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的一个大学问家，他所生活的时*据之风盛行，同时又是明末清初以来西学东渐的尾声。一些学者注意到戴震对中西算学颇为精通，因而依据西学东渐这一历史背景来研究戴震哲学的特色、渊源，其中有一个问题是：戴震哲学是否受到《几何原本》的影响？
有些学者认为，戴震的哲学受到了《几何原本》的影响。王茂的观点比较具有代表性，王茂说：“戴震接触的数学，主要是关于勾股弧矢的初等几何学，而且是得之于西人传来的欧几里德《几何原本》。”[1](p15)ONT王茂认为，欧洲文艺复兴以来，许多哲学家都用《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方法来写他们的哲学著作，通过比较戴震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与《几何原本》在章节结构上的异同，王茂进一步认为，“戴震的哲学著作，也多具此种倾向，而以《疏证》最为典型。”[1](p16)类似的说法在此后的学术界影响广泛，如张秉伦就认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正是按照《几何原本》那种‘以前提为依据，层层展开，重重开发’，累累交承，至终不绝的体例撰写的。他不取传统的‘疏证’体例，而大至全书，细至各个章节，几乎都遵循《几何原本》中的定义、公理、证明、演绎等逻辑程序展开的。”[2]又说：“这种逻辑方法虽然在十七、八世纪风行欧洲，但在中国哲学史上运用这种方法，戴震却是第一人。它不仅给人以耳目一新，而且标志着戴震在思维方式上已经突破传统而迈入近代。”[2]遗憾的是，这类论著中，一般都是从思维方式的角度进行了一些笼统的比较论证，充其量只能说是“理证”。除此之外，就是利用《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作为戴震受到《几何原本》影响的证据。如方利山就认为戴震“推崇利玛窦、徐光启合译的《几何原本》一书。”[3]他直接引用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并且以此作为立论的证据，但他没有在此文中探讨戴震哲学与《几何原本》之间是否有关系。萧萐父、许苏民在他们所著的《明清启蒙思想学术流变》中也同样直接引用了《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将其视为戴震所作，并且由此进一步论证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一部比较自觉地运用形式逻辑的公理演绎方法写成的哲学著作。”[4](p663-664)
笔者认为,通过这样简单的论证就得出戴震哲学受到《几何原本》的影响，无论是推理过程还是结论，都存在着很多漏洞和疑点。围绕这一观点，至少有三个问题值得讨论，第一个问题是，我们能否把《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当作戴震的著作；第二个问题是，戴震是否受到《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方法的影响；第三个问题是，戴震哲学与《几何原本》在方法论上是否有相关性。笔者不揣浅陋，愿意就这几个问题，略赘数语，抛砖引玉，以就教于方家。
一
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春，开四库全书馆。其年秋，戴震以举人特召，入四库馆校勘《永乐大典》，任纂修及分校官，后因积劳成疾，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五月卒于任上，在馆中工作了不足四年。戴震在四库馆工作期间，到底校勘过哪些书，写过哪些提要，至今并未见到完整的记载。按照四库全书的编撰程序，四库馆每校完一书都要由纂修官写一篇提要，放在书的前面，《四库全书总目》就是在各书前提要的基础上汇集而成。如果说，戴震写过《〈几何原本〉提要》，那么，戴震在四库馆应该校对过《几何原本》。但从现存的文献材料中，我们找不到戴震在四库馆校对过《几何原本》的可靠证据。
乾嘉诸老有关戴震的传记、墓表很多，大多都谈到戴震在四库馆的工作，但关于这一方面的记载都不完善，或有涉及，也大多不出戴震弟子段玉裁的记述范围。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曾列举过几种戴震所校的天文算法类书：《五经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周髀算经》、《张邱建算经》、《夏侯阳算经》，并注明这些书各有提要一首。他还指出戴震校过《九章算术》、《五曹算经》，但没有说是否写了提要。段玉裁在《戴东原先生年谱》中还说：“先生在四库馆所校定之书，进呈文渊阁本，皆具载年月衔名，聚珍板亦载之，而杭州文澜阁写本不载，故不能详者，类述于此。”[5](p475)段玉裁没说戴震是否曾校过《几何原本》，更没有说戴震是否写了《〈几何原本〉提要》。段玉裁所提到的“聚珍板”是针对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书而颁刻的，戴震从《永乐大典》中辑出的算学类书共九部，都是传统算学著作，自然没有《几何原本》。虽然段玉裁声称戴震所校之书，进呈文渊阁本都记载了年月姓名，但从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中查阅《几何原本》一书，书前提要后面列出进呈时间为：“乾隆四十六年十二月恭校上。”[6](p564)此时戴震已经去世四年多了；书前提要前后所详细列举的与校对《几何原本》相关的人员中，也没有戴震的名字。
晚清以来，学者对戴震与《四库全书》提要之间的关系多有留意。《几何原本》在《四库全书》分类中属于子部天文算法类，但李慈铭（1829—1894）认为戴震的主要贡献在经部，而非子部，他认为子部主要是由周永年负责的。李慈铭说：“《总目》虽纪文达、陆耳山总其成，然经部属之戴东原，史部属之邵南江，子部属之周书仓，皆各集所长。”[7](p535)又说：“《四库》子部《提要》，多出历城周书仓（永年）之手。书仓专精丙部，而纪河间之学，亦长于诸子，故精密在史部、集部之上。”[7](p536)李慈铭没有专门谈戴震与天文算法类提要之间的关系，按照他的表述，大概是认为天文算法类都归周永年负责。起初，梁启超认为“《四库全书》天算类提要全出其（戴震，笔者按）手。”[8](p35)口气十分肯定；但他后来的口气就不那么坚决了，他说：“子部天文算法类之提要，殆全出其（戴震，笔者按）手。”[9](p411)这只是一种大胆的推测，并没有完全肯定，大概也是考虑到证据不足，不再敢立下断语，所以梁启超补上了一个“殆”字。科学史家钱宝琮曾对戴震与《四库全书》天文算法类提要的关系进行过探讨，他于1934年作《戴震天文算学著作考》，认为《总目》天文算法类各篇提要“篇后提名者胥属纪昀、陆锡熊、戴震三人。昀与锡熊在四库馆皆任总纂官之职，天文算法非所谙习。各篇提要皆出震之手笔无疑。”[10]此语相当斩截，在学术界也比较有影响。按照钱宝琮的说法，既然《四库全书》中的天文算法类提要都是戴震所写，那么，《〈几何原本〉提要》自然也不例外。但是，同梁启超一样，钱宝琮并没有给出详细的论证，而且，《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的天文算法类书前提要篇后提名是纪昀、陆锡熊、孙士毅三人，而非纪昀、陆锡熊、戴震三人。可见，虽然戴震校对过一些天文算法类的典籍，但是，如果认为天文算法类提要都归戴震所著，是没有充分根据的，最多只能说是一种猜想。我们不能把猜想作为前提，去论证戴震写过《〈几何原本〉提要》。以笔者愚见，把《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当作是戴震的著作，大概就是受梁启超、钱宝琮的影响。
退一步说，即使戴震当初写过《〈几何原本〉提要》，我们也不能简单地把《四库全书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当作戴震的原作。《总目》是纪昀在众多纂修官所撰写的书前提要基础上，反复修改润色而成，纪昀本人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著作。他说：“余于癸巳受诏校秘书，殚十年之力，始勒为《总目》二百卷，进呈乙览。”[11](p156)当年朱珪（四库馆臣之一）在为纪昀撰写的墓志铭上说：“昀馆书局，笔削考核，一手删定，为全书总目，褒然巨观。”[12](卷五)余嘉锡也承认《总目》二百卷的确由纪昀一手修改，但他同时也指出：“纪氏恃其博洽，往往奋笔直书，而其谬误乃益多，有并不如原作之矜慎者。”[13]也就是说，纪昀所编《总目》与原纂提要有差异，有的提要甚至不如原纂提要的水平高。张舜徽虽不否认戴震、邵晋涵、周永年等人对《总目》的功劳，但也倾向于把《总目》当作纪昀的个人著作，他认为，纪昀与《总目》的关系就像司马光同《资治通鉴》的关系一样，他说：“盖当日撰述提要，虽有戴、邵、周诸君分为撰稿，而别择去取、删节润色之功，则固昀一人任之。亦犹涑水《通鉴》，虽有二刘、范氏分任撰述，而后之论者，必归功于司马光耳。”[14](p187)在当年担任《四库全书》纂修并分别纂写提要的数十名纂修官中,只有寥寥数人的提要得以保存下来,如姚鼐的《姚惜抱书录》、余集的《秋室学古录》、翁放纲的《四库提要稿》、邵晋涵的《四库提要分纂稿》等书。根据黄爱平的研究，保留下来的这些原纂提要与《总目》中提要之间，“几乎无一相同，从观点看法、篇目内容，到风格体例、语言文字等方面，都有或多或少的改动，有的改动较少，尚可看出修改润饰的痕迹；有的则几乎是另起炉灶，全篇改写。”[15](p328)
由此可见，《总目》虽然凝聚了许多大学者的心血，但经过纪昀润饰、删改之后，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把现在《总目》中的提要直接当作分纂官的原作来对待。从这个角度说，即使戴震当年校对《几何原本》并写了《〈几何原本〉提要》，我们也不能轻易地将《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当作戴震的原作直接引用。
二
《几何原本》于1607年由徐光启、利玛窦合译出前六卷之后，在明末清初西学东渐过程中的地位十分显赫，中国学者了解西方算学大多从此书开始。《几何原本》属纯理论型数学著作，以公理化演绎方法完成。明清之际，这一显著特征为中国学者所重视。徐光启本人所著的《勾股义》，就是根据《几何原本》的思想和方法，创造出一套与我国古代算学系统完全不同的证明。实际上，乾嘉时期的学者也普遍认识到《几何原本》的公理化演绎特征。《总目》说：“其书每卷有界说，有公论，有设题。界说者，先取所用名目解说之。公论者,举其不可疑之理。设题则据所欲言之理，次第设之，先其易者，次其难者，由浅而深，由简而繁。推之至于无以复加而后已。”[16](p907)阮元也说：“《天学初函》诸书，当以《几何原本》为最，以其不含数而颇能言数之理也。”[17]（卷四十三，欧几里得）这些说法代表了乾嘉学者对《几何原本》的普遍共识，这说明当时中国的算学家已经意识到《几何原本》形式上所体现的公理化演绎方法。精通西方算学的戴震一定十分了解《几何原本》，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那么，戴震是否在其学术思想中接纳了《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方法呢？
要对这一问题有深入的了解，必须对明末清初至乾嘉时期中国学者对西方算学的态度有清楚的认识。明末清初之际，江浙、安徽一带研习西术成风，围绕中西算学之间的关系也自然成为当时学者探讨的一个焦点。黄宗羲早就提出过西方算学源于中国的说法：“勾股之术乃周公商高之遗，而后人失之，使西人得以窃其传。”[18]（卷十一，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方以智亦有此说，从孔子“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的古语推导出西方天文历法是从中国传播出去的结论。康熙在历法改革中支持西法，但他同时支持西学中源说，这样，西学中源说成为官方认可的定论。在当时来说，这种提法还是有进步意义的，至少，它把引进西学当作回归传统的过程，有利于采纳西学。由于康熙年间的历法之争，使得众多学者比以往更加关注西方天算学，并把它与传统算学进行比较，由此产生了一个沟通中西天算学的潮流，有“国朝算学第一”之称的梅文鼎可以作为这一潮流的代表人物，他积极会通中西算学。最终得出这样的结论：西方算学不出中国传统的勾股数学范围。早有学者指出：“如果说徐光启是力图用《几何原本》的方法来解释传统数学的话，那末以梅文鼎为代表的清初数学家，则是力图以传统的勾股数学来会通《几何原本》中的数学。”[19]到了乾隆年间，由于宗教方面的原因，明末清初以来的西学东渐已经结束，考据之风盛行，一些考据学家把传统天算学整理出来，他们走的也是梅文鼎的路子，即以传统算学为框架，融会西方算学的内容，戴震将这一运动推向高潮。也就是说，乾嘉时期的算学家虽然看到了《几何原本》中的公理化演绎方法，但并未从形式上去采纳这一方法，只是把《几何原本》的内容与传统算学相沟通，而采取传统算学的建构方式、术语来阐释西方算学思想，这实际是中体西用思想在中西算学交流中的实践与应用，也是中国文化本位思想的体现。自徐光启、利玛窦合译《几何原本》前六卷之后约250年，中国的数学家李善兰（1811—1882）才着手翻译《几何原本》后九卷，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乾嘉学者对《几何原本》的重视程度远远不及中国古典算学。
戴震的算学思想以传统算学为本位，他对西方算学的评价并不高。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说：“中土测天用‘勾股’，今西人易名‘三角’、‘八线’，其‘三角’即‘勾股’，‘八线’即‘缀术’，然而‘三角’之法穷，必以‘勾股’御之，用知‘勾股’者，法之尽备，名之至当也。”[5](p183)这是说西方算学是有局限的，而中国的算学不仅可以囊括西方算学的内容，而且可以避免其局限性。与戴震同时的汉学巨擘钱大昕十分明确地记述了戴震维护传统算学的立场，他在《戴先生震传》中说道：“今人所用三角八线之法，本出于勾股，而尊信西术者，辄云勾股不能御三角。先生折之曰：‘《周髀》云：“圆出于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三角中无直角，则不能应乎矩，无例可比矣，必以法御之，使成勾股而止。八线比例之术，皆勾股法也。’”[20](p676)在对待西方算学的态度方面，戴震与《总目》有很大区别。《总目》中《〈几何原本〉提要》对《几何原本》的评价很高，《总目》引徐光启语，并表示赞同：“光启序称其‘穷方圆平直之情，尽规矩准绳之用’，非虚语也。”[16](p907)又称赞《几何原本》自始至终，毫无疵类，可以说是西学的最高成就，这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不可能是戴震的原作。总之，在这种中国算学优于西方算学思想的支配下，戴震根本不可能将《几何原本》的建构方式作为他整理传统算学的理论框架。
在重建传统算学的过程中，戴震没有以《几何原本》的公理化演绎方法为框架，而是以传统天算学《周髀算经》中的勾股学来融会西方几何学、三角学的内容。戴震的代表性算学著作为《勾股割圆记》，在此书中，他说：“总三篇，凡为图五十有五，为术四十有九，记二千四百一十七字，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极之，以备步算之大全，补六艺之逸简。治经之士，于博见洽闻或有涉乎此也。”[21](p659)这表明，戴震的算学著作所采取的建构方式仍然是传统的，并且是以经学著述方式写出的，最终目的也是为治经而服务，其形式与《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方法几乎是风马牛不相及。阮元称戴震“以天文舆地声音训诂数大端，为治经之本，故所为步算诸书，类皆以经义润色，缜密简要，准古作者。”[17]（卷四十二，戴震）可谓一语中的。戴震算学著作中的文字也十分古奥，与戴震同时的钱大昕以及后来的焦循、李善兰都为此批评过戴震，但以王国维的批评为剧，他在《聚珍本戴校水经注跋》中说戴震“其平生学术出于江慎修，故其古韵之学根于等韵，象数之学根于西法，与江氏同，而不肯公言等韵、西法，与江氏异。”[22](p580)并指责戴震作学问不诚实。王国维分析有余而同情不足，他忽视了戴震那一代学者面对西学的冲击，立足传统融会西学的苦心。难怪杨振宁在一粗演讲中说：“看到梅文鼎（1633—1721）和戴震（1724—1777）等极端聪明的大学者都全力支持并传布西学中源说，就令人体会到当深厚的文化出现斗争冲突的时候，要转移观点而接受外来文化中的优点是多么困难的事。”[23]戴震一生在算学上所下的工夫，在很大程度是为了将西方算学融入到中国传统算学中去，并时常在强烈的民族自尊心的驱动下，鄙视西学。还是戴震的老朋友纪昀最清楚戴震一贯持西学中源说的用心所在，即“不使外国之学胜中国。”[11](p274)
总之，虽然戴震也在尽可能地融会西方算学，但他始终没有将《几何原本》公理演绎方法应用到中国传统算学的重建之中，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既然戴震在其算学著作中都没有能够接纳《几何原本》的公理演绎方法作为理论框架，那么，将戴震的哲学著作《孟子字义疏证》与《几何原本》进行一番比较论证，是否过于牵强附会？
三
《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的代表性哲学著作，当时许多学者对戴震的这一著作感到不可理解，甚至觉得光怪陆离，这主要是因为，当时的大多数学者对义理之学缺乏兴趣。实际上，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在方法上与当时的考据学方法是密不可分的，其创作体例也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并非“海外来客”。
戴震的哲学方法论思想可以用“由训诂以明义理”来概括，这也代表了汉学家的哲学方法论。戴震一生为学多变，以1765年《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为界限，他的哲学可以分为前后两期，前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是《原善》三篇、《读易系辞论性》、《读孟子论性》；后期的代表性哲学著作为《原善》三卷、《孟子字义疏证》。在戴震的前期的哲学著作中，戴震并没有提出自己的哲学方法论，而是沿袭宋儒“摆落训诂，直寻义理”的方法。他早年在《与方希原书》中说：“古今学问之途，其大致有三：或事于理义，或事于制数，或事于文章。”[5](p189)又说：“圣人之道，在《六经》。汉儒得其制数，失其义理；宋儒得其义理，失其制数。”[5](p189)戴震认为义理，考据，词章是三个相互独立的领域，它们之间没有直接的联系，但都是为了寻求经典中的至道，相对而言，词章的地位要低一些。后来，戴震的思想发生了变化，他在《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说：“言者辄曰：有汉儒经学,有宋儒经学,一主于故训,一主于理义。此诚震之大不解也者。夫所谓理义，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彼歧故训理义二之，是故训非以明理义，而故训胡为；理义不存乎典章制度，势必流入异学曲说而不自知。”[5](p214)大约同时期，戴震在《〈古经解钩沈〉序》中说道：“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未有能外小学文字者也。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譬之适堂坛之必循其阶，而不可以躐等。”[5](p192)这里，戴震强调义理之学与训诂之学的紧密关系，即义理之学必须建立在对经典的训诂考据基础之上,否则不能成立。他强调的是训诂之学的哲学方法论意义。
“由训诂以明义理” 是典型的考据学方法，其精神实质是归纳法。戴震明确主张把义理系统建立在训诂系统基础上，并且以训诂为工具，对重要的哲学概念范畴加以分疏，尽力挖掘这些概念范畴在经典中的原始意义，这一方面是出于对宋儒主观臆断的解经方式的厌恶，为其反对宋儒寻找经典依据；另一方面是为了将其义理之学与考据学融合起来，以便获得汉学界的认可。在戴震看来，宋儒对经典的阐释融入了太多的主观见解，这不仅是多余的，而且是有害的，对经典进行完全客观的实证分析是建构义理之学的必由之路。不论《原善》三卷还是《孟子字义疏证》，都是建立在“由训诂以明义理”的方法论基础上，只不过前者是从正面来阐发其哲学思想，而后者则是从批判宋明理学的角度来阐发其哲学思想的。戴震在《原善》三卷开篇讲到他的创作原由时说：“余始为《原善》之书三章，惧学者蔽以异趣也，复援据经言疏通证明之，而以三章者分为建首，次成上、中、下卷。比类合义，燦然端委毕著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5](p330)显然，由于乾嘉时期学者的兴趣不在义理之学上，戴震为了能够使其哲学著作得到当时在学术界控制着话语霸权的考据学者的承认，必须将其哲学思想进行一番包装，在形式上符合考据学的学术规范。戴震在《孟子字义疏证》的每个范畴标题下都标明了条数,也是为了说明此书采取了考据学的方法，这也是他在书名中用“疏证”的用意所在。戴震在《原善》三卷中所说的“比类合义”的方法，实际就是围绕经典所进行的训诂、考据工作，通过搜集类似的例子，从中归纳出通则来。这种对经典的客观实证方法从本质上说就是归纳法，来源于汉学家的治学方法。胡适在《清代学者的治学方法》中说：“这种方法，先搜集许多同类的例，比较参看，寻出一个大通则来：完全是归纳的方法。”[24]可谓知言。戴震的《孟子字义疏证》就是将理学家所经常使用的概念一一列出，然后去收集寻这些概念在儒家原始典籍中的用法，然后再归纳出这些概念的原始意义，以此证明宋明理学不符合儒家的原始教义，违背了儒家的宗旨。不管戴震本人是否根据己意对经典择别取舍以达到他批判理学的目的，至少在方法上，他利用的的确是考据学中的归纳法。
另外，《孟子字义疏证》的创作体例也是前有古人，后有来者。《孟子字义疏证》从形式上看更象一部字典,实际上是讲范畴的，上卷专门解说理；中卷解说天道、性；下卷解说才、道、仁义礼智、诚、权。在中国哲学史上，以范畴为核心来阐释哲学思想并非是戴震首创，南宋朱熹弟子陈淳的《北溪字义》已开先河,此书上卷阐释了命、性、心、情、才、志、意、仁义礼智、忠信、忠恕、一贯、诚敬、恭敬；下卷阐释了道、理、德、太极、皇极、中和、中庸、礼乐、经权、义利、鬼神、佛老。它在逻辑严密性方面比《孟子字义疏证》毫不逊色。《四库全书总目》称此书“以四书字义分二十有六门，每拈一字，详论原委，旁引曲证,以畅其论。”[16](p787)可谓的解。与陈淳同时的程端蒙，朱熹弟子之一，作《性理字训》一卷，体例也与《北溪字义》同，只不过是作为理学的启蒙教材而已。如果仅仅因为《孟子字义疏证》在逻辑论证上十分严密就说它受到了《几何原本》的影响，那么，在它之前的《北溪字义》无论在体例的安排上，还是在论证的严密程度上，都不逊于《孟子字义疏证》，甚至可能影响到戴震的创作体例，这又作如何解释呢？在戴震之后，与《孟子字义疏证》体例类似的著作很多，较有影响的有焦循的《论语通释》，阮元的《性命古训》、陈澧的《汉儒通义》、黄以周的《经义比训》、刘师培的《理学字义通释》、傅斯年的《性命古训辨证》。他们都是以训诂考据为工具建构自己的哲学思想，走的都是“由训诂以明义理”的路径，这些学者深得汉学家义理之学的精髓，他们对汉学家义理之学的方法论自然是心领神会，如傅斯年就说：“思想不能离语言，故思想必为语言所支配，一思想之来源与演变，固受甚多人文事件之影响，亦甚受语法之影响。思想愈抽象者，此情形愈明显。”[25](p169)由此可见，戴震哲学方法论思想在学术史上所留下的痕迹，并不是什么公理演绎方法，而是“语言——哲学”的思维方式。
《孟子字义疏证》无论在方法论上，还是在体例上，都没有脱离中国传统经学发展的脉络，这正象《几何原本》也脱离不开古希腊哲学传统一样。爱因斯坦曾说：“西方科学的发展是以两个伟大的成就为基础，那就是：希腊哲学家发明形式逻辑体系（在欧几里得几何学中），以及通过系统的实验发现有可能找出因果关系（在文艺复兴时期）。”[26](p574)爱因斯坦的这一说法简要地概括了《几何原本》与西方科学的内在联系，不曾想，有不少中国学者围绕这一观点展开了十分丰富的联想，将戴震哲学与《几何原本》联系起来，似乎由此就可以说明戴震哲学具有了科学精神，甚至还由此推导出戴震哲学体现了近代思维特征。欧几里得生于公元前330年，卒于公元前275年，如何受到他的影响就有了近代思维方式？真是匪夷所思！他们完全忘记了，爱因斯坦一直是将《几何原本》同整个西方文化传统联系在一起来谈西方科学问题的，而不是把它作为一个孤立的现象来谈的。李约瑟也说：“近代科学的发展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它是与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以及随着商业资本主义的兴起而产生的工业机器生产同时出现的。”[27](p378)如果脱离了中西不同文化传统背景，仅仅以《孟子字义疏证》中某些论述具有严密的逻辑性为由，来证明《孟子字义疏证》受《几何原本》公理演绎方法或者形式逻辑的影响，是没有充分根据的，这就如同拿一根马毛与一根兔毛相比，似乎很相似，然马之与兔，相差远矣。
综上所述，从《四库全书》及《四库全书总目》的编撰过程来看，我们不能把《总目》中的《〈几何原本〉提要》轻易地当作戴震本人的著作；从《几何原本》在中国的流传过程来看，乾嘉时期，以戴震为代表的一代算学家以传统算学为框架，融会西方算学的内容，并没有采纳《几何原本》的公理化演绎方法作为重构传统算学的框架；从《孟子字义疏证》的建构方法来看，戴震主要采取的是训诂考据的方法，它在本质上属于归纳法，与《几何原本》的方法论相去甚远。由此可见，《几何原本》对戴震哲学并未产生什么影响。科学有古今之分、地域之异，而科学精神却是永恒的，那就是对“真”的不懈追求，正所谓东海西海，心同理同。戴震哲学是否具有科学精神并非一定要与《几何原本》联系起来，无论在义理方面还是在考据方面，戴震都强调要达到“十分之见”，这就是科学精神。
（文章来源：《史学月刊》2002年第7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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