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种说法，认为义和团进入北京以后，帮助清政府捕杀谋叛的白莲教。有的并由此引申出其他的结论。实际上，这件事究竟本身如何，还需要探讨。
光绪二十六年六月间，义和团在清政府的默许下，大批进入北京。接着，在北京城内发生了几起义和团捕杀白莲教的事情。这方面的史料记载虽参差纷歧，但归结起来，主要有六月十九日，杀白莲教七十八人；二十三日，杀三十余人；七月初六日，又杀三十余人。前后几次，一共杀了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都是以白莲教的名义被杀的，那么，他们是否真的是白莲教呢？是否真是谋叛造反呢？
让我们先看看这些被捕的白莲教徒是些什么人。有一种记载说：“菜市口杀前拿获之白莲教男妇七十余人……半多永定门内外居民，率皆粗笨之人。”（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26页。）又一种记载说：义和团“出永定门，乡民适趋市集，七十余人悉执以来，伪饰优伶冠服，儿童戏物，指为白莲教，……骈斩西市。”（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见《义和团》第一册，第50页。）另一种记载说：“团在武清界奶子房拿八十余人，皆做纸画人马形赶庙会者，谓是白莲教谋不轨。”（高□：《高□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54页。）从这些记载看，他们究竟是否真的白莲教，是大有疑问的。再从一起经过审讯的案件来看，问题更为明显：“本日（六月二十八日）一起白莲教，归（刑部）江苏司发落，该司印稿回堂，以人命至重，若不严究确情，率尔处斩，则请改派别司可也。堂官纳其言，该印稿提犯会审，全是冤枉诬陷，并非真是白莲教党；于是回堂释放”。（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庚子记事》第90页。）这位记述者发表意见说：“以前所斩之百余口，岂不冤哉”。
至于这些被杀者的谋叛证据更是一笔糊涂账。当时资料记载他们被指为自立“伪皇帝、皇后、东西宫、军师、提督等名”。又说：“据义和团云，烧某教堂时，搜出纸人纸马，密访得白莲教约同天主教等，将于八月十五日起事谋叛”。（杨典诰：《庚子大事记》，见《庚子记事》第89页。）白莲教是落后停滞的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从未有与天主教建立*联系的事实。假定当时义和团确有这种说法，今天的历史研究者对于这种没有确凿证据的说法，也不能把它作为确定的历史事实来看待。至于立皇帝、皇后、东西宫等，白莲教这样做是十分可能的。但这些事在当时也并未得到证实。有的记载说，“其以叛逆诛者，并无军械及谋反实据，其指为西宫者，乃一垂髫幼女；或询之，则并不知白莲教为何物”。（黄曾源：《义和团事实》，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26页。）被指为东西宫的刘大姐、刘二姐，“临刑，官人有问刘大姊、二姊曰：你们习白莲教耶？大姊二姊皆惊问甚么是白莲教”。（高□：《高□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54页、156页。）至于被指为谋反证据而起获的纸人纸马“刑部检之，皆滦州影戏物也”。（龙顾山人：《庚子诗鉴补》第26页。）琉璃厂华英药房有一教书先生，一天被轰传为白莲教，证据是搜出纸人纸马，人们围集观看，“人则所卖烟卷箧上所贴之洋人图记也；马则小孩所戏之马，有机关能动者也”。（高□：《高□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54页。）当时喧闹一时的纸人纸马，大抵如此。
这里还可以指出，白莲教在中国是一种有较久传统的秘密结社，它有自己的经典和教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是他们共同传习的八字真言，在清代，凡破获的白莲教大多有此特点。但义和团时期所捕杀的白莲教，丝毫也没有这种影响的痕迹。这对于我们的研究，也应是注意的问题。
根据以上种种，可以认为，义和团时期在北京镇压白莲教谋叛案，是一起真正的冤案。
那么，义和团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当时就有一种解释，认为这是义和团为了泄愤、解嘲：“拳众攻使馆不下，无所泄愤，乃纵戮乡民……指优伶冠服儿童玩具谓为白莲教之证……尽戮于市”。（龙顾山人：《庚子诗鉴》卷一，第38页。）但这种解释是不大能成立的。义和团杀白莲教是在光绪二十六年六月十九日以后的半个多月中，而在这时，清政府实际上已经停止对使馆的进攻。六月二十日，清政府提出将各国公使接到总署保护，并“严禁团民不得再向各国使馆放枪攻击”（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第326页。）。这样，也就不存在义和团围攻使馆不下而转移目标的问题。
过去和现在都有人从义和团和白莲教的教派渊源方面来观察这一问题的。当时有一些人认为义和团是白莲教的支派，所以称义和团捕杀白莲教为数典忘祖。现在则有人认为这正证明义和团与白莲教教派不同。我认为，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当时的混乱局势。义和团进入北京城后，成为实际左右北京秩序的一大力量。五月二十五日，清廷颁发上谕，嘉奖义和团。二十九日，清廷予以犒赏。义和团取得了正式的合法地位，人数迅速膨胀，成分更形复杂。当时目击者记载：“六月初一日，昨因皇太后颁赏义和团银十万两，京城内外游手好闲之人希图分惠，均在各庙宇安坛设团，聚集无业莠民，以保国保家为名，乘机牟利”。（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8页。）当义和团初入北京时，有人对他们的观感是：“看其连日由各处所来团民不下数万，多似乡愚务农之人，既无为首之人调谴，又无锋利器械；且是自备资斧，所食不过小米饭玉米面而已。既不图名，又不为利，奋不顾身，置性命于战场，不约而同，万众一心；况只仇杀洋人与奉教之人，并不伤害良民”（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15页。）。而到后来，队伍愈来愈大，同一位作者记述他的感想说：“外乡之团，则辖制官长，勒捐富户，派丁充勇，挨户搜粮。京城之团，则寻仇焚掠，指良人为教民，抢人勒输，动取行人财货，种种私心，不可枚举”。作者简单的把京内义和团区分为外乡和京城，无疑是不确切的。但这说明了，由于鱼龙混杂，义和团的队伍中混入了一部分为非作歹的人。
当时清政府指挥的正规武力如神机营、虎神营、武卫军、甘勇等也是横行街市，大肆劫杀。五月二十五、六日，“甘勇焚烧抢掠，情同叛逆”。江西道监察御史郑炳麟被踹门两次，该胡同内被抢二十余家，伤毙者三家十八口。（明清档案馆：《义和团档案史料》第188页。）武卫军更甚，“至凶横者，莫过于武卫中军，到处声言洋鬼子皆为某等降伏，自居莫大之功，肆行欺扰良民。诸如诬良为匪，指民为‘二毛子’，搜抢财物，奸掳妇女，强买强卖，霸占民房，焚烧铺户，种种残虐，不堪枚举”。（仲芳氏：《庚子记事》，见《庚子记事》第23页。）尤其可以注意的，这些清军所做的坏事，往往又推称义和团所为。当时身在北京的一名官僚在六月十二日的日记中说：“到宅，则闻拳团尚守法，某军不服朝命，所为烂事，皆推之于团”。（高□：《高□日记》，见《庚子记事》第151页。）
在义和团成份日益复杂，军队横行街市，清政府内部矛盾重重、控制力量薄弱的情况下，各种“游匪奸民”的活动自上而下更形剧烈。义和团六月十九日在永定门内外捕杀七十余名白莲教徒以前，早就有过冒充义和团在彰义门，永定门外杀掠行路的记载。根据这些情况，所谓义和团捕杀白莲教案，似乎可以看作是当时局势混乱的写照，恐怕很难作出其它的解释。
（资料来源：《近代史研究》198004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