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革命前，史学界关于“红灯照”的研究甚少。我所见不广，十七年中较为引人注意的论文，似乎只有《义和团运动中的妇女群众》（作者宋家衍等，载山东大学学报（历）1960第2期）及《“红灯照”的首领——黄莲圣母》（作者李俊虎，载天津日报1960年8月5日）两篇。有关中国近代史的专著中涉及红灯照的也不甚多。但是，自戚本禹的《爱国主义还是卖国主义？》发表之后，仅一九六七年四月一个月，全国几家主要报刊，就发表了有关“红灯照”的文章资料达十五篇之多。当时，随着戚本禹杜撰“红灯照”“前方杀敌，后方除奸”，“表现了中国青年妇女反帝反封建的英雄气概”，“红灯照”变成了“响当当的革命造反派”，成了青少年在打倒刘少奇同志时应予学习的榜样。批林批孔后，“红灯照”更被捧入青云，她们“不仅为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立下了不朽的功勋，而且为挣脱孔孟之道束缚的妇女解放运动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伟大的鲁迅曾慨叹过中国的所谓正史涂饰太厚，使人难以看出历史的本来面目。读文化革命中或批孔时一些关于“红灯照”的论述，深感这先哲的慨叹并未完全过时。所以，对此重新研究和认识应当说是我辈的一种责任。可惜“红灯照”资料零星散乱，而且间接传闻属多，直接记述尤少。本文粗陋冒昧，拾零集碎，略作考析，是希望透过岁月的灰尘，能从中窥见一些历史的真实，并以此就正于史学界。
一
义和团运动中，“红灯照”起于何时，未见明确记载。但义和拳尚红及有“红灯”之说，却为时颇早。一八九九年平原朱红灯起事，即以“红灯”自名，平原令蒋楷在记述中说他“戴大红风帽，着红裤”，旗及刀枪之饰皆红。（《平原教案记》，翦伯赞编《义和团》，下称翦书）I1356页）前此三、四年，山东义和拳中亦有“红灯照”名目。一八九九年秋上谕又称义和拳为“红拳会”。凡此种种，尚与妇女无关。至于尚红，纯属封建迷信，是由于他们自以为来源于八卦教之离卦教，其色尚红，托南方火色，以别于它卦，决不是如戚文隐喻那样，红衣，红帽，红枪，似乎是崇尚什么革命的“红色”
“红灯照”作为妇女组织，远较义和团为晚。较早的记载见于《拳乱纪闻》，事系阴历庚子三月十三日：
“闻现在津郡城厢内外，时有幼童演练义和拳，又有幼女演练红灯照。此种陋风河东一带尤甚，小营门内外亦有之，以致谣言四起”。陋风“尤甚”并已见诸文人笔端，看来是已经发展了一段时间。
“红灯照”在天津广为发展，应在阴历四、五月之后。罗□融《拳变余闻》中记载：
津城“庚子四五月间，忽传有‘红灯照’者，皆十余令幼女”。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北门外”。此时“红灯照”已有了足资号召的首领。
北京的“红灯照”似乎出现较晚，而且显然还做了一番与论准备。《拳乱纪闻》系于四月初三日之后的资料说：
“义和团近日布满京城内外，惟黄村镇及庞谷庄等处，尤聚散无常。该匪首忽造谣言云：在温泉山煤洞中，掘出前明刘青田所书石碑一方，其文日：‘庚子之年，日照重阴……逢天遭怒，假手良民，红灯下照，民不迷津，义和明教，不约同心’。”（翦书I112页）
稍后，仲芳氏在他的《庚子五月义和团进京逐日见闻记略》中于阴历五月十一日至十五日一则里写道：“连日团民陆续来京者甚众……又由坛中扶乩神语，刊印黄单，到处粘贴传送。其略云：‘庚子义和团，戊寅红灯照……遍地红灯照，壬申到庚午’。”（《庚子记事》11页）
显然，此皆篝火狐鸣之故智。经过此番宣传，“红灯照”很快出现，阴历六月二十二日袁昶在他的《乱中日记残稿》中对“红灯照”已作了明确记载，“祗见有此种人，从未见其一上法”。（翦书I346页）
“红灯照”由津京到地方蔓延迅速。阴历五月下旬，陕西榆次与义和团活动的同时，又“有所谓红灯照，白灯照者”。（《榆次县志》卷十四）盛京将军增祺在阴历六月十八日奏折中也提到铁岭南关有“红灯照”。阴历七月初一日，“盖州城中拳匪萃聚约三百人……且闻该城中亦有红灯照多人，皆女子也”。（翦书I156页）《庚子西行记事》中强调：“又所谓红灯照者，惟晋省为多。”（翦书Ⅲ482页）
“红灯照”的出现，是义和团运动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产物。诚如范老所说，它意味着义和团运动具有广泛的群众性。当时除少数地方有“白灯照”外，津城尚有“黑灯照”、“兰灯照”、“青灯照”、“花灯照”等名目，尽管未见任何资料可以说明她们有什么活动。但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它也说明运动发展到此时，义和团的大兄师们已看到自己那套所谓刀枪不入的神咒迷信已经无法同“洋人”的近代军事科学技术较量，只能求助于更具威力的迷信神术，以维系愚昧百姓及愚昧朝廷的信心。
当然，关于这一点，只有通过考察“红灯照”及其首领的活动方式和具体作用才能得到具体证明。
二
关于“红灯照”的活动方式与具体作用，时人记述颇多，一致之处亦多，而且大多得诸传闻。其中首先引人注意的是“红灯照”的修练与“上法”。如胡思敬的《驴背集》说：“红灯照者，皆选室女未嫁者为之。室中祀九逵道人，以铜盘贮水置神前，绕行叫‘飞’字不绝。自言练四十八日，即能飞行空中。”（翦书Ⅱ488页）
佚名《天津一月记》中也有“红灯照”练飞的记载，不过更为速成，练“五日后可凌空”。（翦书Ⅱ141页）而在《拳事杂记》中，“红灯照”的修练就更为惊人： “又有红灯会，用十余岁之女孩，立水池之旁，师诵咒喃喃数周后，孩即步行水上，鞋底不濡；手执一灯，腾身渐高”。（翦书Ⅰ244页）就是说，她们不仅练飞，而且还要平步履水。
地方的“红灯照”较京津更有创造性的发展，如《拳匪纪略》中就记载：
巨仑搭有“红灯照棚”，席棚高三丈，妇人宿此作法，以助拳民”。（翦书1499页）
如果说义和团的所谓“上法”，是为了使“上法”者相信自己刀枪不入，无论多么愚昧荒唐，总是为了直接用于实战，而“红灯照”上法修练的作用却与此绝不相同。
“红灯照”修练会飞，“能于空中掷火焚西人之居，呼风助火，焚无余”，（《庚子国变记》23页）而且“已有数百人分赴各国焚其房舍，曰今外洋十八国已灭十六国。”（翦书Ⅱ141页）
“红灯照”能步行水上，“可以远赴东洋，索还让地并偿二万万之款。”（翦书I244页）
“红灯照”的神术远较义和团大师兄高明，“灯到处，大火立至”，“能远取人首级，且能乞立不动，魂出交战，一切军器，皆不畏惧，枪炮迂之即不能燃。”（翦书I163页）
一五二二年，麦哲伦已经完成了伟大的环球航行，三百七十八年后我们的民族却有相当的人自矜于靠神咒法术去远涉重洋，灭人之国；1782年，法国蒙高飞兄弟发明热空气气球，翌年，法国雅·查理首次使用氢气球作气球飞行。1900至1902年美国赖特兄弟发明了滑翔飞行技术，1903年他们自制轻便内燃机，第一次成功实现用螺旋浆飞机飞行。但是，与法国人比晚118年，与美国人比几乎同时，我们的“红灯照”却在夸饰以扇自□就可以离开地球，并且凭一柄纸扇就可以对侵略者实行火攻。读史念此，真使人不胜怅惘！
对于“红灯照”的这些无稽的谣言传闻，今日凡属正常的智力都可以做出恰当的判断。但是在当时的义和团运动，“红灯照”所起的真实作用，恰恰就只是在于这些谣言和传闻，决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前方杀敌，后方除奸”。因为当刀枪不入的神话难免要受实践的检验而无效时，更虚无飘渺一时又难以验证的神术就会被创造出来，这是当时运动的实际需要，而义和团舍此又无别的武器和法宝。所以，“红灯照”在当时整个运动中的作用近似于“巫”。无论中外，许多蒙昧落后的民族在进行战争或械斗时，这种“巫”神所起的鼓舞人心加强斗志的作用是极其巨大的。“红灯照”的迷信神术在当时民众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可低估的。如时人记载：
对于“红灯照”，“津民深信之。入夜，家家悬红灯，迎‘红灯照’仙姑也。”（《庚子国变记》23页）
“红灯照”的神术谣传，“辗转传播，众共信之为天人，所至则夹道人众，咸伏地泥首，俟过去方敢起立。”虽然这些传闻纯属子虚，“从未有人目见，而互相矜炫，互相迷信，迄无敢稍加拟议者。”（翦书Ⅱ374页）
天上红灯，本属捏造，但“津民狂走聚观，佥云目睹，有终夜升屋而瞭者。”（《庚子国变记》23）
山东亦如是。王照《行脚山东记》写道：
“是为五月二十六日也。桑园人夜□，谓天上真现红灯，是活神仙降下，洋鬼子那得不灭。”（翦书I413页）
北京团民更有因迎红灯而死者：“夜内枪声四起，比馆开放炸炮，二拳匪不识，皆说‘红灯照’，人人往灯下迎接，被炮子落下，炸死六七十人。”（《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一辑76页）
当时义和团的首领们为了虚张声势，更不失时机地利用“红灯照”大作文章，并且不时花样翻新。如：
他们先是传令“各家烟囱，须常用红纸蒙严，不然闭不住洋人枪炮，于是家家皆急将烟囱蒙上。”但接着又有人传：“不可蒙烟囱，乃是将仙姑之眼蒙上矣。仙姑何能从空中行走，于是家家又皆上房将烟囱上红纸撕去。”（翦书I19页）
入夜，义和团还“传令各人喊嚷红姑高起，并将大指与中指掐住，名为掐决。”（翦书Ⅱ31—32页）
显然，这些把戏在反帝斗争的流血实践中是不会真正起到什么实际作用的。但是，如果考虑到她们的真正作用并不在于直接参加战争，而在于固结人心，这些看似荒谬的举动就可以理解了。关于这一点，从“红灯照”在公开场合中的一些活动中也可以得到证明。
如当时的许多资料记载，“红灯照”经常上街游行，名之曰“踩城”。她们的装束是红衣、红裤、红鞋，（成文还说她们戴红帽——杜撰）每出游时，“幼女挽双丫髻，稍长者盘高髻”，（《庚子国变记》23）一般都是左手持红灯，右手持红巾，及朱色摺叠扇”，“十百成群，招摇而过市。”（翦书Ⅱ374页）这显然不是要打仗，不过是借游行扩大影响而已。
为了耸动视听，义和团还假戏真作，西什库教堂久攻不下，义和团即发出告示：
“各团诸位师兄：今为西什库洋楼，无法可破，特请金刀圣母、梨山老母，每日发疏三次，大功即可告成。”（翦书Ⅱ182页）并且在阴历七月初四日让一妇女充“金刀圣母”，“坐四人小椅子，前后二百余人义和团护送，”（《义和团运动史料丛编》一辑95页）往西什库而去。其结果当然是游行一周而已，不会起什么实际作用。天津也是如此，柴竹林租界久攻不下，于是：
“一日传言仙女下降，人争往观，遥见有人力车（俗呼东洋车）上坐一女子，年可十二三，着红衣裤，自西向东面去，车后随观者千余人，皆执香致敬。据云仙女到柴竹林焚洋楼也。”（翦书Ⅱ145页）
不难看出，人们对法述神咒的信仰信心，是义和团运动在当时得以进行下去的一个重要支柱，所以为维系这个支柱创造并使用“红灯照”这个工具，应当说有它合理和必然的一面，我们作为后人是无须苛责的。但是，如果象戚本禹那样硬要把“红灯照”“革命化”、“现代化”，以便为他们的特定目的服务，那就不仅是荒谬的而且是反动的了。
值得研究的是，在有关“红灯照”的资料中，尽管极少但也有提到“红灯照”参加实战的。比较著名的一条资料见于林鹤年《红灯照》的乐府序：
“津商归闽，历言目击红灯女儿，一入兵阵，视死如归，唯恐落后。中外各报，亦历历称述。天生忠义，成此国殇。二十二行省得此番小儿女一振疲癃，不特寒众国之心，且壮中原之气。予故以女田横美之。中国自道咸以来，沿海防夷水陆各战，望风奔溃，久为外人所轻。一旦受困于小儿女，倾彼十国之师，不敢复言瓜分。”（转引自阿英编《庚子事变文学集》下册1150）
此条资料被戚文和其他论著反复引用，似乎无人怀疑。“天生忠义”句后是作者自己的议论，说红灯女儿能倾“十国之师”，不敢复言瓜分”，是作者自己不切实际的妄断，自不待言。仅所谓“目击”云云，可疑之点就甚多。
说“红灯照”在实战中视死如归的情形，为中外各报“历历称述”即不实。如果中国妇女真的在反侵略战场上参加冲锋搏斗，必然要引起中外舆论的关注。但当时中外各报不仅不见记载，连瓦德西的《拳乱笔记》和联军战记上也无反映，至于“红灯照”夜晚升空事，各报倒是“纷纷议论，以为系火药伪作以感人，”（翦书I470页）决不是称述其参加实战，此可疑者一。
以情理论，“红灯照”小者十二三，大者十七八，而且都是小脚，所谓“祛服利履”者即是，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实难想象，至少是大多数人做不到，此可疑者二。
从“红灯照”修练法术的内容看，是扇风放火，升空履水，也不是真让他们打仗，此可疑者三。
再说，此条本来就是归闽津商的传闻，传闻者虽自称“目击”，但在一定条件下，人们完全可以自称“目击”到根本不存在的事物。如时人管鹤曾作如下记述：
“余寓青县刘姓家，刘翁故稍读书者。一曰，呼余出看红灯罩。指空中黑云一片日：‘此中无数红衣女子，即红灯罩也。’余无所睹，而途人纷纷传说，指天画地，确切不移，刘翁亦随声附和，晓晓不休。余不解，后始悟刘翁实为保身计，故不觉以假面孔向余也。”（翦书I488页）
说“目击”者未必属实，此可作例。这种情形在当时愚昧的人们中出现是不足怪的。至于六十七年后戚本禹杜撰“红灯照”“前方杀敌，后方除奸”，除出于特殊的*需要外，大概他是把“红灯照”当作解放区的妇联会或儿童团了吧。
另一个值得重新研究的问题是“红灯照”同妇女解放运动究竟有多大关系。其实，这也是一个是否历将历史“现代化”的问题。诚然，义和团的一般成员和民众尊崇“红灯照”，但那主要是因为他们相信“红灯照”的法术高明。因为义和团虽然刀枪不入，但怕女子秽物，“红灯照”本身就是女子，所以一无所惧。事实上，义和团就不是要将“红灯照”当作妇女来尊崇的，而是当作神女来尊崇的。这正如佛教的善男信女尊奉女身的观音，并不是等于主张妇女解放，满汉王大臣匍匐于垂帘听政的慈禧脚下，并不等于就主张妇女掌权一样。义和团对待妇女问题，并没有越出封建主义的藩篱。在义和团眼里，妇女仍然是阴物，不祥之物，最容易冲破他们的法术，入坛立意先吃素，最怕妇人冲，焚教堂殃及四邻，也说是“火时有妇女出外，致破其术，故延及，于是见妇女则杀”（翦书Ⅱ142页）并且传令妇女七日不许梳头裹脚，坐在炕上不许出门。攻打西什库一月不下，也说是其中女人太多。要居民焚香乞西北风，供清水五碗，馒头五个，磕三百六十头，但是“不许妇女执香礼，恐破其术”。“红灯照”虽然是女子，但“行走街巷，亦避妇人不使见”。（翦书Ⅱ19页）“红灯照”与妇女解放实在相去太远。
三
在“红灯照”中，最为引人瞩目的个人是“黄莲圣母”。“圣母”姓林，“小字黑儿”，传为船户李有的儿媳，平时即会“下神”，应为女巫一类。有资料说他幼时曾卖解江湖，是红娘子一流的人物，恐不确，似与当时翠云娘事混淆。
时人关于“圣母”的记载颇多，有相当多的资料说他是“土娼”，“土妓”，也有认为她是船家女的。在现代人的一些论述中多极力为其辨诬，否认其为“土娼”，大概是因为我们中国人的心目中，所谓“英雄人物”一定要出身好，历史清白的。其实这并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如果“圣母”确实在这场反帝斗争中战功卓著，叱咤风云，即使“土娼”，“土妓”又何妨？问题仍在于她在义和团运动中究竟起了什么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也只有从她在天津的整个行动中去寻找答案。
“圣母”约于阴历五月中由杨柳青来天津，一说为张德成所请，吴永《庚子西狩从谈也认为她是由别人“觅得”的：
“更有巨滑，别出心裁，从天津觅得一土娼，略有姿色，而悍泼多智巧，乃群奉之为女匪头目，号称黄莲圣母，珠冠绣服，衣饰仪从如妃后，更怂恿青年妇女，投拜麾下”。（翦书Ⅱ374页）
阴历六月中旬，天津陷落。五月中旬以后义和团因神术不灵，人心渐失，如张德成等此时抬出“圣母”来，招揽信徒，收拢人心，是可以理解的。
“圣母”在天津露面，显然是经过义和团首领们事先策划和准备的。
“圣母”初到时住侯家后船上《庚子国变记》说：
“五月中，有黄莲圣母乘舟泊北门外，船四周皆裹红绸。有三仙姑、九仙姑，同居舟中。”（《庚子国变记》24页）
时人刘孟的记述与此颇同：
圣母“与其妹名三仙姑者，居住侯家后河中盐船上，用红洋绉将船四面围严。其初到时，两岸人民，皆焚香跪接。”（翦书I36页）
船裹红绸和人民能事先来焚香跪接，不是有人为了某种目的而事先准备是不可能的，也不是某一女子忽然自己想当“圣母”就可以做到的。
不久，“圣母”名声大著，直督裕禄拜见后，她又曾移居老君堂。有资料记载说：
“直督裕禄迎入署，朝服九拜，弗为动；乃制黄旗两杆，大书黄莲圣母，鼓吹一部，送侯家后某神堂居焉。圣母坐神橱中，垂黄幔，香烛清供，万众礼拜。”（《庚子国变记》24页）俨然一活菩萨了。刘孟扬写“圣母”被俘照片的题记，其中有“直隶总督朝服跪迎于河岸，司道等官参拜于老君堂”，当属一事。
从阴历五月中至津城陷，“圣母”在天津的活动前后是一月或不足一月。在这一月之中，除初到时两岸人民焚香跪接外，见诸记载的她的耸动远近的活动有，下几项：
其一：治枪伤。记述颇多，如：
“自言能疗疾，拳匪伤者舁舟傍，傅以香灰，数日而蛆出焉。”（《庚子国变记》24页）又如：
“据云能治枪伤，应手即愈。其治法用香灰涂抹伤处，谓能止痛收口，故受枪伤者，多抬往求治；不效，则曰：此人平生有过处，神仙不佑，故不能好耳”。（翦书I36页）
其二：所谓盗洋人大炮螺丝钉：
“一曰用手巾包裹许多小螺丝钉，举以示人，曰：此吾暗中从洋人大炮上盗来者，于是皆惊为神。”时人判断：“其长短皆不足一寸，显系在铁铺购买以欺人者。”（翦书I36页）
其三：所谓封甲鱼道行：
“又一曰，有一甲鱼在其船前探首水面，黄莲妖妇曰：‘此来讨封也。封你五百道行，速往海口将该处把住，不可有误。’于是相传云，圣母真有来历，连老鼋都来讨封，其品位可想而知。”（翦书I37页）
其四：直督裕禄拜见：
“裕禄曾将伊请到署中，求其保护。伊则曰：大人不必忧虑，我将洋人大炮上螺丝钉皆盗来矣，裕禄则曰，求圣母多多保护。”（翦书I37页）
其五：戏弄李鸿章之子：
“李仲彭袭侯，由津避乱，乘舟南趋，甫至东浮桥，即为匪所阻，迫令往遏黄莲圣母”，李无奈，“赤足着靴，随去。到圣母舟中，呼之跪，即挺然遽跪”（翦书I487页），跪刻许方挥之使去。
其六：沿街游行：
“每在街上行走，有二三十个男子相随，皆持洋枪，其妹三仙姑行走时，亦有二十余岁之男子数人跟随，传谕人等，皆须闭目不可看，于是皆敬之为神。”（翦书I37页）
我所以甘冒引文繁琐之讥，如此将有关“圣母”的资料尽可能引出，是因为痛感于如戚文那样的论著“以论代史”，把历史人物在想象中升华为现代的革命者，自觉不自觉地以史欺人的做法，必须纠正。其实，总括张德成等抬出“黄莲圣母”和“圣母”本身的活动，实际都是一种造神运动，即如前引，是要利用当时民众的蒙昧与落后，使人“皆敬之为神”。如果抛开张德成、“圣母”等人的个人品质及目的不说，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看，它可以鼓舞农民在这场斗争中的士气；从消极的意义上来看，如此迷信虚玄，它并不能真正有助于反帝任务的完成。
“黄莲圣母”在义和团运动失败后被侵略者俘获。她的被俘，一说是由于义和团民的出卖：
“城陷，圣母偕仙姑逃去已月余矣。拳匪散而为盗，劫船于西河一带。一日，迂圣母船欲劫之。初（圣母）犹哀恳，不听，圣母乃作色曰：‘汝等皆团民，岂不知吾黄莲圣母耶？，匪熟视之，曰‘吾等假扮团民，正为访缉汝也。’乃缚圣母及仙姑返掉回津，投各国所管辖之都统衙门而首焉。匪竟获重偿去。一仙姑投水死，圣母与仙姑入都统署囚之。”（侨析生《京津拳匪记略》卷二）
与此种说法相似的还有《庚子国变记》。法人夏·绿蒂《到北京去》中也讲到“义和团的两女神”，与上述“圣母”被俘恐系一事，只是把时间说成“战局瓦解这一曰”，恐不确。值得注意的是他提到是联军包围了一只中国木船上的两女神，并非义和团散而为盗劫献“圣母”于都统衙门。
关于“圣母”的结局，大抵有两种说法：
一说为被“洋人所杀”。如佚名《天津一月记》中说“黄莲圣母亦为洋人所杀，其红灯照之仙女居内城者，洋人即焚其家，诛其人，居外城者，仙踪已渺矣。”（翦书I158页）
另一说为被携往外国。如管鹤《拳匪闻见录》说：
“圣母”“津城陷，为联军所获。屡于都署询鞠，无甚要领。遂载往欧美各洲，以为玩物云。”（翦书I487页）
“母圣”被载往欧洲可能性极小，从侵略者当时的残忍报复情况看，被杀极有可能，但两说均缺少进一步足资证明的材料，姑志之以待后考。
“红灯照”作为义和团运动的一部分，同样都是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矛盾的产物，是我们民族同帝国主义侵略进行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它的落后性，它所表现出来的蒙昧在整个义和团运动中则显得更为突出。因为在一个具有长期封建传统的民族中，妇女的蒙昧更甚于男子，本不足怪，亦不应苛责。但硬性拨高是不科学的。象戚本禹那样，用“红灯照”去煽动青少年起来打倒刘少奇同志，更超出史学研究的范围，而只是一种*阴谋罢了。
（资料来源：《社会科学》198002 本网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