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友德在哨楼上演示自制土炮。
杨友德介绍翻斗车改装而成的炮车。
杨友德
武汉普通农民
为了反对强制拆迁
他在自己承包的田地里搭建“炮楼”
自制火炮两次打退拆迁队
杨友德：
2009年的时候，湖北省发了一个关于征地补偿的文件，叫做46号，这个46号明确规定我所在的片区，承包地补偿费应该是46800元每亩。
他（村委会）给我一万元一亩，但是跟他有关系的人，钱是死的，他就可以把面积无限扩大。
比方说你一亩田要赔十万元，他就给你填个十亩，你跟他没有关系的人，你一亩就给你一万块钱。
他说一万元封顶，是钱封顶，亩数不封顶，他的猫腻就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一直跟他谈不拢，最后他也不谈了，就强攻。
2月6日攻打一次，5月25日那次最强大，他来的人当中有盾牌、钢管、电棍，再就是各种锹耙的东西。
来的人具体也没有数，一百多人吧，最后在我们的抵抗和110（出警）的情况下他们才撤退，我的房子才幸免于难。
老杨在自家房顶上搭了个木屋当炮楼。
老杨爬上炮楼。
远在部队的儿子无法尽孝
他留下遗书
决心战斗到底
杨友德：
我还写过遗书，跟我的孩子讲，我决不自杀，如果被打死了，不要可怜。
人死了如灯灭，一定得要回我应得的那份钱，这也是我作为一个农民为人的尊严。
我屋里养了两条狗，只要有人进这个院子，两条狗就叫，一叫我们就醒。
我们到了这个年纪，经常爬起来，只有白天才睡得着觉。晚上狗子一叫，我们不开灯（就往后屋跑），路线我们是熟悉的。
东西湖每年强拆死人，是我们这里西边的，报纸上登的清清楚楚。夫妻俩跟拆迁队对抗，泼汽油。
我每看到一例被拆迁者活活被汽油烧死的时候，我心里蛮疼。
我疼是因为两点：第一，这种人选择这种死我不赞成，当然他愿意我不反对，我不赞成这种死法，要采取抗争的手段，底下乱，上面的政策还是好的，这是我跟别人想的不同一点；第二个，像我有这种想法，我宁可被战死，我绝不自杀。
那么，他是强大的队伍，他有很多比我们装备先进的东西，他们一来是几十人，多则一百多人，拿的东西都是很强的，在这种情况下我就要想办法，怎么想，有些东西是法律禁止的，比方说枪炮，这些东西都还是买的到，你买的到不等你用，你就去坐三年牢吧，那就用鞭炮吧。
一开始还是把一箱整个放到斗车里面，这是第一步。这一步又吃了亏，我们要从失败中研究，怎么吃得亏，怎么再来改进。我没有技术上的改进，发射方式的改进。
我原来打炮是没有标准的，现在我能掌握我瞄定的目标左移只有五米。他大部队攻我的时候，起码是一群人，比五米的面积还要大，我要想伤他我早伤他了，但是有一条，还没到极限的时候，我还能忍。
如果我自杀，像我这样一类事情永远不得翻案，我如果那样杀了人，抓到公安局的时候，我还有一张嘴，我还有我的事实。
我死、判刑，那是应该，但是有一条，我愿意将这个事情彻底公布于世，让社会来评判我这个事情。
雨还在没完没了的下，衬着疯长的野草，杨友德的破屋在风雨中显得更加孤单。警察以违禁物品为由将他的炮火收缴大半，他无力反抗。只针对无来头的土匪拆迁队是他的原则，老杨心中有数。
据杨友德介绍，拆迁队出自金泰公司及恒大地产。恒大是当地开发商，而金泰公司由村委会建立，与村委会同在一个院内办公。金泰公司的主要业务包括拆迁和福利两块，拆迁指签署协议、达成补偿条款等围绕征地拆迁产生的事务，而福利指低保发放。简言之，当地村民所有与钱和政府相关事项均通过金泰公司完成。
杨友德在哨楼上演示自制土炮。
杨友德在哨楼上演示自制土炮。
老杨说，自己的做法是迫于无奈。
杨友德在哨楼上演示自制土炮。记者 张朋 摄
杨友德用手推翻斗车改装而成的炮车。记者 张朋 摄
登上8米高的哨楼，25亩地尽收眼底。记者 张朋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