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李敦白这个人，现在的中国年轻人可能知之甚少。但是，对于从那个时代走过来的人来说，他可谓是大名鼎鼎、广为人知，因为他是中共党史上与斯诺、斯特朗、史沫特莱、爱泼斯坦等人齐名的外国人。
20世纪40年代中期，由于历史的机缘，李敦白远涉重洋，从大洋彼岸的美国来到中国，从此终身与之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在中国工作和生活的35年间，亲历了当代中国许多重大的历史事件，是中国共产党早期惟一的外籍党员，也是中共党史上跻身高层核心圈的独一无二的“老外”，与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交往甚密，被毛泽东誉为“优秀的共产主义国际斗士”，被周恩来称为“坚强的国际民主斗士”。他一直致力于帮助中国共产党打开对外交流的窗口，但就是这样一个热爱并献身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事业的外国人，却先后两次含冤入狱达16年之久。他在中国的这段既传奇又大起大落的经历无疑是当代中国的缩影。
若干年之后，回顾自己在中国浮浮沉沉的35年，李敦白依然无怨无悔：“回顾过去，当然有不少事情使我感到遗憾和痛苦。不过，我对那些年代并不后悔，即使包括我在监狱里度过的岁月”，“中国使我有机会真正体验到人生的意义”，“在中国，我找到了自己通向稳定的、实在的、幸福的道路。它从来没有令我失望。”
美国大兵“一念之差”来到中国
李敦白，1921年出生于美国北卡罗莱纳州的查尔斯顿市的一个名门望族，英文姓名是SidneyRittenberg（中译为悉尼·里滕伯格）。他从小就“离经叛道”，17岁时开始参加工会和学生运动，支持黑人解放斗争，19岁就成为一名美国共产党员。1942年，当时还叫里滕伯格的李敦白应征入伍。根据当时美国的有关规定，他入伍以后不得不脱离了党籍。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陆军当局调他去学习日文，这让他十分恐慌。他想，日本肯定会战败，美军可能长期驻扎在那里。而中国是美国的盟国，胜利以后，自己就可以很快回国建设自己的国家。于是，他坚决要求去学习中文，并得到同意。1943年，他被调到斯坦福大学陆军语言学校学习中文。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一念之差”竟改变了他一生的命运，而且在中国一待就是35年。
1945年9月1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一个月，李敦白和他的战友们乘坐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印度东北部的阿萨姆邦起飞，飞越了长约800公里的“驼峰航线”，来到了中国的西南重镇--云南省昆明市。他被分配到昆明美军军法处赔偿损失部担任中文专员，专门负责调查美军在当地的违法行为以及当地的中国人向美国军方索赔的案件。在这里，开明书店的老板给他取了一个地道的中文名字--李敦白，这个名字就是在唐代大诗人李白的名字中间加了个“敦”字，代表正直，而且与“Rittenberg”谐音。
李敦白经办的第一个案件是一个12岁女孩的死亡案。这个案件的受害者名叫李木仙，是黄包车夫李瑞山的女儿，肇事者是一名美国空军上士。案件的原委是这样的：据后来这位美国空军上士在供词中说，他在肇事的前夜借了一辆军用卡车，开到城里去“寻花问柳”，错过了回营地的时间，于是索性灌了两杯烈酒壮胆开车回营地。在经过李木仙家所在的巷子里，李木仙正在踢毽子。这个美军空军上士见状，就想吓唬这个女孩来找点刺激。于是，他把车故意擦着小女孩的身边开过去，没想到把她撞死了，接着迅速逃离了现场。案子发生后，李木仙的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精神崩溃并于一段时间后就去世了。李瑞山通过甲长、保长将索赔的要求送到了美国军部。经过多方交涉，最后赔偿费是26美元，但由于甲长、保长等中间人的盘剥，到李瑞山手上的只有8美元。一条人命只值8美元！这对于崇尚人权高于一切的美国人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这个案件对李敦白触动很大，用他自己的话说，在一定程度上正因为此事他才留在了中国。
李敦白的这份工作，使他有很多机会接触到中国社会不同阶层的人民，渐渐看出国民党当局的腐败和黑暗的统治，更对传说中廉洁并且充满理想的中国共产党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国的社会状况和学好中文，李敦白经常找街头的报童购买中国报刊杂志。这位没有了党籍的美国共产党员，很喜欢阅读中国共产党主办的《新华日报》和《群众》杂志。日子一长，那位报童和他熟悉了，有一次，报童悄悄地问他：“你这么喜欢看共产党的报纸杂志，那你想不想与那些编这些报纸杂志的人见见面呢？”李敦白喜出望外，就随报童去见了当地的两位中共地下党员。几次见面后，地下党员了解了他的经历，就慢慢向他讲解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和八路军、新四军英勇抗战的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