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是汉学复兴的时代，宋学虽无汉学之盛，但从事者亦代不乏人。考证训诂，汉学据其胜；义理心性，则宋学擅其长。但汉学易被讥为琐碎，宋学常被看作凿空。二者治学手段、方法、途径、职能不同，各有长短。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如何？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它不仅是清史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同时也是清史研究的难题之一。长期以来，学界存在一种普遍认识，认为清代汉学、宋学二方，各执门户，以己所长议彼之短，甚者认为二者纷纭交争，彼此相詈，按剑操戈，党同伐异。但细检清代诸家所论，此种认识缺少具体分析，且乾嘉时期与道咸以降二者关系也有区别，对此应具体而论，若仅概括二者关系仇若水火，诚非笃论，很难令人惬然信服。辨析此问题，对认识清代学术史，无疑是有益处的。;
一
清代初期，学者生当易代，怀陆沉之痛，憾辫发之辱，力矫明末空疏之习。黄宗羲、顾炎武等人垂文作范，提倡经世致用、实事求是之学，为学不分汉、宋。故皮锡瑞说：“国初诸儒，取汉唐注疏及宋、元、明人说，择善而从。由后人论之，为汉、宋兼采一派，而诸公当日，不过实事求是，非必欲自成一家也。”“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1]清代前期批宋明理学最厉者是毛奇龄和颜李学派，但此不属汉、宋之争。所以清代前期无汉、宋二学门户之分。乾嘉时期，考据学主盟学界，汉学已成时会，学者多肆力服郑，综核名实，宋学已渐衰微。以往学界普遍认为，此时标汉帜者已成门户，遂启汉、宋二学门户之争，在此问题上，汉学家尤受责难。但从乾嘉时期大多数汉学家的言论中，看不出排击宋学的事实，且多主张消除门户之见的持平之论，颇为可怪者，人们对此却视而不见。
首先，乾嘉时期就有不少汉学家曾就汉、宋二学关系作过辩论，表示了自己的持平看法。这些汉学家认为汉学、宋学各有所长，应取长补短，不应此扬彼抑，互诘不休。如纪晓岚在辨二学之关系时说：“要其归宿，则不过汉学、宋学两家互为胜负。夫汉学具有根柢，讲学者以浅陋轻之，不足服汉儒也；宋学具有精微，读书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消融门户之见，而各取所长，则私心去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经义明矣。”[2]在谈到二学各自长短时说：“《尚书》、三《礼》、三《传》、毛《诗》、《尔雅》诸注疏，皆根据古义，断非宋儒所能。《论语》、《孟子》，宋儒积一生精力，字斟句酌，亦断非汉儒所及。盖汉儒重师传，渊源有自；宋儒尚心悟，研索易深。汉儒或执旧文，过于信传；宋儒或凭臆断，勇于改经，计其得失，亦复相当。”[3]不难看出，纪晓岚辨二学之长短，未袒护任何一方，反对峻门户，固壁垒，此乃持平之论，门户之见，与此回殊。所以有人评论这段文字说：“此论出，虽起郑、孔、程、朱于九泉问之，当亦心折也。”[4]乾嘉时期，翁方纲被认为辨论汉学、宋学关系“最为持平”的学者，曾作《考订论》数篇，辩论考订与义理之关系，以持平汉、宋之学，他认为“考订之学以衷于义理为主。”不应嗜博、嗜琐、嗜异，然后可以言考订，“考订对空谈义理之学而言之也。”翁方纲认为，古之立言者，不知有考订，后人有考订之学，是出于不得已，因事有岐出，有互难，有隐僻等，然后考订遂出，所以不应事事皆须考订，即须考订时方考订，也就是说，翁氏既反对为考订而考订的汉学，又反对空谈义理的宋学，正是出于这一原则，他在评论钱载与戴震辨论考订时能破除门户之见：“萚石（钱载）谓东原破碎大道，萚石盖不知考订之学，此不能折服东原也，诂训名物，岂可目为破碎？学者正宜细究考订诂训，然后能讲义理也。……究必以东原说为正也，然二君皆为时所称，我辈出当一言持其平，使学者无岐惑焉。东原固精且勤矣，然其曰圣人之道，必由典制名物得之，此亦偶就一二事言之。”[5]观翁氏所辨，把考据目为手段，把义理视为目的，欲调合二学长处及功能，不为门户异同之争。乾嘉后期，阮元作为学界领袖，主持风会，在汉学、宋学关系上，力持二学之平，他在《国史儒林传·序》中辨二者关系说：“两汉名教得儒经之功，宋明理学得师道之益，皆于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讥互诮也，我朝列圣道德纯备，包涵前古，崇宋学之性道，而以汉儒经义实之。……我朝诸儒好古敏求，名造其域，不立门户，不相党伐，束身践行，暗然自修。”其子阮福在此文案语中说：“家大人撰《儒林》正传，附传共百数十人，持汉学、宋学之平。”[6]这个评价是符合实际的。
其次，从乾嘉时期某些汉学家对宋学的态度上，不仅看不出汉学家排击宋学的事实，且对宋学推崇备至。如江永以名物象数之学蜚声学苑，但却为朱熹《近思录》作注，并对朱熹等宋儒异常推服：“道在天下，亘古长存，自孟子后，一线弗坠，有宋诸大儒起而昌之，所谓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去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其功伟矣！其书广大精微，学者所当博观而约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为《近思录》十四卷，凡义理根源，圣学体用，皆在此编，其于学者，心身疵病，应接乖违，言之尤详，箴之极切，盖自孔曾思孟而后，仅见此书，……则此书直亚于《论》、《孟》、《学》、《庸》，岂寻常之编录哉！”[7]读了江永的这段论述，谁能视为有汉学门户之私呢？作为戴震的弟子段玉裁终生从事文字音韵训诂之学，但不菲薄宋儒。段氏曾议以戴震配朱子祠，且在《朱子小学跋》一文中写道：“朱子集旧闻，觉耒裔，本之以立教，实之以明伦敬身，广之以嘉言善行，二千年圣贤之可法者，胥于是乎在。……又或谓汉人之小学，谓六书耳，非朱子所云也，此言又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8]此言出自一位汉学家之口，但不囿汉学门户，对宋儒汲汲表彰，治汉学而不废宋学，门户之见何存？
或有人认为乾嘉汉学家，专务考据训诂，不治宋学，这种思潮本身就有尚汉黜宋之倾向，易成门户。持此论者，颇有世上只应有宋学，不许有他学的偏颇。其实尊汉学也并非始于乾嘉汉学家。考据学作为一种实学是承理学空疏之后而产生的。本身就与尊汉相联系，学问各有所尊，不应视为门户。顾炎武作为清*据学的开山者，其尊汉思想在其著述中已有显露，但并非出于门户，而源于经世思想。其尊汉思想，在所作《述古》诗中可以窥见：“六经之所传，训诂为之祖。仲尼贵多闻，汉人犹近古。礼器与声容，习之疑可睹。大哉郑康成，探颐靡不举。六艺既该通，百家亦兼取。至今三《礼》存，其学非小补。后人尚清谈，土苴斥邹鲁。哆口论性道，扪龠同朦瞽。”[9]所以清人陈澧说：“国朝尊郑君自亭林始也。”[10]顾炎武不独有尊汉意识且有薄宋之肇端。在《与施愚山书》中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非数十年不能通也。故曰：‘君子之于《春秋》，没身而已。’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不取之五经而但资之语录，校诸帖括之文而尤易也。又曰：‘《论语》圣人之语录也。’舍圣人之语录，而从事于后儒，此之谓不知本矣。”[11]此乃尊汉之萌芽，薄宋之滥觞，无须讳言。顾炎武能开有清一代学术风气，与此不无关系。但此语出自顾炎武之口，人们大概不会讥为门户之见吧！
二
不可否认，乾嘉时期确实出现了一股批判宋明理学的思潮，但这种思潮早就由颜李学派揭竿于清代前期，并非汉学家独家所为，此乃思想领域各自认识不同，而非学科门户之争。这种对清朝统治者提倡的程朱理学的批判，是历史上出现的进步思潮，乾嘉汉学家如惠栋、戴震、钱大昕、汪中、江藩等人都有针砭程朱理学的文字。戴震撰《孟子字义疏证》批判以理*的社会，认为“以法*犹可救，以理*无可活”并谴责宋儒惑于老释之说。[12]与此同时，钱大昕也著文反对宋儒“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妇道观，认为妇女改嫁无可非议。[13]汪中著《女子许嫁而婿死从死及守志议》一文，认为未婚之妇“许嫁而婿死，适婿之家，事其父母，为之立后，而不嫁者，非礼也。”对于某些未婚女子因许嫁之婿死而为之殉者，“尤礼之所不许也。”[14]用古礼来反对宋儒之礼教。应该看到这些汉学家批判程朱理学的思想内容，是思想认识领域中的争论。可是汉学并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种学问，所以此不属站在汉学门户上去攻击宋学。如果汉学家以己之征文考献之长讥宋学凿空说理之短，犹可视为门户，但这些汉学家并不反对宋儒重义理的长处。戴震曾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15]由此可见戴震批判的是宋儒的思想内容，而非重义理本身。从这一点上来说，戴震并未峻汉学门户而薄宋学。所以皮锡瑞说：“戴震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抵牾，亦只是争一‘理’字。”所以他认为江永、戴震、段玉裁等人均“未尝薄宋儒也。”[16]尊汉不一定反宋，王鸣盛是位尊汉极深的学者，可是在谈到汉、宋二学关系时也说：“两家本一家，如主伯亚旅宜通力以治田，醯醢盐梅必和剂以成味也。”[17]钱大昕一向反对治学存门户之私，他批评某些浅学之士“说经必诋郑服，论学先薄程朱，呈一孔之明非无可取，而其强词以求胜者，特出于门户之私，未可谓之善读书也。”[18]他虽与宋儒的某些思想认识有区别，但对宋儒重明道析理、躬行自修十分推崇，在《朱文公三世像赞》中写道：“孔孟已远，吾将安归？卓哉紫阳，百世之师。主敬立诚，穷理致知。由博返约，大醇无疵。山高海深，日丽星垂。浩然之气，入人心脾。庆元党禁，守正靡移。立德不朽，斯文在兹。”[19]作为一个汉学家，如此推崇宋儒，门户之私何见？终清一代汉学家被讥以存门户之见者以江藩为最。因所著《国朝汉学师承记》，用了一个“汉学”，便遭来不少责难，惹出很多是非，被龚自珍批评，遭方东树谩骂，被看作立汉学之门户，自清代迄于今日，对其书攻难纷纭。其实，持此看法者，对江藩之苦心并无深解，汉学、宋学乃清代客观存在之事实。江藩著《汉学师承记》，同时也撰《宋学渊源记》，此别户分门记其学行，在于严体例，能更清晰地反映清代学术之真相。李慈铭评《国朝汉学师承记》之体例说：“谨守汉学，不容一字出入，殊有班氏《儒林传》、《艺文志》家法。”[20]诚如梁启超所说：江藩“将汉学、宋学门户显然区分，论者或病其隘执，然乾嘉以来，学者事实上确各树一帜，贱彼贵我，子屏不过将当时社会心理照样写出，不足为病也。”[21]所著《宋学渊源记》虽逊于《汉学师承记》，但也被人看作“无分门别户之见，无好名争胜之心。”[22]江藩治学虽不取宋学，但对宋儒立身自修却颇推服，他说：“学者治经宗汉儒，立身宗宋儒，则两得矣。”[23]他还举惠栋之父惠半农不反宋儒为例说：“本朝为汉学者，始于元和惠氏，红豆山房半农人手书楹帖云：‘六经尊服郑，百行法程朱’，不以为非，且以为法，为汉学者背其师承何哉’！藩为是记，实本师说。”江藩认为汉学、宋学之区别在于功能不同，不应党同伐异，相互排击，争长论短，并举理学之朱、陆、王之争为戒：“为朱子之学者攻陆子，为陆子之学者攻朱子。至明姚江之学兴，尊陆卑宋，天下士翕然从风。……儒生读圣人书，期于明道，明道在于修身，无他，身体力行而已，岂徒以口舌争哉！有明儒生龂龂辨论宋、陆、王三家异同，甚无谓也。”[24]又说：“阳明之学，不过因陆子之言而发明之，其后为王学者遂视朱子为仇雠，朱子之徒又斥陆王为异端，而攻击者并文成之事功亦毁之，甚至谓明之亡不亡于朋党，不亡于冠盗，而亡于阳明之学术，吁！其言过矣，藩诠次诸君子，于哓哓辨论之家之异同者，概无取焉。”[25]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问世后，因被视为立汉学门户，屡遭责难，但为避免与宋学家构怨，对此一直沉默不语，不见反击文字，其胸中所积不平，曾不得快然一吐，以江藩倜傥狂豪性格，而能如此，实属不易。以上这段文字是借批评门户相争时说出的，好象是说，理学家才是峻门户，相訾毁的，汉学家是不立门户的。
以上所举数家，皆汉学之硕彦，学界之翘楚，但不排击宋学，无过激之言，而多持平之论。何敌若水火之有？在清代，理学常以正统视他学，若与宋儒思想认识不同，则被认为异说或门户，倘若如此，颜元、李塨、王源等人岂不也属立门户，设藩篱？如此好似理学神圣不可侵犯，此乃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之症结之所在，倘若如此，学术史还有何生机与发展？由于汉学家动辄被扣上门户之私的帽子，弄得汉学家们十分谨慎，处处小心，惟恐惹出麻烦，如汉学家焦循就反复辩论反对设考据之名，以免被指责，应“皆谓之学经，何考据之云？”[26]又如道咸时祁寯藻嘱何秋涛续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何秋涛说：“是编当依阮元《畴人传》之例，改为学人传，若特立一汉学之名，宋学家群起攻之矣！”[27]其实“学人传”远不若“汉学传”更能反映乾嘉以降学界的客观事实，不若《汉学师承记》体例得当。汉学家虽惟恐遭谤，但责难、谩骂、恶言仍未得免，而攻汉者反未被视为门户之私，此真怪事，令人不解且不平。汉学家不排击宋学，且只有守而无攻，何耶？这其中原因有二：
首先，就学术自身讲，思想领域内认识不同，易起争端，而宋明理学属思想领域，即尊德性，汉学则属学问范畴，即道学问，不属思想意识，故而不易同宋学产生争论。汉学之功在书籍文献，宋学之长的思维躬行，一是辨训诂，考遗文，一是明道析理，如同今日有哲学、史学、考古学等学科，何相互攻难之有？
其次，就学术的客观环境论，清代自康熙皇帝推崇宋学以来，程朱理学已升为官方哲学，成为统治思想，这也是汉学家很少有人公开反对宋学的原因所在。
三
如前所述，乾嘉时期，我们不易找到公开反对宋学的汉学家，更难找到汉学家对同时代宋学家的讨伐文字。但是乾嘉时代汉学家却屡遭同代学者之攻难，被斥以门户之偏。细检各家所论，令人惊奇发现，这些责难文字竟不是来自宋学家，而是来自文士。乾嘉时期汉学鼎盛，考据训诂，名家蜂起，学界翕然成风，宋学已渐衰落，皮锡瑞说：“乾嘉以后，许、郑之学大明，治宋学者已鲜，说经者皆主实证，不空谈义理。”[28]与汉学之规模气象比，宋学已弱不成军，更无魁儒耆硕能与汉学相抗衡。理学家中虽有马翮飞、谢金銮等少数人批汉学喜搜古书、务考订，但影响甚微。所以陈澧说：“自雍正、乾隆以后，讥郑君者，虽尚有之，然甚少矣。”[29]所以乾嘉时期不存在汉学家与宋学家互诘。如果把乾嘉时期攻击汉学最厉者列举出来，那么应是袁枚、蒋士铨、钱载、姚鼐、王芑孙等人。但以上诸人无一为理学家，而为文士，即诗文学。这似乎令人有些不解，何以文士如此与汉学构怨？章太炎先生有段论述，使人忽焉开霁：“震（戴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师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魁，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渐薄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故尤被轻蔑。范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30]乾嘉时期以袁枚批判汉学的文字为最多，虽多偏颇之词，也有不少深刻之论，但袁枚是站在著述家、辞章家的立场上贬低考据家，不属宋、汉之争。袁枚对汉学的批判，笔者已有专文论及，此不再赘述。[31]诗文家中，钱载曾斥考据学为“大道破碎”，王芑孙骂汉学为“邪说”，蒋士铨为诗：“注疏流弊事考订，鼷鼠入角求蹊径。”以讥讽汉学。但诸人论汉学、宋学之篇什皆少，对钱、王、蒋等人之谤语，翁方纲均有专文批驳。[32]在这些文士中，引宋学诋詈汉学最甚者应是桐城文人姚鼐。姚鼐认为与程朱立异便是邪说：“欲与程朱立异者，纵于学者有所得焉，而亦不免贤智者之过。其下则肆焉为邪说，以饰其不肖者而已。”[33]那些舍宋学而治汉学的人是：“枝之猎而去其根，细之搜而遗其钜，夫宁非蔽与？”[34]姚鼐排击汉学多过激之言，负气之论：“今世天下相率为汉学者，搜求琐屑，微引猥杂，无研寻义理之味，多矜高目满之气，愚鄙窃不以为安。”[35]其实自己已带“矜高自满之气”。他甚至诋毁谩骂戴震等因与程朱争名，为天所恶，至使绝后灭嗣：“且其人生平不能为程、朱之行，而其意乃欲与程、朱争名，安得不为天所恶，故毛大可、李刚主、程绵、戴东原，率皆身灭嗣绝，此殆未可以为偶然也。”[36]姚鼐之前，方苞也曾出此恶语，方苞在给李塨信中就带有威胁警告的口吻说：“舍程朱而谁与？若毁其道，是谓戕天地之心，其为天之所以不祐矣。故阳明以来，凡极诋朱子者，多绝世不祀。仆所见闻，具可指数，若习斋，西河，又吾兄所目击也。”[37]有学者评论方苞此言曰：“斯则过激之言，无乃已甚，有同于悍妇之斗口，非儒者所宜出。”[38]方苞、姚鼐肆口诋讦之语及其后方东树在《汉学商兑》中对汉学的谩骂之词，如同出一舌，徒诒蚩笑。桐城派驱除异己，务定一尊的卫道师法，可谓代有传统。其他攻汉学之文士，也多与桐城派有些关系，如那位骂汉学为邪说的王芑孙虽非桐城人，但“时从宛平钟励暇先生游，钟乃望溪（方苞）先生高弟，以是习闻古文法。”王芑孙认为“近世论古文者，无过姚姬传”者。[39]由此可见其与桐城派之关系，对汉学之态度，受桐城派之影响，自不待言。
文士攻击汉学的原因，除上述太炎先生所论之社会客观环境外，还有些是属个人的具体因素，如姚鼐与戴震之构怨；再如乾嘉时期，章学诚也诋斥汉学，但主要集中于戴震与汪中二人，究其所由，乃与二人有私愤，对此笔者已有文论及，此不再繁引。另外，这些抨击汉学的文士，多负气好辨之人，因而也就不免有过激之词。如王芑孙“性简傲，不肯从謏，……或病其狂实狷也。”[40]“能面斥人过，论文尤鲜许可，”学人忌其直，“群起毁之，遂以此得狂名。”[41]诗人钱载好辨成癖，与戴震辨论不休，据载，钱载于朱笥河家饮酒，“竹君（朱笥河）盛推戴东原经术，侍郎（钱载）独有违言，论至学问得失处，颧发赤，聚讼纷孥，酒罢出门，狂嚣嚣不已，上车复下者四。月苦霜栖，风沙蓬勃，余客拱手以俟，无不掩口笑者。”[42]其好辨如此，安能无过激之言！
以上不难看出，乾嘉时期，诋汉学者，非理学家，而多诗文家。且只单方攻难，无对方之反击。不属汉学、宋学之争。桐城派文士虽少理学著述，但以卫道自任，以程朱为不可侵犯，代有传统，且于汉学多偏激谩骂之词，少平恕中正之语，其门户之私，则远甚于汉学。
四
道咸以降，清运渐衰，内乱外患，纷至沓来，国势岌岌可危，于是经世致用思潮骤然复活，汉学家搜断碑，刺佚书、辨训诂、考异文，已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此时“士大夫多喜言文术*，乾嘉考据之风稍稍衰矣。”[43]汉学鼎盛时代已经过去，似乎对汉学作全面彻底批判的时刻已经来临，这一历史任务，又落到桐城派的身上，姚鼎的高弟方东树首先发难，其所著《汉学商兑》是终清一代诋讦汉学最突出的代表作。《汉学商兑》一是对汉学作全面攻击，上自顾炎武、黄宗羲，下至乾嘉汉学中坚人物皆点名道姓加以诋毁；二是对汉学作彻底否定。但方东树主要是以卫道的立场来抨击汉学：
首先，斥汉学家为离经叛道，心术不正。“违戾诋诬于圣人躬行求仁、修齐治平之教，一切抹杀，名为治经，实是乱经，名为卫道，实则畔（叛）道。”说戴震“盖由其私心本志憎忌程朱，坚欲与之立异，故力癖求理之学，大本一失，无往不差，然后知其所谓有志闻道欲求之六经孔孟者。特托为重言以涂饰学人耳目，使人无疑其畔六经孔孟耳。”方氏认为，与宋儒立异，便是心术不正，“攻程朱者必无君子，心术邪也。”
其次，斥汉学为学术大害，为邪说，认为此由黄宗羲、顾炎武开其祸端，因二人“皆不免博溺，不肯细心穷理，潜玩程朱，所以议论多差失，其流皆足为学术大害。”黄、顾“用意太过，反致粗疏谬妄，而承学之士因秕糖眯目矣。”“抑扬太过，竟成祸胎。”自惠栋以来，汉学大盛，“使数十年间承学之士耳目心思为之大障。”“奉汉学之徒以其謏闻驳杂之辨，支离缪悠之论，倡为邪说，倾败正道，簧鼓士心，疑误来学。”
如果说多数汉学家力持汉、宋之平，那么方东树让人只尊宋学。他引用阮元这样一句话：“圣人之道，譬若宫墙，文字训诂，其门径也，…门径苟误，跬步皆歧，安能升堂入室乎？……或但求名物，不论圣道，又若终年寝馈于门庑之间，无复知有堂室矣。”阮元此语，看不出扬汉抑宋的门户之见，且有屈己之意，但方东树就连此语也不能容忍，说：“其意旨则甚浅，且亦仍偏重夫文字训诂。”[44]总之，方东树的结论是不许搞汉学，因为汉学为“邪说”，“谬说”。方东树对汉学全面否定，大肆诋讦，强词夺理，用程朱这块统治思想的王牌去吓唬人，势重气盛，尤其是他竟拿出康熙上谕这个“棍子”去打人，把康熙批判谢济世诋毁程朱的文字引在书内作根据，汉学家有谁再敢反驳！这也是《汉学商兑》问世后，没有引起争论，遂成绝响的主要原因。晚清时期，很多学者对《汉学商兑》提出过批评，皮锡瑞说：“方氏纯以私意肆其谩骂，……不可为训。”[45]其实，这也是方东树的一贯之风，有人读其所著《仪卫轩文集》说：“肆口诋讥，以气陵人，而不能以理服人，虽欲补偏救弊，地人谁与爱之，适足以招致嫉忌而已，斯文又东树一生病痛所在也。”[46]方东树诋汉学立门户，但己之门户之私远甚他人，且使气好骂，肆口诋讦，若学界效此文风，岂不皆按剑相盻乎！
道咸时期，桐城派另一位攻击汉学的学者是姚莹，姚莹是姚鼐的侄孙，并与方东树过从甚密，姚莹是一位对学术颇有贡献的学者，其文能致用于时，嘉惠于后，但在对待汉学与宋学的态度上，却继承了桐城派的衣钵，时出偏激之词，他说，自四库馆之后，人趋考据，无复有潜心理学者，“是以风俗人心日坏，不知礼义廉耻为何事，至于外夷交侵，辄皆望风而靡，无耻之徒，争以悦媚夷人为事，而不顾之辱，岂非毁讪宋儒诸公之过哉！”[47]把外侮沓来，国家积弱，乃至士大夫无耻，归咎于汉学之盛，理学之衰，何以服人心！桐城派之卫道锢习，从方苞、姚鼐、方东树、姚莹可谓一脉相承。
与桐城派卫道不同，道咸时期批评治学的各类学者，多从经世致用的立场来审视汉学。宋学家夏炯对乾嘉硕儒江永、戴震、卢文弨、江声、钱大昕、洪亮吉、程瑶田、王念孙、王引之、段玉裁等皆加指斥，全面否定，偏激之言，不亚于方东树，所以有学者批评说：“此种蛙鸣蝉噪之语，顺口开阖，亦竟有人，真比方植之为空疏矣。……然而蛙鸣蝉噪，其声易竭。尽夏炯之力，何损于辛楣及伯申等之分毫。”[48]但夏炯批评汉学与桐城派卫道之论有区别，其论多从致用的视角出发，认为“学无大小，以适用为贵。……乾嘉以后，近百余年来，讲学之士，专为一节一句一文一字，盈千累百，刺刺不休，不特丝毫不适于用，且破坏碎裂，传为贼经。”他认为，以乾嘉诸老之才力，通经史、裕经济、求义理，有何可难？而偏耗精力，务考据训诂，“则岂非舍康庄大道而不由，而好为旁门曲径以自夸其便捷哉！”[49]夏炯批判汉学虽有偏颇之词，但也有切时之论。今文学家魏源批评汉学“锢天下聪明智慧使尽出于无用之一途。”[50]显然也是从经世思想从发的。就连此时的汉学家也批评乾嘉汉学家只务考经，浸*文字音韻，沈垚说：“乾隆中叶后士人习气，考证于不必考之地，上下务为相蒙，学术衰而人才坏。”[51]所以道咸以降，汉学家大都从经学转移到经世致用的学术领域中来。显然，以上诸家批评汉学，非出自汉宋门户，乃经世致用思潮使然。
当乾嘉汉学盛世刚刚过去之后，方东树便对汉学作全面攻击，但火力鸣后，和者甚寡，攻汉之声，遂音沉响歇，道咸以降反出现了汉学、宋学调和的局面，这是出人之所料的。当时方东树认为汉学之衰落，必待之宋学之复兴，他说：“考证汉学，以文害辞，以辞害意，弃心而任目，刓敝精神而无益于世用。……使其人稍有所悟而反乎己，则必翻然厌之矣，翻然厌之，则必于陆王是归矣。……如弋者之张罗于路歧也，会鸟之倦而还者必入之矣。”[52]但“倦鸟”并未返之宋学，对此，钱穆先生曾有论述，他说：“陈兰甫起于粤，倡为郑朱同归之学，亦所以防倦返者之归于陆王也。今文学派则转而治《春秋》以发明微言大义为标帜，而德清戴望子高倡为颜李，凡此皆倦鸟也。惟均不归陆王，植之言卒不验。是盖乾嘉尚实博证之风，尚有其宰剥牢笼之力，使后之来者，虽变不能脱其樊。倦鸟之飏不厉，囿阱之防尚密，此亦道咸以下学术风气回翔往复终不能一变故昔之所由也。”[53]道咸以降，学者未返之宋学，代之而起者乃今文学之兴起，使学者由东汉之学上溯西汉之学，公羊学披靡一时，“是学也，亦为汉学，而无训诂之琐碎；亦言义理，而无理学之空疏。适中清儒厌钻故纸而不忍遽弃故纸，菲薄宋儒而又思求义理之心情。……由是而平章朝政，由是而试议改革，皆据圣经贤传以立论，而又莫便于公羊，于是公羊之学，披靡一世矣。”[54]其实，学者未返之宋学，与理学自身价值也有密切关系，方东树、夏炯、姚莹批判汉学无益于世，但理学又何尝能补世救国？宋明理学空谈性命，无益经世，早在清初就遭针砭。何况理学已被宋明人明道析理已尽，清人已再无大发明和创论，至使斯学弗彰，而实学以兴。晚清时代，理学只在湖湘间渐次复活，但此时理学已是力图调和汉、宋二学，黜浮尚实，不为门户之争，但求经世致用。此时汉学家亦不以探颐索隐为能，搜奇嗜琐为博，而是吸收宋学之所长，汲汲振发义理，且有汉、宋兼治之学者。
晚清理学家力图调和汉学、宋学，以曾国藩为代表，国藩治理学又吸取汉学所长，这从他与其子纪泽书中可以窥见。他说：“余于本朝大儒，自顾亭林之外，最好高邮王氏之学。……余自憾学问无成，有愧王文肃公远甚，而望尔辈为怀祖先生，为伯申氏，则梦寐之际，未尝须臾忘也。”并嘱纪泽要熟读王氏《广雅疏证》、《读书杂志》和《经义述闻》等书。在谈到清朝考据诸儒顾、阎、戴、江、钱、秦、段、王等时说：“尔有志读书，不必标汉学之名目，而不可不一窥数君子之门径。”对他们的著述，“均不可不涉猎而探讨之。”又说：“吾于训诂、词章二端，颇尝尽心，尔看书若能通训诂，则于古人之故训大义，引伸假借渐渐开悟，而后人承讹袭误之习可改。”他认为，文章不仅要识古人源流，而要吸收训诂之长：“私窃有志，欲以戴、钱、段、王之训诂，发为班、张、左、郭之文章，久事戎行，斯愿莫遂。若尔曹能成我未竟之志，则至乐莫大乎是。”在清代诸儒中，对顾炎武、王念孙等极力推崇，对理学家李光地及方苞等反多有微词，在与弟国沅书中说：“国藩于本朝大儒，学问则崇顾亭林、王怀祖两先生，经济则宗陈文恭公，若奏请从祀、须自三公始，李厚庵与望溪，不得不置之后图。”[55]曾国藩对汉学之态度，足以代表晚清理学之特征，虽治理学，振发义理，而以汉学实之，不作空疏之言，务图经世致用，与桐城派卫道之习、门户之私，大相径庭。
此时汉学家亦积极倡导汉、宋二学之互补，主张吸取宋学之所长，如汉学家丁晏治经学，“不掊击宋儒，尝谓汉学、宋学之分，门户之见也。汉儒正其诂，诂正而义以显；宋儒析其理，理明而诂以精，二者不可偏废。”[56]汉学家桂文灿反对为学立门户，认为汉学、宋学宗旨同归，他说：“郑君、朱子皆大儒，其行同，其学亦同。”[57]汉学家王筠辨汉学、宋学之关系最能洞其纤旨，他认为汉学、宋学都是时代的产物，“汉儒承焚书之后，搜讨于仪文度数至详，此孔门博文之教，非象数无以载义理也。宋儒承汉学明备之后，从而推求其所以然，此孔门约礼之教，非义理无以宰象数也。使汉儒生宋时，亦必汲汲于义理；宋儒生汉时，亦必汲汲于象数。”他认为，汉学、宋学调和是必然趋势，汉学之弊在缴绕破碎，附会穿凿，“即有大力者起而矫之，不复拘牵文义，而求理之所安，此自然之势也。”宋学之弊在蹑空步虚，“有大力者出，即必以汉相补救，又自然之势也。”相反，如不取对方所长，“惟持门户，乃各匿其师之所短，而张其所长，以相与抵牾，使此人互问焉，有不按剑相ｘì＠⑧者乎！”王筠认为这种人是治学“最下者”。[58]晚清时期，虽有陈澧、朱一新辈继续论汉学之弊，但皆能实事求是，持论得当，无门户之私和负气之言，“宗宋儒而不废汉学”，属汉宋兼采一派，与桐城派迥异。钱穆先生对此议论道：“盖深识之士，彼既有意于挽风气，砭流俗，而又往往不愿显为争驳，以开门户意气无谓之争，而惟求目出其成学立业之大，与一世以共见，而祈收默运潜移之效，此实斋、东塾靡不然，若袁简斋、方植之则态度迥异，亦可以窥学者深浅之一端也。”[59]陈澧、朱一新调和汉学、宋学关系的文字不少，钱穆先生在《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对此均有很多征取和论述，此文不再重复。
综上所述，对清代汉学与宋学之关系，应作具体分析，清代前期无汉学、宋学之分。乾嘉时期汉学鼎盛，但多数汉学家并不排击宋学，此时宋学衰微，治宋学者已少，鲜有宋学家诋汉学，而诋讥汉学者多文士。道咸以降，虽有方东树等人讨伐汉学，但汉、宋二学调和已成主流，将清代汉学与宋学关系概括为党同伐异、仇若水火，岂笃论哉！
注：
[1][16][28][45]《经学历史》，“经学复盛时代”。
[2]《四库提要》，“经部总叙”。
[3]《阅微草堂笔记》卷一，“滦阳消夏录”。
[4]《蕉轩随笔》卷七
[5][32]《复初斋文集》卷七、卷一一。
[6]《研经室一集》卷二。
[7]《“近思录”集注》江序。
[8]《清经世文编》卷二。
[9]《亭林诗集》卷四。
[10][29]《东塾读书记》卷一五。
[11]《亭林文集》卷三。
[12]《孟子字义疏证》附，中华书局1982年版。
[13][18][19]《潜研堂文集》卷八、卷二五、卷一七。
[14]《述学》内篇一。
[15]《戴震文集》卷九。
[17]《十七史商榷》卷六四。
[20]《越缦堂读书记》，“国朝汉学师承记”条。
[21]梁启超《中国近代三百年学术史》。
[22][24][25]《国朝宋学渊源记》，达三序、卷上、卷下。
[23]《经解入门》，“汉宋门户异同”节。
[26]《雕菰集》卷一二。
[27][56][57]《清史列传》卷六九。
[30]《訄书》，“清儒”第二。
[31]《袁枚与乾嘉考据学》，《文学月刊》93年第一期。
[33][35]《惜抱轩文后集》卷一、卷三。
[34][36]《惜抱轩文集》卷七、卷六。
[37]《方苞集》卷六。
[38][46]《清人文集别录》卷四、卷一三。
[39][41]《碑传集补》卷四七。
[40]《国朝先正事略》卷四三。
[42]《郎潜纪闻二笔》卷七。
[43]《清史稿》卷四八六。
[44]《汉学商兑》序例、卷中。
[47]《东溟文外集》卷一。
[48]《陈垣来往书信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版第271页。
[49]转引自《汪辟疆文集》，“夏炯学术”条。
[50]《魏源集》上册，“武进李申耆先生传”。
[51]《落帆楼文稿》卷八。
[52]《仪卫轩文集》卷一。
[53][59]钱穆《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一○章、第一三章。
[54]陆宝千《清代思想史》，台湾广文书局版，第222—223页。
[55]《曾国藩家书》，湖南大学出版社。第452、457、468、509、369页。
[58]《清诒堂文集》，“问经堂序”。
（资料来源：《史学集刊》1997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