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在近代中国不断加剧的社会危机中，洋务思潮开始萌生并逐渐成为时代的强音，与此同时，已趋于衰弱的桐城派喜逢甘霖，得到的曾国藩的鼎力相助，走向中兴，再执晚清文坛牛耳。并非桐城派嫡传弟子的曾国藩既是“桐城中兴”的关键人物，又是洋务思潮的早期领袖，这就有必要考察曾氏兴桐城、倡洋务之间的内在联系。
一曾国藩本不是桐城派弟子，只不过早年喜好古文，居京时多与姚门弟子梅曾亮交游而已。但他在一八五八年作《欧阳生文集序》，肯定桐城古文为文学正轨，并明言桐城古文衰亡于太平天国时，然湖南“二三君子，尚得优游文学，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1]，明显流露出接桐城传绪，改造桐城之意；一八五九年，他又作《圣哲画像记》，将姚鼐列入三十二圣哲，并言：“国藩之粗解文章，由姚先生启之”，此无异于向世人宣告自己将传接姚鼐古文大旗；同年，他在姚鼐纂辑的《古文辞类纂》基础上，重辟取范门径，扩大入选范围，辑成《经史百家杂钞》，此为其正式改造桐城古文，中兴桐城之始。这距离曾氏一八六零年上书朝廷请求“师夷智以造船制炮”[2]，萌生洋务思想仅一年时间，距他一八六一年设立安庆内军械所，着手试造近代枪炮，开始洋务实践也仅二年的时间。由此可见：曾氏接桐城传绪、中兴桐城与他洋务思想的萌生及实践是基本上同步展开的。
曾国藩为何在力倡洋务前夕，跻身桐城行列，“出而振之”[3]，以自己的名位使“桐城中兴”呢？
其一，曾国藩早年居京时与桐城派人士的密切往来，双方在思想上“声气冥合”，这是曾氏中兴桐城的重要思想基础。
曾国藩居京时于古文用功甚勤，“每月中作诗、古文若干篇，是为月课”[4]。当时姚门弟子梅曾亮也在北京，曾氏多次前往问学，以桐城正宗目之，《送梅伯言归京陵》、《赠梅伯言二首》等诗歌均是曾氏赞重梅曾亮之作，时曾、梅二人相从甚密，正如王先谦所云：“昔日梅、曾二老，声之冥合，箫管翕鸣”[5]。
曾氏所以与桐城派中人“声之冥合”，主要在于他当时与桐城派的学术思想主张基本相合，此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一是共宗程朱理学。曾国藩一生奉行程朱理学，言行举止无不“以宋儒程朱之学为根本”，这就与“学行继程朱之后”[6]的桐城派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一致。
二是共主汉宋调和。姚鼐在乾嘉汉宋之争时，提出义理、考据、文章三事合一，调和汉宋，试图引入汉学家求实、考证的实证学风以弥补理学的空疏、腐弱，姚鼐的思想颇得曾国藩赞同，曾氏曾言：“桐城姚郎中鼐之绪论，其言诚有可取”[7]，面对汉宋之争，曾氏明确表示自己于：“汉宋二家构讼之端，皆不能左袒以附一哄”[8]，并提出以“经济之学”、“治世之术”，即他所言的“礼治”来“通汉宋两家之结”[9]。
三是共主理学经世。桐城派一方面坚守程朱义理，一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姚鼐就强调诗文应表现：“忠义之气、高亮之节、道德之养、经济天下之才”[10]。姚莹则不仅是晚清桐城派的代表人物,亦是与龚自珍、魏源等同站在经世致用思潮前列的著名经世思想家，与曾国藩相交甚密的梅曾亮亦有强烈的经世思想，他认为经世致用有补于世甚至高于“性命之学”，他在《复姚春木书》中曾言：“考证性命之学”徒使“学者日靡刃于离析破碎之域，而忘其为兴亡治乱之要最”。同样，曾国藩治学的最大特点就是倡导理学服务于现实，据曾氏道光二十一年七月十四日记所载：他在从学理学大师唐鉴时，唐鉴以理学经世思想相指点，曾氏听后“昭然若发朦也”。他一生坚守理学，着力发挥程朱理学中的“事功”因素，他在后期对洋务的提倡与实践就是其理学经世思想的具体化。其二，晚清桐城派对程朱义理的坚守及对西学的关注正好与曾氏“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不谋而和。
鸦片战争前后，面对西方的挑战，经世思想家从注重实效，面向现实的经世思想出发，勇于了解夷情，当时的中国思想界涌现出一批研究世界史地和西方坚船利炮的经世著作，使传统的经世之学在新的历史条件*入了关注、学习西学的内容。以“姚门四杰”为代表的晚清桐城派虽坚守程朱义理，但他们重视应变求新，顺应了当时关注西学的经世潮流。姚莹所以在台湾任内取得抗英斗争的胜利，就与他关注夷情，知己知彼有很大关系，姚莹赞赏西方讲求实学的精神，对吾儒不讲实学则深感遗憾：“吾儒读书自负，问以中国记载或曰茫然，至于天文算学几成绝学，对彼夷人，能无愧乎？”他叹息曰：若继续固步自封，“视四裔若魑魅，暗然无所”，执“拘迂之见，误天下国家也”[11]。可见，在经世致用思想的指导下，姚莹已试图用西方实学来加强、改造中国的传统文化，为内忧外患的中国寻找一条生存之道。“姚门四杰”中的方东树，虽以顽固坚守宋学著称，但他在社会的巨大变局中，也有强烈的了解西方的愿望，他在晚年读到《海国图志》时，即写信给作者魏源，表示自己对该书：“五体投地，拍案倾倒，以为此真良才济时用要著”。
一八六零年左右，曾氏的洋务思想逐渐形成并开始实践，此时，晚清桐城派与曾国藩的思想之间是否仍然相合呢？
曾氏洋务思想的核心是学习西方的“技艺”、“术数”以自强、卫道，体现出一个既视程朱理学为身心性命，又注重务实经世的传统士大夫在内忧外患、西学渐侵时的无奈选择。由此可见，在坚守程朱义理，卫道护道及学习西方器数之学这两个关键点上，曾国藩与晚清桐城派仍是大致相通的。经世思潮时期晚清桐城派关注西方实学的思想只要再向前迈进一步，注入采西学、治洋器的新思想，即可完成由经世致用向洋务的过渡。曾国藩的加盟正好使桐城派完成了这个难度不大的转换。
其三，曾氏借桐城文章来为洋务运动摇旗呐喊，不仅可以减少来自顽固派的阻力，亦可整合天下知识分子致力于洋务。
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与器数之学极大地动摇了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夷夏观，面对来自西方的冲击，洋务派希望通过采西学、治洋器，以夷制夷，顽固派则坚守传统的夷夏观，拒绝学习西方。但在护道翼道上，两者是完全相合的。
桐城派以“文统”、“道统”，护道翼道著称，以桐城文章来倡导洋务，使洋务卫道、自强的目的昭然若揭，这不仅能最恰当地宣扬其“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亦能减少来自顽固派的攻击，同时可以极大地调动起对“文统”、“道统”，对传统文化恋恋不舍的传统知识分子学习洋务的积极性。因此，当“功勋莫二，又为文章领袖”[12]的曾国藩抛出《欧阳生文集序》，昭示自己将承姚鼐之绪时，“其说一出，有违之者，惧为非圣无法，不知文正此序，乃借为文章波澜，不意举世尊之若此”[13]，曾国藩此举可谓一箭双雕，一方面凭自己的名位使自己陡然站到了桐城领袖的位置，一方面借桐城派卫道的特点使自己站到了最正统的立场，给自己的洋务实践贴上了卫道的色彩，减弱了来自顽固派的压力。
二
主张文章“与世变相因”[14]的曾国藩既然意在借桐城兴洋务，就绝非一味泥桐城之古，而是“曲折以求合桐城之辙”[15]，力图将洋务思想的新血液注入晚清桐城派已趋衰弱不振的体内，使它能承担起宣传洋务的重任。曾氏围绕洋务的需要而对晚清桐城派的理论改造包含以下几方面：
其一，从道统、文统两方面为晚清桐城派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
洋务运动的一个中心内容是学习西方之“技艺”、“术数”，为使桐城古文担当起宣扬西方器数之学的重担，曾国藩在《劝学篇示直隶弟子》一文中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考据”、“文章”、“经济”四事。其实，将“经济”纳入桐城文章并非曾氏的创见，姚莹就曾提出作文要端在“义理”、“经济”、“文章”、“多闻”四事。但曾国藩所言的“经济”在传统儒学的经世内容基础上，还纳入了西方的舆图算法、步天测海、制造机器等西方科学技术的新内容[16]，因此，曾氏的“经济”思想较姚莹向前发展了一步，学习西学的崭新内容被曾氏正式纳入了桐城的学问之事。在其著名的《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中，曾氏更是认为，购买、仿造“外洋船炮，则为今日救时第一要务”，显然，漕运、水利等传统意义上的经济、治世之术在曾氏那里已经退居到次要的位置，洋务，尤其是购买、仿造西方船炮成为曾氏后期关注与致力的主要方向。在曾氏看来，“经济”与“义理”是体与用的关系：“义理与经济，初无两术之可分，其施功之序，详与体而略于用耳”[17]。体用关系决定了“经济”之学从属、服务于“义理”。综合以上分析，可知洋务时期曾氏关于“经济”与“义理”的思想包含了以下两层含义：第一，“义理”为体，“经济”为用，“经济”之事，尤其是学习西学不能脱离“义理”的轨道；第二，西方的器数之学与儒家传统的经世之学组成的“经济”旨在充实“义理”，学习西学并非以夷变夏。这就昭示桐城文人：西方的器数之学可以纳入桐城古文以充实“义理”，这一理论的发展无疑为晚清桐城派学习西学，补救空疏之弊扫清了障碍。
把“经济”嵌入桐城文章之事，以“经济”强化“义理”，是从维护道统的角度来强调“经济”及学习西学的重要性。与之相配合，曾氏还对桐城文统稍加改造，在文统上亦为桐城文士学习外来文化启开了门径。
桐城文统、道统之说始于方苞，其道统以程朱上承孔孟，其文统以明归有光直承唐宋韩愈、欧阳修，上窥两汉，达于孔孟。韩欧古文在桐城文统中具有承上启下的地位，方苞“文章介韩欧之间”的名言表明韩欧二人是桐城派最为推崇的作家[18]。引人注意的是：与韩、欧同倡古文运动的柳宗元，在方苞、姚鼐等桐城诸老的文中从未提及，似有故意排斥之意。而曾国藩在《圣哲画像记》中却将柳宗元与韩、欧并列，列入“圣门”及“言语之科”[19]，曾氏将柳宗元纳入桐城文统，其个中深意就是改造桐城封闭的文统说以包容外来文化。
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韩、欧二人的共同特点就是力拒佛老，柳宗元则主张学习、吸收佛老的长处。
韩愈为文多在阐明孔孟之道，以排斥当时流行一时的佛老思想，他在《原道》一文中，提出自尧舜以来的一系列世代相传的儒家道统思想，以与佛教的祖统相对抗。他倡导古文，就在于以古文明古道。宋代欧阳修继承韩愈的思想，他曾仿《原道》作《本论》，力拒佛教。而柳宗元则不然，他不仅将孔、老及“杨、墨、申、商、刑名、纵横之说”平等对待，认为“皆有以佐世”[20]，而且对外来文化——佛学也采取较宽容的态度，他在《送僧浩初》一文中认为：“浮图诚有不可斥者，往往与《易》、《论语》合……不与孔子异道”,并认为韩愈排斥佛教是一种“念其外而遗其中，是知石而不知韫玉”的文化狭隘态度。说明柳宗元不仅将儒家的文化大门向诸子百家开放，还打开了儒家包容、吸收外来文化的大门。双双承接韩欧文统、道统的方苞对柳宗元所以不加提及，就是因为其文所载之道不醇之故。
曾国藩把柳宗元与韩欧并列，纳入桐城文统，说明曾氏在对待外来文化的态度上与柳宗元有同样的主张。在曾氏所处的时代，外来文化当主要指西方器数之学，这就从文统上为桐城派打开了通向西学的门径。
其二，改变桐城文风以适应洋务需要
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主张的经济之学包罗万象，对西学的学习更是国人陌生之事，这就使晚清桐城派原有的狭小、禁忌繁多的文章难以承载，曾氏就曾批评桐城派为文：“浮芥舟以纵迹于蹄迹之水，不复忆天下有曰海涛者乎也？”[21]。针对桐城派为文之弊，曾氏提出作“雄奇瑰玮之文”[22]。曾氏对并非桐城文统而善作雄奇之文的杨雄、司马相如、韩非等多加赞叹，颇有仰慕之意[23]。曾国藩为使桐城文能表现新的时代与复杂的社会现实，在保持桐城“义理”的前提下，提倡行文上博采众长，兼收并蓄，“尽取儒者之多识格物、博辩、训诂，一内诸雄奇万变之中，以矫桐城末流虚车之饰”[24]。在一定程度上，曾氏所言的雄奇风格实际上就是通过转益多师，骈散互用，不拘一格体现出来[25]，此与桐城派的原本文风有了较大的差异，故很早就有研究者提出“湘乡派”的概念以与桐城派相区别：“文正之文……奇偶错综，复字单义，杂厕相间，厚集其气，使声采炳焕，而戛焉有声。此又文正自为一派，可名位湘乡派”[26]当然,曾氏提倡雄奇文风也与他当时的心态有关，他当时刚镇压了太平天国，位极人臣，不管是作为一个胜利者，还是作为洋务领袖，其胸襟气魄自然有容纳百川之势，他对雄奇之文的倡导也就是自然之事了。
但曾氏对桐城文简洁明了的固有长处并未放弃，因为涉及军务、洋务的公牍、奏章及书信往来切忌高谈阔论、旁征博引，而应就事论事、清楚简洁、主题突出。综观曾氏留下的煌煌数千万言文集，总体上体现了“不说大话”，“不谈过高之理”的特点。
曾国藩改造桐城，为晚清桐城派打开学习西学的门径时，并没有丝毫削弱桐城义理之意。他强调“经济”，强调学习西学、洋务，其终极目的是指向强化“义理”，维护道统，他反复言明治学“莫忘于义理之学”，“以义理之学为先”，“以立志为本”[27]，惟恐桐城文人溺于“经济”之学而迷失了“义理”的航标。
桐城文到了曾国藩的手上，不仅成了宣传“义理”、卫道的工具，也成了一面宣传“经济”、学习西学的旗帜，以服务于他镇压太平天国，倡导洋务的“事功”，这就极大地调动起对旧伦理秩序及中国传统文化眷恋不舍又翼借西学以自强的知识分子的极大的积极性。因此，但他举起桐城旗帜时，得到了众多士人的附和，众多知识分子聚集到他的麾下，成为曾国藩在洋务运动中的宣传喉舌及与顽固派论战的重要舆论力量。
[1] [14][15]曾国藩．《欧阳生文集序》，《曾国藩全集》，第14集[M]．岳麓书社，1994：247
[2]曾国藩．《复陈洋人助剿及采米运洋折》，《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十二[M]．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3] [24]黎庶昌．《续古文辞类纂序》，《拙政园丛稿》，卷二[M]．
[4][7] [8]曾国藩．《致刘蓉》，《曾国藩全集》，第21集[M]．岳麓书社，1994：5．８．８
[5]王先谦．《续古文辞类纂序》，郑振铎编．《晚清文选》[M]．上海书店，1987：153
[6][18]《方望溪全集》[M]．中国书店，1991：2
[9]曾国藩．《复颖州府夏教授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二十[M]．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10]姚鼐．《荷塘诗集序》，王镇远选注．《姚鼐文选》[M]．黄山书社，1984：39[11]黎庶昌．《康輶纪行》，卷一[M]．
[12] [13] [26]李详：《论桐城派》[N]，《国粹学报》，第四十九期
[16] [27]曾国藩．《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三十[M]．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17]曾国藩．《劝学篇示直隶弟子》，《曾国藩全集》，第14集[M]．岳麓书社，1994：443
[19]曾国藩．《圣哲画像记》，《曾国藩全集》，第14集[M]．岳麓书社，1994：252
[20]柳宗元．《送元十八山人南游序》，《柳宗元全集》，第2集[M]．中华书局，1979：662
[21]曾国藩．《书归震川文集后》，《曾国藩全集》，第14集[M]．岳麓书社，1994：149
[22]曾国藩．《复南屏书》，《曾文正公全集·书札》，卷十四[M]．传忠书局，光绪二年刻本
[23]曾国藩．《笔记二十七则》，《曾国藩全集》，第14集[M]．岳麓书社，1994：373
[25]关爱和．《悲壮的沉落》，河南大学出版社，1992：165（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