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封建社会自然灾害频繁，清代亦然，而且由于导致灾害的各种诱因经历朝的积累，如植被破坏、水土流失、河道淤塞、江湖垦植等等，加之吏治败坏等人为的原因，使得清代的水旱灾害等频仍出现，造成巨大损失，并由此引发系列社会问题，直接威胁了清王朝统治根基的稳固。为扭转被动局面，清政府相应采取许多措施，调动全国力量与之斗争，以期有所补救，我们称之为“荒政”。关于清代荒政的利弊得失，非常值得后人总结。style="mso-bidi-font-weight: normal"一
对于灾荒，清政府制定了一套非常严密的制度，并照章办事，“一曰备侵；二曰除孽；三曰救荒；四曰发赈；五曰减粜；六曰出贷；七曰蠲赋；八曰缓征；九曰通常；十曰劝输；十有一曰兴工筑；十有二曰集流亡”。按其救灾的基本程序，可以做如下分类：
报灾。“凡地方有灾者，必速以闻”[1]，报灾是政府统筹规划的原始依据，也是政府救灾的第一步。在当时的交通条件下，信息传递的速度无疑最重要，有鉴于此，顺治十年（1653年），政府规定，报灾“夏灾不出六月，秋灾不出九月”；在报灾情的同时，地方官还要“差官履亩踏勘，将被灾分数详造册结题，照分数蠲免”。这些工作须在1个月内完成，否则各级官员都要分别遭罚俸、降级或革职的处分。顺治十七年又规定，各级官员以下属的报灾日期为限，逾期在一个月内的罚俸六个月，逾月降一级，逾两月降两级，逾三月则革职。经康熙朝的变化，最后到雍正六年(1728年)，固定为州县官员报灾限期40天，上级接到奏报后限5日内上报。应该说，这样的日期限定是比较合理的，它既避免了因报灾期过短，地方官害怕愆期而匿灾不报；又防止了因报灾期过长，无法即时派人核实勘灾。
勘灾。勘灾指确定灾情等级，它的确立也有一个发展过程。清初定制，歉收地方“五分以下不成灾”，但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政府能够拿出更多的资金进行救济，于是便扩大报灾范围，乾隆三年(1738年)五月，乾隆帝下谕，“嗣后著将被灾五分之处，亦准报灾”[2]。
勘灾之前，州县官员先让百姓自报姓名、受灾田亩、受灾情况及所处位置，经核对后作为勘灾底册，交勘灾人员核查。起初，勘灾以州县为单位，但易发生遗漏或扩大化，“有一县俱不成灾而某村某庄成灾十分者，有一县俱成灾而某村某庄全不成灾者”，有鉴于此，到乾隆二十二年，侍郎裘曰修奏请赈灾“唯通行以村庄为率”[3]，得到批准。不过由于勘灾点变小，一旦灾害波及面扩大，在短期内难以勘完时，就要由皇帝特批延长勘灾期限了。
勘灾之后，州县官员将勘灾所得的结果汇总造册，按水灾用青色、旱灾用红色的格式，注明受灾的村庄及灾情上报。勘灾人员可委派，也有亲自前往的。乾隆二十五年，湖南巡抚冯钤汇报了他的勘灾过程：他于十一月初四日自省起程，前往各地查察赈务，“一路挨顺查看，先由衡州府属之耒阳，次常宁，又次由永州府属之新田、宁远、零陵、东安、祁阳应赈七处，谨逐一亲历查察体访。”他担心地方官有粉饰情况，又临时派清泉知县江恂、衡阳县丞石文成各分一路，“自将耒阳县界起，挨乡抽查，切询民情，直至穿过祁阳县界而止”[4]。勘灾时各级官员都要随时报告灾情，而户部在收到灾情报告后，也要派员复勘，彼此监督，因而大体上，官员们的奏报，是比较符合实际情况的。
勘灾是蠲免的依据，而赈济还须“审户”，即审核灾民户口，划分极贫(朝不保夕者)、次贫(暂可支撑者)等级别。因尺度难于掌握，到乾隆七年，清政府规定，山西、湖广、贵州不分极贫、次贫；山东、陕西只分极贫、次贫；江南、浙江原分极贫、次贫、又次贫，“其又次贫宜从删省”。审户之人，要发赈票；赈票共两联，一联发给灾民，一联备底。灾民凭此票证，即可到赈灾处领赈米、赈银。
“救荒之道，以速为贵，倘赈济稍缓，迟误时日，则流离死伤者必多，虽有赈贷，亦无济矣”[5]，速度是救荒的关键，但也不能因此而放弃实效。为防止舞弊，每次放赈之前，官员都要亲临现场，对灾民进行随机抽样，而灾民每领一次赈济，赈票上都加盖戳记。全部赈济结束后，赈票就由官府收回销毁。在了解灾情后，蠲免、赈济和工赈就成为清政府救灾的最主要措施。蠲免是国家将应向人民征收的赋税减少以至免除，它可分为灾荒蠲免、拖欠蠲免、普行蠲免等种类，其中以灾蠲为最重要。灾蠲始于顺治初年，初无定制，“凡被荒之地，或全免，或免半，或免十分之三，以被灾之轻重，定额数之多寡”；至顺治十年十月，因江南地方旱灾，“被灾八分以上者，免十之三；七分以下者，免十之二；四分，免十之一”[6]。康熙年间，因政府开支巨大，取消四五分灾情的蠲免，重新定为“歉荒至十分者，止免三分；八九分者，免二分；六七分者，免一分”。到雍正朝，随着社会经济的全面好转，政府又提高蠲免比例，雍正六年规定“其被灾十分者，著免七分；九分者，著免六分；八分者，著免四分；七分者，著免二分；六分者，著免一分”[7]。乾隆时则规定被灾五分，也可“蠲免钱粮十分之一”[8]。
蠲免须征得皇帝批准，并在受蠲免之地张榜公布。如蠲旨未到而钱粮已征，可抵作下年赋税；如地方官朦混隐匿，“一概混比侵吞”；如地方官吏降低蠲免比例，“以违旨侵欺论罪”；如上司不行稽查，则“照徇庇例议处”，可见处罚是相当重的。
清代曾有过多次大型的蠲免，仅如《清史稿·食货志六》所载，即有康熙年间陕西拨银500万；乾隆七年间江皖拨银738万，拨米92万石；十八年高邮拨银400万，拨米11万石；嘉庆初山东等地赈银300万；六年直隶赈银100万，米60万石；十九年，赈江皖等地银200余万；道光十一年，江苏赈银100万，数目都相当可观。
赈济则是将银、米直接发给灾民，以帮助他们维持生命，度过难关。清朝前期，大规模的赈济灾民，所给赈米、赈银及赈期长短，没有统一规定，均视灾情轻重而定。直到乾隆四年，清政府才正式规定，除盛京等地可稍微多给外，所有直省灾民，凡大口(16岁以上者)，日给米5合，小口(以能走路者为限)半之；如米不足则银米兼给。赈期则在乾隆七年得到规定，包括“正赈”(所有受灾人等，概赈一个月)、“大赈”(按灾等各自延长若干月)、“展赈”(大赈结束后临时加赈)和“抽赈”(择应赈者赈之)。至于其它临时性的延期或变通，也时有发生，如乾隆四十七年，江苏的丰、沛等县及山东济南等府受重灾，乾隆帝下令，“常予赈恤，不必论月，灾退后始行停止”[9]。
除发米发银外，还有煮粥赈济。清代煮赈仍以设厂为主，领粥给签，男女分别排队，逐一领取。当时京城每年从十月初一至次年三月二十日，例开五城煮赈。地方省份亦有，是为那些流浪的灾民而准备。如嘉庆十年（1805年），浙江硖川遇灾煮赈，有人这样描述当时的粥赈情形，“每厂皆延诚实绅士委以钱谷煮赈之事，官吏不涉手，惟钩算弹压…佛寺大芦蓬，无雨淋日炙之苦…有疾者给以药，老病废疾者别有厂，妇女有厕逢…粥浓厚皆遵予令，以立箸不倒、裹巾不渗为度”[10]。
工赈也是经常施行的赈济方式，是指在灾年由官府出资兴办工程，日给银米，以招募灾民。工赈所办工程，多与水利相关，具有积极的救济性质，且为将来的生产做准备，有人说它“盖以一时之补救，而开万世之乐利也”。通常，清政府会考虑到百姓疾苦，尽量让工赈落到实处，比如规定，“向例每逢闲月，听贫民尽数到工执役；若农忙之时，即有紧要工程，大率三丁抽一，其余任其耕种”[11]。
如发生房屋倒塌，或造*员伤亡，清政府也会酌情赈济。乾隆曾说，“其房屋坍塌者，即速给价修葺，毋令久处苫舍，致滋疾病，以慰朕怀保小民至意”[12]。起初，清政府对抚恤并无定制，只是命各省自行规定，等到了乾隆四十一年，才将各省的抚恤标准大致统一：坍塌房屋者，每间瓦房给修费一两五钱左右，草房八钱左右，死伤人口每大口银一两左右，小口五钱左右。勘灾赈济时，考虑到情况紧急，地方官恐人手不够，又怕有欺瞒之事，故中央通常会委派一些官员，以“督办”、“协办”的名义前去，加以钦差衔，就全权处理；如与督抚同级，便“会同该督抚”共同主持；低于督抚，则只行使监督权。他们都要将赈务过程上报，皇帝也时不时派心腹暗中调查，以备不实。
下面，试以嘉庆二十四年八月，永定河泛滥，顺天府之大兴、宛平两处遇水灾，清政府围绕此件事而展开的各项工作，来说明遇到灾害后，他们是如何运作的[13]。
七月下旬，嘉庆帝接到两县遭水灾的奏报，即命顺天府尹汪如渊前去查勘。八月三日，兼管顺天府尹的刘環之上奏，因水势过猛，勘察人员虽“屡经雇募善识水性之人凫水探报”，亦未能确知消息，为备万一，在继续想办法勘灾的同时，他即命此两县县令“先行多备馍饼口粮赍往，分探水围村庄有不能糊口者，随时分散”[14]。
第二天，刘環之收到嘉庆帝的上谕，要他“分投确查，勿隐勿漏，各按成灾分数，将应行赈恤事宜会同迅速具奏”，当即回奏，已加紧勘灾，并在筹划设立粥厂之事，他同时还请求中央拨银米以资赈济[15]。六日，直隶总督方受畴与刘環之合奏，表明已开始办理煮赈事宜，“有仓谷者，饬令动碾仓谷；无仓谷者，由藩司补给银两，买米煮赈；接至十月散放大赈为止”，如大水阻隔而无法领赈，“或给馍饼，或给钱文，用小船笸箩装载，委员前往散放”[16]。
七日，嘉庆帝派往督办赈务的左副都御史韩鼎晋奏报，已将部分灾民移出水区，但考虑到每日赈济难免不周，恳请“照现在每日散给之例，总给一二月口粮”[17]。此日，刘環之收到嘉庆帝斥责他对救灾措施“并未详悉奏明，又涉因循疲玩”的上谕后，解释说已统计出受灾村庄190处，已动用粟米300多石，并仍请拨粟米1200石，拨银3000两[18]。
考虑到此次受灾的共有固安、永清等八州县，为防止措手不及，嘉庆帝命仓场侍郎那彦成截漕米20万石，以赈灾民。十一日，韩鼎晋奏称，从顺天府库领出1万两赈银，预计至十五日，仅会用去600两，剩余颇多[19]。同日，方受畴已大略统计出，此次八州县水灾大约需银20万两，藩库所存已够用；惟赈米一项，天津等处储备仅8万石，还需10万石[20]。
二十四日，也是前来督办赈务的大理寺卿润德奏报，粥厂已从十六日开放，但因水势太大，老幼病残及妇女多无法前来。由于不能遍搭浮桥，他已命地保通知百姓，每户可由一人持门牌领米，无门牌者只给粥而不发米[21]。二十七日，那彦成奏报，已遵旨“截留北仓20万石，咨明方受畴届时差官取”[22]。九月十六日，刘環之请续拨粥米200石；九月二十五日，他又奏报勘灾情部，“按两县所报，分数极次核算，约需全米12000千石，应以米三银七搭放”[23]。
十二月二十日，户部右侍郎王鼎上奏此次救灾的报销清单，共计赈米4797石，赈银10780两，“均照例开报”；所用办工银4475两，“俟户部核覆准销后”，在直隶的藩库内拨给[24]。至此，整个赈济活动结束。
从以上的论述中，我们不难发现，在此次勘灾赈济活动中，上至最高统治者嘉庆帝，下至地保一级的民间人员，全都被调动起来，参与赈灾。由此可见，清政府对于灾民的救济，是极为重视的。
二
灾后的重建，亦是清政府的重要任务。这里所说的“重建”，是指由政府出面出资，组织灾民抢种抢收，或提供有利保证，为下一轮农作物的生长创造条件，以便将灾害造成的损失降到最低限度。通常，政府会向百姓提供口粮、种籽和耕牛，其来源主要是常平、社仓以及截漕或拨库银。起初灾年贷米还需加息，到乾隆二年时已规定，“若值歉收之年，国家方赈恤之不遑，非平时贷谷者定制可比，若还仓时止应完纳正谷，不应令其加息，特此永著为例”[25]，以后又规定夏贷秋后归仓，秋贷麦熟后归仓，使得借贷得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除给百姓贷款，政府还会想办法推广一些经济作物。乾隆五十年六月，福建等地久旱，本想赶种晚稻，但因土质松软，“雨泽一少，即与播种无益”，于是政府大力推广红薯。为此，乾隆帝特派大臣富勒从河南“即将番薯藤种多行采取，并开明如何栽种浇灌之法，由驿路快传至福建，转饬被旱各属，晓谕民人，依法栽种”[26]，并将《甘薯录》一书刊刻遍发。诸如此类的事情，还有在江、浙、川、黔、鲁、湘、陕等地推广种蚕桑，在、甘、鲁、江、黔、陕等地推广棉纺织，以及在河湖较多的地区推广种树、养鱼等等，其目的无非是从各方面缓解因灾害而带来的破坏和损失。
处理农民与地主的关系，是封建国家机器政务的主要职能。水旱灾害期间，如果地主乘机勒索，往往会造成百姓的流离失所；而如果地主能协助政府对灾民抚恤，政府的救灾压力也会减轻很多，因此清政府很注意处理这两者的关系。为维护封建土地所有制国家的统治基础，清政府不可能严重损害地主利益，强迫他们分田分地给佃户，但又不能不顾及贫民的死活，于是他们就在地租和蠲免上做文章，在尽可能的范围内，让地主自愿分拨一点实惠给佃户。而一旦出现地主对佃户减租免租之类的事，皇帝们也通常会表示积极的肯定，如“闾阎仁让之风，朕实嘉悦”之类。康熙四十九年，清政府规定，蠲免钱粮，地主与佃户“必均平无偏，乃为有益”，因而“嗣后凡遇豁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永著为例”[27]。雍正帝则从儒家伦理的角度，企图激发地主天良，“周礼以乡三物教万民，有曰孝友睦渊任恤，可知公财行惠，任恤之义，与孝友而并重也”，他还说，如果地主对贫民剥削过重，一遇荒歉，“贫民肆行抢夺”，富人受损，穷人也受制裁，双方受害，因而呼吁地主对佃户“宜平情通融，切勿坐视其苦，而不为之援手”[28]。
可以想见，在大多数情况下，地主们不顾农民死活，照旧收租的居多，有时他们还会乘人之危，发放高利贷，谋取暴利。乾隆五十一年，河南水旱相侵，民不聊生，山西地主“闻风赴豫，举放得利债”，以低廉的价格来抵押和收购百姓的土地。由于牵涉面太大，为维护社会安定，乾隆帝只得下令，规定抵押品“勒限听原主收赎”。而从五月份发布上谕，到八月份为止，河南已赎回的土地即有30.05万亩，可见当时风气之盛。
对于性质恶劣的不法地主，清政府也只能尽量加以打击，以笼络人心。乾隆五十一年，湖北孝感等地大水，贫民刘务孝等人向地主借贷米谷不成，遂发生搬抢事情，恶霸生员梅调元害怕自家遭抢，便纠集地主武装，将抢粮的贫民23人，全部绑缚活埋，“尸身多有欧缚伤痕，尸骨俱有闷蒸血晕”，*手段之残暴，令人发指。同时，为逃避官府追究，他们还故意造伪证，诬说刘务孝等人曾歃血结盟、图谋不轨。此事颇经周折，最后为乾隆帝所知，得以真相大白，梅调元等人被“绑赴市曹，分别凌迟、斩决、戮尸，以昭炯戒”[29]。
有时这种打击还会落到皇亲国戚头上。如嘉庆年间，礼亲王昭槤指使手下人强行加租，对于不从的佃户，“抢割庄稼，折毁房屋”，又将其圈禁，用磁片划伤他们的“脊背百余道，至于流血昏晕”[30]，事发后，昭槤被革除王爵，圈禁三年。
在通常情况下，天灾人祸的两方面夹击，百姓难以承受。一旦政府处理不及时，他们就只能流离失所，飘落异乡。乾隆皇帝也承认，“今朕省方问俗，亲见民情风土，岁偶不登，闾阎即无所恃，南直江淮，北出口外”[31]。流民聚集，便易滋生事端，有鉴于此，清代把对流民的安辑，视为安定社会、保持政权稳定的重要条件，而这正是清代荒政的一个重要方面。
对流民的安辑，可以分为几个阶段。
其一、传谕地方督抚，让各州县为流浪的灾民赈给口粮和煮粥，并为之搭棚造舍；如有富户愿意收养的，即可由“地方官酌量轻重，赏给花红旗匾”。
其二、开春之后，将安顿收养的流民遣送回藉，使之不误春耕。为保证流民的利益，地方官要按回乡路程的远近或返回天数，发给盘缠；途中患病者，则由地方官留养医治。不过，由于流民成份复杂，考虑到这种做法容易刺激流民轻去其乡，有时还会发生“遇灾留一二人在家领赈，余又潜往邻境。俗谓在家领赈为大粮，在外留养为小粮，沿途资送为行粮，至有一家领三粮者”[32]的事情，所以这种办法在嘉庆中期以后，便不再施行。
其三，移民。出于策略考虑，清政府在某些地区、某些时间内，也曾有效地组织过大规模的移民。比如对东北，顺治十一年，顺治帝下诏，“饥民有愿赴辽东就食耕种者，山海关章京不得拦阻，所在章京及府、州、县官，随民愿住处所，拨与田地，酌给种粮，安插抚养”[33]。对流民的管理，清政府在乾隆六年议定，愿在当地入藉的，“准其保结，给照编入”；不愿入藉，又不能马上回原藉者，“暂作另户编甲，陆续给照回藉”；对于老弱病残者，则“添设孤贫口粮安插”[34]。
清政府对于流民的前往大西北则是招徕有加，特别是在新疆一地，尤为重视。乾隆帝认为，“招募民人前往新疆耕种一事，实为内地贫民久长生计”。为吸引流民，他主张“总须令其自知新疆一带有自然美利，到彼耕作，即可共享丰饶”。他还想到，招募如由官办，百姓必生疑虑，“此时筹办之始，止可询问贫民，有愿赴新疆垦种而力量不给者，官为资送，不露强迫情形；向后愿往者多，可不烦资助”[35]。同样，从内地流入此地的灾民，即使稍遇灾害，政府亦竭力抚恤，以增加对其他流民的吸引力。
大量移民的出现，缓解了流出地百姓的人口压力，也为流入地提供了大量的富裕劳动力。在正常情况下，流入地的田地剩余较多而人口相对缺乏，流民的进入，为开发这些地区的生产，提高当地的社会生活水平，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清初，四川一带户口凋残，“孓遗者百无一二，耕种皆三江、湖广流寓之人”。雍正以后，“因逃荒而至者益众”，“湖广填四川”的浪潮，最后使土著反被移民超过，四川也逐渐成为我国人口最多最密集的省份之一。因人口的大量涌入，康雍时期，四川荒芜的土地已全部得到开垦；乾嘉以后，更是进入拓殖山丘、修筑梯田、变旱地为水田的阶段，“楚粤侨居之人善于开田，就山场斜势挖开一二丈三四丈，将挖出之土填补低处作畦，层垒而上，绿塍横于山腰，望之若带”[36]。通过他们的辛勤劳动，使得这些地方克服了山区塘堰灌溉能力的不足，适应了农业生产的需要，当地经济也得到较快发展。
又如陕西的秦巴山地，由于山区地势的原因，溪水易涸易涨，容易遭到干旱洪涝的侵袭。虽然地理条件并不理想，但流入此地的人也不少。乾隆四十三年，陕西巡抚毕沅上奏说，“两湖偶被灾侵，小民流徙，络绎前来…男妇不下十余万”[37]。流民们因地制宜，采用多种形式和修造多种设施来利用水资源，“用南方渠堰之法以收水利，稻田数万，军糈之资不劳外境”[38]，推动了社会的发展。
当然，清政府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对许多地方的流民采取了种种限制的措施。这种对对流民的限制，无非有两个目的，其一是为了方便对流入地的管理，而这些地方通常又不易管理。其二，是为了不让流民现象在全国造成普遍之势，形成百姓“轻去其乡”的有违封建统治秩序的行动。东北、台湾等地的情况，均是如此。这种限制，损害了因人口自然流动而对社会经济的合理调节作用。
余论
任何行为一旦实施，就必然会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留下它自己或好或坏的印迹。清政府对荒政用力极深，显然是出于维护自身统治的需要。但如果撇开这一因素，而从更大的范围内，考虑这一行为对当时社会造成的影响，以及社会对它的反作用，我们就不难发现，清政府通过系列努力，制定的一套极其完备的抗灾赈灾体系，为加速经济恢复，促进社会再生产，做出了重要贡献。有清一代，与荒政相关的各项开支之浩繁巨大，机构细密周详，规章之有条不紊，都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可以说，清代的荒政是历代封建王朝荒政的集大成者，它确实发挥了很好的经济功能和社会功能。
根据《清实录》的有关数据，我们可以对清代的有关蠲情况及赈灾情况制出如下图表：
从表中，我们可以发现以下结论：其一，清政府对于水旱灾害的蠲免和赈济工作，的确花了大力气，其蠲免和赈济和州县，不论是从总量上看，还是从年均数上看，都相当大。其二，清代的救灾能力与国力紧密相关。从图表中可以清晰看出，不论是灾蠲州县，还是灾赈州县，均以乾隆朝为顶峰，可见财政状况的好坏，直接关系到灾蠲及灾赈的面积和国家拨款的规模。清前期，政府有能力“叠次普免天下钱粮，其因偏灾而颁蠲免之诏，不能悉举”，到嘉庆时，因财力有限，“无普免而多灾蠲，有一灾而免数省者，有一灾而免数年者”[39]。愈到后期，清政府便只能愈来愈依靠捐纳来救济百姓，捐款名目也日益繁多，并导致吏治的进一步恶化。
对于灾蠲和灾赈的具体银两数目，有人做过估计，“灾蠲一州县，约免银8千两，年平均灾免银约60余万两，196年总计约1亿2千余万两”；对于赈济用银，则推测为“每州县的赈济用银约近4万两，年平均支出二百二三十万两”，“清代196年救荒用银约为4.5亿两左右”[40]，笔者以为，这样的估计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总之，清政府的荒政制度具有集历代成果之大成的特点，而又有许多创新，它为清代社会生产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而生产力的发展，又为进一步有效的抵御灾荒提供了基础。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一个，也是水平最高的盛世“康乾盛世”在清代中前期的到来，绝非偶然；而随着吏治的日趋腐败，荒政渐废，不仅加深了百姓的苦难，破坏了社会再生产，而且也加重了国家的财政负担。可以说，清朝的国力，决定荒政；清代荒政，亦反映清朝国力。
[1] 嘉庆《大清会典事例》卷270，《户部》119，《蠲恤》，《救灾》。
[2]《清高宗实录》卷68，乾隆三年五月丙寅。
[3]《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初二日，侍郎裘曰修折。
[4]《朱批奏折》，乾隆二十五年十二月初四日，湖南巡抚冯钤折。
[5]《清圣祖实录》卷121，康熙二十四年七月癸酉。
[6]《清世祖实录》卷79，顺治十年十一月丙辰。
[7]《清世宗实录》卷67，雍正六年三月癸丑。
[8]《清高宗实录》卷68，乾隆三年五月丙寅。
[9]《清朝文献通考》卷46，《国用》8。
[10] 阮元：《硖川煮赈图后跋》，《清经世文编》卷42，《户政十七》。
[11]《清高宗实录》卷123，乾隆五年七月戊子。
[12]《清高宗实录》卷542，乾隆二十二年七月庚子。
[13]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嘉庆二十四年京畿赈灾史料》，《历史档案》，1996年第2期。
[14]《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初三日，顺天府尹刘環之折。
[15]《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初四日，顺天府尹刘環之折。
[16]《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初六日，直隶总督方受畴等折。
[17]《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左副都御史韩鼎晋折。
[18]《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初七日，顺天府尹刘環之折。
[19]《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左副都御史韩鼎晋折。
[20]《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十一日，直隶总督方受畴折。
[21]《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四日，大理寺卿润德折。
[22]《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仓场侍郎那彦成折。
[23]《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九月十六日、二十五日，顺天府尹刘環之折。
[24]《军机处录副奏折》，嘉庆二十四年十二月二十日，户部右侍郎王鼎等折。
[25] 嘉庆朝《大清会典事例》卷275，《户部》124，《蠲恤》之《平粜》。
[26]《清高宗实录》卷1232，乾隆五十年六月庚寅。
[27]《清圣祖实录》卷244，康熙四十九年十一月月辛卯。
[28]《清世宗实录》卷79，雍正七年三月戊申。
[29]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乾隆末年湖北孝感富户活埋抢粮农民案》，《历史档案》，1997年第2期。
[30]《清仁宗实录》卷312，乾隆二十年十一月已酉。
[31]《清高宗实录》卷309，乾隆十三年二月甲戌。
[32]《清史稿·杨锡绂传》。
[33]《清世祖实录》卷84，顺治十一年六月庚辰。
[34]《清高宗实录》卷137，乾隆六年二月乙丑。
[35]《清高宗实录》卷1012，乾隆四十一年七月辛未。
[36] 严如煜：《三省边防备览》卷9，《民食》。
[37] 毕沅：《陕西农田水利牧畜疏》，《清经世文编》卷36，《户政十一》。
[38] 雍正朝《陕西通志稿》卷40，《水利二》。
[39]《清史稿·食货志二》。
[40] 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中国农业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58页，第63页。
（资料来源：《东方论坛》2002年第4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