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辛亥革命史上，黄兴是与孙中山齐名的人物，有“开国二杰”之称。他文武兼资、才德兼备，足以冠轶群伦。但是，长期以来，史学界对黄兴的研究却显得相对薄弱；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失之公允。有的因为他在领导武装起义时打过败仗，贬为“常败将军”；有的认为他只是一个单纯的“实行家”，有所谓“黄实行”云云；有的根据他和孙中山在政见上的某些分歧，认定他在组织上“走上了分裂的道路”；有的认为“他在辛亥革命以后主张对袁世凯妥协退让，成为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金冲及、胡绳武：《论黄兴》，《历史研究》1962年第3期。imes New Roman")还有的公然说“他没有站在时代的前列”，甚至把他“划为资产阶级革命派右翼”。究竟应当怎样正确评价黄兴，这是本文所要探讨的问题。
一、不能以成败论功过
黄兴的一生与整个辛亥革命相始终，他以策动和领导武装起义著称于世。众所周知，黄兴青少年时代并未上过专门的军事学校。赴日留学，他就读于宏文学院速成师范科，拟“学成回国后充任学堂的师资”。然而，黄兴没有终身从事教育，而是与军事结下了不解之缘：华兴会预谋在长沙发难，他自任总指挥；武昌起义爆发，他被推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南京临时政府组成，他做了陆军总长；及至临时政府取消，还担任过南京留守。这自然是由于严重的民族危机使然。黄兴在担任上述职务过程中，打过不少仗，如何看待他在军事上的成就，如何认识他打过的败仗，则是正确评价黄兴的关键。
在整个辛亥革命时期，黄兴参与策动和领导了10多次武装起义，这些武装起义，有失败的，例如长沙起义和鄂、宁起义；但也有胜利的，例如被孙中山多次表彰过的钦廉上思之役。在这次战役中，黄兴率华侨青年200余人对抗两万多清兵，他抱定“遇敌不问多少，皆迳向攻扑”的原则，以一当百，“转战数月，所向无前，敌人闻而生畏，克强之威名因以大著。”(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14页。)黄兴打败仗有其致败之由，要进行客观分析，不能一概骂倒。我们认为，黄兴参与领导的几次起义的失败大多是由于准备不够充分、敌我力量过分悬殊、饷械不济而败，并非完全是军事指挥的失误。仅就阳夏战役而言，其失败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主要是“官长不用命”、“军队无教育”、“缺乏机关枪”。当然，也还有另外一些因素，“（黎）元洪以其威名出己上，不甚与协。”不仅没有得到军政府的有力配合，甚至连军事指挥权也没有完全集中到他的手中，造成事权军令不一。当时任参谋长的李书城也检讨过自己有“作战计划错误”，“是应该负重大责任的”。因此，即使战斗部署上有举措失当的地方，也不全是黄兴个人的责任。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战役虽然失败了，但仍有着积极的意义。
首先，它打击了敌人，加速了统治集团内部的分化和瓦解。萍浏醴起义爆发，曾引起清廷朝野上下的极大震惊，清政府集中湘、鄂、赣、苏四省兵力才将这次起义镇压下去后，他们仍担心中国南方和长江流域“伏匪”“蠢动”，“再起风潮”，“北京官员仍为之战栗不已。”(上海《时报》，1907年1月4日。)防城起义发生，两广总督张人骏上奏清廷说：革命军“攻陷防城，戕官焚署……凶焰日张，剿办愈难措手。”(清军机处档案：《光绪三十二年两广总督张人骏折》。)云南河口起义发生，云贵总督锡良惊呼：“匪之来，防不胜防，匪之过，剿无可剿，势成束手，祸已噬脐。”(云南河口起义清方档案：《光绪三十四年四月初五日云贵总督锡良致外务部电》，《辛亥革命》（三）第274页。)这一次又一次起义使统治者如坐针毡，穷于应付。
其次，它教育了人民，使人民从失败中觉醒，看到了胜利的希望。多次武装起义昭示了革命党人推翻封建专制统治的决心、旺盛的斗志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有的起义虽然带有“孤注一掷”的性质，但是，它在客观上却起到了宣传群众和组织群众的作用。“在决定性的关头，不计成败地孤注一掷是十分必要的。”(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8、569页。)重要的问题不在于某个战役的成败得失，而在于群众的情绪是否高涨，人心是否归向。有的起义虽然悲壮地失败了，但是，其潜在的影响和威力却是不可低估的。“他们虽败犹荣，他们会在活着的人的心里留下一种复仇的渴望，而在革命时期，这种渴望是从事坚决激烈的行动的最有力的刺激之一。”(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8、569页。)阳夏战役失败后，黄兴到了上海，适值湘籍著名教育家胡元倓亦在沪上，胡元倓对黄兴说：“成功矣！”黄反问：“我败来，何出此言？”胡答曰：“败乃常事，前者君一人革命，故难成功，自黄花岗事出后，全国人心皆趋向，革命自成功矣！”(胡元倓：《题黄克强先生遗墨》，《明德校史》附录第8页。)胡元倓的这席话是耐人寻味的。
再次，它积累了经验教训，促进了同盟会战略方针的转变。在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度里，资产阶级要领导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没有什么现成的经验可资借鉴，既不能象西方资产阶级搞城市武装暴动，也不能重复中国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它只能在战争中学会战争。黄花岗起义失败后，革命党人决定依靠新军的力量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完全确立了以长江流域为重点，以汉口为先著的战略方针。
除此而外，它还扩大了革命影响，促进了革命新高潮的到来。萍浏醴起义虽然失败，影响所及，遍于中外。正如日本一家杂志所评论的：“蚩蚩之民，发出雷霆之威，义愤之火焰行将烧遍四百余州。”(断水楼主人：《清朝之末路》，《革命评论》第7号，日文版，支那革命专号，1907年1月1日。)孙中山在谈到黄花岗之役的影响时说：“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孙中山：《〈黄花岗烈士事略〉序》，《孙中山全集》第6卷第50页。)毫无疑问，武昌起义的胜利并不是一个从天而降的圣物，它既是武汉地区*、经济发展的必然产物，也是吸取以前起义不断失败的经验教训才成功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完全有理由说，没有萍浏醴起义、黄花岗起义等多次的失败，就没有武昌起义的顺利成功！
应当指出，黄兴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出惊人的胆略和彻底的献身精神。“自防城之役始，克强辗转兵间，躬冒锋镝，履险蹈危，九死一生。”(《黄克强与陈英士》，《黄兴传记资料》（二）天一出版社，台北版，第481页，以下此书简称《资料》。)黄花岗起义时，他抱着以身献事业的决心，留下绝笔书，组织敢死队，一直战斗到只剩下他一个人。在“二次革命”中，黄兴的态度也是积极的。宋案真相大白后，黄兴在上海爱文义路私宅召集数十人会商，章士钊出其所草“二次革命”宣言书，黄兴“纳书于袖，不及与夫人徐宗汉说明，即偕十余人共赴北火车站，向南京出发，宣言书交各报记者，已遍传沪、宁，而‘二次革命’以成。”(左舜生：《黄兴评传》，《资料》（四）第576页。)“十月与张勋辫兵胶着，又嘱其子女勤学，大有殉义之意，克强先生之革命，无役不似三月二十九日之奋勇。”(吴稚晖：《〈黄公遗书〉跋》，《资料》（六）第128页。)总之，黄兴在每次战役中都表现得十分勇敢，正如章士钊所说的，他一生“以死报国，义勇盖天下。”(章士钊：《论黄留守》，《民主报》，1912年6月18日。)诚然，由于主客观种种条件的限制，在战术上难免有失误之处，但他从不忌讳自己打过败仗，他承认：“兴虽著奔走微劳，而战事实多败北。”(《黄克强自述革命历史》，《申报》，1912年9月28日。)每当他回首往事，总觉得自己“实无功可纪”，想起那些在历次战役中牺牲的患难战友，皆为“平生至痛之事”。
我们评价任何一个历史人物都不能以成败论功过，胜败乃兵家常事。一个军事家打了胜仗固然值得歌颂，但打了败仗却不应该谴责，正如恩格斯所说：“顽固奋战后的失败是和轻易获得的胜利具有同样的革命意义的。”(恩格斯：《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8、569页。)我们在充分肯定武昌起义志士业绩的同时，也不应该忽视和抹煞先驱者们的功劳。
二、不能脱离黄兴的全部思想和活动论功过
黄兴不仅是闻名遐迩的军事家，而且是名重一时的革命活动家。他在宣传、组织和筹款等方面对辛亥革命都作过杰出的贡献。由于黄兴的一生在戎马倥偬中度过，其政事方面的成就似乎不甚显著而被掩盖。人们往往把他看成一位百折不挠的武圣，而忽略其政事方面的功绩。因此，评论黄兴的功过，不能离开他的全部思想和全部活动。
黄兴是一位学识渊博的革命宣传家，他幼承庭训，19岁入长沙城南书院，22岁中秀才，嗣入两湖书院，深受院长梁鼎芬赏识，推崇他“文似东坡，字工北魏，诗尤豪迈清逸”。(王成圣：《黄兴侠骨雄心》，《资料》（三）第463页。)黄兴在国内求学阶段打下了深厚的国学根基。留日期间，他被推举为中国留学生会馆评议员，并与杨笃生、樊锥等集议创办《游学译编》，他负责教育论著的译述；不久又创立“湖南编译社”，编辑国内新学堂需用的各种教科书。他还赞助刘成禹等创办《湖北学生界》，“两湖革命思想的宣传，实以此两杂志为先导。”1903年夏，黄兴由日返国至武汉，又“在两湖书院演说满汉畛域及改革国体政体之理由，与顽固派辩论终日，率使全场一致叹服。”张之洞责成梁鼎芬悬示驱逐出境，他“犹留连八日，以携带邹容所著之《革命军》、陈天华所著之《猛回头》二书，零星赠送军学各界至四千余部之多。”(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284页。)黄兴回到长沙，即以明德学堂为阵地，在学生中传播革命思想；他还大量印行《警世钟》等革命书刊，以“作民译社”为发行机关。
1905年7月，在同盟会筹备会上黄兴被推举为起草会章八成员之一；8月，同盟会正式成立，黄兴提议，将他和宋教仁等人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改称《民报》，作为同盟会的机关报，并“密函（禹）之谟，使在湖南设立分会及推销《民报》。”(姚渔湘：《禹之谟传》，《湖南文献汇编》第1辑第168页。)在黄兴的帮助下，湖南建立了以禹为分会长的《民报》发行网络。在《民报》与《新民丛报》开展激烈论战并取得初步胜利的时候，梁启超派徐佛苏以第三者的姿态“欲为调停”，“转请宋教仁、章炳麟疏通”，章“有妥协意”，“故持论稍平”，但“克强不许”，(冯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08页。)使保皇党人的阴谋未能得逞。《民报》出版至第24期，日本政府受清廷唆使，借口该报有激扬暗杀、破坏治安之嫌，加以封禁。黄兴于1910年1月又秘密筹划复刊《民报》，使第25、26两期《民报》得以在东京继续刊行。
黄兴从事革命宣传活动，无论就其宣传内容或宣传方式而言都有自身的特色。从内容上看，主要是宣传整个三民主义思想体系。但在不同时期，侧重点不同。一般说来，同盟会成立前，侧重民族主义的宣传；同盟会成立后，侧重民族、民权主义的宣传；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侧重民权、民生主义的宣传。
对于民族主义，黄兴阐述得最为详尽。他认为，革命的根本动因是因为清廷太腐朽。他揭露说，“清政不纲，外见侮于列强”，“国势险危，有如累卵。”而“忠义奋发之土，所以奔走呼号于海内外，糜顶捐驱，不稍稍匪惜者，徒以救国故，徒以保种故，徒以脱奴籍而求自由故。”他认为，民族与国家两者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提倡民族主义与提倡爱国主义是一致的。
对于民权主义，黄兴十分强调尊重民意，强调平民*。他认为，“国家者，非一人独有之国家，乃，人民共有之国家，以人民为国家之主人。”辛亥革命，“共和告成，此固吾同人之至大至刚之气，贯彻到底，故能转移全国人民之心理，而亦人民苦专制之束缚，乐共和之自由，有以致之也。”他指出，“世界大势，日趋于平民*，吾人乃亦以平民*为归宿。”所谓“平民，就是人民，为国家的主人者，自应过问*。”(任卓宣：《黄克强先生的卓识宏谟》，《资料》（二）第279页。)表现出了坚定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
对于民生主义，黄兴特别重视。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他主张用井字旗，已经朦胧地表现出对“平均地权”的某种关注；即使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大部分革命党人把民生主义弃之于不顾的时候，黄兴也仍然不厌其烦地加以阐扬，他在讲演中屡屡提及民生主义。他说：“我国此次革命，非但种族上革命，非但*上革命，其结果乃是社会上革命。”“愿将社会革命包括在*革命之内，抱定国家社会主义，免除欧洲将来社会革命之事，提倡土地国有，使多数国民皆无空乏之虑。”他认为，民生主义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以世界大势观之，社会革命岌岌不可终日，吾人此次革命，即根据社会革命而来，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则平均地权。”现在，“建设之事，无虑万端，而要以厚民生强国力为本。”他告诫党员：“土地是不能增加的，而生齿日繁，土地私有则难于供给，他人见吾党持社会主义，群相惊讶，不知吾人于建国之初，不先固根基，即难以立国，故党员极宜注意此点，宏其党风”。(黄兴：《在中国同盟会上海支部夏季常会上的演讲》，《黄兴集》第240页。)他甚至提出了实行民生主义的五项具体主张：即速修铁路、发展农业、开发矿业、提倡国民捐、改革航运等等；对于建国大业，诸如*、法律、军事、经济、财政、教育、道德、社会八个方面均有详尽的发挥，而且与孙中山建国方略中所阐述的思想是完全一致的。
从宣传方式上看，黄兴不仅仅是发表演说和刊行革命书刊，更大量的是加强个别指导。例如秦力山、杨笃生等人开始“服膺康、梁之主张”，但庚子之役败后，黄兴和周震鳞一道为秦、杨等饯行，酒酣耳热之际，黄兴“曾声泪俱下的力劝秦、杨放弃保皇幻想”，讲解“唯有革命始可以救中国”的道理，勉励他们为“庚子之役死难烈士复仇”。秦、孙痛定思痛，“兼以深受黄兴澎湃热情之感动；方始认定黄兴主张正确，表示全部接受，自此，杨笃生成为革命党之中坚。”(王成圣：《黄兴侠骨雄心》，《资料》（三）第466页。)陈天华也曾一度有过君主立宪的主张，将北上陈于政府。黄兴与宋教仁相商阻止陈北上，在东新译社，与陈辩难良久。经过黄兴反复劝导，陈天华始打消北上请愿之议。(毛注青：《黄兴年谱》第48页。)
黄兴不是纯粹的“实行家”。三民主义的思想体系固然是孙中山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首先创立起来的，但是“领袖是一个集团”，黄兴作为这个领袖集团的主要成员之一，他和他的战友们一道对于三民主义的具体阐释和发挥也丰富和发展了孙中山的理论体系。从某种意义上说，完整的三民主义思想体系是孙中山、黄兴等一代伟人共同斗争的产物，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曾有言：“一般的人都说孙先生是理想家，我是实行家，这是大错特错的。试想没有理想，那能见诸实行，没有理想的实行，叫做盲动，轻举妄动，我们现在实行革命，就是实行这正确的理想。理想者、实行者，在空间上不可须臾离，在时间上无前后之分，所以古人才有知行合一、即知即行的话，孙先生一时不断地理想着、实行着，实行其理想，理想其实行，孙先生的理想实行，就是我的理想实行。”(林泉：《一代伟人黄克强先生》，《资料》（三）第272页。)
黄兴也是一位具有非凡组织才能的社会活动家。早在1904年，由他发起在国内正式组建了革命小团体华兴会，并任会长。会外另设同仇会以联络会党，设黄汉会以运动新军，开了革命党人有组织、有领导地联络会党、运动新军的先河。黄兴不仅与会党首领、新军头目进行秘密联络，而且与社会各阶层人士建立了广泛的联系。学务总办张鹤龄、泰兴知县龙璋、。立宪派头目谭延闿、牧师黄吉享、教育家胡元倓等等都与他保持着极为友善的关系。同盟会成立，尽管在讨论入会时原华兴会会员思想并不统一，刘揆一“主张不入孙会之说”，章士钊则拒绝加盟，但黄兴并未采取强制的办法，“遂以‘个人自由’一言了结而罢”。通过黄兴的工作，刘揆一后来在入盟后还曾代替黄兴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达四、五年之久，章士钊则成为辛亥革命时期名噪一时的宣传鼓动家。谭人风也是在黄兴的感召下入盟的。黄兴籍隶湖南，又在湖北读过书，在两湖知识青年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而两湖留学生人数较多，在黄兴的周围有一批才华横溢的青年革命家倾心推重，因而使黄兴有执东京革命志士牛耳的地位。他协助孙中山组织革命力量，“罗致人才，不限于一端，不拘于一隅，推心置腹，惟求用党其才。”“举凡关外马侠、北方志士、南京新军、长江会党，均派遣同志分途联系。”(绩荪：《半壁东南三楚雄》，《资料》（一）第19页。)使全国各地的革命斗争联成一体，此伏彼起，终成燎原之势。
此外，黄兴在为革命筹款方面也做过积极的贡献。谋划甲辰长沙起义时，因需用浩繁，黄兴“乃以祖遗300石田租的土地出售，以济急需。”(蒋君章：《百战功高黄克强》，《资料》（二）第160页。)上海余庆里会议策划在鄂、宁起义，因受万福华刺王之春事件的牵连，造成黄兴等20余人系狱。黄先期出狱，避走日本，乃“向旅日华侨募得4千余金，派彭渊恂携回上海，会同林万里、万声扬等营救未释诸人。”(左舜生：《黄兴评传》，《资料》（四）第532页。)黄花岗起义前，他又拨款5千元派谭人凤联络两湖志士，以谋响应。及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由他独立办理向日本三井洋行借用贷款30万元，以南通实业家张謇作保证人。他在担任南京留守时，曾努力提倡国民捐。讨袁护国战争开始，当时云南全省岁入不过2、3百万银圆，非向外商借款2百万圆不能举义，外商声明须有黄兴签字，方能借贷，张继电告黄兴，黄即电嘱张孝准代为签名，并电促李烈钧、周震鳞、柏文蔚等在南洋从速筹款接济西南义军。黄兴尽管个人经济生活拮据，有时竟闹到债台高筑、外出躲债的地步，但他总是在关键时刻为革命排忧解难，筹巨款以应急需，保证了革命斗争的顺利进行。
三、不能以与孙中山有无政见分歧论功过
辛亥革命是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空前绝后的一次大革命，领导如此伟大的革命运动，主要领袖人物之间不可能没有意见分歧，也不可能没有矛盾；重要的是在于辨别清楚不同的政见孰是孰非，在于如何正确对待矛盾，如何分析矛盾产生的原因以及如何解决矛盾。因此，不能以与孙中山有无意见分歧来评论黄兴的功过。
众所周知，以黄兴为首的两湖志士一直是维护孙中山领袖地位的。是黄兴，在同盟会正式成立大会上首先提议“孙中山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过选举手续”；也是黄兴，在章太炎、陶成章等人迭次掀起倒孙风潮的危难时刻，“弛函劝顾大局”，拒绝受任同盟会总理；还是黄兴，在武昌起义后，谢绝革命党人的推举，迟迟不肯赴南京就任，翘首以待孙中山，使孙回国后顺利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又是黄兴，在孙中山筹组中华革命党时，不少人劝他另外组党，并拥戴他为领袖，但他毅然决然地加以拒绝。黄兴就是这样一如既往地捍卫孙中山领袖地位的。当然，在孙、黄之间也有过三次较大的争论，而且，一次比一次激烈，如果不是黄兴克制自己，作出让步，竭尽全力地维护孙中山领袖地位，那么，后果是不堪设想的。
关于同盟会旗帜图式之争本来是非原则问题，为什么竟闹到黄兴欲退出同盟会的地步？平心而论，孙中山提出同盟会的旗帜图式，黄兴持有不同意见，这应当是允许的，只要双方互相商量，问题不难解决。但是，“逸仙固执不改，并出不逊之言。”这是导致黄兴怒而退会的导火线。至于黄兴不快的真实原因，据宋教仁分析：“远者当另有一种不可推测之恶感情渐积于心，以致借是而发。”“盖逸仙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有令人难堪处故也。”宋教仁日记中的这席话虽然带有某种感*彩，但也并非全无道理，至少可以说，孙中山在处理这个问题时也不是心平气和的。然而，黄兴毕竟没有象宋教仁那样，由此得出“不如早自为计”的结论，他在盛怒平息之后，“未几，复还。”仍然接受了孙中山制定的方案。此后，防城、镇南关、钦廉上思、云南河口、广州新军以及黄花岗起义中，“党军咸用青天白日满地红之三色旗为革命标帜，克强选任主帅，从无反对之表示。”(冯自由：《中华民国国旗之历史》，《革命逸史》初集第19页。)
关于武力解决还是法律解决宋案问题之争，是孙、黄争论的又一个问题。其实，黄兴又何尝不想使用武力对付袁世凯，但是，愿望与能否实现毕竟是两回事。当时的实际情况是：“计其时可用之兵，湘、粤均摧毁无余”，所剩者只区区南京第八师耳”，而第八师师长陈之骥、旅长黄凯元、王孝缜等“都说第八师兵士缺额尚多”，况且，以前归第八师指挥的林虎一个团已调往江西，湖南都督谭延闿因湘省防务空虚，又把该师陶德瑶的一个团调回长沙，因此，他们的结论是：“现在还不能出兵”。(左舜生：《黄兴评传》，《资料》（四）第695页。)至于陈炯明、谭延闿等人接到孙、黄作出兵准备的命令时，“皆反复陈其不可”。(黄兴：《复孙中山书》，《黄兴集》第357页。)既然如此，仅仅“在上海几个赤手空拳的人空喊讨袁，是不济事的。”黄兴起初主张用法律解决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当袁世凯公开向革命党人挥舞屠刀后，黄兴旋即往见孙中山，说“他自己愿赴南京举兵讨袁，请孙先生在初举义旗时暂勿赴南京，俟创立一个局面后，再请孙先生前往主持，并谓南京独立后，须有上海方面的兵力、财力的支援，请孙先生在沪督促陈其美赶快占领上海。孙先生同意后，黄先生乃嘱王孝缜、黄恺元两人当夜赶回南京，布置起义。”(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08页。)就这样，黄兴代替孙中山打了一场自己明知不能取胜的仗。事实上，在宋案发生后，就国民党与袁世凯两方的实力而论，国民党对袁用兵，无论是早用兵，还是晚用兵，无论是由孙中山领导，还是由其他人来领导，其结果都免不了失败的命运。后来，孙中山以此为口实责备黄兴，应该说是没有道理的。
关于筹组中华革命党之争，实质上是在二次革命失败后发展党务的不同方法之争。黄兴不同意孙中山另组中华革命党，更不同意党员“服从党魁一人”、“在誓约上用中指按上指印，以起矢忠”，将党员按入党时间区分等级的搞法。当时支持黄兴这种想法的“不肯附和”者，所在多有，张继、邓泽如、李烈钧、谭人凤、柏文蔚、胡汉民等人都不同程度地表示过反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尽管黄兴苦口婆心地加以规劝，但并没有使孙中山改变态度，他无可奈何，只得接受孙中山劝他“静养两年”、“此后彼此可不谈公事”的意见，被迫远适欧美，继续从事反袁斗争。后来，陈其美“大肆攻击”黄兴，但他除进行必要的解释之外，采取十分忍让的态度，“听其所为”。黄兴的离日，曾在革命党人内部引起过强烈的反响，日本朋友萱野长知、宫崎寅藏等人还专为发起“召还黄兴运动”，(《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日文版，第709页。)表达了他们对这位革命者无比崇敬的感情。
四、不能脱离黄兴所属的阶级和所处的时代论功过
毋庸置疑，黄兴也不是一个没有缺点的完人。这一点，辛亥革命前，反映在他对形势的估价、对革命前途的认识上；辛亥革命后，反映在他对袁世凯的态度、反袁的策略手段上。但是，无论这些缺点多么严重，在评价黄兴的功过时，都不能脱离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来苛责黄兴，因为这些缺点都不是黄兴一人所有的，而是那个时代所有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共同弱点。
应当承认，黄兴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时候，也曾不可避免地表现过悲观绝望的情绪。黄花岗起义失败后，他“欲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特别是赵声病逝、杨笃生蹈海，给黄兴精神上以莫大的刺激，他“感情所触，几欲自裁。”(毛注青：《黄兴年谱》第124页。)阳夏战役失败后，黄兴乘轮船退出汉阳，“当江轮渡至中流时，公目睹汉阳城，忽急走船弦，纵身投水，使非副官长曾昭文与揆一追随左右，合力抱持之，恐即与波臣为伍矣。”(刘揆一：《黄兴传记》，《辛亥革命》（四）第304页。)其实，这种由于起义新败而产生的悲观情绪象乌云一样，几乎笼罩着当时所有革命党人的心境。甲辰长沙起义失败，刘揆一“思想亦大变，欲从事于道德与学问之途。”曹亚伯“已成为纯粹的宗教家”；章士钊在上海狱中也谈到出狱后的打算，“必设一牛肉店于杭州西湖道上”，“鬻食估读，以终其身。”(吴相湘：《章士钊倡新旧调和论》，《民国百人传》第3册第277页。)宋教仁在东京“常郁郁，醉即卧地狂歌。”(冯志钧：《章太炎年谱长编》上册第259页。)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孙中山由横滨渡槟榔屿约集同志来会，与会者心灰意冷，“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孙中山：《革命原起》，《辛亥革命》（一）第16页。)黄花岗败后，也同样可以看到类似的景况：谭人凤“心志俱灰”，从此“决志归家”，“不愿再问党事”；(谭人凤：《石雪牌词》第81页。)胡汉民“事败心灰”；杨笃生忧伤过度，愤而投海自戕。二次革命失败后，曾参与武力讨袁的南京第八师军官黄恺元“出家为僧，在杭州一小庵内修闭关法”；陈裕时“亦在家学佛，参访汉、蒙、藏佛学大师，颇为虔诚。”(李书城：《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一）第210页。)由失败而转向悲观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思想特征的共同反映。需要说明的是，孙中山在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关头，志不稍挫，总是高瞻远瞩，“以一败何足馁”的乐观态度，对革命前途充满着必胜的信心，这是孙中山高出黄兴等人的地方；但是，即使是“中国特出人物”的孙中山也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所属那个阶级的烙印。在对待南北议和以及袁世凯的态度上，孙中山和黄兴似乎没有什么不同，诚如1912年宋教仁在谈到南北议和时所评论的：“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异。”(《民主报》，1912年9月16日。)既然没有人据此苛责孙中山，那么，为什么在对待袁世凯的态度上，与孙中山“无丝毫之异”的黄兴竟被说成是“革命党内部妥协势力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呢？
（资料来源：《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社版，1989年第2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