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设在东北的“安东区鸦片专卖署”
日军运送掠夺物资
日军发行的军用手票，这种“废纸”是对华进行经济掠夺的铁证
日本强行占领我国东北，使中华大地充满着愤怒和恐惧。许多中国人认为日本在未来的岁月里还会吞并中国其他的领土，直到把整个中国变成其殖民地。一位满铁公司的研究员说：“我们更需要思考为什么我们良好的愿望……没有传递给中国大众。” 在上海，有人抬着裕仁天皇的画像*，画像的胸部心脏处刺着一把纸做的匕首。中国报纸报道了在朝鲜有人试图刺杀天皇，但子弹击中了另一辆车。10天后，1932年1月18日，5名日本年轻人穿着好战的日莲宗(Nichiren)僧服在上海一条拥挤的街上*，唱着歌庆祝日本在满洲的胜利。激怒的中国人袭击了这5人，并当场打死了其中1人。这些“和尚”其实是日本的特务，是特务组织田中隆吉少佐手下的人。
这名少佐故意挑起事端，期望一个或更多的特务被打死，这样日本就可以“保护”在上海的日本公民为由，进行军事干涉。东京总是喜欢让自己看起来是受害者。此刻，日本海军在黄浦江上停泊着多艘火力强大的战舰以保护日本在这座港口城市的商业利益。没有等待增援部队的到达，日本海军上将派遣了海军陆战队，动员了在上海的3万名日本居民中的数百名流氓和黑社会的暴徒，自称是“浪人”的日本平民也手持手枪、步枪、刀和棒球棒加入进来。很快，驻扎在上海附近的中国十九路军也加入到战斗中来。在裕仁的批准下，9万名日本增援部队迅速进入上海。开始是凌乱的枪击，接着是大炮、军舰上的火炮和日本飞机对上海密集的街道猛烈的轰炸和扫射。上海的一部分被夷为平地，18000名平民被打死，24万人无家可归。西方人士在相对安全的租界的房顶上亲眼看到了这一切。日本占领朝鲜和东北的时候，只有为数很少的西方人士---其中大部分是外交官，目睹了事件的过程。在上海，数以千计的西方人士是日本残忍和滥杀的见证人。记者们常被困在猛烈的枪林弹雨中。欧内斯特·豪泽(Ernest Hauser)写到：“狗和鼠在庆祝它们自己的节日：在一群群狼吞虎咽的野狗下面是难以辨认的尸体。”东京受到强烈的谴责。在伦敦，日本大使吉田茂(Yoshida Shigeru)说日本对上海的进攻是“严重的错误判断”。美国银行家感到悲哀。摩根家族的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称，日本的行动使得向日本提供进一步的贷款成为不可能---无论是通过投资还是银行。3月2日，在战斗了34天后，十九路军开始全面撤退。第二天，日本宣布单方面停火，接下来的是正式停火协议。这是一个经过精心策划的拖延行动，因为日本军队将在1937年夏再大规模地返回此地，完成此次未完成的任务。
20世纪初，西方对中国人的印象是“东亚病夫”，一个无比*、恶习丛生的国家，处在崩溃边缘，一触即倒，就像支在一双小脚上的干瘪老太。许多人认为中国经济早已失血，但这完全不是事实。从一个军阀转到另一个军阀手中的资产与藏在民间的财富相比还是微不足道。对北京连续不断的抢劫使大量宫廷财宝流失，但是这并未影响到其他富豪、大小商人以及地痞流氓黑社会手中的黄金、艺术品及祖传的遗产。因为这些人并不信任银行，中国人以小块金砖的形式非常巧妙地保存财产。在我们以前出版的另一本名为《边缘的老爷们》一书中，我们从古代中国商人阶层的起源，追溯到现在华侨巨富的全球网络。中国历代王朝的统治者以纳贡的形式垄断贸易，除此以外的商业活动都是非法的，被处以极刑。商人永远是被压制和被*的对象，财产被没收、被关入大牢或和家眷一道被流放至中原以外的“蛮夷之地”。结果是中国商人不得不秘密地经营，贿赂地方官员，以求生路。在3000年的历史上，在中国，商业在概念上一直是非法的。直到19世纪末，作为对不断增长的西方影响的让步，为了急需的财政税收，摇摇欲坠的清王朝才允许商人公开经营。因此，根据传统的做法，大量的中国财富仍然是隐藏着的。有一些地方银行网络和当铺，向农民和小商人提供贷款。但在那些条约规定对外开放的口岸城市，如上海、广州、香港的西方银行，不对中国人开放。
