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红一号卫星
1957年10月4日，在离莫斯科2000多公里的哈萨克大荒原一个小小的角落里，当离子夜12点还有32分钟时，随着一声沉闷的巨响，一枚头顶载有一个直径只有58厘米的铝制圆球的火箭，梦幻般地升上了天空。这个随火箭升上天空的小圆球，便是苏联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并是全人类的第一颗人造卫星！
接着，在苏联人造卫星上天119天之后的1958年1月29日，美国又将一颗名叫“探险者一号”的人造卫星送入了太空。
显然，苏联、美国人造卫星的上天，使人类终于实现了飞天的梦想，开始了人类首次航天的历史，它不仅为行走在地球上的人们打开了一扇神秘而又新奇的天窗，将人类肤浅短见的目光引向了一个更为辽阔宽广的世界，同时也拉开了人类挺进太空、角逐宇宙的序幕！
面对如此态势，刚刚从战争的度墟上站立起来的新中国怎么办？1958年5月17日下午，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中国的领袖毛泽东站在人民大会堂主席台的中央，挥动着开天辟地的大手向世界庄严宣告：“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
于是，中国的航天人开始了从陆地向太空的艰难跋涉！
火箭司令迎接卫星专列
西北戈壁滩。这是一个迄今为止甚至在遥远的将来也不可能完全认知的神秘王国。
在这个神秘的王国里，有一个在中国的版图上极为渺小却又充满了浓浓诗意的城池--酒泉！中国走向太空的第一步，便从这里开始，飞天的梦想便在这里兑现，中国数万名将士们也因此用自己的青春生命在这里铸起了一座世界瞩目的航天碑：酒泉火箭卫星发射基地！
那是1958年一个雪风狂啸的季节，由炮兵司令员陈锡联上将，总参作战部部长王尚荣中将、苏联杜科夫少将等人组成的勘察小组，对中国的东北、华北、西北7个预选地区进行了一番空中和陆地的艰苦勘察后，拟选了酒泉以北的戈壁滩作为中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试验场，同时写出了勘察选场报告，并很快呈送到了中央。
同年2月26日，毛泽东主席审阅完勘察选场报告后，当即作出了批示并交中央书记处处理。经邓小平、陈云、陈毅同志审核后，最后确定以西北部甘肃省酒泉地区附近的戈壁滩为中国第一个陆上靶场建设地点。
接着，中央军委以毛泽东主席的名义，签发了以孙继先中将、栗再山少将为共和国第一个导弹卫星发射基地司令员和政委的命令。同年4月，为了加快发射场的建设，经黄克诚、张爱萍等人研究后，中央军委下了很大决心，抽调了人民解放军一个兵团，作为组建发射场的基础，同时成立了“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上将任司令员。同年6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代表中央下令：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务必在1959年6月1日前完成。
于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第20兵团当即选出精兵良将挥师南下；吃苦耐劳的工程兵在司令员陈士榘将军的亲自率领下进驻西北荒原；英勇善战的铁道兵和特种工程部队陆续拔兵出山。
于是，对中国军事动向一直进行尾随追踪的美国谍报机关在电台上立即发出惊呼：中国志愿军第20兵团突然失踪，去向不明！
于是，一向清冷孤寂的戈壁滩上，一夜间突然矗立起了一片片黑压压的绿色军帐，10万官兵立足于此，拉开了中国从大漠走向太空的序幕。
然而，就在这一年，当中国的将士们骑着骆驼或打着赤脚走进大漠时，美国却进行了66次核试验。
当时，跨进大漠的航天大军们面临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条件都极为艰苦。有文这样记载说：“茫茫沙海上，除了工程兵修筑的一条专线铁路，和孤零零的一幢没有浴池、舞厅的专家招待所外，几乎一无所有。几万大军的吃、穿、住、用，一时都难以解决；部队机关只能借宿在一座喇嘛庙里。我们中华民族的第一座航天城，就是从这古庙和帐篷开始起步的。”
更为严酷的是1960年，苏联撤走专家；自然灾害降临。刚刚起步的发射场，各种仪器、设备被弃置于冷漠的沙海之中，亟待完成的工程束之高阁；正在试验的项目被迫中断；导弹的主要技术资料和图纸被苏联专家们纷纷卷走；有的苏联专家临走时还扔下这样一句话：“中国如果自己能搞出导弹来，我们买专利。”这股从西伯利亚席卷而来的滚滚寒流，让中国的领袖和火箭将士们都感到了冷酷的份量。而且，死死扼住这共和国第一支火箭部队咽喉的，还有贫困与饥饿：骆驼刺，沙枣叶，野菜团，窝窝头，蘸盐水，成了维持这支火箭部队生命的“口粮”。由于定量就餐，吃不上蔬菜，严重缺水，许多人都得了夜盲症、浮肿病--浮肿的双腿在沙海中每移动一步，在发射架上每攀登一次，付出的都是吃奶的力气。
同时，对于远征太空的创业者来说，还有因资料贫乏、设备空缺带来的无穷苦恼。资料图纸被苏联专家们带走了，一切只有靠自己从头摸索；没有电动计算机，只好连续24小时使用手摇计算机；有的战士因吃了沙枣叶拉肚子，又在十几米高的发射架上工作，来不及也顾不上去厕所，于是为了赶抢时间，便干脆用带子将裤腿一扎，被迫让大便流在裤子里。
而且，这些叱咤风云的火箭将士们，当命运的列车将他们重重地抛在了这片与世隔绝的沙海中后，他们那美丽的青春和活脱脱的生命，由于保密的原因，便全由一个个的“信箱”和一个个的“号”给替代和遮掩了，比如，他们明明住在酒泉一带，通信地址却全是千里之外的“兰州市××信箱”，以致于当许多家人去兰州寻找儿子或者丈夫时，找遍了整个兰州市也始终不见人影。并且，所有的单位都不叫名字，全叫什么什么“号”。如基地机关叫“10号”，烈士陵园叫“9号半”等等。甚至连那儿的每一片树林、每一堆土丘、每个池塘、每一块凹地，都是用各种各样的“号”取而代之。于是，本来就枯燥无味的生活再被这些枯燥无味的代号连缀起来后，便愈发显得桔燥无味了！
然而，从1958年到1970年，在这漫长而艰难的12个年头里，这支英雄的火箭部队毕竟挺过来了，而且用他们的智慧与辛劳，将这片“死亡之海”变成了中国走向空间的第一个名副其实的“起飞港”。
1970年4月1日这天，对沉寂了多年的酒泉发射基地来说，无疑是一个充满了新意与刺激的大好日子：从北京出发的载有“长征一号”火箭和“东方红一号”卫星的专运列车，经4天4夜的长途跋涉后，将于今天抵达发射场。
这个日子对酒泉发射基地的司令员李福泽来说，自然同样是一个充满了新意与刺激的大好日子。据李福泽多年后在北京回忆说，这一天他起得很早，火箭和卫星即将抵达发射场的消息，头天晚上他就知道了，一钻出被窝的他，便感到仿佛有一股生命的活力在体内和心中旁若无顾地鼓胀着，游荡着。一向不好任何修饰的他，这天依然不做任何修饰，只草草抹了一把脸，连胡子也懒得刮，便大衣一披，径自驱车出门，前去车站迎接专列的到来。
李福泽最大的嗜好是抽烟、喝酒。即便在极其艰难的日子里，6元钱一条的“中华”牌香烟，他每月都要抽上7条，一支不少；酒也同样是要喝的--1960年没酒喝时，他竟然用酒精兑水，也照喝不误。
当然，当了火箭司令后的李福泽，抽烟、喝酒已不仅是一种生理上的满足和精神的需要，而上升为工作中的一种外交艺术。1980年，按基地党委的分工，他负责分管苏联专家的接待工作。因此，每当周末或者平常碰上机遇，他总是提着酒瓶，捧着花生米，找苏联专家一起喝酒。等对方喝得迷迷糊糊了，人称“醉不倒”的他便开始向苏联专家问这问那，一一“请教”--问的问题全与导弹和导弹发射有关。这时候，迷糊中的苏联专家总是有问就有答，而且回答问题比平常任何时候都慷慨大方，全面深透。于是，喝酒，居然成了他一大重要使命和特殊的工作内容。
但对苏联专家们本人，他又绝对是真诚的。而且，为了在生活和精神两方面都照顾好他们，他可谓用心良苦，费尽脑汁--
苏联专家不爱吃冷冻肉，偏爱吃新鲜的牛犊肉，他便特意跑到副总参谋长罗瑞卿那里，软磨硬缠，要了一架从战场上缴获来的美国飞机，从兰州、西安、北京、广州、海南岛运货，每周往返一次，送到专家餐厅。
苏联专家对中国饭菜不习惯，他一头跑到北京市长家里，想从大饭店里要两名西餐厨师。可当时，找个西餐厨师比找个干部还难。市长说：“北京还不够呢！”他又找到哈尔滨市委书记，凭着老战友的面子，硬是'抠'来了四名西餐厨师。
苏联专家反映；戈壁滩文化生活太枯燥，没有电影、没有戏看，也没有舞会……他硬着头皮召集文工团的姑娘们紧急动员。姑娘们大喊大叫地反对，他耐心劝导：“这是政治任务！为了让苏联专家早日帮我们搞出火箭，你们就受点委屈吧！”
从此，蹦蹦嚓嚓，蹦蹦嚓嚓的舞曲，萦绕在大漠深处……面对基地的全体火箭将士，他更是倾尽全力，投以十倍的爱护与关心。
1962年底，李福泽担任了基地第二任司令员。上任后的李福泽把每次发射都当作一次真正的战斗。尤其是“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在1970年左右将在基地发射的任务下达后，他更是深深感到了自己肩上担子的份量。发射场是火箭、卫星进入茫茫宇宙前在陆上的最后一个停泊地，它的好坏对一次发射的成功与否往往起着直接的决定作用。因此，为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如期发射，基地于1965年起，开始重新建造可以发射多级火箭和人造地球卫星的发射场。
与此同时，基地于1966年底还接受了卫星地面跟踪观测台、站的总体设计、设备安装、基建和机构组建以及管理使用等任务；各个系统、各个岗位的技术人员到全国各个研究所和对口工厂学习的任务也全部铺开。但“文化大革命”偏偏在这个时候到来了。
1967年1月24日，中央军委专门对酒泉基地下达了关于“不搞四大，坚持正面教育”的指示。接着，中央军委又向全军发布了“关于军队开展文化大革命的八条命令”。于是，基地广大将士坚决拥护军委的这一命令，基地党委一班人更加团结一致，抵制了各种干扰，保持了部队的稳定和正常指挥，维护了试验任务和各项工作的正常秩序。
1969年3月18日，任新民总设计师率队随合练使用的火箭一起来到了发射场，于是从4月8日起，基地与航天部试验队进行了80多天的合练工作。通过这次合练，既很好地完成了火箭与发射系统的协调工作，同时，对发射指挥员和操纵人员也是个很好的锻炼。
同年8月27日，第一枚供预期飞行试验用的两级火箭竖在了55米高的发射架上。当时，国际形势十分紧张，火箭刚刚竖起的当天，便惊动了美国和苏联。与此同时，一直紧紧注视着中国“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发射动态的日本，也高度紧张地瞪大了眼睛。
9月初，火箭开始通电，进行垂直测试。但出厂前测试时还好好的陀螺仪表突然一下子乱了套，无论怎样查来查去，就是找不到问题的根源，一眨眼20天过去了，毛病还是查不出来，只好报告北京请求解决。
9月26日深夜，钱学森赶到了发射现场，亲自观看在真空箱中复现故障的试验。看着看着，钱学森突然笑了起来：“嘿！同志们，是没有憋住气呢！”原来，是火箭试车后，在加强仪表刚度时，设计人员忙中出错，不小心顺手将系统出口处的“定压活门”给撤掉了。
陀螺仪表的问题得以解决后，发射随即转入正常。基地大大小小的导弹，虽然已发射了数十枚，但对这次发射依然十分紧张。因为这是一枚两级火简箭，发射若是成功，“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便可以正式实施发射，或者说发射卫星便有了可靠的前提。而且，从当时的技术准备情况和工作进展速度来看，中国完全有可能赶在日本前面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但如果这次发射一旦失败，那“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计划只得推迟甚至停止，而日本乘机抢先于中国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便会成为可能。因此，不仅基地全体参试人员对此次发射高度重视，国防科委和中央也高度重视，而隔海相望的日本岛国，更是被搞得十二分的紧张--因为中国这次一旦发射成功，日本精心策划的抢在中国之前发射卫星的计划便会泡汤。
临近发射的头一天，即1969年11月15日，为慎重起见，周恩来总理还专门将任新民和几位主要设计人员用专机从发射场接回北京，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听取情况汇报。周恩来听完汇报后，详细询问了发射场的有关情况和可能发生的问题，尔后又和专家们一块蹲在地板上，仔细审阅了航区地图，直到将有关情况与问题一一了解查实清楚后，才让专家们返回发射场。
然而，就在周恩来听取任新民等专家汇报情况的第二天，即11月16日17时45分，当两级火箭点火升空后，因第二级火箭控制系统的程序配电器中途发生故障，从而导致这次发射惨重失败。显然，这是一次最不该失败的失败。如同一场最关键的比赛，在最关键的时刻偏偏输了最关键的一局。这不仅给日本追赶的时间，也引起世界一片哗然。
的确，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始终在发射场的上空聚合著一层厚厚的阴影，这种充满了腥风血雨的发射，又怎能不遇上挫折与风险呢？但中国的航天人并未被这一失败吓倒，他们痛定思痛，总结经验，经反复论证，这次失败的原因是电路的可靠性太差，因此，指挥部决定，再增加一个程序配电器，将二者并联起来，从而提高其可靠性。
但长达两个月的时间毕竟因这次失败给损失了，而这两个半月时间，对争分夺秒想赶在日本之前发射卫星的中国来说，又是何等的重要！邻国日本获悉中国失败的消息后，惊喜之余便是疯狂的追赶。1970年1月30日，第二枚两级火箭又重新坚立在了发射架上。早已争不可待的“东方红一号”卫星下一步能否发射，关键就看这下了。尽管当时正值寒冬季节，戈壁滩上雪风刺人，奇冷无比，但观看发射的人群全都站在空旷的露天里，每颗焦急的心都被即将升空的火箭死死牵引着。一声令下，两级火箭呼啸而起，随着震撼人心的发动机声渐渐消去，火箭越飞越高。这时，人们最担心的是两级火箭能否正常分离？忽然，天空爆出一个火团。待云烟散去，两个黑点清晰可见--两级火箭分离成功！片刻，落区传来喜讯：火箭高精度击中目标。
这次发射成功，众人欣喜若狂，因为盼望已久的“东方红一号”卫星终于可以使用此火箭发射了。
同年2月，国防科委向基地正式下达了执行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任务的预先号令，并确定由基地负责统一指挥卫星的发射试验。基地领导小组随即组织制定了试验方案和试验程序，还下达了安全保密工作的指示和任务命令书。2月4日，“长征一号”合练火箭从北京总装厂出发，几天后到达基地，卫星的发射工作开始进入准备阶段。
但就在这时，对“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到底是采取分两步走还是一步到位的方案，出现了两种不同的意见。双方各有道理，莫衷一是。
然而，就在中国的领导和专家们争议和论证到底采用何种方案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之时，1970年2月11日，日本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大隅号”却滋溜一声上了天！
《美国之音》当天便作了报道。信息很快从国外传到国内，从北京传到戈壁。这对苦苦为之奋斗了12年甚至可以说上千年的中国航天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再沉重不过的打击。本来，飞天的梦想最早源于中国，第一个企图飞天的人也是中国人，因此，最早实现飞天梦想的应该是中国。然而，遗憾的是，这顶桂冠早在1957年便被苏联夺走了，接着美国人又坐上了老二的交椅。就在中国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即将爆发的前夕，即1965年11月26日，法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却一家伙上了天，尽管这颗卫星只有可怜的43公斤，但毕竟是一颗上了天的卫星。由此一来，中国便连老三的位置也被人挤走了。
事实上中国的火箭和卫星在1969年便已准备就绪，并做好了发射的准备，只是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由于某些政客将其当作了争夺权利的政治筹码，才无端拖延了发射计划，致使早已整装待发的“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火箭在清冷的库房里睡了整整一年。可喜的是，“东方红一号”卫星到底采用什么发射方案，很快有了结果。1970年2月25日，国防科委召开常委会，就“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方案问题，进行了反复认真地讨论，最后终于果断做出正式决定：采用直接发射卫星的方案。
“这一天总算到来了！”李福泽收回思绪，抬头望了望隐约可见的、被白雪覆盖的发射架，禁不住长长地哈出一口热气。
小车继续在茫茫戈壁滩上疾驰，许是因为今天心急，车速比平常本来就快的速度还快，不大一会工夫，李福泽的车便驶进了铁道线。
当李福泽走出车门时，火车站上已经有不少人在恭候火箭卫星的到来了。尽管有雪风不时呼呼地刮进站台，但人们依然有说有笑，个个脸上都露着春天般的表情；而一双双睫毛上结着冰霜的眼睛，全都焦急地张望着长长的铁道的远方。
这是一条在中国任何版本的地图上都无法找到的军事铁路，它被保密的封条和戈壁的风沙封冻了近30年。铁路从兰州的清水至酒泉发射场，全长271公里，有15个车站，铁路沿线的所有工作人员，全是军人或军工。可以说，在中国走向太空的历史上，这是一条有着卓越功勋的非凡铁道。
李福泽知道，尽管这条铁路十几年来孤苦伶仃，默默无闻，却也留下了令铁道官兵们引以为荣的故事。那是1966年3月26日，邓小平的专列驶上了这条铁路，当晚抵达东风车站。由于时间太晚，邓小平怕影响基地官兵们休息，便在专列上凑合睡了一夜。第二天，为对长年工作在戈壁滩上的官兵表示慰问，邓小平走下专列乘上吉普，接见了基地官兵和铁管处的员工。但事后不少人反映，因车速太快，没看清邓小平书记的脸，希望能让邓小平再接见一次。邓小平得知后，欣然同意，又于当日重新和基地官兵们见了一面。三个月后，周恩来的专列也路过这里，当专列停靠在一个小站时，周恩来透过车窗看见烈日炎炎下有一个小战士正满脸汗水地在巡道，便让随身工作人员给这小战士送去一个西瓜。这小战士正渴得嘴上冒烟，抱起西瓜一口气便啃了个精光，后来有人告知他这瓜是周总理送的，他后悔没让全连同志都来尝上一口，激动得好几个晚上睡不着觉……面对如此情况，指挥部只好被迫决定：推迟发射！但此决定只能算是向中央的一个建议，这个建议能否成立，还必须报请周恩来总理批准。
于是，这一建议很快通过北京的罗舜初将军向周总理作了报告。周总理接到电话，简单询问了一下情况，同意推迟发射，并强调：“必须把应答机的问题解决好！”
本来就紧张的发射场，陷入了更加紧张的气氛之中。此时此刻的李福泽，再也坐不住了，他站起来，毫无目的地在屋里走了两圈，然后又回到了原来的位置上；兜里的香烟被他掏出来好几次，最后还是塞了回去。
而这时的钱学森，却在离发射塔100余米远的哨位旁来回踱步。不少人后来都回忆说，那天是第一次看见钱学森在发射场踱步，谁都明白他正为故障的问题着急，但又谁都不清楚他心里到底在想什么。所以，谁也不忍心去惊动他，只是站在远处默默地望着他一副焦愁的样子。
幸运的是，事情很快有了结果。经检查，故障的原因不在卫星上，而在地面设备一个松动了的接头上。得知这一结果，钱学森这才停止踱步，对着夜空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9点零5分，指挥员下达了“30分钟准备”的口令。接着，高音喇叭里响起了“全体人员撤离现场”的命令。
也就在这时，奇迹发生了。发射场上空的云层，突然神话般地裂开了一道长廊，并向着火箭即将飞行的东南方向渐渐延伸出去：“长廊”的上空，星儿闪烁，清光明亮，简直像是上帝精心设计出来的一条通向太空的轨道！
望着这神话般的情景，搞气象的人如释重负，其他人员欢呼雀跃。而且，更令人高兴的是，一个振奋人心的喜讯又突然传来：今晚一直坐在电话机旁守候着发射场消息的周恩来总理，当得知应答机的故障排除后十分高兴，于9点15分向发射场全体工作人员发出了亲切的问候与指示：“请转告今晚战斗在发射场上的同志们，大家辛苦了！下一步关键是工作要准确，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一定要把工作做好，争取一次成功！”
很快，“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通过话筒，向各个岗位的参试人员转述了周总理的这一问候和指示。于是，整个发射场和每个点上的高音喇叭，都在响彻着周总理的指示：“不要慌张，不要性急，要沉着，要谨慎！……”这声音在茫茫的夜空中回荡，如一粒粒投放进燥热的戈壁滩上的火种，骤然间点着了每个人的心，从而把发射场那种特有的神圣的气氛，引向了一个空前未有的高潮。
9点34分，站在潜望镜前的“0”号发射指挥员杨桓庄严地下达了命令：“一分钟准备！”
各种地面记录设备开始启动。
当倒时计数器上闪现出“0”字时，杨桓立即下达了“点火”的命令。说时迟，那时快，胡世祥的手指对准“点火”电钮有力一按，一级火箭的4个发动机顿时喷出桔红色的火焰，巨大的气流将发射架底部导流糟中的冰块冲出几百米远。9点35分，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火箭在隆隆的滚动声中徐徐上升。18秒后，火箭开始拐弯，朝着东南方向越飞越快，转瞬便消失在茫茫夜海之中。15分钟后，指挥所的高音喇叭里传出“特大喜讯”：“星箭分离！卫星入轨！”
发射场上顿时沸腾起来，将军与士兵，专家与工人，干部与战士，个个热泪盈眶，相互握手拥抱。欢呼声，祝贺声，口号声，抽泣声，声声响成一片，把一向清冷的戈壁吵了个热火朝天！
北京。中南海。此刻的毛泽东和周恩来正分别守在各自的电话机旁，焦急地等候着发射场随时传来的消息。10点正，周恩来的电话响了。当周恩来迫不及待地拿起电话时，话筒里立即传来罗舜初将军的声音：“总理，运载火箭一、二、三级工作正常，卫星与火箭分离正常，卫星入轨了！而且现在已接收到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声！”
周恩来高兴得一下站了起来，连连说：“好！很好！我马上向毛主席报告！”
说完，周恩来抓起直通毛泽东的电话：“主席！卫星发射成功啦！”
有人后来回忆说，毛泽东听到这个消息后，一下扔掉手中的烟头，高兴得手舞足蹈：“好，太好了！总理，准备庆贺，准备庆贺！”
此刻，各个观测台站已及时捕获了卫星的各种信息，南方四站不断将数据送往酒泉计算中心，并很快计算出了卫星的入轨参数。“东方红一号”卫星绕地球飞行一圈后，再次进入中国的上空，喀什站立即将卫星的轨道参数送到了酒泉计算中心，卫星飞经世界244个城市的时间及飞行方向，很快就准确地计算了出来，电传人员仅用了48分钟便向北京发送了全球预报；湖南湘西站将接收到的《东方红》乐曲信号进行录制整理后，当即将录音带用专机送往北京。
4月25日晚6时，新华社受权向全世界宣布：
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卫星运行轨道，距地球最近点439公里，最远点2384公里，轨道平面与地球赤道平面的夹角68．5度，绕地球一周114分钟。卫星重173公斤，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