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邓小平同志经过深思熟虑，就解决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争端谈了一系列看法，形成了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性思维（以下简称“战略思维”）。今天，重温他当时的一些谈话和构想，仍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战略思维的形成与内涵
上世纪70年代末，刚刚走上改革开放之路的中国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挑战和周边压力。在此大背景下，邓小平同志认真思索解决国际争端、加强周边安全的新途径，逐步形成了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
1978年，当中国和日本就签订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之际，邓小平同志提出了将钓鱼岛主权争议搁置起来的建议，从而使双方能挪开障碍顺利达成协议。此后几年，又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提出了“共同开发”的想法。如对于钓鱼岛问题，他提出“可否采用共同开发的办法加以解决”，“共同开发的无非是那个岛屿附近的海底石油之类，可以合资经营嘛，共同得利嘛”。谈到南沙群岛争端时，他同样主张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方式来解决。1984年，当中英两国就香港问题达成协议，邓小平同志在多种场合表示：“好多国际争端，解决不好会成为爆发点。我说是不是有些可以采取'一国两制'的办法，有些还可以用'共同开发'的办法。”
由此可见，这一战略思维的重要内涵就是“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所谓“搁置争议”，主要包含既对立又统一的两个层次。首先是原则性层次，即不否认争议的客观存在，坚持在解决争议过程中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这一原则立场；其次是灵活性层次，即承认解决争议的复杂性和困难性，为避免无休止的纷争导致矛盾激化，可先将争议搁置起来，待时机成熟再加以解决。所谓“共同开发”，即在“搁置争议”的基础上合作开发、利益共享、共同发展。
战略思维的成功实践
30多年来，邓小平同志的这一战略思维对中国解决与周边国家的各类争端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从而为发展创造了一个有利的周边环境。
例如，南海争端牵涉到五国六方，颇为错综复杂。中国长期坚持“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耐心细致地做相关各方的工作，终于签署了《南海各方行为宣言》。同时，在南海争端一时难以解决的情况下，中国与越南本着搁置争议、先易后难的精神，签订了《中越陆地边界条约》，使中越陆界成为和平友好的边界。中国和印度也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精神，签署了《关于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使双方能在达成最终解决办法之前维持边界现状，共同推动边界地区的贸易和经济发展。
这一战略思维在中国与中亚、俄罗斯的关系中更是取得突破性成功。苏联解体后，原中苏边界西段变为中国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四国的边界。经过22轮谈判，中俄哈吉塔终于就边境地区加强军事互信和相互裁军签署了协定，体现了搁置争议、加强互信、裁减军力、共同发展的精神。此后，中国与四国在协定的基础上分别展开谈判，短短几年内就解决了数百年积累下来的边界问题。
苏联解体后，中俄双方经谈判解决了除黑瞎子岛以外的前中苏边界东段的全部问题。1999年12月，中俄双方签署协定，决定暂时搁置争议，在一定期限内对该岛进行共同开发。许多人以为，该争议又会无限期“搁置”。但仅仅过了不到五年，中俄双方就最终解决了这一问题，将黑瞎子岛一分为二，西侧一半回归中国。这一事件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第一个经过“搁置”期以后得到彻底解决的争议，是邓小平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取得完全成功的范例。
战略思维的现实意义
今天，中国的国力大为增强，周边环境大大改善。然而，仍有一些势力坚持冷战思维，在周边拉帮结派，试图对中国进行牵制或遏制。特别是，东海和南海的一些争端至今未能解决，往往成为他们鼓吹“中国威胁论”的主要借口。在此形势下，邓小平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仍然是我们处理周边外交、维护周边安全的重要思想武器。
中国的发展需要政治上和谐相处、经济上共同发展、文化上取长补短、安全上互信协作的周边环境。这些年来，根据形势的变化，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解决周边争端的战略思维不断进行与时俱进的创新发展。具体包括：提出“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提出“与邻为善、以邻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提出各种文明、不同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可以“在竞争比较中取长补短，在求同存异中共同发展”；提出“建设一个持久和平、共同繁荣的和谐世界”的目标，等等。所有这些，都源于邓小平的理论体系和战略思维，但又超越和发展了他的理论和思维，为我们处理周边问题提供了更具现实性的理论指导和更加丰富的实践经验。
新形势下，尽管中国周边存在许多争端，但求同存异、维护稳定、促进发展仍是争端各方的共同利益所在。沿着维护共同利益的轨迹循序渐进，经过坚持不懈的努力，争端总是可以找到解决办法的，这是各方维护国家主权与核心利益的最佳选择。相反，若以强权或武力去解决争端，可能一时获利，却会造成几败俱伤的后果，使历史遗留问题更加积重难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