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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润生
1916年生于江西省吉水县
1930年参加红军，两年后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苏区五次反围剿，后参加长征
1937年任八路军115师343旅686团1营教导员，后任686团政治处副主任、115师独立旅1团政委等职，参加平型关大捷，转战吕梁山根据地、鲁西根据地、冀鲁豫根据地等；解放战争中，参加挺进大别山、和平解放云南、贵州剿匪等战役；新中国成立后，任16军政委、国防部第七研究院政委、海军东海舰队政委等职
1955年授衔少将
1988年在东海舰队政委任上离休，后任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市人大常委会委员，离休以后，一直住在上海
“平型关我军伤亡近千，毛主席很痛心”
太阳升起来的时候，戴润生已经在老爷庙附近的山上埋伏了快两个小时，周围安静极了，他的双眼紧紧盯着山沟里的公路，日军还没来。
下了一夜的雨，树叶上还在滴着水，而戴润生的衣服早已湿透了，9月末的山西，有些凉了，初升的太阳还不能让他冰冷的身体感受到温暖。
老爷庙在平型关东十多里路，戴润生和他的战友，115师的战士们正在等着日军的到来，这是第一次和日军交战，他们已经盼望很久了。68年后在上海的家中，戴润生对记者说，“那时候求战心情非常急，巴不得一过黄河就跟日本人打”。
1937年9月25日拂晓时分，戴润生和他的战友经过一夜的冒雨行军到达老爷庙一带，从凌晨三四点开始已经埋伏两个小时左右。这之后的两天一夜里，115师打了一个胜仗，袭击了走进埋伏圈的日军板垣征四郎第5师团21旅团42联队的运输队，歼灭1000多人，缴获大量汽车和骡车运送的物资，这就是“平型关大捷”，打破了日本“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
虽然以后再没去过平型关，戴润生依然能用笔画出当时那里的地形，提起来他还是很开心，“那一仗，打得很痛快”。
坐汽车开赴平型关
沿途遇见的国民党兵嘲笑我们去送死，我们一笑了之
戴润生是1937年8月22日随部队东渡黄河开赴山西北面抗日战场的，这时候他们已经改编一个多月了。这年7月14日，红军正式改编为八路军，红一方面军改编为115师；红一军团改编为343旅，旅长陈光；红4师改编为686团，团长李天佑，副团长杨勇。21岁的戴润生在一营担任指导员，营长徐德操。改编时的115师不到1万人，而整个八路军也不足3万人，戴润生担任指导员的一营一共5个连，也不足500人。八路军后来改为第18集团军，按国民党的划分，属于阎锡山担任司令长官的第二战区。
这时候的戴润生虽然年轻，却已经是老革命了，他12岁在家乡江西吉水县参加儿童团，14岁参加红军，18岁随红军大部队长征，编入红一方面军。
“我们一营是开往前线的第一梯队。”戴润生说，22日，一营由副团长杨勇率领，在侯马镇搭山西特有的窄轨火车开赴忻口。“杨勇是政委，但改编时因为蒋介石不允许有政委，就以副团长的身份行使政委职能。对内是政委，对外是副团长”。一营沿途受到了热烈欢迎，他们乘坐的火车路过太原时，“太原市的工人、学生、各界爱国人士，里三层外三层地欢迎，这么热烈的场面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可是我们的干部战士都端坐在车厢里，没有下火车的，没有伸出头到窗外看热闹，杨勇亲自下车向欢迎群众致谢”。
火车到了忻口，部队改乘汽车前往灵丘，戴润生笑着说，“这是第一次坐汽车”，沿途戴润生看到很多退下来的国民党兵。“国民党的部队纪律很差，说起来也是好笑，当兵的三五成群，根本无人带领，有的挑着背包行装，有的拿着从老百姓家里抢来的鸡鸭，嘴里唱着小调，只顾着朝后方逃跑；当官的赶着毛驴，驮着箱笼带着姨太太也是争先恐后，一片溃不成军的景象。”戴润生说，“他们还向我们散布失败情绪，嘲笑我们去送死，对此，我们一笑了之。”
9月下旬，戴润生和部队到达灵丘以南的上寨地区时，灵丘已经失守了，日军正在进逼平型关，威胁太原。23日，115师师部在上寨村小学召开营以上干部会议，师部决定在平型关以东一带伏击日军，配合友军作战。从平型关山口到灵丘东的河南镇，是一条狭窄的沟道，中段十几里地全是险要的深沟，这条沟叫乔沟，沟底只能通过一辆汽车。“那个地方地形很好，对我们很有利，适合打伏击战，因为我们就这么点人，装备又不好，所以不正面打仗，都是打伏击战”。
24日夜里，115师连夜行军前往平型关前线。部队正沿着一条狭窄的山沟急行军时，天气突变，瓢泼大雨倾盆而下，汇集成河的雨水沿着山沟流下，一开始沟水刚淹没脚面，一会儿工夫就涨到齐腰，再不久就到胸口了。水流速度非常急，一不小心就有被冲走的危险。戴润生说，“我们很着急，把枪背在身后，手牵手一起高歌猛进，杨勇趟着水来回视察，鼓励全体干部战士奋勇前进。可惜，两名身体较弱的战友还是被水流冲走了。”说到这里，戴润生有些伤感。
25日拂晓前，浑身湿透的115师战士们终于到达集结地，当时的115师有343、344两个旅和杨成武的独立团，当天杨成武指挥的独立团在山西灵丘与河北涞源交界的腰站村一带阻挡了日军的增援，歼敌300余人，而参加主战场的是两个旅，其中344旅的688团被洪水阻挡未能到战场，到场的是戴润生所在的686团和685、687团两支兄弟部队。
戴润生说：“顾不得休息和烘烤行装，马上投入战斗准备，指挥员察看地形、布置任务，政工干部忙于战前动员，鼓励大家打好第一仗。我们营的任务是在老爷庙一带设伏、突击，我们很快埋伏好了，人不卸装、马不卸鞍，只待一声号令。”
手榴弹一炸就是一窝
日军被压在深沟内完全处于挨打的境地，都成了活靶子
太阳升起后不久，日军的太阳旗也出现了，“他们毫无戒备地沿着公路向平型关前进，那时候的公路还是土路，大概是大雨过后，道路泥泞、难以行动的关系，日军几十辆汽车在辛庄和老爷庙之间停滞不前，后面的日军又拼命向前涌，人、马、车拥挤成一团，这正是我军开火的好机会”。戴润生回忆，这个时候指挥部发出了信号弹。
戴润生说，看到信号弹以后，“埋伏在老爷庙的我营2连，立即用机枪、步枪、手榴弹一起开火，突然遭到猛烈袭击的敌人乱作一团，很多人躲到汽车底下”，与此同时，兄弟部队也发起攻击，115师把进入埋伏圈的日军分割成几段，分别消灭。
“深沟两侧都是陡坡，日军无法组织向上爬，我们的部队把日军压在深沟内，我们在沟上，他们完全处于挨打的境地，”戴润生说，“简直都成了活靶子，手榴弹一个一个往日军所在的深沟里扔，一炸就是一窝呀！”
开火不久，戴润生和营长肖桂商量后，率领着两个连，沿着公路东侧一路向平型关方向攻击。“山路不好走，我们翻山越岭，一路走一路打，打得很痛快，没遇上什么大的抵抗。”下午两三点的时候戴润生带领的两个连就打到平型关对面的山头了，“我们就守住山头，685团在公路的另一面，敌人来了一个反冲锋，几百人向我们进攻，我们和685团联合把敌人打下去了”。这个仗打了以后，天就黑了，陈光把旅部安排到戴润生带队占领的山头，安排晚上的作战，休养整顿。这个时候，戴润生发现自己的衣服已经被阳光晒干了，虽然一天没吃饭了，可是他不觉得饿，“打了胜仗，就忘了饥饿了”。部队也缴获了一些日军带的干粮，“很好的压缩饼干，我们没见过，第一次吃，结果吃多了，还觉得有点胀”。
日本人就是不投降
打枪又很准，最后我们连炊事员都提着扁担参与了战斗
第二天一早，戴润生奉命和部队一起“清查战场，继续打击残余的敌人，我们的部队从两边收拢”，日军虽然只剩下残余力量，可是“技术很好，部队训练有素，打枪很准，武器又很好，给了我们不小的杀伤”。
“我们在战前也学了一些日语的，比如‘缴枪不杀’、‘八路军优待俘虏’等等，可是日本人就是不投降，他有‘武士道精神’啊！还向我们射击，我们伤亡很大，也没办法了，不缴枪就打死了，一抵抗我们就打他们。”
这一天的清扫，就没有第一天那么轻松了，“有一个日本鬼子在山上一个洞里，一个人大概打死打伤我们十多个人，最后我们是用手榴弹把他炸死的”。
戴润生听说，“连炊事员都参与了战斗，他没有武器，顺手拿起一根挑锅的扁担，朝着鬼子冲了过去。不知是什么原因，这个炊事员竟接连砸死了三四个鬼子兵”。
“这一仗歼灭了日军1000多人”，戴润生带着很可惜的语气说，“我们也伤亡将近1000人，我们这个营牺牲了差不多100人，一个副营长和两个连长都牺牲了。这近1000人都是经过长征的老干部，毛主席很痛心。”
打鬼子的“梁山好汉”
“梁山歼灭战”被八路军总部嘉誉为“模范战例”
平型关大捷后，戴润生跟着115师又参加了忻口战役，跟日军进行了一些小的战役。11月8日太原陷落以后，115师奉中共中央命令转战吕梁山，开辟吕梁山敌后根据地。
在吕梁山转战一年多后，1939年1月，115师改称东进支队，越过平汉铁路，历时1个多月，到达山东西部的郓城北面的梁山一带。这里是《水浒传》故事的发生地，戴润生在此参加指挥打了抗战中他最满意的一战——被称为八路军“模范战例”的“梁山歼灭战”。
这个时候686团已经一分为二，作为主力的团部和一、二营随师继续东进，三营、团教导队以及师部特务营的一部分则留在鲁西地区开展游击战，组建独立旅，由此前的副团长杨勇担任旅长，戴润生也升任独立旅1团政委，团长周海滨。鲁西地区的位置十分重要，可以联系山东根据地和太行山根据地。八路军在鲁西地区的活动引起了驻济南日军的注意，派了部队来扫荡。
日军扫荡部队来的时候，正是1939年8月1日，部队正在准备庆祝活动，戴润生回忆，“大概8点左右，收到了侦察员的报告，不久又接到了师部政委罗荣桓派人送来的情报和作战命令，要我们查明情况并尾随敌人，伺机打击”。这个时候，旅部正在肖皮口一带活动，师部在梁山集一带，1团受师部和旅部双重指挥。8月，正是高粱成熟的季节，这些青纱帐正好成了隐蔽集结和进行运动战的好地方。“这一带我们已经很熟了”，戴润生说，“几个月前，我们就把这一带的伪军和国民党顽军扫荡光了。”
“日军队伍前面是伪军，两个指挥官骑着高大的洋马，神气十足”。后来他们知道，这两个指挥官是田中少佐和长田少佐，率领的是驻守济南的32师团(板垣师团)的一支400多人的部队，加上200多人的伪军。
日军行进过程中，戴润生指挥的游击小分队和师部特务营的骑兵连分别突袭他们，一阵猛烈的扫射，在日军反应过来之前躲入青纱帐中，日军找不到线索，继续向前进军。
12点多，到了梁山地区的独山庄，日军在酷热下经过长途跋涉已经很疲惫，便停下来休息，“有的架锅烧饭，有的脱掉衣服躺在树阴下乘凉，有的干脆跳进路边池塘和水坑里洗澡，一个家伙拎了一只鸡从民房里钻出来”。戴润生和团长周海滨决定如果日军停在独山庄不走，便在黄昏后发起进攻，“敌我人数大致相等，但日军技术、装备优于我军，白天打硬仗对我军不利”。
临近黄昏，日军有离开独山庄继续前进的迹象，于是戴和周发出了进攻的命令，“冲锋部队突然攻进独山庄，日军的大炮在近距离作战条件下丧失了原有的作用”。支援冲锋队的部队很快控制了庄外的围墙这个制高点，成为制胜的关键，日军反复发动攻击想夺下这个围墙都失败了。
双方经过反复冲锋和刺刀战，到了午夜都有很大伤亡，日军死伤更惨重，躲在庄内的一个庭院内，战斗暂时归于平静。这时派来通讯员，戴润生跟着通讯员来到了师部，罗荣桓和代师长陈光都在，经过一番研究分析后，“罗政委送了我两句话，‘两强相遇，勇者胜’，‘你回去放心打，不必顾虑敌人的援兵’”。戴润生回忆，罗荣桓分析这支日军是孤军深入，援兵到达至少要第二天中午，并且派了骑兵连在日军增援必经的路上侦察和阻击。
回到独山庄的戴润生和周海滨一起利用战斗的间隙再作了一次动员，重新部署，把日军丢弃的弹药收集起来补充给各个战士，新一轮的攻击很快就要开始了。进攻部队与日军展开了逐屋逐院的争夺战，8月2日天亮后不久，便已经把残余日军逼到最后一间屋子里了，“3营营长率领一个突击队，爬到屋顶，用刺刀和铁镐挖开屋顶，把一串串手榴弹投进去，随着日军嚎叫声的消失，战斗结束了”。
清扫战场时发现，共击毙日军400余人，伪军200余人，俘虏日军23人，其中4人是老百姓俘虏后送来的。
在同等情况下，全歼日军的出色战例，此战也被八路军总部嘉誉为“模范战例”。“国民党鲁西行营主任李树春也来信祝贺，并寄了500元钱慰劳我军将士，他还给蒋介石打电报，认为115师转战山东抗敌有功，要求将115师留在山东”。
平型关大捷和梁山歼灭战都已经过去60多年了，抗日战争也胜利整整60周年了，年轻的“老革命”戴润生也已经89岁了。89岁的戴润生心脏不好，采访前他的女儿嘱咐记者，老人正使用心脏起搏器，在边上千万别打手机。他没有再去过平型关，可是他依然能画出那里的地形，他也忘不了那首著名军歌。“铁流两万五千里，直向着一个坚定的方向！苦斗十年锻炼成一股不可战胜的力量。一旦强虏寇边疆，慷慨悲歌奔战场。首战平型关，威名天下扬！”本报特派记者王吉陆
国共首次联合对日作战
平型关战役是国共合作的第一次作战，平型关大捷则是平型关战役的一个部分，而平型关战役是太原会战的第一次大战役。就在115师对日军进行伏击战的时候，国民党33军的独立第8旅也正在平型关同日军作战。
据时任国民党61军军长的陈长捷回忆，阎锡山曾订了一个把日军放进平型关内加以围歼的决战计划，可是后来计划改变未能实施，9月中旬，日军板垣师团主力从广灵、蔚县分路向灵丘急进。9月19日是中秋节，孟宪吉独立第8旅奉阎锡山命令前往平型关，21日占领了平型关阵地。该旅第623团第1营营长刘光耀回忆，日军先头部队在9月21日午夜已经到达平型关下，开始向晋绥军发动第一次进攻。进攻的日军是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三浦敏事少将率领的共约4个大队的兵力。而115师伏击的，正是21旅团的辎重部队，和独立第8旅配合作战。
平型关战役自9月22日持续到9月30日，最后因指挥不当、国民党各部队间的合作不善等等原因而失败，各部队撤退至五台山、云中山、芦芽山、忻口、祈县一带组织防御，保卫太原。战役中，28日，61军217旅434团在团长程继贤率领下，与日军反复争夺1386.6高地，最终程继贤及全团官兵除派出联络增援的团副郭唐贤、营长张景舜及一通讯排长三人外，其余均为国捐躯。
平型关战役后，阎锡山、傅作义等又组织了忻口战役、太原保卫战等等，11月8日，太原陷落。平型关战役虽然失利，但平型关大捷却使115师名声大振。25日，115师胜券在握的时候，林彪已经把消息向朱德汇报了，平型关大捷的消息很快在全国广泛传播。
平型关大捷后，毛泽东马上给予肯定。第二天，他立即致电朱德、彭德怀：庆祝我军的第一个胜利。1938年5月26日到6月3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毛泽东在讲演中再次肯定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的意义正是一场最好的政治动员。”蒋介石也致电朱德、彭德怀说：“二十五日一战，歼寇如麻，深堪嘉慰，尚希益励所部，继续努力。”
太原沦陷后，115师奉中央的命令开赴吕梁山，开始建立敌后根据地。而平型关的胜利对于敌后根据地的建立，起到了非常直接的支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