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文史精华》第2期（儒教问题专集）（2004年2月1日）
本期主编：李申
一、政教合一及其三种形式
“政教合一”是政权与宗教合一的*制度或社会现象。在上古时代的许多国家，占统治地位的宗教的教规起着类似法律的作用，该宗教的祭司或僧侣对*有很大的支配作用，对人民思想控制很严，有些国家首脑同时兼任宗教首领，这种状况在东方奴隶制专制国家特别流行。在中古时代，东西方各国都用有国教之名或无国教之名的实质上的国教作为统治思想，政教合一现象仍然普遍存在，当时的国家一般地说都处于政教合一的历史发展阶段。近代资产阶级革命提出政教分离的主张以后，政教合一的现象日益减少，但在一些国家和地区仍然不同程度地存在。例如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后还提出“神皇一体”、“祭政一致”，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神道教一直作为其国教。当代进界上还有一些国家仍在实行政教合一制度。
这里所说的政教合一，涉及的是狭义的政教关系，即宗教与统治阶级的*的结合(西方人所称的Relations between Church and State，常译作“政教关系”，其实指的是“教会与国家之关系”，即体制化的宗教团体与作为统治机构的国家之间的关系)。广义的“政教关系”应指一般的宗教(包括体制化的与非体制化的的、正统的与异端的宗教)与一般的*(包括统治阶级的与被统治阶级的、在朝的与在野的*)之间的关系。这种结合的紧密程度，在各个时期各个国家是各不相同的。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大者，可称为“神权*”，即宗教与*、教会与国家、神权与政权的完全结合；结合的紧密程度较小者，可称为“国教统治”，即被抬高到统治地位的宗教在思想领域内的控制。当然，这两类情形之间并没有明确的界限，大多数政教合一制度，总是介乎最严格的神权*(如伊斯兰革命后的伊朗所实行者)与最松弛的国教统治(如《拉特兰条约》废除前的意大利所实行者)之间，我们可称之为“温和的政教合一”，由于这种情形比较普遍，较能代表宗教与统治阶级*相结合的一般状况，我们为了行文方便，也可简称为“政教合一”。于是，按照宗教与统治阶级*相结合的紧密程度，我们就得到了政教合一现象的三个类型——“神权*”、“国教统治”、(温和的)“政教合一”。下面我们就来看看，这三种政教合一的形式，是否存在于中国的历史之中；如果存在，又是什么宗教，以什么方式在这些政教合一形式中发挥作用。
二、中国历史上有“神权*”吗?
神权*是神权与政权合为一体， 国家机关与宗教机构紧密结合，借用神或宗教的名义进行统治的*体制。神权*只构成一定时期一定国家的*制度的一个侧面，例如，它可以同君主制结合(如古代东方各国)，也可以同共和制结合(如加尔文领导下的日内瓦)。在上古时代，由于宗教意识十分普遍和有力，由于原始公社中宗教与*浑然一体的影响依然十分强大，各国*制度都或多或少包含着神权*的成分。在这种制度下，宗教是维持统治秩序的重要支柱；重大*事务往往以宗教形式作出决定；*活动的得失成败往往被归因于神意；最高统治者被视为神的化身或代理人，上层统治集团包含大量的宗教上层人物；宗教上的考虑对*决策有重大影响。这些情况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古代的埃及、巴比伦、波斯、犹太、印度和中国。
神权*在中国历史上，主要存在于上古时代，或者说从夏商直到西周。
所谓“有夏服天命”（《尚书·召诰》），夏禹“致孝乎鬼神”（《论语·泰伯》），说明夏代已有假借天命鬼神来统治的情形。至于殷商统治者，则不但自称天命而王，而且每事必问卜筮，以宗庙中的大室为治事之所，政令皆假神意而出，神权*在此时发展到顶峰。周代开始“以德配天”，表明人伦方面的考虑在*中所起的作用开始加重，但是周王仍以“天子”自居。平王东迁以后，周天子地位下降，极端的“神权*”也开始随着“礼崩乐坏”而崩坏了。然而，比较温和的“政教合一”制度，在中国并未走下历史舞台，而以一种新的特殊的形式延续了二千年之久。这就是特殊的儒教与特殊的中国专制*的结合，关于中古时期的这种政教合一形式，我们将在第四节再来详述。这里先说上古时期的神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