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十九世纪四十年代始，资本主义列强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从此，闭关锁国的封建王朝被强行纳入世界资本主义体系之中。面对这一历史性的转折，地主阶级中的有识之士——洋务派为摆脱封建王朝内忧外患的困境，除了实行军事改革之外，从七十年代开始，又在经济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兴办了一大批交通工矿企业。如何认识这些经济活动的历史作用，对我们正确评价洋务运动是十分必要的。过去，许多研究洋务运动的论著，几乎众口一词，认为洋务派的经济活动“成为资本主义列强利用来作为侵略中国的手段，并替他们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牟安世：《洋务运动》，第二二页。)“加快了外国侵略者商品推销和原料供应的流转速度”，“促进了外国在中国航运业的扩展”，(六校《近代中国史稿》编写组：《近代中国史稿》第三三三页。)总之，洋务派的经济活动，“只是尽着为侵略者开辟道路的任务而已”。(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政冶》，第五七页。)事实是否如此呢？我们认为，综观洋务派的全部经济活动，应是：其中虽有买办性和依赖性的一面，但始终存在着明显的、大量的抵制外国资本的一面，并在一定时期、一定范围内，表现得十分强烈，甚至成为主导的一面。我们姑且称之为“抵洋”思想。本文试图通过对洋务派举办的航运、铁路、煤炭、纺织等交通工矿企业的粗浅分析，就洋务派经济活动中的“抵洋”思想做一探讨。
一
洋务派的“抵洋”思想，早在洋务运动初期就已出现，这是当时民族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资本主义各国通过不平等的《天津条约》和《北京条约》取得了更多的通商口岸，资本主义各国的经济魔爪，不仅遍布沿海港口，而且可以远溯长江，直达汉口，深入中国内河腹地。这些商埠口岸，既是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输入的进口处，又是倾销内地的转运站。他们为了控制中国沿海以至内河的航运事业，攫取更大的经济权益，纷纷建立轮船公司。如英国的太古洋行、怡和洋行和美国的旗昌洋行等，“始而海滨，继而腹地，”(《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奏摺》，《洋务运动》第一册，第一六五页。)往来各商埠，使“中国内江外海之利，几被洋人占尽”，(《光绪元年二月二十七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六册，第八页。)中国的海运漕政均受到严重的威胁。所以，洋务派的“抵洋”思想便首先在航运业中表现出来，并进而与资本主义列强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夺航运权的“商战”。
最早提出造船“抵洋”的，应推左宗棠。左宗棠在给清朝政府的奏折中说：“自洋船准载北货，行销各口，北地货价腾贵。江浙大商……不能减价以敌洋商。……目前江浙海运即有无船之虑，而漕政益难措手，是非设局急造轮船不为功。……船成之后，不妨装载商货，借以捕盗而护商，”(《左文襄公全集》，奏稿，第十八卷，第一—四页。)左宗棠看到了洋船对中国经济的危害，提出了“急造轮船”，“以敌洋商”的办法。福州船政局正是为了维护海运主权、抵制洋商开办起来的。福州船政局开办后，在六年时间内，共造成各种船只十五艘，其中运输舰就有九艘。
围绕航运业展开的中外“商战”，以轮船招商局与外国轮船公司的斗争最为激烈。左宗棠创办福州船政局以后不久，“与各国通商，宜以商战”的思想逐渐为洋务派所普遍接受。曾国藩、丁日昌、李鸿章等人均有造船企图，希望“从此中国轮船畅行，……使我内江外海之利，不致为洋人占尽。”(《同治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李鸿章摺》，《洋务运动》第六册，第六页。)轮船招商局的创办就是这种“商战”思想的产物。李鸿章在创办招商局时说得很清楚，“欲自强必先裕饷，欲浚饷源，莫如振兴商务。商船能往外洋，俾外洋损一分之利，则中国益一分之利，微臣创设招商局之初意，本是如此”。(《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三九卷，第三二页。)显然，招商局之设，就是为了打破外洋轮船垄断中国航运的统治局面，与资本主义各国进行一场商业竞争。
轮船招商局自一八七二年以三只轮船开业，仅经过短短的五年时间，轮船总数就达到三十只。这在当时来说，可算是一支规模庞大的商船队了。这支船队在与外国轮船公司的竞争中，也确实起到了“抵制洋商”的作用。第一，轮船招商局开办的本身，就构成了对外国轮船公司股分资本的威慑。此前，“各省在沪殷商，或置轮船，或挟资本，向各口装载贸易，俱依附洋商名下”，(《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二十卷，第三二页。)“如旗昌、金利源等行，华人股份居其大半”，若由官设立商局招徕，则各商所有轮船股本，必渐归并官局”。(《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二十卷，第三二页。)李鸿章接受容闳建议，采取许运漕米、空船减税等鼓励措施，招回华商股本，壮大了招商局的力量，削弱了外国轮船公司的势力。第二，夺回了部分航运主权。早在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前，“向来洋商轮船，往来北三口，惟美国旗昌为最多。”(《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三二卷，第十一页。)轮船招商局开办之后，仅用五年时间，就将旗昌洋行挤垮，并用银二百二十二万两将旗昌洋行的十八只轮船收买合并，从此，“天津、烟台各口轮船生意，多归招商局揽载。”(《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二○卷，第二九页。)“长江生意，华商已占十分之六，南北洋亦居其半。”(《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第六册，第五九页。)这就在一定程度上夺回了南北航运的权利。第三，减少了白银外流。据陈兰彬估计：“招商局未开以前，洋商轮船转运于中国各口，每年约银七百八十七万七千余两。该局既开之后，洋商少装货客，三年共约银四百九十二万三千余两。”(《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寺卿陈兰彬奏》《洋务运动》第六册，第九一一○页。)招商局成立后的九年时间内，“华商运货水脚，少入洋人之手者，约二三千万两。”(《光绪七年二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第六册，第六○页。)当时人在评价招商局的“商战”作用时，也指出：“闻其（指外国轮船公司）盈余有限，是漏□已塞，银不外输矣。”(张培仁：《轮船招商局生意渐盛》，《静娱亭笔记卷一》，第四○页。)第四，力图进行远洋竞争。轮船招商局不仅在国内和外商展开了激烈竞争，而且先后派船远航日本、吕宋、新加坡、檀香山、旧金山等地，开始进行远洋贸易竞争的尝试。一八七九年，招商局远洋轮船合众号驶达美国旧金山、檀香山，遭到无理扣压和重金罚款一事，正说明洋务派在航运业的“商战”，已经构成了对外国资本主义的一种威胁。
由于中国有了自己的一支船队，并较为有效地抵制了外国资本对中国海运的掠夺，使得“洋商各怀隐忧。”(《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奏摺》，《洋务运动》第一册，第一六六页。)他们千方百计与轮船招商局展开激烈的航运竞争。特别是美国旗昌洋行被挤垮以后，英国太古轮船公司和怡和轮船公司联合起来，采取“跌价揽载，以相倾轧”的手段，“欲多方困我，使我不能持久，然后彼得垄断独营，专攘中国之利。”(李鸿章：《论维持招商局》，《洋务运动》第六册，第九四页。)甚至三年之内减少八百十三万六千余两的白银收入也在所不惜，(《光绪二年十月二十四日太常寺卿陈兰彬奏》，《洋务运动》第六册，第一○页。)企图压垮轮船招商局。初期，招商局确实受了些损失，但洋务派并未退让，采取“加拨漕粮”等措施，坚持斗争。双方持续竞争十余年，招商局始终处于不败地位。直到一八九三年，“三公司合同成立，息争均利”。(《盛宣怀行述》，见《愚斋存稿初刊》，附录，第二○页。)
这一航运竞争即足以说明洋务派“抵洋”思想的实践表现。起到了减少白银外流，打击资本主义入侵，维护民族资本发展的积极效果。对于招商局的这种作用，当时的外国人也看得很清楚，说轮船招商局的创设，“目的是要从外国公司的手中夺取势力日益增长的沿海贸易”。(寿尔：《田凫号航行记·招商局》，《洋务运动》第八册，第四○○页。)可见，创办“轮船招商一局，实为中国振兴商务之权舆”。(郑观应：《盛世危言》，第三卷，商务。《戊戌变法》第一册，第八二页。)
洋务派借“商战”以“抵洋”的思想与实践，发端于十九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在此一时期的中外贸易中，中国大多处于出超领先地位，即使入超，数量亦不算大。外国资本的商品输出还没有显示出对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致命冲击，倒是横行于中国内江外海的外国轮船公司构成了对中国经济掠夺的明显威胁。因此，中外经济斗争的领域，偏重于交通运输业的航运部门，斗争的形式，则是借“商战”以“抵洋”，说明这时的“抵洋”斗争，还处于低级的阶段。
二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以后，随着资本主义各国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的加剧，外国“洋产”潮水般涌入中国市场。洋务派进一步意识到，仅仅局限于商品的“自行贩运”，用“贸易以收回利权”，是不足以完成“抵洋”任务的。必须“利源自开”，自己设厂，自行制造，方能“以敌洋产”，“渐敌洋产”，乃至使“彼所售于我者复有机器制造以绝其销路。”(《光绪四年四月十九日湖广道监察御史李□片》，《洋务运动》第一册，第一六八页。)这样，就使洋务派由原来争夺航运权的“商战”，向更加广阔的几乎整个中国社会经济的各个领域展开。这在洋务派举办的铁路、钢铁、煤炭、纺织等交通工矿企业中均有大量事实可资证明。
中日战争之前，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以棉纱、棉布为大宗。甲午战争前的二十多年，在资本主义各国对华贸易总数中，棉布、棉纱、棉花的输入量始终不低于百分之三十。外国纺织品的大量输入，使“中国财源，频年陋于外洋，元气暗亏，无所底止”，(《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七八卷，第一一页。)严重地破坏民族经济的发展。对此，李鸿章筹办上海机器织布局时，就曾指出：“溯自各国通商以来，进口洋货日增月盛，核计近年销数价值，已至七千九百余万两之多。出口土货，年减一年，往往不能相敌。”如果“土货多销一分，即洋货少销一分，庶漏卮可期渐塞。”所以“拟遴派绅商在上海购买机器，设局纺造布疋，冀稍分洋商之利。”(《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四三卷，第四三页。)上海机器织布局建成后，“每日夜能出布六百疋，销路颇畅。”(《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七七卷，第三八页。)再加上李鸿章为该局争得的免纳税厘、免交子口税等特权，足以同洋货竞争。上海机器织布局遭火焚后，李鸿章锐意再建，并决心“以华棉纺织洋布，酌轻成本，抵敌洋产”。(李鸿章：《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第七册，第四五三页。)根据当时每年进口洋纱值银两千一百万两，洋布值银六百二十九万两的情况，针锋相对地制定规划，在上海设立总厂，“另在上海及宁波、镇江等处招集华商，分设十厂，”(《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七八卷，第一○页。)共成纱机三十二万锭，布机四千台，“合之湖北官办纱机八万锭，布机一千张，共成纱机四十万锭子，布机五千张”，(《光绪二十年三月二十八日直隶总督李鸿章奏》，《洋务运动》第七册，第四五四——四五五页。)企图以如此规模取代洋纱洋布的进口，“力保中国商民自有之利权。”(《光绪十九年十月二十六日直隶总督李鸿章片》，《洋务运动》第七册，第四五三页。)李鸿章这种设想虽没有实现，但如加以推论，其目的显然是为了抵制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力图建立独立自主的生产体系，而不能是与之相反。洋务运动后期，张之洞的“抵洋”思想也正是如此。湖北织布局就是张之洞鉴于“洋布消流日多，年中以千余万计，大利所在，漏卮宜防，”(《张文襄公全集》，第一三一卷。)而于一八九○年开办的。开工生产后，“各机齐开，一昼夜可出布二千匹，”(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三一卷，第九页。)以年产量而论，“一可免每年三四千万金巨款流出外洋，一可遏每年一千四百万余匹洋布运入中国。”(李鼎颐：《中国土产铜铁棉花论》，见陈忠倚辑：《皇朝经世文三编》，第三一卷，第九页。)张之洞自称“开织以来，销售甚畅，获利颇丰”，(《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一三八卷，电牍，第二页。)“江汉关进口之洋布已岁少十余万匹”，(转引自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册，第二一六页。)其作用显而易见是李鸿章的设想的一个例证。
洋务派的“抵洋”思想，除了有明显地抵制外国资本主义商品输出的作用以外，对抵制外国的资本输出也起了一定作用。
外国资本企图在华修筑铁路，这是资本主义对中国进行资本输出的较早尝试。早在一八六三年七月，上海二十七家英美商行的代表，就曾联名要求时任江苏巡抚的李鸿章允许他们兴筑上海至苏州间的铁路，被李鸿章严词拒绝。李鸿章认为，“与其任洋人在内地开设铁路电线，又不若自行仿办，权自我操，彼亦无可置喙。”(《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五五卷。)一八七五年——一八七六年间，英国在上海至吴淞间修筑铁路未成，英人汉文正使梅辉立以后路过天津时，又向李鸿章提出继续开办铁路的建议，李鸿章则“告以中华自主之国，若创兴此举，须得自办，断不能由人强勉。”(李鸿章：《致冯卓儒观察》，《李文忠公全书·朋僚函稿》卷一六。)显然，这是抵制外国资本输出，维护民族经济主权积极思想的表现。应该说明的是，洋务派拒绝外国在中国修筑铁路，和顽固派的盲目排外是不一样的。洋务派的代表人物李鸿章、沈葆桢、丁日昌、郭嵩焘、薛福成等都曾多次提出过修筑铁路的主张。特别是八十年代以后，洋务派倡兴铁路，竟使得清廷内部发生了一场轩然大波，以李鸿章为首的洋务派，连连上书，指陈利弊，痛斥顽固派，终获胜诉，使洋务运动期间，得以修筑近400公里铁路。可见，他们所反对的，只是外国资本直接在中国修筑铁路。这恰恰是进步思想的体现。外国资本输出的企图，在纺织业中也有表现。一八六五年和一八七七年，英商义昌洋行老板施盖格曾经两次企图在上海设立纺织厂，均遭上海布业公所的反对，而未能得逞。美商丰泰洋行老板魏特摩在一八八二年也准备用银三十万两在上海开设纺纱厂，由于左宗棠的坚持拒绝，未能实现。在采矿业中，洋务派甚至要求清政府在中外条约中“以中国各矿自行开采外国不得请开列专条，以绝其念。”(《光绪五年六月初五日贵州候补道罗应旒奏折》，《洋务运动》第一册，第一八○页。)这不能不说是洋务派“抵洋”思想的集中反映。
加强原材料工业生产，以免受制于人，是洋务派经济活动中“抵洋”思想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洋务派的军民用企业陆续建立起来以后，一个严重的问题摆在面前，那就是：原材料生产部门远远满足不了需要，大至机器煤铁，小至枕木、砖头、铁丝、螺丝钉，都不得不靠进口，维持企业生产；一旦外国停止进口，洋务企业随时都有停工歇业的危险。对此严重局势，洋务派是有觉察的，“闽沪各厂，日需外洋煤铁极伙，……设有闭关绝市之时，不但各铁厂废工坐困，即已成轮船无煤则寸步不行，可忧孰甚。”(《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第五册，第一二三页。)要想解决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自行设厂，开办原材料生产企业，以免受制于人“南省如湖南、江西、镇江、台湾等处，率多产煤，……诚能遴派妥员，招觅商人购买机器开采，价值必视洋煤减轻，通商各口皆可就近广为运售，而洋煤不阻自绝，船厂亦应用无穷”。(《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第五册，第一二三——一二四页。)为此，洋务派首先于一八七七年创办了开平矿务局。在开平矿务局开办以前，洋务派各厂矿均使用英国威尔斯之煤，清政府不得不“每年出银六、七百万两，以购他人之煤铁。”(《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一九卷，第五○页。)待开平矿务局建成后，采用西法，每日出煤“至五、六百吨之多，……除运往要口，分供各局及中外轮船之用，并可兼顾内地民间日用，”(《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四○卷，第四三页。)年产量达二十万吨；至十余年后，每日“可出煤一、二千吨。(《愚斋存稿初刊》，第一卷，第四三页。)”年产量达五十万吨以上。“从此中国兵、商轮船及机器制造各局用，不致远购于外洋，一旦有事，庶不为敌人所把持，亦可免利权外泄，富强之基，此为嚆矢。”(转引自邓拓：《论中国历史的几个问题》，第一五七页。)开平之煤不仅可以完全满足清政府的用煤，每年还能出口数万吨，对抵制天津洋煤进口起了重要作用。
李鸿章在总结开平矿务局的成绩时，曾经指出：“开平局务振兴，则他省人才亦必闻风兴起。似于大局关系非浅。”(《李文忠公全集》，奏稿，第四○卷，第四二一四三页。)果然，继开平矿务局之后，包括煤、铁、铅、铜、金等矿的采矿企业，勃然兴起，遍布云南、内蒙、安徽、山东、贵州、承德、徐州、河北、黑龙江等全国各地，有效地抵制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经济部门的控制，扭转了部分原材料严重依赖进口的现象。
张之洞于一八九○年创办的我国第一个大型钢铁联合企业——汉阳钢铁厂，也是明显鉴于当时全国各省出口金属类不及进口钢铁类的二十分之一这一现实，忧虑“再过数年，其情形岂可复问”，(《张文襄公全集》，奏议，第二七卷，第一—二页。)而决心不惜重金，大力兴办的。其着眼于生产原材料的性质是极为明显的。
原材料生产部门的建立，其实际意义远比洋务派自己的认识要深远得多。它使洋务运动朝着建立自己独立工业体系的方向迈出了有意义的一步。
如果说以争夺航运权为中心的中外“商战”，还只是反映了洋务派“抵洋”思想的低级形式的话，那末，通过自行设厂，广泛创办纺织、煤炭、钢铁、铁路等交通工矿企业，特别是抵制列强资本输出和原材料生产企业的开办，则使“抵洋”思想发展到了较为高级的即建立独立自主经济的阶段。洋务派的“抵洋”思想，由商战“抵洋”，发展到自主“抵洋”，是外国资本主义列强加紧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的结果，是以洋务派为代表的中国新兴势力抵制外国资本入侵的自然的发展过程。而这个过程恰恰以其不可否认的实践活动和不容抹煞的历史功绩体现了洋务派“抵洋”思想的历史进步性。
三洋务派创办近代交通工矿企业，还面临着一个突出的困难，即：缺乏必要的科技文化知识，缺少必要的企业管理人员。不解决这个矛盾，洋务企业就将瘫痪，“抵洋”自主就将流于空谈。如何解决这一矛盾呢？洋务派是采取正视现实的权宜之计和图谋自主的长远计划相结合的办法加以解决的。
洋务派举办的交通工矿企业，大多都有洋匠参与，或监督管理，或代购机器，或聘为工匠，表现出相当的依赖性，但这是鉴于当时的客观条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种权宜之计。少用洋人，力图自主才是他们的思想主导。一八六四年，李鸿章在兴办洋务之初就指出：学习外国利器应该“师其法而不必尽用其人。”(《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第二五卷，第一○页。)一八七二年，李鸿章在请求广开矿业时，又提出：“用洋器洋法而不准洋人代办”。(《同治十一年五月十五日李鸿章折》，《洋务运动》第五册，第一二四页。)洋务派刘坤一更指出，雇用洋匠的目的是“藉以造就华匠，俾不至永远借助洋人。”(刘坤一：《复黎召民》，《刘忠诚公遗集·书牍卷七》。)左宗棠的企业自主性表现得也很明显，他在创办福州船政局之初，曾经雇请四十多名洋匠参与管理，待中国技术力量成长起来之后，就采用分批辞退的办法，解雇了外洋工匠。对此，左宗棠深感得意，他说：“就目前言之，制造轮船已见成效，船之炮位、马力又复相当，管驾、掌轮均渐熟悉，并无洋人羼杂其间，一遇有警，指臂相联。”(《同治十一年三月二十五日左宗棠折》，《洋务运动》第五册，第一一一页。)又说：“东南之有船局，惟沪与闽，沪非洋匠、洋人不可，闽则不用洋匠而能制造，不用洋人而能驾。”(左宗棠：《答浙抚杨石泉中丞》，《左文襄公全集·书牍卷十二》。)真是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事实上，拒用洋匠的做法，在当时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中国当时的生产力极端落后，向外国学习，“师夷之长技”，雇用洋匠，传授知识，借以管理那些对中国人来说实属陌生的大机器工业生产，是必要的，不可避免的。我们对此要做具体的、历史的分析，既要看到雇用洋匠会受制于人的弊病，也要理解雇用洋匠的历史合理性。同时，还应该承认，洋务派雇用洋匠“籍以造就华匠，俾不至永远借助洋人”这一思想是积极自强，而不是消极依赖。
为了确保在企业中减少洋人，减少依赖，洋务派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陆续向国外派出留学生，着意培养自己的技术骨干力量。如一八七二年，即委派陈兰彬、容闳率领三十人首批赴美留学，我国著名的铁道工程师詹天佑便是其中之一。以后又连续向美国派出三批，计百二十人。此外，还分别向英国、法国、德国等国派出了留学生。
与派留出学生的同时，洋务派又结合洋务企业的建设，兴办了一批新型学校。据不完全统计，到一八九六年，洋务运动中开办的各种外语学校和科技学校总数在二十所以上。翻译工作也有很大成绩。如江南制造总局在一八七七年就开设了翻译馆。因为，在洋务派看来，“翻译一事系制造之根本，洋人制造出于算学，其中奥妙皆有图说可寻。特以彼此文义扞格不通，故虽日习其器，究不明乎用器与制造之所以然。”(《曾文正公全集》，奏稿，第三三卷，第八页。)到一八七九年六月，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已经刊印的翻译书籍即达九十八种，已经销售的翻译书籍达三万一千余部，共计八万三千四百五十四本。
在可能的条件下，控制使用洋匠，减少洋匠人数，注意培养自己的科技人才，着意介绍外国的科技文化知识，这是建立中国独立经济不可缺少的环节，也是洋务派“抵洋”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这说明洋务派的“抵洋”思想不仅反映在经济领域之中，而且向思想、文化、科技领域演进。这种演进必然反转来推动洋务企业的发展，必然加强“抵洋”思想的自主因素。
四
通过以上的粗浅分析，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洋务派在其经济活动中确乎存在着“抵洋”思想。这种思想贯穿于洋务派经济活动的始终，反映在航运、纺织、煤炭、钢铁、铁路等主要经济部门之中。并且，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时期内这种思想的表现，还是十分强烈的。这种“抵洋”思想的出现决不是偶然的，它是当时中国社会矛盾发生重大变化的产物。如果说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以前，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以满清封建王朝为代表的满汉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阶级矛盾的话，那么，四十年代以后，中华民族和外国资本主义列强之间的民族矛盾则异常尖锐地提到了历史日程上来，和阶级矛盾错综复杂地交织在一起，贯穿于中国近代历史的全部过程。这种矛盾，虽然时而因战争状态体现其紧张，时而以清政府的对外妥协投降导致其缓和，但始终没有消失。这就不仅规定了资本主义入侵与中华民族的矛盾，规定了资本主义列强与满清封建王朝的矛盾，同时也规定了洋务派与外国资本的矛盾。以挽救封建王朝垂死命运为己任的洋务派，就其代表封建统治的一面来说，和资本主义列强的矛盾有其历史的见绌曲从的依赖性；就其经济活动中体现出来的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倾向来说，和外国资本的矛盾也有其历史的积极图强的斗争性。从洋务派方面看，这种矛盾既包含着满清封建王朝闭关自守、因循守旧、盲目排外的落后因素，也包含着要求发展民族经济、保障经济权益、维护民族主权、抵制外国资本的进步因素。我们不能因为洋务派中某些代表人物与资本主义列强有过妥协、投降甚至勾结，就否定其与帝国主义的尖锐矛盾；也不能因为洋务派经济活动中存在着买办性和依赖性，就否定其存在着“抵洋”思想这一客观现实。
既然洋务派在其经济活动中确实有过“抵洋”自主的思想，那末，这种经济思想在中国近代历史上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呢？答案是多方面的。应该说，在维护民族主权，促进民族经济发展，抵制外国资本入侵，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诸方面，“抵洋”思想都曾程度不同的起过一定的进步作用。尤其需要指出的是，洋务派的“抵洋”思想延缓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这应该是重要的历史功绩。可以设想，如果任凭外商垄断中国市场，不与之“商战”：任凭外国资本主义的商品输出泛滥于市，不图设厂自造；任凭外国资本输出肆行无阻，不搞独立自主；任凭外国洋匠控制中国的企业管理，不思培养本国科技人才，那末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历史将呈现何种形势呢？怕是中国的完全殖民地化指日可待。我们不妨举几个简单的事实，对这种延缓作用略做说明。以中外贸易为例：自《天津条约》签订后，外国资本主义在对华贸易方面，取得了更多的特权，本应急剧加速对中国的商品输出，但实际进出口货值总量的增加仍很缓慢，从一八六五年到一八八五年的二十年间，只增加了四分之一；(胡绳：《帝国主义与中国*》，第四十六页。)以厂矿企业的数量为例：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的近代工业企业（包括洋务派所办企业和民族资本所办企业）总数达一百个以上，其中规模在五百人以上的较大企业就有二十八个之多，占同时期同规模企业数的百分之七十二；(参见姜铎：《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资本的矛盾》，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文汇报》。)再以企业资本为例：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工业的资本总额达三千零五十九万元，约占同时期资本总额的百分之六十一，而此时的外国资本总额仅一千九百七十二万元，占同时期资本总额的百分之三十九。(参见姜铎：《试论洋务运动的经济活动和外国资本的矛盾》，一九六二年一月十二日《文汇报》。)由此可见，洋务运动时期，中国近代工业相对外国资本来说，占有明显的优势。这种优势的形成当然不是外国资本的“仁慈”，更不是中国市场无利可图，而是洋务派“抵洋”思想抵制外国资本造成的。洋务运动失败（一般以甲午战争为限）前后的某些对比，也颇能说明问题：在洋务运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外国资本在华设厂，不过百家左右，洋务运动失败后的短短四、五年内，资本主义各国在华设厂数字就高达九百三十三个之多；洋务运动时期，外国在华投资总共不超过二、三亿美元，洋务运动失败后的七、八年时间内，各国在华投资总额则激增至十五亿美元。由此看来，某些论著中说洋务派的经济活动替外国资本的入侵“开辟了一条广阔的道路”，“加快了外国侵略者商品推销和原料供应的流转速度”，“促进了外国在中国航运业的扩展”，“为资本主义进一步开辟中国这个新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等等，是不符合实际的，是不公平的。反之，却是洋务派的“抵洋”思想，抵制了外国资本对中国的入侵，延缓了中国社会殖民地化的历史进程；只是资本主义列强用野蛮的武力政策，屈服了腐朽的满清王朝，特别是中日甲午战争之后，外国资本攫夺了种种侵略特权，才加速了中国社会向殖民地化的沉沦。
当然，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洋务派毕竟是封建王朝中人，不是新的生产方式的代表者，加上当时的中国社会没有给洋务派提供可与外国资本进行根本抵制的起码的物质基础，这就不能不极大地束缚和限制了洋务派“抵洋”自主思想的发挥。
我们不能苛求洋务派，让他们具备超越时代所能达到的思想水平，完成超越时代所能允许的活动。而应该看到，洋务派在当时的条件下，能够产生“抵洋”思想，并在一定程度内付诸实践，已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应当予以应有的肯定。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战线》198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