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成功作为一位杰出的爱国者与民族英雄，三百多年来，他一直为中国人民景仰与缅怀；同时由于他与日本有非同一般的血缘关系，也长期受到日本人的敬重、怀念和传颂。例如，现在日本九州平户市川内蒲地方，还保留着他的故居以及他亲手种植的竹柏树。近年年来日本人为了祭祀他，还在他的故居附近丸山公园内修建了一座纪念他的香灵庙。
以郑成功为中心的郑氏家族与日本的关系很深。从其父郑芝龙至其孙郑克塽，四代人前后６０余年间，一直在*、经济、军事等各方面与日本保持着联系，而且郑成功本人与日本人还有着血缘关系；可以说他是一位具有汉和民族血统的华侨。他的胞弟七左卫门（又名田川次郎左卫门）的后代至今仍在日本生活着。据调查得知，七左卫门的１１世孙郑审一（原日本法政大学教授）１９６９年去世；第１２世孙福住（郑审一次子，１９５５年时改姓“福住”），现居住在横滨市。本文拟从血缘、乞师和贸易等方面加以阐述。
一、郑氏一家与日本及其抗清复明活动
郑成功（１６２４－－１６６２年），俗称“国姓爷”，又称“国姓成功”，“赐姓成功”、“朱成功”等。原名郑森，字明俨，号大木，在日本时，乳名叫福松，原籍福建南安石井乡。
其父郑芝龙，字曰甲，号飞黄，乳名一官（或“郑一”），是一个海商兼海上*集团的头目。早年从事中日及东南亚各国间的海上贸易，曾多次到过日本。他１８岁时从家乡前往广东香山澳（即“澳门”），投靠于舅父海商黄程，帮助黄做一些事务性工作，并在此学会了葡萄牙语，同时还信奉了天主教；后来被多次派谴随商船押货至日本长崎、平户等地。郑芝龙首次去日本是在明朝万历四十年（日本庆长１７年，１６１２年），他们的商船运载着大量生丝到长崎进行贸易，并于同年８月１５日，在骏府（今日本静冈县）觐见了日本德川幕府的一代将军德川家康；并献上了一些名贵的中药材与中国书籍《经国雄略》２０卷，同时还回答了德川家康有关明朝情况的一些询问，受到了德川家康的款待。
大约在万历四十七年（１６１９年）左右，海商袁进、李忠和颜思奇等人，在台湾建立了自己的势力，并开始以台湾为中转基地进行贸易。郑芝龙当时归属于颜思奇名下，受其制约。明朝天启三年（１６２３年），郑芝龙随颜思奇到日本九州的平户进行贸易，在经商中经平户藩主松浦介绍与当地人田川氏（也称“翁氏”）结为夫妻，第二年七月十四日生长子郑成功。当时日本当局对郑芝龙很重视，如，“长崎王使芝龙主舶”；平户藩主松浦也送给他宅邸供其居住。天启五年（１６２５年），郑芝龙随颜思奇等人分乘１３艘大船到台湾，在基隆附近安设寮寨，安抚土藩，不久颜思奇病逝，于是他便成为了一个大海商兼海上*集团（即所谓“海盗”）的头目。当时台湾南路已为荷兰侵略者占据，为了对抗荷兰人的侵略和占据，郑芝龙在崇祯元年（１６２８年），以每人“给银三两，三人给一头牛”为条件，从福建动员了一万多人渡海到台湾垦荒。此后，为了冲破明朝政府的海禁，郑芝龙曾以台湾为基地，率众袭击福建漳浦，杀死守官；并占据金门、厦门，同时也控制了台湾海峡。后来郑芝龙接受了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招抚，回到了家乡，先后任明军的游击、总兵等官；并开辟了由泉州直达日本长崎的航线，继续控制着中日间海上贸易权。
郑芝龙一生共有五位妻子，她们分别是颜氏、田川氏（翁氏）、陈氏、黄氏和李氏等。天启四年（１６２４年，日本宽永元年）农历七月十四日（公历８月２７日），田川氏正在平户“千里浜”海滩捡拾海贝、海菜时，忽然感到一阵阵腹痛难忍，她预感到即将分娩，于是她急忙走到一块岩石上，很快便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郑芝龙和她的长子郑成功，后来人们便将这块石头叫做“儿诞石”（又叫“生儿石”）。大约经过二百年后，就在郑成功的诞生地，日本人建立了一块纪念碑，碑上镌刻着由平户藩儒臣叶山铠轩撰写的长达１５００字的碑文。
郑成功的童年是在日本平户度过的，在他七岁时（崇祯三年，１６３０年），离开母亲只身回国，住在福建南安安平镇（今晋江安海镇），并开始读书生活。后来其母田川氏经与日本当局交涉，达成协议留下次子七左卫门（１６２９年生）在日本，她自己渡海来到福建郑氏祖居，照顾郑成功生活和学习。崇祯十一年（１６３８年）郑成功考中秀才，同时他的武功也大有长进。崇祯十四年（１６４１年），娶惠安进士董颺先侄女为妻。为了进一步深造，他于崇祯十七年（１６４４年）来到南京，在国子监继续攻读儒学。在他的老师中不少人是当时江南的名士，如钱谦益等人，据说“大木”之字，就是钱谦益给他起的。
１６４４年春夏之际，清军在多尔衮的统帅下进入山海关，由于吴三桂的协助，打败了以李自成为首的农民起义军，顺利攻入北京城。明亡后，郑芝龙一家父子、兄弟均拥戴故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建立了隆武政权。郑芝龙因此先后被封为平虏侯、平国公等爵。郑芝龙之弟郑鸿逵也被封为定虏侯、定虏公。郑成功当时已是二十多岁青年，才貌出众，文武双全。一次郑芝龙携子郑成功谒见隆武帝朱聿键，朱聿键见成功相貌威严，仪表堂堂，很是赏识。于是便问了他一些问题，他对答如流；隆武帝感慨万千，手扶其脊背喃喃地说：“恨无一女配陪卿，卿当尽忠吾家，勿相忘也！”同时赐他姓“朱”，改名“朱成功”，并封其为“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自此皆以“国姓爷”称之而不名，同时还让他协理宗人府事务。
隆武二年（１６４６年），隆武帝又下谕旨封成功为“忠孝伯”，赐尚方宝剑，挂招讨大将军印，镇守闽赣边界。当时郑氏家族把持着隆武小朝廷的朝政，但在郑芝龙兄弟子侄们中，大多数人都不是实心实意地拥戴隆武帝，他们出于自己的私利，拥兵观望，消极抗清。只有郑成功义无返顾，决心以身许国，忠心耿耿地效忠于隆武帝。此时，清兵已攻下浙江，南明监国朱以海逃亡海上；同时，清军还向郑芝龙发出了招降的信息。在这种形势下，郑芝龙等决心向清军投降，于是便主动放弃闽赣交界上的仙霞关，率领部下退回闽南安平老家。同年（１６４６年）八月，清军自仙霞关长驱直入福建，很快便攻下福州，隆武帝仓皇逃跑，后被清军杀害。郑成功力劝其父郑芝龙要忠于朱明政权，不要投降清朝，但郑芝龙根本不听。在这种情况下，郑成功只好带领一支部队退守金门。
郑芝龙降清后，曾多次奉主子之命招引儿子郑成功降清，但均遭到郑成功的坚决的拒绝和严厉地斥责。当郑成功得到隆武帝朱聿键及其后妃遇难的消息后，心情非常悲痛，他命令全军缟素，设灵牌望北哭祭。不久清军攻至安平，郑芝龙等人被清军挟持北上。清军又在郑氏老家抓住郑成功的母亲，亦欲挟其北上。但“成功生母倭妇翁氏手持剑不肯去，强之再四亦不行”。最后她毅然用剑刨腹而死。时为南明隆武二年（清顺治３年，１６４６年）１１月３０日，享年４５岁。郑成功得知母亲*身亡消息后悲痛万分，他立即率兵赶到安平，此时清军已撤回泉州。郑成功料理了母亲的丧事后，面对国破家亡的悲惨局面，化悲痛为力量，毅然决然地将自己儒冠、儒服烧掉，并发誓终生为抗清复明而献身。
南明永历元年（清顺治４年，１６４７年）初，郑成功得知朱由榔在广东肇庆即位（年号“永历”），便马上奉永历朔，并积极与其联系。次年永历帝封他为威远侯，接着又晋封他为漳国公。永历７年（１６５３年），晋封为延平王；永历１３年（１６５９年），晋封为潮王。郑成功率军在闽南、粤东沿海一带，以厦门、金门为基地，拥重兵与清军对抗。在此期间，他曾率领强大的水军，活跃在东南沿海一带，并几次率船队攻入长江口，并朔江西上，先后攻下崇明、镇江，并打到南京城下，但终因双方兵力相差悬殊，再加上指挥失当；或因海上偶遇风暴而遭到失败。
清政府鉴于郑成功拥有重兵，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抗清力量，故多次想通过其父郑芝龙的关系招抚他，欲使其投降。永历７年（顺治１０年，１６５３年），清顺治帝福临曾下诏“封郑芝龙为同安侯，子郑成功为海澄公，弟鸿逵为奉化伯”但郑成功坚决抵制，并“不受爵”。
由于清朝实施“迁海令”，加紧围剿以郑成功为首的东南沿海抗清势力，使郑军在大陆的势利受阻，于是在永历１５年（清顺治１８年１６６１年）四月，郑成功除留部分兵力守护厦门、金门二地外，亲率大军二万五千人，乘船进军台湾，为收复祖国宝岛台湾，与荷兰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搏斗。次年二月，终于打败荷兰殖民者，使其画押投降，并狼狈地逃离了台湾。此后台湾完全由中国人统治、经营。不幸的是郑成功在收复台湾的第二年，即永历１６年（康熙元年，１６６２年）五月初八日，郑突然病逝，享年３９岁。
从郑成功起，经其子郑经，至其孙郑克塽于康熙２２年（１６８３年）归顺清朝，台湾最终回归大陆止，郑氏家族三代总共治理、经营台湾２３年对开发台湾作出了贡献。在此期间，郑氏政权继续与清朝对抗，他们不断争取外援，特别是向日本请求援军和物质帮助，同时积极发展海上贸易，用以维持庞大军费开支和发展台湾经济。
二、郑氏家族向日本请求军事援助
自从南明小朝廷建立伊始，自知自己力量薄弱，难与清军长期抗衡，为了迎击清军的进攻，重建、恢复大明江山，只有争取外援才能实现这一目的。为此，他们曾先后派出多人与日本、琉球、安南、暹罗（今泰国）取得联系，欲求他们派兵给予军事援助。例如，著名学者朱舜水从弘光元年（１６４５年）起，曾多次到日本、安南、交趾（以上两国即今越南）、暹罗等国活动，前后１５年，历尽艰辛，终未成功，最后于永历１３年（１６５９年）第７次到日本乞师未成后，决心不再回国，而定居日本水户，为传播中国儒学，以及增进、繁荣中日文化交流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并创建了日本的水户学派。
郑芝龙、郑成功父子一向从事海上贸易，他们不仅有一支强大的武装船队，并且控制着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和台湾到日本、琉球、吕宋（今菲律宾）、安南、暹罗等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往来。其中郑氏一家与日本关系最为密切，而日本在这些国家中力量最强，也最有可能援助他们，故他们曾多次派使臣到日本乞师争取军事援助。郑芝龙向日本乞师始于隆武元年（１６４５年），他曾派部下崔芝到日本乞援，但未得到日本响应。次年，他又派部下黄征明、康永宁带去自己的亲笔信件８封，请求日本派兵３０００人、铠甲２００领，并允许让其次子七左卫门回到中国故乡，可惜均未能实现。郑芝龙降清后，其子郑成功继续向日本求援，大概他先后曾５次派使臣郑彩（郑成功堂兄）、张光启等人，到日本乞师，但除了得到一些物资上的援助外，日本并未直接派兵援助。郑成功去世后，由其子郑经继承他未竟的事业，坚持抗清复明活动。他也如其父、祖一样，继续派使臣赴日本乞师，要求日本给予军事援助。康熙２年（１６６３年）郑经派遣蔡政、洪未舍等人带着《致长崎王殿下书》去长崎，取回郑氏家族在日本的存项，以供应军用。在此之后，郑经又先后于康熙６年（１６６７年）和康熙１３年（１６７４年）派人到日本乞师，但日本当局为了自己的利益都没有积极响应。郑经死后其子郑克塽由于在台湾掌权太短，估计没有来得及向日本乞师，就归顺了清朝。
三、郑氏家族与日本的海上贸易
海上贸易是维系郑氏集团的经济命脉，郑成功继承其父郑芝龙的贸易组织系统，并不断使其发展、扩充和完善。例如，他利用“五商十行”经营大陆沿海、台湾和海外（主要是日本）贸易。其中“五商”又分为“山路五商”和“海路五商”，即各为“金、木、水、火、土”和“仁、义、礼、智、信”五个商行。山路五商把从内地收购来的各种商品在厦门转交给海路五商，然后运销海外；外国货物进入内地则程序相反。“五商十行”不仅拥有雄厚的资本，而且还拥有庞大的商船队。后来郑氏一家所属的船队，以台湾为中转站，活跃于日本与东南亚各国，沟通着东亚及东南亚各国的商业往来，使其互通有无，其中主要是中国与日本的通商贸易占大宗。郑氏商船在日本受到了比荷兰商船要高的特殊照顾，例如他们可以自由贸易，归期可以酌量放宽等。日本当局对郑氏商船的友善态度，更促进了郑氏家族与日本贸易的繁荣与发展，以及彼此的亲密关系。同时郑氏家族也在贸易中，获得了丰厚的商业利润，从而保证了庞大的军费开支。再有，对日贸易也是郑氏政权打破清朝政府经济封锁，以及“迁界”政策的最好方法。
郑氏家族与日本进行贸易的大宗商品是生丝、砂糖、鹿角、鹿皮和药材等物。例如，仅据有记录的１７年间，郑氏商船运载到日本的生丝就达２６７.４万斤，占当时日本生丝进口总量的７６％。郑经统治台湾时期，海外贸易更加发展，当时台湾已成为沟通中国大陆与日本、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枢纽。以至西洋商人认为只要与台湾进行贸易，就如同与中国大陆、日本、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一样。
郑氏船队从日本运出的货物，除军需物质外，主要是金、银、铜等金属。此外，郑氏家族还有大量资金存放在日本长崎，这些钱大部分是贸易赢余。例如，垄断郑氏与日本贸易的郑泰一人寄存在长崎的白银就有７１万两之多。在郑经时代，郑氏商船平均每年有５０艘赴日本长崎进行贸易，获利颇丰。一直到郑克塽降清后，他还建议康熙皇帝发展对日贸易，以获取巨额利润，增加国库收入。于是康熙皇帝在康熙２４年（１６８５年），命令福州武官江君开和厦门文官梁尔寿率领官船１３艘，装载着台湾出产的砂糖到日本进行贸易。从此以后，清朝的官私商船不断驶往日本长崎进行贸易，进一步发展了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和民间往来。
正因为郑成功与日本在血缘、*、经济和文化方面有着千丝万缕联系，所以三百多年来，他的名字一直在日本广为流传着。日本的文学家、戏剧家从江户时期开始，就创作了一系列文艺作品，赞颂郑成功。例如，日本著名诗人梁川星岩与四方赤良都专门作诗纪念他；近松门左卫门写了木偶净琉璃戏《国姓爷合战》，日本近现代的作家们也创作了一系列文学作品；如，中山光义的《国姓爷合战》、饭泽匡的《国姓爷合战》，以及上田微古馆的《郑成功的盔甲》等，在日本出版界开创了一门“国姓爷文学”，受到了日本人的青睐，经久不息。
（资料来源：冯佐哲据其《羊城晚报》2003年8月27日发表的《郑成功和他的母亲》修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