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泽南与曾国藩同为晚清理学的代表人物。后人在论述晚清理学时，每以罗、曾并提。比如，梁启超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论晚清“宋学复兴”时，就曾经指出：“罗罗山泽南、曾涤生国藩在道、咸之交，独以宋学相砥砺，其后卒以书生犯大难成功名。”[1]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也在同一章内对曾国藩、罗泽南的学术思想进行了阐论。因此，从罗泽南与曾国藩比较的角度来考察罗氏学术的基本特征，应该说是很有意义的。这不仅可以使我们对罗泽南本人的思想有更深入的了解，而且可以*出罗泽南在晚清理学复兴中的地位与作用。
一、义理经世
罗氏学术的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张义理经济合一，“宗法程朱，体用兼备”[2]。这也是罗、曾之学的共同之处。NT: 24pt"罗泽南与曾国藩的学术背景大致相同。他们都是湖南湘乡人，同受湖湘学风的濡染。罗泽南先后就读于湘乡涟滨书院、双峰书院及城南书院，其中城南书院由湖湘学派的代表人物张栻创建，涟滨书院由张栻的学生周奭创建。曾国藩则先后就读于涟滨书院、岳麓书院，其中岳麓书院在南宋时期曾是大理学家朱熹和张栻的讲学之学。正是在湖湘文化“重义理，尚经世”[3]的传统的影响下，罗泽南、曾国藩形成了理学经世思想。
罗泽南与曾国藩不仅是同乡，还是年岁相近的同时代人。罗泽南生于1808年1月19日（清嘉庆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二日），曾国藩生于1811年11月26日（清嘉庆十六年十月十一日），都是在嘉道经世思潮的影响下成长起来的。罗泽南曾在贺熙龄任山长的城南书院就读，并长期在贺长龄家设馆授徒，与唐鉴也时相过从，“往语学问，甚洽”[4]，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这些力倡理学经世的学者的影响。与罗泽南一样，曾国藩同样与唐鉴、贺长龄等相交，甚至可以说往来得更为密切。早在1841年（清道光二十一年）曾国藩作京官时便已师从唐鉴，“讲求为学之方”。曾国藩与贺长龄也早就相识，早岁赴京赶考时，还曾得到贺长龄的资助。以后二人常有书信往来，曾国藩在书信中每“自陈其所学所志”，以求教于贺长龄。[5]对于贺长龄、魏源合编的《皇朝经世文编》，曾国藩更是熟识于胸，视为士人进学的必读之书。他曾说：“经济之学，吾之从事者二书焉；曰会典，曰皇朝经世文编。”[6]可见当时经世派的思想对曾国藩的影响之大。
在湖湘学风与嘉道以来经世思潮的影响下，罗泽南、曾国藩平日治学时就都注意讲求经世之学，最后“皆能以学问道德发为事功”[7]，都成为咸同时期理学经世派的主将。他们在思想上的共同点主要有以下3个方面：[8]
1．知权达变
理学中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因素，周敦颐的《太极图说》、张载的《易说》、二程的《易传》、朱熹的《周易本义》等著作都具有朴素的辩证法观点。对此，罗泽南、曾国藩在很大程度上有所继承。
罗泽南的《周易附说》、《人极衍义》、《西铭讲义》等很多著作都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辩证精神。在《西铭讲义》中，罗泽南指出：
凡天下之物自无而渐之于有，复自有渐归于无，故曰化也。知化者，知天地之功用，以如是而消，如是而息，如是而盈，如是而虚，则其一身之行事，皆顺乎消息盈虚之道行去，小而饮食、起居，大而君臣、父子、夫妇、昆弟、朋友，以至于齐家、治国、平天下，莫不因时制宜，当刚而刚，当柔而柔，当进而进，当退而退。[9]
在他看来，天下之物莫不由“有”与“无”两个矛盾的方面组成，但“有”与“无”并不是一成不变、各自孤立的，而是可以互相转化的。
曾国藩也认识到事物的矛盾性问题，他说：“天地之数，以奇而生，以偶而成。一则生两，两则还归于一。一奇一偶，互为其用，是以无息焉。物无独，必有对”[10]。认为天地间的种种事物都是由两方面组成的，“物无独，必有对”就是他对事物存在矛盾这一客观现象的概括。
正因为有着辩证的观念，所以他们都能够用变易的观点看待历史和现实，具有知权达变的“求变”精神。罗泽南说：
二帝三王之法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天。大经大法万世所不能外，而其制度文为则必随时而损益。禹、汤、文、武即生今日，夏、商、成、周之制亦有不能尽行者。道无古今，用有古今也。必泥其迹而行之，非通儒之经济矣。[11]
这段话是说，圣人之道是万古不变的大本大源，但历代实行的制度却必须随时势的变化而变化。三代的制度再好，如果不适合现在的情况，也不能盲目加以效仿。因此“通儒”在经邦治国时，首先应该懂得知权达变的道理，决不能食古不化，死守过时的制度不放。这就等于从理论上肯定了变革的合理性，在“不变”中寓于了“变”的因素。后来洋务派“变器不变道”的观点，与罗泽南所说的“道无古今，用有古今”，在基本精神上是一致的。
曾国藩也认为，研究治国之术，应该以“本朝为主，而历溯前代之沿革本末，衷之以仁义，归之所易简。前世所袭误者，可以自我更之；前世所未及者，可以自我创之。其苟且者，知将来之必敝；其知当者，知将来之必因。所谓虽百世可知也”[12]。从这段话可以看出，曾国藩并不迷信古人前贤，而是以变易的观点看待前人留下的典章制度，敢于以“自我更之”、“自我创之”的态度变通其中的“袭误者”、“未及者”。曾国藩之能成为洋务运动的创始人，就在于他能够与时变通，提倡学习外国科学技术，倡办近代军事工业。
2．求实务实
在罗泽南、曾国藩等人看来，要解决清政府所面临的各种现实困难，仅仅依靠道德教化是不够的，还必须关心现实，注重世务，具备一系列解决实际问题的才能。罗泽南认为，读书人除了要在“性命之精微”、“身心之功用”上下工夫外，还必须穷究“-之得失”、“古今之兴废”[13]。他说：
士人当民社无责之日，正宜广学问，严操守，审时势，酌古今。预储所以致君者何业，泽民者何猷。出则行之，不出则卷而怀之。此才是有用之学。[14]
在罗泽南看来，会经国治民，才算是有用学问。
曾国藩同样注重对现实问题的关心和研究，他还在当京官的时候就“尤究心方舆之学，左图右书，钩校不倦，于山川险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15]，“于经世之务及在朝掌故，分汇记录”[16]。他不仅自己率先考求实务，而且还在属员中加以倡导。在《劝诫委员四条》中，曾国藩说：
今世万事纷纭，要之，不外四端：曰军事，曰吏事，曰饷事，曰文事而已。凡来此者，于此四端之中，各宜精习一事。习军事，则讲究战攻防守，地势贼情等件。习吏事，则讲究抚字催科，听讼劝农等件。习饷事，则讲究丁漕厘捐，开源节流等件。习文事，则讲究奏疏条教，公牍书函等件。讲究之法，不外学问二字。学于古，则多看书籍；学于今，则多觅榜样。问于当局，则知其甘苦；问于旁观，则知其效验。勤习不已，才自广而不觉矣。[17]
在这段话中，他既提到了要务哪些实政，又讲了怎样去务这些实政，从内容到方法都作了明确的阐述，以求培养属员的治世才能。
在倡导研讨实政的同时，罗泽南、曾国藩还大力提倡务实精神，反对说大话、放高论的浮伪作风。罗泽南对当时只言不行的风气进行了抨击，指出：
古人之学，言与行合而为一者也。以平日之所言者，励而为行，即以一身之所行者，发而为言，故闻其言，即已知其人也。今人之学，言与行分而为二者也。著为议论者，居然圣学之矩矱，见诸行事者，不免世俗之迷乱，问其言则是，问其人则非也。[18]
曾国藩对清朝官场盛行的浮伪风气也极为愤懑，认为“惟有自正其心，以维风俗，或可补救于万一”。“所谓正心者曰厚，曰实。”“厚”就是实行“恕”、“仁”之道，“实”就是“不说大话，不说虚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19]强调以“实”补“虚”，用务实精神反对浮伪作风。
要务实就离不开治事。在这个问题上，罗泽南强调“寸累尺积”之功，他说：
以远大之功程，遽期效于旦夕，不复循序渐进以次臻于高明之域，则行远不能自迩，登高不能自卑，躐等之弊生，助长之病起矣。[20]
曾国藩也认为：
天下之事，必皆有渐，在乎积日累久，而后能成其功。是故为学既久，则道业可成，圣贤可到；为治既久，则教化可行，尧舜可至。[21]
古之成大业者，多自克勤小物而来。百尺之楼，基于平地；千丈之帛，一尺一寸之所积也；万石之钟，一铢一两之所累也。……朱子谓为学须铢积寸累，为政者亦未有不由铢积寸累而克底于成者也。”[22]
强调要做好每一件小事，日积月累，循序渐进以成“大业”。
3．强调“内圣”与“外王”的统一
“内圣”与“外王”是儒学中两个彼此联系着的组成部分。理学产生以后，“内圣”之学发展到极致，“外王”之学在理学末流中基本上处于名存实亡的境地。“格致诚正修”被无限抬高，“治平”成了无须考究，自然而然就可以达到的目标。对“外王”之学的忽略，使大多数理学家很少研究和探讨实务，以至一涉政务便空疏之极。这实际上是析学问与事功、“内圣”与“外王”为二途，从而背离了儒学中一以贯之的经世传统。与一般理学家不同的是，罗泽南、曾国藩不仅重视“内圣”之学，也同样重视“外王”之学，从而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事功精神。
在《人极衍义》一书中，罗泽南对“内圣外王”作了系统的阐述：
今夫为学之道果何如哉？内以成己，外以成物，而己人之一心万物咸备，淑身淑世，至理昭著。内顾一身，养性情，正伦纪，居仁由义，只完吾固有也；外顾天下，万物皆吾心所当爱，万事皆吾职所当尽，正民育物悉在吾分内也。是故宇宙虽大，吾心之体无不包，事物虽繁，吾心之用无不贯。尽己之性，全己之天也；尽人之性，全人之天也；尽物之性，全物之天而不失也。[23]
他认为“内圣外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仅“内圣”之学是“吾固有”的，“外王”之学同样是“吾分内”之事。因此，不能只讲其一而不讲其二，在“尽己之性”的同时，还要“尽人之性”、“尽物之性”。
曾国藩也说：“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24]将“内圣”与“外王”并提，认为“君子”只有两者并举，才是天地间的完人。因此，他极力主张开“外王”，建事功，并明确指出有14项要政为必须考究的内容。他说：“天下之大事宜考究者，凡十四宗：曰官制，曰财用，曰盐政，曰漕务，曰钱法，曰冠礼，曰昏礼，曰丧礼，曰祭礼，曰兵制，曰兵法，曰刑律，曰地舆，曰河渠”[25]。这些内容几乎囊括了当时清朝最主要的军国大政。对此，曾国藩不仅自己率先讲求，而且还努力加以提倡，在咸同年间的士大夫中形成了讲求经世之学的风气。
二、辨学卫道
罗氏学术的另一个重要特征是主张通过学术论辨来维护孔孟程朱之道，“于异学辨之尤严”[26]。与罗泽南不同的是，曾国藩主张在维护程朱理学宗主地位的前提下，吸收其他学派的可取之处，以使儒学得到发扬光大。
在罗泽南看来，程朱理学是孔孟之学的嫡传，是天下的惟一“正学”，除此以外的学问，不是“俗学”，就是“异学”。这些“俗学”、“异学”对世道人心造成了极端恶劣的影响，后世之所以无法比拟三代，就是因为“管、商之功利，佛、老之虚无，俗学之训诂、词章，陆、王之阳儒阴释又从而摇之，乱之，阻抑之，陷溺之”[27]。因此辨学是关系到世运兴衰、国家兴亡的头等大事，“俗学不黜，异学不熄，欲求立乎其极，是欲之闽、越而趋陇、蜀也，安望其能至也哉！”[28]至于有人认为“议论先儒恐开后生轻薄之门”，他反驳说：“吾观古之圣贤，无一不以长厚自居，而于学术之邪正，往往辨之不少恕，亦有所不得已而然也。”[29]基于以上理由，罗泽南主张排斥一切“俗学”、“异学”，特别是对王阳明心学和佛、老之学拒斥尤力。
曾国藩则把这种学术论辨看作是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他说：
君子之言也，平则致和，激则召争；辞气之轻重，积久则移易世风，党仇讼争而不知所止。曩者良知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酿晚明之祸，则少过矣。近者汉学之说，诚非无蔽；必谓其致粤贼之乱，则少过矣。[30]
曾国藩认为将国家的祸乱与灭亡归结为某种学术之弊所致是不符合事实的，有矫枉过正之嫌。这种激于义愤的意气之争，如果长期持续下去，容易形成党同伐异的习气，加剧不同学派之间的对立，对于儒学的整体发展非常不利。因此，他主张合会朱陆，融通汉宋，兼容诸子百家。
1．关于陆王心学
对于陆王心学，罗泽南的基本评价是：
若陆子品谊、阳明勋业，固有不可磨处；但欲废讲学以求顿悟，窃禅门之宗旨，为吾儒之工夫，有害吾道匪浅，吾辈固欲取其长，嘉其功，尤不可不知其偏，而辨其谬也。[31]
在这里，罗氏肯定了陆九渊苦心经营荆门的政绩和王阳明平定宁王朱宸濠之乱的功业，但对于他们的学术却给予了全盘否定。认为他们由于“天资强戾，不肯下人，一种气魄，又能凌轹一切，所以一向堕在一偏去，终无挽回日子”[32]，对“圣道”造成了极大的危害。因此不能因为他们的品行和事功，而不追究他们在学术上的“偏”和“谬”。
针对当时很多人对王阳明事功的推崇，罗泽南还特别对王阳明平定宸濠之乱的过程作了具体的分析：
宸濠之变，阳明之功巨矣，为国擒贼，其志可谓忠矣。尝考其成功之由，阳明闻濠反，恐其径趋两京，伪为两广提督军门火牌云率狼达兵四十八万齐往江西公干，濠见檄果疑未发，又欲离濠之将士也，作贼心腹李仕实、刘养正伪书，贼将凌十一、闵念四投降伪状，濠侦获之，是以疑养正而不信其谋，大功之成皆因用反间之方，濠闻而多疑，故无一不中肯綮耳。除逆剿贼，此固忠勇之举，无可议者，而其作用则仪、秦之故智也。[33]
罗泽南认为，王阳明之所以建立偌大的功勋，纯是用反间之力，而不是“由学术发而为事功”，与张仪、苏秦一样行的是“妾妇”之道，不值得效仿。
曾国藩对陆王心学的态度，前后不太一致，有一个逐渐转变的过程。他的长子曾纪泽说他“笃守程朱，不弃陆王”[34]，当为盖棺定论之词。
曾国藩早年对陆王心学的评价远远低于程朱理学，发表了许多批评性的言论。在为唐鉴的《国朝学案小识》所作的跋中，他写道：
盖欲完吾性分之一源，则当明凡物万殊之等；欲悉万殊之等，则莫若即物而穷理。即物穷理云者，古昔贤圣共由之轨，非朱子一家之创解也。
自陆象山氏以本心为训，而明之余姚王氏乃颇遥承其绪。其说主于良知，谓吾心自有天，则不当支离而求诸事物。夫天则诚是也。目巧所至，不继之以规矩准绳，遂可据乎？且以舜、周公、孔子、颜、孟之知如彼，而犹好问好察，夜以继日，好古敏求，博文而集义之勤如此，况以中人之质，而重物欲之累，而谓念念不过乎则，其能无少诬耶？[35]
对陆九渊、王阳明之学进行了贬抑，认为学者当本朱熹的“即物穷理”之说以治学。
不过，曾国藩越来越看到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在维持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和封建伦理道德等方面的一致性，以及陆王心学所包含的可取内容，他曾说：
孔孟之学，至宋大明。然诸儒互有异同，不能屏绝门户之见。……朱子主道问学，何尝不洞达本原？陆子主尊德性，何尝不实征践履？……当湖学派极正，而象山、姚江亦江河不废之流，……皆有合于尼山赞易损益之指。[36]
他认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都本于孔孟之学，二者虽然在观点上互有异同，但并无根本上的分歧，因此学者不能存门户之见，对陆王心学予以歧视。
对于王阳明在事功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曾国藩尤为欣赏。为了应付艰难复杂的-环境，他不仅吸取了王学中关于“诚”的学说以发挥主观奋斗精神，而且在实际军事、-活动中把王阳明当成效法的榜样。他之所以功成名就，成为清朝的“中兴名臣”，在很多方面是受益于王学的。无怪在他逝世后有人送了这样一幅挽联：
尽瘁武乡候，千秋臣节；
望隆新建伯，一代儒宗。[37]
把曾国藩比作王阳明，认为曾国藩与王阳明一样都是学术与事功兼相并立的一代伟人。
2．关于记诵、辞章之学和汉学
对于记诵、辞章之学，罗泽南虽未像对王阳明心学那样撰专著予以评判，但也时发贬损之词。他把记诵、辞章之学看作是“俗儒之学”，认为：“记诵之学以徇外夸功为务，而不体之于身心，实一无所觉也；词章之流，铺陈古人之糟粕，而遗至道之精微，是于梦中说梦也”[38]。“今日之士”之所以“不能明道”、“行道”，就是因为“惟徒习夫记诵、词章之学，则不复求乎身心性命之学，不求乎身心性命之学，则道遂不能明而不能行。”[39]把记诵、辞章之学与义理之学视为互相对立的。
因此，对于自己的友人罗信南溺心于辞章之学，罗泽南极力加以规劝。他认为罗信南是“希贤之资”，“性之所近，不仅在杜、韩、欧、苏，而又在濂、洛、关、闽”，故希望罗信南以程朱为宗，“穷身心性命之原，更加以涵养察识之功，异日充其所学，以杜、韩、欧、苏之文发濂、洛、关、闽之旨”。[40]
对于训诂之学，罗泽南虽未多加评价，但从他“俗学之训诂、词章”[41]的提法中，也可看出他对汉学的态度。
曾国藩则认为考据、辞章之学与义理之学是并行不悖的。他说：
为学之术有四：曰义理，曰考据，曰辞章，曰经济。义理者，在孔门为德行之科，今世目为宋学者也。考据者，在孔门为文学之科，今世目为汉学者也。辞章者，在孔门为言语之科，从古艺文及今世制义诗赋皆是也。经济者，在孔门为政事之科，前代典礼、政书，及当世掌故皆是也。[42]
认为无论是义理之学（宋学），还是考据之学（汉学）、辞章之学，都是孔门中的一门具体学科，“阙一不可”[43]。它们关注的侧重点虽有不同，但是所本的宗旨，所起的作用却是相同的。
因此曾国藩对于汉学与宋学的互相排斥和攻击持批评态度，认为它们都是基于门户之见而发的过激言论，于世无补。对于学者对辞章之学的贬损，他尤为反对。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于诸儒崇道贬文之说，尤不敢雷同而苟随。”[44]
曾国藩把汉学的宗旨概括为“实事求是”，宋学的宗旨概括为“即物穷理”，认为二者的基本精神是一致的。他自己“一宗宋儒，不废汉学”[45]，并提出用《礼》来“通”汉、宋之“结”[46]。
至于辞章之学，曾国藩更认为它与义理之学是相辅相成的。他继承了桐城派“文以载道”的文学观，提出“词章之学，亦所以发挥义理者也”[47]，并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声望，网络文士，举起重振桐城派的旗帜，开创了所谓的“湘乡派”。
3．其他
在儒学外部，罗泽南主要反对的是佛、老之学。对于管、晏、杨、墨之学，他也持否定态度，认为管、晏之学“卑陋”，杨、墨之学“-邪”，都应该予以批判。[48]
曾国藩则自称“吾学以禹墨为体，庄老为用”[49]，并说“若游心能如老庄之虚静，治身能如墨翟之勤俭，齐民能如管商之严整；而又持之以不自是之心。偏者裁之，缺者补之；则诸子皆可师不可弃也。”[50]认为儒学与诸子学之间并无难以逾越的鸿沟，对诸子学应该采取兼容并包的态度，以采其所长。
此外，对于西学，曾国藩也能用比较开明的态度对待。他在1860年12月上的一道奏折中提出：“无论目前资夷力以助剿、济运，得纾一时之忧。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远之利”[51]，认为可以在技术层面上接纳西学。
从以上的比较中可以看出，罗、曾之学有同有异，罗泽南既与曾国藩同属理学经世派，又主张学术论辨，是一位具有个性的程朱派理学家。他一方面强调理学经世，在尊朱的同时提倡经世之学，关注国计民生，并以此教导生徒，躬行实践，另一方面又有强烈的辨学意识，把非程朱派的思想、学说一律视为异端，竭力予以排斥，注重保持圣道圣学的纯粹性，学风比较迂拘偏狭。单就辨学这一点而言，罗泽南与曾国藩大相径庭，倒与同时期的倭仁、吴廷栋等主敬派的理学家有些近似。在晚清，理学可分为主敬派与经世派两个派别。主敬派学养较深，辨学极严，但多流于空疏，脱离实际，无补于挽救清王朝的统治危机。经世派则关注现实，重视实践，注意讲求经世之学，对于不同派别都能兼收并蓄。可以说，罗泽南集中了理学主敬派、经世派等各派的特点，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带有传统士大夫所赞赏的“醇儒”气象。对于罗泽南，《清儒学案》的评语是：“自唐确慎（鉴）提倡理学，湘南学者皆宗紫阳而黜姚江，罗山尤为切实，以醇儒为名将。”[52]按照传统的标准来说，这一评价是极高的。既称得上“醇儒”，又能建立事功，不仅在晚清绝无仅有，在整个理学史上都是找不出几人的。
（资料来源：《船山学刊》2005年第3期）
[1]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32页。
[2]陈继聪：《罗忠节公泽南》，《忠义纪闻录》卷5，清光绪八年（1882）刊本，第5页。
[3]钱穆：《罗罗山学述》，《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第8册，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0年，第309页。
[4]《罗忠节公年谱》卷上，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11页。
[5]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7页。
[6]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辛亥七月，《足本曾文正公全集》，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4874页。
[7]郭嵩焘：《郭嵩焘日记》第3卷，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906页。
[8]参见史革新《以经世之学济义理之穷》，《晚清理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
[9]罗泽南：《西铭讲义》，清咸丰七年（1857）长沙刊本，第29~30页。
[10]曾国藩：《送周荇农南归序》，《曾国藩全集·诗文》，长沙：岳麓书社，1986年，第162页。
[11]罗泽南：《人极衍义》，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第11页。
[12]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治道》，辛亥七月，《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4911页。
[13]罗泽南：《答云浦书》，《罗山遗集》卷6，清同治二年（1863）长沙刊本，第16页。
[14]罗泽南：《寄谢健庵书》，《罗山遗集》卷6，第23页。
[15]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6页。
[16]黎庶昌：《曾国藩年谱》，第18页。
[17]曾国藩：《劝诫浅语十六条》，《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39页。
[18]罗泽南：《答刘孟容书》，《罗山遗集》卷6，第9页。
[19]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庚申九月，《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4883页。
[20]罗泽南：《又答高旭堂书》，《罗山遗集》卷6，第4页。
[21]曾国藩：《杂著·笔记·功效》，《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78~379页。
[22]曾国藩：《杂著·笔记·克勤小物》，《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86页。
[23]罗泽南：《人极衍义》，第4页。
[24]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长沙：岳麓书社，1985年，第39页。
[25]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治道》，辛亥七月，《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4911页。
[26]贺瑞麟：《重刻西铭讲义序》，《清麓文集》卷2，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刘传经堂刊本，第45页。
[27]罗泽南：《健庵说》，《罗山遗集》卷5，第27页。
[28]罗泽南：《人极衍义》，第24页。
[29]罗泽南：《答云浦书》，《罗山遗集》卷6，第18页。
[30]曾国藩：《孙芝房侍讲刍论序》，《曾国藩全集·诗文》，第256~257页。
[31]罗泽南：《与高旭堂书》，《罗山遗集》卷6，第3页。
[32]罗泽南：《公孙上》，《读孟子札记》卷1，第13页。
[33]罗泽南：《姚江学辨》卷2，清咸丰九年（1859）长沙刊本，第44~45页。
[34]曾纪泽：《祭文正公文》，《曾纪泽遗集》，长沙：岳麓书社，1983年，第156页。
[35]曾国藩：《书学案小识后》，《曾国藩全集·诗文》，第165~166页。
[36]曾国藩：《复夏教授》，《曾国藩全集·书信》（五），长沙：岳麓书社，1992年，第3466~3467页。
[37]黎庶昌：《曾国藩年谱·附曾国藩荣哀录》，第62页。
[38]罗泽南：《觉梦轩记》，《罗山遗集》卷5，第13页。
[39]罗泽南：《文章》，《罗山遗集》卷3，第12页。
[40]罗泽南：《答云浦书》，《罗山遗集》卷6，第17页。
[41]罗泽南：《健庵说》，《罗山遗集》卷5，第27页。
[42]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士子》，《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42页。
[43]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辛亥七月，《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4873页。
[44]曾国藩：《致刘蓉》，《曾国藩全集·书信》（一），长沙：岳麓书社，1990年，第8页。
[45]曾国藩：《复夏教授》，《曾国藩全集·书信》（五），第3467页。
[46]曾国藩：《复夏弢甫》，《曾国藩全集·书信》（二），长沙：岳麓书社，1991年，第1576页。
[47]曾国藩：《致澄弟温弟沅弟季弟》，《曾国藩全集·家书》（一），第55页。
[48]罗泽南：《滕文下》，《读孟子札记》卷1，第24页。
[49]欧阳兆熊、金安清：《一生三变》，《水窗春呓》，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17页。
[50]曾国藩：《求阙斋日记类钞·问学》，辛酉八月，《足本曾文正公全集》，第4884页。
[51]曾国藩：《遵旨复奏借俄兵助剿发逆并代运南漕摺》，《曾国藩全集·奏稿》（二），长沙：岳麓书社，1987年，第1272页。
[52]徐世昌：《罗山学案》，《清儒学案》第4册，北京：中国书店，1990年，第15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