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中正纪念堂
对“崇拜”，二十世纪过来的中国人，都不乏“记忆”。前几年现出一幅老照片：1945年秋天，上海南京路、西藏路口大新公司西南面墙上，悬挂起双手拄杖，一身戎装的“蒋主席万岁”布质画像，三四层楼高。画像本身不言而喻：抗战胜利了！租界收复了！蒋委员长来了！三十多年前，“文革”后期，不少中年人见过这幅画像，暗中谈论。边上青年人却不知天高地厚，学“老蒋拄杖”，被老辈人一把拉住，喝道：“不要命啦！”“文革”个人崇拜高潮中，我们年轻人已经朦胧地知道：国民党也一样搞“领袖崇拜”，
二十世纪的中国，一直存在“个人崇拜”现象。海内外中国人，包括上海人、台湾人、香港人，乃至海外华人，概莫能外。行文中，原想把香港从华人“个人崇拜”名单上排除，毕竟是一个半世纪的殖民地，铜像立的是“维多利亚”，官方认同的是“不列颠”。然而记起：1966年，香港“造反派”的崇拜热情并不稍减于内地。再想起来，旧金山、纽约的唐人街，早就竖立“国父铜像”，四邑会馆里至今悬挂中山画像。海外华侨的“爱国心”，强烈依附于“个人崇拜”，他们最早无条件支持孙文，甚至就是中国近代“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在海外，“个人崇拜”是华侨“国族认同”的一部分，这更促人思考。高强度的“个人崇拜”，出现在国民党管辖时代的台湾。初上宝岛，听朋友抛出一个数字：“国府迁台”以后，到处竖立铜像，蒋介石身后，台湾留下了四万多座“蒋公像”。大陆学者闻此，无不诧异，难以置信。难道台湾的“立像运动”甚于大陆之“文革”？朋友说：当然啊，有空去桃园县大溪镇蒋介石铜像纪念公园看看，就相信了。
“个人崇拜”是中国近代社会的一个普遍现象，并不完全是个人权威所致，也不太像是随心所欲。或者说，并非如一般所称的，是出于“帝王意识”，而更像是“体制性行为”。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问题，比一般人认识的要深刻。孙中山生前落魄，权威有限，是在逝去后才被学生们奉为“国父”的。台湾的蒋公铜像建立运动，更是整个党务体系在“戡乱”时期制造出来的，其中必有更深层的历史原因。从这一点看，陈蕴茜博士的《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很值得读。本书追根溯源，上溯至中华民国设政初期，把二十世纪早期的“个人崇拜”，与中华民国的国族建构，与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做关联讨论，有很好的揭示。以上关于“崇拜”和“记忆”的联想，就是受了该书书名的启发。作者细细地清理国民党官方意识形态的老仓库，从档案馆、老报纸、旧杂志，乃至方志、笔记、小说中整理出来的事实，看到二十世纪政治中流行的“个人崇拜”，真的还是由现代政党发动的，而肇端于1924年以后的“国父崇拜”。
对“个人崇拜”的反省，曾经是上世纪八十年代的热门话题，历史学者写了很多文章，归因为“封建主义”、“帝王意识”。反正是另一种“大批判”，论说中的似是而非，并没有得到认真讨论。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难道真的和帝制时代的“帝王崇拜”一样吗？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一味归罪，然后缉凶。学术讨论需要分析源头，排比异同，顺便的时候，才在某种意义上提供一些教训。但是，多年来，真还没有看到一本著作，能够把二十世纪的“个人崇拜”和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出现、意识形态的强化和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联系起来讨论。说实在的，把“文革”中的“个人崇拜”，斥骂为“封建主义”，有现成的意识形态可以凭借，痛快而相对安全；相反，如若从中国近代体制的建立过程来剖析“个人崇拜”，就要面对很多新问题，繁难并不很讨巧。很高兴地看到，手边的这本《崇拜和记忆》，迎难而上，做的是后者。
国民党的“国父崇拜”，曾经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中国人的日常生活。上世纪三十年代出生的父辈们，童年的头皮并不比生于五十年代的我们轻松。课前必诵一百四十五字的《总理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就像我们这一代人至今仍然记得“老三篇”一样。按《崇拜与记忆》的查考，1925年4月，国民党在广州法定了“总理纪念周”，规定“每周之月曜（星期一）日上午九时至十二时”（第193页），举行总理纪念仪式。仪式很完整，包括：“一，全体肃立；二，向总理遗像行三鞠躬礼；三，主席宣读总理遗嘱，全体同时循声宣读；四，向总理遗像俯首默念三分钟；五，演说或政治报告；六，礼成。”（第194页）以“纪念仪式”为名的“政治学习”，执行得很严格，军队、机关、学校、里甲等等人员，都必须参加，缺席三次，以罪论处。总理纪念活动，号令一下，集体操演，整齐划一。还有，每周一的“纪念周”活动，军事化加宗教化，仪式感很强。和基督教会的礼拜相比，耗时三小时，时间更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