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的显赫地位，他的大量财富和他的幕府，不过是由第三种和最后的因素决定的，即他的外部气质和性格特征。
在李鸿章的多方面特征中，有一方面与其它相比更突出，这就是他对仕途和追逐功名的强烈欲望。这种欲望也是多数中国人所具有的，但是，对李鸿章来说，官场生活本身几乎就是目的。
在20岁那年，李鸿章赴京赶考，当时他写了下面这首诗以表达自己的雄心，并预言自己未来的生涯！“丈夫只手把吴钩，意气高于百尺楼。一万年来谁著史，三千里外欲封候。定将捷足随途骥，那有闲情逐水鸥。笑指芦沟桥畔月，几人从此到瀛洲。(《李文忠公遗集》，卷6，第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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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另外几首同样是赴京途中写的诗中，李进一步表达了他的宏大抱负。他悲叹自己已经一事无成去度过一生的第一个20年（“悔煞驹光二十春”——译者注引，下同），并说为了做番事业，他必须离开故土赴京（“燕辞故垒更图新”），那里有他能够学习的著名学者(《李文忠公遗集》，卷6，第1～2页。)（“遍交海内知名士，去访京师有道人”）。他将“功”“名”两字作为自己的座右铭(《李文忠公遗集》，卷6第2页。)，并发誓要乘年青时努力发奋以成为贵族（“簪花多在少年头”）(《李文忠公遗集》，卷6第2页。)。纵观他实际的一生，他实现了这些诗中所表达的几乎所有愿望，除了成为一名著名学者而外。
曾国藩说李鸿章是“拼命做官。(李绍林（音）：《曾国藩》，台湾，1955年版，第82页。)”这个说法是对李鸿章从1862年任江苏巡抚直到1901年死时的恰当评价。在这近40年中，他从未离开官场，除了1882年他为母亲送葬的几个月。甚至在1895年到1900年他的权势衰落时期，他仍担任一些官职，并盼望能恢复过去的显赫地位。鉴于大多数中国官员逃避责任，李似乎是追求责任，他从来不逃避不愉快的任务，并总能指望他采取主动(Alexander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米奇：《在中国的英国人》，爱丁堡，1900年版，第二册，第328页。)。他赞赏韩愈(《李文忠公遗集》，卷1，第8页。)，似乎是遵从他的教诲，在面对政敌和公众反对的斗争中决不退缩。然而，韩愈是为维护儒家思想而斗争，决不会赞同李几乎盲目地专注于官位(William T．DeBary《A Reappraisal of Neo—Confucianism》，德巴瑞：《新儒学的再评价》，载A．F．赖特编：《中国思想研究》，芝加哥，1953年版，第86页。)。
李鸿章一生，表现了非凡的精力和勇气。恰如道德与曾国藩联系在一起一样，精力与李鸿章联系在一起(Mary C．Wright《The last Stand of Chinese Conservatism The Tung—Chih Restoration，1862—1874》，芮玛丽特：《中国保守主义的最后抵抗，同治中兴，1862—1874》，斯坦福，1957年版，第75页，引自“北华捷报”1865年和1868年。)。他至少身高6英尺，远远高于他的同胞。他的身材匀称，外貌强健有力(J．O．P．Bliand《Li Hung—Chang》，濮兰德：《李鸿章》，纽约1917年出版，第3页。)。他的举止端庄，给人印象深刻，充满智慧、警觉和果断(Hosea Ballac Norse《In the Days of the Taiplngs》。马士：《在太平洋的日子里》，马萨诸塞·塞伦，1927年出版，第415页（尽管这是一部小说，马士先生在李鸿章手下服务过，很熟悉这一时期的许多官员）。)。1896年他环游世界来到英国时，尽管他已73岁了，他的威严容貌反映在下列描述中：“当我从议院出来时，突然与李鸿章打个照面，他正被领入听取辩论。他象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身材奇高、容貌仁慈的异乡人。他的兰色长袍光采夺目，步伐和举止端庄，向他看的每个人投以感激的优雅微笑。从容貌特征来看，这一代或上一代人都会认为李鸿章难以接近。这不是因为他给你巨大成就或人格力量的深刻印象，而是他的神采给人以威严的感觉，具有某种半神、半人、自信、超然，然而又文雅和对苦苦挣扎的芸芸众生的优越感(J．O．P．Bliand《Li Hung—Chang》，濮兰德：《李鸿章》，纽约1917年出版，第5页。)。”
与李鸿章非凡展现的精力和出众身材相一致的，是他同样非凡显示的身体和精神的勇气，以及相关的健康体魄。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期间，人们说他在指挥作战中，身先士卒，勇往直前(Mrs.Archibald Little《Li Hung—chang，HisLife and Tine》，李特夫人：《李鸿章：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伦敦1903年版，第44页。)。在他晚年，当他的和谈而不是战争政策似乎引起全国反对时，他从不对他所认为正确的事物上退缩，也不肯屈尊稍作辩驳(Mrs.Archibald Little《Li Hung—chang，His Life and Tine》，李特夫人：《李鸿章：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伦敦1903年版，第195、331页。)。然他并不注意自己的健康，直到晚年，年岁和经验使他慎重，清楚地认识到这件事的重要性(袁道峰（音）：《李鸿章与中日战争》，载《天下月刊》1936年1期，第10页。)。1873年他在给湖北巡抚郭柏荫的信中写道：“年来已定约，子初就枕。少壮迟眠，积习已惯，往往伏枕至丑后始可熟睡。然闭目静息，精神较旺，其得力于箴规者多矣(《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10页；卷1，第15页；卷9，第17页，卷5，第12页。)。”李也抨击吸鸦片的邪恶，并试图在他的同僚中劝阻吸鸦片(《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10页；卷1，第15页；卷9，第17页，卷5，第12页。)。他的精神健康的处方是阅读古书和冷静思索世界事务。他向朋僚们建议，用这样的方法来取得心灵的宁静和处理官场事务所需的果断(《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10页；卷1，第15页；卷9，第17页，卷5，第12页。)。
李的旺盛精力是他处理官场事务的重要资本。他极端实际和讲求实效，脚踏实地，思想与他的时代合拍。作为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并不沉溺于思索或提出理论(Alexander Michie《The Englishman in China》米奇：《在中国的英国人》，爱丁堡，1900年版，第2册，第381～382页。)。在会谈中，他总是不拘礼仪，不让它阻碍达成友好协议，并能以令人惊异的明晰见解，一下抓住问题的核心(Mrs.Archibald Little《Li Hung—chang，His Life and Tine》，李特夫人：《李鸿章：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伦敦1903年版，第206页。)。他干劲冲天地投入他的大量工作，保证高效率地处理所有公文急件和其他官方文件。当需要时，他甚至坐下来亲自起草一份有说服力的公文，而不是等他的僚属来起草(Mrs.Archibald Little《Li Hung—chang，His Life and Tine》，李特夫人：《李鸿章：他的一生和他的时代》，伦敦1903年版，第140页，207页。)。他在每一次与外国人打交道的表现，都表明他是以几乎非中国人的速度来完成工作(P．W．Sergeant《The Great Empress Dowager of China》，塞格安特：《中国的慈禧太后》，伦敦，1910年版，第72页。)。他不是道学家或改革运动者，而是针对他所看到的那些实情，努力在他周围的社会局限内做工作。《红房子之梦》中有一段，贴切地描述了李的实际态度：一位年青的理想主义官员在对有钱有势的人初次审讯时，被建议要谨慎从事。当他以这会葬送正义的理由表示反对时，他的顾问说：“你在理论上是正确的，但是不幸的是，如今我们并不能总是这样注重道德考虑。古语说，‘明哲保身’。从中可得出另一条可靠的准则是，聪明人力求和解，避免剧烈冲突。如果你要严格照理论办事，不久你就会失去地位，其结果，你不再能报答天子的信任，甚至要冒掉脑袋的风险。”尤真（音译，Yu Tsun）想了一会。“好，那在你看来现在应做什么？(左舜生（音）等：《红房子之梦》，台湾再版，第39页。)”
在李鸿章看来，与想象中的邪恶斗争是无益的。人们只能做他们能做的事。“惟有量力踏实做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第14页。)”
在李鸿章的管辖区域，他清楚自己的全部责任，并为自己的严厉统治感到骄傲。他有效地维持自然的和谐，这对这些统治者极为重要。他从不允许任何凌辱外国人的行为，也不容忍任何对抗性的权威(SYbilie Van derspunkel《Legal Inst：tations in Manchu china》，范登布鲁克：《清代的法律制度》，伦敦，1962年版。)。身为直隶总督，他曾说，尽管国家其他地区可能有乱子，而他这个省决不会有叛乱(《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2，第14页)。当1874年他的军队威胁要哗变时，他迅速果断地进行了镇压，在此过程中砍掉了一些人脑袋(马士：《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台湾重印版，第2册，第278页。)。1900年，他在广东出任总督的短暂逗留时期，他成功镇压了西江盗匪，恢复了该地区秩序，这是前任总督一直未能做成的事。当他被调去天津谈判《辛丑条约》时，广东人恳求他留下，因为他们认为他是他们曾有过的最好的总督，担心一旦他调走，法治将会再次被打破(《中国海关总监关于对外商业开放口岸的贸易、航运和工业的十年报告》（1892—1901），上海，1904年版，第199页。)。
尽管李鸿章统治严历，他也深切关注当地民众的幸福。当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都平息后，他精力充沛地在被破坏地区进行重建。在江苏，他鼓励流离失所的本籍人返回他们被严重破坏的家乡，奏请豁免赋税，疏浚水道，重建衙门，以及在苏沪之间为当地商人的便利建立邮政系统(Douglas《Li Hung—Chang》，道格拉斯：《李鸿章》，伦敦，1895年版，第86页。)。在捻军活动地区，他决心消除一切叛乱影响，为此他必须首先争取当地民众。他说：“极须慎选严明慈惠之牧令，广设方略，勤加教养，庶三数年后奸究可清，乱源自息(《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50页。)。他承认武力和仁慈都需要，常说“恩威并用”。在艰难困苦时期，他不是鲁莽地强征赋税，尽管他需要这些赋税使他的政府得以维持，而是采取更建设性的措施，试图维持民众的生计，使他们缴得起赋税(《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0．第33页。)。当某些地区使用外国轮船威胁到当地船民生计时，他采取多种手段，以保持他们的收入。1869年，他从上海去武汉赴任湖广总督的旅途中，由于轮船速度快，他赞成乘轮船溯江而上。然而，为了尊重当地船民，他乘当地帆船前去，不过，他让轮船拖着帆船(Douglas《Li Hung—Chang》，道格拉斯：《李鸿章》，伦敦，1895年版，第94页。)。
李鸿章对大众的情绪似乎一直很敏感，有时甚至迎合他们。人们有这样的印象，尽管李鸿章地位显赫，绅士出身，但他与民众之间存在某种密切联系。李鸿章的统治是严历的，但他也是讲求实效、仁慈的、具有豪爽能干的秉性，老百姓是能理解这些品质的。
李鸿章在其密友中，以和蔼可亲和极具幽默感著称。他的曾侄孙李家煌从前人那里得到这样的深刻印象，形容他是仁慈、开朗和诙谐的(李家煌1962年2月28日香港来信。)。另一方面，他也以讲话鲁莽（如果不说是粗暴的话）、脾气和骄傲自大而闻名。他承认他的脾气，因为这是他吃苦头的一个原因(《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9，第1页。)。他讲话鲁莽是他用于恐赫对手的一种手段、但是当他们敢于面对他时，他就变得较温和了。他的骄傲自大是基于他确信自己的才能，不认为要把事实掩藏在虚伪的谦虚外表之中。他曾说过：“鸿章生平不惯作伪人。(《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8页。)”在义和团起义时期，一名外国记者告诉他，普遍认为在中国他是唯一能对付这种局面的人，他回答说：“我相信自己。(Alfred Cunningham：《Chinese Soldier》，埃宁汉姆：《中国军人》，香港版，第91页。)”
李鸿章谥号文忠的“忠”字，意为忠诚。这一品质是他特性中最显著的一面。他以极其忠于中国和清朝统治者而著称，在他给朋僚的信中，他再三强调这种忠诚：“我辈受国恩厚义，未可以言去，只有竭力支持，尽心所事而已。(《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32页。)”“弟任重事，烦时虞陨。越加以内顾多戚，无可仰慰。(《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13，第12页。)”尽管他极其忠于皇室，也极其忠于他的朋友、同乡、老战友、家庭、亲戚及师长，从西方人的民族主义观点来看，这似乎是荒谬的，尤其是鉴于个人效忠是中央控制削弱的基本原因。但是对于具有儒家理论和东方文化的中国人来说，这种不一致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或者说是不相干的。重要的是仁，关心人的情感。李忠于皇室是因为他能够忠于他的朋友。一个必须在家庭与国家之间作出抉择的社会不会适于人们生存。秦朝和法家所推崇的这种社会已早被废除。当曾是李鸿章和沈葆桢进士考试的座师孙锵鸣（蕖田）在浙江遇到麻烦时，李为他求情，请求闽浙总督左宗棠设法帮助他(《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5，第37页。)。几个月后，李写信给江西巡抚沈葆桢，请他看看能否在西江地区找个官职，因为浙江和江苏难以谋职(《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6，第1页。)。在太平天国和捻军起义时期，在李鸿章属下作战的老兵常得到他的帮助，对于在为国服役中死亡的那些将士，他奏请追授荣誉，并努力为他们的家属得到可靠的生计。“杨绍铭军门鼎勋在敝处，统带勋字营，随同南北征战，卓著勋劳。今夏在沧州城河防所病故。业为沥圣恩，予谥忠勤，荫子建祠，典礼优厚，足酬盖勋，而慰忠魂。惟其身后凋零已极，上在七旬老母，内有孀妇孤儿，两兄鼎清、鼎鼐，未可寄命托孤，与同营诸统将刘省三、郭子美等再四筹商，以有功军国死绥仗义之人，吾辈不为经纪，何以对亡友于地下？因令杨鼎清等奉其母与忠勤灵柩回蜀，派郜获州观察护送前去(《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8，第57页。)。”
李鸿章为自己的出身而自豪，关注安徽的事务和他同乡的福利。他捐资支持地方工程(《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8页。)，表彰杰出的安徽人士，为他们谋取官职(《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9，第22页。)，津津乐道自己的故土(《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5页。)。续修庐州府志，是李的幼弟所发起，当他死后，是李鸿章主动促使家里的其他成员和刘铭传这样的知名同乡合作，帮助这项工作的进行(《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20，第5页。)。
李一生中对朋友的忠诚几乎具有传奇色彩。他曾写道，尽管忠诚是正确行为的基本准则，但除非人们有朋友，否则就不会具有这些品质。朋友有助于指出自己的弱点，因此，应是平等的，应谨慎选择。当朋友提出带有鼓励自己进步的批评时，会带来向往他的忠诚(《李文忠公遗集》卷8，第1页。)。当朋友身处逆境时，也必须忠于他们，运用自己的影响帮助他们。李非常确信这一点，以至愿意冒危害自己地位的风险去这样做。在曾国藩指控李元度的事件中，李鸿章辞离了曾国藩的幕府，这与其说是支持元度，倒不如说是维护忠于朋友的原则。然而，这似乎是李最后一次采取这种坚定的立场。在他的自我流放期间，他显然开始认识到宁折不弯的立场除了会损害自己之外，并不会有利于问题的解决。通过较谨慎的方式提出自己的理由，加上人情的关注，也能帮助他的朋友，而且也较少伤害有关当事人。1863年6月29日，李鸿章就曾国藩下令调黄翼升（昌歧）赴淮一事写信给曾。他决心留住黄，因为黄是一名重要的水师统帅。李以军队士气、战略及首要的友谊关系为由，来抵制曾的调离命令。“昔日蒙师门奏派鸿章与昌歧带此军四载来，欢洽无间。昌歧每言，从此常愿合伙不愿分离，真生死患难之交。昌歧昨得调淮之信，忧惶无措。吾师识将意，顺兵心，谅能体恤及此。如必欲其去，或奏鸿章偕往，仰候鉴裁。(《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33页。)”1863年7月14日，李再次写信给曾：“昌歧固畏淮苦，此间实系万不可少之人，前吴绅士有公呈吁留，附呈钧鉴。(《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3，第36页。)”在几次同一语调的去信后，李终于以强硬得多的语调写信给曾：“而昌歧不行，鸿章不遣，再将昌歧与鸿章一并参办，死亦甘心……而遽科鸿章以拥兵自卫之罪，将在外君令有所不受，语之有乎？吾师海劳盛德，求勿以此纤芥致伤天和。鸿章与昌歧从游有年。(《李文忠公全集·朋僚函稿》卷4，第23页。)”甚至在最后这封语气象最后通牒的信中，李也通过求助于曾的人情意识和正直秉性缓和了自己的立场，以消除这种局面。此时，李非常清楚地了解曾，知道事情在陷入僵局之前，他能够走多远。
李确确实实是一位领袖人物。按照《行政官的作用》一书作者切斯特·伯纳德说法，行政官的最重要和唯一的贡献是忠于体制，因为需要他存在是要起联系作用(Chester L．Barnard《The Functions of The Executive》，巴纳德：《行政官的职责》，剑桥，1956年版，220页。)。李既忠于国家，亦忠于他的幕府，并一直专心工作着。他的精力、自信、务实和对统治权力的渴望，确定了他的全部活动的基调。他的官方地位赋于他进行某些新尝试的权力，他的财富使他有可能雇佣幕友，这些人向他提供建议，并能够贯彻他的计划。下属的忠诚也许能够用金钱或命令得到，但是这样的联系充其量是脆弱的。幕府由于其私人性质，如要有效地工作，必须由性情相似、志趣相投的人组成，他们对主官负有义务，不仅仅是为拿薪水，而是出于忠诚和利益的共同联系和为其难以下确切定义的个人品质所吸引，这些对于一个领袖人物是必须的，李鸿章正是这样的领导人。他吸收到自己身边的幕友，象他一样，是中国新旧事物的混合物。
【资料来源：《安徽史学》1993年第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