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招收的华工在营地内领饭
从上个世纪初到这个世纪的一百多年里，这些背井离乡的中国劳工也许是当权者手中微不足道的棋子，又或是洋人眼里倔强沉默的“工蚁”，抑或是家人心中那一丝对未来幸福生活的期盼，但其实这些来自他人的印象都不重要的，重要的是他们双手紧握自己的命运，勇敢地走进遥远陌生的西方世界。而我们，既不能去剪齐那遥在异国墓地上的荒草，大约也只好将那些越去越远的荒草记在心底。
1917年春天的威海卫，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毕粹德背着行李默默地站在队伍里，等待登船。此时的他对于将要去的地方、将要做的事是茫然无措的，他也完全没有预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在历史的某处留下重重的痕迹。他心中唯一笃定的是当他再次回到山东老家时，家中一岁的儿子一定长很高了。
然而，当他再次见到来自家乡的人，已经是九十多年后了。此刻，他长眠在法国索姆省博朗古的小村庄里，墓碑上刻着“编号97237，卒于1919年9月27日”。与他同眠在此地的还有十四个中国人：黄子春，昌乐人；王兆祥，曹县人；李福臣，昌乐人；闫宝同，沾化人；安西瑞，沾化人；陈家浩，安丘人；李国佟，青州人；龚春山，湖北人……
比起他们来，来自江苏丹阳的朱桂生显然是幸运的。2002年的春天，他以106岁的高龄在法国拉罗谢尔市仙逝，拉罗谢尔市政府盛赞他是“融入法国社会的典范，拉罗谢尔市民的骄傲。”法国报纸说：“他的辞世标志着一段历史的结束。”
只是在1917那一年，年仅二十岁的朱桂生和毕粹德一样，或许内心充满了对前程的迷茫与焦灼，或许还有对故土的牵挂与留恋，但一定没有预见到自己会亲身参与两次世界大战，并和一个异国女子结成婚姻、生养子嗣，将终生奉献在异国他乡的土地上。
从索姆省到拉罗谢尔，从诺莱特到佛兰德，在欧洲的土地上，异国的野草就这样渐渐地掩埋了这些中国男人的前世今生。
从平民到劳工
1917年的山东还是德国人的地盘，此刻德国人在欧洲战场上和英国人、法国人打得不可开交。在欧洲战场上，以英法为首的协约国一方在德国的步步紧逼下损失惨重，仅仅1916年7月发生的索姆河之战，英军伤亡就达40万人。随着战争的演进，协约国一方面临着严重的人力资源危机。当协议国兵员锐减、劳力奇缺，难以为继之时，英国一位军官提出：“为什么不用中国人？”
为了让更多的欧洲人从工业劳动中解放出来走向前线参战，英国和法国将他们的目光投向中国廉价又丰富的人力资源，希望中国人可以作为工人前往欧洲支援协约国一方的作战。于是，在德国人无暇顾及的远东地盘上，一场大规模的劳工招募运动悄悄拉开。
实际上，早在1915年底，一位名叫陶履德(Truptil)的法国人打着进行农业开发的旗号来到北京，他的真实身份是法国陆军部中校，他此行的真正目的是与北洋政府秘密谈判中国劳工招募事宜。后来，北洋政府与法国达成协议，由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控制的惠民公司专门负责招募及运送华工。与此同时，英国人则利用其在山东威海卫的租借地，并利用教会网络，悄悄地在山东和河北两省招募中国人。
由于北洋政府不愿意得罪德国人，这些招募计划一开始都是半官方的，但是在1917年中国宣布参战后，开始转由中国政府劳工部组织劳工输出。从1916年5月输出第一批劳工开始，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1918年11月，相继有十四万华工远涉重洋，来到战火纷飞的欧洲，开始了他们曲折艰辛的劳工经历。毕粹德和朱桂生只是这十四万中的两个普通人。
当第一批中国劳工到达法国马赛港的时候，法国报纸《L'Excelsoir》在1916年8月22号的头版新闻上这样描述：“这些华工是通过仔细挑选而招来法国。他们大部分来自中国的北方。他们比安南人更加能忍受我们国家的气候。另外，医疗体检报告结果认为绝大部分的华工身体健壮，这对我们国家继续在那儿招工是一个好消息。”可以看出，欧洲人对华工的到来充满了期待。
欧洲人的期待是有理由的。因为，英法两国对华工的选拔非常严格，凡患有眼病、肺结核、性病及牙病者均被拒绝。招募的华工以山东人、湖北人为主，此外还有一部分人来自辽宁、吉林、江苏、湖南、安徽，甚至甘肃。被招募的华工绝大部分来自中国北方，这是因为欧洲人认为：“中国北方人很灵活、聪明、耐心与细心，机智、敏捷又耐劳。”选拔后的华工被集中在威海卫进行简单的军事训练，等待乘船离开中国前往欧洲。从离开中国那一刻起，华工们就面对着生死未卜的命运，死亡的危险如影随行。1917年2月24日，德国潜艇在地中海海域击中运送华工的邮轮，船上543名华工全部葬身大海。
战场上的“工蚁”
当毕粹德和朱桂生与其他的华工到达法国马赛港的那一刻，他们在海上漂浮了三个月的心终于落了地，但这并不是幸福生活的开始，他们甚至来不及舒展因为长途劳顿而疲惫不堪的身体就立刻被送到了前线，在傲慢的欧洲白人眼里，他们只是一群健壮的廉价“工蚁”而已。
先后到达欧洲的14万多华工，其中有万被分配给英军，万人由法国支配，另外还有1万余人则在美国赴欧远征军中服役。编号“97237”的“工蚁”毕粹德被送到欧洲西线战场，负责挖掘壕沟、打扫战场等工作，隶属英国军队管理；而编号“27746”的“工蚁”朱桂生却被送到拉罗谢尔附近从事战地服务，他最初在面粉厂工作，后来被安排运送粮食弹药。
按照最初约定，华工的工作是以工代兵，并不参战，但事实上华工的工作几乎都是处于最前线。在工作安排上，法招华工多被安排到军工企业，受雇于法国的华工由法国军事当局负责。通过分包系统，对劳工有需求的企业开始使用这些人。因此，从布雷斯特到马赛，从里昂到敦刻尔克，不管是在国有兵工厂中还是在冶金、化工、建筑行业的私营企业中，都有华工的身影。
华工有的受雇于重工业企业，例如施奈德公司，有的受雇于汽车公司，例如雷诺公司，还有的被推荐至港口管理部门。而英招华工则几乎全部被投放到前线，挖掘战壕、修筑工事、野战救护、掘埋尸体、清扫地雷、筑路架桥、解运粮草、装卸给养……但凡战争所需，几乎无处不往、无所不为。另一些则替代了被派往法国的英国码头工人和运输工人，这样就使得英国工人能够回到英国从事他们的职业。但无论是在前线还是后方，华工从事的都是最艰苦、最繁重的工作。
在1917年8月中国向德国宣战以后，法方监管下的中国劳工开始在前线挖掘尸体以便于日后把他们埋入军人公墓。许多华工在掘埋尸体或者抬运伤兵的时候，精神遭受刺激，被关进了专门的疯人院。有的华工还向前线运送弹药，另一些人就留在了法国兵和英国兵的战壕中修缮掩体，维护机枪阵地。在1917年法国皮卡第的一场战斗中，英军士兵全部负伤，修缮战壕的华工们就拿着手中的工具冲入阵地与德军搏斗，当援军赶到时，大部分华工已经战死。而根据英国首相乔治(D*id Lloyd George)在*中所作的记述，在加莱(Calais)和敦克尔克(Dunkerque)工作的中国劳工还遭受了空袭，在加莱的一次空袭中有8名中国劳工遇难。
在欧洲战场上，华工们超强的适应能力和吃苦耐劳的精神给西方人留下深刻印象。英国记者韦克菲尔德说：“每一位华工都是顶呱呱的多面手，能忍难忍之苦，工作风雨无阻、冷热不惧…… 善于学习，对英国远征军的各种工作需求，都能应付自如。”
一份来自1918年的英国陆军部报告叙述道：“中国劳工是所有外国劳工中最优秀的……大多数劳工都能熟练地工作或者说能很快掌握工作技能，而且他们一直都在铁路、兵工厂和坦克车间高效率地工作。”法国军队总司令福煦也曾在给法国总理的信中写道：“(华工)是非常好的劳工，他们可以成为最好的士兵，在炮弹的狂射之下他们能保持很好的姿态，毫不退缩。”
然而，华工的付出与回报是不成比例的，尤其在一个没有强大国家支撑的时代，只能任人宰割。按照合同约定，华工的工钱为每天5个法郎(相当于一块多大洋)，每天工作十小时，有周末与节假日，但是到达战场后，扣去伙食费剩下个法郎，再除去住宿费，剩下3个法郎，置装费再除去25生丁，医疗保险除去25生丁，工资缩水一半到个法郎，而当年前线法国士兵每日的薪金为10个法郎。即使1919年的英国议会会议备忘录也不得不承认：“华工比其他有色种族的劳工担当了更大的风险，但是他们甚至连几块小小的军功章也未能得到。”
中国人，中国心
对于中国劳工而言，繁重危险的工作和微薄的工资并不算最难以忍受的，更难以忍受的是来自英法军队不公正的对待以及当地人的歧视。
在英国管理下的华工必须服从严厉甚至是很不人道的纪律。在英国人眼里，华工都是低人一等的苦力和智力发育不完全的儿童，因此他们往往用棍棒加马鞭来督促华工干活。一位管理华工的英国军官直言不讳道：“你对中国佬越好，他们越不买你的帐，因而绝不能善待。”为防止华工逃亡，华工们被禁止拥有平民服装，而且也不得进入咖啡馆和酒吧，甚至禁止使用英国人的厕所。尽管按照合同招募而来的华工是不应该受英国军法约束的，但仍然有不少的华工因为触犯了英国的权威而被军法处死或者遭受残酷的刑罚。无法忍受虐待的华工甚至在营房里挖一个地洞把自己埋进去，直到战后几年后，营地被拆除时，其尸骨才被发现。
而在法国管理下的华工境况并没有那么糟糕，只是在大战结束后，许多合同期未满的华工从法国各地调到法国北部，参加战后重建工作，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管理不善，华工们缺衣少食，工资被拖欠，生活十分艰苦。在遭受了不公平的待遇后，华工们进行了**，甚至暴动，有些地方官员借机指控华工盗劫民房，偷藏私卖军火，滥用武器等，甚至有传闻称，一战后在比利时小镇伊珀尔死去的一个女孩子就是被中国劳工杀死的。
一些报刊也纷纷揭发华工的“罪行”，如在《一个中国人集中营》的作者就写到华工“是天生的懒鬼，法国女人还比他们干活干得多。”作者甚至用了“杀人犯”、“阴险”等字眼来描述他对华工们的仇恨。《北*醒》这份报纸更是露骨地称华工为“黄祸”。
这些充满种族歧视的舆论导向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恐慌，在法国北部地区居住的一位老先生回忆说，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他的母亲告诉他中国人很凶残，都是疯子和野蛮人。由于华工大部分出身于农民，他们的身上不免沾染着各式各样的恶习，在公共场所大声喧哗、随地吐痰，甚至打架斗殴、赌博酗酒，这些恶习也遭到了西方人的诟病和鄙夷。
为了对抗来自西方人的歧视，华工组织了个人进修协会，基督教青年会(YMCA)的成员和留学生们开始在华工中间传道授业，灌输华工养成健康的生活习惯，远离赌博和斗殴的观念。在节假日，华工们会组织运动会，搭戏台唱京剧，或者举办舞会，邀请当地外国居民参加。在经历现代文明的洗礼后，许多华工的面貌焕然一新，一位法国作家曾经描述鲁昂当地的华工言谈举止有如巴黎人到乡下的样子。而当中国人受到英国军官侮辱时，一位华工还击道：“当中国人已是绅士时，英国人还是野蛮人。”
在欧洲人的高人一等的优越感里，华工越来越强烈地希望能拥有一个强大国家支撑，这也激发了他们强烈的国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在1918年，远在欧洲的华工向直隶省由于受洪水灾害而面临饥荒的中国同胞寄去了捐赠钱物。在里昂的华工邰魁义将全部积蓄550法郎捐出，鼓励政府兴国。巴黎和会期间，为了抗议《凡尔赛条约》，正式签字的前一天，留在巴黎的华工和中国留学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抗议活动。
为了给驻法中国代表团施压，山东莱芜牛泉镇上裕村农民，编号97237的华工毕粹德给代表团团长陆征祥邮去一把手枪，告曰“苟签名承诺日本之要求，即以此枪自裁，否则吾辈必置尔于死地。”后来陆征祥挂冠不知去向，接任者顾维钧面对列强疾呼：“如果山东问题得不到公正解决，不仅欧洲会有上万个灵魂在地下哭泣，世界也将不得安宁，因为他们大都来自中国山东。”在各方努力下，最终山东问题得以解决。
从欧洲到中国
按照招募合同约定，华工的合约为五年，当战争结束后，许多华工仍然继续做战场清理工作，包括拆除未爆炸弹等等非常危险的工作。当合约结束，思乡心切的华工大约有11万人选择离开欧洲，回到故土。英招华工的最后一批在1920年4月回国，法招华工也在1922年3月归国完毕。
归国华工中不乏以其所学贡献于国家发展者，如在敦刻尔克钢铁厂工作的劳工在回国后曾立志为中国实业作出贡献，但因政局动荡，最终以失望告终；华工中也不乏为中国革命事业献身者，如在法国加入*的陈彭年，回国后作为*特科成员打入上海法租界巡捕房从事情报工作，后来在长征中牺牲。
而根据留在法国的华工组织旅法华工总会上世纪30年代的一项统计，发现有1万余华工仍留在法国工作生活，成为法国的首批华人。留在法国的华工，一些人幸运地与当地女子结婚，有的留法华工还参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朱桂生就是其中一个幸运者，一战后，他在兰斯定居，与当地法国姑娘巴蒂斯特相爱结婚，婚后育有一子二女。二战发生后，他参加法国军队，再次成为一个无畏的战士。而后，他一直居住在兰斯地区，直到辞世。而另一些人，他们每天只能做两件事：早晨搬着板凳看日出，傍晚搬着板凳看日落，在对故国家人的思念中孤独终老。
关于华工在一战中的伤亡数字，至今也没有一个定论，英法军方疏于统计，当时的中国北洋政府则有意无意地给予夸大。据现有的不完全统计，当年华工曾经奋战的法国下加莱省、索姆省、塞纳滨海省、埃纳省、瓦兹省、孚日省和罗纳河口省等地，共有56处公墓的1791个墓穴葬有华工。毕粹德正是他们中的一位，1919年9月27日，他在排弹的时候牺牲，留给家人的是一枚乔治五世勋章、一个用过的饭盒和勺子，还有他在一战历史上留下的痕迹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