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近的社会学、人类学、历史学关于“民族国家”建构理论，认定现代国家的“国族认同”，完全可以不用“英雄崇拜”，抛开路易十四、拿破仑、腓特烈、俾斯麦、华盛顿等“权威人物”，一样也可以凝聚人心，团结民众。事实上，在欧洲和北美各“民族国家”的建立过程中，“国父”的作用，并不像模仿西方“民族国家”体制的中国、土耳其、印度、埃及等国的亚洲人士强调的那么重要。“国族认同”中，“文化认同”远远比“国父认同”更重要。法国“年鉴学派”大师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写过一本介绍法国文化特征的书：《法兰西的特性》（L'IDENTITIE DE LA FRANCE，也可以翻译成《法兰西的身份认同》，商务印书馆，1997年），基本不提“英雄人物”，而是专心考察“日常生活”，写足了法国在人口、地理、历史、宗教、语言、习俗、工艺和食物上的特性。在他看来，法国之所以是法国，不是因为有光荣的拿破仑，而是因为有驰誉欧洲的葡萄酒、乳酪和面包，有优美的法语，精良的手工艺。从二十世纪走出来的中国人，也应该认识到：真正成熟的“国民意识”、“国族认同”，不在于“英雄崇拜”，而是蕴含在“日常生活”的诸多细节中。
在中国，在清末民初的同时代，不是没有人意识到“文化认同”相对于“国族认同”的重要性，也不是没有人反对“英雄崇拜”，比如章太炎。章太炎（1869-1936），清代学术殿军，民国学术开山，投身反清运动，不比孙文晚，1900年就剪了辫子，裁制明服。“中华民国”的国名，正是因着他的《中华民国解》（1905）一文而来的。辛亥后，章太炎被推为“革命文豪”、“民国元勋”。革命前，章太炎大笔如椽，率性而为，甚至猴急得与孙文发生肢体冲突。革命后，章太炎在北京羁押处藐视袁世凯，拒绝高官厚禄，坚持不蜕化为新的权威主义者。正是章太炎，出面抵制蒋介石的“孙中山崇拜”。针对国民党提议把南京城改名为“中山城”，他说：“国家非一人之私，虽一省城亦不应施号以自伐。” “改建共和，称曰民主，尤不应以一人名号，变国家邑之正称。”（《章太炎对改中山城意见》，《申报》1925年3月25日。第362页引）。章太炎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晚年一直试图维护他心目中的“中华民国”理想。或许章太炎赋予“中国”过多的个人色彩，但是他不主张用“英雄崇拜”维系国民，反对把意识形态和政治生活缠在一起。他在《訄书》（1902）中，对古往今来的中国文化之特征，做了深入阐释，为的是将它们细细地融入现代中国。他的国族认同，不是“英雄崇拜”，“权威主义”，而是“文化中国”。
读《崇拜与记忆：孙中山符号的建构与传播》，感受到近年来国内历史学的进步。几十年来，不满意传统教科书说法的学者们，在谋求文、史、哲人文学科的整体突破，以期全面而真实地说明近代中国人的复杂经历。看本书，虽然仍是一种史学本色，但可以察觉出作者有“融会贯通”的学科企图。本书把“孙中山研究”从“中国革命史”和“中国近代史”中打捞出来，摆脱了常套的“民族主义”叙述体系。作者用福柯“权力话语”、格尔兹“文化的解释”和近年来人文学者热衷做的“记忆学说”等理论，把“孙中山”看作一种“符号”，解释它在中国人精神生活中的意义。近年来倡导“后现代”理论的学者，很多不从实际研究入手，仅仅是翻译、介绍，拉扯一些本土事实，不知出处，忽略文本，任意评论，牵强附会的地方很多。批评前人的“权力话语”，自己却先陷入了“想象”和“制造”之中。本书不是这样，作者把“孙中山”从复杂的人物纠葛、事件真伪中解放出来以后，专注于观察“孙中山”如何在中华民国的“记忆和想象”的空间中被建构起来，传播开去。最值得肯定的是，作者并不放弃历史学的基本功，费了大量时间在档案、报刊、杂志、方志、笔记、文集、回忆录中查考有关文献和传说。本书在主题和主旨上，表现了作者对“后现代”和“新历史”的关切。然而，全书的学术根底和写作风格，却完全是历史学传统的笃实考证。在目前阶段，这或许是当今人文学科突破传统，融会新说的较好做法。
关于“崇拜”，萦绕在我们这一代人的心头，忽忽已是三十年了。曾经的“崇拜”，“五〇后”、“六〇后”，带上“七〇后”，“记忆”仍在。再往下数，就不一定了，“八〇后”、“九〇后”、“〇〇后”，他们的偶像，已经转移，如有“英雄崇拜”，那已经是对“娱乐英雄”的追捧。在当今的“崇拜”转折时期，读一读这样一本关于“崇拜”和“记忆”的书，仍然有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