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前壮举
中国历史上有过辉煌的纪录，涌现出许多缔造这些辉煌的历史文化名人，郑和肯定是他们当中最具世界知名度的一个。明朝永乐三年（1405年）6月15日，他率领27800多人，分乘208艘木制帆船，由太仓的刘家港（刘河镇）出发，开始了持续28年之久的七下西洋的壮举。
今年是郑和第一次远航600周年，是一个值得全人类纪念的日子。
因为，他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的纪录，到达了亚洲、非洲30多个国家、地区，航线之长、航程之远、持续时间之久，在当时世界上无人可比。
因为，他的第一次远航，比哥伦布首航美洲早87年，比达·伽马开辟东方新航路早93年，比麦哲伦从美洲航行菲律宾早116年。
更因为，他的船队规模之大、船舶之巨、航海技术之精良，在当时世界上无出其右。郑和的宝船，最长的长44.4丈、宽18丈，排水量14000吨，载重量7000吨，俨然海上的巨无霸。美国学者李碧晔（LouiseLevather）关于郑和的专著《当中国称霸海上》称：一艘44丈的船舶，有448.8-493.5英尺长，一般宝船长度介于390-408英尺之间，宽度介于160-166英尺之间，“这是直至目前为止，世界各地所建造过的最大的木造帆船”。而达·伽马率领的葡萄牙船队只有4艘三桅帆船，85-100英尺长，其中最大的“圣迦布利尔号”载重量才120吨，与郑和的宝船相比，简直是小巫见大巫！
举世公认，郑和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举世无双的辉煌。
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人类与大地母亲》一书中如此赞美郑和下西洋：“15世纪后期在葡萄牙航海设计家的发明之前，这些中国船在世界上是无与伦比的，所到之地的统治者都对之肃然起敬。如果坚持下去的话，中国人的力量能够使中国成为名副其实的全球文明世界的‘中央之国’。他们本应在葡萄牙人之前就占有霍尔木兹海峡，并绕过好望角；他们本应在西班牙人之前就发现并征服美洲的。”
美国历史学家墨菲在《亚洲史》中这样评论郑和下西洋：“如此大力开拓航海技术和远洋探险，在世界范围内来说也是空前的。”
大海之子
《明史·宦官传》开卷第一篇就是郑和的传记，文章第一句话写道：“郑和，云南人，世所谓三保太监者也。”文中并未提及他的先世。人们对他身世的了解，也只是：郑和，本姓马，云南昆阳人，回族，明朝军队攻入云南，郑和被俘，送入燕王（朱棣）府中当了小太监。因在“靖难之役”中有功，被明成祖朱棣提升为内官监太监，并改姓郑。
1913年，有人在云南昆阳发现了郑和父亲马哈只的墓碑，1937年，有人发现了《郑和家谱》，上世纪80年代初，有人发现了《郑和家谱首序》、《塞典赤家谱》，郑和的先世逐渐明朗。专家们经过考证后得出结论：郑和是元朝政治家、中亚布哈拉贵族赛典赤的六世孙。而赛典赤是伊斯兰教创始人穆罕默德的后裔，由阿拉伯迁徙到中亚的布哈拉，再由布哈拉迁徙到中国。郑和本姓马，这个马姓，来源于穆罕默德的译音。
美国《百科全书》的郑和条，如此写道：“15世纪初期的中国将领郑和，几乎于葡萄牙人乘船绕过非洲抵达印度100年前，就率领海军对印度洋作过七次远征。郑和为一名去麦加朝圣过的伊斯兰教徒马哈只之子，约在1371年生于云南省昆明，取名马三保。郑和家自称为一名早期蒙古云南统辖的后代，并是布哈拉国王穆罕默德的后裔。”
中外学者在这一点上是不谋而合的，也是与历史文献记载相一致的。《元史·赛典赤赡思丁传》说：“赛典赤赡思丁，一名乌马尔，回回人，别庵伯尔之裔，其国言赛典赤，犹华言贵族也。”专家解释，“赛典赤”的意思是“尊贵的圣裔”，“赡思丁”的意思是“宗教的太阳”，“乌马尔”的意思是“长寿”，“别庵伯尔”的意思是“领袖”，专指先知穆罕默德的后裔。赛典赤在元朝声名显赫，他后裔的一支，就是很不起眼的昆阳马氏。由于这样的家世，郑和的祖父、父亲都曾到过麦加朝圣，是虔诚的伊斯兰教徒。明成祖朱棣任命郑和领导下西洋，访问印度、阿拉伯、东非各国，这一壮举应该说是很有政治眼光的。
郑和没有辜负明成祖对他的期望，用他的后半生出色地完成了下西洋的任务，海外各国对他的外交活动给予了高度评价，使他在那些国家赢得了至高无上的声誉。
最后一次航行完成，船队正穿越印度洋回归祖国时，62岁的郑和病逝在他的宝船上。按照郑和的遗愿，葬礼根据伊斯兰教的仪式进行。尸体经过清洗，裹上白布，在伊斯兰教徒“阿拉是伟大的”吟诵声中，头朝向麦加，扔入茫茫的大海。这位伟大的航海家，把他最崇敬最热爱的大海作为长眠之地。
确实，他是大海之子，他是属于大海的。
按照他的遗愿，带回南京的只有一双鞋子和一撮头发，葬在南京城外的坟墓里，供后人凭吊。
魂归大海的郑和，成为南洋群岛华人移民心目中的保护神，祭祀他的庙宇———“三宝公庙”，遍及东南亚各国。至今，旅游者依然可以一睹其昔日香火旺盛的风采。
“四夷来朝”
明朝为什么要派船队下西洋？这是一个聚讼纷纭的问题，中外学者有着不同的解读。
上世纪70年代初，拉丁美洲的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理威廉斯访华时，来到上海，访问复旦大学，希望与历史学家讨论有关郑和下西洋的问题，我应邀参与讨论。威廉斯先生本人是历史学家出身，出版了拉丁美洲史专著《从哥伦布到卡斯特罗》，对郑和下西洋有所研究。他把郑和下西洋与达·伽马、哥伦布等欧洲人的航海探险加以比较，并得出结论：当时的中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按照航海的实力，发现“新大陆”的不应该是西班牙人，而应该是中国人。
这似乎是西方学者几乎一致的看法，也是旁观者的客观评价。但是，他们忽略了对郑和下西洋与欧洲“地理大发现”不同的国内背景的分析。达·伽马、哥伦布的航海探险，是为了夺取殖民地，夺取黄金白银，作为资本的原始积累。而在郑和下西洋的明朝初年，中国国内并无这种需求。
那么，明朝为什么要下西洋呢？
用明成祖朱棣的话来说，就是“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显然，政治外交目的是第一位的。《明史·郑和传》说得比较具体：“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且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这后半句“欲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云云，与“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是一个意思，就是为了扩大明朝在海外各国的政治影响，显示天朝大国的富庶与强盛。至于前半句“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迹之”，则纯属内政问题。
此事说来话长，不妨长话短说。惠帝即建文帝，是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长孙朱允?，在位仅4年，就被他的叔父———燕王朱棣发动军事政变，赶下了台，从此下落不明。是焚死？还是逃亡海外？众说纷纭。明成祖朱棣起先怀疑建文帝已经逃亡海外，所以派遣郑和前往海外寻找。后来探明建文帝在云南一带的踪迹，就打消了前往海外探寻的意图。关于这一点，《明史》也记载得很清楚。在郑和下西洋的前期，他确实负有寻找建文帝的秘密使命，但是，在以后的十几年中，这种使命已不复存在，下西洋依然继续进行。可见，“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示中国富强”是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无可怀疑的。
明成祖去世后，继位的明宣宗在宣德五年（1430年）给郑和的“往谕诸番国”的诏书上说：“兹特遣太监郑和、王景弘等赉诏往谕，其各敬顺天道，抚辑人民，以共享太平之福。”这仍然在贯彻先帝的初衷———“宣教化于海外诸番国”。同年，郑和船队途经福建长乐，为了感谢天妃（即妈祖）对航海安全的保佑，特地在长乐南山寺立了一块碑。在碑文中，郑和透露了下西洋的目的：“宣德化而柔远人。”
此后，“海外诸番国”，“际天极地，罔不臣妾……皆捧珍执挚，重译来朝”。不仅与以前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加强了友好往来；而且以前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也纷纷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有些国家不光是派遣使节，甚至国王率领王妃、陪臣前来中国，朝见明朝皇帝。永乐十四年（1416年），郑和完成了第4次下西洋任务，正在准备第5次下西洋时，亚洲、非洲17个国家和地区派遣使节来华朝贡，出现了“诸番臣充斥于廷”的盛况。
各国使节搭乘郑和的船只，纷纷前往中国朝觐明朝皇帝，在下一次下西洋时，郑和又把他们送回各自的国家。这种“四方来朝”的局面，就是明朝皇帝所追求的理想境界。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明朝宫廷宴请各国使节的宴会上，响起了这样的歌声：
四夷率土归王命，都来朝大明。万邦千国皆归正，现帝廷，朝仁对。天陛班列众公卿，齐声歌太平。在歌声里，我们仿佛可以感到，朝廷上下对于下西洋的成功———“四夷来朝”，充满了欢欣鼓舞。
奇迹之谜
郑和下西洋到过哪些地方，在随同郑和出使的马欢所撰《赢涯胜览》、费信所撰《星槎胜览》、巩珍所撰《西洋番国志》以及《郑和航海图》等书中，有着比较明确的记录。它包括东南亚的近邻，印度洋沿岸各国，阿拉伯半岛各国，东非沿岸各国。诸如，越南、柬埔寨、泰国、文莱、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马来西亚、斯里兰卡、马尔代夫、孟加拉、印度、伊朗、也门等均为所到之地。
然而西方学者认为，郑和的船队可能绕过了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了大西洋，也可能到达了澳洲，甚至美洲。由于在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找不到根据，大多数人对此持怀疑或否定的态度。历史研究和自然科学一样，讲究实证，一切凭事实说话。西方学者当然不会信口开河。我们不妨采取探讨的态度来对待这个“奇迹之谜”。
一生研究中国科学技术史的英国科学家李约瑟早就指出，郑和船队中的一些船只绕过了好望角，进入大西洋是完全可能的。墨菲也在《亚洲史》中断言：“（郑和船队）有些船可能远航到了好望角或甚至绕过了它。”我认为，这种可能性是存在的。
至于郑和船队到达了澳洲的说法，也并非无稽之谈。西方学者菲茨杰拉尔德（C.P.Fitzger鄄ald）在其论著中进行了考证。1879年，在澳洲达尔文港附近，当地的人们在一棵两百年的榕树根下，发现了中国道教“三星”之一———寿星的雕像，带有明代的风格。我国文献中也有类似的蛛丝马迹。《星槎胜览》记载，郑和船队的船只曾经到过达尔文港北方的吉里地闷岛（Timor），有人认为就是今日的帝汶岛。另有西方学者指出，《郑和航海图》有一个叫做“哈甫泥”的地方，可能是南极洋的科尔圭兰岛（KerquelandIsland），这表明郑和船队到达了南半球。以上信息说明，郑和船队是否到达澳洲，是一个值得继续探讨的问题，不必急于否定它。
更令人匪夷所思的是，英国学者孟席斯（GavinMenzies）在2002年发表了惊世骇俗的研究结论：郑和的船队比哥伦布早72年到达美洲大陆，比麦哲伦早一个世纪实行了环球航行。接着，他在《1421：中国人发现世界的一年》一书中，全面论证了郑和船队率先发现“新大陆”的观点。他说，在美洲，人们发现了中国古代的盔甲、墓葬，一些村庄的名字带有中文的痕迹。
这些话，听起来似乎有点像天方夜谭。不过，他并非信口开河。孟席斯虽然不是历史学科班出身，只是一名退役的海军军官，但是，他为了研究郑和航海的事迹，到过120多个国家的900多个博物馆收集有关资料。书中附录的几十幅历史地图、历史文物与遗迹的照片，就是其中一部分。这种虔诚的献身科学的态度，令我们这些以研究中国历史为终生事业的人们敬佩。
当然，孟席斯的推论并非无懈可击。我们可以抱着宽容的态度：关于郑和下西洋，还有此一说，使得这个学术问题平添了些许神秘的魅力。
这些“奇迹之谜”，带给我们的迷惘，也许今后还会继续下去。当然，除了“奇迹之谜”带来的迷惘，还有另外一些迷惘，比如，我们怎样来回答西方学者提出的问题：
———同中国过去在科学技术上的某些创新一样，中国的航海成就也未能乘胜加以发扬。征服大海、全球扩张和以海洋为基础的商业革命，就此拱手让给了当时较为贫穷但较少自满的欧洲人；
———当世界的一半已经在中国的掌握之中时，加上一支无敌的海军，如果中国想要的话，另外一半并不难成为中国的势力范围。在欧洲大冒险、大扩张时代来临之前的100年，中国有机会成为世界的殖民强国。但中国没有。
这些是为什么呢？这或许是值得当今每一个中国人深长思之的，也是纪念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给予我们的有益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