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群众基础和组织情况
明清时代的民间秘密宗教，大都是具有浓厚反抗意识而以宗教迷信为纽带的秘密团体。它们潜藏在全国各地，从京师府县乃至穷乡僻壤，星罗棋布。它们传教的方法是：“或充医卜，或充贸易，遍历各村，亲去传徒”[1]，在贫苦的人们中招收信徒，并组织起来。
参加民间秘密组织的人员中，也有一些乡约、客头、衙役、书办之类的人，这些人大都是“邪教”中首领人物。封建统治阶级阵营中，也有个别成员分化出来，信奉“邪教”，甚至参加“邪教”叛乱。天启时，吏部尚书陆光祖之孙陆钟奇，参加了江南地区白莲教叶郎生起义，封建统治集团为之惊愕震动。嘉庆十八年(181 3年)天理教起义，北京正黄旗汉军独石口都司(四品官)曹纶共谋。曹家世代为官，曾祖曹铎系骁骑校，伯祖曹瑛曾任工部侍郎、大同总兵，父祖都是地方官(知府、同知)。曹纶与林清结拜兄弟，后又参加天理教，并赞许林清的造反预谋和行动。案发后，清仁宗？琰大惊，称此为“奇之最奇”之事[2]。这是很特殊的例子。至于八卦教中的刘氏家族，自康熙时刘儒汉开始到他的孙辈刘省过，三代都经由捐纳之途，充任知县、州同、县丞。但他们本来就是“邪教”首领，因敛积了大量钱财而去捐官，情况又当别论。总的说来，“邪教”的基本群众是农民、手工业者、矿工、水手、城市贫民等。明万历时徐州赵古元组织“邪教”，教徒也以运粮水手和制鞋工人为多。凤阳刘天绪称无为教主、龙华帝主，教民皆“南都菜佣踏面之人”[3]。天启二年(1622年)，徐鸿儒白莲教大起义时，山东滕县知县姬文胤曾问教民：“何故从贼?”教民回答：因土豪劣绅“居乡贪暴，民不聊生，故从贼”。[4]雍正十三年，朝廷查出安徽定远县排脚队组织“抬天会”，又称“尖刀会”，他们自称：“不但抬货，连天也抬得动”。[5]这完全是劳动群众的组织。乾隆时，闽浙总督喀尔吉善和福建巡抚潘思榘曾在福建省内调查罗教各教派情况，在建宁、长汀、宁化、清流、南平、霞浦、建安、松溪、诸罗、连城、崇安、武平、邵武、仙游、蒲田等十五个县、查出罗教、大乘观音、天主、大乘门、一字门等“邪教”斋堂七十四所。其中建安一县，从教人数即达男女二千六百余人[6]。嘉庆时方荣升圆教中，有不少长江船户和种芋棚户。清水教中所谓的武场门外弟子，大都是农民。嘉庆川楚地区白莲教大起义，基本群众是佃户、棚民、长江水手和其他小手工业者、无业游民。所谓棚民，即“各省就食贫民，挈眷前来，依亲傍友，开垦山地”[7]。他们“伐木支椽，上覆茅草，仅蔽风雨，借杂粮数斗作种。……”[8]故称棚户。逐渐又形成棚厂，即雇工佣力集中之地。川楚白莲教大起义，声势浩大，为时最久，就是因为它拥有为数众多而苦难深重的劳动农民的拥护和支持。嘉庆十七年(1812年)，滦州破获金丹八卦教，审出入教男妇五千一百余名。十八年(181 3年)天理教起义失败后，朝廷于滑县刘宗林家查出号薄，上载男女大小共三千八百余名，都是社会下层群众[9]。嘉庆二十年(1815年)破获镇压的安徽清茶门教，它所招徒众有被革生员、道士、和尚、阴阳生，总的来说以小商贩、小手工业者和农民为多[10]。道光二年(1822年)，河南新蔡佃户朱麻子，世代习教，因地主退佃，组织群众造反．称治劫祖师。此外，如罗教立教之初，即在下层社会劳苦群众中吸收信徒，和当时支持正统佛教大师憨清的山东即墨黄氏豪族相对立。运粮水手是罗教的基本群众。清代在江浙地区抄查的罗教斋堂中，所发现的徒众都是孤苦无依的老残病人。在江西的罗教，据雍正七年(1729年)江西巡抚谢晁的奏折，入教者多为城市手工业者和农民[11]。
吸引劳苦群众到宗教结社行列中去的，与其说是信仰，不如说是贫困，即使完全出于一种“纯信仰”，也是因为有贫困这一根源。农民和手工业工人，受尽了封建统治阶级残酷的经济剥削和*压迫，迫切要求改变眼前悲惨的境遇。然而，他们看不到出路。于是，他们就祈求神灵的庇佑，依附于超人的权威，用精神解脱，补偿现实的苦难。在物质上和精神上都处于被奴役地位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超人的权威上，这个超人不仅在天上，也在人间。在民间秘密宗教中，恰好把天上的超人和人间的超人结为一体。这样，一方面世间的悲愤和希望，采取了超人间的宗教幻想形式。另一方面这种悲愤和希望，当不满现实和具有反抗意识的广大群众日益集结组织起来的时候，它又采取了极为现实的斗争形式。虚妄的宗教转而变为*的抗争，宗教的教首也因而变为农民起义的领袖。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和团体，就是这种转变的温床。
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情况，各教派大致相同，一般都有分等级、家长式的统治的特点。有两部民间秘密宗教的宝卷，对于清代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有很大的影响。一是《古佛天真考证龙华宝经》(简称《龙华经》)，一是《皇极金丹九莲正信皈真还乡宝卷》(简称《皇极经》)。它们虽然都是清初的著作，但也反映了明中叶以后民间秘密宗教的组织情况。《龙华经》《巳安身品第十》有东方甲乙木、南方丙丁火、西方庚辛金、北方壬癸水、中央戊巳土之说，并分叙了三宗五派。弓长说；“中央戊巳祖安身，留下三宗合五派，菩萨此岸渡元人”，“中央圣地钓良贤，戊巳二土安身命，祖教兴隆万古传。”所谓中央戊巳土，是中央教首所居之地，此外分东南西北四个方位，由各方教首分领。另外还有三宗五派的教派分布各地。后来八卦教、白阳教都有中央和东南西北四方分别系统的安排，这是弓长圆顿教的影响。但八卦教中的三宗五派，由八卦分派来代替，八卦分派则来自《皇极经》。《皇极经》说：“传教宗派，有九杆十八枝，以后共有一千四百九十四万枝杆，排满未来天盘”，“真精掌领坎卦暗钓贤良，真神掌领离卦暗钓贤良，真魂掌领震卦暗钓贤良，真魄掌领兑卦暗钓贤良，真阳掌领乾卦暗钓贤良，真阴掌领坤卦暗钓贤良，真明掌领艮卦暗钓贤良，真行掌领巽卦暗钓贤良。”八卦中它不以乾卦或震卦为首，而以坎卦为首，后来天理教也是如此，林清为总教首主领坎卦。这和《易经》中的八卦观念有别，不知其中有何深意。有可能是出于故意标异，民间秘密宗教常在天文、五行、地理、文字诸方面创造些与传统不同的新内容。另一方面也有可能是因为坎卦本意为次男，现在世界为大男所执掌，次男将取而代之。这是根据民间秘密宗教的思想情况所作的推测。这种八卦分教早在康熙年间山东单县刘佐臣创五荤道收元教时，就已经采用了，后来逐步完善。到天理教林清，李文成时，山东、河北、河南等地的八卦教，大都按八卦分别治理。八卦中的有些卦，如离卦，不仅从八卦中分离出来自成一独立教派，而且极有影响。离卦教中又分出一些其他名称的教派。“九杆十八枝”的说法，在《龙华经》中也有。《南北展道品》中叙说弓长南北传道，北方有五祖，南方有七真，建康，金陵建立了九杆，“湖广承天二九枝。”天启徐鸿儒大起义失败后，弓长到南方传道，他见白莲教在起义失败后被镇压，抱着复兴的愿望去江南和湖广、四川等地去开辟新教区，在各地建立了许多新的枝杆。《皇极经》的作者也充满着希望和信心，认为，未来的天盘(即世界)将为千万个枝杆所排满。从后来清代历史发展的情况来看，他们的愿望在很大的程度上是实现了的。有清一代遍布南北城乡的民间秘密宗教教派和组织，其数已无法估计，真是何止千、万啊!
《龙华经》叙述了教团组织中的各级首领的名称和等级，最高的头行、续行、领袖、总会，接着是开示、经主、会头、会主、领众、走道和坛主、香头，又等而下之，为基层首脑。史书上常见的名称是：“传头”、“会主”(闻香教)，“老官”(罗教)，“卦主”、“老当家”(天理教)等。天理教称总头目为“皇”，清茶门教称“爷”。在山东荷泽震卦教王中、王子重一系中，它们又有指路真人、开路真人、挡来真人、总流水、流水、点火、全仕、传仕八个等级，入教后如有功行方能升入传仕，以后依次递升，指路真人就是教内最高位置丁[12]。各个教派中的总头目，大都是世代传教，父子承袭，成为职业的民间宗教家。如明嘉靖时投靠武定侯郭勋的李福达父子，祖孙几辈都在山西、北京、四川等地教传。浙江处州庆元县姚姓，自明以来，世代习罗教，闻香主王森，世居滦州石佛口，子孙一直从事传教活动，蔓延数省(河北、山西、山东、安徽、湖北、河南、江苏等)，历史久远，直至清末。明嘉靖时河北藁城米老母所创的龙门教，世代相传，直至嘉庆时，已延续十二代之久。此外，清代山东五荤道收元教刘佐臣、云南大乘教张保太、山东八卦教张景文、河南离卦教郜坦照等，都是子传父业，世代相袭。这些宗教世家十分顽强，虽然经过多次严酷的镇压，但此伏彼起，父辈被杀，子承父业，甲地被禁，乙地又起。有的充军边境，又在当地创教传道，四处串连以求复兴教业。最突出的例子即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河南邑县人樊明德，他创立混元教，于次年被捕处死。他的徒弟王怀玉逃脱，王怀玉的徒弟刘松和刘松的徒弟刘之协，在甘肃戍地改混元教为三阳教，并至河南、安徽、湖北等地传教，吸取了收元教教首宋之清入教。宋之清又是收元教孙贵运之三代弟子。后来宋之清又创西大乘教，广收徒众，成为白莲教中一个强大的教派。又如有东方震宫王老爷之称的王中，乾隆三个七年(1769年)处刑后，他的教派并未因此中断。他的儿子王子重接替了他。王子重虽然被遣戍新疆，发配给回人为奴，但仍为复兴震卦教而不懈努力。他和广西、广东、山东等地的教犯仍有联系，以震卦掌教的身份和名义，继续发号令。刘照魁在广西拜八卦教犯刘书芳为师，刘书芳传给教内口诀和理条。王子重即封刘照魁为“东震至行开路真人名号”[13]。这些事实，充分反映了民间秘密宗教的坚韧性和延续性。
各教的总头目，统领各地所属教派。如王森父子即总管河南、山东、河北等地白莲教，自称有徒众二百余万人。各地“传头”每年向王森输送钱银，称为“朝贡”。又有飞筹竹签，传递捎息，一日数百里，可见已有系统的财政管理机构、财政制度和系统的通讯联络网，俨然是一独立的宗教王国。又，浙江处州姚氏，每年一度定期至福建收取钱银并招收教徒，详情虽不可考，但福建的一部分地区罗教教派属姚氏统领，当属无疑。天理教首李文成，在河南收取钱银后，亦派人陆续送交总卦主林清收领。
但总的来说，各教派都比较分散，自成系统，各自为政。
吸收教徒入教，一般都要有介绍人，并举行仪式，各教派也大体相同。介绍人为一人或二人不等。仪式中有授戒、传诀、唱授愿文、上表挂号、对合同等内容。
授戒：如清茶门教授五戒，即戒杀、戒盗、戒*、戒酒、戒诳语。此外还有十戒、七戒等，与佛教戒条的内容大致相同。
传诀：各教派内容不一，清代以“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或无生父母)八字，最为普遍。浙江处州姚姓罗教，有小乘二十八字偈语，大乘一百八字偈语，内容不详。罗教有《罗祖咒》，内容于下：“志心皈命礼，三层妙道，无相真人，化善师祖，了悟真空。苦行一十三载，昼夜挑集诸经，明诸法之秘密，彻天地之玄空。豁开心地，朗耀心聪，直指单传，普度群蒙。救大众沉沦之苦，超凡圣通化诸功，复起演教，永世明宗。龙牌御旨，处处流通，巡行天下，道法兴隆。冤亲平等同万类，僧尼道出苦轮。福慧双修成正觉，传流法宝度人身。大悲无碍，大愿无穷，威音劫外，清净家风。人无法主，罗老祖师，揭空古佛，婆娑诃。”[14]山东如意门教，入教时传口诀：“是道由心学，心向家传。香焚玉炉，心存帝前。仙佩临轩，灵陈官告，直达九天”。“真空家乡，无生父母，现在如来，我祖速至”。[15]陕西悄悄会，入教时黑夜灭灯，教首大师、二师父两人上坐，传授三字合同，众人跪听。三字合同：握手为手合同，卷舌为口合同，指心为心合同[16]。天理教林清传徒，即用手指头部眉心说：“性在这里”，然后传“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真诀[17]。嘉庆二十四年(1819年)，河北河间，山东商河等地，出现了一个圣贤教，它入教时叫教徒朝上烧一柱香，磕一个头，教首用滑石在桌上画一人形，说这是人的本性，教徒们闭目、卷舌、咬牙，久久默视先天老爷，本性可以升天。另有“上成下成开发令，号书尾巴有归齐，都在龙华会上见”[18]之语。乾隆五十年代的震卦教，入教时卦传教授八卦教理条，其中有：“八卦六爻人人有，迷信不省东西走。有人参透内八卦，好过青松九个九。”等语[19]。震卦教首王子重传授的八卦教理条原文如下：“一劝你，善男女，回头行善。生死路，自己走，休等旁人。有亲朋，合邻佑，替你破解。把主意，拿住了，休听邪言。二劝你，善男女，低头下拜。拜自身，古灵光，本性应然。昔日里，有个沈光祖，背跪九载，为生死，求下落，成佛一尊。三劝你，善男女，普发宏愿宏誓，原作盟证，不可亏人。初进道，你不可，搀前退后。正正的，不当紧，自坏其身。一自东方他为尊，阴阳二气他为分。八卦分开天地理，真性才得出昆仑。”[20]嘉庆时，在黑龙江因白莲教教案发遣*的人犯中，有刘荣先、王元钊等又拜师习教。他们入教时传有口诀咒语：“八大金刚将，哪吒偈谛神，着安心到此，魍魑化灰尘”；“清清凉凉栋梁材，翻三舞四己五年。大家都赴龙华会，后次佛法保周全”[21]。道光二年(1822年)新蔡朱麻子白莲教内的口诀有“安天立地总收缘，替佛完结利后世，真金子母保团圆。”等语[22]。道光十五年(1835年)山西赵城先天教的咒语如下：“观音老母造法船，在婆娑海岸边。船板船底沉香木，鲁班带去做桅杆。若问法船有多大，听我从头说根源。东至东洋东大海，南至普陀落伽山。西至古佛雷音寺，北至老龙游马滩。王母娘娘位上坐，十六罗汉列两旁。金童玉女分左右，二十八宿来护船。有朝一日船开了，想上法船难上难。”[23]
唱誓愿文即宣誓，有的上香发誓，有的甚至还歃血盟誓，表示入教决心[24]。崇祯初年山东金乡王伦益白莲教，入教有以下誓言：“西络西天之体，留下四十八领。众生无愿不成，无愿不尽，愿愿相随。若不识直法服，将此身化为脓血。若有毁道，双眼落地。”[25]
上表挂号，对合同：即书写入教者姓名，烧纸向所奉的最高神祗——无生老母或无极圣祖等等报告。有的发给合同纸片(或称纸折)，即日后升天的许可证。一式两份，本人留存一份。《普渡新生救苦宝卷》说：“有记策，合同号，径生天界。无生母，来接引，同赴云门。”《十五经》有：“黄村吕祖立，至今得兴隆。天下众善人，挂号对合同”[26]
经过上述手续，即成为正式教徒。
教徒人教后，平时念经、烧香、拜忏、上供、坐功、纳钱等，有的吃斋。念经主要念宝卷，到了清代各个教派的宝卷相混同，大家混念，不分彼此。烧香礼拜叩头，各派有特点。如震卦教，每日早、午、晚三次朝拜太阳，两手抱胸，合眼跌坐，口念“真空家乡，无生父母”八字八十一遍，名为抱功，功成可免灾难[27]。嘉庆时辽宁省出现的清净无为教，教徒叩首礼拜时，要吃符箓。每逢二六到教首家磕头，上香吃符，吃完三十六道，可避一身灾病及水、火、刀、兵诸灾[28]。光绪年间宛平县圣贤道，入教后每日叩头无数。先给先天老爷叩，再给头层圣母叩，接着二层圣母、三层圣母、四层圣母、无生老母……[29]。滦州的三元教，每年正月十五日为上元，七月十五日为中元，十月十五日为下元。每逢会期，上供烧香磕头念咒并坐功运气。上等人学成时，成仙成道。中等人学成时，却病延年。上等人学成时，消灾免难[30]．以却病延年、长生益寿为内容的教派比较多见，如大教派中的弘阳教、黄天教，其教义即倾向于此。此外，还有的教习黄白术(如李福达父子曾传授此道)、习拳棒(以八卦教最为盛行)，习医治病(弘阳教，清水教等)，或符咒召鬼(如王森徒弟李国有以此立教)以及其他方术(如马祖师用盆水照影，以分人的贵贱等级，还有房中等邪术)。
有的教派，同教之人见面还有暗号，如离卦教的同教见面肘，骈食指与中指注上一指，名为剑诀。如意门教见人称“在里”二字，就知是同教。入教后，很多教派都强调要吃斋、全斋或花斋，花斋即是隔时吃斋。只有江西廖帝聘的真空教，主张吃荤，廖帝聘还著有经文，阐述吃荤的道理。
教徒必须纳钱，即交纳会费。纳钱的数目一般都很少。如陕西悄悄会，“每收一徒，各敛钱三、二百文及数十文，或布四、五尺不等”[31]。河北东安县的红羊教，教中按照教徒家中所有土地亩数纳钱，每亩敛京钱二十六文。[32]河北献县圣贤教教内纳钱，由教徒随意付给，“钱给的多是福大，给的少是福小”[33]雍正十年(1 732年)查获的山东高唐州愚门弟子教，教徒每月出钱仅三文，作祭祀太阳之用[34]。山东武城离卦教，入教时纳钱一、二百文，每年清明、中秋二节另纳，数目不拘[35]。山东如意门教，教徒每月纳小礼钱三十文，每季纳大礼钱二百文[36]。又据川楚白莲教起义首领人物聂杰人供述，“习教的人各出银两，交与掌柜的收下……就在薄内开入名字，日后事成，查对纳钱多少，分别封官。”聂杰人出银一百两，教内说他“可做总督”。[37]浙江姚姓罗教和宁波三乘教，纳银钱较多。前者规定福建教徒每年纳银三钱三分。后来纳银分三等：小乘三分三厘，中乘一钱二分，大乘六钱七分[38]。所纳之银钱，称根基钱、福果钱、种福钱、元勋钱香火钱、大礼钱、小礼钱、老母钱、跟账钱等。种福钱、元勋钱、福果钱、根基钱的意思，都是种下弥勒佛下凡时代的幸福，届时可得偿十倍、数十倍。天理教有“输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之说[39]。其他的一些教派，也有类似的说法。意即起事成功之后，加倍以地亩、官职奉还，以纳钱的多少来分配胜利的果实。这些钱由小头目收齐后，有的再往上递送，称为“朝贡”(闻香教)、“上朝”(清茶门教)等等。教中备有号簿，登记教徒纳钱数量，有的还发给合同纸卡交予本人以为凭据。纳钱所得是各个教派活动和教徒间扶助互济的经费，“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不持一钱，可以周行天下”[40]。当然，为首的也可以从中捞取好处。有的教派首领创教的目的之一，即因生活贫困，赖创教收徒获得钱财。但一个单纯以刮钱为目的的组织，是没有生命力的，它既不可能发展壮大成为一个有影响的宗教宗派，更不可能对社会有所作为和产生积极的影响。白莲教还有教徒献出财产、集中居住、财产共享的记载。如万历二十三年(1595年)，福建瓯宁吴建、吴昌兄弟倡行白莲教，宣传人无私产，号召入教者尽变卖私产[41]。天理教林清在大兴县一带“乡村仰食者万余家”[42]。这种财产共有的现象，反映了教徒间的团结互助以及反抗封建统治阶级所采取的农民革命措施，但还不是出于真正平等的观念。
教徒定期集会，大约每月一、二次，遇到教内节日，如菩萨的诞日、三元节(正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清明、中秋等，另有集会。平日集会多在夜间。明末佛师密藏在他的《藏逸经书》中就攻击罗教说：“三更静夜，咒诅盟誓，以密传口诀”，情况就是如此。因为劳动群众白天忙于生计，无暇集会，二则民间秘密宗教有秘密的特点，故从事地下活动，需晚间僻静之地。教徒有男有女，一起聚会。一般说来，民间教派中，男尊女卑、“男女大防”等观念比较淡薄。由于男女混杂，一起聚会，封建统治阶级对此切齿痛恨，激烈攻击。而“邪教”则不以非。这一观念和行动上的差异，也是封建正统指斥民间秘密宗教为异端的一个重要内容。因为两性关系、家庭、道德观念等，表面上似与政权统治无关，而实际上它们是政权形成和巩固直接和间接的因素，是一个社会本质的反映和表现。封建政权的专制，是专制的家长制的扩大，后者是前者的缩影，它们同样地都不允许有人侵犯和损害其尊严性，民间秘密宗教的观念，却出自社会的另一个层次。在它们的经卷中，称妇女为“二道”，男女教徒同样吸收，而且有的教派，女性人数还远远超过男性人数。至于妇女领袖人物则屡见不鲜。嘉庆二十年(181 5年)那彦成镇压河北束鹿红阳教时，发现入教之人全部为女性[43]。河北藁城的龙门教，教祖米奶奶，是闻香教中女教首张姐的徒弟，这个教派历代掌教的都是女性，教徒也以女性为多。教中妇女领袖人物最著名的如唐赛儿、王聪儿等，她们虽然是接替丈夫的事业。但至少说明教内妇女有继承男性为首领的资格，并能够取得教内对她们才能的公认。唐赛儿和王聪儿在教内都受到教徒的敬重，她们不仅有组织才能，而且能指挥军队作战。唐赛儿在战败后，在群众的掩护下逃匿，明廷一再搜捕未获，说明她有很广泛的群众联系和群众基础。齐王氏王聪儿最后被围困在湖北郧西茅仙山上，率领妇女十余人投崖，宁死不降，表现了她的勇敢和坚毅。其他如顺治十八年(1661年)江苏溧阳大乘教曹氏；乾隆十一年(1746年)江苏太仓龙华会首领王徐氏和周氏，称活佛下凡和观音转世，在太仓、嘉定、昆山、青浦各地，拥有信徒数百人[44]；王伦清水教中，女将尤多，著名的有王伦嫂五圣娘娘和王伦义女乌三娘。乌三娘精通武术，在战斗中冲锋陷阵，十分英勇[45]。安徽圆教中的李玉莲，自称身怀弥勒[46]，表现了高度的自尊和自信。妇女教徒中有许多寡妇[47]，她们有的习医，既赖以谋生，又借此传教。在封建社会中，寡妇在妇女中的地位，尤为低下，所受压迫和歧视尤多，她们大都无依无靠，生活没有保障。因此，信仰宗教，参加教派，寻求精神的慰藉和生活的出路，以改善自己孤立无援的困境。女教徒中，也有习拳棒精通武术的，八卦教尤其普遍。如李文成妻张氏，武术精湛，勇敢善战，堪称巾帼英雄。白莲教的经卷《救苦忠孝药王宝卷》说：“或是男，或是女，从来不二。都仗着，无生母，一气先天。”《龙华经》说，“吩咐合会男和女，不必你们分彼此。”这些对封建的夫权来说，不免有些反叛意味。封建社会中，劳动人民的男女观念基本上是受封建的正统观念的影响和支配的。但是，在社会的下层中，由于劳动人民生活艰苦，妇女必须参加一定的劳动以分担沉重的家庭负担，这就决定了劳动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与剥削阶级家庭中完全寄生的妇女有所不同，她们有相对的独立性。这种状况以及由这种状况而产生的思想观念，在劳动人民聚集的民间秘密宗教中，常常反映出来。（待续）
[1]黄育《破邪详辩》卷一。
[2]《平定教匪纪略》卷首。
[3]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4]《明史》卷二九O《姬文胤传》。
[5]《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十一期，《安徽抬天三乘二会案》。
[6]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二十九期。
[7]《钦定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二十八，嘉庆二年二月二十四日秦承恩奏。
[8]同上，卷十一《策略》。
[9]《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八，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董诰等奏．
[10]根据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那彦成奏审明教首王殿魁等世代传教情形分别拟折》等有关奏折统计。
[11]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十二期《罗教案》。
[12]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327，乾隆五十六年《秦承恩奏缉审八卦教刘照魁折》。
[13]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327，乾隆五十六年《秦承恩奏缉审八卦教刘照魁折》。
[14]从《罗教咒》内容来看，它是罗教被青帮吸收后在青帮水手中流传的咒语。
[15]《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
[16]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297，嘉庆十年《方维甸等关于审拟悄悄会会首王化周、石慈及案内人员有关奏折》。
[17]《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九，董诰等奏。
[18]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306，嘉庆二十四年《英和等关于在直隶河间府及山东商河等地查拿圣贤教首张乐建及其教徒的文件》。
[19]此八卦教理条甚长，此处从略．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327，乾隆五十六年《秦承恩缉审八卦教刘照魁折》。
[20]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327，乾隆五十六年《秦承恩缉审八卦教刘照魁折》。
[21]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265，嘉庆二十四年《琦善等关于审办白莲敦王举及其案内有关人员折片》。
[22]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272，道光二年《惠显等关于审讯河南阜阳新蔡县朱麻子滋事案的折片》．
[23]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281，道光十五《鄂顺安等镇压山西赵城先天教之有关文书》．
[24]崇祯十三年(1640年)湖广捕获以和尚慧定、本远等人组成个人团体歃血结党造反．此团体是否民间秘密宗教组织，待查考．参见《明清史料》辛编六册，《兵部抄出湖广巡抚宋一鹤题本》残稿，崇祯十三年十月。
[25]《明清史料》乙编九册，《兵部抄出山东巡抚王从义题本》，崇祯二年四月．
[26]《那文毅公奏议》卷三十九。
[27]《靖逆记》卷五《崔士俊》．
[28]故宫博物院第一案档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283，嘉庆十九年，《晋昌等关于审拟无为教案内之李中得、郝得来等人的文件》．
[29]同上，编号2307，光绪二十六年《载勋等关于审讯圣贤道之刘福顺等人的的文件》．
[30]《那文毅公秦议》卷四十一．
[31]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297，嘉庆十年《方维甸等关于审拟悄悄会首王化周、石慈及案内人员的有关奏折》．
[32]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299，嘉庆二十年《巴龄阿关于拿获红羊教案内之李弼的奏折》．
[33]故宫博物院第一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编号2306，嘉庆二十四年《英和等关于在直隶河间府及山东商河等地查拿圣贤教首张乐建及其教徒的文件》．
[34]《雍正朱批谕旨》雍正二年九月十二日山东巡抚陈世倌奏．
[35]《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一，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同兴奏言．
[36]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江苏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五册第3页．
[37]《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
[38]故宫博物院《史料旬刊》第二十四期《罗教案》、乾隆十八年七月十九日雅尔
[39]《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二十五，托津奏言。
[40]《内自讼斋文钞》卷一，《纪齐二寡妇之乱》。
[41]朱国桢《涌幢小品》卷三十二。
[42]《靖逆记》卷五《林清》。
[43]《那文毅公奏议》卷四十二。
[44]《清高宗实录》卷二六九，乾隆十一年六月戊子、己丑等。
[45]俞蛟《临清寇略》。
[46]钱泳《履园丛话》卷十四《妖言惑众》．[47]1 984年10日，我在美国加州戴维斯大学作学术讲演，当时有位研究生即提出清代寡妇很多的社会现象，对此社会现象应作何解释?这是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情况确实如此，从当时的史书、文集、小说等来看，清代寡妇问题很突出，这在民间秘密宗教中也有所反映。
（资料来源：喻松青《明清白莲教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73至88页。中华文史网整理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