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自形成于宋代以来，一直对中国社会发生着重大的影响。在晚清，理学虽然已进入衰颓时期，但仍然出现了一次短暂的复兴，并积极干预社会*，为岌岌可危的清王朝打了一剂颇具功效的强心针。曾国藩在其中所起的作用已被学界充分论述，而其他相关人物则鲜被提及，其中就包括晚清理学的重要代表人物——罗泽南。
罗泽南（1808-1856），字仲岳，号罗山，一字培源，号悔泉[1]，又字子畏[2]。他浸*理学几达20年，对于理、气、心、性、知知、行等理学的基本概念都作过深入的思考。在此基础上，他撰写了《周易本义衍言》、《姚江学辨》、《读孟子札记》、《人极衍义》、《小学韵语》、《西铭讲义》、《周易附说》等多部理学著作，对理学的基本思想作了系统的阐发，并在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比如，在理气关系上，罗泽南虽然主要继承了程朱关于理气的说法，但同时又借鉴了张载等人的气本论思想，既坚持以理为本，又突出了气在宇宙生成、万物发展上的作用，从而形成了兼采二者之长的理气观。对于气质之性，罗泽南亦作出了与朱熹不同的定义。他认为气质之性就是气的性能，而并非天命之性受到气质之性熏染形成的人性。因此，气质之性是能够改变的，每个人都可以通过道德修养改变不好的气质，以臻于圣贤之域。这是罗泽南论学中最有创见之处，为人普遍接受教育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
在正面阐发、宣扬程朱学说的同时，罗泽南还以程朱理学的正统观点为准绳，对王阳明心学与佛、老之学等所谓的“异端邪说”进行了猛烈的抨击。特别是他对王学的批判，进一步确立了程朱理学对于陆王心学的强势地位，有效地推动了程朱理学在晚清的复兴。他的代表作《姚江学辨》从学理上对朱、王之辨进行了系统而全面的论述，上卷主要依据程朱的“性”、“理”至上论批判了王阳明以“心即理”说为核心的心性学说，下卷主要用朱熹的“格物致知”说否定了王阳明的“致良知”说和“知行合一”说，在理学史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可以说，晚清理学家专门著书从学理上清算王学者，除罗氏外，恐怕还难找出第二人。
罗泽南虽然辨学极严，但是并没有像倭仁等理学主敬派那样囿于传统的道德论而无补于时艰。在坚持以“义理”为本的同时，他还强调以“经济”为用。他的经世思想包括了-、经济、教育、军事等多项内容，几乎涉及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主要方面。在社会-领域，他抨击了吏治腐败、贫富不均等现象，并提出了正君心、用贤臣、复井田与复封建等改良方案。在教育领域，他结合自己多年的治学与教学经验，在为学、读书等方面提出了很多有益的方法，在教学方法上也有自己的独到之处。在军事领域，他自觉以理学指导军事活动，并将理学的修养方法和原则衍化为“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的战术。虽然罗泽南所提出的经世主张基本没有脱出传统治术与学术的范围，但他对社会实际问题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纠正了以往理学过于重“内”的偏向，给日趋空疏的理学注入了一些实际内容，还是有一定积极意义的。
罗泽南不仅有效地推动了晚清理学的复兴，对当时的社会-也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这主要表现在他培养了王錱、李续宾、李续宜、蒋益澧、杨昌濬等一大批笃信理学、具有经世之才的弟子，并与这些弟子一起在清王朝的统治行将倾覆之际，投笔从戎，以平日之所学，施之于行，直接参与解决清王朝在军事、-、文教等方面遇到的难题，为清政府最终将太平天国镇压下去竭尽努力。在军事方面，罗泽南及其弟子作为湘军的主要将领，参与了对太平军的多次战斗，为清政府收复了大量的失地，对晚清兵制的变革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在-方面，他们在各地普行团练以加强清政府对地方的控制，罗门弟子中担任高官者还大力整饬吏治，积极兴办洋务，对中国近代化的进程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在文教方面，罗氏师弟在致力于维系社会风化的同时，兴办书院、义学，恢复科举考试，对于恢复战后地方文教事业起了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这些活动，不仅扩大了程朱理学的影响，更增强了清政府在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为“同治中兴”的出现创造了重要的条件。
因此，研究罗泽南对于促进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学术史的研究，均有重要意义。但是对这样一个重要的人物，学界的研究却比较薄弱，且多流于对他的军事活动的叙述，对他的理学思想的挖掘还不够。
据笔者统计，在关于罗泽南的主要成果中，数量最多的是传记。最早的罗泽南传记是清朝国史馆的本传，今见《清史列传》卷42。该传比较详细地叙述了罗泽南自1852年（清咸丰二年）倡办团练，直至1856年（清咸丰六年）卒于武昌期间的主要军事活动，并征引了与之有关的重要奏议和上谕。1863年（清同治二年）长沙刻《罗忠节公年谱》是最早，也是目前所见唯一的一部罗泽南年谱，附于郭嵩焘编《罗山遗集》，同时有单行本行世，后被收入《湘军人物年谱》。该谱约二万字，其中3/4以上的篇幅用于叙述罗泽南的军事活动，对他46岁以前的生活经历记载得极为简略。此后出版的《国朝先正事略》、《湘乡县志》、《忠义纪闻录》、《中兴将帅别传》、《道学渊源录》、《续碑传集》、《清史稿》以及《清代七百名人传》等书中的罗泽南传记，基本上取材于清国史馆的本传，共同点是详于罗泽南的军事活动，对他从军前的治学经历一笔带过，甚至略而不提，按照传统的标准对罗泽南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对他组织湘勇、镇压太平军尤为赞赏。对此，应该在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的指导下进行具体分析。
此外，还有两篇传记值得一提。其一为美国学者恒慕义(A.W.Hummel)所编《清代名人传略》中的《罗泽南》。该传由邓嗣禹执笔，利用了美国国会图书馆的中文文献和一些西文资料。作者认为：罗泽南“虽然是一位学者，却有经世之才，尤精于兵书战略”，他提出的“先收复武昌，然后九江，最后夺取南京”的战略是湘军对太平军作战“走向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步骤之一”。[3]另一篇是《清代人物传稿》中的《罗泽南》。该传是一篇新型传记，以叙事为主，寓观点于事实。在结尾部分，作者梁小进对罗泽南的治学情况作了简要的概括，说他“主要阐释程朱理学，特别是其‘理一分殊’之说和‘格物致知’之说；对宋、明理学之异也有较多的辨析”[4]。不过，由于受体例所限，这两篇传记对罗泽南的思想并未作更多的评析。
最早对罗泽南学术思想进行专门评述的是钱穆。钱著《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有一简略的《罗氏学术大要》，称：“罗山之学，大率推本横渠，归极孟子，以民胞物与为体，以强勉力行为用。”[5]在对罗泽南作了进一步的研究后，钱穆晚年又撰写了《罗罗山学述》，认为：“凡罗山之学，上自孔孟，下至周张，非有新论奇说，而止以程朱之说说之”，“其学宗紫阳，黜姚江”[6]，在罗泽南的学术归属问题上得出了与前不同的结论。在全面考察了罗氏的著作之后，笔者认为钱穆晚年的说法更为确切。
1943年出版的《近百年湖南学风》对罗泽南学风的论述也颇有特色，作者钱基博扣定学风，略史传之所详，详史传之所略，重在阐发罗泽南身处忧患之时的人生态度。而同是论述湖南学术思想发展变迁的《湘学略》中的《罗山学略》则殊少新意，仅是辑录了曾国藩著《罗忠节公神道碑铭》，并附一篇《罗山弟子录》。该篇《罗山弟子录》还存在一些史实上的错误，如认为罗泽南的弟子蒋益澧官至闽浙总督*，将罗泽南的友人罗信南列入罗门弟子，等等。
一些著作在论述湘军或晚清理学时也往往提及罗泽南，但多比较简略。其中萧一山的《清代通史》对罗泽南着墨较多，在不同的篇章分别论述了罗泽南的军事活动与理学思想。不过，该书对罗泽南理学思想的论述在很多地方袭用了钱穆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的说法，并没有多少自己的观点。在这些著作中，史革新的《晚清理学研究》对罗泽南理学思想的论述是比较深入的。该书多处论及罗泽南，特别是对罗泽南辨学的重要著作《姚江学辨》进行了较为全面的分析评述，此外对罗氏的经世思想也作了一定的剖析。
关于罗泽南的专题论文，笔者检索到五篇，论述罗泽南思想的有四篇。其中，台湾学者陆宝千的《论罗泽南的经世思想》是比较有分量的一篇。该文从宏观的角度对罗泽南的经世思想进行了论述，认为“泽南经世之学，重点在对君主专制制度之意见。此重点不在对君主专制制度之本身施何检讨，若昔日黄黎洲（宗羲）、唐铸万（甄）之所为；而系先肯定君主专政制度，而复依儒家之义，建立理想的君主标准。”[7]笔者以为这一评价至为允当。但陆宝千提出的“泽南现生种之成绩，可见之所部诸将之建功立业，不能见之于洋务”[8]的观点，笔者以为尚可商榷。根据陆宝千的说法：“此人以其学问精醇，行止端严，或复讲学于乡。有群众慕而化之，感而信之；虽未必遂解程朱陆王之道，而于‘重德’之念，固已沦肌浃髓矣；是为现生种。”那么，“泽南现生种之成绩”显然指的是罗门弟子的成绩，而罗门弟子中蒋益澧、杨昌濬等人在担任督抚后都曾积极兴办洋务，在晚清近代化的进程中是有所作为的。
另三篇论文分别论述了罗泽南的军事思想、伦理——-思想和教育思想。《论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与军事活动》认为罗泽南是“在军事活动中用理学的典型”[9]，并将他的军事思想分为“‘爱民’以求用民”、“养其气以坚其志”、“‘主静’与以静制动、后发制人”、“‘知己’与‘争先著’”等四个方面。《论罗泽南的伦理——-思想》认为“罗泽南理学的重点和主体，是在伦理和-方面”，其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在于“对封建暴政的抨击”，“然而，罗泽南批判封建暴政的目的并非要推翻这个专政，恰恰相反，乃是为了维护它的生存，并期望它重生活力，以强化对人民的统治，使社会在封建伦理的规范中和谐发展”。[10]这一说法与陆宝千的观点基本是一致的。《罗泽南的教育思想简论》从“对科举制的认识”、“为学”、“读书”、“教学方法”[11]等四个方面对罗氏的教育思想作了比较全面的阐述。笔者在论述罗泽南的教育思想时在很多地方参考了该文。
综上所述，多数研究成果着重于叙述罗泽南的经历，涉及他的理学思想的比较少，除对他的经世思想（包括-思想、军事思想、教育思想）以及辨学思想中的辟王思想尚有一定的研究外，关于他的哲学思想，至今仍无人专门论述。诚然，罗泽南因镇压太平天国而闻名，在创办湘勇前，他仅是湘乡一醇儒，交游与影响不出湖湘，无疑军旅生涯在他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但是从总体上说，罗泽南首先是醇儒，然后才是名将，其理学思想为本，军事活动为末。不了解他的理学思想，就无法从整体上把握罗泽南这一人物的本质，对于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仍然有待于学界进一步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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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1]罗泽南：《号悔泉说》，《罗山遗集》卷5，第25页。
[2]刘蓉：《罗子畏字说》，《养晦堂文集》卷1，清光绪三年（1877）思贤讲舍刊本，第3页。
[3][美]恒慕义主编：《清代名人传略》下册，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中译本，第163、164页。
[4]清史委员会编：《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第8卷，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3页。
[5]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年，第657~658页。
[6]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第318、309页。
*蒋益澧实际上官至广东巡抚。
[7]陆宝千：《论罗泽南的经世思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台北）第15期下册，1986年12月，第68页。
[8]陆宝千：《论罗泽南的经世思想》，《近代史研究所集刊》第15期下册，1986年12月，第78页。
[9]高照明：《论罗泽南的理学思想与军事活动》，《扬州师院学报》（社科版）1993年第2期，第101页。
[10]谢世诚：《论罗泽南的伦理——-思想》，《学海》1999年第2期，第83、86页。
[11]靳环宇：《罗泽南教育思想简论》，《船山学刊》2000年第3期，第31~3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