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现代学术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梁启超的学问在20世纪初年的学术界，带有鲜明的不中不西、不新不旧的特征，判断他的学术属性因而不太容易。但看得出，终其一生，他与清学正统派一直有一种扯不断的关联，流亡日本后他则逐渐走出今文经学，表露出一种向清学正统派努力回归的倾向，而他晚年弃政从学以后这种倾向更加明显。本文拟截取这一文化现象作为一个视角，并结合20世纪初年的学术大背景，来审视梁启超一生的学术历程，寻找他学术思想发展的内在理路，进而揭示出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之间血脉相通的联系。
一、早年与清学正统派的渊源
清学，又称汉学、朴学、汉古文学（但也包括汉今文学）。“清学”的名称来自《龚自珍全集·与江子屏笺》[1]（P900）。“清学正统派”这个概念完整地出现则最初是在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里面，他说：“其全盛运动之代表人物，则惠栋、戴震、段玉裁、王念孙、王引之也，吾名之曰正统派。”[2]而梁启超最初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里曾把经学考据派称之为“清代学术之正派”[3]（P88）。由此可见，清学正统派其实就是与宋学相对应的乾嘉汉学考据派，研究范围一般包括文字学、训诂学、校勘学、考订学等[4]。严格地讲，清学正统派或曰乾嘉朴学之正统派是指解经以许郑贾马为宗的清古文经学派[5]。但梁启超所讲的清学正统派并不偏重其经学立场，而主要是从其考据学方法特征上来定义的。
梁启超从13岁起接受的就是清学正统派的严格教育和训练。据他自己回忆，他12岁应试书院，日治帖括，虽然不大喜欢，但不知天地间除了帖括之外还有什么学问。“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6]（P18）十三四岁时他又分别从学于广州的吕拔湖和佛山的陈梅坪，钻研旧学。15岁即肄业于学海堂，“不知训诂词章之外，更有所谓学也。”[6]（P18）稍后，他在广州又学于“旧学尚好”[6]（P19）的石星巢先生，而且每届年假他都要买类似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提要》、《粤雅堂丛书》等传统汉学典籍[6]（P19）。
梁启超16岁时正式进入学海堂读书，同时又当菊坡、粤秀、粤华等几大书院的旁听生。学海堂是阮元1820年任两广总督后效仿诂经精舍及其他江南书院的学制创立的，鼓励以实学研究补充学海堂的经史教育，以削除宋明理学在两广的巨大影响[7]（P89）。与诂经精舍是为了纪念东汉经学大师郑玄、许慎不同，阮元创办学海堂是为了纪念东汉今文经学家何休，因为他的经学造诣渊深似海[8]（P153）。创办者阮元在经学立场上不仅是折衷汉宋，而且还兼取今古经文。他对清代学术的主要贡献自然是他推动了以崇尚郑玄、许慎等的东汉古文经学为主的汉学运动的发展，但他又与研治公羊学的学人如孔广森等及许多和常州今文经学有联系的学者如刘逢禄、凌曙等存在私人交往。如阮元汇编清代经学研究丛书《皇清经解》时，就接受了刘逢禄的建议将研究东汉古文经学、西汉今文经学的成果一并收入。但自刘逢禄后清今文经学也注重考据，逐渐进入了考据学主流，由此可以想见，学海堂的学生治经不管是古文还是今文，其方法则肯定是严格的考据学方法。
梁启超在这个“专治经学之所”[6]（P20）的学海堂里接受的就是这种严格的考据学训练，他曾写过一篇万余字的《汉学商兑跋》，但已佚失了。在季课大考中他“四季皆第一。自有学海堂以来，自文廷式外，卓如一人而已”[6]（P22），在经学上已是一位卓荦之士。因为学海堂在经学试卷中是今古文经兼而有之的，所以梁启超此时在经学立场上也是比较模糊的，但可以肯定他接受的是正统的汉学训练，对所谓清学正统派学术奉若神明。
二、逐渐走出今文经学
众所周知，梁启超一度信奉并宣扬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说。但他后来自言“启超自三十以后，已绝口不谈‘伪经’，亦不甚谈‘改制’”[2]（P63），逐渐悖离康有为的经说，而开始表现出一种认同、复归清学正统派的倾向。
在解释康梁后来为什么会发生分歧时，一般都习惯于从梁启超流质善变的性格，或从梁的*思想方面找原因，而漠视早年正统派考据学训练对他的影响。其实，学术路向上的分歧才是造成康梁失和的更深层次上的原因。梁启超早在接受康氏经说那时起，就已经潜伏着他日后可能悖离师说的根源。
梁启超17岁即中举人，“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词章学，颇有所知”[6]（P23），但当康有为以大海潮音向他作狮子吼后，他才恍觉数百年来的考据旧学全都无用，从此退出学海堂，请学于南海门下，从此开始了他对清学正统派的偏离期。梁启超所以能抛弃旧学，师从康有为，一则因为康氏力倡“经世致用”，认为读古书“不当求诸章句训诂名物制度之末，当求其义理”[2]（P58）。作为“少为儒家之学，本董生国身通一之旨”[9]的梁启超，此前昧于时势，用世的愿望与无用的学问之间的矛盾使他很痛苦。二则康氏杂糅中学西学，兼治经学史学，极大地开阔了梁启超的治学视野，使他感到“生平知有学自兹始”[6]。
作为康有为的得意门生，梁启超一度极力宣扬康氏的今文经说，也讲孔子改制、刘歆改经，在学术立场上甚至走到了正派统的反面，但当时他即对康氏学说的许多地方心存疑义。梁后来与陈千秋共同帮康写作《新学伪经考》时，就“时时不慊于其师之武断，故末流多有异同”。如梁认为康力持《史记》、《楚辞》都曾经刘歆羼入，甚至出土的钟鼎彝器也都是刘歆私铸埋藏以欺后世的说法，“实为事理之万不可通者”，谓康“好博好异”，“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2]（P57）。
翻检由万木草堂弟子们的笔记合成的《万木草堂口说》，会发现康有为虽然对清初诸老及乾嘉汉学家们评价甚高，但对正统派公认的始祖顾炎武的评价明显低于黄宗羲，对江藩的人品著述诋责甚苛，还认为“顾、江、钱、戴、段、惠皆汉学，实歆学也”，简直要一笔抹杀正统派学术。这些言论使梁启超不能不心有疑虑，但作为弟子只得隐忍。流亡日本后，他们师徒在学术及政见上的分歧就显露并扩大了。
梁到日本后于1902～1904年曾写过一篇长文《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最末一章是《近世之学术》。在这一章中他就明显地表露出了他逐渐脱离康氏旧说，认同、复归正统派的态度。如他虽然说本朝考据学支离破碎，汩没性灵，但认为其研究方法颇有近代之科学精神，对训诂、音韵、地理、天算、名物制度等学也有很高的评价。他特别尊崇顾炎武，认为“言清学之祖，必推亭林”，对顾径称“先生”，而对康有为推崇备至的黄宗羲则没有非常礼赞，言必称“顾黄”。他还把阎若璩和胡渭称作“清学正派之初祖”，“阎胡为汉学祖，昆山可谓祖之所自出。其俨然组织箸学统者，实始乾隆朝，一曰吴派，一曰皖派”。同时他对方东树及其他桐城派学人评价不高。这正是典型的传统汉学立场。
更为重要的是，梁启超到日本后，广泛阅读了一些比较系统的西方学说，对西学中的*学、经济学、法律学、宗教学以及各类自然科学无不涉猎，看到了近代西方学术在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认为“学术之势力可以左右世界”，“审诸今后时势之应用，非如前代学者，以学术为世界外遁迹之事业，如程子所云玩物丧志也”[10]（P115）。有了这种意识，他自然会将中西学术进行对比，重新审视和评价今文经学及正统派学术。他虽然认为正统派的研究不向实而向虚，不向新而向陈，不向开放而向闭塞，但仍然肯定他们的研究方法有“科学精神”，“实有不能不指为学界进化之一征兆者”[3]。可见他是在“科学”的前提下肯定正统派学术的，已经在将西学与中学打通，以清学正统派治学方法奠定科学精神在中国的基础的工作上开始做了初步的努力。
梁启超在日本期间曾与清末古文经学大师章太炎先后有过两段时期的来往，而章太炎被梁誉为“清学正统派之大张其军者”[2]（P69），所以梁在学术上重返正统派不能说不是受了章的影响。章因同情戊戌六君子而被清廷逐至台湾，曾先后在《清议报》上发表过几篇诗词文章[11]（P78），以示对康梁的支持。而梁也对章因排满受难表示同情，1899年冬，章著《ｑｉú＠①书》原刻本付梓，首页即有梁启超题签[11]（P95）。1902年2月，章抵日本横滨后暂住新民丛报社，章梁二人在学问上肯定有过一番切磋。章太炎曾一度将革命的热望寄托在孙中山和梁启超二人身上，由上可见梁肯定在清算今文经学立场上又有进步。在日期间章太炎的《ｑｉú＠①书》改订本基本定稿，梁从中得益不少。如梁著《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的《近世之学术》一章中屡屡出现“余杭章氏谓”等字句，表明梁论清学时曾受过章《清儒》一文的影响[12]（P24—25）。
梁启超到日本后一度激烈谈论排满革命，这固然使康有为非常忿怒；而梁逐渐流露出的悖离师说，向正统派学术回归的倾向同样使康有为难以忍受。梁启超不但不积极宣扬师说，反而非议孔教，对正统派大师们如此推重，甚至与康有为的学术宿敌章太炎往来甚密，真可谓离经叛道，难怪康多次动怒了。梁启超此时经济上尚依赖康有为，也不敢公然背上悖师叛祖的恶名，所以对康还是多所依从，后来又回到立宪派的*立场上来。
但*与学术毕竟有时可以分途，梁启超虽然反对革命，但在学术上仍逐渐接受章太炎、刘师培等人的影响，向清学正统派学术靠近，如他也一度提倡“国粹主义”，激烈批评孔教，拟办《国学报》[6]（P292），就是证明。1907年2月他著《国文语原解》，系由偶翻许慎《说文》而作的札记，他在给友人的信中说：“弟于此学幼而好之，然固匪有心得，近年抛弃已久，益以荒落，东中大夫其粹于此者，惟章太炎……太炎若有见于是，必能匡我不逮，而无吝也。”[6]（P378）这最能说明梁当时意欲重返正统派的愿望。1907～1917年，梁基本没有学术著述问世，但有一件事足能说明梁的学术立场。辛亥革命胜利后，梁启超回国曾与马良、章太炎等发起“函夏考文苑”，所拟名单绝大部分都是乾嘉正统派的后继者，如章太炎、梁启超、杨守敬、黄侃、刘师培、陈汉章、陈三立、沈曾植等人，名单后注云：“说近妖妄者不列，故简去夏穗卿、廖季平、康长素，于王壬秋亦不取其经说”。[6]（P659）这说明至此梁启超已彻底走出今文经学。
三、晚年向清学正统派的回归
自1920年3月欧游返国，至1929年1月病逝这8年多的时间，梁启超基本上是以学者的面目现世的，是他潜心著述，学术成就最丰富的时期。这一时期他在研究范围和研究方法上都更明显地表现出清学正统派的特征。
晚年梁启超的研究中心主要在以下三方面：一是先秦诸子学研究，二是佛学研究，三是清代学术史研究。在先秦诸子研究方面，梁的著述可分为两方面，一是对诸子学说的重新阐发诠释，如《老子哲学》、《孔子学案》、《墨子学案》、《管子传》等；二是对先秦秦汉典籍的整理与校释，如《墨经校释》、《春秋载记》、《史记中所述诸子及诸子书最录考释》、《汉书艺文志诸子略考释》等。很明显，他所使用的“学案”、“学术年表”等文体以及所使用的考辨真伪、重新校释的方法都来自于清学正统派，他对子学的研究也是对乾嘉以来诸子学研究成果的直接承袭。如他研究诸子时经常引征戴震、段玉裁、王引之等人在诸子学上的音训、考释的论断，而他对墨学的整理更是直接继承了汪中、毕沅、孙诒让、王念孙、俞樾、章太炎等人的墨学成就[13]。
值得注意的是梁启超在清代学术史研究上的成绩。梁启超在清学史研究上建树颇大，《清代学术概论》及《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即是公认的清学史经典。而他的《戴东原哲学》、《戴东原著述纂校书目考》、《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等也反映着他的清学研究成就。
一般都认为《清代学术概论》是梁为了宣传清末今文学运动而作，并将它作为将梁仍然看作今文经学派的根据，其实不然。通览全书，梁启超对清学正统派的赞誉可谓不遗余力。如他对清初的顾、阎、胡及后来乾嘉考据派的惠、戴、段、王等人评价极高，认为戴震治学有近代“科学精神”和“科学家的态度”。他把段戴二王的著述看作是清学成绩的代表，“永足为我辈程式也”。他反对用“有用无用”观看待正统派学术，认为他们有使学问独立的精神，批评晚清“新学家”们在学问上无足称道，原因就在于缺少盛清先辈具有的“为经学而治经学”的精神。他认为盛清学者所以有真学问，还在于他们使学问离“致用”而只“求真”。很有意思的是他在这里似乎表达了对自己以前治学空疏的反悔。
《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开卷伊始，梁即声明：“这部讲义，是要说明清朝一代学术变迁之大势及其在文化上所贡献的分量和价值。”梁以过去少有的勤奋和严谨总结了清学正统派在经学、史学、校勘学、音韵学、训诂学、方志学等各学术门类方面取得的成就。值得注意的是，他根本就没把清末今文经学列入清学三百年的学术成就，这表明了他的学术立场；而在《清代学术概论》第14节论清学正统派在小学上取得的成就时，他把自己早年的《国文语原解》也列入其中，似都可有力地证明，梁有一种想厕身于乾嘉以来清学正统派学人行列之中的强烈意愿。
最能反映梁启超与传统旧学榫接关系的是他的治学方法。后期梁启超在史学方法论建设上颇有成就，代表作即《中国历史研究法》及其《补编》两书。一般认为梁启超的这部著作抄袭于西方史学著作，最起码说他在史学认识论及方法论方面更多的是接受了西方史学的影响。其实认真看一下，就会知道它们更多的是对清学正统派治学经验的概括、归纳和升华，是他向正统派复归的一种体现。如在《中国历史研究法》第5章《史料之＠②集与鉴别》[14]（P63）中，梁启超对如何搜集辨别史料的真伪有非常精采细密的论述。这清楚地表明，他继承了自阎若璩以来正统派学人在辨伪学、辑佚学、校勘学、版本学等方面的成果，这在梁逝世前一年写成的《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也有充分的体现。
翻检梁启超后期的学术论著，会发现一种有趣的现象，即梁论学时极少征引康有为的学说，而经常引用孙诒让、章太炎乃至胡适的说法，每每出现“章炳麟曰”或“近人胡适”之类的字眼，这也反映了梁学术路向上的转变。除此之外，梁还受到了刘师培的影响。虽然梁从未提及这一点，但笔者发现他写《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体例即直接源于刘师培在1905年完成的《周末学术史序》；梁的《近代学风之地理的分布》与刘氏的《南北学派不同论》、《近儒学术统系论》等文也有承继关系，而且梁论清学史有些论断也与刘的《清儒得失论》等有一种内在关联[12]（P27—28）。梁启超后来与胡适等所谓正统派的后继者交往时，似乎愿意以正统派元老、学界耆儒的身份与之对话，也可侧证梁启超与清学正统派的关系。
如前所述，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就已经逐渐走出政论式今文经学，向正统派学术回归，并且已经做了许多整理旧学的工作，进行了许多学术史的研究。从学术内容来看，晚年梁启超的确是早年梁启超的继续。郑振铎曾说：“……第二期著述时代的梁任公作品，都不过是第一期著述时代的研究的加深与放大而已。”[15]这句话大体说来是没有错的。
但透析晚年梁启超绝不能离开当时的学术环境。20世纪20年代中期以后在学术界领导新潮流的即是胡适倡领的“新汉学运动”，从名称上即可看出“新汉学”与清学正统派有着学统上的联系，是对正统派学术的承继和发展。梁启超1917年任段祺瑞执政府财政总长时，因签署所谓“第二次善后大借款”，引起舆论大哗而被迫辞职，转而从事学术，这时他肯定会感受到新学人们对他的压力。而以梁启超在这时思想界和政界的身份和影响，他是不会屑于跟在一帮年青人后面跑的，所以反科学的立场便可能成为他意欲继续引领新潮流的一种选择。
梁启超欧游后在给女儿令娴的一封信中曾说：“吾自欧游后，神气益发皇，决意在言论界有所积极主张……”[6]（P904）。《欧游心影录》就是他重返学术思想界的宣言书，反科学的态度也未始不可以看作他涉足学术的一种策略。
梁在《欧游心影录》中一面宣扬科学破产，一面又辩白自己并不非议科学，只是不承认科学万能而已。他这种态度引发了他两个学生张君劢和丁文江的论战，并扩展为后来的科玄大论战。论战的结局是，虽然以梁为后台的玄学派在学理上有巨大的合理性，但最终失败了，而以胡适为代表的科学派取得了实际的胜利。不过胡适的反驳文章在一再批驳梁启超的同时，也没忘了把梁奉为“名流学者”，这个名号对梁而言实在是非常需要的。
梁启超以前实在称不上是个“学者”。虽然他在思想舆论界称得上是时代的鼓手，但在章太炎、刘师培等师承严格、学问精粹的正统派学人眼里，梁启超既无师承，又无家学，实在没有多少学问，所以前期的梁启超基本上处在正统学界的边缘。
以1917年为界，梁启超从*走向了学术，也可以说他从思想家变成了学问家。他要在后来的学术界取得尊重，就必须拿出扎扎实实的东西来。他所面对的受众不再是青年学子和一般民众，而是学术圈的人甚至包括一些宿儒硕学。而当时胡适以清学正统派的方法沟通了中西学术，俨然已是学界领袖。梁启超既然不甘心疏离于时代，要在学术界取得一定地位，势必要与胡适等年青人一决高下，所以“如胡适之流偶然有一篇研究一种极无价值的东西的文章，任公也要把这种不值研究的东西研究一番，有时还发表一篇文章来竞赛一下”〔16〕，结果反而跟着时代潮流走了。梁启超后来也开国学书目，也谈“整理国故”，也研究墨子、庄子，也搞戴震哲学，也大讲科学方法、学问有用无用、为学问而学问、学术独立等，无不是受了胡适等科学实证派的影响，所以讲晚年梁启超离不开胡适。而胡适上承章太炎等正统派学人，其治学方法和内容也正来自正统派，其学术正是正统派学术在新时代下的发展，梁启超曾称赞胡适“有正统派遗风”即是证明。而梁启超受时代潮流影响，在晚年表现出向清学正统派全面回归的趋向也就不奇怪了。
四、“认知理性”：沟通传统与现代的媒介
梁启超生活的年代是学术转型比较剧烈的时期。透过梁启超向清学正统派回归这一文化现象，我们可以看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嬗变转化的轨迹。
梁启超一生对清学正统派的态度一共经历了三次变化：第一次是师从康有为以后，将300年来之清学斥为无用之学，旧学，而一心向慕西学；第二次是到日本后逐渐走出今文经学，虽然仍将正统派“旧学”归为汩灭性灵之学，但肯定它有科学精神，逐渐地认同、复归正统派学术；第三次是晚年弃政从学后全面向清学正统派回归。而他据以衡量正统派学术是非的标准一直是科学，他是在是否科学、有无科学精神的标准下评判传统学术的价值的。他一生中对科学的认识也是在变化的，而这种变化又是建立在他在一次次引入科学，介绍西学失败的基础上的。
梁启超在《五十年中国进化概论》中将中国向西方学习的进步分为三阶段：一是在器物上感觉不足，二是在制度上感觉不足，三是在文化上感觉不足。作为历史的见证人，梁启超这种学理逻辑上的三段式划分大体反映了历史的实际。这个感觉不足的过程其实也就是引入科学、学习西学的过程，此一过程经历了“器物——制度——精神”的三个阶段。
由此可以推论，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的转型可能也经历了类似的阶段。但中国学术的现代化过程并非如西方那样是内发型的，而是在强势的西方文明压迫下进行的，是植入型的。所以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转型的过程可以还原为中学如何吸纳西学的过程，是两种不同质的东西如何碰撞、融合的过程。只有找到媒介，沟通中西学术，在学理层面上将西学纳入中学，中国学术的现代化才会得以完成。
梁启超开始排斥中学，宣扬西学；到日本后虽然有认同清学治学方法的倾向，但仍将中学看成旧学，将西学看成新学，新旧学术的划分对立非常明显；而晚年的他，不再将学术划分为新旧中外了，学术现代化的路途可能至此打通。
将梁启超到日本后第一次向正派学术的回归和他晚年向正统派学术的回归作一对比，会发现二者有同有异。相同的是梁都是在科学的意义上肯定清学正统派学术的，梁在早年就已认为清学正统派的治学方法有科学精神，已用正统派学术沟通了中西学术，从而为奠定科学在中国的基础，树立科学的权威做了初始的工作，而他晚年则是在此基础上又进了一步；不同的是，早年梁启超重在宣传和介绍西方学说，虽然他说清学正统派学术有科学精神，但他也只是为了借此宣扬西学和科学，并未将中西新旧学术之间的藩篱拆除，所以他宣传西学和他要改革中国制度一样都不会成功。而晚年梁启超则不再宣传什么西方*、经济、法律等学说，而将清学正统派的治学方法真正上升到精神层面，将中学科学化，拆除了中西新旧学术的藩篱，使学术现代化的道路得以畅通。
当然，打破中西新旧学术之间畛域的并非始于梁启超，王国维早在1917年撰写的《国学丛刊序》一文中就提出“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17〕，但王国维“学无中西”观的立足点仍在中学，并非重在吸纳西方现代学术，虽然他也是以清学正统派的治学方法来沟通中西学术，但他的观点仍未突破“中西体用”的局限，虽足以建设科学的现代人文学术，而不足以树立科学权威，建设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学术。只有到了胡适，才以“重估一切价值”的态度突破了中西体用之局，将清儒治学的方法与科学方法等同，在精神层面上奠定了科学在中国的基础，而他借以使用的手段即是将国学科学化。梁启超正是在胡适影响下，才完成其向现代学术观的转变。
可以看出，向清学正统派的回归是20世纪初年一个普遍的文化现象，并非为梁启超所独有。而这种回归不只是学术内容上的回归，更是精神上的回归。从梁启超到王国维再到胡适，他们都是以回归清学正统派的姿态建设现代学术的。事实证明，像早年梁启超那样将新旧学术对立，只宣传西学的做法不会成功；而王国维以文化保守主义的姿态以旧开新，不能打破旧的意识形态，新的、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学术也难以确立；只有胡适以理性沟通科学与清学，以文化激进主义的方式将新旧融合并破旧开新，才能建设广泛意义上的现代学术。
学术现代化的进程其实也就是学术科学化的进程，只有将中国学术里最深层次的东西科学化，现代化的道路才能走通，这也就是国学科学化、史学科学化、文字学的科学化等。中国近代学术的转型正是通过国学科学化来实现的。
而国学的科学化则需要媒介。这个媒介就是认知理性，或科学理性。清学正统派的考据方法和科学方法在具有认知理性上完全相通，没有什么区别，恰可作为沟通中西学术的媒介。从梁启超到胡适，终于找到了这种媒介，寻找的过程即是回归传统的过程，又是不断走向现代的过程。事实证明，要输入科学，舍弃中学不通，将新旧之学对立也不通，只有将中西学术中的认知理性作为媒介，才能奠定科学基础，来建设真正的现代学术。
我们常说的现代学术应该有广义和狭义上的两种概念。广义上的现代学术包括现代人文科学、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而狭义的现代学术只是指现代人文科学，——从事文、史、哲等传统之学的人往往如此界定。
人们通常认为，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是截然两分的，这种看法值得商榷。如果就广义上的现代学术而言的话，传统学术与现代学术差别自然很大，因为后者中的法学、经济学及自然科学都是传统学术难以包容的；如果就狭义的现代学术而言，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差距就不如想像的那么大，它们之间的不同只在于有无现代学术理念，而在内容上也完全是前后承继的关系，连接它们的是学术传统，是民族的精神。
(文章来源：《文史哲》2000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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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库未存字注释：①原字为旭去掉日换为言②原字为草的上半部下加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