是理藩院改称理藩部”，名称的改变，其职能也发生了变化。“理藩部对俄交涉职能的丧失，是俄国政府单方面愿望的实现，是清政府屈从于资本主义列强的产物”。文章还对北洋时期蒙藏事务局，以及它的后身蒙藏院，民国政府蒙藏委员会的设置、沿革、职掌进行了客观述评。
由于边疆地区情况各异，更多的研究是侧重于具体地区的具体变化。
东北地区。赵云田《晚清东北军政管理机构的演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4期)对光绪年间盛京将军、吉林将军、黑龙江将军三将军体制的变化，直至最终废除军府制，建立行省的演变进程、原因和作用作了论述，认为：“清代东北边疆管理机构，通过晚清的官制改革，由三将军体制演变为建行省、设督抚，在行政、立法、司法等方面表现出了近代国家机构的特点，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清朝由盛到衰，而且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东北地区社会的发展”。康沛竹《日俄战争后的清廷东北防务》(《近代史研究》1989年3期)认为，清政府面对边疆危机加剧，在东北地区采取了相应举措，以期缓解“龙兴之地”内外交困的危机局面，其举措有三：行政体制的变革——改建行省；移民实边政策的继续推行；整军经武以固边防。文章还论述了这一时期主政东北的边吏赵尔巽、徐世昌、锡良、程德全、吴禄贞、宋小濂的政绩。刘家磊《略论清季东北移民实边政策》(《清史研究》1991年2期)，考察该政策由封禁到开放，由虚边到实边的发展过程。许淑明《清末黑龙江移民与农业开发》(《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195～209)，认为，1904年以后，清政府在东北实行土地开放政策，使黑龙江农业开发迅速发展，刘金明《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的政策与“安边”》(《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4期)指出，北洋政府对鄂伦春族推行的一系列政策，虽然半途而废，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仍起到安抚东北边疆的某些作用，“主要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北洋政府对东北边疆地区的管辖，促进了鄂伦春族农业生产的初步发展，为鄂伦春族培养了一批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人才”。吴禄贞于1907年调任延吉边务帮办、督办、治边颇有建树，勒大经《吴禄贞经略延边的历史功绩》(《社会科学战线》1991年3期》)认为，吴禄贞是为维护延吉领土主权，为延边开发建设做出重要贡献的杰出人物。
蒙古地区。学者们研究重点之一是清末移民实边政策和清朝政府在蒙古地区推行的“新政”。翁独健主编《蒙古族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5年)，郝维民主编《内蒙古近代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0年)均有专章专节论述近代以来清朝政府对蒙政策的调整，其主要方面是：放垦蒙地、始行新政；筹蒙改制，强化统治。前书认为：“清末大规模‘移民实边’，从长远的历史影响看，对蒙古地区的进一步土地开发，是有一定成效的，对蒙古族自身农业的发展，也不无一定裨益。但是，清政府不顾蒙古地区各阶层的普遍反对，强制推行放垦蒙旗土地，搜括巨额押荒银，严重激化了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造成了社会动荡。充实边防的目的不但没有达到，而且增加了许多新问题，使危机日益加深，给俄日帝国主义对蒙古封建上层的蛊惑煽动以可乘之机”(《蒙古族简史》页277～288)，应该说这样的分析是比较中肯的。但对这一问题学者们认识并不一致。内蒙古社科院历史所学者们撰写三卷本《蒙古族通史》指出：“清末‘移民实边’政策的推行，不管统治阶级曾经有过什么样的动机，但最终结果是造成了对内蒙古地区社会生产力的破坏，加剧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也更加暴露了清末统治者的腐败；‘移民实边’并没有能起到充实地方、抵御帝国主义入侵的作用”(民族出版社，1990年)，卢明辉《清代蒙古史》也认为：“自推行‘移民实边’和‘新政’以来，致使蒙旗札萨克以下皆有所失，而无一所得，对广大蒙古族人民更加重了*压迫和经济剥削”(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年)，这一论题的论文还有田志和《论清末东部蒙旗地区的移民实边问题》(《北方文物》1987年2期)等。民国时期历届政府以蒙古地区治理的研究主要有：王德胜《北洋军阀对蒙政策几个问题的初析》和乌兰少布《中国国民党对蒙政策(1928—1949年)》(载《内蒙古近代史论丛》第3辑)。前文在分析了北洋政府蒙藏院的设置、职责后，指出：“在蒙古地方行政机构方面，袁世凯政府同样是沿袭了清政府分割统治蒙旗，加强军事监督的传统政策，并且将清末在蒙古地区划分行省的计划向前推进了一步”。后文认为这一时期“所实行的统治政策大体上可以说是自清末以来中国统治阶级在蒙古地区推行移垦、同治(在*上和行政上使蒙古地区与内地汉族地区‘一体化’)、同化政策的延续和发展”，这一政策可以简单地表达为“蒙地汉化”政策，十分明显它与“清中叶以前对蒙古实行的封禁、分治、隔离政策恰好截然相反，其对比是非常鲜明的”。
新疆地区。光绪年间新疆建省是新疆近代史上一件大事，是清政府巩固其在新疆统治的一个重要举措。新疆社科院民族所编著《新疆简史》第二册(新疆人民出版社，1980年)，对新疆建省的前前后后以及历史作用做了较详尽评述。纪大椿《论清季新疆建省》(《新疆社会科学》1984年4期)指出：“由新疆建省而密切了新疆与全国各族人民的*、经济联系，巩固了各族人民在反帝反封建斗争中用鲜血凝成的情谊，加速了西陲边疆的开发与发展。这些都是当时的封建朝廷和官吏未曾意识到的”。这方面论文还有：沈传经《论新疆建省》(《新疆历史论文续集》，页393～413)，齐清顺《新疆建省及其历史意义》(《西域史论丛》第1辑)等。研究新疆建省必然要涉及龚自珍、左宗棠、刘锦棠三个历史人物。首先提出新疆建省之议的是龚自珍。纪大椿《龚自珍和他的〈西域置行省议〉》(《新疆历史论文集》，页354～368)具体分析了这一正确主张的内容，认为其最大的贡献在于，“用历史发展的观点分析了新疆实施行省制度的必然性”，所有这些“都是他超过前辈，站在时代的前列而提出的新的斗争任务”。韩式朋《龚自珍议新疆防务》(《北方文物》1984年2期)认为，新疆建省和移民实边有利于新疆的发展，而加强防务的最好办法就是移民实边。这方面论文还有：丁汝俊、马春燕《龚自珍〈西域置行省议〉述评》(《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2期)，季镇淮《龚自珍简论》(《北京大学学报》1985年1期)等。左宗棠和刘锦棠是新疆建省的实践者。杜经国《左宗棠与新疆》一书对左宗棠关于新疆建省的思想和筹划进程作了剖析，认为“维护西北边防的安全是左宗棠主张在新疆建省的根本出发点。他在这方面的一切部署，从*、经济到军事，都是为这个根本目的服务的”(新疆人民出版社，1983年)。同类论文还有：董蔡时《论左宗棠与新疆开置行省》(《江苏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1期)，牛济《左宗棠与新疆改设行省》(《湖南师大学报》1985年4期)等。塞防与海防之争与新疆建行省的争论是有直接关联的，赵春晨《清季关于新疆问题的争论》(《西北史地》1983年4期)对清廷对于新疆问题的战略决策作了有益探讨。作者认为争论重点有四个：一是咸同年间放弃新疆论调的抬头，二是‘海防’与‘塞防’之争，三是南疆弃取之争，四是建省之争。这方面论文还有：张立真《评左宗棠的塞防之论与实践》(《辽宁大学学报》1985年3期)，牟安世《论中国近代史上的‘塞防’与‘海防’之争》(《河北学刊》1986年5期)，杨策《论所谓海防与塞防之争》(《近代史研究》1987年4期)黄顺力《重议海塞防之争》(《福建论坛》19 88年6期)，杨东梁《论中国近代的海防与塞防》(《军事历史》1990年6期)，董蔡时《再论左宗棠与李鸿章新疆防务之争的性质》(《近代史研究》1992年1期)，杨光楣《也谈清代同光年间‘海防’与‘塞防’之争的性质》(《史学月刊》1992年1期)等。由于左宗棠在新疆期间，伊犁地区还没有收复，建省问题一直议而不决，直到1884年清政府才下令建省，任命刘锦棠为首任新疆巡抚。管守新《刘锦棠在新疆建省》(《喀什师院学报》1992年2期)认为：“新疆建省的完成，不仅使新疆摆脱了长期以来所处的‘藩部’地位，而且统一了与其它各省的政体，成为清朝的第十九个行省。在新疆建省及其建置最后完成的过程中，刘锦棠作了大量的工作”，因此我们“绝不能忽视新疆建省的最终执行和完成者——刘锦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另外，于维诚《新疆建置沿革与地名研究》(新疆人民出版社，1986年)对于了解近代新疆建置、地名的变化，是一部很有实用价值的参考书。
西藏与云南地区。清朝驻藏大臣制沿革的研究始终是清朝西藏管理体制的一个研究重点。吴丰培、曾国庆《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中国藏学出版社，1989年)指出，18 45年至1911年是驻藏大臣职权松弛时期。驻藏大臣制度研究离不开驻藏大臣研究。吴丰培、曾国庆《清代驻藏大臣传略》(西藏人民出版社，1988年)和贺文宜《清朝驻藏大臣传略》(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是两部颇见功力的资料性研究之作。前者为有清一代正副驻藏大臣136人立传。后者则辑录了从康熙四十八年正月(1709年3月)到宣统三年(1911年)共202年间派往西藏的148位正、副大臣计182任的驻藏事迹1370余条目，内容主要有：签掣达赖、班禅的呼毕勒罕，看视达赖、班禅坐床，颁赏金册，任免西藏地方政府重要官员，制订藏内各种章程，办理对外交涉，调遣营伍，巡阅边防，抗击外寇，抚绥地方，监制钱币，稽查财政等等。朱先华《清末西藏新设机构及其活动概述》(《中国藏学》1988年2期)从研究清政府在藏地推行“新政”的角度指出，晚清政府的“筹藏”政策不够健全和完善，虽对推进西藏地方各项工作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它脱离了西藏地区的历史特点和社会实际。因而“不仅没有起到积极的历史作用，相反还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和影响，它使西藏地方与中央的矛盾日趋尖锐，使帝国主义乘机插手西藏事务，干涉中国内政，使中华民族几度面临西藏被分裂出去的危险”。但也有研究者对晚清政府在西藏的活动予以肯定。张世明《清代前后期藏族地区开发的比较研究》(《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350～367)对清代后期清政府对藏区开发评价甚高。陆莲蒂《简论清末西藏地方与中央王朝的关系》(《西藏研究》1986年1期)通过对光绪十三年日喀则僧俗“恭贺皇帝亲政”藏文文书考释，认为此举“有力地说明了清末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继续行使国家主权的史实”。看来研究的结论相距甚远，有待深入研究。对晚清驻藏大臣的个案研究中，比较一致认为升泰和有泰“可谓是昏聩无能之徒”的典型代表，但对琦善、张荫棠和联豫的评价存在分歧。吴丰培《试论升泰和有泰》(《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368～390)通过对他们二人为官西藏的历史考察，认为这二人劣迹多端，丧权辱国，媚外苟延，贪婪昏聩，乃驻藏大臣昏庸之最，是破坏汉藏人民团结的罪魁。文中引述了有泰1904年有关与英国交涉经过的日记，实是一份不可多得的罕见史料。关于琦善，吴丰培、曾国庆在《清朝驻藏大臣制度的建立与沿革》一书中认为，琦善在强调驻藏大臣的地位和某些职权的同时，放弃了“财务监督权”和“部分兵权”，因此，“驻藏大臣自琦善之后有了一定程度的削弱”(《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75)邓锐龄《关于琦善在驻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问题》(《民族研究》1985年4期)则认为，琦善在驻藏大臣任期内“积极坚决地行使驻藏大臣的权力”，因此，“说琦善在任期间做了什么事就能促使此后驻藏大臣的权力萎缩，还是一个疑问”。1906年出任驻藏大臣的张荫棠治藏政绩得到多数研究者的肯定。许广智《张荫棠“查办藏事”始末》(《西藏研究》1988年2期)认为，这是西藏近代史上一次重要事件，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的改革，为后来西藏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和影响”。赵富良《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及其治藏方针》(《西藏研究》1992年2期)指出，张荫棠“惩治腐败，肃清吏治，使全藏人心振奋，他锐意改革，推行新政，虽因种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完全实施，但其治藏的思想方针和推行新政的改革精神仍具有不可抹煞的历史意义”。冯丽霞《试论张荫棠“查办藏事”的性质》(《西藏研究》1987年4期)也认为，张荫棠“查办藏事”是“一场值得充分肯定的进步的改革”。但余子明《论晚清政府在西藏的若干政策》(《民族研究》1991年1期)却认为，张荫棠推行“新政”是“随心所欲，操之过急，直接给西藏上层分裂分子造成口实，也难辞其咎”。总之对张荫棠在藏实施“新政”的评价是褒多贬少。关于联豫，一般认为其人刚愎自用、排斥异己、独揽大权，对十三世达赖出逃及后来清朝政府与西藏地方矛盾的激化负有责任。但张世明《论联豫在清末新政期间对西藏的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导报》1990年6期)认为，联豫在西藏实行新政终致失败，但他“对西藏的开发建设做出了一定的成绩，功不可泯”。民国时期治理西藏问题的研究还刚起步。祝启源、春饶尼玛《中华民国时期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中国藏学出版社，1991年)一书系统论述了1912年至1949年从北洋政府到民国政府的治藏历程。近年还出版了这方面史料集，重要者有：《黄慕松、吴忠信、赵守钰、戴传贤奉使办理藏报告书》(《中国藏学出版社，1993年)等。关于云南地区的管理，秦和平《清末民初对滇西北地区的治理与开发》(《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2期)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毗邻西藏和四川，界连缅甸、邻通印度的今云南怒江州和保山市近代以来的历史进行了有益研究后指出，面对英帝国主义的侵略，“清末民初孱弱的国力与动荡的政局，对滇西北治理开发行动的继续多有制约，但云南地方当局对此已尽最大努力，并取得相应的积极后果。”王文成《解放初期的云南边政与边疆民族区域自治的确立》(《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4期)虽研究内容已属当代史范围，但以此视角论述建国初期的边疆管辖及其成就的研究之作尚鲜见。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对当代边政研究的重视。
台湾与海南。台湾建省是近代边疆治理一件大事，陈在正《台湾建省方案形成过程的考察》(《历史研究》1987年5期)概述了同治十三年十一月沈葆桢奏请闽抚移驻台湾起，至光绪十三年改设台湾郡县、领取福建台湾巡抚关防止，前后十三年间台湾建省方案的形成过程后指出，“正是由于加强海防的需要，才促进了台湾建省的实现，这是在外国资本主义加紧对我国边疆的侵略，海疆危机日益严重的形势下实现的。其目的主要是为了加强台湾及东南沿海的海防，以抵御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因而，具有明显的爱国性质”。近代对台湾的治理和开发，岑毓英和刘铭传是有功的。黄振南《岑毓英与台湾防务》(《民族研究》1989年2期)，对岑毓英的治台政绩做了分析，指出：在台湾期间“除了进行与军事防务有直接关联的工作外，还亲自指挥创办与百姓生活休戚相关，又与台防有间接关系的公益事业”。刘铭传是台湾建省后首任巡抚，姚永森《刘铭传传——首任台湾巡抚》以较长篇幅评述了刘铭传治台经历，指出：“刘铭传是一个保卫台湾的封疆大吏，一个巩固祖国统一的促进派，一个台湾近代化的先驱者，也是一个悲剧性的历史人物”(时事出版社，1985年)萧克非等主编《刘铭传在台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是1985年召开的“刘铭传首任台湾巡抚一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结集，反映了近年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最新研究水平。陈国强《台湾建省初期刘铭传与高山族》(《中国民族关系史论集》页367～386)则从另一视角，通过刘铭传治台政绩研讨了近代清政府对台湾的管理。关于台湾海防问题研究还有：许良国《左宗棠与台湾海防》(《光明日报》1983年12月21日)，杨彦杰《沈葆桢与台湾海防》(《福建论坛》1982年1期》)，陈在正《1874—1875年清政府关于海防问题的大讨论与对台湾地位的新认识》(《台湾研究集刊》1986年1期)等。海南岛是我国边疆的第二大岛，何瑜《近代海南开发》(《历史档案》1992年2期)重点论述了光绪年间以来海南岛各族人民开发海南的各个方面，特别对以琼籍华侨为主的海外华人在海南开发中的贡献进行了分析。一些学者还通过海南和台湾开发的对比研究，*了清政府对海南的治理和开发，如司徒尚纪《海南岛和台湾岛历史开发对比刍议》(《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391～408)，何瑜《清代台湾与海南经济开发之异同》(《清代边疆开发研究》，页394～422)，以及何瑜《清代海南开发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2期)。
在着力于近代边疆管理研究的同时，学者们同时也注意到了近代治边思想研究。毛振发《我国强边思想的演替和发展》(《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2期)认为，经过塞防与海防大争论后，清政府采纳了左宗棠关于“东则海防，西则塞防，二者并重”的主张，决定陆海并重全面加强海防建设。刘庆《中国古代国防政策及其在近代的演变》(《军事史研究》199 1年2期)认为，作为古代边疆政策的“强边固防”，具体言之即“筑墙戍守”和“开发边疆”，而开发的实质是加速边疆牧业或狩猎经济向农业经济的转化。而近代国防则是注意北部和海疆的政策。牛俊法《浅析中国近代“争胜型”与“守土型”的国防观》(《军事历史》1 989年3期)指出：“在近代，特别是晚清，对国防影响最大、教训最为沉痛的是消极‘守土型’国防观。这种消极守土观表现在对敌情判断上，一些人只见有形之兵，不思潜在之祸，以求苟安为目的。他们无视敌情变化，不做相应准备，而是‘战则惊，罢则息’”。林则徐的治边思想和实践在近代有一定的典型性，来新夏《林则徐筹边思想与实践》(《林则徐在新疆》页1～14)深入分析了林则徐两边思想(塞防与海防)和塞防建设的理论，认为林则徐筹边实践“对于动荡的新疆，增添了若干有利于稳定局势的因素，增强了人民的团结和对中央政权的向心力”。他的筹边思想，“对于19世纪以来研究西北史地的风气，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同类题材论文还有，吴廷桢、刘述宝《略论林则徐对西北边患的预见》(《西北史地》1984年1期)，苏瑞海《试谈林则徐的筹边安民思想及其实践》(《实事求是》1987年4期)，黄保万《论林则徐筹边思想的发展》(《学术月刊》1987年6期)等。
近代的海防问题也日益为学者们重视。黄顺力《鸦片战争时期传统海防观的影响与扬弃》(《厦门大学学报》1992年2期)认为，“在传统心态制约下形成的传统海防观是千百年来中国人的生存环境、封建社会经济、*、文化观念等等因素综合积淀的产物”。尽管鸦片战争时林则徐采取了“以守为战”的海防战略，但仍未脱出传统海防观的影响。因此，“可以说，传统海防观的内向性、保守性，并没有在一场人们还未充分意识到的近代战争中予以有效的克服和扭转，它从鸦片战争时期起一直影响到洋务运动时期近代海军的建设”。俞世福《浅析中国近代海防论》(《军事历史》1989年6期)归纳了近代海防论基本思想的五个方面，这就是：主张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提出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战略战术，强调训练一支有素的海军，改革旧制、组编新水师，强调搞好沿海陆地设防。李国华《清末海洋观与海军建设》(《历史研究》1990年5期)指出，“清末海洋观主要在于寻求军事上的自强，以解除清王朝来自海上的威胁。它推动了近代中国军事的发展，尤其是创建了一支有近代水平的海军。然而，它缺乏对经济利益的揭示追求，因而具有很大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直接间接地影响了清海军建设，成为清海军在中日海战中失败的根本原因”。李少莉《论清末洋务派的海防建设》(《辽宁大学学报》1992年5期)认为，洋务派“这种大胆引进资本主义‘奇技*巧’，进行了长达二、三十年的海防建设的行动，以及这种行动的宗旨都应该肯定的，不能因为它的失败而把其正确的东西一起抹杀”。这方面论文还有，施渡桥《林则徐、魏源的海防战略思想是消极的吗?》(《军事历史》1992年4期)，何平立《略论晚清海防思想与战略》(《上海大学学报》1992年3期)，史滇生《李鸿章和北洋海防》(《安徽史学》1992年3期)等。
二、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
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具有极丰富的内涵，诸如近代中国边疆危机与边界交涉，不平等条约与边界问题，边疆危机与近代边疆社会的变化等等，都是研究的重要内容。本题仅以边疆危机与边界交涉为重点，作一简要评述。
综论方面。张振昆鸟《近代中国的边患与边界问题——一个简要的回顾》(《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59～72)从宏观上回顾了近代中国由于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从海疆告警到边界普遍危机，进而发展到危机深化的历程，指出，“一部中国近代史始终与中国边患密切联系在一起，后者构成前者的一个重要内容”。而近代边患的直接结果，“一是中国丧失了大量领土，二是历史积累了许多边界问题”。而“这许许多多边界问题，正如中国领土的丧失那样，大多是帝国主义(主要是俄、英、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包括侵略中国和侵略中国的邻国)造成的，与近代中国的边患紧密相连。因此也可以说，这是多年边患的历史给新中国留下的一份遗产，当然是一份负担沉重的遗产”。唐承丽、周国华《近代中国疆域的变化及其历史的教训》(《湖南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2期)认为近代中国疆域变化的特点是：领土丧失的时间较晚、速度较快；领土丧失由边疆向内地深入，又主要集中于北方边疆，领土丧失与不平等条约紧密相联。郑仙、傅元祥主编《中国近代边防史(1840 ——1919年)》(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0年)则从边防史角度，对近代边患和边界问题作综论，应引起学者重视。
中俄以及中国与独联体中亚三国的边界研究。中俄两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最初的中俄东段边界是通过1689年中俄《尼布楚条约》确定的，两国以额尔古纳河、格尔必齐河、外兴安岭至海为界。到19世纪中叶，沙皇俄国逼迫清政府签订不平等的中俄《瑷珲条约》(1858年)和中俄《北京条约》(1860年)，将中俄东段边界推进到黑龙江、乌苏里江至图们江口一线，留存至今。中俄中段边界是通过1727年中俄《布连斯奇条约》和中俄《恰克图条约》确定的，相当于今蒙古国和俄罗斯的边界线加上唐努乌梁海的北界，自1946年1月中国国民政府承认外蒙古独立后，中俄中段边界(除唐努乌梁海这一历史悬案外)已不复存在。中俄西段边界是通过中俄《北京条约》和中俄《勘分西北界约记》(1864年)等条约确定的，今天已成为中国的新疆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的边界，中国的新疆与俄罗斯仅有54公里边界线。对中俄边界问题研究迄今权威的著述当推余绳武主编《沙俄侵华史》第1至4卷(人民出版社，1976～1990年)，这部凝聚了一批学者20余年心血的巨著，对中俄东、中、西段边界形成的历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论及中俄边界问题的著作还有：《沙俄侵略我国蒙古地区简史》(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79年)，《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人民出版社，1 979年)等。
下面将以东段边界、西段边界问题研究为序，略作介绍。
1东段边界研究。步平、黄定天《〈瑷珲条约〉被逼签订原因的再探讨——19世纪中叶中俄若干问题比较研究》(《瑷珲历史论文集》页126～141)以瑷珲条约签订始末为中心，着重分析了面对俄国的侵略清政府传统边疆政策破产的必然性。关于瑷珲条约的研究还有：步平《〈瑷珲条约〉有效性的几项形式条件的分析》(《黑河学刊》，1984年3期)，祁学俊、韩来兴《〈瑷珲条约〉确定了中俄黑龙江边境贸易的合法性》(《黑河学刊》1989年3期)等。张本政《评一八八六年中俄勘界》(《学术研究丛刊》1980年3期)。对自图们江口至乌苏里江口一段边界第二次“会勘”始末作了分析，认为在这次勘界中，“中国收复了一部分1860年以后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纠正了错立和被沙俄私移的界线，增立了许多新界牌，争得了中国船只自由出入图们江口的权利”，对主持此次勘界的中国官员吴大澄的功绩与不足也给以评述。步平《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分析了1910年至1911年中俄派员会同勘测呼伦贝尔地区中俄边界，签订了中俄《满洲里界约》的始末，指出此举奠定了中俄东部边界西段的基础，“尽管中国在部分领土上受到损害，但是，由于经过勘定大大提高了边界的精密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觊觎中国领土的俄国的扩张，制止了其蚕食中国领土的活动，所以，勘界在这一意义上的作用是积极的”。关于东段边界研究的论文还有：董万?《一八六一年兴凯湖会谈勘界与沙俄侵略扩张阴谋》(《延边大学学报》，1978年2期)等。
2西段边界研究。希达《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历史研究》1976年3期)和余绳武《〈中俄北京条约〉订立前沙俄对中国西北的侵略》(《近代史研究》1979年2期)是两篇论述俄国对包括新疆在内的中国西北边疆蚕食和侵略的力作。韩敏《我国西北边界变迁的历史真相》(《新疆历史论文集》，页425～450)和郑绍钦《清代沙俄侵吞中国西北边陲史实考》(《世界历史》1982年1期)揭示了沙皇俄国侵占巴尔喀什湖以东以南中国大片领土的事实。赵春晨《〈伊塔通商章程〉是中俄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中俄关系史论文集》，页180～201)全面探讨了章程签订的背景和经过，论证了这个条约是近代中俄关系史上第一个不平等条约。薛衔天《霸权主义的王法——关于〈中俄北京条约〉西部边界条款的几个问题》(《中俄关系史论文集》，页78～98)分析了中俄北京条约两部条款的不平等性及其存在的矛盾和谬误。有关中俄伊犁交涉是近代中国边疆问题中一个研究热点，学者们围绕中俄伊犁交涉及《改订条约》的不平等性质，中俄伊犁交涉的背景，中俄伊犁交涉的得失以及对曾纪泽评价，《改订条约》规定的西段中俄边界走向及有关界务问题等方面进行了广泛、深入研究。这里仅对〈改订条〉规定的西段中俄边界走向及有关界务问题的研究作一介绍。1881年中俄《改订条约》最后确定了两国西段边界的走向，经双方依约会勘划界后签署的有关西段中俄边界走向的五个子约：伊犁界约、喀什噶尔界约、科塔界约、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续勘喀什噶尔界约，至今仍是边界走向的依据。李之勤《略论〈中俄伊犁条约〉关于西疆分界的条款》(《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1期)全面论述了条约签订对中国西部边界的影响。赵春晨《谈〈中俄伊犁条约〉的性质和清政府谈判的成败》(《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2期)分析了清政府在改约谈判中的成败得失，以及曾纪泽个人的功与过。关于五个子约的研究有：李之勤《论1882年的中俄伊犁界约》(《中国边疆史地论文集》，页482～502)，李之勤《略谈〈中俄喀什噶尔界约〉》(《西北历史资料》1981年2期)，沈传经《评〈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新疆大学学报》1980年3期)，苏北海《1884〈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的签订及其勘界问题》(《新疆师范大学学报》1983年2期)，李之勤《略论沙克都林札布的南疆勘界日记图说》(《西北历史资料》1983年2期)，李之勤《论〈中俄塔尔巴哈台西南界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1～2期)，李之勤《清光绪九年勘定俄国借地界图〉实为同治年间塔城军民在科布多借住地界图》(《西北历史资料》1980年2期)，以及吕一燃《伊犁索伦营卡伦的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3～4期)，齐清顺《中国收复巴尔鲁克山的交涉》(中俄关系史论文集》，页152～162)等，上述论文从不同角度细密地论证了五个子约签订过程，以及沙俄在勘界中不断违约多占中国领土的史实。
乌梁海地区分为三个部分，即唐努乌梁海、阿勒泰乌梁海、阿勒泰诺尔乌梁海。清政府在上述地区设旗置官、行使主权。19世纪以来沙俄对这一地区进行渗透和侵略，导致与清政府边界纠纷。关于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研究。吕一燃《清政府对阿勒坦诺尔乌梁海的管辖》(《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39～51)论证了被沙俄侵占的阿勒坦尔乌梁海地区是中国固有的领土。同一作者还写有《阿勒坦诺尔乌梁海历任总管考略》(《中国北部边疆史研究》页5 2～60)等论文。唐努乌梁海是未经任何条约规定而被沙俄侵占的中国领土。樊明方《中国历代政府对唐努乌梁海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1～2期)，马曼的《从乌梁海问题看沙俄对中国的侵略》(《中俄关系史论文集》页382～396)，荣丽贞《沙俄怎样窃占中国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中俄关系史论文集》页163～179)，康右铭《沙皇俄国对唐努乌梁海地区的侵略》(《中亚学刊》第2辑)，樊明方《〈中俄蒙协约〉签订后中国收复唐努乌梁海的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等，论述了沙俄从渗透到侵占的经过，以及自清末至北洋政府时期中国历届政府为收复该地区所进行的斗争，并于1919年夏收复该地区的历程。1921年唐努乌梁海成立了图瓦人民共和国，1944年8月，图瓦人民共和国被并入苏联，中国历届政府均未予承认。
帕米尔地区，19世纪末为沙俄武力侵占，今天成为中国和塔吉克斯坦间边界争议区。吕一燃《中国历代王朝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和《清政府对帕米尔地区的管辖》(《史学月刊》1992年5期)，以及黄盛璋《我国历史上的帕米尔》(《新疆社会科学》1982年2期)和《清代帕米尔设立卡伦考》(《新疆历史论文续集》页414～444)，从不同角度论述了帕米尔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和帕米尔未定界产生的由来。黄盛璋《清代在帕米尔的管辖范围及其变迁》(《中亚研究资料》1986年3～4期，1 987年1～2期)详细考订了18世纪中叶至19世纪末中国在帕米尔地区主权管辖范围的变化。而刘存宽《中苏帕米尔争议的历史背景》(《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3期)认为，关于这一问题的争议，现存的唯一依据就是1884年《中俄续勘喀什噶尔界约》，任何越过或离开这个条约的其它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同类主题的论文还有：黄盛璋《驳无耻的浩军继承论》(《中俄关系史论文集》，页412～437)，金延《近年中苏两国关于帕米尔问题的争论——评8月11日苏联外交部声明》(《中俄关系问题》1981年4期)等。黄志勇《19世纪英俄争夺瓜分中国帕米尔地区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对英俄私分帕米尔作了深入研究，认为争夺中国帕米尔成为这两大殖民帝国争夺中亚细亚的重要内容之一。同一作者的《论海英、李源钅丙踏勘新疆南部边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论述了1891年至1893年清朝政府为了与俄英交涉勘分位于中国新疆南部的中俄，中阿和中印边界，派遣海英、李源钅丙等官员实地踏勘中国与俄国、阿富汗两国，以及中国与拉达克、坎巨提两部落交界的帕米尔地区和喀喇昆仑山北坡，以及昆仑山西段，测绘了地图，认为：“这次踏勘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中俄帕米尔划界交涉和以后进行的中英界务交涉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也是中国地理学史上一件值得重视的大事。
乌宗图什河源是中国与吉尔吉斯坦边界争议区。朱炳耀《关于新疆乌宗图什河源‘争议’地区的调查报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1～2期)对这块东西长85公里、南北最宽48公里，总面积2843平方公里争议区产生由来和现状，以及中国对这一地区历来管辖情况均作了简述，这是一篇还不多见的溶历史与现状为一体的调查报告。
中印边界研究。
这一论题的研究之作见诸于报刊者尚不多，但现刊的论文均有较高学术水平。杨公素《中印边界问题的真相》(《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对中印之间传统习惯线，英国私自划定的“麦克马洪线”，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印度进一步侵占中国领土和中印边界交涉，直至1962年中国进行自卫反击战等问题，进行了系统深入探讨。柳升祺《19 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何以有两种不同版本?——兼评西姆拉会议(1913-1914)》(《中国藏学》1990年1期)通过慎密考证得出结论：1929年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是真书，而1938年版的该书是伪书，伪书对1913～1914年西姆拉会议的事实进行了全面纂改，其目的是为了歪曲中印边界问题的历史真相。丁名楠《中印西段边界问题由来的片断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3～4期)、金宗英《1899年英国建议划定中印西段边界照会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景辉《中印东段边界真相》(《国际问题研究》1988年1期)分别对中印边界西段、东段的形成与界务纠纷与交涉作了论述。这方面论文还有：董志勇《英国非法侵占‘麦克马洪线’以南部分中国领土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1～2期)，宗黎明《西姆拉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述略》(《中国藏学》19 92年2期)等。此外，周伟洲《英俄侵略我国西藏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和杨公素《中国反对外国侵略干涉西藏地方斗争史》(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两书，虽对中印边界问题立有专章，但前者是侵华史、后者是反抗史，由于研究角度的局限、体例的限制，未能对中印边界问题进行作者本有能力完成的系统深入研究。
中尼、中锡(金)、中不(丹)边界研究。
有关论著除了在上述西藏历史的专著中有所涉及外，专论之作甚少。房建昌《中尼边界初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3～4期)、《中尼边界洛敏汤考》(《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1～2期)、《中锡边界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1～2期)、《中国与不丹的边界及不丹在西藏的飞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等论文填补了这方面专题研究之空白)
中缅边界研究。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云南教育出版社，1987年)在清朝时期的西南边疆一章中，对普洱府、顺宁府、永昌府、腾越厅、丽江府等地区边境变迁的论述颇详，大助于人们对近代以来中缅边界变迁的了解。张植荣《论中缅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3～4期)对中缅边界问题的历史背景、交涉过程、中国政府指导中缅交涉的边疆战略与边界政策均作了有益探讨。中缅边界交涉始于1885年至1960年结束，费时70余年。若以尖高山划分南、北，则有关南段的交涉远比北段为繁。余绳武《近代中缅北段未定界问题的由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3～4期)和《有关猛卯三角地的一些历史情况》(《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对所述命题进行细致分析。金宗英《麦克马洪线与中缅北段边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通过对中英间关于中缅北段边界早期交涉和麦克马洪线在西姆拉会议中玩弄伎俩的分析，认为英国泡制麦克马洪线的目的之一是“借此为解决中缅北段边界的长期悬案创造条件，把尖高山以北除独龙江以外的恩梅开江与迈立开江流域全部土地据为己有”。谢本书《片马问题考察与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89年)论述了清朝政府对片马的管辖，以及英国侵占片马的经过。关于片马问题还有王丹《片马问题调查报告》(《云南现代史料丛刊》1986年6期)。张振昆鸟《近代史上中英滇缅边界‘南段未定界’问题》(《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2辑，1988年)分析了1894年和1897年中英条约关于中缅南段边界约文本身存在的矛盾，以及1899-1900年中英会勘的失败结局。文章认为：1941年中国政府与英国换文，就南段未定界划定界线，但这段边界始终没有竖立界桩，“所以直到1948年缅甸独立，南段未定界问题并没有最终解决”。
中越边界研究。中越边界可分为陆界和海界。陆界形成于宋代，1885年中法签订了一系列中越边界的条约。李国强《中越陆路边界源流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89年1期)概述了中越边界形成的过程，认为中越边界条约使中越边界走向有了明确的规定，但也使清政府丧失了许多土地。陆界又分为滇越段和桂越段。关于滇越段边界研究，尤中《中国西南边疆变迁史》第六章对滇越交界的广南府、开化府、临安府边境变迁作了详述，为人们了解全面了解滇越段边界的历史提供了基础材料。木芹《清代中越边界云南段述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1～2期)对19世纪末，云南省临安、开化、广南三府边境大片领土，被法帝国主义划入越南的历史作了深入论述。龙永行《中越界务会谈及滇越段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3～4期)论述了自1885年起至1897年止中法两国关于滇越段界务谈判、勘定始末，指出，“中国最大的失败在于第六段边界即后来普洱府属猛乌、乌得之割让”。关于桂越段边界研究，萧德浩《中越边界广西段历史概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3年1～2期)，刘钦麟《清政府对中越边界广西段的管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和龙永行《中越边界桂越会谈及勘定》(《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1～2期)对本命题进行了研究，龙文还作了会办桂越界务的勘界大臣邓承修的功绩，认为邓承修在界务会谈和勘界过程中能坚持原则，展开激烈的外交斗争，“这种精神是十分难能可贵的。他们这种不计个人私利，将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的行为，不能简单地归结为‘忠君’二字，而是中华民族传统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体现”。其他还有徐舸《清末广西边防问题》(《印度支那》1988年4期)等。有关资料集则有萧德浩、吴国强《邓承修勘界资料汇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该书收录了1885年9月至1887年8月邓承修关于勘界的往来电稿，邓承修勘界日记(1885年～1886年)，以及法国档案馆有关中法勘界函电，史料价值甚高。黄国安、萧德浩、杨立冰编《近代中越关系史资料选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88年)也收录了中越边界交涉的大量资料。
北部湾问题是中越边界研究中无法回避的重要问题。萧德浩《北部湾问题刍议》(《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和《中越两国从未划分北部湾海界》(《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2年3～4期)，以及刘文宗《是“海上边界线”还是岛屿分界线——评越南当局对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的解释》(《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4辑，19 89年)均论证了北部湾是中越两国共同的海域，在历史上中越两国从未划分过北部湾的海界，1887年〈中法续议界务专条〉第三款划分的是芒街附近海中岛屿的归属，越南政府把它说成为划定中越海上分界线是没有根据的。白龙尾岛是北部湾海界问题研究的热点，麦德潮《白龙尾岛正名》(《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辑，1988年)指出，白龙尾是法帝国主义印支殖民当局的所谓命名，其原名称夜莺岛，我国渔民称之为浮水洲岛，也称海宝岛。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该岛，建立党政机构，1957年为越南政府接管。
中朝边界研究。早在明朝和李朝建立之初，中朝两国边界即明确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河。清代，中朝两国疆界依然以鸭绿江、图们江为界，两国从无异议。但进入19世纪80年代，中朝两国界河图们江段产生争议。至20世纪初，沙俄插手其间，之后日本帝国主义又制造间岛归属，掀起轩然大波，最后经吴禄贞等据理力争，始得解决。中朝边界问题由于人所周知的原因，至今还少有研究者问津。可喜的是杨昭全《中朝界务史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3、4辑连载，1988年、1989)年。对有清一代的中朝界务沿革作了深入细致的研究，是近年来这一领域中有份量的力作。杨昭全、韩俊光《中朝关系简史》(辽宁民族出版社，1992年)也包括了有清一代中朝边界交涉与争议的始末。有关论文还有高永一《间岛问题的始末》(《延边大学学报》，1981年3期)等。
南海诸岛研究。南海诸岛是我国海疆史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南海诸岛包括南沙、东沙、中沙、西沙群岛，这些群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神圣领土。20世纪30～40年代，法国、日本先后侵占南沙群岛、西沙群岛。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次年当时中国政府派遣高级官员分赴南沙群岛、西沙群岛接收，在岛上举行了接收仪式，建立主权碑，设立行政管理机构，派兵驻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南沙、西沙、中沙群岛属海南行政管辖。海南建省后，上述三群岛及其海域归海南省辖治。关于南海诸岛的最新研究成果是吕一燃主编《南海诸岛——地理、历史、主权》(黑龙江教育出版社，1992年)主编者在前言中指出：论文集收论文11篇，按其内容可分为三部分：一是从自然地理方面研究我国南沙、西沙、东沙、中沙群岛的环礁地形分布，形成原因和地貌特征：二是从历史地理方面研究中国人民发现、开发、经营南海诸岛的历史过程和中国历代政府对南海诸岛的管辖；三是根据历史事实和国际法、阐明我国对南海诸岛不容争辩的主权。关于南沙群岛主权问题的研究论文还有：张良福《南沙群岛领土主权的争端》(《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3期)，李国强《民国政府与南沙群岛》(《近代史研究》1992年6期)，林金权《民国时期中国政府行使和维护南海诸岛主权的斗争》(《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1991年1-2期)。赵洪、廖少廉《南沙群岛主权归属问题现状与我国应采取的对策》(《南洋问题研究》1991年3期)等。对于越南歪曲历史事实的谎言，我国学者进行了有力驳斥。戴可来《漏洞百出，欲盖弥彰——评越南有关西沙、南沙群岛归属问题的两个白皮书的异同》(《光明日报》，1980年6月9日)。韩振华、吴凤斌《驳越南当局所谓黄沙、长沙即我国西沙、南沙群岛的谬论》(《人民日报》1980年8月1日)等，都以大量事实论证，越南历史图籍中所说的黄沙、长沙都是越南近海的一些岛屿、沙滩，同我国西沙、南沙群岛风牛马不相及。
钓鱼列岛研究。钓鱼列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至晚在明代已划入中国版图。19世纪末，该列岛为日本侵占。1945年日本投降后，钓鱼列岛理应同台湾、澎湖列岛一样归还中国，但日本却宣布其对该岛拥有主权，成了中日间的一个悬案。杜继东《钓鱼岛等岛的历史和现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5辑，1990年)，周兆锐《钓鱼岛等岛屿问题的来龙去脉— —钓鱼岛等岛屿是中国的领土》(《武汉师范学院学报》1978年2-3期)。对钓鱼列岛的历史、主权归属，以及70年代以来中日间争端作了概述。于福顺、刘耀祖编《钓鱼列岛历史资料》(《中国边疆史地研究报告》第1辑，1987年)。摘录中外文献63种，包括了地理形势、主权归属、中日交涉等方面，并加了按语和说明，是一份带有研究性的资料。
三、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
对边疆问题的研究，在中国有悠久的历史、丰硕的记述。近代中国的边疆研究继承了爱国主义和求实精神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优良传统，并有了新的发展。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者的历史使命》(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2期)从宏观上概括了近代以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展的历程，指出：“中国的边疆研究渊远源长，但中国边疆研究的兴盛，则是近代以降的事。鸦片战争之后，曾出现过边疆研究两次高潮。第一次，对在鸦片战争后，资本主义列强用鸦片和大炮敲开了闭锁的清帝国大门，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导致西北、东西、西南边疆相继出现严重危机，以魏源、何秋涛、夏燮、梁廷楠、曹廷杰等为代表的具有爱国主义思想的地主阶级学者深感大清帝国国运日落，为捍御外侮，巩固边防，乃发愤潜心于边疆研究。他们的著作，至今仍不失为警世之作。这一研究发展的势头至清末而不衰。第二次，时在本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一批接受资产阶级史学研究理论和方法的中国学者，痛心于深重的民族危机，希冀通过边疆问题研究，抒发国人之爱国热诚。他们孜孜耕耘，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果。一时学人辈出，学术团体和刊物如雨后春笋，用群星灿烂形容此时研究发展盛况，并不为过”。近些年来对近代中国边疆研究，即是对上述二次研究高潮出现的历史背景、研究群体和杰出学者的研究而展开的。
关于第一次研究高潮研究。吴泽主编，袁英光、桂遵义著《中国近代史学史》(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从史学史高度对1840年～1919年边疆史地学的发展进程作了总结性回顾，涉及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杨守敬、丁谦、洪钧、屠寄、王国维等近代有影响的学者。胡逢祥、张文建《中国近代史学思潮与流派》(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1年)开篇第一章鸦片战争时期的经世致用史学思潮中，以“西北史地学的兴起”为题列有专节，认为：“鸦片战争前后，对西北史地的研究已成为一种风气和时事针对性很强的专门学术，而不再仅仅是治辽金元史的兼涉学问或极少数亲历边塞者的话题，并且在一些进步学者的提倡下，初步形成了一个有着共同学术志趣和治学风格的西北史地学派。其中，成就最大的则是张穆和何秋涛”。有关论文当首推马汝珩、张世明《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与经世致用思潮的复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1期)，认为：“嘉、道、咸时期，清代边疆史地学方面的著述更是种类繁富，体制斑烂，这时期潜心于边疆史地研究的学人如群星璀灿、交相辉映，极一时之盛，涌现了祁韵士、徐松、洪亮吉、龚自珍、魏源、何秋涛、姚莹、沈篧、俞正燮等一大批硕学之士”。这是一个当时极有影响的“边疆史地学研究者的趣缘集合体”，“成员之间是一种全渠道式的交往；其交往的媒介是志向、志趣相近”，“他们之间的学术交往是一种催发剂，他们在多方面的双向交流中相互协作、鼓励，获得自己所需要的各种精神材料”，“这样便容易形成一种整体效应，产生了嘉、道、咸时期边疆史地学繁荣昌盛的局面”。文章的结论是：“这时期边疆史地学的繁荣局面，不仅是人——时关系契合——即边疆史地学顺应了时代的客观要求——的产物，也是人——人关系融合的产物。由于边疆史地学经世致用效应缺乏一些社会条件的支持和配合，所以没有得到最大限度的发挥，其中封建制度的腐败是这些学人经世之才难就的根本原因”。赵俪生《论晚清西北之学的兴起》(《西北民族研究》创刊号，1986年)是这一论题又一研究力作，文章评价了张澍、俞正燮、徐松、龚自珍、张穆、何秋涛等西北史地学大师的学术与交往后指出：“鸦片战争前后，一大批爱国学者看到国势的转变，看到外国入侵力量的胁迫，感到对祖国境内一些边徼地区、一些不发达地区、在科研上是一些空白点的地区，一些少数民族，有一种进行过细研究的迫切需要。他们看到了，并且马上动手来弥补这些空白点和缺门。他们一步一个脚印开创了这条路”，终于开创了“后来的西北之学，包括西北历史地理之学和西北少数民族之学”。喻大华《论19世纪中国史学界边疆史地研究的热潮》(《辽宁大学学报》1991年2期)分析了19世纪边疆史地研究热潮兴起的原因后，指出当时边疆史地研究的二大特点，一是着眼于开发边疆、维护国家统一；二是着眼于巩固边防，抵御外侮。张承先《简论鸦片战争前夜的边疆史地研究》(《西北史地》1992年4期)依当时一些学者不同学术风格进行论述，认为祁韵士、徐松是注重实地考察，俞正燮是继续使用考据方法，龚自珍、沈篧是力倡经世致用。有关论文还有：陈振江《晚清舆地学与史学研究》(《第二届明清史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页140-156，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刘汉屏《清中叶后西北边疆史地学的兴起》(《光明日报》1987年4月8日)等。
对活跃于这一时期的学者的研究，试介绍以下几位。
1、何秋涛(1824年～1862年)和张穆(1805年～1849年)。蔡家艺《何秋涛的西北边疆史地》(《中国边疆史地论集》页503-页527)详细分析了《朔方备乘》成书的历史背景和学术价值，认为“何秋涛不仅是一位边疆史地研究的大师，也是一位‘中俄关系学’、‘中国俄罗斯学’的伟大学者”，“《朔方备乘》的诞生，是何秋涛爱国主义精神的具体体现，是寓*于学术的典范”。余大钧《清代学者张穆及其对我国西北史地学的贡献》(《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2期)指出，“张穆在清代道光年间不仅编撰了名著《蒙古游牧记》及其他西北史地著作，而且在校勘、编辑、刊行、传抄有关西北史地的重要古籍以及审校清代学者的西北史地著作方面作过大量工作”。蔡家艺《浅论〈蒙古游牧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1年1期)通过分析该书写作经过、内容、体例，认为该书是我国第一部以蒙古盟旗制度作为研究对象的专书，它的学术价值在于“打破了蒙古史研究中有史无志的局面”，“填补了西北边疆舆地学研究的空白”。同类研究论文还有：张承宗《张穆、何秋涛对边疆历史地理的研究》(《史学史研究》1991年1期)。
2、姚莹(1785年～1852年)。龚书铎《姚莹交游述略》(《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2年5期)通过对姚莹在*、学术、文学等方面的研究，指出围绕姚莹“台湾之狱”前前后后的各方面反响，表明当时社会风气的变化，“不仅表现在思想学术上，而且也表现在*上，这种变化反映了清政府高度中央集权力量已经削弱，在政权结构中一种离心力量在抬头，那种万马齐喑的禁锢窒息在开始被冲破”。吴怀祺《评姚莹的边疆史地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3年1期)首先分析了姚莹夷夏观的两个方面，一是中外关系，一是民族关系，指出姚莹“以进化的历史认识的理气说解释了夷夏之别，这里没有民族的歧视”；文章进而认为，中国近代边疆史地学的5个特征，即是：具有强烈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具有一种渴求了解世界、认识世界的欲望；对海事、海外诸国史地给以更多的关注；要求有精确可信的史地书；由边疆史地研究引发出*变革的要求。有关论文还有：乔还田《提倡开眼看世界的姚莹》(《光明日报》1984年2月8日)，闵传超《姚莹反侵略的爱国主义思想》(《安庆师范学院学报》1984年4期)，张承宗《〈康?纪行〉与姚莹的治学特点》(《苏州大学学报》1984年2期)，陈经忠《姚莹和他的历史地理著作》(《文史杂志》1989年1期)和《姚莹与康?纪行》(《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86年1期)等。
3、曹廷杰(1850年～1926年)。丛佩远、赵鸣歧《简评曹廷杰》(《社会科学战线》1984年4期)认为，曹廷杰的全部著作及其思想倾向，可以甲午战争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甲午战前，曹廷杰的思想比较激进，爱国和抗俄是其思想的主流”，这一阶段的代表作是《东北边防辑要》、《西伯利亚东偏纪要》和《东三省舆地图说》。甲午战后，曹廷杰逐渐放弃了东北史地研究，“他的武装抗俄，规复旧境的锐气开始消逝，逐渐趋向于妥协、退让”。中华书局1985年还出版了丛佩远、赵鸣歧编《曹廷杰集》。
4、宋教仁(1882年～1913年)是中国近代著名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他在革命活动之余，还从当时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边疆的危急形势出发，进行了边疆史地研究。樊明方《宋教仁与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西北大学学报》1991年4期)评述了宋教仁对间岛问题、片马问题、中俄修约问题、中葡澳门划界问题的研究成果。作者认为，宋教仁研究的目的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史地研究探寻解决这些问题的途径与方法”。所以他的研究带有很强的*性，学术的研究与外交策略的拟定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学术论著同时也是政论著作”。
5、王国维(1877年～1927年)。钟兴麒《王国维与西北史地学》(《新疆社会科学》1985年6期)从西北史地文献整理、西北*经济文化研究、西北地理沿革考证、西北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以及历史研究方法论5个方面，对史学大师王国维的西北史地研究作了深入分析，认为“王氏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经验，又吸取了世界近代资产阶级的研究方法，在前人的基础上，把西北史地学推向了一个新阶段，把西北史地学的研究范围，扩展到整个中亚地区，大大丰富了这个领域的研究内容”。
另外，翟忠义编著《中国地理学家》(山东教育出版社，1989年)一书对这一时期有影响的学者如洪亮吉、祁韵士、沈篧、徐松、龚自珍、魏源、张穆、何秋涛、洪钧、杨守敬、丁谦、曹廷杰均立有专传。
关于第二次研究高潮的研究尚未引起更多研究者的重视，有关论著尚不多。胡斯振《西北学刍议》(《西北民族学院学报》1985年1期)初步综述民国时期的边政学成果，认为“可以1931年为界划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由于沙皇俄国策划外蒙古‘独立’、‘自治’，促使全国人民继续重视西北史地的研究，后一阶段，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西北史地之学迅速发展，同时边政学研究更开辟了新的领域，提出了新的内容”。
禹贡学会和顾颉刚关于边疆研究的成绩，是这一阶段研究的重要内容。刘起钅于《顾颉刚先生学述》(中华书局，1986年)一书有专节对此作了评述。这方面论文有：王煦华《顾颉刚先生的学术贡献述评》(《顾颉刚选集》，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吴怀祺《〈禹贡〉半月刊的爱国主义史学思想》(《史学史研究》1983年1期)，徐兆奎《‘禹贡学会’的历史地理研究工作》(《历史地理》第1辑，1981年)，冯春龙《试论禹贡学会对历史地理学的贡献》(《杨州师院学报》1987年4期)，朱士嘉《顾颉刚先生与〈禹贡〉半月刊》(《晋阳学刊》1984年4期)，吴丰培《顾颉刚先生和所著〈西北考察日记〉》(《西北史地》1983年4期)等。马大正《略论禹贡学会的学术组织工作》(《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1期)则“以禹贡学会的边疆史地研究为中心，对其学术组织工作的经验”进行了研讨，认为禹贡学会无论在学术研究上还是在造就人才上均成绩卓著。从学术组织角度看，禹贡学会成绩在于，一是“提出符合学科发展的远景规划，以及为实现这一规划的切实可行的近期计划”；二是“有一套行之有效的学术组织工作的正确方法”。文章最后总结禹贡学会学术组织工作成功的经验有三：一是“爱国主义与创业之情是推动禹贡学会同人艰苦创业、共同前行的原动力”；二是“同事之间、同人之间的‘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是促进禹贡学会同人默契配合、上下求索的催发剂”；三是‘顾颉刚“兼具了作为一位优秀学术组织者不可缺少的品德：他学识渊博、心有全局，能将远景规划溶于切实可行的实践之中；他广交同仁、切磋学识，随时吸取有益营养，日新又新地开发新的学术园地；他平易近人、心胸宽广，热心提携青年，不断扩大研究队伍”。另外，顾潮编著《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是一本极有价值的学术资料书。《中国边疆史地研究》自1991年第1期至1993年第1期介绍了近代以来的有影响学术团体和有成就的学者。
边疆考察是边疆研究的一个重要内容。
系统论述近代以来边疆考察的论著还属鲜见，有关论文目前以新疆考察为内容的较多。马大正《20世纪新疆考察论述》(《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3期)以中国学者的新疆考察为重点，对20世纪新疆考察作了概论。作者指出，综观百年来的新疆考察历程，可发现三点带规律性的共同点：一是“新疆考察的成败得失始终与中国的国运、国势密切相关”；二是新疆地区的*稳定和社会安定，国家和社会的支持和组织是“新疆考察兴衰的两个重要制约因素”；三是“20世纪中国学者在新疆的考察经历了一个继承、开创和发展的过程”。民国初年谢彬的边疆考察活动引起了学者们研究的兴趣。吕一燃《谢彬及其边疆史地研究》(《西北史地》1988年2期)，杨镰《谢彬和他的〈新疆游记〉》(《新疆大学学报》1989年3期)均论述了谢彬的边疆考察的经历和成就。
活跃于本世纪20至30年代的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它的学术成就引人注目，同时还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中国地质学会以此为题编辑了西北科学考察团60年祭论文和有关文件专集。在论文集前言中指出，这次合作“开创了我国独立自主地与外国科学家平等合作进行科技活动的先例”(《开创中外科技合作的先驱》，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1年)。邢玉林、林世田《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述略》(《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3期)评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组建过程中的曲折历程，认为科学地了解这段历史“对促进中瑞科学文化的交流和加深中瑞两国人民的友谊显有意义”。作为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黄文弼的边疆考古，在中国边疆研究史上占有特殊地位。黄烈《艰辛的历程、丰硕的奉献—黄文弼先生与西北考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3期)对黄文弼的学术活动和成就作了系统评估。黄烈还致力于黄文弼遗著的整理，先后出版了《黄文弼历史考古论集》(文物出版社，1989年)，《黄文弼蒙新考察日记》(文物出版社，199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研究必然引发对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的研究。邢玉林、林世田《探险家斯文赫定》(吉林教育出版社，1992年)是40多年来中国学者撰写的第一部有关外国探险家传记，全书以1/3以上篇幅评述了斯文赫定在促进考察团工作上的特殊作用，同时对斯文赫定的*立场、*态度和若干*观点，以及他早期探险活动中侵犯中国主权、掠取中国文物的行径进行了评述和批判。杨镰《斯文赫定的探险活动及〈亚洲腹地探险八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2年3期)指出，该书是“认识中国西部，认识斯文赫定的起点，它的客观、他的偏颇、它的价值、它的缺失，都成为我们评价其人其事的取资库存”。由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翻译的斯文赫定著《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新疆人民出版社，1992年)描述了西北科学考察团长达8年的考察实践，多角度地再现了考察团中外学者的野外生活，工作情况及取得的成就。有关斯文赫定的专题研究论文还有：尹泽生《斯文赫定和他在我国新疆西藏地区的地理考察》(《地理知识》，1981年1期)，梅?《斯文赫定在中国西北的四次探险考察》(《文物天地》，1987年3期)等。
对近代以来外国探险家在中国考察活动的研究，除《帝国主义侵华史》、《沙俄侵华史》均有专题论述外，杨建新、马曼丽《外国考察家在我国西北》(河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比较集中地述论了斯文赫定、斯坦因、伯希和、大谷光瑞考察队、波塔宁、科兹洛夫、普尔热瓦尔斯基的探险生涯。作者在后记中指出：“近代到中国来进行考察活动的外国人，大体可分为三类。一类如俄国的瓦里汉诺夫、明茨洛夫等人，他们带着收集中国*情报的指令，不经中国政府的批准，化装成商人等，混入中国境内进行活动。他们实际上不是考察家，而是间谍、侵略分子。这种人在俄国的考察者中，为数不少，但在当时众多的各国考察者中，毕竟是少数。第二类如美国人华尔纳等，他们到我国肆意破坏、盗窃文物，根本说不上什么科学考察，纯粹是殖民主义者的掠夺行径。第三类人，他们的主要活动经当时清政府的同意，确实有科学考察的内容，并有一定成绩。但同时，他们也在不同程度上有损害中国人民利益的活动。但这类人，终身以考察为主，当然可以称之为考察家”。有关论文主要有：杨建新《斯坦因和我国西北史地研究》(《西北史地》，1983年1期)，饶国旗编译《斯坦因三次西域探险及有关探险报告介绍》(《青岛师专学报》，第9卷，20期)，王守春《十九世纪下半叶俄国人对塔里木盆地的‘地理考察’》(《中俄关系研究会通讯》，1979年2期)，黄鸿钊《19世纪末、20世纪初俄国人在我国西北边疆‘考察’活动》(《西北史地》，1987年3期)，刘存宽《19—20世纪初俄国对新疆的地理考察》(《社会科学战线》，1993年2期)，任光和、唐少卿《论普尔热瓦尔斯基在亚洲中部地理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兰州大学学报》，1986年1期)，姜伯勤《沙皇俄国对敦煌及新疆文书的劫夺》(《中山大学学报》，1980年3期)，马曼丽《大谷探险队与吐鲁番敦煌文化》(《新疆大学学报》，1983年4期)等。
值得一提的是1992年10月在乌鲁木齐召开的“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上，中外学者讨论了19世纪至20世纪西域考察及其学术遗产。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刘存宽研究员指出：“目前国内对这个问题的研究依然停止在初步阶段，研究情况同这个问题本身所具有的重要性极不相称，许多方面有待深入”。对于斯文赫定，与会学者认为，“应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该批判的批判，该肯定的肯定”。由于这次会议讨论的重点是西北科学考察团的科学实践和历史功绩，对斯文赫定以及其他众多外国探险家的评价，只有在学者们今后的研究中展开了(参阅马大正《20世纪西域考察与研究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93年2期)。
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赖以进行和深入的基础。随着边疆研究的展开，有关边疆的资料整理也日益为研究者所重视，取得了显著成绩，下面仅举二例略作介绍。
其一，以推动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为主要宗旨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在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的大力支持下，自1988年以来推出《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这是一套综合性边疆古籍的大型丛刊，分立下列各卷：综合卷、新疆卷、蒙古卷、东北卷、西藏卷、滇桂卷、海南卷、台湾卷、海事卷、邻国卷等。“中国边疆史地资料丛刊以选收历代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抄本、较为罕见的刻本为主，兼收罕见汉译的民族文献，和有关边疆史地专题史料汇集”。至今已出版了综合卷2种(《清代理藩院资料辑录》、《蒙古律例·回疆则例》)；新疆卷2种(《清代新疆稀见史料汇辑》、《新疆乡土志稿》)；蒙古卷2种(《清代蒙古高僧传译辑》、《清季蒙古史地资料荟萃》)；西藏卷1种(《藏译汉三世、四世达赖喇嘛传》)，滇桂卷1种(《苍梧总督军门志》)。其中《清季蒙古史地资料荟萃》收录了清末罕见地志3种(《定边纪略》、《乌里雅苏台志略》、《库伦志》)；奏稿一种(《三多库伦奏稿》)；游记3种(《奉使喀尔喀纪程》、《朔漠纪程》、《游蒙日记》)。
其二，在边疆古籍整理方面，特别应提到的是吴丰培教授的工作，他致力于斯半世纪有余，有关边疆考察方面编选出版了《川藏游踪汇编》(四川民族出版社，1988年)，《丝绸之路资料汇钞》(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6年)，《甘新游踪汇编》(中央民族学院图书馆印)，共收辑了中国古代至近代各类人士对川、藏、甘、新的考察记百余种，其中不乏稀见之作，大大方便了边疆考察研究的进行，可谓是功德无量之举。有关资料还有：杨建新主编《古西行记选注》(宁夏人民出版社，1987年)，共选录了清代及清代以前的游历记20种。杨镰、张颐青整理了谢彬《新疆游记》(新疆人民出版社，1990年)，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心出版了顾颉刚《西北考察日记》(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1984年)等等。
当我们作了以上概括性综述后，可以发现，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特别是近代中国边界问题研究，这一长期被视之为研究禁区的领域正在被冲破。这里既有决策者的*家的大度与鼓励，也有研究者的努力与追求。从前述综述中，人们可以看到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前进的印迹。但是当将中国近代边疆研究与中国近代史其他研究领域相比较时，仍可发现这一领域的研究还是处于相对落后的阶段。我以为下述四方面是值得从事和关心中国近代边疆研究的人们予以重视。第一，应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和现实出发，将中国近代边疆问题作为一个整体，从*、军事、经济、社会、民族、文化等方面提出问题，进行综合考察。唯此，才有可能开拓新的领域，深化研究。第二，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边疆研究的爱国主义和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将历史的研究与现实的需要紧密结合起来。察古知今、以史为鉴，为当今中国的边疆稳定和发展服务。第三，资料的积累是研究赖以进行的基础。中国边疆地域辽阔、资料分散，且各具特色，要下大气力系统收集、整理。对于少数民族文字文献的收集、整理和汉译，以及加强近代边疆问题口碑史料的收集和整理应放在重要地位。第四，要重视和扶持中国近代边疆问题研究，要为这一领域的著作和论文的发表创造各种精神和物质条件，在一些有影响的综合性史学刊物上，应将刊发中国边疆问题的研究之作放到一定地位，以期引起更多研究者的研究热情和研究成果的社会效益。（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