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原因，史学界已从军事、*、经济等诸多方面加以探讨和研究，但灾荒与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关系，似乎还没有引起人们的足够注意。在我看来，灾荒不仅是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导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限于篇幅，对于前者本文只略作概述，而着重探讨灾荒对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影响。
一
我国历史上农民革命的发生大多是以灾荒为背景，太平天国革命亦不例外。太平天国革命发生前10年间，正是全国自然灾害频发时期，1841—1843年，黄河连续3年决口，1846年，很多省份又发生持续旱灾，1848—1850年，东南各省“大水奇灾”。与此同时，地处西南的广西也几乎年年成灾，据方志统计，19世纪40—50年代，广西境内各种灾害多达20多起。连年不断的自然灾害不仅导致人口死伤、房屋倒塌、土地荒芜，对社会生产造成巨大破坏；更为严重的是，大量无家可归的饥民、流民加重了社会动荡，加剧了本已十分尖锐的阶级矛盾。这些都为太平天国革命的发生、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时机和条件。但是，一旦太平天国建立了政权，情况却发生了变化，曾经为革命创造条件的灾荒反过来成为摆在农民领袖面前的一大难题。
太平天国在其存在的十几年中，辖区内水、旱、蝗、疫、地震等各种灾害频繁发生，尤其是蝗灾、瘟疫，其严重程度，在整个近代史上都是罕见的。对此，太平天国政权提出并采取了一些救灾办法。《天朝田亩制度》中就明确指出：“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丰荒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1〕这里，“丰荒相通”反映了他们对灾荒问题的基本看法。这种以丰赈荒，移粟就民的救灾办法是比较切实可行的，比如，1861年太平军攻打杭州，入城后“飞书至嘉兴运米至杭”〔2〕，解决饥荒问题。太平军还重视安辑，赈济灾民，英人呤唎这样写道：“凡在叛军（指太平军）地区旅行过的人们，都见到太平军是赈济灾民的”〔3〕。一位叫沈梓的地主文人根据所见所闻写下的《避寇日记》，为我们了解太平军在嘉兴的救灾工作提供了详细的史料。据他记载，太平军在嘉兴到处张贴告示，“设卡安民，招集流离，复归故土。”〔4〕1862年，根据慕王谭诏光的指示，太平军在城外设立了多处抚恤局，“日施糜粥医药”〔5〕，每局可收留几千灾民。直至“新米出，价甚廉，饥民乃得谋食自给矣。”〔6〕太平军在其他地区比如说常熟的施粥也“活人无算”〔7〕。
由于蝗灾严重，太平天国政权还采取捕捉、收买等方法，动员广大群众除蝗。据记载，太平军“出示捕收，每斤七、八文。于是老稚藉有生计。”后来，由于蝗灾日益严重，“愈捕愈多，愈多愈大，又出示设局收买，每斤十五、六文。”〔8〕太平天国领导人对水、旱灾害与水利的关系也有所认识，洪仁玕在《资政新篇》中就提出造轮船以兴水利的方针，他说：“兹有火船气船一日夜能行二千里者，……若天国兴此技，黄河可疏通其沙而流入于海，江淮可通有无而缓急相济，要隘可以防患，凶旱水溢可以救荒。”〔9〕他还提出，设“立丈量官，凡水患河路有害于民者准其申请，大者发库助支，小者民自捐助”〔10〕，设想由国家和民间两方面兴办水利事业以救灾荒。当然，《资政新篇》旨在发展资本主义的方针，并没有也不可能在当时付诸实践，但兴水利以救灾的这种想法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繁忙的战事中，太平军动员百姓，修缮水利设施。比较突出的是修复浙西的海宁海塘。海宁海塘“自贼（对太平军的污称）未来时即有圮处，至辛酉以来，摊派收钱，“每田廿亩派钱三十千”。〔11〕
但是，必须承认，太平天国的救灾政策是很不完善的，并不有一套完备的体系，实施中又受到很多限制。比如说，赈济灾民的措施，由于粮食缺乏，经费不足，面临极大困难。据载：“所费浩繁，一年已万余金，恐难持久”，〔12〕加上环境恶劣，大量的饥民死去，在嘉兴施粥局，“人皆坐卧地上，各相枕藉”，“饥饿日久，感受暑湿寒气”，“场病泻痢，秽气逼人，死者日二十余人。”〔13〕另外，由于太平天国政权腐化的日益加重，很多政策在实施中大打折扣，比如太平军多次收钱修复海塘，但据沈梓的《避寇日记》记载，“贼虽累经派费修塘，率皆饱私囊，未必办公事。”〔14〕当然，太平天国既缺乏稳固的经济基础，又始终处于战争状态，时刻面临强大的敌人，战争是第一需要，一切人力、物力都围绕着战争，没有也不可能花更大的气力防灾、救灾，这也是太平天国时期灾荒严重的原因之一。
二
太平天国从小到大，由弱到强，而又从盛转衰，直至失败，有着多方面的原因。而灾荒对太平天国政权造成的破坏、带来的极大困难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就表现在：灾荒导致太平军粮食更加匮乏，加重了太平天国的粮食危机。
粮食事关太平天国的生死存亡。李秀成在他3万多字的自述中竟有40多处提到粮食问题，洪仁玕的自述也同样强调了乏粮给革命带来的严重影响。可见，粮食问题对于太平天国是多么重要。从金田团营到天京被围，“非专意于粮，然究以粮为大宗。”〔15〕为了夺取粮食，太平军制订了一系列征粮方针，前期的军粮基本上可以保证。但1854年以后，缺粮问题日渐突出，太平天国的首都天京几次出现粮食危机。应该说，清军的封锁、军事斗争的胜败等许多因素都直接影响了太平军粮食的供应，曾国藩就始终把切断太平军粮源作为重要战略，而50—60年代长江流域严重的干旱、蝗灾、地震等自然灾害无疑也是导致太平军粮食匮乏的不可忽视的因素。1853年3月，太平天国定都南京。正是在这一年，还未从黄河决口所带来的巨大灾难中摆脱出来的江苏等地，又发生了地震，一直到第二年，苏、浙一些地区仍陆续发生地震。除地震外，很多地区水旱成灾。从1855年到1856年，太平军在江西、安徽、湖北等战场取得了一系列胜利。这时，长江流域很多地区旱象严重：湖泊干涸，田地龟裂，禾稼枯萎。由于亢旱持久，气候异常干燥，致使蝗虫蔓延。太平天国境内大部分地区遭受蝗灾，遍野飞蝗，蝗虫所过之处，禾稼荡然无存。时人描述：蝗虫飞来时，就象一大片云彩一样，把太阳都遮住了，一停下来，“食禾如疾风扫叶，顷刻而尽。”〔16〕由于大片庄稼被吃光，很多地区秋后颗粒无收，粮价暴涨，饥民遍野。据记载，“江北大饥，斗粟值金一两”，“两淮人相食。”〔17〕扬州地区“乡民苦无水饮，……田中禾尽槁。飞蝗蔽日，翅戛戛有声。……斗米须七百，麦值与之齐。”〔18〕常熟一地，“禾稻刚秀，非头即根咬断，即千百亩，亦可顷刻而尽。”〔19〕《*县志》也说：“秋，大旱蝗，”“计米钱有奇。”〔20〕这场大旱及蝗灾给太平军的征粮带来极其严重的困难，以至于清军欢呼：“蝗虫将瓜、镇、金陵贼种之稻全行吃完，此所以克复有期。”〔21〕1861年以后，由于失去了对长江中上游的控制，南京上游的粮道也因此被截断，太平军只能依靠苏南、浙江地区的粮食。然而，1862年前后，正值苏南亢旱，“迩日旱干，河内无水。”〔22〕“插莳十仅一二，粮食大贵，各处河水干涸。”〔23〕松江“南北乡开耕之田，十仅二三，饥民嗷嗷，日甚一日，”“米价骤昂。”〔24〕浙江的很多地区也是水，旱成灾，“米价腾贵，每升至一百二十文外。”〔25〕据《避寇日记》记载，嘉兴“亢旱月余，黄梅雨不作，田中龟坼，田器不能下，河水日退半尺许，桔槔之力穷矣，农人皆仰首而叹。”〔26〕太平军无法征到粮食，“先锋因无可打，遂往乡刈稻，稻头被割者多。”〔27〕曾国藩曾在一封信中写道：“目下芜、繁、南、宣、泾、太、石、青等县粮食甚少。民与贼均有乏食之虑。”〔28〕1862年前后，江苏的常熟、无锡和浙江的海宁等地不时发生的“激变田野”的暴动事件，与太平军在这些地区的征粮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太平军要想取得充足的粮食显然是比较困难。我们不妨看一看太平天国首都的粮食供应情况。在太平天国革命以前，南京已经是一个很大的城市。太平天国在此定都以后，庞大的太平军驻军，各个行政机构及家属，再加上数十万天京居民，粮食的需求量相当大。据载，城里“每月一共需食米四万余斤。”〔29〕（折合今1520万市斤）初进南京城时，由于贮备较丰，“每日男子给米一升，女子发米3合。”〔30〕但是不久，随着军事上的挫折，水上粮道的不畅，以及地震等灾害的影响，天京的储备已难以维系数十万军民的食用，定量逐渐减少。1854年粮食危机时，军民“一概吃粥”，“禁吃饭，犯者立杀”，〔31〕以致颇多饿死。”〔32〕很多人由于饥饿逃出天京，驻扎在城东孝陵卫围困天京的向荣奏称：“城中妇女被贼驻令出城获稻。乘间逃出者不下三、四万人，无不鸠形鹄面……讯知该妇女等，在城每日一粥皆不能给。”〔33〕“城中男馆，于闰七月亦不发米，悉使出城割稻自食，人多逃散。”〔34〕这次粮荒虽经太平军上下齐心得以逐渐摆脱，但此后粮食问题一直困扰太平军。1860年第二次粮食危机的情形更为严重，当时：“金陵城中粮尽，食草根树皮，破在旦夕。”〔35〕两江总督何桂清以为“指日即可克复。”〔36〕1863年，天京再次陷入饥荒之中，这时的江、浙、皖等地，经战争破坏，加上灾荒连年，已是人烟稀少，大片良田成为焦土，田地“多未耕种，群贼无所得食。”〔37〕以至于城陷前“合城俱食甜露。”罗尔刚先生就认为“天京失陷，由于缺粮。”〔38〕
三
粮食是战争的一大支柱，往往直接影响到军事斗争的胜败。“足食而败者时有之，乏食而能持久者未之闻也。”〔39〕忠王李秀成在分析1858—1859年清军围攻南京而无损于南京的形势时就说：“得幸粮丰足，才得以稳定军心。”〔40〕而粮食匮乏势必导致太平军军事行动的失败。比如，1861年春，双方展开安庆争夺战，这时，正值安徽*雨成灾，“自三月下旬至今，几于无日不雨。……麦收已全失。”〔41〕太平军在作战中由于“乡村粮食已尽，往往掘野菜和土而食。”〔42〕加上疾疫流行，太平军损失惨重，终至城陷失败。陈玉成部退守庐州，结果“被逼不堪，又无粮草”，〔43〕而遭失败。1863年春，李秀成渡江西征，也因“无粮中止”，折回南京附近，“兵又无粮，扎脚不住。”〔44〕这一年，洪秀全命李秀成等人进攻西梁、无为、芜湖和金柱关的战略目的，是“图取庐州、和州之为，…以保金陵。”〔45〕可惜，这一战略未能实现。另外，粮食不足还导致太平军军纪败坏、人心浮动，甚至引起或加剧内部矛盾，在太平军早期就发生过这样的事。比如，扬州由于“乏食，杀老弱男女”，〔46〕“被官兵看见，随即乘机进兵”，扬州城因此而失守。一些地区的太平军还四处抢掠百姓或到其他地区筹粮而引起争斗，甚至投降清军。曾国藩在1862年一封信中说：“沿江贼党颇愿投诚，盖一则鉴于安庆、桐城之覆辙，一则贼中无米，急图反正以便就食。”〔48〕在另一封信中他又写道：“繁昌、南陵、芜湖各贼颇有投诚之意，”其中一个很重要原因是这一带“米粮甚少，金陵贼首不肯少为接济。……前此乡民之甘心从贼者，不得不急图反正以为就食之计。”〔49〕
自然灾害还往往直接影响太平军一些战役的进程。当然，决定每次战役胜负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双方的军事、经济实力，战略、战术等等都是很重要的；但是，仔细研究一下历次战役的情况，便不难发现，自然灾害的确是导致太平军几次重大战役失败的不容忽视的因素，尤其是安庆保卫战、进攻上海等重大军事行动的失败，都与自然灾害有着直接的关系。在水灾、雪灾等各种灾害中，太平军战士淹死、冻死、饿死、病死、逃跑的不计其数，大大损伤了太平军的战斗力。1859年，太平军在安徽境内作战，由于连日大雨，洪水泛涨，“贼败走，淹死千余。”〔50〕李秀成第二次进攻上海的失败，与这一年的大暴雪有着较为直接的关系。1862年初，上海一带暴雪成灾，上海的《北华捷报》发表社论，以欢呼的口吻说：“从事叛乱的中国人——长毛已被自然界的凛冽神威征服。……长毛的进军已被人类所无法控制的天然障碍阻止住。”〔51〕一些传教士也认为，暴雪彻底解除了太平军对上海的威胁。的确，暴雪以及过后的严寒，滞缓了太平军的进攻，给防守上海的清军和洋人以喘息的机会。《北华捷报》在暴雪过后宣布：现在我们可以安稳地抵抗几万长毛了。这场暴雪冻死、饿死很多太平军战士，再加上暴雪之后的瘟疫，士兵大量减员。不仅如此，暴雪引起的气温骤降、河水冰冻，使得运送兵员、军需的主要交通工具船只无法行驶，从苏、浙各地赶来的太平军没法及时抵达上海前线，李秀成不得不从火线撤退已经围困上海的大军，第二次进攻上海失败。两年后忠王被俘，当他在大木笼中疾书自述回首这段往事时，不禁叹道：“苏杭河水浅，下雪冰冻，不能行舟。”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由于灾荒频繁，加上战事激烈，太平天国时期瘟疫大面积流行，也成为威胁太平军的一大灾难。
一般来说，战乱之时，必有大疫。太平天国时期瘟疫流行时间长，范围广，在整个近代时期可以说是最严重的。有关这方面的情形，各地记载颇多，令人触目惊心，这里我们只简略地加以概述：1853，太平军攻打南京，战斗激烈，尸横遍野，又值天旱，“疫气流行”，江西战场也是如此。第二年，浙江一些地区发生瘟疫，“大荒之岁，加以疾病，死丧累累。”〔52〕1856年，太平军围攻安徽颍上，“南北城外积尸累累”，撤围后，城中“疾疫大起，未周两月，死者不下三千余人。”〔53〕1858年，福建发生大瘟疫，正与太平军作战的曾国藩在一份奏疏中称瘟疫流行的程度“为从来所未见。”1860年，瘟疫流行地区呈扩大趋势，其中浙江最为严重，据载，有个小镇，“每十家必有死者二。”〔54〕1861—1862年，瘟疫流行极为严重，波及全国十几个省份，其中战事激烈的苏、皖等省最为严重。据载，驻海宁的太平军士兵“疮痍及瘟疫大发，死无算。”〔55〕从江西彭泽到安徽东流一带，由于“连年战斗，尸骸腐朽，蒸郁积为瘟气，……肿头烂足而死者十有八九，多道毙。”〔56〕徽州，安庆也都“瘟疫大作，死者十有八九。”〔57〕有人描述当时的情景是：“行路者面带病容，十居八九。城内外五、六里，臭腐不可堪思，沿路尚有尸骸，有旋埋而掩埋之人旋毙者。城河三里许，漂尸蛆生，或附船唇而上，城中之井及近城河水，臭浊至不可食，食之者辄病”。〔58〕这场可怕的大瘟疫一直持续到1864年。
总而言之，太平天国辖区连年不断的旱灾、蝗灾、水灾等自然灾害直接导致了太平军的粮食危机，加之温役流行，夺去了许多太平军及辖区内人民的生命，这一切直接导致了太平军一些战役的失利，从而构成了太平天国革命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注释：
〔1〕〔9〕〔10〕〔15〕〔29〕〔30〕〔31〕〔33〕〔34〕〔55〕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太平天国》（一）第321页，（二）第553页，（三）第270页，（四）第760页、第613页，（六）第707页，（七）第351页，（四）第565页，（三）第269页。
〔2〕〔4〕〔5〕〔7〕〔11〕〔13〕〔14〕〔22〕〔23〕〔26〕〔27〕〔46〕〔47〕〔48〕〔50〕〔53〕〔58〕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史料丛编简辑》1961年，中华书局，（四）第105、64、184、275、211、214、184、86、530、599、176页，（二）46页，（五）34页，（二）101、57页，（六）220页。
〔3〕《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下册，第546页。
〔6〕〔8〕〔19〕柯梧迟：《漏雨喁鱼集》，中华书局，第57、26页。
〔40〕〔43〕〔44〕《太平天国文书汇编》第497、521、526页。
〔12〕〔57〕《太平天国资料》第103、209页。
〔16〕〔17〕〔20〕〔24〕〔25〕〔41〕〔42〕〔52〕〔54〕李文海等编：《近代中国灾荒纪年》，湖南教育出版社，第173、172、230、231、216、153、210页。
〔18〕臧谷：《劫余小记》。
〔21〕〔36〕《何桂清等书札》第58、83页。
〔32〕佚名：《太平天国史事日志》（下）第19页。
〔37〕〔45〕《曾国藩全集》奏稿，卷18，第21页、23页。
〔28〕〔48〕〔49〕《曾国藩书牍》卷1《复唐方伯》，卷18《致官中堂》。
〔35〕转引自《太平天国全史》（下）第1748页。
〔38〕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第229页。
〔51〕《北华捷报》1862年2月1日。
〔56〕邓文滨：《醒睡录》初集2。
（资料来源：《北方论丛》1995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