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要〕公羊学派的“大一统”理论认为，“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尊尊”既是伦理概念，也是*概念。当王室衰落，是“中国”而有“夷狄”行，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则“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身为“夷狄”的满族贵族在明末入主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而洪承畴则顺应了这一趋势。他在清统一中国的过程中有值得肯定的方面。
如所周知，“大一统”思想和“华夏文明”，数千年来一直浸润着中国人民的思想感情，这是一种巨大的向心力，促使人们具有无比的自豪感和自信心，成为全体中国人不断前进的精神力量。
“大一统”思想，要求人们统一于华夏，统一于“中国”。然而，这“华夏”与“中国”却不能简单地理解为大民族主义，而是多民族间的融合体。
诚然，华夏族是中华民族的最重要的集团，华夏文明的代表，但正如当代历史学宗师杨向奎先生所说，华夏族“开始就是一个多民族的复合体，炎、黄、夏、周外，东夷集团，尤尤其是虞与殷、商，在构成华夏族中起了骨干作用，虞、夏、商、周四代构成了华夏族，孕育着灿烂的华夏文明”。虞、夏、殷、周中，虞殷代表了东夷集团，夏周代表了夏族集团。（杨向奎：《大一统与儒家思想》，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9年版，第2页。）夷、夏两系也不是各自封闭、孤立的系统，而是两相交往，互相渗透，并逐渐融合为一体。
在华夏文明的发展过程中，其自身逐渐形成了一个“完整的历史哲学体系，主要表现在公羊学派的理论上”。（杨向奎口述、李尚英整理：《杨向奎学述》，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08页。）本文在写作过程中，吸取了杨向老的许多观点，于此特作说明。
公羊学派产生的时代应为战国晚年的乱世，它实际上是继承孟、荀两家学说而有所发展的，孟荀两家学说虽然与孔子不同，但同倡一统。在夷夏问题上，孟子的理论也为公羊学派可变体系的建立打下了基础。孟子虽然还不承认夏可变为夷，但提出“用夏变夷”，即夷可变为夏；荀子更多地谈论“一天下”。公羊学派正是发展了“一天下”的说法，而倡“大一统”。其具体学说也正如杨向老所说：
我始终认为，在《公羊》中的“中国”、“夏”与“夷狄”，不是狭隘的种族概念，它定义于*与文化的水平，夷狄可进为“中国”，“华夏”可退为“夷狄”，所以在《公羊》中多处称许“夷狄”，贬“中国”者亦有多处。（《杨向奎学述》第112页。）
杨向老在论及东汉经学家何休为前期公羊学派作总结时，更进一步指出：“中国”、“夷狄”之别在乎“尊尊”，“尊尊”是伦理概念，也是*概念。时(按指东汉末年)王室已乱，而左右上下莫能正，败坏无行，是“中国”而有“夷狄”行，亦新夷狄也，夷狄不能主中国，是“中国”不能主中国。反之，如“夷狄”能匡王室而尊尊，“夷狄”亦新中国，中国当然可以入主中国。这是《公羊》之最胜义，而何休发挥得当。……这种理论对于维护中国之一统，以及民族间的团结与融合都起了无比的作用。（《杨向奎学述》第113页。）
按照公羊学派的这一理论，我们就不难理解清廷入主中国这样的重大历史事件了。我们知道，长久以来居住在今松花江南北及黑龙江一带的女真族(满族的前身)，其先民肃慎氏早在西周初年即向周王“贡矢石，其长有咫”，（《国语》卷五，《鲁语》）成为中华民族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只因其居关外荒僻之地，而被中原的封建皇朝视为“夷狄”。
明思宗崇祯帝统治时期，外有西方殖民主义者的觊觎，而内部社会形成了一个急骤动荡不安、四分五裂的局面。当时，广袤的中国大地上出现了三股*势力：明朝中央政权、农民起义军(主要是李自成和张献忠两部)、满族贵族建立的后金政权(崇祯九年即1636年，皇太极改国号为“大清”，自立为帝)。显然，这三股势力，不论哪一方，只要能结束明末以来的严重内乱，而统一全国，都是符合人民的意愿，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抵御外来势力的入侵，有利于维护大一统和祖国领土的完整，因此都应予以肯定。那么，这三股势力，谁能担此重任呢?
“明亡于神宗”，这已是不争的历史事实。崇祯帝即位后，从父祖和兄长(即明神宗、光宗、熹宗)手中接过来的是一个危机四伏、行将倾覆和灭亡的烂摊子：朝廷腐败已极，内部党争激烈；太监之受重用，加深了朝廷与各级官吏、领兵将领的矛盾；文臣武将贪污贿赂公行；赋役加派严重，土地兼并更趋激烈，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百姓怨声载道。显然，靠这样一个即将灭亡的封建朝廷是不可能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的。
由李自成和张献忠领导的两支农民起义军，虽然反映了农民的要求和愿望，但他们不是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这一自身因素加之两支起义军内部矛盾重重，企图互相吞并，都决定了他们也不能担此统一大业的重任。
后金—清政权，在皇太极的领导下，仰仗八旗制度为清军的崛起所奠定的社会基础，又积极吸取汉族先进的*、经济、文化制度，社会经济日趋繁荣，军事实力比明廷、农民起义军均为强盛，加之皇太极求贤若渴，礼贤下士，又具有较高的军事指挥才能，满族贵族内部上下协调，步调一致。所有这些，都使后金—清政权处于蓬勃向上的发展阶段。历史事实充分证明，明清之际的三股势力中，只有被称为“夷狄”之类的清政权才能“匡王室而尊尊”，即担当统一中国的大任，这也符合公羊学派的大一统学说。清世宗在批判明末思想家吕留良“华夷之辨”的理论时指出：“在逆贼(按指吕留良等人)等之意，徒谓本朝以满洲之君，入为中国之主，妄生此疆彼界之私，遂故为讪谤讥之说耳。……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扩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大义觉迷录》卷一，见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编《清史资料》第4辑第4、5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世宗的看法是有道理的，也为其后的事实所证明。
由上所述，可知洪承畴于崇祯十五年(清崇德七年，1642年)松山战役兵败被俘后降清之举，正是顺应了历史发展趋势，是“良禽择木而居，良臣择主而事”的具体表现。下面，我们再从洪承畴降清前后的思想和活动，作进一步的阐述。
据说，洪承畴年少时，一次与学馆教书先生洪启胤对对联，他以砚台做答随口说出：“黑砚台，砚台黑，为官铁骨叮当当包黑。”（王宏志：《洪承畴传》，红旗出版社1991年版，第5页。）短短的十五个字，表明了他自幼憎恶贪官污吏、欲作清廉有为之人的不凡报负。降清之前，洪承畴对明廷可谓忠贞不贰，效尽犬马之劳。崇祯十一年(1638年)，他奉命“专督关中”，残酷镇压农民起义军，俘获闯王高迎祥，将李自成打得“大败，以十八骑走商洛。关中贼略尽”。（《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然而却因权臣杨嗣昌的一纸“屡战无功，有纵敌之罪”的诬告信，被崇祯帝削去兵部尚书之职，改赴辽东，主持抗清事宜。明清两军松山之战时，洪承畴等“竭力死守，如士兵每日食米一碗，督抚镇亦每日食米一碗”，洪为此连续上疏十八道，“惟望大兵(按指明军)速至，以救倒悬”。（分见《明清史料》乙编，第四本，《兵部题御前发下原任宁夏镇标参谋官汪镇东奏稿》；计六奇：《明季北略》卷十八，《洪承畴降大清》。）不料，这些求救书均为监军、太监高起潜私自扣下，导致援军始终没有到来，洪承畴等人兵败被擒。这些事，在洪承畴的头脑里一定是打上了深深的烙印，挥之不去。所以当洪被生擒后，皇太极亲自出马，问寒问暖：“上(按指皇太极)自监视，解所御貂裘衣之，曰：‘先生得无寒乎?’承畴瞠视久，叹曰：‘真命世之主也!’乃叩头请降。”（《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这里的“瞠视久”和“叹”四个字，充分显露了洪承畴当时的矛盾心情和激烈的思想斗争。此时此刻，他必定会联系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也必定会把崇祯帝的刚愎自用、猜忌心重、动辄屠戮臣僚的性格与作法与皇太极的以诚待人、礼贤下士的品质作出比较，从而说出“真命世之主”的话。洪承畴降清后，与皇太极在朝廷上有一番对话：“上语承畴曰：‘朕观尔明主，宗室被俘，置若罔闻。将帅力战被获，或力屈而降，必诛其妻子，否亦没为奴。此旧制乎，抑新制乎?’承畴对曰：‘旧无此制。迩日诸朝臣各陈所见以闻于上，始若此尔。’”(《清史稿》卷二三七，《洪承畴传》)从洪承畴的回答话语，可以看出他对崇祯帝滥杀臣僚的作法是不满的。可见，洪承畴的降清是经过慎重思考、顺应时代的要求的。
洪承畴降清后，终皇太极之世，并未受到重用。世祖顺治帝即位后，他才先后受到摄政王多尔衮、顺治帝的重用。清代著名史学家赵翼这样评价洪承畴：“(洪)出经略江苏诸省，逋寇以次削平，后再出经略楚、粤、滇、黔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赵翼：《曝杂记》卷二，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9页。）这一评语没有夸张，事实的确如此。从顺治二年(1645年)至十五年的十余年间，洪承畴身膺重命，摧毁了腐朽已极的南明福王、唐王、鲁王、永历诸王朝，消灭了残明势力，击败了农民军的联明抗清。他指挥的清军，所到之处，注意“招徕抚辑”，使饱受战乱之苦的农民和下层群众稍得复苏，“民情安悦”；（《清史列传》卷七十八，《洪承畴传》。）对边疆少数民族实施“因俗而治”、“用安远人”的“一劳永逸之计”；（《明清史料》甲编，第六本，《经略洪承畴揭帖》。）洪承畴在顺治帝亲政前后，多次上疏强调，远古帝王奠安天下，必以修德勤学为首务，为此希望顺治帝学习汉文，熟读六经，如能“朝夕进讲，则圣德日进，而治化益光矣”。（《清世祖实录》卷十五，顺治二年三月乙未）。顺治帝亲政后，接受了洪承畴等人的建议，刻苦习学汉文，并认真地吸取汉族皇帝的丰富的统治经验。在顺治帝的带动下，整个统治集团加速了尊孔崇儒、习学汉文化的进程，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所有这些，有利于减少社会经济的破坏，减轻农民的负担，缓和阶级矛盾，同时对于清初统治者的锐意图治，迅速促进满汉与边疆少数民族的融合，对于促进清朝一统局面的迅速到来，均有裨益。这也是洪承畴一生的重要功绩和重大贡献，是应该而且必须予以充分肯定的。
后金—清政权，自努尔哈赤、皇太极到顺治、康熙帝，从满族贵族入主中原和稳定社会秩序、安邦定国的需要，任用了许多汉族降臣、降将，他们对清廷一统局面的形成和发展，起了难以替代的作用，因而屡屡受到最高统治者的赞扬和褒奖。如洪承畴被顺治帝誉为“久任岩疆，劳绩茂著”，（《清世祖实录》卷一二九，顺治十六年十月庚戌。）并得到许诺：“功成之日，优加爵赏”。（《清世祖实录》卷七十五，顺治十年五月庚寅。）洪承畴死后，康熙帝令内院撰写的《洪承畴碑文》赞扬他“夙夜宣劳，恪供厥职”，“克襄王事，屡建功绩”。（转引自王宏志《洪承畴传》第335页。）殊不料，乾隆中期，乾隆帝出于加强封建统治、宣扬“忠君”思想的需要，下令撰修《贰臣传》，指斥洪承畴等降清汉官、汉将为“大节有亏之人”，声称不能因为他们生前为清廷建有勋绩、死后尚有后人予以原谅。
由此可见，我们今天评价洪承畴，应该站在整个中华民族和大一统的立场上，充分肯定其顺应历史潮流和为一统局面的形成所采取的行动、所作的贡献；而不应该站在大民族主义的立场上，更没有必要跟在乾隆帝的后面，大骂其“大节有亏”，是“贰臣”，我们今天肯定洪承畴，并非说他一生无瑕，而是有批判的(例如他镇压人民群众和正义感的士大夫)；肯定洪承畴，并非否定历史上的岳飞、文天祥、史可法、郑成功等民族英雄(他们的民族英雄的历史地位是不能撼动的)，他们对旧皇朝虽有“愚忠”的一面，但行动上却是反对民族压迫和屠戮，具有正义性，同时也符合当时广大人民的利益。
（资料来源：中华文史网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