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俄罗斯历史学界在当代研究成果中，已不像中苏关系恶化期间公开否定《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对中国的侵略性质，但他们的基本观点和理念就是：因为《尼布楚条约》是不平等的，俄国失去了既有的领土，所以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划定的边界，收复的“失地”自然是理所应当的。也正是在这种理论的影响下，导致部分俄罗斯民众对谈及沙俄侵华的言语是极其反感，也是根本不能理解的！
俄罗斯历史学界是否也应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自16世纪以来俄国对西伯利亚汗国的武力征服；没有哥萨克武装分向黑龙江流域的进犯，中俄两国还会因边界问题在此间发生武装冲突？还有可能签订两国间的《尼布楚条约》？至于《尼布楚条约》签订期间，中国清朝政府军队兵力总数大于沙皇俄国军队数量的问题，对中国学者而言，并不是一个难于理解的问题，那就是中国大批军队前往尼布楚的目的，既是为了讨伐外敌的入侵，同时并愿意就双方争议问题达成一致意见。
时至今日，俄罗斯历史学界的某些学者继续坚持以毛泽东1964年提出的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作为中国对俄罗斯有领土要求的重要根据，其实早在中华民国时期，中国学者对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就曾有大量研究。尽管某些论著的资料并不完整，研究不具有一定的规模，且论述带有一定的偏激色彩，但可以证明这样一个起码的事实，即中国研究沙皇俄国侵华的历史绝非仅在中国共产党人执政时期。
新中国成立前后，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和废除中俄不平等条约的实际行动使中国共产党人深信，在社会主义国家间不可能发生领土问题的争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在革命胜利后一定要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关系，即使发生争论，也可以用相互让步的方法来解决。因此，从解放以前到五十年代有关中国近代史的著作往往不提或者很少提到沙皇俄国曾经大量掠夺中国领土的不愉快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对中俄关系坚持上述看法，首先是将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理想化了，其次是出于对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的尊重。因为中国共产党人认为，中国革命运动是在伟大十月革命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苏联的存在曾经是对他们的莫大鼓舞。他们曾经真诚的相信，紧靠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邻邦，是争取中国革命胜利极为有力的条件。他们愿意与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因而乐于忘记两国人民处于无权时代由两国反动统治者造成的侵略和被侵略的不愉快的关系。”因此在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只出版了两部中俄、中苏关系的著作，而且都是以宣传中苏友好为主题的。
“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两党的原则斗争公开爆发，中国共产党人逐渐意识到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工作中还有一个新的领域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就是沙俄对外侵略扩张的历史，特别是在鸦片战争以来趁火打劫、侵略中国的历史。”也正是在这种认识的指导下，中国开始着手进行中俄关系与沙俄侵华史的研究工作。
为配合1964年中苏两国有关边界问题谈判的进行，自1963年起，以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为主建立起对外称为“中国近代史讨论会”的学术机构，按照中国外交部对苏谈判的需要，研究中俄关系的历史，特别是搜集、整理、分析涉及中俄边界历史的资料。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爆发，研究工作被迫中断。
1972年，中国国务院出版口召开了编写沙俄侵华史座谈会，并为此专门下发了（国发1973年21号）文件，要求组织编写沙俄侵华史。截至到1978年9月，中国“建立了几个研究机构，出版专门著作多种，翻译出版了一批外文资料，发表了100多篇论文。同时，由《历史研究》编辑部、兰州大学发起组织的，有103位代表参加的中俄关系史学科讨论会于1978年9月在兰州召开。这也是中国中俄关系史学科有史以来召开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性学术讨论会。
在兰州会议的推动下，中国制定了中俄关系史研究规划草案，并集中全国各地高校及科研院所的力量，“在加强马克思主义关于国家民族法权等基础理论和大量占有史料的基础上，尽快在规定年限内写出一系列著作。”因此在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中国相继出版的一批有关沙俄侵华的著作，并翻译了大量俄文版的沙皇俄国侵华历史资料。
今天，当我们冷静地分析当年中俄关系史的研究成果，不免会发现某些著作确实带有时代的“烙印”，所突出的仅仅是沙俄侵华，而回避了中俄两国间的其它正常关系。有的著作甚至将两国间的正常贸易往来，文化交流，片面地理解为沙皇俄国对中国进行的经济和文化侵略。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些论着对中俄边界的形成历史阐述是有理有据的。这些研究成果不仅使用了大量中方原始资料，同时还征引了苏方回避使用的大量俄文文献资料与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