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说，他在中国时懂得四种语言，包括它们的字母和写法，但没有明说是哪四种语言，因此，引起后人的揣测。
近代法国人颇节（G．Pauthier）认为，马可·波罗懂得的是汉文、维吾尔文、八思巴蒙古文和用阿拉伯字母书写的波斯文。但是，著名的《马可·波罗游记》注释家英国人玉耳（H．Yule）、法国人戈耳迭（H．Cordier），却对马可·波罗懂汉语一说持否定态度。他们的理由是：一，马可·波罗把苏州释为地，杭州释为天，说明他根本不懂汉语中苏、杭是什么意思，只是根据“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句话，想当然而言。二，汉字的书法特征与西方文字迥然不同，按理一部向西方人介绍东方文化的书，不会忽视这点，而马可·波罗一点也没提到。三，书中提到的许多地名，如Tangut（唐兀惕，即西夏）、Cathay（契丹，北中国）、Cambaluc（汗八里，即大都）等，都是蒙古语、突厥语或波斯语的称呼。这些地名，都有相应的汉语名称，而马可·波罗都弃而不用，说明他根本不了解汉语的这些地名。法国的沙海昂（A．J．H．Charignon）对此又不以为然，认为玉耳与戈耳迭批评过严。马可·波罗偏重的不是汉语，但并不是完全不懂，他在中国旅行甚久，又担任过要职，如任扬州总管三年（这又牵涉到另外一个谜），扬州是当时帝国的中心，而且纯为汉人城市，难以想像一个不解汉语的人，能在此治理三年。
上述各说，在西方都有一定影响，而玉耳、戈耳迭的说法，逐渐为更多马可·波罗著作的研究者们所承认和证实。他们发现，马可·波罗的书中，对突厥厥文、蒙古文、波斯文的拼写都很规范、准确，但很少出现汉语词汇。偶然出现的地名，也多从波斯、突厥等文字转写而来，因此断定马可·波罗只懂波斯语、蒙古语、突厥语，而全然不懂汉语。
我国学者指出，马可·波罗的不懂汉语，还可以从元朝的内部情势分析。元朝是蒙古人建立的，虽然任用一些汉人，但也利用不少色目人帮助治理国家，他们的地位都在汉人之上。元朝政府诏令使用蒙古新字，又设蒙古国子学，令蒙古、汉人官僚子弟上学。各官僚机构都设翻译人员。因此，汉语汉字在官场上并非必要。又据赵翼《甘二史札记》记载，元朝历代皇帝多不识汉文。元世祖至元十五年（1278），江淮行省的官僚中，竟无一人通文墨。蒙古人的汉文知识如此，又如何要求一个外国人通晓汉文呢？马可·波罗在中国结识与交谈的，主要是在朝廷出人的外国人，所用的基本上是波斯语，波斯语可能是蒙古朝廷外国人使用的共同语言。既然如此，马可·波罗也就没必要去学习汉语了。照此情况分析，马可·波罗懂得的四种语言，应是蒙古语、波斯语、阿拉伯语与突厥语（维吾尔语），没有汉语。但这一说是否可算定论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