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次鸦片战争后，一些有识之士开始看到西方近代文明与中国古老文明间的巨大差距。为了国家、民族或朝廷的生存，他们开展了采撷西方文明成果的洋务运动，以缩小乃至消灭这个差距。他们为这个运动制定的方针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就持“中体西用”说的洋务派而言，他们的本意是想在采撷西方文明的同时，用“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构筑一道最后的文化防线——将“中学”作为主体，“西学”作为“用”，因而对西学只想浅尝辄止。但是洋务派并不知道，西方近代文明是一个由环环相扣的必然性构筑成的体系。这个必然性就是规律。所以，当只想浅尝辄止的洋务派小心翼翼地向近代文明伸出手时，即已经使自己置身于近代文明规律之中，身不由己地加入建设近代文明的近代化潮流，并且不自觉地充当了近代文化启蒙者的角色。
“制器”：工业文明的启蒙
两次鸦片战争后，清朝统治者面对的是一个“千古未有之强敌”。面对这个威胁，一些头脑稍清醒些、接受“经世致用”精神指导的士大大们主张“力破成见而讲求实际”。因为，“洋人论势不论理，彼以兵势相压，我第欲以笔舌胜之，此必不得以之数也”[1]。这段话很显然是对那些不愿承认“实际”、不讲求“实际”的顽固派而言的。这种讲求实际、力求切合实际的主张，对封建顽固势力“论理不论势”的“成见”是一个唾弃和棒喝。
实际上，洋务派与顽固派互为对立的思想主张，已经揭示出两种互不相同的价值观：是以“社稷”和伦理道德为唯一的价值取向，还是以“富国强兵”为第一价值取向?从一定的意义上说，顽固派的价值观的确有着“远见卓识”，因为在当时，一味讲求富强，必然会挖掉“社稷”的根基；但就当时国家而言，洋务派的价值观更符合实际，因为，排斥富国强兵，又如何能支撑已是风雨飘摇的社稷?结果讲求实际战胜了道德空论。1860年，大臣赵树吉上奏，要求朝廷“求所以自强之术”[2]。1861年，冯桂芬、奕訢也都提出了“自强”口号。[3]这以后，“自强”口号在士大夫阶层越来越成为压倒一切的呼声。尽管他们所说的“自强”主要是指清朝统治的“自强”，但它的实际作用是对传统的唯伦理思维和伦理至上的价值观的否定。因此“自强”本身就是一个不自觉的启蒙口号。
“自强”的启蒙意义更体现在它的内容上。这些内容并不是书面的理论、嘴上的口号，更多的是行动对当时社会所起的启蒙作用。19世纪60年代初，洋务派大员们几乎同时提出了“制器”主张。奕訢说：“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 [4]李鸿章说：“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5]所谓的利器，即枪炮、轮船、电线、铁路等。在洋务派看来，它是强化清朝统治的利器；但事实上，它更是启蒙的利器。因为在现实的危机面前，当这些近代文明“利器”一一展现在中国人面前后，原来对近代事物茫然无知者，开始有所了解；原来耻言西学者，开始改变立场；荒唐的奇技*巧说逐渐消失；“惊若鬼神”、视为“妖术”者也开始以平常心对待西方事物。枪炮逐渐取代了弓箭刀矛，铁甲火轮渐渐取代了木帆船，儒家空泛的“礼义”、“人心”说只能让位给实实在在的“利器”。近代文明“利器”首先从军事领域掘开了传统文化的堤防，写下了近代文化启蒙的第一篇章。
紧接着，“制器”活动的内在规律把建立大机器工业的必要性提到了洋务派们的面前。1863年9月，受过系统西方教育的容闳来到安庆，给洋务派认识这一必要性提供了机遇。容闳在面见曾国藩时，提出了一个高瞻远瞩的在中国建立大机器工业体系的建议：“应建立一个能够由此再派生出许多类似的分厂的机械厂，由那些分厂再去制造供应特殊需要的机器……一个由各种类型和型号的机床、刨床和钻孔机组成的机械厂，就能够生产制造枪炮、机车、农业器械、钟表等等的机器。”[6]曾国藩从“西学为用”的角度接受了这个建议，派容闳前往美国购买机器。不久，他们将这一行动上升为治国理论：“中国欲自强，则莫如学习外国利器；欲学习外国利器，则莫如觅制器之器。”[7]
从“制器”到寻觅“制器之器”，这是洋务派循着近代文明规律向前跨出的一大步。1865年，李鸿章在容闳赴美买回的“制器之器”的基础上建立了据说是“无论何种机器可逐渐依法仿制，即用以制造何种之物，生生不穷，事事可通”[8]的江南机器制造局。此后，其他地区也相继建立了这样的机器厂，这实际上是把魔力无穷的大机器工业引进了中国。此后，无论人们愿意不愿意，包括洋务派在内的所有人都不能不接受它的教导，跟着它朝前走，渐渐地把整个近代工业体系都引进了中国。更重要的是，大机器工业本身就是一部读不完的活生生的启蒙教材，它带给中国人以全新的工业文明的观念。中国人不仅由此认识了大机器似乎是超自然的“鬼斧神工，真可怪诧”[9]的巨大威力，更看到它远远胜过小农经济的优越生产力，大机器又是可广泛用于穿山、航海、掘地、渡河、陶冶、制造、耕织等方面的“利器”[10]。“有机器，则人力不能造者，机器能造之；十人百人之力所仅能者，一人之力能造之。夫以一人兼百人之工，则所成之物必多矣。”而且所成之物必物美而价廉，“四方必争购之”，传统手工业无法与之竞争，因此主张“用机器殖财养民”。[11]
在这样明白的对比面前，一切反对机器工业的理论都成为谬论。建立大机器工业形成必然的趋势。在这股趋势面前，始作俑者洋务派既有几分清醒，也有几分无奈：“洋机器于耕织、刷印、陶埴诸器皆能制造，有裨民生日用，原不专为*而设，妙在借水火之力，以省人物之劳费……逮其久，风气渐开，凡人心智慧之同，且将自发其覆，臣料数十年后，中国富农大贾必有仿造洋机器制作以求利益者，官法无从为之区处。”[12]李鸿章的预言基本没错，不到十年，沿江沿海的“富农巨贾”们就开始跟在洋务派后面设厂制造牟利。尽管官方一再阻难压制，但它仍以新生事物特有的顽强生命力，渐渐蔓延至整个中国。一个新的经济形态、新的社会力量以至新的观念形态由此成长、壮大。李鸿章们决没有想到，当年的“制器之器”主张，会有这么大的启蒙作用。
在生气勃勃的近代工业文明进攻的面前，儒家文明的防线越来越往后收缩，近代文明事物的地盘从军事领域为开端，逐渐扩展到工业、商业、教育、科技、文化、艺术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从皇室到达官贵人不仅渐渐地使用了电灯、照相，乘上了火车，而且还以此为荣耀。总之，接纳西方文明事物成为一股越来越扩大的趋势，中国人的物质生活渐渐纳入工业文明的范围。而且在观念上，工业文明渐渐成为一些士大夫头脑中的价值尺度，李鸿章甚至以此为标尺批评“先圣”：“我却未见圣人留下几件好算数器艺。”[13]说明当时中国人头脑中，近代工业文明的理念在升值，儒家伦理原则在贬值，传统的信仰支柱在摇撼。这是比机器工业战胜小农经济更危险的趋势。
工业体系的建立还教导中国人如何建立一个工业文明的社会。正是在工业经济的带动下，中国人慢慢学会了与之相配套的城市建设和管理。如钢筋水泥建筑，宽阔的马路，整齐排列、适合小家庭的新式民居，路灯、公园、娱乐设施，以及卫生、市政管理等等。并且还带动了生活方式的变革。例如，服装开始倾向于短衣窄袖，甚至西装革履；交通工具方面，轿子渐让位于马车、东洋车甚至脚踏车；自来火、自来水、电灯开始在中国人的家庭中出现；居住渐喜爱西式的小洋楼等。民众生活习俗趋洋，在一些工商业城市尤其明显。这种“民风”不只是慕新趋奇，更是中国人在工业文明的启导下，生活方式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化的表现。总之。在近代工业文明这具启蒙“利器”下，封建蒙昧主义不得不向近代文明新风让出地盘。
“求富”：伦理观念的启蒙
洋务派为了强化清朝政府的统治而引进西方的工业文明，并企图掌握住这些引自西洋的“利器”，让它跟着封建统治者的意愿走，但结果却相反，具有无穷魔力的工业文明从进入中国的开始，就紧紧牵住了士大夫们的鼻子，驱使他们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不停地向前走。进入19世纪70年代后，近代文明规律进一步向深层次发挥作用。这个规律在当时主要表现在这两个方面：一是70年代后，随着军事工业的发展，逐渐牵出了工业文明体系中与之相联的另一环节——军事工业遇到了原料、燃料、资金、机械设备以及运输、通讯条件等等方面的结构性缺陷。这实际上是历史以间接的方式教导洋务派：“制器”业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军事工业不可能孤立存在，必须有与之相配套的开矿业、运输业、通讯业、机械工业、轻工业等。二是洋务派在洋务实践中，发现“末”比“本”更能赚钱致富。这是历史以直接的方式给洋务派们以教导。李鸿章的这段话正是这种教导下的产物：“西洋方千里，数百里之国，岁人财赋动以数万万计，无非取资于煤铁、电报、信局、丁口等税。酌度时势，若不早图变计，择其要者逐渐仿行，以贫交富，以弱敌强，未有不终受其敝者。”[14]这是站在政府税收的立场上，看到了西洋之强在于富，富源则来自于过去受鄙视的“末”业的税收，进而得出了“富国而后强兵”，“必先富而后能强”[15]的道理。
于是“求富”便成为洋务派倡言的、朝野颇为流行的口号。洋务派认为这是“寓强于富”。在传统伦理规范内讳言的或不能堂皇言之的“富”，开始成为士大夫们公开倡言、公开追求的目标，“自强”运动便被推向更高阶段的求“富强”运动。从此“富强”二字联用，被作为完整的*术语频频出现在皇帝谕旨、官员奏议和公牍、朋僚间讨论政事的信函和报刊的议论中。有人甚至主张把“富强”作为“有所不能废”的“治天下国家”之策。[16]而在观念领域，国家“富强”已被许多人确认为那个时代的价值准则。
因而19世纪70年代后，洋务派们把注意力和活动的重点都转向了“求富”，创办那些并不直接给朝廷提供自强“利器”的矿山、电报局、纺织厂、轮船局等。这些能产生财富的企业也引诱着士大夫们，其中一些人为了一己之富，或堂堂皇皇、或隐姓埋名、或独自、或合伙地向这些求利事业投资。中国社会又多出了一个名词：绅商。
进而，规律又把这群士大夫拖入更深一层伦理观念变革的过程中。因为几千年来，中国人一直把农业视为“本”，工商业被视为“末”，重本抑末，以士、农为贵，以工、商为贱，这些都是非常正统、绝对正确的观念。但19世纪七八十年代这一段“寓强于富”的实践，使他们看到“重商”的必须，以及更正传统本末观念的必要。不仅那些进步思想家们呼吁要“恃商为国本”、“恃商为创国、造家、开物、成务之命脉”[17]，即使是洋务派大僚，也主张“以工商立国”[18]，“振兴商务”[19]。扶本抑末的观念开始被更正，新的以工商业为重的经济伦理观念开始产生。
当士大夫们沿着“振兴商务”的道路继续向前走时，“商务”的本来规律又引导他们进一步更新观念：“重商富民”。因为事实已使他们认识到，要“振兴商务”，就必须走“富民”这条路。实际上，始终关注洋务新政的王韬早就悟出了这一道理，并且已明确告诉统治者：“商富即国富。”[20]对泰西富强作了深入观察的郭嵩焘则详述道：“国于天地，必有与立，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抑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21]即国家富强的根本是“富民”，从而把求富强落实在“富民”这一基点上。在这里起作用的仍然是规律，而不是“阶级利益”。因为很难说郭嵩焘、左宗棠们是代表当时并未形成的资本家阶级说话。从他们的主张看，立论的角度主要是为了国家富强。但是，当士大夫们为求国家富而“振兴工商”，为“振兴工商”而主张“富民”、“利民”、“富商”时，已经不自觉地循着文明规律向人们指示了一个与强化封建统治相反的新方向，即资本家阶级的方向。因为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顺着“富民”的方向，思想敏锐者提前将“富民”一“重商”一商“握四民之纲”这一必然趋势揭示于世人面前。
在这一过程中，一个更深层的传统伦理观念一一“重义轻利”也走上了瓦解之路。
很显然，“重农抑商”观念与“重义轻利”观念是紧密相连的。“抑商”是为了防止商所代表的价值观对代表封建伦理的“义”的腐蚀；“轻利”正是防止人们弃本图末，危及封建统治之根基。但在“大变局”的时代里，既然以富求强已不可避免，“求富”也就势在必行。而且它决不会只停留在抽象口号的层面上，必然会落实为具体行动，并且也必然会被人们升华为价值观。“商贾具生财之大道”[22]自然成为人们的共识和共同追求的目标，“先圣”所构筑的“重义轻利”、“天理人欲”之类伦理堤防也就被来势越来越猛的“生财”、“求利”洪流所冲垮。而后，人们又从中提炼出全新的伦理规范：“人之笃于私计者，情也”、“惟人人欲济其利，则无损公家之帑项，而终为公家之大利。”[23]总之，“求利”而且是追求“私利”是合情、合理、有益的，它符合当时中国社会的需要，所以它能起到时人常说的“开风气”、今人所说的观念启蒙的作用。
当然，在那段时间里，更具启蒙意义的并不是思想家笔下的新准则、新理论，而是那些实践者们的行动。因为在传统时代，士大夫是一般民众的行为表率。当洋务派大僚们热烈讨论着如何“求富”，如何开辟“利源”时，当他们大张旗鼓地兴办和经营“求富”、“求利”的局、厂时，不经意间，已经循着近代文明的规律给许许多多迷失于“本富”的中国人做出了示范，指引了方向。
作为启蒙的成果，同、光以后中国社会“求利”、“求富”之风气日盛，报刊上公然倡言：“天下攘攘而往者何也?熙熙而来者又何为?曰：为利耳……利，时之义大矣，四海之大，五洲之众，非利无以行。”[24]在这股好利社会风气的导引下，科举考试也受到冲击。社会上出现了“以经商为第一生业，科第反在其次着”的新风尚。如浙江定海，由于士人们“多改就商”，以至应试者从原来的500~600人减至百佘人。[25]另据当时的报载：“现在沪上股份风气大开，每一新公司起，千百人争购之，以得股为幸。”凡开办公司，“一经禀准招商集股，无不争先恐后，数十万巨款，一旦可齐。”[26]应该说，同、光间中国社会兴起的这股重商、求利、求富的新风尚，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洋务派行动的启蒙。
“采西学”：知识与观念的启蒙
两千多年前，孔子就给“学”下了定义：“学以致道”，即“学”的内容是求道，是面向主观世界探究、求证伦理道德的学问。在这一定义下，西方科学自然被蔑称为“艺”或“技”。到19世纪60年代后，这种情况有所改变。这是因为“师夷智以造船制炮”的实践活动，让清朝统治者直观地认识到支撑西人坚船利炮的是他们先进的“学”。李鸿章、奕訢等人都指出：洋人的火器、机器等件，无一不自天文算学、测算、格致之学中来。[27]而当有识之士们深人地进行探求其“学”的活动时，又进一步看到，西人的学问是一个结构完整、内容非常丰富的体系。一位候补道在上奏中很具体地列出了“西学中最有用者”、“西人赖以富强”而中国应“急为讲求”的学科：几何学、化学、重学、汽学、热学、光学、声学、天文学、地理学、电学、医学、动植学、公法学、律例学等。[28]冯桂芬则在1859年的《校邠庐抗议》一书中将它们概括为“西学”，并提出了“采西学”的主张。
从仿造“坚船利炮”，到寻觅“制器之器”，又因“制器”需要“发现其理”而引进“格致之学”，进而又主张“采西学”。近代文明规律带动下的启蒙历史轨迹已把士大夫们带引到了近代文化的更深的层次。因为“采西学”口号的提出意义深远，它无疑是告诉士人，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中学”之外还有一个“西学”；除了中国传统的专言人伦道德之学外，还有一个“求物事之理”[29]的学问体系。自此，士人们心目中对西学“一艺之末”的蔑视，渐渐转换成学生式的求教。
“采西学”口号的提出还意味着，中国人将在中国文化体系中给予西学一席之地。其地位虽然只是“用”，但它的作用达于“牢宠天地，驱役万物”[30]，是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有用之学。以当时已成为朝野共识的“富强”这一价值准则衡量，西学虽为“用”，却是至关重要；中学虽为“体”，却是徒有虚名，不能不一再向西学让出地盘。
士大夫们对西学的这一认识，使他们对“采西学”活动日益重视。尽管是小心翼翼的，但态度还是比较积极的。所以19世纪60年代后，引进近代科学学说成为清朝中央政府认可、洋务派大僚主持、有许多士人参加的一项文化运动。西学传播的手段也多样化，有译书、学校、报刊等。其中西书中译是当时传播西学的主要手段。1865年，上海创建江南制造局。在江南制造局工作的徐寿从传播科学知识的角度建议设立译书机构，“将西国要书译出，不独自增识见，并可刊印播传，以便国人尽知”[31]。两江总督曾国藩赞成这一建议，并立即上奏清廷，从洋务之“用”的角度要求设馆译书，以“切实研究，庶几物理融贯，不必假手洋人。亦可引伸其说，另勒成书”[32]。1868年6月，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正式开馆。同时期的重要译书机构还有京师同文馆，福州船政局等大型洋务企业和学堂也参加了译书活动。这种有组织、较系统的译书活动成果颇著，1860~1900年，各官立译书机构共翻译出版西书约555种。[33]
从这一时期的译书内容看，应用科学与工程技术方面的译著最多，因为洋务派认为这些书对求强、求富活动具有实用价值。但文明规律很快便把他们的视线引向了与之相联的另一环：自然科学基础学科，因此各译书机构都逐渐加大了这方面译书的力度。所译书中影响较大的如：数学方面，有华衡芳与傅兰雅合译的《代数术》、《微积溯源》、《决疑数学》等，使当时西方的初、高等数学基本传人中国。物理学方面，有徐健寅、傅兰雅合译的《声学》、《电学》、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物体遇热改易记》、王季烈与傅兰雅合译的《通物电光》等，分别介绍了近代物理学的各个分支学科知识。化学方面，有徐寿与傅兰雅合译的《化学鉴源》、《化学鉴源续编》、《化学考质》、《化学分原》等，几乎是完整地把西方近代化学知识引进了中国。地质学方面，影响最大的是华衡芳、玛高温合译的《地学浅释》，原著是19世纪英国著名地质学家赖尔(当时译作雷侠儿)的名著《地质学纲要》。书中介绍了地质结构、成因、生物化石等系统的近代地质学知识，更重要的是介绍了法国科学家拉马克的进化论学说等。社会科学方面也有译著问世，影响较大的如：应祖锡、傅兰雅合译的《佐治刍言》，首次介绍了西方近代*学知识；丁韪良与何师孟等人合译的《万国公法》，首次将国际公法译成中文；汪凤藻译出《富国策》，是为第一部介绍西方近代经济学的著作；杨枢译的《各国史略》、俄文馆学生译的《俄国史略)、王韬编译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沈敦和编译的《西国课程汇编》等。这些书具有学术价值，也更具文化启蒙意义。
这种由政府组织、有目标、较系统和颇具规模的译书活动，是中国人对近代文明由被动接受转为主动引进的开始。仅从这些书名我们就能感受到，当年西书中译给中国人的科学知识启蒙是全新的、系统的、较有深度的。而且，当这些知识全新、充满新名词的书出现在往日只会“子曰书云”的士人们面前时，其影响力就远不是译书555种这个数字所能概括的。因此，这已不是梁启超所说的“忽穴一牖外窥，则灿然者皆未所睹也”[34]，而是穴一牖而迎进文明之光了。
新式学校的出现，也是西学传播的重要渠道。新式学堂的创办，是洋务派出于“强兵”、“制器”及近代应用型人才的需要。因为，随着“学习外国利器”活动的进展，近代科技人才的缺乏已成为“求强”、“求富”道路上的障碍。因此洋务派上奏：“机器之用，具有至理……故当今之急务，以开学馆，培人才为最。”[35]在“学以致用”和“培人才”之需要的推动下，洋务派创办了一批技术专科类的新式学堂。最早的是1862年创办的京师同文馆。1866年奕訢以西人制器之“根本”在于天文算学，因此奏准在同文馆内添设天文算学馆。此后，上海、广州、新疆、台湾等地设立了7所此类外语学堂。1867年，左宗棠创设了福州船政学堂，此后又先后创办了13所科技学堂；1880年，李鸿章创办北洋水师学堂，此后又创办了10所军事学堂。可见，洋务派所创办的学堂基本上都是培养实用型人才的专科学校。
作为文化载体，这类学校所传播的基本上都是具有启蒙性质的近代科技文化知识。在洋务派的努力下，西学开始以实际上的主角姿态进人课堂。自1866年外语、外国史地、国际公法和近代数学、格致(物理)学、化学、天文学、地质学、资生学(富学)列入同文馆课程表后，其它各所学堂也都以西学作为主课，而中学课程实际上已沦为附属地位一一如张之洞创办的自强学堂就在章程中公开规定：“于西文之暇，课授儒书华文。”[36]教育领域中儒学一统天下的局面被打破了，近代科学和文化知识通过越来越多的新式学堂，灌输到越来越多的青年学子的头脑中，并开始确立自己在中国教育以至中国文化体系中的重要地位。
与前此行动的启蒙(“制器”的启蒙和“求富”的启蒙)活动相比，西书中译和创办新式学堂活动是一种直接的知识和观念的启蒙。虽然，洋务派官员并没有认识到自己发起的译书和办学活动对于封建统治的严重性，但一个可以确认的事实是，这些活动确确实实是给包括洋务派自己在内的中国人带来了知识与观念的启蒙。
知识的启蒙是这一时期西书中译、新式教育活动最直接、最主要的成果。这些译成中文的西书和进入课堂的新课程，向中国人展示了一幅全新的、真实的客观世界图景。中国人由此开始了解诸如天体的来龙去脉、大地的构造、生物世界的形形色色、物质运动的基本规律、基本结构和变化规律等等的科学知识。于是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仅在传统的儒学之外分立出“格致学”，并且又由格致学分出声、光、化、电之学、几何学、代数学、微积分、天学、地学、航海学、植物学、工程学、兵学、气体学、医学、图学以及公法学、商学、富学等等，意味着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由中世纪向近代转换。同时，中国人也由此开始掌握进一步认识和解释自然现象的学问。例如：符号数学的引进，中国人开始突破旧的数理表述方法；化学理论的引进，改变了中国人过去对物质结构和变化的似是而非、模棱两可的描述；声学、光学、电学知识的传播，由此揭开了蒙在物质运动之上的神秘面纱，驱除了迷信和蒙昧；等等。
知识的启蒙是洋务派们“釆西学”活动允许范围的极限。但规律是不受人的意愿所限制的。在近代文明规律的作用下，知识启蒙之后必然是观念的演变。在新知识的浸润下，士人们熟知的旧原则、旧理论、旧信仰动摇了。据说学子们在读了西学译著后，“视孔子之书反觉平淡而无奇”，甚至“讥孔子守旧而不能出新法”。[37]而一些“西哲”则逐渐成为学子们崇拜的对象。新的观念开始产生，中国人首先从新知识中领悟到的是近代科学精神和方法。接触西学不久的张树声作了这样明确的概括：“泰西之学覃精锐恩，独辟启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 [38]而“寄于实”、“相求以实际”，正是近代科学得以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中国人从科学知识中领悟到这个科学精神，是非常有意义的。
近代科学知识对中国人新观念启蒙的最突出成果是进化论思想的传播。同光间输人中国的西学中，最引起中国人兴趣的是地质学、天文学、生物学等知识。如1873年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翻译并刊行的《地学浅释》，曾受到众多士人的关注。但那一代青年士人所关注的并非地质学知识本身，而是该书所叙述的亿万年来地球上沧海变桑田、高山变深谷、动植物递生递灭、生物不断演进这一地质和生物进化过程所包含的进化论哲学，从中得出的是社会变革理论和不断进取的人生观。唐才常说：“大地之运，先起者蹶，后起者胜，错综参伍，莫知其由，又安能以千万年皇王之国，四百兆轩辕之种，庞然自大，以谓言种学者奚为挈彼犬羊之族类相等伦耶?”[39]谭嗣同说：“天地以日新，生物无一瞬不新也。今日神奇，明日即已腐臭，奈何自以为有得，而不思猛进乎?”[40]封建统治者几千年织就的传统观念体系网罗被西学割开了口子。
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的“求强”、“求富”和“兴西学”活动，是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在这一阶段，运动之主体是洋务派，这是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特点。而且正因为是封建统治集团中的洋务派主持的，其立场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在主动、自觉的基础上去做启蒙工作，而是在历史的惯性、近代文明规律的牵引下，不经意地、不自觉地做了启蒙工作。也正因为如此，这一阶段的启蒙活动显得非常急功近利，肤浅而不深刻，凌乱而无序。如果用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的两句话“新布补旧裤”、“旧瓶装新酒”来比喻和描述这一阶段的启蒙运动，是再恰当不过了。
当然，作为中国近代文化启蒙运动的第一个高潮，其成果也是有目共睹的一一传统观念的坚冰开始融化，中国人的知识结构开始重新营建。社会分化加剧了，一些官僚、士绅纷纷加入到资本家的行列，一些士人在完成知识和观念更新后转化成近代知识分子。近代文化教育事业开始起步。尤其是那些在这一阶段正好处于求知、求学年龄段的年轻思想家们一一如康、梁、谭、严等人，正是在这一时期接受了新知识、新观念的启蒙，并且逐渐背离了旧营垒，构筑更新的哲学思想、*理想、伦理准则。这些都为即将到来的新的启蒙运动、*变革运动作好了准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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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八，第22页。
[15]《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四二，第34页。
[16][17]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第633、297页。[1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324页。
[19]《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八，第22页。
[20]王韬：《弢园文录外编》，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91页。
[21]《郭嵩焘诗文集》，杨坚点校，岳麓书社1984年版，第255页。
[22]夏东元编：《郑观应集》上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604、607页。
[23]丁凤麟等编：《薛福成选集》，第297、541页。
[24]《利害辩》，《申报》1890年7月23日。
[25]民国《定海县志》卷五，《习俗》。
[26]《申报》1882年6月9日；《字林西报》1883年1月22日。转引自李时岳等《从闭关到开放》，第130页。
[27]《李文忠公全书》，奏稿，卷二八，第20页；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22页。
[28]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一)，第177页。[29]邹诚：《夷氛记闻序》，梁廷枬：《夷氛记闻》，民国26年史丛本。
[30]《郭嵩焘日记》(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766页。
[31]黎难秋主编：《中国科学翻译史料》，中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14页。
[32]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四)，第79页。
[33]据熊月之《晚清西学东渐史概论》统计，《上海社会科学季刊》1995年第1期。
[34]《梁启超论清学史二种》，朱维铮校注，复旦大学出版社1985年版，第59页。
[3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洋务运动》(二)，第130页。
[36]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大出版社1983年版，第309页。
[37]俞樾：《三大忧论》，《春在堂全书·宾朋集》卷六，光绪二十五年铅印本。
[38]朱有瓛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资料》第一辑下册，第358页。
[39]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编：《唐才常集》，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04页。[40]蔡尚思等编：《谭嗣同集》下册，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458页。
（资料来源：《江海学刊》2004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