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时的中国人，在他们启蒙的时候就被告知：“圣人出则黄河清。”（[明]程登吉：《幼学琼林》)传说黄河五百年变清一次。甚至还有“千年难见黄河清”的说法。
黄河的水经常是浑浊的，很早就被人们注意到了。
春秋时期，鲁襄公八年（前565），晋国的盟国郑国受到楚国的攻击，是屈从于楚？还是抗击楚兵等待晋兵来救？郑国的当权者出现两两派，争论激烈。主张归顺楚国的子驷，引诗为喻：“俟河之清，人寿几何！”意思是一个人想在有生之年见到黄河变清，几乎不可能，等晋国出兵来救，也是等不上的。（《春秋左传·襄公》）结果是他这一派占了上风。那时的人们，以为自然界和人世间的事物，都被超自然的神圣的“天”所支配。洪水、旱灾、冰雹、蝗虫、地震、山崩、瘟疫等等自然灾害，都被看成是人们特别是“天子”干了坏事，上天降下的惩罚。
据历史记载，古代黄河经常泛滥，“当尧之时，洪水横流，泛滥于天下”（《孟子·滕文公》）。“河灾之羡溢，害中国也尤甚”（《汉书·沟洫志》）。后来有大禹治水，“禹疏九河，瀹济、漯而注诸海；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然后中国可得而食也。”（《孟子·滕文公》）。不过传说中的大禹治水，大概也仅能做到减轻水患，没有也不可能从根本解决黄河的问题。据史料记载，自公元前602年即周定王五年至1938年的2500多年中，黄河下游决溢1590多次，改道26次。据专家研究，殷商王朝曾多次迁都，至少有5次是因为避开水灾。（邓拓：《中国救荒史》；王嘉荫：《中国地质史料·河流》等）
在汉武帝刘彻统治中国的强盛年代，元光三年（公元前132年），黄河在瓠子（今河南濮阳西南）决口，“泛滥为中国害，菑梁、楚，破曹、卫，城郭坏沮，蓄积漂流，百姓木栖，千里无庐，令孤寡无所依，老弱无所归。”(桓宽:《盐铁论·申韩》)
以后20多年水患不断，持续减产。汉武帝不得不派出数万士兵去修堤堵口，并动用了修建宫室的建筑材料,还曾带着官员去参加堵口背柴投水，把白马和自己佩带的玉投在河中以祈求河神的保佑。（《汉书·沟洫志》；《史记·河渠书》）
“普天有道圣人生，大地山川尽效灵。尘浊想应淘汰尽，黄河万里一时清”（[明]罗贯中：《平山冷燕》第八回），成为古时中国人的梦想。这个圣人，当然不是普通人，也不是指孔夫子这样的学问家，只是那些君临天下的帝王才担当得起。几千年来，许多中国人总是希望出个好皇帝，能够带来“河清海宴”的太平盛世。
“黄河清”被视为会给人们带来幸福的祥瑞，但“黄河清”与圣人出究竟有什么因果关系，没有人能说清楚，期盼“河清”，不过是一种希望摆脱现实烦恼的精神寄托。
其实黄河水并非都是不清，得看是那一段，汉朝初年成书的《尔雅》已注意到，“河出昆仑虚，色白。所渠并千七百一川，色黄”（《尔雅·释水》）。即黄河在汇合众多支流前，并不浑浊。
经过近代的科学考察，准确地知道，5464公里长的黄河，只是1992公里长的中下游是浑水，占总长度一半以上的黄河上游，即从河源至河口镇这一段，水是清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水利部：《中国河流泥沙公报》2000年)
在黄河中下游，河水也有短时间变清的时候，即史书中作为祥瑞记下的“河清”,并不是五百年乃至一千年才一遇。据地质学史专家李鄂荣先生考证，中国历史上的“河清”，有记载可查的便有43次，首见于汉桓帝延熹八年（165），如从此时起算，平均不到40年就有一次。（李鄂荣:《黄河下游地上悬河的形成》；《说说黄河的“黄”》）
不过中国古代的学者习惯于坐而论道，忽视对自然界的实地考察，对于黄河的了解，大多局限在眼前所见和道听途说。唐人孟郊“谁开昆仑源？流出混沌河”(孟郊：《泛黄河》)、宋代王安石“派出昆仑五色流，一支黄浊贯中州”(《黄河》)等诗句，都不过是文人想象之作。
而出现“河清”，显然也与什么“圣人出”无关。大概谁也不会认为宋徽宗是个圣人，但他在位时，竟出现过三次“河清”，皇帝和百官弹冠相庆，用各种形式来歌功颂德，大观元年（1107）“乾宁军言黄河清，逾八百里，凡七昼夜，诏以乾宁军为清州”（《续资治通鉴》）。“黄河清”被谱写成新曲流传（蔡绦：《铁围山丛谈》），还在韩城建立记载这些祥瑞的“河渎碑”。此碑至今尚在。可是立碑后仅仅15年，这个导致北宋亡国的宋徽宗，便和他的儿子钦宗一起被金兵俘虏带走了。（和吉:《司马祠———黄河札记》）
明代永乐二年冬的“黄河清”，也是被大肆渲染的一次，显然与朱棣是以臣下起兵夺得皇位，需要以此来证明他是“奉天承运”有关。
将“黄河清”作为圣人出宣扬得最厉害的，是清雍正四年那一次，大抵也是因为雍正皇帝得位的合法性受到怀疑，同时这个皇帝“于天人感应之际，信之甚笃”。（《雍正起居注》）
这次“河清”的规模比较大，持续的时间也比较长，从雍正四年十二月上旬末开始，陕西、山西、河南、山东和江苏五省的河水渐清，次年年初仍可见到。（乾隆《陕西通志》；乾隆《山西通志》）。在得到“河清”的奏报之后，雍正表面上说“受宠若惊，不以为喜，实以为惧”，实际上是喜不自禁。不仅赶快派高官去向埋葬在景陵里的父亲康熙报告好消息，去黄河致祭河神，而且把一大批官员官升一级。自己还动笔写下《河清颂》二千余言，命河道总督田文镜在江南清口（今淮阴县西南）建立“御制黄河澄清碑”，刊刻其上，说是感谢河神，实是给自己表功。
电视剧《雍正皇帝》中的田文镜，是以勤劳任事，一心为国而得到皇帝的信任与拔擢。历史上真实的田文镜，也确实是一个肯干实事，深得雍正的信任为数不多的大员之一，但从他在这次“河清”中的表演来看，仍是个拍马有术之人。他在奏章中赞颂雍正“德备中和，功同参赞。……已臻于无为之圣治。是以天不爱道而七政齐辉，地不爱宝而九河告瑞。……臣考之典籍,黄河十年一清,至圣之君以为大瑞，然从未有清至一千里，久至一月，如今日之独盛者也。通省臣民莫不欢呼，踊跃称颂。皇上朝乾夕惕，圣德格天，昭此大瑞，以垂亿年斯年之宏庥；遇此奇逢，幸生六道化成之盛世”。吹捧得无以复加了。61年后，乾隆五十三年，山西又见“黄河清”，巡抚明兴上表报喜，却没想到乾隆皇帝的态度和他老子截然相反。不但没有给予奖励，还被训斥了一通。乾隆甚至对古人也作了批评：“历代史策，侈陈符瑞，大率出于傅会铺张，无关实政。”称“河水澄清，虽亦间有之事，但似此侈陈祥瑞，夸示休征，殊属无谓”。还指出，上年黄河刚闹过水灾。与其出“河清”这样的祥瑞，还不如不要泛滥成灾。揭露了官员们报喜不报优的恶习。最后向臣下宣示：“现在晋省既有河清之事，则下游各省，自必由渐澄清。该地方官不奏则已，倘亦有似此具奏者，再将此意，明降谕旨，以示朕敬天勤政，以实不以文至意，将此先谕明与知之。”不许再打这种歌功颂德的报告了。上梁正了下梁就不歪。所以李鄂荣先生查到的乾隆五十三年（1788）这一次“河清”，就成为中国历史记载中最后的一次。
黄河水的清浊，是自然现象，与圣人出不出无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