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光武帝在加强监察官僚权威方面，创造了一个有趣的形式，叫做：三独坐。《后汉书·宣秉传》说，宣秉在汉光武帝建武元年担任御史中丞，“光武特诏御史中丞与司隶校尉、尚书令会同并专席而坐，故京师号曰：三独坐”。其他官僚朝见皇帝时，都站着，惟有他们坐着，故曰：独坐。这和西汉时司直、司隶校尉朝会时排列在九卿之前，均为尊宠监察官僚的特殊礼遇。此后，“三独坐”或“三独”，甚至成为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这类监察官僚的代名词。尚书令虽是中层官僚，实际上是皇帝的秘书处。因前汉末的王莽是以宰相身份夺取汉政权的，所以，汉光武帝总结了教训，在官制中将司徒（原丞相）、司马（原太尉）、司空（原御史大夫，改其职责为管建造）均作为宰相之职，又都将其实权架空，而将执政权集中在皇帝自己身上，这一来，尚书令这个皇帝的秘书班子，就显得重要起来了。所以，尚书令的独坐，乃是强调其代表皇帝的权威性的职能性质。
汉光武帝的方针实与汉宣帝有异曲同工之处：一方面，大力倡导儒学，使儒学道德自律成为一时官僚风气，从而使东汉形成了中国历史上所特有的，出现成批注重操行、品德的儒学官僚世家现象；另一方面，强调对官僚的监察，这就是御史中丞、司隶校尉这样的监察官僚受到“三独坐”的特殊礼遇的真正原因。
个人见解：三独坐从上面可以看出是东汉皇帝为了加强皇权统治有意要消夺相官等一些身居要职的高级官员权利的一种做法，这样作使得高级官员受到了一定的制约！可惜，这样的政策对于那个封建社会中其总体上说是力求利用职权谋取私利的。政府一旦自己管理经济，官僚们手中有了经济权，上下其手的机遇就会无比膨胀，腐败现象也就会像发酵一样发展起来的时代，是不适宜的！因汉光武帝加强了皇权，削弱了相权，其后果是，君权制约一头却又被忽视了，其弊病在东汉初年虽不明显，但是，５０年年左右以后，皇权的延生物，外戚、宦官力量逐渐抬头，终致成为东汉的痼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