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青年报》
有关核问题的历史--包括各大国核技术的发展、核政策和核战略的演变以及超级大国之间的核军备控制和禁止核试验谈判等，无疑是冷战史研究的重大课题之一。本文要讨论的是其中一个侧面：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所采取的方针。对这个问题，可以从苏联的核政策、中国的核发展以及中苏关系三个角度来考察现有的研究成果。在近年冷战国际史的新研究中，由于俄国档案的开放，有关苏联核历史的论著有了明显增加，并占有突出的地位。不过，其中很少谈到苏联对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方针或政策。1980年代末以来，有关中国核武器发展历史的论著和回忆录已经发表了不少，但主要篇幅都是讲中国如何在苏联背信弃义后自力更生试制了原子弹，而较少论及在此之前苏联是如何帮助中国的。在中苏关系研究中，专门讨论核武器问题的论著也不多见。这样，就为本文留下了一些研究空间。
本文使用的材料，除了中国的公开出版物外，还有一些俄国的档案文件和当事人口述史料，而这些是很多中国研究者没有看到或没有引用的重要资料。在研读这些史料的基础上，笔者拟考察1950年代苏联对中国研制原子弹和导弹的方针及其形成的基础、变化的原因，以求对这一课题的研究增加一点新内容。
赫鲁晓夫开启了中国原子能和平利用之窗
斯大林或许没有想到，还在苏联第一次核试验之前，中共就知道莫斯科已经掌握了核技术，甚至提出参观苏联的核设施。当刘少奇在1949年8月秘密访苏期间提出的这一要求时，斯大林拒绝了。不过，作为补偿，苏联人请中共代表团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由于苏联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是在8月29日，而那时刘少奇已经离开了莫斯科，所以有学者怀疑中共代表团看到的并非像他们理解的那样是有关苏联核试验的影片。斯大林这样做，可能是在应付中国人--他不知道即将开始的试验是否能够成功，也可能是对毛泽东的动机有所怀疑--中国人是否也想拥有原子弹。
确实，中共很早就想拥有核武器。尽管毛泽东一再宣称原子弹是"纸老虎"，但中共对这种新式武器并非不重视。有资料说，早在1946年，中共安全部门负责人康生就开始招募在海外的华裔科学家，特别是火箭和核能专家。1949年2月底，中共中央决定派出以郭沫若为首的代表团，出席将于4月在法国巴黎召开的保卫世界和平大会。物理学家钱三强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他当时在北平研究院原子学研究所工作，并在清华大学任教，正着手培训原子核科学干部和筹建实验室。钱三强向有关方面提出：想借此机会托在法国留学时的老师约里奥·居里教授帮助定购一些有关原子能研究的设备、仪器和图书资料等，预算需要20万美元。中共中央立即表示同意，周恩来还派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约见钱三强，进一步表明支持的态度，还说："中央对发展原子核科学很重视，希望你们好好筹划。"
苏联拥有原子弹对中共是一种鼓励。无论如何，当1950年初毛泽东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已经可以炫耀性地请毛泽东观看苏联进行原子弹试验的纪录影片了。不仅如此，斯大林甚至表示出苏联可以向中国提供核保护的意愿。苏联外交部起草的中苏同盟条约（第二稿）信心十足地提到，当缔约国的一方被迫采取军事行动时，"另一方即尽其全力给予军事及其他援助"。在苏联刚刚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这种说法无疑在向西方暗示：苏联将向中国提供核保护。如果进一步分析，斯大林或许也想以此向中国人暗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了，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至于毛泽东当时如何理解斯大林的用意，不得而知。不过，中国领导人由此对原子弹有了感性认识，却是实情。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曾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然而，莫斯科可以向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提供核保护，却并不希望他们分享核武器的秘密，更不想让中国人掌握进入核武库大门的钥匙。在1952年底，即以中国著名核物理专家钱三强为首的中国科学院代表�欧盟罩埃樟蒲г涸撼つ姑费桥捣蛟菏肯蛩展仓醒�政治局提交了一个报告。在谈到对中国科学家来访的活动安排时，涅斯梅亚诺夫建议，只向钱三强介绍"一般性质的科研工作，而不要让他详细了解第一总局课题范围内的工作"。鉴于苏联人民委员会下属的第一总局正在领导着苏联原子能利用领域的科学研究工作、铀加工的管理事务和原子动力装置的建造，这一建议可以表明苏联此时尚无意向中国透露原子能的秘密。果然，中国代表团在参观中"只接触到了几名丝毫不了解核技术课题的科研人员"。而当钱三强提出能否提供有关核科学仪器和实验性反应堆时，苏方含糊地回答，可以通过外交途径解决。虽然双方对此可能有所接触，但至少在当时尚未看到任何结果。没有技术来源，再加上战争环境，以及国家财力有限等原因，中国政府决定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不列入研制核武器的准备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