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经卷和思想信仰
明清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称为宝卷。现存最早的宝卷是明正德四年(1509年)刊刻的《罗祖五部经》。以后从万历到康熙百余年间，刊刻最多。“每立一会，必刊一经”[1]。这些经卷大都失传，留下来的已不多见。现存的经卷和经目，有的可以从名称上来判断它们所属的教派。如经卷的名称前面两字是“混元”或“弘阳”的，一般属于弘阳教，有的已不可考。大约愈到后来，各个教派的经卷就愈相混杂，难分彼此了。罗祖的五部六册和由于太监资助因而刊刻最多、最精美的弘阳教经卷，在其他教派中，尤为流行。[2]
从很早开始，宝卷就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严加取缔。万历四十四年明清时期的白莲教，主要包括白莲教和罗教、黄天教、弘阳教、闻香教、圆顿教、八卦教以及它们所派生衍变的各种教派，如无为、大乘、混元、龙天、龙华、收元、清水、长生、皇极金丹、天理、清茶门、白阳、青莲、圆教等等。白莲教从元末明初开始就十分活跃，它不仅在推翻元朝统治的武装引争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入明以后，又活跃于民间，把反元的矛头转向反对明朝统治者。嘉靖、万历以后，其他教派纷纷出现，滋生林立，这些教派创教之初，各有特点。如罗教和禅宗相近，弘阳教和道教关系密切，其他教派中的大宗，也都有自己的特色。但总的来说，它们的教旨、信仰、教仪、经卷、组织基础、活动方式以及其他各个方面，和白莲教大致相同。尤其是明末以后，教派之间互相吸取融合，各自的特色，多相混淆，虽然教派名目繁多，达百余种，而其间差别日小，并日趋泯灭，已很难分辨它们的差异所在了。
明清白莲教各教派，它们的组织和势力，分布全国各地，河北、山东、山西、陕西、河南、江苏、安徽、江西、湖北、四川、浙江、福建、台湾等省，是它们活动的主要地区。贫苦农民、手工业工人、矿工、漕运水手、城市平民以及流民等，是它们的基本群众。由于它们的行为、组织、思想信仰和封建统治阶级以及维护这一阶级统治的正统观念有所抵触，所以，它们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邪教”。“邪教”的存在和活动，尤其是当它和农民起义、农民战争相结合时，对封建统治阶级是一个严重的威胁和打击。
关于明清两代“邪教”的各种情况，虽然零星地散见于实录、奏稿、档案、方志、文集、笔记以(1616年)，朝廷明令烧毁罗教经卷五部六册，并宣布该书罪状说：“俚俗不经，能诱无知良民，听从煽惑，因而潜结为非，败俗伤化，莫此为甚。”[3]道光时，有个叫黄育（原字为左木，右便）的地方官，在河北巨鹿、沧州等地镇压白莲教，先后查抄并销毁宝卷四十余种。他说：“谋逆之原，由于聚众。聚众之原，由于邪经”[4]，对宝卷组织群众进行造反的作用，作了充分的估计。正因为如此，他为了消弭“邪经”的影响，把各种“邪经”分别罗列，摘录其中卷文，逐一批驳，汇成《破邪详辩》一书。从这本书的反面批驳中，可以窥见“邪经”的大体面貌和内容。
“邪经”通俗易懂。它确实是“鄙俚不通，俗陋已极”[5]。每经一般分成二十四品(或称“分”、“参”、“际”等)。也有不分品或分品较少的。全经以韵文为主，散文为辅。卷的开头和结尾，大都有开经偈、焚香赞和收经偈。散文起说白的作用，韵文有五言、七言、十言。十言多为三字两句，四字一句，与梆子腔十字乱弹同。卷中穿插《山坡羊》、《雁儿落》、《上小楼》、《驻云飞》、《黄莺儿》、《画眉序》、《傍妆台》等民间曲牌，便于诵唱。从体裁来看，它吸取了变文、佛、道经典及各种词曲、戏文的形式。它的内容也大量抄袭了佛、道、儒三家的经典和思想。它宣传多神教，佛、道、儒三家的神和权威人物，如弥勒、弥陀、观音、如来、李老君、玉帝天尊、真武老君、孔圣人(孔丘被尊为儒童祖，《龙华经》中他的地位在弓长祖之前)等，都是“邪经”中礼拜颂扬的偶像。各个神的地位，都是按照现实生活中的等级安排的。此外，小说、戏曲中的人物，如关云长、刘伯温、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八仙等，也都纷纷登场，各显神通。属于民间秘密宗教自己所塑的神祗，主要有无生老母、无极老祖、天真古佛、混元老祖、先天祖师、中天祖师、后天祖师、收圆佛祖等。女性神祗在“邪经”中有突出重要的地位。“邪经”的开教说话以及拯救众生的经文中，充满了女性神祗对大地儿女的母亲般的情爱，极为动人。一些民间秘密宗教教派，也把《四书》、《小儿喃孔子》、《八卦说》、《推背图》、—《五女传道》、《万法归宗》之类的书，作为经卷来诵读，“邪经”又大量利用五行、八卦、九宫、天干、地支、时宪书、占卜、堪舆、占相等书籍和思想，有时还作些新的修改和补充。它们关于天文、地理、医学、历史方面的知识，十分浅陋，甚至荒谬可笑。不少的经卷中，还充斥着大量的忠义孝悌、轮回报应、天命论等陈腐说教。在一些经卷中，可以看出下层劳动阶级(主要是农民)挣脱旧的思想束缚，希望有所创新的意图。农民是无法建树一种新的、较高级的生产方式来替代旧的生产方式的，从而也不能在意识形态方面抛弃和摆脱封建统治思想的束缚和影响，创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农民从来不是一个统治阶级，它也不可能成为统治阶级，不可能在*、经济、思想等各个领域内，树立统治的地位。即使当他们通过起义的途径成为新王朝的统治者，也仍然如此。因为如果他们不背叛自己的阶级，就不可能取得天下，取得天下这一过程的完成，同时也就是农民阶级向地主阶级转化这一过程的完成。所以成为新王朝的统治阶级的时候，他们已经不再是农民阶级了，已经由农民阶级变为和他们自身阶级相敌对的地主阶级了。阶级中的个人甚至一个集体的地位和命运可以变迁，固定的阶级的本质，却不能改变。然而，虽然封建时代的农民不能创立一个新的思想体系，但这样一个“永恒”的被统治阶级，在封建社会中，由于对地主的阶级仇恨，对现实的不满和由此而产生的反抗意识，以及由于亲身经历劳动创造世界的实践而产生的美好观念和希望，这一切又决定着这个阶级的*、伦理道德、哲学等观念，有着不成体系的，但确实与封建统治阶级不同、甚至尖锐对立的观点和内容，这在“邪经”中也有所反映。这正是封建统治阶级敌视“邪经”，对它深恶痛绝、严加取缔的根本原因。
封建统治阶级曾经长时期地利用宗教和神学，在思想领域中加强对农民和其他劳动人民的统治。民间的宗教信仰和秘密结社，它一方面是受着封建统治阶级的宗教和神学的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披着宗教外衣出现的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抗议，它反映农民质朴的要求和愿望。“邪教”经卷中宣传的劫变和弥勒下凡、“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等，都包含着深刻的*内容。此外，在“邪经”中或者在民间秘密宗教教派口授的秘诀、咒语中，还有丰富的，虽然粗鄙却很深刻的思想资料。
(一)劫的观念和弥勒降世的信仰
劫，是我国古籍中常用的字，有夺取或迫胁等意。《说文解字》释劫字说：“人欲去以力胁止曰劫。或曰，以力去曰劫，从力去。”《左传·庄八年》：“遇贼于门，劫而束之。”唐许尧佐《柳氏传》：“(沙吒利)窃知柳氏之色，劫以归第。”《资治通鉴·唐纪》(昭宗天复三年)：“臣光曰：……未有能劫胁天子如制婴儿，废置在手，东西出其意，使天子畏之若乘虎狼而挟蛇虺如唐世者也。”佛教传入中国后，劫又成为佛经中的专用名词，有着它自己特有的含义。《隋书·经籍志》说：“天地之外，四维上下，更有天地，亦无终极，然皆有成有败。一成一败，谓之一劫。”《法华经》把劫的含义，明确为昼夜日月之数量，“示现五种劫，一者夜，二者昼，三者月，四者时，五者年。”《佛祖统纪》又把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世，称为三劫。所以劫在佛经中，是一个时空观念，意即宇宙所经历的时空和成败往返的过程。所以《法苑珠林·劫量述意》说：“夫劫者，盖是纪时之名，犹年号耳。”
更具体地说，佛经把宇宙从它形成时开始，到它的末日为止，分成若干阶段，这些阶段称为劫，共组成一个大劫。每一个大劫中包括四个中劫，每一个中劫中又包括二十个小劫，共八十个小劫(关于劫的阶段，各经说法有差异)。所以，实际上佛教是把整个宇宙和人的经历，都看成是大大小小的劫的组合。《华严经》说：“佛于无边大劫海，为众生，故求菩提。”宇宙是一个大劫海，生活在宇宙中的人群，经历着各种大小劫数的磨炼，只有神佛才能超度他们，升往天堂。
劫和灾是相联系的。《大日经》说：“周遍生圆光，如劫灾猛焰”。《法苑珠林·劫量篇》说：“大则水、火、风而为灾，小则刀兵、饥馑、疫厉以为害”。佛教之所以把整个宇宙和人的经历，都看成是大大小小的劫的组合，是因为在宇宙和人的经历中，充满了无数的灾难，劫又是无数的灾难的组合。在每一劫的末尾，称劫末，其灾难尤为严重。劫末过去，则又是另一劫数的开始，如此循环不已，直至末劫，一切结束。《俱舍论》中对于劫和灾，有详细的叙述。佛教大力宣传劫和灾，它的目的就是要阐明经过无数劫灾后的世界，是一个空无一物的世界。用对物质世界的根本否定来引导人们去向往和追寻非物质的彼岸世界。
明清的民间秘密宗教，吸取了佛教的劫的思想观念，它们对于劫的解说，从本质上看，和佛教并无二致。但是，由于这些教派在宗教和现实*中的异端地位以及组成这些教派的成员的阶层和社会地位，它们把佛经中劫的内容加以利用和改造，使劫的观念有时成为否定和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从消极的世界观转化为积极的物质力量。
明清的民间秘密宗教，大都宣传劫灾、劫变等思想。这就是封建统治阶级所说的：“以造福逃劫，引诱痴愚”[6]。一般说来，它们把世界分成三个时期，也就是认为宇宙自开创起至最后为止，必须经历三个时期。龙华会、圆顿教等称为龙华三会，即：龙华初会、二会和三会。弘阳教称为青阳、红阳、白阳。龙华三会的说法，出观很早。南北朝时期即有《龙华誓愿文》、《弥勒三会记》、《龙华会记》等，其中龙华三会和弥勒降世的思想，后为白莲教及其他教派所吸取。龙华三会的内容，即龙华初会是燃灯佛铁菩提树开花，二会是释迦佛铁菩提树开花，三会是弥勒佛铁菩提树开花。初会的燃灯佛代表过去，二会的释迦佛代表现在，三会的弥勒佛代表未来。第三会是最高境界，是经历了末劫以后的理想出：界，这是诸佛万祖来会，一片熙融景象。龙华三会和弥勒降世的思想，对明清时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影响最为广泛。这是明清民间秘密宗教思想信仰中的主要组成部分。在它们的宝卷和口头流传中，又对龙华三会的内容，作了补充和发挥。例如《皇极经》中的三佛三世掌权说，称“过去燃灯极严劫，现在释迦掌教尊，未来弥勒星宿会”，又说：“过去佛掌了十万八千年，现在佛该掌二万七千年，未来佛该掌九万七千二百年”，使龙华三会增添了新内容和每会的时间极限。《皇极经》还把三莲、五莲、和九莲，分别和燃灯、释迦、弥勒相配，九莲就包含着未来世界这一涵义。清茶门教1勺也流传着以下的说法：“世界上过去、现在、未来三佛轮管天盘。过去是燃灯佛，管上元子丑寅卯四个时辰，度道人道姑，是三叶金莲为苍天。现在者是释迦佛，管中元辰巳午未四个时辰，度僧人尼僧，是五叶金莲为青天。未来者是弥勒佛，管下元申酉戌亥四个时辰，度在家贫男贫女，是九叶金莲为黄天。”[7]。这更是在龙华三会的基础上，增添了天干、地支、五行、三教、中元等内容，并且表达了它“度在家贫男贫女”去创造未来黄天的阶级革命倾向。弘阳教的青阳、红阳、白阳，也是分别代表过去、现在和未来。它的这一说法，除了龙华三会说的影响外，还有三阶教、摩尼教、(明教)的影响。流行于公元六世纪时的三阶教，将世界分成三阶，第一阶称一乘，第二阶称三乘．第三阶称普归普法。第一阶为正法，第二阶为像法，第三阶为末法。此外，三阶教主张众生皆有佛性，强调教团的组织生活以及在实践中提倡布施、捐纳、礼祈等，都会对明清民间秘密宗教产生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三阶教在隋唐时曾受到镇压，它带有异端色彩的思想在民间流传，这样，很自然地民间秘密宗教从中取得了养料。明清民间秘密宗教中常见的三乘说、末法说、众生皆有佛性说、教团中的纳银、互助等，有着明显的三阶教的痕迹。摩尼教有二宗三际说，二宗即明宗和暗宗，三际即过去、现在、未来。过去是初际，此时明暗相背，现在是中际，明暗相混；未来是后际，明暗相分。摩尼教在宋元时和白莲教合流，明以后已不独立存在：它的教义和其它方面(例如主张斋食、裸葬等)，已和明清流行的白莲教的各个教派汇为一体。弘阳教三阳说中，青阳和红阳这两阶段之末，天下大乱，收杀恶孽。其中红阳之末的末劫，是世界最后一次大劫，此劫——过，即进入弘阳的理想时期——白阳时期，这时光明普照大地，众生获福。
世界经历着青阳、红阳、白阳三个阶段，人们也经历着各种不同的变化。根据明清民间秘密宗教一个流行的说法，即创世主无生老母，在宇宙初创时，打发她的九十六亿儿女(称皇胎儿女，原人等)下降凡尘。由于他们(和她们)被红尘迷了本性，受尽了人间种种的苦难，需要救度出苦海，返归他们(和她们)原来的故乡——天宫，这也叫做收元(或收缘)。龙华初会时(或青阳时期)，度回了二亿，龙华二会时(或红阳时期)，又度回了二亿，剩下九十二亿，将于龙华三会(或白阳时期)时度尽。届时就如《龙华经》上所说：“快修圆满上天梯，龙华会上重相见。”这是说，人类经过灾劫苦难后，能返归真空家乡(天宫)．永享幸福安康。
无生老母怎样去救度她的皇胎儿女呢(只要信了教就是皇胎儿女)?因为他们(和她们)生活在苦海中，所以想到要用船去载渡他们(或她们)返家。《龙华经》中出现了各种大大小小的法船，金船等，现实生活中也出现了以法船、铁船、瘟船等为名称的教派。法船的说法和思想取自佛教，但在民间秘密宗教中，包含了极积的意义。因为法船、金船不再是虚无的天国的东西，它成为聚集下层社会劳动群众的场所，它们所驶往的脱离苦海的彼岸，也不是天上的龙华三会所在地，而是在反抗旧有统治的基础上，在现实世界中所建造的新世界。掌驶法船、金船的也由天上的神化为受人们拥戴的人。也许去乘坐法船、金船的教徒们，他们思想是朦胧的，有着向往天国的主观真诚。然而，当法船、金船将他们驶往一个反叛的、武力斗争的方向，他们终身凝聚的苦难终将使他们由朦胧化为清醒，由消极的等待天国赐福转而成为用暴力去取得应该享有的生活权力。
明清民间秘密宗教把世界分为三个阶段，它们所宣传的劫灾、劫变，主要集中在第二阶段，即龙华二会释迦佛当世时期或红阳时期。因此，有的教派反映在他们的经卷中．对释迦佛和红阳时期极力攻击。如黄天教经卷《普静如来钥匙宝卷》说：“燃灯佛手，兽面人心。释迦佛子，人面兽心。弥勒佛子，佛面佛心。”这里，对释迦佛子的诅咒，意即对现实世界主宰者的攻击和否定，反映了人们对封建统治的不满和抗议。而对弥勒佛子的美化和渲染，则反映了人们对未来理想世界的憧憬和渴望。其中兽面人心、人面兽心、佛面佛心的说法，含有摩尼教三际说的观点，即从明暗相背、相混到相分的变化。人类的发展进化过程，经历着野蛮和文明的斗争。上古的野蛮人却保存了人心的善良。而当今的文明人类，居心野蛮。未来的世界，黑暗过去，光明到来，无论从形象到本质，都体现了高度的完美。对红阳时期的攻击，在明清民间秘密宗教中，十分普遍。如弘阳教，从它的命名来看，即与所谐的红羊劫有关，弘阳是红羊两字的谐音。道光十二年(1832年)，白阳教首王法中，有“红阳劫尽，白阳当兴”的说法。林清天理教中也流行此说，他们宣扬当今世界中的劫灾，就是揭露现实生活中的苦难和黑暗。劫变则是劫灾后的变化，灾难过去了，新的世界即将来临。
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有不少都是强调劫灾、劫变的。如《龙华经》、《弥勒地藏十王宝卷》、《三教应劫统观通书》、《定劫宝卷》、《应劫册》等。在这些经卷中，即将到来的劫灾，主要内容包括水、风、火、刀兵、饥馑、瘟厉等天灾人祸。明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湖州白莲教马祖师倡言；“末劫年，地方大灾。太湖水干，五十余里，金宝出现，洪水泛涨，民变鱼鳖，分发印信、白巾，斋戒，末劫可免死。’’[8]这一说法是根据当时湖州的自然变异情况而来的。据记载，嘉靖三十六年(1557午)二月，东南大风，吹太湖东岸水干，水中出观金珠器物和古钱等[9]。马祖师即据此编造末劫来临之说，鼓动群众。又，《龙华经》的《末劫众生品》说：“弓长祖，到家乡，听母吩咐。说下元，甲子年，末劫来临。辛巳年，又不收，黎民饿死。癸未年，犯三辛，瘟疫流行。”《地水火风品》又说：“四大天王不管世，天神放了四风轮，地水火风一起动，折磨大地苦众主。”下元甲子即指明天启四年(1624年)，辛巳是崇祯十四年(1641年)，癸未年即崇祯十六年(1643年)。这些年头，确实是天灾人祸相继而来，人民生活极端困苦，社会极其动荡不安。根据《明史》中《毅宗本纪》的记载，崇祯帝在位的十七年，到处是旱灾、蝗灾、饥荒、瘟疫，严重的如崇祯十年(1637年)“浙江大饥，父子、兄弟、夫妻相食”。崇祯十三年(1620午)，两京、山东、河南、山西、陕西、浙江等省灾荒，“白骨纵横”。这时“斛谷万钱”，朝廷仍未停止各种征敛。所谓末劫，也就是这一现实的综合反映。
佛教有四劫及大、中、小诸劫之说。民间秘密宗教称大劫、末劫，有的认为世界要经历—十八劫和九九八十一劫；如《三义护同佑民伏魔功案宝卷》说：“佛曰：吾观火帝真君下生，一十八劫已尽．即差南海观音菩萨，化为师罗，度他还愿。”《普明宝卷》说：“一十八劫已尽?改换形体。”《定劫宝卷》说：“宝霞佛下降．世人免劫，累及九九八十一劫。”当这些劫灾到来时，世人想要避免苦难，只有皈依民间秘密宗教，而这些宗教的教首，都是无生老母差遣下凡救度众生的，他们是弥勒佛或其他神佛的化身，转世而来。《应劫册》说：“惟习圆教，不遭此劫。”《销释悟性还源宝卷》说：“这劫数，如何解救?无生说，发灵符，救渡人民。”乾隆时，清水教教首王伦说：“今岁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乾隆五十九年(1 794年)，湖北白莲教宣传山西真主牛八李犬儿所住的王家庄，有块石头上出现了四句经文：“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10]。凡众人熟念这四句经文，即可免除灾难。混元教樊明德所钞经卷内有“换乾坤，称世界，反乱末劫年”等语[11]。天理教倡言白洋劫，这一劫数将由林清、李文成等人克服收圆，有“专等此中归汉帝，大地乾坤只一传”之语。李文成又曾对徒众说；“你们好生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12]。这是很有思想和水准的话，其中包含经过武装暴力建立万年太平之意。道光初，河南新蔡朱麻子反，称治劫祖师。宣传“七月十五日，有水灾、瘟疫，劫数难逃。……有法船三只，可载无数的人，可以避劫登仙。”[13]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劫灾，劫变宣传，是吸引群众、组织群众和发动群众的重要理论。而解救劫灾、变换世界的首领人物——他们是弥勒的化身，或是无生老母的使徒，具有鲜明的救世主的性格。
综合以上所述，可以认为明清时代民间秘密宗教的劫的观念，有以下几点意义；
第一，劫的观念，它一方面受着封建统治阶级正统宗教和神学的影响。但在某种意义上，它又是披着宗教外衣出现的对封建统治的*抗议。因为宗教的苦难，是现实生活中苦难的反映，也是人们对悲惨境遇的叹息和抗议，同时也孕育着人们对苦难过去后的未来的向往和憧憬。这种超人间的宗教幻想形式，当社会动荡不安，阶级矛盾尖锐激化，不满现实和具有反抗意识的广大劳动群众日益聚集的时候，往往可以转化为反抗封建统治的思想武器和物质力量。
第二，劫的观念立足于变的辩证的观念，它和封建统治阶级“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形而上学相对立。封建统治阶级的万般说教，无非是竭力维护现存的统治和秩序。而劫的观念和有关劫的种种倡言，大都是指出现有统治的即将崩溃，取代现实的苦难折磨而来的，将是幸福美好的未来世界。因此，劫的观念包含着辩证的和进化的思想因素。它对于世界，不是消极的毁灭，而是去积极建树，去为人类造福。
第三，劫的观念是和物质世界中的自然状况联系在一起的。封建的农业国家，由于生产力的落后和低下，对自然力有很大的依赖性。农业收成的好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雨量、干旱、冷和热等气候的因素。而自然的灾害，更加促使剥削的严酷。随着自然灾害而来的饥馑、疾病、死亡等，带给了人民生活极度的困苦，引起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因此，天象的变化和人事的更动，有着十分密切的联系。中国有着对天人感应十分敏感的传统，这个传统就是落后的小农经济和严酷的专制集权相结合的产物。封建统治阶级最害怕人们利用天象的变化来推翻自己的统治。所以，研究天象的天文的领域，在封建社会中，是一个神秘的领域，一个禁区，只有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才有解释天象的权力。历代法律都规定着：“妄谈天象者斩”，就是这个道理。而民间秘密宗教都试图占领这个禁区，试图建立自己的天象观，给予天象以合乎自己利益的新的解释。如黄天教改日为晌，改月为节，天上参宿二星改为寒母，房心二宿改为煖母[14]。《普明宝卷》、《普静如来钥匙宝卷》和圆教的《万年时宪》等，都认为大劫后的世界，一昼夜为十八小时，一月为四十五日，一年为十八个月。嘉庆十六年(1811年)，彗星见于西北方，钦天监谓其主兵，奏改十八年闰八月于次年二月。当时民间本流传闰八月对清王朝不利的说法，林清等人即根据“八月中秋，中秋八月，黄花落地”的民谣，宣传大劫来临，准备起事应劫[15]。这说明封建社会的农民还不善于和不能够用科学的、物质的理由来维护本阶级的利益，然而，民间秘密宗教对天象的解释，却表观了农民阶级建树自己的天象观和天象体系的意图和尝试，而这——意图和尝试的本质即新政权的建立。
(二)无生老母的信仰和“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
无生老母作为神佛，在罗清的五部六册中就出现了，万历以后开始流行。但在弘阳教的经卷中，她的地位虽及各派“邪教”所残留的经卷等史料中，但都是一鳞半爪。由于“邪教”是秘密的宗教和结社．大部分的岁月都在地下活动，因此，很多情况早巳失传。而散见的各方面的记述，无论是官方文书或是封建文人的笔墨，都不免有程度不同的增改、歪曲和臆测。所以，关于“邪教”的组织、思想信仰以及各种活动情况，都很难窥见其全貌。这就需要做大量的收集材料、分析判断、去伪存真等综合研究工作，才能使我们对“邪教”有比较详细和比较科学的了解。这一课题的6f究，不仅在宗教史的研究领域中是很重要的，而且对于了解封建社会下层劳动人民的思想动向，从而进一步深入地了解农民阶吸和地主阶级的阶级斗争——包括*斗争、经济斗争和思想斗争，也是十分必要的。
在这一研究领域中，前人虽然做过一些工作，但总的来说，它基本上是一个被忽视了的重要的领域，许多问题都有待大家努力探索。
一、概 述
明清的白莲教，从它的渊源来看，最早大约可以追溯到南宋初年。当时，它是融合佛教天台宗的识法和净土宗的弥陀念佛等信仰而组成的净业团体。倡导人是宋高宗时的吴郡沙门茅子元，他自称白莲导师。教徒有妻子，半僧半俗。他们谨戒杀生，严避荤酒，茹素念佛，男女一起集会，忏悔修行，号白莲菜。佛教正统视他们为异端，咒骂他们：“假名净业而专为奸秽之行；猥亵不良，何能具道!”[1]“受其邪教者，谓之传道，与之通*者，谓之佛法。……愚夫愚妇，转向诳惑，聚落田里，皆乐其妄。”[2]后来，朝廷将茅子元问了妖妄惑众的罪，流放江州(江西九江)，白莲菜被取缔。元代的白莲教，除仁宗时一度受到朝廷的承认和护持，曾公开传教外[3]，仍属严禁之列。元世祖至元十八年(1281年)即颁布禁断白莲会、五公符、推背图和应合禁断的天文图书及一切左道乱世之术[4]。武宗时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措施，至大元年(1308年)五月丙子，禁白莲教，毁其祠宇，以其人还隶民籍[5]。英宗至治二年(1322年)，又下诏禁白莲佛事[6]。元末，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尖锐化，白莲教徒的异端思想和不轨活动，日益明显和浓厚。泰定二年(1325年)，河南息州民赵丑厮、郭菩萨“妖言弥勒佛当有天下”[7]。致和元年(1328年)，广西普宁县僧人，又以烧香惑众起事，并建号改元[8]。到了顺帝至元三年(1337年)时，妆宁信阳州，有名棒胡者，奉弥勒，“以烧香惑众，妄造妖言作乱”[9]。从至元四年(1338年)到至正十一年（1351年)，白莲教徒彭莹玉、刘福通相继起义于袁州、颍州。彭莹玉联合麻城人邹普胜，拥戴徐寿辉建国；刘福通奉韩山童为首领起兵。韩山童，河北栾城人，他的父亲和祖父都是白莲教首领。韩山童“倡言天下大乱，弥勒下生”，并捏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10]。他的儿子韩林儿，至正十五年(1355年)即帝位于亳州，国号宋，建元龙凤。当时，朱元璋隶郭子兴部，臣民于韩林儿。郭子兴从他父亲开始，就是言祸福、聚众烧香的宗教首领。朱元璋于至正十一年投奔郭子兴，加入红巾起义队伍。达时白莲教已和明教融合一体，并和农民起义相结合，形成巨大的群众革命力量，最后终于推翻了元朝的统治。
明太祖朱元璋虽然参加了奉弥勒聚众起义的红巾队伍，而且这支队伍是他倾覆元帝国建立新的明王朝所依靠的力量，但是后来他改变了立场。至正二十四年(1364年)八月，朱元璋进攻张士诚时，发布榜文，攻击造反的白莲教徒是“误中妖术，不解偈言之妄诞，酷信弥勒之真有，聚为烧香之党。根据汝颍，蔓延河洛。妖言既行，凶谋遂逞。焚荡城郭，杀戮良民，所在生灵，荼毒万状。”[11]朱元璋从参加变为攻击，反映了他从农民起义领袖向封建统治者的转化。他即位以后，即采纳李善长的建议，诏禁白莲社及明尊教[12]。《明律》十一《礼律》，规定取缔“左道邪术”。但有明一代，从明初直至明末，“邪教”处处盛行，而且随着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和激烈，“邪教之患”也日益严重。
明初，白莲教主要在湖北、江西、四川、山东等地活动。湖北、江西方面，洪武六年(1373年)，蕲州王玉二“聚众烧香，谋为乱”[13]。洪武十九年(1386年)，新淦彭玉琳，“自号弥勒佛祖师，烧香聚众，作白莲会，……谋为乱。”[14]洪武二十年(1387年)，宜春教民李某“妄称弥勒佛，发九十九等纸号，因聚众谋作乱。”[15]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萍乡、分宜、宁都等地，都发生了弥勒教民的谋乱。永乐四年(1406年)，湖广蕲州广济县僧守座，“聚男女，立白莲社，毁形断指，假神煽惑”[16]。永乐七年(1409年)，江西人李法良“行弥勒教，流入湘潭，聚众为乱”。[17]上述活动大都是元末彰莹玉白莲教活动的余波。
四川、陕西方面，洪武六年(1373年)重庆有王元保之乱。洪武十二年(1379年)，眉县彭普贵领导的起义，陷十四州县，数月方平，是规模较大的一次白莲教起义。到了洪武十四年(1381年)广安山民又有“称弥勒佛者，集众感人”[18]。洪武三十年(1397"年)正月，汉中府沔阳县吏高福兴及民人田九成、僧李普治起兵反抗朝廷。这次起兵“聚众至千余人，而陕、蜀间番民因之作乱”[19]，可见已波及少数民族地区，并有少数民族参加。结果起义军攻陷了略阳、徽县，杀知县、学正、教谕等。直到九月高福兴被擒，起义告一段落。但田九成等仍活动于汉上陇西一带。田九成曾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他们的同党金刚奴，称四天王，以沔阳西黑山天池平为据点，攻城掠物，与官军对抗，直到永乐七年(1409年)才被朝廷镇压平息[20]。山东方面，永乐十八年(1420年)二月，山东蒲台林三妻唐赛儿率众起义。唐赛儿徒众数千人，据益都，“自言得石函中宝书神剑，役鬼神，剪纸作人马相战斗”[21]，波及全省。唐赛儿虽然失败，但她本人却逃匿无踪，没有被捕。朝廷索赛儿急，尽逮山东、北京尼及天下出家妇女，先后几万人”[22]，仍无结果。可见当时白莲教在民间的潜力和影响。
明初的白莲教活动，并未因朝廷的禁断而消迹。有的活动已爆发为武装的对抗，朝廷虽然严加镇压，仍是此起彼伏，未能平息。这是因为经过元末农民大起义后，白莲教不仅经历了战斗的锻炼，而且更加普及和深入民间。它已在全国的许多城镇和村落，有了自己的大大小小的据点，时隐时现，各个据点可以联结成线，然后扩大为面，失败时又可化面为点，可进可退，可整可零，可以在一个地方生根结果，也可以转移他方插柳成荫。整个明清时期白莲教的活动整体情况就是如此。这对朝廷来说当然是极大的隐患和威胁，实际上明亡的序幕和清衰微的转折，正是由规模浩大的徐鸿儒起义和川楚白莲教起义所触发的。而造成明清两朝这一朝廷悲剧的最有影响的人，恰恰是明朝的创建者朱元璋。他借助于奉弥勒的红巾队伍取得了天下，同时他也造就和丰富了红巾队伍中的宗教分子，使他们有了更多的斗争和推翻现有统治的经验，退却和隐匿的经验以及联络群众使自己生存壮大的经验。当朱元璋决心禁绝他们的时候，他们已经比以前大为丰满和成熟了。朱元璋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封建专制帝国，而他们却为自己的徒孙们留下了一条在专制帝国中生存发展、捣乱反叛的道路。
明中叶时，流民问题成为当时严重的社会问题，白莲教活动与流民相结合，更成为朝廷的严重威胁。如成化时荆襄刘通和石龙，弘治时河南赵景隆，都以流民为基本群众，组织白莲教起义。刘通号千斤，县门石狻猊重千斤，能只手举起。正统中，流民聚荆襄间，刘通在流民中宣传组织，准备起事。石龙即石和尚，和刘通结合，起兵，称汉王，建元征胜，“流民从者四万人”[23]。弘治十八年(1505年)，河南饥荒，赵景隆“以白莲教惑众，自称中原宋王”[24]。石龙称汉王，赵景隆称宋王，他们看到社会的动荡不安，觉察到流民饥民情绪的愤慨和激烈，起而组织群众和朝廷对抗并有取代的决心。
正德年间，山西崞县李福达宣传“弥勒佛空降，当主世界”[25]。李福达家族世代传习白莲教，他的父祖和子孙在明代白莲教活动史上，都有着重要的地位。他的祖父“以幻术从刘千斤、石和尚作乱成化间”[26]。他本人正德初年与王良、李钺谋反，事发，戍山丹卫。逃还后，改名李午，为清军御史所勾，再戍山海卫[27]，再度脱逃，寓洛川县，倡弥勒教。李钺是李福达的叔父[28]，李福达的徒弟惠庆、邵进禄等起来造反，攻陷洛川城。邵进禄牺牲后，惠庆又攻宜川、白水等地。李福达实际是这次事件的指挥者和操纵者，但他又逃脱了，并改名为张寅，继续活-动。他和他的儿子大仁、大义、大礼，皆以黄白术得到武定侯郭勋的信任。李福达持有《太上元天垂文秘书》，并自称“我有天分”，可见他颇有野心。嘉靖时，四川白莲教首蔡伯贯起义，蔡伯贯的师父名李同，是李福达的孙子，李大礼之子。李氏家族的宗教活动，自成化年间李福达的祖父开始，至此已延续五代，近百年之久。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浙江乌程有名马祖师者，曾起兵，《罪惟录》称他“传正德中妖贼李福达之术”[29]。李福达的影响自华北至西南，并传及江浙，可谓广大。而他本人不仅活动于民间，而且周旋于社会之上层，甚至得到皇亲国戚郭勋的信赖和庇护。由于他和郭勋的关系，结果导引了嘉靖时朝廷有名的一场党争——李福达案，直到隆庆时，才平息下来。
明中叶白莲教还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和漠北边境的蒙族地区。正德十年(1515年)，云南乌蒙芒部普法恶，“通汉语，晓符箓，妄言弥勒出世，自称蛮王，煽诸夷作乱，流民谢元礼、谢元义应之”[30]。漠北的白莲教徒大都是流民，从山西前往。他们为了求生和逃避朝廷的搜捕、镇压，在蒙、汉两族混居的边境聚集，开垦土地，建立了村落和城镇。隆庆初，这些村落、城镇的居民已达五万人以上，“其间白莲教可一万人”[31]。漠北边境的白莲教徒，向蒙族人民传授了建筑、造舟、医药、农业等科学技术，对于发展当地生产和汉蒙两族人民的文化交流，作出了贡献[32]。
嘉靖以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白莲教的活动更为频繁和壮大。嘉靖三十六年(1557年)湖州马祖师之事，已于前述，四十四年(1565年)，河北张朝用传习白莲教，从者万余人。四十五年(1566年)，朝廷平定了四川的蔡伯贯起义。蔡伯贯的师父李同，世习白莲教，假称唐裔，是这次起义的主谋人。万历十七年(1589年)，南雄李圆朗起事。李圆朗宣传弥勒降生说，有方术，自称能易死还生、先天演禽、飞剑*诸法[33]。所谓先天演禽法，即唐袁天纲相法，载五行、干支、人相、过去、现在、未来、吉凶、祸福、因果、报应等[34]。
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浙人赵一平，又名古元，于丰砀与盂化鲸等谋反。据当时凤阳抚臣李三才的奏疏说，“徐砀丰沛，壤接河南山东，白莲妖术盛行”，“赵古元自以宋朝后代，生有异姿，久蓄不轨之念，将发大难之端。……孟化鲸等……尊古元为真人。……古元且悬示通途，自称国王，邂逅群小，辄受将军。观其书与化鲸，召兵七千，约以二月二日各处兵马八路齐起，先取淮阳，次取徐州新河口，阻绝粮运。次取金陵、燕都，大事可定。又称有精兵十万，夹杂粮船帮内。……”[35]赵古元先是在浙江丽水、义乌、杭州一带活动，后去徐州。他的妻子王氏，假称佛号，两人传教结社，“造《指南经》邪书”，“诵经聚众”[36]，粮船水手和制鞋工人是他们的基本群众。万历时另两起较大的“邪教”案，即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福建瓯宁吴建、吴昌兄弟组织的白莲教抗官斗争和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发生的刘天绪案。吴建、吴昌兄弟在连江、长乐、福宁等地传教，拥有众多信徒。入教者尽变卖私屋，不祭祀祖先，“咒诅君父”[37]。因聚众抗官被镇压。刘天绪，河南永城人，流寓凤阳府临淮县，自称无为教主，当阳皇极佛出世。教民有十二天、十二佛、十二星等名号，有印符、未来开天册、天品簿、天壳簿等。平日讲经说法，有《皇极收元宝卷》。教民纳钱二、三十文至一、二百文不等，称纳钱者来生可为指挥等官。传教之初，刘天绪与其党三人，抬一小佛像，历各乡村，募钱米杂物。后刘天绪称龙华帝主，封教民护国将军、公、侯、伯、指挥等官职。教民寡妇岳民妻，称观音，刘天绪封为后[38]。又据《涌幢小品》记载，刘天绪党徒多为“南都菜佣踏面之人”，[39]此时民间秘密宗教之教首，动辄宣传世道将变，并称帝称王，封官许爵，俨然以新朝国君自居。这是万历时期社会动荡不安，衰世来临之反映和征兆。到了天启二年(1622年)，一次规模巨大的白莲教起义爆发了，即山东徐鸿儒领导的大起义，这是明末农民大起义的序幕。徐鸿儒是河北蓟州闻香教主王森的徒弟。王森于滦州石佛口传教，自称得妖狐异香，故倡闻香教．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曾因传播“邪教”罪被捕，用贿得释，入京师。在北京他广交外戚宦官，继续行教。只因他的徒弟李国用用符咒召鬼，另立教派，和王森一派发生矛盾争执，终于事发。四十二年(1614年)王森再次被捕，五年后死于狱中。王森死后，他的儿子王好贤和徒弟徐鸿儒、于弘志继续传教，信徒益多。天启二年(1622年)，王好贤与徐鸿儒相约是年中秋共同起兵，因计划泄露，徐鸿儒先期反，于五月起兵，自号中兴福烈帝，称大乘兴胜元年，以红巾为识。从五月至六月，相继攻陷郓城、邹县、滕县、巨野、峄县等地，十一月失败。于弘志于六月据武邑白家屯，将取景州，接应徐鸿儒，但举事七日即失败。徐鸿儒等人在山东经营二十年，徒众不下二百万人，起义规模巨大，朝廷为之震动，称此为“二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大变”。[40]徐鸿儒起义失败后，白莲教徒在山东一带，仍潜伏活动，待机而起。崇祯时，他们屡出活动。崇祯二年(1629年)曾围攻莱阳，同年余党朱炳南也在河南睢州进攻官府。崇祯六年(1633年)，山东金乡王益伦反，徒众有七、八千人，王益伦自称混元祖师。徐鸿儒、王好贤的党徒，不仅散布于山东、河北、河南一带，其中还有一部分人为逃避清廷搜捕镇压，随王好贤南下。通过这次大起义和后来明亡及清兵入关的*形势的发展，北方的白莲教势力也随之南移，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四川等长江流域的省份。这一带的许多地方，本是元末明初白莲教盛行的区域。明中叶开始，北方的许多白莲教支派兴起，这些新兴的教派在思想内容和组织等各方面，比起过去的白莲教来，已经有较多的改变和不同。他们主要活动于黄河以北地区，并以京畿为中心，于是白莲教的重心．从明初的长江流域变为黄河以北。而在明末的徐鸿儒大起义后，新兴的白莲教教派的势力也逐渐南迁，它们并未放弃北方的据点．但是扩大了他们的点和面，造成了南北普及的新局面。
总的来说。有明一代的“邪教”，除白莲教外，还有其他教派，尤其是万历以后，教派林立，名目繁多。万历四十三年(16)5年)，礼部请禁“邪教”奏文，提出“涅檠教、红封教、老子教、罗祖教、南无教、净空教、悟明教、大成无为教”，“皆讳言白莲之名，实白莲教也”[41]。当时“邪教”教派的名目，实际上远不止此。据明末白莲教著名经卷《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中《天真收圆品》所列教名，计有红阳、净空、无为、西大乘、黄天、龙天、南无、南阳、悟明、金山、顿悟、金禅、还源、大乘、圆顿、收圆十六种。愈到后来，教派的名称演出愈多。清道光时，浙江陈众喜编撰的《众喜宝卷》中，列各地民间教派七十种[42]。陈众喜所列虽涉及全国十四个省[43]，但以浙江、江苏为主，对于河北、山东、河南等“邪教”活动最多的地方，了解很少。作者限于见闻，只能算是局部的统计。现在见于实录、奏议、文集、方志、档案的民间教派，名目已有一百多种，当然，这仍有一个限于闻见的问题，远不是全貌。这些民间教派的性质，大都和白莲教一样，同属“邪教”，但各个教派的渊源和思想，有所不同。有的是从元末明初直接传下来的白莲教，有的是白莲教的支派或和白莲教有关的(如滦州王森的闻香教)，有的和白莲教本来不同，有所区别，自成系统，但逐渐白莲化了的(如山东即墨罗静的罗教)；有的则已不可考。不过总的说来，各教派的信仰、组织等情况是大同小异的，原来差异较大的，也逐渐趋归一致，互相混同。所以我认为这些所谓的“邪教”可以用白莲教总其名。
明末的“邪教”教派，影响较大的有罗教、弘阳教、黄天教、闻香教、圆顿教等。罗教是由佛教禅宗的一支蜕变而来，创教人罗清。罗教在漕运水手中拥有徒众。它的分布地区主要在运河两岸，而南方的运河的终点地浙江，又成为它的势力遍及福建、台湾的基地。最后，它的主流和青帮合一。罗教有五部经卷，即：《苦功悟道卷》、《叹世无为卷》、《破邪显正钥匙卷》、《正信除疑无修证自在宝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简称五部六册[44]，流传至广，可以说是明中叶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的共同经典。弘阳教是山西人高阳创，主要活动于京畿一带。这一教派和道教关系较多，有明显的道教色彩。它的兴起和明嘉靖帝的崇道有关。高阳创教之初，曾得到宫中太监的资助，刻印了大量的经卷。黄天教又称皇天教、黄天道，创教人李普明，传播地区主要在河北、山西一带。这一教派注重道教的丹铅采补方术，后来发展至南方形成长生教。但它的经卷《普明如来无为了义宝卷》和《普静如来钥匙宝卷》中，有许多精采的思想。闻香教，有东大乘教之称，蓟州王森所创。王森居滦州石佛口，自号法王石佛、石佛祖。徐鸿儒是他的徒弟。他的儿子王好贤和他的子孙世代传教，直至清季，虽然屡遭朝廷镇压取缔，但三百年间，始终未断。传播地区先在河北、山东，后至湖北、安徽等地。清代易名清茶门教。圆顿教，教主弓长[45]。弓长是王森信徒，天启二年徐鸿儒大起义失败后，弓长南下传教，创圆顿教，称古佛天真教主，著有《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卷》，宣传劫然已比在罗教、黄天教中的地位为高。却还不是最高的神，她的言行还必须听从于混元老祖。《龙华经》中的无生老母．其地位比之在弘阳教中，大为提高，开始以一个最高神的姿态出现，卷文中关于她的篇幅很多，不仅具有救世主的性格，而且俨然成为宇宙的创造者和主宰。这样，——直延续到清代，无生老母的地位始终崇高，民间秘密宗教对她的崇信和供奉，始终不衰。
无生的说法，来自佛经。它的原意是否认有形的生命以证求无形生命的永生。本来是一个抽象的名词，在明中叶时却和老母相联系，最早出现在罗教的经卷中。无形的生命是最绵长的、永恒的。那么，这个绵长永恒的无生的母亲，更是至上和伟大无比了。于是，她就被塑造为一个最高的神。这里面包含了无生的永恒性和人类母爱的圣洁性，这是无生老母在民间秘密宗教中受到爱戴崇敬而又长期不衰的生命力所在。
在世界上拥有许多信徒的大宗教中，无生老母是唯一的女上帝。她是创世主和人类的祖先。《龙华经》中说，“古佛出现安天地，无生老母立先天”、“无生母，产阴阳，婴儿姹女，起乳名，叫伏羲，女娲真身。”她创造了宇宙。儒家传说中的伏羲和女娲，都成了她的儿女。伏羲和女娲在这里相当于基督教中的亚当和夏娃，他们还配成夫妻，称“人根老祖”。无生老母不仅创造了宇宙和人类，同时她还要拯救沉沦于苦海中的人类。她是救世主，人类的大救星。《销释授记无相宝卷》中说：“无生老母，度化众生，到安养极乐国，同归家乡，不入地狱。”《佛说无为金丹拣要科仪宝卷》说：“无上母，度化众生，同上天宫。”她有时化为观音，有时化为吕祖。她差遣天真佛、弥勒佛、大意佛、太上老君等神。下临凡尘，目的都是为了把现在“尽迷在红尘景界”(《混元红阳显性结果经》)的九十二亿无生老母的皇胎儿女，收回真空家乡。在罗教、弘阳教的开教说话中，都有九十二亿皇胎儿女等待拯救的说话。而无生老母正是这九十二亿皇胎儿女的救主。
关于无生老母的传说很多。河北沧县城内有无生庙碑记，系明崇祯进士、清顺治时官至户部尚书的戴明所作，内言无生老母的灵验。可见明末清初的时候，对无生老母的信仰，不仅流传于社会下层，封建统治的成员中，也有卷入这一信仰的。但是，她毕竟是一位异端神，愈到后来，她的异端地位愈益明显，她的信徒的社会成分也愈趋单纯，逐渐地摒除了农民、城市贫民、小手工业者等阶级或阶层以外的成员(或者说这些阶级或阶层以外的成员摒弃了她)。同时，关于无生老母的传说，也日益渲染了更多的平民色彩，她成为普遍的、受过许多苦难的劳动妇女形象。如清道光时白阳教头目王法中供称，无生老母于康熙年间在河北清苑县国公营转世，出嫁后生一子，被丈夫休弃，后来其子又被雷殛，于是在国公营之大寺内习教传徒。
清代，无生老母的信仰，又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山东清水教王伦起义，王伦奉无生老母，又尊称为圣母，宣传“圣母降身，刀枪不入”。无生老母成为农民起义中起义士兵的佑护神。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中的刘之协，编有以下的经咒：“从离灵山失迷家，住在娑婆苦痛煞。无生老母捎书信，特来请你大归家。”[16]用无生老母来吸引召唤群众。道光时，湖南金丹大道教徒，诵习《无生老母经》。道光十二年(1832年)，河北清河离卦教教首尹资源，自称南阳佛，能出神上天，见无生老母，意即他的行动都是受无生老母直接指点的。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赵城先天教起义，教徒信奉无生老母。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四川青莲教，又称龙华会，奉达摩祖师、无生老母，后起兵造反。总之，有清一代凡是举行武装起义的民间秘密宗教，大都信奉无生老母。这时的无生老母既是创世主和救世主，同时也具备了和封建统治阶级相对抗的农民叛逆者的性格。
无生老母又称圣母、佛母。有的民间秘密宗教，又从对无生老母的尊崇中，引伸出许多其他的老母。如《佛说皇极收元宝卷》中关于十步修行，它说，“头步七山关，有天元祖、地花母把守。二步六关至七步六关，各有祖母把守。”即从头步到七步各关口，均有老母把守。《龙华经》中也出现了地藏老母、文殊老母、普贤老母、观音老母等。这反映了明清时期神的母亲化的特征。阴性的神祗，本来就使教徒们倍感亲切，象母亲那这慈爱而又伟大的女神，更能得到信徒们的爱戴和信赖。农民的思想感情总的说来是比较单纯质朴的，无生老母的信仰，是他们单纯质朴的宗教感情的反映，也是农民在苦难深重的现实生活中，从母亲那里所获得的深厚关怀的升华。中国历史上出现了无生老母，一个为劳动人民所尊崇、信赖的女上帝，她拥有众多的信徒，具有博爱的胸怀、平等的品格。她同情劳苦大众以及佑护反抗残酷统治的人们，这是全世界所没有的。她是神，然而她把无数劳动人民母亲的优秀品质凝聚在一身。而且只有在农民起义和农民革命斗争从不止熄的土壤上，才能产生出这样伟大的理想人物。
无生老母，不仅在民间秘密宗教中作为一个女上帝受到尊崇。她的名字和“真空家乡”相连结，成为一个真诀，在民间秘密宗教的一些教派中，广泛流传，产生了巨大影响。
从字面上看，“真空家乡，无生老母”(也有作“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的)八字真诀，颇令人费解。如果我们对它的起源和思想内容加以探索解析，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这一八字真诀在明末以后的民间秘密宗教中流传盛行，并能获得大量的劳动群众对它的崇拜信仰了。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起源，和罗教有关。罗教最初所传的徒众有以“无极正派”为名的。因为罗教以无极净土为宇宙的本源，并以此阐发真空义谛，把道家的无为思想和佛家的空无宇宙观结为一体。罗教的五部六册中，空和无相提并论，并大唱真空法。佛教的空宗及《六祖法宝坛经》、《摩诃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等，虽然阐发空义，但所谓真空法，却是罗清所创。《苦功悟道卷》的《达本寻元品第七》说：“空在前，无在后，真空不动”，“这真空，往上参，无有尽数。这真空，往下参，无底无穷。”《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的《那个有坏那个不坏第五》说：“那个有坏，那个不坏；佛、人、僧、俗、善恶三教、菩萨修证，天堂、地狱、经书，这个都有坏。本来面目，从无量旷大劫来，永劫不坏。山河有坏，这个安宁。明了这个，耀古腾今。也无古佛，也无众生。这个长存，再无别事。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苦功悟道》的《混元一体品第十六》，阐明山河大地、天地日月、五谷田苗、三千诸佛等，均由真空变化而来。这些经文阐发了空无观念和真空义谛，把真空当作宇宙的根本的永恒的真理。“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个字，就是根据这一观念和思想而演变出来的真诀和信仰。
在《苦功悟道卷》和《巍巍不动泰山深根结果宝卷》中，有“彼国天上，无生老母”和永无生死的“本分家乡”之说。“本分家乡，”即真空家乡。清代，“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普遍流行。在林清的天理教中，不仅教徒入教后要常念此八字，以求好运，而且“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为真言，书于白绢，暗室供之”[17]。山东东平的空空教，也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弥勒我主”的咒语[18]。那么，所谓“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是什么意思呢?
“真空家乡，无生老母”八字真诀，虽然吸取了禅宗的空、道家的无和净土宗的彼岸思想而形成，但它有着自己独特的思想内容。这一信仰的本质，即用彼岸思想否定现实世界，用宗教的关系替代人们既有的血缘亲属关系和阶级的从属关系，用新的神权系统替代世俗的纲常系统，这就不能不对在社会中占统治和支配地位的儒家思想有所否定，不能不去触犯封建统治阶级从*到思想的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威地位。
真空家乡即天宫，是人们最早出生的地方，也是人们最后的归宿。无生老母即上帝，是尘世不分男女老幼的人们的母亲。每个人在观实世界中的一生，也就是流落红尘经历各种苦难和折磨的过程。但这一过程是短暂的，当他们和她们接受了无生老母的召唤和拯救，他们和她们便会返回到真空家乡，他们和她们就得到了永生。在宗教领域中，真空无生是永恒、真实而圆满的，用真空和无生来作为天宫和上帝的名号，意即说明彼岸世界的永恒和圆满。而与相对的现实世界的存在，却是短暂的、虚幻和苦痛的。它们对现实世界的一切否定，不过是为了证实真空和无生境界的永恒性，从而引导人们抛弃现实成为信徒，而去追求一个永生的彼岸世界。每当社会阶级矛盾激化，人民生活困苦而又动荡不安的时候，这一信仰更加容易获得大量的信徒。人们希望尽快地结束苦难的历程，到达安定、快乐的彼岸，从而获得永生。用彼岸世界来否定现实世界以吸引群众，这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但彼岸世界和现实世界可以互相沟通利用，彼岸并非绝对隔绝的，这同样，也是所有宗教的共同特点。比如封建统治阶级宣扬因果报应来缓和阶级的对立和矛盾，以巩固封建统治。为了掩饰这种因果报应关系的虚妄，必须用前世或来世，也就是用彼岸世界作为观实世界的补充——把因果报应关系的因和果，向前世和来世延伸。这时候，彼岸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表面对立，化为交感互通，互相依附和互相利用(这是问题的本质方面)。这里，沟通这两个不同世界的主宰，是封建统治阶级本身，或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利益的人，而不是反对这一阶级或者违反这—阶级利益的其它阶级的成员。沟通的目的正是为了维护这一阶级的统治和利益，而不是反对或违反这一统治和利益，因此得到了封建统治阶级的肯定和赞赏。所以，在阶级社会中，任何宗教的本质是相同的，他们在阶级社会中的正统或异端的地位，取决于它们的彼岸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沟通和利用者的阶层和目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之所以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异端，而对信仰它的人严加镇压，正是因为它所宣传的彼岸世界和封建统治阶级建立的统治和秩序有所悖逆，而无生老母这位天上的神祗临降尘世意图去创造人间奇迹的人，又是和封建统治阶级的统治和利益相对立的劳动阶层的成员。更何况在无生老母那里，彼岸世界的思想，可以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形势，转换成为地上新王国的观念。这当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绝对不能容忍的。
至于“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所导致的用宗教关系替代人们既有的血缘亲属关系和阶级从属关系，用新的神权的系统替代世俗的纲常系统，同样地引起了封建统治阶级的嫉恨和愤慨。中国封建*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三纲五常。正统儒家的人生哲学，即以孝亲为出发点，培养孝子贤孙，即培养忠顺的臣民。以血缘亲属为纽带的家族，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有着特别重要的地位。每个家族是封建国家的缩影。族权，实质上代行着封建国家机器的部分职能。所以，血缘亲属关系的强化，正是阶级从属关系、国家政权机构的辅助手段，这是中国整个封建统治不可动摇的根本。所以，在中国的封建社会中，每当汉民族和外来宗教(无论是汉唐时期的佛教或明清时期的天主教)发生矛盾和冲突的时候，双方的论战，大都以三纲问题为争执的焦点。清末民初反封建的激烈论战中，孝亲问题也是突出的辩论课题。封建统治阶级以不忠不孝、无父无君这样“堂皇而严正”的理由来斥责外来的宗教和被他们视作异端的思想和人。他们在其他理论方面可以作出种种的让步，唯独“君父之尊”，决不容许有丝毫的动摇。明清两朝，从朝廷御制的圣谕、榜文到维护族权、政权统治的各个地方的乡约、家训等，“孝顺父母，和睦乡里”是其中心思想和主要内容。明太祖朱元璋颁布《大诰》三编，令各地臣民诵读，其中《五常第一》说：“臣民之家，务要父子有亲”，“父子不亲，罔知君臣大义”。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户部奉旨刊布《教民榜文》四十一条，其中十九条载《圣谕六言》，内容是：“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清康熙的《圣谕》十六条，承袭了朱元璋的《圣谕六言》，其中第一、二条即“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强调家庭、宗教的和睦和秩序。其他如各地的乡约、家训，如《泰泉乡约》、《通州乡约》、《传家宝全集》等，也都以朱元璋颁布的《大诰》、《圣谕六言》等为信条，照录并加以补充发挥。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朝廷烧毁罗清的五部六册，告示说．“……若真思孝顺父母，宜持诵《大方便佛扱恩经》可也。知父母恩，便知皇恩、佛恩，自然不将娘生皮肉作奸犯科，此是收拾良心，敦厚风俗大根本。”忠和孝联系在一起，父母恩也要推及皇思，封建朝廷教化臣民的这套说教，和“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恰恰背道而驰。封建统治阶级极为害怕农民摆脱封建宗法统治的束缚，“离乡轻家”，另行组合。因为这种对旧的背离和新的组合，是对封建秩序的破坏和否定，它蕴育着社会不安的因素和危机。事实上确实是如此，中国历史上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爆发，大都和徭役、游民、流民以及由于饥馑灾荒等原因所造成的家庭离散、人民流亡等情况有关。而“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信仰所宣传的，恰恰是“离乡轻家”的思想。它破坏了旧的邻里观念和关系，同时也破坏了旧的孝亲观念和关系。替代它们的是众多的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家庭的人们所组成的一个新的集体。他们向往和眷恋天国，鄙弃尘世。他们崇拜和信仰无生老母，蔑视地上的权威。他们自信是众生平等的无生老母的儿女们，有着互相友爱团结合作的新的道德情操。这样，“真空家乡，无生老母”这—信仰，无论是它作为批判的武器，或是当它聚集了大量的贫苦徒众发展为武器的批判的时候，现实世界的阶级从属关系和世俗的纲常系统，都在观念上和实际上受到了冲击和否定，从而影响了整个封建国家统治的稳定和巩固，这自然是封建统治阶级绝不能容许的。“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思想意义就在于此。这样，为什么一个从字面上看来是虚幻、荒诞和难以理解的宗教口号，在明清两代会在劳动群众中拥有大量的信徒，会和农民的反抗斗争相联系，从而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封建统治阶级对持有这一信仰的“邪教”，抱着极端仇视的心理，并采用严酷的暴力取缔和镇压，就不难理解了。当然，这并不是说，每一个诵读这八字真诀的信徒，都会有如此清晰明了的认识。大多数人是朦胧的。但他们在信仰和诵读“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时所流露或蕴藏的思想感情和宗教情绪的本质，即和上面所阐述的那样，有鲜明的倾向性。
(三)鲜明的叛逆思想
在民间秘密宗教的宝卷或者口头流传的口诀、咒词中，有些有十分明显的叛逆思想。总的来看，清代这方面的特点比较突出。元末明初，阶级斗争十分尖锐，民间秘密宗教普遍采用“弥勒当有世界”的响亮口号，起而造反。他们的经卷里以及他们实际生活中流传的和起义相关的思想的言论，一定会远比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内容，要丰富得多，可惜大都失传了，没有留下来。明中叶时，民间秘密宗教的新教派，纷纷出现，教派林立。它们的出现当然有它深刻的社会的和阶级的根源。但直接的酝酿和催化，却是明中叶前后儒学的普及。当时的思想十分活跃，沉寂古板的儒学，显出了活泼的生气，气象一新。王学使儒学大众化，这固然是拯救儒学危机的一种办法，但其本质无疑是意图使更多的百姓纳入儒家思想的规范中。然而，在客观上却对全民的思想起了推动、解放的作用。因为历史的发展并不依循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历史上常有这样的事，本来是希望百姓就范的，但在使其就范的过程中，统治阶级却给予了百姓另外的启示，反而产生了新的、为统治阶级始料所不及的后果。明中叶以后，儒学虽然普及了，王学的蓬勃发展，使儒家的纲常伦理更加深入人心。但随之而来的，文学、艺术的领域有了新的开始和突破，思想领域中也树起了和正统儒学相论争的对立面，他们的思想比历代的先行者们，更加丰富、完整和深刻。这在宗教领域也有所反映。首先是佛教，明末出现的为数众多的佛教大师的思想，有许多创新，充满了时代的新气息。民间秘密宗教的新教派，就是在这一土壤上产生，它们的宝卷，开创了宗教界的新凤，儒、道、佛三家思想，都被吸收在宝卷中。它们提倡三教合一，意图创立一个三位一体的新的宗教体系。但它们没有这种能力。它们没有自己的有水平的知识分子，最多只能招揽社会下层的*文人或穷乡中似通非通的老冬烘。更重要的是它们缺乏统治阶级的胸襟和气度，这种胸襟和气度是以经济为基础，生产方式作为后盾的。象汉初统一天下的壮举和独尊儒术的雄心，这是新兴地主阶级登上*舞台的力量和信心的表现。以农民为主体的民间秘密宗教，永远不可能有这样的魄力。但是它们所创立的新的宗教体系，虽然是那样浅陋，却也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思想新风，反映了社会下层以农民为主的劳动人民的希望和意图。这些希望和意图用宗教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好说明宗教不是超然的，它和社会、阶级、思潮等等紧密联系。在早期宝卷中，虽然已经包藏着不少带有叛逆意味的思想，如前面已经叙述过的劫灾、劫变、弥勒降世、三际思想等，但还没有明显的、直接的叛逆的词句。这是明末以后才开始有的。明末社会的动乱，农民革命的巨浪，翻天覆地的变化以及清兵入关后的掠杀和残酷的民族压迫等，在首当其冲遭受苦难的劳动人民的思想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这个烙印世代相传，会带到民间秘密宗教中去(或者说，明末李自成等人的农民起义军中和遭受民族压迫痛苦的人们中，当时就有不少民间秘密宗教组织的成员)。这是清代民间秘密宗教中具有叛逆思想的一个重要远因。后来，清政府的镇压，更促使它们走向叛逆的道路。乾隆中叶以后，朝廷的镇压开始比以前严厉，而民间秘密宗教中的鲜明的叛逆思想和宣传，恰好是在这以后才广泛传播。这是哪里有镇压，哪里就有反抗的一个明显的例子。
明末以后，直接怀念和歌颂农民起义的宝卷，现存的有李世瑜所藏《家谱宝卷》后部残本。卷中描述了明末*腐败、横征暴敛、灾荒连年、清兵掠夺等社会灾难和人民的痛苦。如；“父吃子，子吃父，遍地都有。夫吃妻，妻吃夫，不想恩情。有白骨，如干柴，人头乱滚。这二年，刀尖过，怨天不收”。“癸酉年，至己亥，丙子来到。有达子，白捧手，又起北京。州城县，和乡村，抢夺少女。好牛羊，好骡马，赶进山中”。这是真实历史的写照。卷中反复提及“木子当来，牛八退位”，即隐指李白成起义军推翻朱明王朝自立政权称帝。对李自成起义军攻陷山西、陕西、河南等地，及其进军路线和过程，有所记述。卷文称李自成为真命天子，即所谓“潼关、山西、陕西，紫微显名，再打西来。”“二十八，保真主，十八一弓”。此外，卷中还提出了“杀不平之人”的口号，要参加起义军的教徒们，“一不可杀害生灵，二不可杀害黎民”。一休*，二休放火，三休要欺骗妇女，四休要妇女衣服，五休要抛撒五谷”。这时候教徒们的宗教色彩，已被阶级斗争的洗礼，冲刷得十分淡薄。平日教团生活中的三皈五戒，也由新的革命的戒条所替代。虽然卷文中还屡有“好度皇胎儿女”的叮嘱，但它已和参加起义斗争去夺取政权的行动化为一体，而且已经断定这是救度人民的必要途径了。《家谱宝卷》中虽然流露出对明末社会*现状的极端不满，但它的仇恨矛盾所向，主要的还是入关掳杀的清兵，对明王朝的覆灭，在叙述中多少还带着悲伤和惋惜，它说：“牛八王，过甲申，难过乙酉。可惜那，居王位，不得超生。幽州城，皇城内，刀枪乱响。杀皇娘，共国母，哭病伤情……”这里参杂有汉民族的民族情绪。所以清代民间秘密宗教中，常常出现牛八复位的说法。清中叶出现的《佛说定劫经宝卷》中，还有以下的卷文：“辛未年，有达兵，辽东反乱。说庚寅，到癸酉，抢了山东。有孔贼，在吕顺，为王称帝”，“达虏兵，起战征，非同小可。泄肚水，慢慢流，混乱燕京。大明王，朝出奸异。袁崇换(应作焕)，领番兵，要取北京。”[19]达兵和达虏兵，都是指的清兵。孔贼是指孔有德，他于崇祯四年(1631年)背叛明廷。所谓袁崇焕降清，原是冤狱。但明政府以叛国投敌之大罪捉杀袁崇焕，在人民不明真相的时候，自然会引起对他的痛恨。
关于牛八复位的说法，最早出现在滦州石佛口王氏家族编造的《三教应劫总观通书》中。它说；“清朝已尽，四文正佛，落在王门。胡人尽，何人登基?日月复来属大明，牛八原来是土星”[20]。后来它在清茶门教中流传。它说明王姓有取代清朝统治之意图。“牛八原来是土星”之句费解，从全文来看，其意大概是日月复来的大明，已换了主人，将由王门子弟登基。在刘之协的混元教和嘉庆时川楚白莲教大起义中，也流传着牛八登基的说法。他们是受了石佛口王门的影响，还是另有师承，已难断定。他们和清茶门教所不同的是将弥勒转世和牛八相结合，牛八是登基的人，弥勒佛下凡转世是为了辅助牛八。而这个牛八本来姓刘，却将他改姓王，叫王双喜。不过后来宋之清另找了一个李姓孩子，叫卯金刀的，说是真牛八，这样，牛八就不是出现在王门，而是李门了，而卯金刀又可解释为刘姓。此外，湖北的白莲教的另一个教首王应琥，又说牛八姓朱叫朱红桃。因而所谓的牛八就是取代清朝统一江山的真命天子。牛八姓什么?在白莲教的各个教派中，有不同的说法，总的来看，不脱离朱、李、王、刘的大姓。朱是明王朝皇帝的姓。清朝前期朝廷对明裔的防范以及有人假借明裔名义出来造反的事情，已在社会和群众中留下深刻印象，真命天子朱红桃的说法，也广泛流传。李是李开花，或者象天理教李文成那样自称大明天顺李真主，为李自成转世。王是石佛口王门，早在晚明就有登基之想。至于刘姓，我认为有两重关系。一是中国的汉王朝姓刘，汉王朝的汉字又和汉民族相联系，区别于异族。汉王朝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王朝，以汉为号召，是很响亮和堂堂正正的。例如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赵城先天教起义，就用兴汉灭清的口号。另一重关系是和八卦教有关。八卦教渊源于刘佐臣的五荤道收元教，刘氏家族世代掌教，情况和石佛口王氏大致相仿。而八卦教在清代的影响又大为超过清茶门教。刘氏家族中人，从种种迹象来看，未尝没有登基的意图。所以一些与八卦教有关的教派，出现了所谓卯金刀掌世之说。和刘氏家族关系密切的震卦教教首王中，他所传的书中，有“平胡不出刘周户，进在戊辰己巳年”，“也学太公渭水事，一钓周朝八百秋”[21]几句诗。平胡即平异族的清朝统治者。戊辰、己巳年，自清康熙至嘉庆共经历了三次。康熙二十七年(1688年戊辰)和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己巳)、乾隆十三年(1748年戊辰)和乾隆十四年(1 749年己巳)、嘉庆十三年(1 808年戊辰)和嘉庆十四年(1809年己巳)。王中书中所指的戊辰、己巳年，以上三次都可能包括在内，甚至还变思想，对有清一代民间秘密宗教影响很大。上述教派是明正德至天启这一阶段陆续出现的，关于它们的详细情况，后面将作介绍。
明中叶以后，民间秘密宗教教派林立，名目繁多，这是农民分散的小农经济的反映。教派多，流传广，在下层社会中拥有广大的群众，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明代著名大臣吕坤于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疏陈天下安危时，曾感叹地说：“白莲结社，遍及四方。教主传头，所在成聚。倘有招呼之首，此其归附之人”。[46]封建阶级对入教之人，曾作以下评述：“宁怯于公赋而乐于私会，宁薄于骨肉而厚于伙党，宁骈首以死而不敢违背其教主之令”[47]。每当阶级矛盾尖锐或是天灾人祸相继而降的时候，他们揭竿而起，千百成群，云谷响应，振荡着摇摇欲坠的封建统治。
清代的民间秘密宗教，总的情况和明代大体相同，但称白莲教的不多，大都代以大乘、圆顿、龙华、先天、罗祖、无为、收圆、弘阳、八卦、天理、清水、白阳等名目。清廷的镇压活动，早在入关前就已经开始。崇德七年(1642年)有“善友邪教案”。当时沈阳有一个善友会，大约有会员三百余人。清廷捕捉为首者十余人，并下令永行禁止。禁谕之前一日，有镶白、镶黄、镶红、正蓝四旗的善友六人，持书于大清门外抗议，结果六人被杀。关于善友会的情况和性质，现在知道的很少，它是一个秘密结社，但宗教信仰如何，还没有材料说明，总之，清廷把它归为“邪教”案中。入关以后，顺治三年(1646年)，吏部给事中林起龙上书说：“近日风俗大坏，异端蜂起，有白莲、大成、混元、无为等教，种种名色。以烧香礼忏，煽惑人心，因而或起异谋，或从盗贼，此直奸民之尤者也。……如遇各色教门，即行严捕，处以重罪，以为杜渐防微之计。”[48]朝廷采纳了林起龙的意见(实质上当然是林起龙投合了朝廷的需要)，严禁“邪教”。清朝对“邪教”的镇压和取缔，比明朝更为严酷，然而，清朝的“邪教”也比明朝更为活跃。
清初，“邪教”的活跃情况，可以从思想家颜元的《存人编》中窥见大概。颜元劝导百姓勿信佛、道、邪教，曾发出以下感慨：“我直隶隆庆、万历前，风俗醇美，信邪者少。自万历末年，添出个‘皇天道’：如今大行，京师府县以至穷乡山僻都有”；“迨红巾、白莲始自元明季世，焚香惑众，种种异名，旋禁旋出。至今若‘皇天’，若‘九门’、‘十门’等会，莫可穷诘。家有不梵刹之寺庞，人或不削发之僧尼。宅不奉无父无君之妖鬼者鲜矣!口不诵无父无君之邪号者蛘矣!风俗之坏，于此为极。”康熙时，王逋肱《蚓庵琐语》中也说：“今民间盛行所谓教门者，说经谈偈，男女混杂，历朝厉禁，而风愈炽”，“山东、山西则有焚香白莲，江西则有长生圣母、无为、糍糰、圆果等号，各立各户，以相传授”。蒲松龄《聊斋志异》中有《白莲教》、《邢子仪》等篇，均说及徐鸿儒之徒。可见康熙时他们的活动还没有停止。
清初，朝廷对江浙一带的“邪教”活动十分注意，取缔查禁也很严格，这是对江浙人民统治残酷、防范严密的反映。顺治十八年(1616年)，清廷曾镇压江苏溧阳的大乘教传教活动。雍正、乾隆两朝，皇帝一再谕令地方大臣查禁“邪教”，一再强调指出：“邪教煽惑愚民，最为世道人心之害，不可不严切根查”[49]。而这时“邪教”活动所反映出来的反抗封建朝廷的特点，也日渐显著。乾隆十一年(1746年)朝廷破获的张保太案，就是一个例子。张保太，居住云南大理鸡足山，倡习大乘教，自称四十九代收圆祖师。他的教派综合了白莲教和圆顿教的内容和特点，属于弓长圆顿教系统。它自北方经过江南，湖北、四川传人贵州、云南等省，又从西南返回江浙，山西等地活动。据点遍布各地，形成了一个巨大的联络网。它们在各地的名称不一，或称大乘教、无极教、铁船教、法船教、瘟船教(四川)；或称燃灯教(苏州太仓)、西来教(常州)、龙华会(宜兴)……。张保太侣言：“弥勒当世官天下，李开花是皇帝”[50]对各地“邪教”头目，一一封有官职。朝廷对于张保太的活动十分恐惧，每当各地上报“雅教”案件时，上谕都要急切询问并促令地方官员查明它们是否与张保太有关。其实张保太本人早在雍正十一年(1733年)就被官府捉去，监毙狱中了。可见他的影响并没有因为去世而消失。当时捉拿李开花也是地方官员一项紧要任务。乾隆十七年(1752年)爆发的马朝柱抗清起义，马朝柱即托名李开花，马朝柱以挖山烧炭工人为基本队伍，捏造神迹，活动于安徽、湖北、江西、湖南等地。失败后马朝柱逃脱。同年江西、广东等地，都出现了名叫李开花的人起来造反。朝廷四处捉拿追捕的结果，不仅没有’捉到李开花，反而愈捉愈多，而且闹出了许多笑话。其实，真正的李开花是没有的。张保太所谓的“李开花是皇帝”，本是谶语，他捏造一个李开花，目的是要诱发和吸引人们对理想圣王的向往和追寻。李姓作皇帝的谶言，最早可以追溯到魏晋南北朝时代。由于道教至尊李聃和唐朝皇帝姓李的关系，以后历代都出现过李氏为王的民间传言。明末李白成起义后，这一谶言又复活了，又开始在民间流传。不仅姓李，而且要开花结果，这就更有现实意义和吸引力了。嘉庆时的李文成起义，就利用了这一谶言。因此，朝廷想要捉拿李开花其人，一方面他并不存在。而另一方面，他又随时随地可以出现。雍正、乾隆时，罗教盛行。各地的罗教往往也有不同的名称，如大乘、无为、罗祖等。在福建的罗教，称老官斋教。乾隆个三年(1748年)，福建建安、瓯宁的老官斋教徒，曾聚众反抗官府的压迫。这次起义由陈光耀和一个叫普少的妇女领导。他们造旗帜、鸟枪、火药等，定元帅、总帅、总兵等官职，假称弥勒降凡，举出“无为大道”、“代天行事”、“劫富济贫”等旗号。起义虽然很快被镇压，但延续半年之久才告平息。
乾隆、嘉庆以后，几乎每年都有“邪教”案件发生，或大或小，或南或北，多如牛毛。现将几起与农民的反抗斗争相结合成为封建统治阶级严重威胁的大案，略述于后。
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秋八月，山东寿张、堂邑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起义。王伦是阳谷县党家店人，能武术，仪表堂堂，曾任县役，后被革退，生活穷困，遂手抄方术书，为人治疗痈疡，效果显著。一些病人病愈后，即拜王伦为父，作为报答。王伦诡称曾遇异人，授以符箓、召鬼神诸法，信徒日众。不久家资饶富，积有土地一顷五六十亩。王伦清水教以医疗治病吸引群众，另有断食、炼气、拳棒等术。在宗教方面，信奉无生圣母，真空家乡，教授以下咒文：“真空家乡，儒门弟子”，“千手挡，万手遮，青龙、白虎来护咱”，“千手挡，万手遮，盖世英雄就是咱。青龙、白虎、朱雀、元武等神，齐集在我身。求天天就助，拜地地就灵”，“你看是隔的近，我看比千里还远”[51]。王伦曾称梦中见龙，后来又自称真紫微星，设置元帅、先行、国公等官职，可见他有与清廷势不两立、取而代之的决心。乾隆三十九年(1 774年)，山东寿张县歉收，而官方却妄行额外加征，激起了农民的不满和反抗。王伦乘时宣传：“今岁有四十五日屠戮劫数，随我道可免”[52]。八月二十七日深夜，王伦率领队伍攻入寿张县城，杀知县。接着又攻克阳谷、堂邑、临清等地。王伦的起义军，作战极为英勇，以致清兵亦信其果有神术。但因寡不敌众，最后失败。王伦本人举火自焚死。此次起义为期不过一月之久，但它在清代白莲教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和影响。一则它可以说是乾隆末年蕴酿、嘉庆初年爆发的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序幕，一则王伦清水教案的爆发，实际上已揭示出清廷所存在的统治危机。从清水教案暴露开始，逐渐地可以清楚看到当时的华北地区，包括河北、山西、山东等地，已经布满了八卦教系统的“邪教”联络网，它们世代相传，盘根错结，至迟从康熙初年开始，在农村’逐步地形成和发展了巨大的反叛潜力。康熙年间，山东单县人刘佐臣，创五荤道收元教。他传有《五女传道书》、《八卦说》等书，宣传弥勒其法，并按八卦名称——乾、离、震、巽、坎、艮、坤组织信徒。刘佐臣死后，他的儿子刘儒汉继承父业。刘儒汉的弟弟刘如清，曾捐职为山西荣河县知县。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刘佐臣案发，刘如清被革职，返回山东。乾隆元年(1736年)，刘儒汉去世，他的儿子刘恪，孙子刘省过接掌教权。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刘省过和同案的LU东荷泽人王中被捕，处刑。王中所传“邪教”即清水教。他在八卦教中属震卦，称“东方震宫王老爷”[53]。在嘉庆十八年的天理教起义中，震卦是起义队伍中重要的一支。而王中被处刑的两年后，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爆发了王伦的清水教起义。王伦起义虽由清廷的苛政所触发，亦有它的宗教渊源，因为华北地区八卦教系统的民间秘密宗教教派，早已潜伏各地，待机而动。
嘉庆元年(1796年)，刘之协、姚之富、齐王氏领导的白莲教大起义，前后九年，活动地区包括楚、川、豫、陕、甘五省，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反抗斗争。川、楚、陕三省交界的地区，聚集着人数众多的农民、佃户、山民、棚民以及水手、手工业者和游民，白莲教在这里传教，吸收了大量的徒众。早在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河南鹿邑人樊明德的混元教教派，在河南、安徽、湖北一带活动。第二年，樊明德被捕处死，从他和其信徒家中，搜出《混元点化》等经卷，其中有“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劫”等字样，还有“波弥天口诀”、“波弥斟”等口诀名称[54]。樊明德供称是一个叫杨集的所传，可见这个混元教也是有来历的，只是杨集早死，杨集以上的渊源没有查证出来。樊明德死后，他的漏网徒弟王怀玉逃走。王怀玉的徒弟刘松，则被遣戍至甘肃隆德县。刘松并不甘心失败．他和从前在安徽太和县所收的徒弟刘之协商量复教。因为混元教破案已久，不便再打出混元教名，便於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另立三阳教名称，并改《混元点化经》为《三阳了道经》。为了更吸引和鼓动群众，他们又指刘松之子刘四儿为弥勒佛转世，推刘松为老教主，另外想寻找一人捏名牛八，凑成朱字，假冒明朝嫡裔，以保辅牛八为号召。又宣称入其教者，可免一切水火刀兵灾厄。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刘之协前往湖北传教，在襄阳收宋之清入三阳教。宋之清原来是孙贵运的三传弟子，奉收元教，一直在湖北、河南传教。他改奉三阳教后，徒众日多，所收教费，均陆续送交刘松收用。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宋之清与刘之协、刘松分裂，遂自立西天大乘教，另拜河南南阳人李三瞎子为师，称李为真弥勒佛转世，李子名叫卯金刀，又叫卯儿，指为牛八。为此，刘之协、刘四儿前往理论，宋之清以从未见过牛八为由，认为刘四儿不是弥勒佛。刘之协于安徽太和县杨家集，找王廷章之子双喜儿作为牛八，带至隆德。这时有了两个转世的弥勒佛和两个牛八。而同时收元教王应琥与其师艾秀，在湖北、四川边界地区传教，也扬言弥勒转世于河南无影山张家，将扶助牛八起事。弥勒的转世和牛八的出现，反映了白莲教各教派反清复明的愿望。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清廷先后在陕西兴安、四川大宁、湖北、河南、安徽等地搜捕白莲教徒。宋之清、王应琥、刘松、刘四儿、牛八(王双喜)和刘之协的母亲、哥哥和妻子等，都被捕捉。教中首领人物除了刘之协等少数人外，大都被捕处死。这一残酷镇压，并未平息事态，白莲教更以官逼民反为号召，揭竿而起。嘉庆元年(1796年)二月，荆州地区的枝江、宜都两县，教徒们在首领张正谟、聂杰人领导下起义，开始了规模巨大的川楚白莲教反清武装斗争。张正谟是荆州地区的教首，传有“木易木子真名姓，木易门中见真人，卯字金刀他来到，何时得见太平年”的歌句[55]。木子姓李，木易姓杨，卯刀金姓刘。姓李的生在戊戌年，属犬，叫李犬儿，住山西平阳府岳阳县王家庄，天神托生，左右两手有日月两字纹，凤眼龙睛，相貌异人，刘之协是军师，朱九桃是辅臣，另有杨姓等同教人保护，将在河南立帝业。又传说王家庄有一块大石，一日忽然迸开，现出经文一篇，内有“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四句[56]，凡是众人念熟了这几句经文，就可免除灾难。聂杰人因家资富有，纳粮甚多，被封为总督，其他教徒交纳银钱，有簿登记，日后凭此封官。川楚白莲教起义，派支繁多，教派之间各有系统，互不统属。如王三槐，他学习巫师，与人禳灾治病。后襄阳人孙赐俸去四川太平传教，收徒冷添禄，王三槐又拜冷添禄为师，学习灵文经咒，劝人出根基钱。当时有“四方群盗领袖”[57]之称的王聪儿，襄阳人，世称齐二寡妇。丈夫齐林是襄阳白莲教首。齐林于起义前事泄，被官府诛死。姚之富、樊人杰等推戴王聪儿为首领，为齐林发丧复仇。据周凯《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记载，其教信奉“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战守襄阳时，有“逢三不开口，逢三不出手”之隐语暗记。又说：“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58]反映了白莲教内部的团结互助。
嘉庆九年(1804)年九月，历时九年的白莲教大起义最后失败。这是我国封建社会最后一次规模巨大的农民起义，也是明清时间民间秘密宗教对封建朝廷统治最大的一次反抗斗争，它十分沉重地打击了清朝的封建统治。虽然它最后失败了，但白莲教的斗争和活动，并没有中止停息，它像烧不尽的野草，仍遍布于各地。
嘉庆八年(1803年)二月二十日，北京发生了内务府厨役成德于东华门谋刺皇帝颐琰的事情[59]。这件事的内幕和背景，由于成德本人坚不吐供，始终未能搞清，看来象是一件个人因遭遇悲惨而愤慨失望所激起的偶然行动。直到嘉庆十八年(1813年)天理教林清在北京举事失败以后，才得知原来成德也是当时活跃于京畿一带的天理教的一份子。他曾于刺杀皇帝之前和豫王府的包衣庄头祝现，去过林清同党山东金乡崔世俊家。祝现是林清党中一个重要人物。成德的刺杀行为和他的教派有没有关连，已不得其详。而成德在朝廷上受大学士六部九卿会审时说道：“事若成，则公等所坐之处，即我坐处”[60]，似有隐情和背景。但无论如何，成德作为一个卑微的平民，敢于去刺杀封建社会里至高至尊的皇帝，他的思想和行动上的这种叛逆性，无疑是受到民间秘密宗教中异端思想的影响。
嘉庆十八年(181 3年)，爆发了天理教林清、李文成起义。这次起义乘皇帝外巡木兰时，袭据宫阙，声势震撼清廷，皇帝称此为“汉，唐、宋、明之所未有”的“非常之事”[61]。同时，河南的李文成起兵呼应，自称“大明天顺李真主”[62]。关于天理教起义以及天理教的情况，下面将有专门的章节叙述。
嘉庆二十年(1815年)八月，又发生了江南圆教教首方荣升聚众谋反的事情，因事机泄露，方荣升和其他教中头目三十四人被擒杀。方荣升自号“蓬莱无终老祖”，编造《破邪显正明心录》等经卷。教徒有三千余人，其中有一部分是茅山种芋棚户和长江船只中水手。方荣升刻“九莲金印”，自称三年后坐朝问道时启用[63]。
道光二年(1822年)八月，河南新蔡朱麻子起义。朱麻子父子兄弟世代传教，他自称“治劫祖师”，他儿子称“真紫微星”[64]。他们本是监生佃户，因退佃事触发了对地主的反抗。起义蔓延新蔡、阜阳，后来与捻军相结合。道光十五年(1835年)三月，山西赵城先天教起义。起义军杀知县，占领县城。山西的先天教，是河北巨鹿傅济所传人，即山东、河北一带的离卦教。。首领是河北清河县王湖庄刘功[65]。傅济于嘉庆五、六年(1800—1801年)开始人山西传教，他传授《老子歌》、《龙华经》、烧香治病，并充兽医。传教时“夜聚晓散”，称教徒入教为“学好”。嘉庆二十一年(1816年)，先天教暴露，傅济和他的徒弟叶生宽等人，被捕治罪，但并未深究拿净。傅济的徒弟韩鉴，于道光初年又继续传教，道光十五年(1835年)赵城先天教起义的首领曹顺，就是韩鉴的徒弟。曹顺是山东曹州人，父亲是铁匠，曹顺随父流落至赵城耿峪村。后学阴阳术，兼学拳棒并治病。人教后，深得韩鉴的器重。道光十四年(1834年)韩鉴因年老退位让曹顺掌教。曹顺掌教后，积极传教并收徒。他供奉无生老母、纸画佛像，诵《龙华经》，教授坐气运功术。赵县疫病流行时，曹顺又以咒语神水，为大众治病。教徒们以烧香会名义组织村民，百人为一坛，有坛主。加入烧香会须纳老母钱，数十文至一、二白文不等。会众相互扶助，如同一个大家庭。曹顺为教主，下面有道洪、张汶斌、郭金棒、苗赞庭四大金刚。曹顺自称是释迦佛转世，韩鉴是罗汉转世，韩奇是海瑞转世，韩金是燃灯佛转世，刘功是弥勒佛转世，张汶斌是魏延转世，李吉星是徐庶转世，靳晚虎是杨业转世，苗三娃是杨四郎转世，高登第是孙猴儿转世，马香娃是哪吒转世，……。这些转世人物大都是《三国演义》、《西游记》、《封神演义》等通俗小说中所有的。由于教徒日增，曹顺决定起兵造反。道光十五年(1835年)二月，曹顺和主要头目们商议，计划是年八月—卜五日于平阳、霍州、洪洞、赵城同时起兵，并以韩奇和张汶斌为领兵大元帅，负责组织队伍，打造兵器．李吉星、苗赞庭为军师。教民参加造反的，以后均封官职。后因有人告密，于是提前行动，于三月初四日深夜攻入赵城县城，杀知县杨延亮，破监狱，释放囚犯。接着攻打洪洞、霍州，接连失败，起义军很快就溃散了。曹顺等逃至山中空庙躲藏，三月二十二日被捕。先天教起义至此结束。
道光后期，有“斋匪”之乱。“斋匪”信奉青莲教，以四川、陕西、甘肃，湖北、湖南等地为活动中心。道光二十六年(1846年)，湖南桂阳青莲教起义，第二年，新宁的青莲教徒也响应起义。青莲教的组织和信仰，兼具北方白莲教和南方天地会的特点，反映了两者之交融。鸦片战争以后，天地会的地位日益重要，成为反抗清朝统治阶级的一支重要力量。（待续）
[1]宗鉴：《释门正统》卷四。
[2]志磐：《佛祖统记》卷四十七。
[3]仁宗皇庆二年(1313年)，皇帝曾降诏护持，允许白莲教公开传教，建宁路的白莲堂可以往下延续，每逢戊辰、己巳都作为反清平胡的日子。王中活动于乾隆中期，乾隆十三年戊辰，朝廷查获了llj西八卦教首韩德荣。这次教案并见有平胡的暴力行动。乾隆三十七年(1 772年)王中被镇压，他把戊辰、己巳年的希望寄托在他的后继者身上。虽然他以后的嘉庆十三年戊辰和十四年己巳，教内没有什么大事。然而在此以前和以后，川楚、河南和京畿的翻天覆地的白莲教起义斗争，都与他的预见相合。
总之，牛八是清代民间秘密宗教反抗清朝统治的—尊偶像。他是真命天子，有临凡转世的各种神辅助他。千百万个教徒渴望他出观，他是未来的希望，精神的寄托，苦痛的安慰，在起而斗争时，他的出出又成为有力的战斗号召。这个实际上不存在的超人，另一方面又存在于各个教派中，随着教派的不同，他分别成为各个不同姓名的人。被各个教首所选定的牛八，不是英雄豪杰，不是才能出众的首领人物，大都是贫困、年幼、或有残疾、呆痴诸症。一个弱者、孤苦者，至少是一个不被人注意的人。然后有为的神佛转世的首领豪杰们去辅助他。这自然是受了中国历史上许多传统故事的影响。这里面也包括着中国哲学中老庄学派智与愚、强与弱等对比辩证的观念在内。人们会更加同情和爱护被遗弃的、孤苦的儿童(选择儿童的形象和太子的观念有关)，而他们身上蕴藏着无穷的潜力。从牛八的出现、牛八的形象以及他在民间秘密宗教中的地位和作用等，反映了中国历史的传统、哲学的观念、宗教的心理学等一系列值得探讨的问题。
牛八住的地方一般叫无影山。无影山本是佛教中的地理名词，和海市蜃楼有着相仿的意思，是一个虚设而仿佛真有的地方。明清民间秘密宗教的经卷中，也常用来作为自己虚设的地方的名称。后来就成为牛八出世和居住的地方，成为一个实有的地名。那彦成的一个奏折中曾说《皇极经》内“以无极、太极、呈极为三教，有九莲如意及过去、未来、真空、无生九宫、八卦、清阳、红阳等字样，散叙经内。并有无影山之语”[22]《破邪详辩》卷一《开心结果卷》中说：“还源在无影山，令徒弟圆性等七人，名自归山修行。”据《销释木人开山宝卷》，其中有“法王石佛，下生投东，落在无影山前石佛域中”[23]。石佛口的围峰山，即称无影山，王森本人称“无影山石佛王祖”[24]。浙江长生教创教人汪普善，死后埋葬在衢州一山地，也叫该地为无影山。到嘉庆川楚白莲教起义，“弥勒佛转世，现已在河南无影山，要保护牛八起事。”[25]之类的说法，已很普遍。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地名是山西平阳府岳阳县。朝廷官员在林清家屋檐下搜出一本《三佛应劫统观通书》，此书上卷称，“得自山西平阳府岳阳县”[26]。在川楚白莲教大起义的时候，有个房县的白莲教教首白塔相，他扬言过：“山西平阳府乐阳县王家庄长春观出了真主，是戊戌年生的，名叫李犬儿，左右两手有日、月两字纹，凤眼龙睛，相貌异常。刘之协是军师，朱九桃是辅助他的臣子”。又说：“王家庄向有一块大石，一日忽然迸开，现出一篇经文，有‘一日一夜黑风起，吹死人民无数。白骨堆山，血流成海’四句。凡是众人念熟这几句经文，就可免得灾难。李犬儿到辰年辰月辰日就要起手。”[27]那么，这个山西平阳府乐阳县，不仅出过一位起来造反的真命天子，而且还传有叛逆性极强的《三佛应劫统观通书》。但山西平阳府岳阳县的地名虽是真实的，其中故事恐怕是编造的，因为在川楚白莲教起义中，只听说有个真主李犬儿，却没有人见过他，后来又不见踪影。《三佛应劫统观通书》上称此书传自山西平阳府乐阳县，大概是想附会这个有造反传统出真命天子的圣地，以提高书的价值。
清乾隆年间十分活跃的混元教，是个叛逆性很强的教派，出现了几个有名的叛逆人物，如樊明德、刘松、刘之协等。刘松和刘之协都是和嘉庆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有关的人物。樊明德在乾隆四十年(1775年)被拿获镇压。在审讯逆犯中，搜出一本抄经，上面有“换乾坤，换世界，反乱年，末劫年”字样，是樊明德所传。另外樊明德供认杨集传给他一本《混元点化》，查出后发现经内有“末劫年，刀兵现”和“三十六将临凡世，二十八宿临凡世”字句。[28]这本《混元点化》当是刘松、刘之协改名为《三阳了道经》的那本《混元点化经》。其中宣传青阳、红阳、白阳，再加上末劫年、现刀兵和星宿临凡等内容，其用心可知。“换乾坤，换世界”之说，言简意赅，是宝卷中三阳说、弥勒下世、劫灾、劫变等内容的直截明嘹的概括。所以当乾隆皇帝得知后，十分惊骇，认为非寻常邪教可比。从叛逆的隐语，一变为明确的造反语言，是一个进步，是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壮大和力量增强的表现，否则不会有这种勇气和魄力。同时也反映了乾隆中期以后清王朝的逐渐衰落，开始露出了下半世光景。嘉庆时的白莲起义、天理教起义等，虽爆发于嘉庆，其酝酿阶段是在乾隆中期以后，以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王伦清水教起义作为盛衰的标志的说法，大致是可通的。
最后要叙及的是，“邪教”认为，因“邪教”案被朝廷处死的教民，“是非死也，乃历劫升天也”，“问成死罪，即能上天”，杀头的叫挂红上天，绞死的叫不挂红上升，凌迟的叫披大红袍上天[29]。当然以披大红袍上天的，最为光荣。因为在朝廷看来，他们的罪恶最大，而在“邪教”看来，他们功劳最著，所以才能获此结果。因为有这种信念，对被处死才会无所畏惧，这种宗教的信念和叛逆的实践相结合，造就了明清两代历史上无数个殉教的教徒和为改善自己困苦生活和地位而牺牲的劳动战士。他们中的许多人，正如封建统治阶级所说的那样：“……迷而不悔，直至俯首就戮之时，嬉笑自若，尚云转生。……[30]”。确实反映了他们对封建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的蔑视和无畏的反抗精神。（完）
[1]黄育楩《破邪详辨》卷一。
[2]关于宝卷情况，本文不一一介绍，可参看傅惜华《宝卷总录》、李世瑜《宝卷综录》。[3]《南宫署牍》卷四。
[4]黄育楩《破邪详辩》卷一。
[5]《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首。
[6]《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首．
[7]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明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马慧裕等奏王秉衡等来楚传教原委及习教徒众口供分别定拟折》．
[8]参见滨岛敦俊《嘉靖马道人小考》，《史朋》1975年第三期。《明末江南叶朗生之乱》，《海南史学》，1975年第十二及十三期。
[9]《崇祯吴县志》卷十一《祥异》。
[10]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35至37页。
[11]《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一，乾隆四十年四月己丑。
[12]《靖逆记》卷五《崔土俊》；《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同兴奏。
[13]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272，道光二年《惠显等奏关于审讯河南阜阳新蔡县朱麻子滋事案的折片》。
[14]颜元《存人编》。
[15]《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1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105页。
[17]《啸亭杂录》卷六《癸酉之变》。
[18]《雍正朱批谕旨》，雍正六年八月蒋洽秀、岳浚等奏。
[19]转引自泽田瑞穗《增补宝卷研究》。
[20]嘉庆二十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谕那彦成将石佛口王姓为首传教者照律问拟》中摘引。见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21]“平胡不出刘周户”，胡字为王中辈补改为明字，以掩饰其真正目的。见《清高宗实录》卷九零六，乾隆三十七年夏四月。
[22]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那彦成奏查获经卷呈览并将王殿魁等解部复审折》。
[23]转引自浅井纪《明末闻香教》，《明代史研究》，第六号。
[24]同①《钱臻为送交查获佛经事致军机处呈文》。
[25]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3页。
[26]《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三十一，刘缳之、黄锡章奏言。
[27]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37页。
[28]中国人民大学编《康雍乾时期城乡人民反抗斗争资料》下册，696页。
[29]黄育楩《续刻破邪详辩》。[30]《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四十一，《除莠安良诏》。
（资料来源：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88至116页。中华文史网整理）及所属一切寺领财产，许其免税免役等．诏载《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六。
[4]参见(元典章)卷三十三《礼部五》。
[5]《元史》卷二十二《武宗纪》。
[6]《元史》卷二十八《英宗纪》。
[7]《元史》卷二十九《泰定纪一》。
[8]《元史》卷三十《泰定纪二》。
[9]《元史》卷三十九《顺帝纪二》。
[10]《元史》卷四十二《顺帝纪五》．
[11]《胜朝逸事》卷二．玄览堂从书《明朝小吏》，行文略异。
[12]王世贞：《名卿续记》卷三《李善长传》。《明太祖实录》卷五十三，洪武三年六月甲子。[13]《明太祖实录》卷七十八，洪武六年正月。
[14]《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七十八，洪武十九年五月。
[15]《明太祖实录》卷一百八十二，洪武二十年六月。
[16]《明成祖实录》卷五十九，永乐四年九月丙子。
[17]《明大政纂要》卷十四。
[18]《明太祖实录》卷一百三十八，洪武十四年八月。
[19]《明太祖实录》卷二百四十九，洪武三十年正月。
[20]《明成祖实录》卷六十五，永乐七年七月戊戌。
[21]《明史》卷一百七十五《卫青传》．
[22]《明史》卷一百五十八《段民传》．
[23]《明吏》卷一百七十二《白圭传》。
[24]《明大政纂要》卷四十二。
[25]《罪惟录》卷三十一《叛逆传》。
[26]《罪惟录》卷三十一《叛逆传》。
[27]《明书》卷一百六十二《乱贼传》称“清军御史勾发山海卫”，而《明史》卷二百六《马录传》称·再戍山丹卫”。
[28]朱国桢《涌憧小品》卷三十二。
[29]《罪惟录》卷三十一《叛逆传》。
[30]《明史》卷一百八十七《马昊传》。
[31]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下。
[32]关于漠北边境的白莲教情况，可参看瞿九思《万历武功录》卷七《俺答列传》、方孔怊《全边略记》卷二《大同略》、《明史》卷二二三《王宗沐传》，方逢时《大隐楼集》卷十六《云中处降录》。
[33]参见《明神宗实录》卷二百一十，万历十七年四月乙酉。
[34]袁天纲著有《演禽斗数三世相书》，有宋刊本．原书末见．另有宋刊本《新篇三世演禽法起二十八宿诀》，与袁著可能是同一书．
[35]《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四，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辛已；卷三百四十五，三月甲辰。
[36]沈德符：《野获编》卷二十九《妖人赵古元》。关于赵古元案可参看《涌撞小品》卷三十二。《(抚浙奏折》卷十六。《明神宗实录》卷三百四十四，万历二十八年二月辛已；卷三百四十五，三月甲辰朔等。
[37]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三十二“吴建”。
[38]关于刘天绪案，可参看《野获编》卷二十九《妖人刘天绪》，《丁清惠公遗集》卷一《擒获妖犯乞正典刑疏》，《明神宗实录》卷四百二十八，万历三十四年十二月壬子；卷四百二十九，三十五年正月壬申等。
[39]《涌幢小品》卷三十二《长至*》。按《涌幢小品》中，刘天绪作“刘天叙”。
[40]《两朝从信录》卷十六，天启二年十月赵彦上疏。[41]《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庚子。
[42]《众喜宝卷》列举教派七十二种，但实际举出数目只有七十种。
[43]十四省是；浙江、江苏、福建、山东、安徽、广东，直隶、云南、陕西、山西、江西、湖南、广西、四川。
[44]其中《破邪显证钥匙宝卷》分上、下两册，故称五部六册。
[45]此人似姓张，其名不详。
[46]《明史》卷二二六《吕坤传》。
[47]《明神宗实录》卷五百三十三，万历四十三年六月庚子。
[48]《东华录》顺治三年六月丙午。
[49]《清高宗实录》卷九十八，乾隆四十年四月庚寅。
[50]《清高宗实录》卷二七一，乾隆十一年七月已未。[51]戚学标：《鹤泉文钞》下《纪妖寇王伦始末》．关于王伦起义始末，还可参考俞蛟《梦厂杂著》中的《临清寇略》、《钦定剿捕临清逆匪纪略》等。
[52]潘相：《邪教戒》，见《 文书屋集略》。
[53]《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二。
[54]《清高宗实录》卷九八一，四月已丑．卷九八三，乾隆四十年五月《河南巡抚徐绩奏》。
[55]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1 946，《聂杰人、张正谟供词》。
[56]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1946，《聂杰人、张正谟供词
[57]魏源：《圣武记》卷九《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58]《内自讼斋文钞》卷一。
[59](清史稿)卷十六《仁宗本纪》作陈德。
[60]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350页。
[61]《清史稿》卷十六《仁宗本纪》。
[62]兰簃外史《靖逆记》卷一。
[63]杨缙：《菊溪节相除邪纪略》，转引自《人文月刊》八卷五期《圆教始末及其经卷》。
[64]《清宣宗实录》卷三十九，道光二年八月丙午、己酉。
[65]刘功即刘恭。关于山西先天教案可参看道光十五年六月十一日御史蔡子璧折、六月二十四日山西巡抚鄂顺安折。折藏故宫博物院第一历史档案馆。此处转引自乔志强《曹顺起义史料汇编》。
（资料来源：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1至24页，中华文史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